第一篇：“娛樂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轉貼]“娛樂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1399 次點擊個回復

0 次轉到微評 仗義執言 于 2010-10-6 8:06:04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文化散論

波茲曼：“娛樂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 江曉原■ 劉 兵

《童年的消逝》，（美）尼爾·波茲曼著，吳燕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娛樂至死》，（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美）尼爾·波茲曼著，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這幾年我們經常聽到“娛樂至死”的說法，不過許多人在說這四個字時，并不知道這是尼爾·波茲曼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更不知道波茲曼的深刻思想。有些人甚至將這四個字理解為類似“將娛樂進行到底”這樣的意思，那就更離譜了。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娛樂至死》，1992年出版《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構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我最初接觸的是《娛樂至死》，立刻被書中所表達的思想所深深打動。最先打動我的是他關于電視的深刻論述，因為在電視這個問題上我對書中的論述別有會心。

你知道，我已經有7年不看電視了。對此許多人或許會懷疑我不是說謊就是怪誕：你真的不看任何電視節目嗎？我真的不看——新聞聯播、綜藝節目、電視劇、天氣預報乃至許多有我自己出鏡的節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認這是我的怪誕好了。這讓我想起另一個極端：前些時候媒體報導顧曉鳴教授的標題是：《顧曉鳴：家里13臺電視同時開》，而且是24小時一直開著！據說此外還有5臺DVD播放機在播放著各種劇集。他被稱為中國國內“最瘋狂的多媒體體驗者”。

以前我曾接觸到科學哲學家波普爾——他的意義絕不限于科學哲學領域——對當代社會問題的一些見解，包括他對電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最初不甚理解，后來發現背后其實有相當深刻的思考，盡管他在這個問題上未能達到波茲曼那樣的深度。

波茲曼告訴我們，電視是一種洪水猛獸，它將——事實上已經開始——導致人類文明的衰落和滅亡。他認為電視的出現已經極大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意思有點像馬克思說蒸汽機是一種革命力量。波茲曼可能真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了解，例如在《娛樂至死》的參考文獻中，甚至出現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不同于馬克思的是，波茲曼認為電視是一種有害的力量——盡管它也有革命性。

從電視問題切入，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對于人類所面臨的當代文化與科學技術之間的困境，波茲曼有著高度超前的、別出心裁的深刻思考。雖然，他的思考已經打動了許多人，但是考慮到這種思考的重要性，我認為，了解波茲曼思想的人還遠遠不夠多。

■ 確實，“娛樂至死”這個說法，如果沒有明確地與波茲曼的書相聯系的話，是很容易為人們所望文生義地誤解的，而且這樣的誤解在當下又是經常地發生的，并不僅僅限于波茲曼這本書。

你說你閱讀波茲曼首先為他對電視問題的討論所打動，對此我也頗有同感。當時閱讀過《娛樂至死》這本書后，我也是很有沖動，甚至很快就根據當時閱讀的感受，基于波茲曼的觀點，有所發揮地寫了一篇討論我國電視科普有關爭議問題的文章，發在我們編的《我們的科學文化》上。不過，與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體到關于電視問題的討論，讓我觸動更加深刻的，是他作為一位傳播學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方法。

之所以有這樣在閱讀感受上的差異，也許與平常的經歷和背景有關。你知道，我和我們的朋友劉華杰，都在河北大學的新聞傳播系兼職帶研究生，而且，由于近期我們都在關注科學傳播的研究，因而也與不少在國內從事傳播學的研究者們打些交道。但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對于許多國內傳播學研究者的研究風格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更為關注對具體的傳播過程的技術性研究，如一種觀點是通過什么過程傳播的，以及傳播的效果如何，但對于這個觀點本身，如它存在什么問題，為什么要傳播它，傳播它又有什么正面和負面的效果和意義等，就遠不那么有興趣關注了。這樣的研究風格，在涉及到對于科學傳播研究的評價時，就很明顯地反映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當我們這些具有科學哲學、科學史背景的人轉而介入科學傳播研究時，會對于“為什么要傳播”、“傳播什么”的問題更加關注，而且勝過對于傳播手段的關注。

也正因為如此，當讀到波茲曼的這幾本書時，我才會驚嘆，原來標準的傳播學研究者，其實也有人在關心傳播之外的更為本質的問題。當然，在這樣的關心中，他的更多的具體而又深刻的觀點，也就更能打動我們了。

□ 波茲曼思想的超前給我印象極為深刻。他出版《娛樂至死》是1985年，那時還沒有互聯網的大行其道，他還只是視電視為洪水猛獸，但他根據電視推出的有關結論，在互聯網時代卻顯得更為正確。

就中國的情形而言，我們曾長期生活在短缺時代——物資短缺，資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時代的生活培養了一種貪得無厭的心態，這種心態在面對信息問題時就是忘情地、不顧一切地擁抱和謳歌所謂的“信息時代”。出現“家里13臺電視同時開”這樣的場景正是這種心態的典型表現。

可是看看波茲曼是怎么思考的呢？

波茲曼將始作俑者追溯到電報的發明——這真是一個深刻的見解！他引用大衛·梭羅《瓦爾登湖》中的議論：“我們匆匆地建起了從緬因州通往得克薩斯州的磁性電報，但是緬因州和得克薩斯州可能并沒有什么重要的東西需要交流；??我們滿腔熱情地在大西洋下開通隧道，把新舊兩個世界拉近幾個星期，但是到達美國人耳朵里的第一條新聞可能卻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p>

自從有了電報，我們就能將萬里之外的事情迅速報導在本地報紙上，這些事情被稱為“新聞”，而這些所謂的“新聞”通常有兩個特征：

一、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系；

二、你知道了這些事情也不會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動。比如你知道了萬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這既與你在此間的日常生活毫無關系，你也不會去為阿德雷德公主送醫送藥。所以這些所謂的“新聞”，其實你知道了對你沒有任何意義，不知道對你也沒有任何損失。

按照波茲曼的論證，事情早在電報發明的那一天就開始出現了本質變化——從此我們就進入了信息過剩的歲月，進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圍的歲月，而電視和互聯網只是使得這一狀況變本加厲而已。

■ 你說得不錯，像波茲曼這種對待新聞的態度和觀點，確實與人們平常默認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這也正像我在前面剛剛說過的，作為傳播研究者，波茲曼在這里所表現出來的，正是對于“傳播什么”，以及“為什么要傳播某些東西”的關注和質疑，他顯然

并不是像許多傳播研究者那樣對所要傳播的內容毫不關心而只關注傳播的手段和途徑?；蛘哒f，這也是一種反向思考的方式。因為在平常，人們經常會以默認的方式認為現在所流行的新聯傳播模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認為人們見多識廣，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例如，每天一清早，中央電視臺會有“朝聞天下”這樣的新聞節日，但人們卻很少去想，為什么聞天下是重要而且有意義的？為什么人們寧愿去“聞”那些距我們萬里之外其實與我們并無特殊關系的“大事”，卻對發生在我們身邊與我們關系密切的“小事”一無所知？而且，人們也沒有意識到那些所謂“大事”之“大”，或者重要事件之“重要”，恰恰是由傳播者，以及諸多與之相關的人或機構所“建構”出來，而不是由受眾自己自主判斷決定的。

除了這種對于新聞及其傳播的意義的具體質疑之外，其實波茲曼的思考又是頗有歷史意味和哲學意味的。從歷史意義上講，他將人類技術的發展，與這種技術發展在本質上對信息傳播方式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巨大后果聯系起來，并做出了很有道理的歷史分期。對應于這樣的分期，對應于印刷術時代的文化，與隨著技術的“進步”而進入了圖像時代的文化，其本質性的差別就被突出了出來。而其哲學意味，則在于在這樣的分析中，他指出對于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接受信息方式和內容的不同，進而影響人們認識世界和對世界之思考的方式的不同。我覺得，也正是由于這些特點，使得波茲曼的地位，和他的傳播研究的重要性，有別于其他諸多傳播研究者。

□ 這就要涉及《娛樂至死》這個書名的含義了?！皧蕵分了馈痹诓ㄆ澛抢锞烤故鞘裁匆馑寄?？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了波茲曼關于“信息過?！钡乃枷?，但是從“信息過剩”為什么可以引導到“娛樂至死”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實在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我們一直認為“信息”是一種好東西，我們能夠獲得的信息越多，我們的工作就會越有效，我們的生活就會越美好，所以我們熱烈謳歌“信息社會”。這些信息通常就被稱為“新聞”，而我們一直想當然地認同“新聞的生命在于真實”之類的老生常談，以為我們看新聞就是想去了解真實的情況——新聞工作者有義務向我們提供真實的情況。然而實際上，在這類關于“真實”的美麗帷幕背后，卻浮現著“娛樂”那粗俗而猙獰的面目。

新聞界有諺語曰：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航班失事、火車脫軌，死了幾十幾百人，就成為新聞；而無數航班火車安然抵達目的地，為什么就不被報導，不是新聞呢？其實說白了，這是因為我們想從聽聞別人的非正常死亡中獲得娛樂。

也許有人會說，新聞至少還可以起到輿論監督作用吧？比如說揭露貪官污吏？不錯，新聞確實有輿論監督的作用，但這背后仍然有“娛樂”的影子：貪官東窗事發就可以上報，大貪官獲罪可以上頭條，可是還有千千萬萬正常的官員為什么不構成新聞呢？其實說白了，這是因為我們想從聽聞別人的非正常生活中獲得娛樂。

既然我們希望并且可以通過上面這樣的方式獲得娛樂（更不用說通過明星的緋聞八卦獲得娛樂了），那么電視正好大行其道。

電視非常適于娛樂公眾，適于幫助公眾消磨時間，按照波茲曼的看法，這種東西大行其道，就會帶來可怕的后果。這個可怕的后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所預言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所以波茲曼對電視深惡痛絕，他認為自從有了電視，文化的災難就開始了——電視無處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娛樂。

電視其實只是現代化的一個象征物而已，波茲曼擔心的是，由美國電視業所象征的現代文化的娛樂化、平庸化，正在把我們的世界變成一個《美麗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樂”的“反烏托邦”。這才是《娛樂至死》這個書名的真正含義。

■ 你對此書名及其含義的理解，我想也是成立的。確實，我們經常會把像“信息”這樣的東西都看做是越多越豐富越好，這倒有些像我們看待GDP的方式，似乎是在數量上的增加

越大越好一樣。然而，在這種默認的信念的背后，卻有諸多為我們所忽視的嚴重問題。關于新聞的價值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這里也許我可以嘗試適度地唱一點反調。我覺得，波茲曼在利用《美麗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為隱喻，并認為當下正在出現的恰恰是《美麗新世界》的模式，以此來談信息、娛樂和新聞的功能時，似乎有這樣一層意思，即官方的統治者（有意或無意地）利用這種東西來實現某種權力的控制，這也正是在《美麗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這種意義上，我可以同意這樣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像波茲曼以及你對他的分析和贊同，是不是又有一些過于強調精英文化的味道呢？

比如說，普通公眾，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確實有娛樂的需求呢？傳統的精英文化當然有其重要價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種，而且從來也沒有成為唯一的社會文化。即使是在波茲曼所大加贊揚的與印刷術相關聯系的那種文化形態，其實也還是更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讀者和相應文化的擁有者。就此來說，這倒頗有些像歷史學的發展，因為在歷史研究中，確實有著從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歷史轉向關注平民的歷史的轉變過程。

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想：其實老百姓是需要娛樂的，包括現在來自新聞信息的那些原來在歷史上不曾有過卻因技術發展而新出現的娛樂，這本無可厚非，更是應該滿足的（你不是也經常倡導開發科學的娛樂功能嗎？）。娛樂本無罪。問題只是在于，當本應與之并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態隨著技術手段的發展（這又與《技術壟斷》一書的一些主題相關）而被壓抑，使得社會在信息傳播方面變得更加一味的娛樂化，并使這種模式成為對公眾思想的一種控制，以及對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壞，這才會導致許許多多的現實問題。

□ 你的想法我基本同意。其實這恰恰就是波茲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重點討論的問題。

我曾向不少朋友推薦過波茲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其中有一個偷懶的朋友問我：如果我只想讀一本，應該選哪一本？他要偷懶我當然也不想批評他——他的問題是有意義的。我思考之后建議他讀《娛樂至死》。因為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已經將他最重要的思想闡述得相當完備；在《童年的消逝》中這些思想似乎還處在初級階段，而《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則是這些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波茲曼將人類文化分成三種類型：

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續時間是從古代到中世紀，在他心目中，這種文化似乎最令人滿意。

二、“技術統治文化”，大致從16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如今，這種文化已經不太好，但還勉強可以接受。而到了“技術壟斷文化”，則使他痛心疾首深惡痛絕了。在“技術壟斷文化”中，技術是贏家，文化是輸家，所以會出現“文化向技術投降”。

由于信息過剩使我們不得不處在信息垃圾的包圍之中，而這些信息垃圾又時時處處在向我們提供娛樂，或用娛樂來引誘我們，波茲曼認為，這樣的娛樂會毒化（矮化、粗俗化??）我們的文化。波茲曼用了一段別出心裁的比喻來形容“技術壟斷文化”的表現：

禱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認祖歸宗可以用遷移搬家替代；閱讀可以用看電視替代；受約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見影的滿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療替代；政治意識形態可以用受歡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謂痛苦的死亡之謎也可以找到技術來替代。

在波茲曼寫《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的1992年，他認為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進入了“技術壟斷文化”。但是經過18年之后，我想這樣的判斷肯定需要修正了，因為今天已經有更多的國家進入了這種文化。

■ 除了這種在大框架的思路之外，波茲曼在《技術壟斷》這本書中，還研究了諸多的具體問題，表達了一些更具體的觀點。這些也同樣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例如，他對于醫療技術的壟斷，以及電腦技術壟斷的詳細分析。他在論及醫療技術壟斷問題時，其立場和風格與諸多當下國際上醫學人文領域的研究頗為相近，其討論“剖宮產”的部分，甚至與女性主義醫學研究的說法也基本相通。而他對于電腦技術壟斷的分析，也同樣帶有著技術批判理論的前沿意味。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像這樣的技術批判分析，竟然是由一位傳播學研究者做出的，并與傳播問題（當然也可以說是廣義的傳播問題）相聯系，這才更讓人深思。

就具體觀點而言，在波茲曼的《技術壟斷》這本書中，可以說值得摘出引用的說法比比皆是，就算是信手拈來，也足以讓人警醒。例如，他說到“科學的管理”，指出在那樣的“管理”中，認為“主觀性是清晰思想的障礙；不能計量的東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沒有任何價值；公民的事務最好是由專家來指導或管理”，如此等等。僅就這里隨手引出的三條來看，恰恰與三個不同領域中的最新觀念是一致的。

其一，與后現代哲學對于主觀性的重新審視和對其意義的新發掘相一致；其二，與人文立場對于過份強調“計量”的意義與功能的批判（我們以前不是也曾在“學術品味”專欄中就談過有關學術評價中對計量的濫用的問題嗎）相一致；其三，與最新的科學傳播研究和實踐中，開始注意作為專家之對立對象的公眾的知識和公眾意見的重要性的立場相一致。而這些觀點，在波茲曼那里卻早就被化作其新型的傳播學研究（即國內譯為“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中了。

此外還要提到的，是波茲曼的諸多觀點和分析，與他在《技術壟斷》一書中明確地對“唯科學主義”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樣是一脈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種說法也同樣精彩！

我們這里談論波茲曼的“三部曲”，至少那怕是簡略地，也還是應該說說他的那本《童年的消逝》。其實我不太同意你前面對這本書的評價，因為在我看來，那是結合著另一個有意義的主題，即圍繞著“童年”這一歷史（而且是不長的歷史）概念的產生，及其在當代的發展下童年概念又是如何變化消逝，來進行的有趣分析。而且那種分析也同樣很自然地結合到其與另外兩本書有關聯的一些話題中。我覺得，這種學術分析的獨特視角，也是非常令人感興趣和有其特殊價值的。

□ 確實，你對《童年的消逝》的評價更全面。當然他三部曲中的思想也確實有著連續和發展的線索。

波茲曼這三部曲另一個讓我感到興奮的地方，是與我們近年逐漸產生的一個疑問頗有暗合之處，這既也可以算波茲曼的先見之明，也讓我產生了某種欣慰和親切的“吾道不孤”之感。

在北京開第六次科學文化討論會時，有一天晚上我們熱烈討論過一個問題——能不能找到一個有效判據，來判斷今天的科學是否已經發展得太快了？或者說，科學發展從什么時候開始由“適度”變成了“太快”？當然，那天晚上我們未能找到這樣的判據，但是無論如何，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真沒想到，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我們可以找到波茲曼和我們上述問題平行的思路：

前面已經談到，波茲曼將人類文化分成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恰好可以和我們的上述問題大致對應：“工具使用文化”對應于科學發展的“緩慢”時期；“技術統治文化”對應于科學發展從“緩慢”經過“適度”然后開始走向“太快”；“技術壟斷文化”自然就對應于科學發展“太快”的階段了。

這真是有點“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味道了——無論是從傳播學，還是從科學文化、科學哲學、科學史，思考到深處，都會殊途同歸，最終都會到達“科學技術是否發展得太快了”這個問題面前。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某種終極的價值判斷。

■ 是的，“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個說法確實有其道理。以前，我曾對學生這樣說過：通常，一個人總是在某個學科中從事對某個問題的研究，但實際上在什么學科中具體研究什么問題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那個學科只是提供了研究問題的領域和方法手段，所研究的問題也只是一個具體的問題，只是一個思想表達的載體。對于有思想性的研究來說，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研究來表達研究者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和認識。從我們對波茲曼的觀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你說關于“今天的科學發展是不是太快了”這個問題，要尋找判據或者證據，波茲曼的說法當然可以是一種，但也仍然不是唯一的。所謂“適度”或者“太快”，也都是相應于某個標準來說的，而在不同的人那里，這樣的標準顯然又是不一樣的。例如，對于那些唯恐科學發展的慢了的人（盡管這種擔心可以是出于任何原因，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因），我們今天的科學當然是被認為發展的不夠快。而我們會有科學發展過快的感覺，以及波茲曼會從傳播學中也得出類似的結果，那恰恰是因為相對科學的發展和應用，與人文關懷的理想生活標準出現了沖突。

也正是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對波茲曼的著作感興趣的讀者，才不僅限于傳播學的專業領域。我們兩人雖然主要是在科學史、科學哲學領域工作，但也對科學傳播的研究有興趣，因而就這種讀者領域的擴展還不算太典型。但僅就波茲曼著作在中國被廣泛關注和他的著作的熱銷，也恰恰表明了在各個不同學科和領域的研究中，人文立場的相通性——當然，那一定是有思想性的研究才能做到這一點。

附注：

Neil Postman的譯音，國內至少有“波茲曼”和“波斯曼”兩種，本文統一使用“波茲曼”。

第二篇：娛樂至死讀后感

洞穴里的囚徒——由波茲曼《娛樂至死》展開的問題

浙江省新昌中學越新文學社 俞圣杰

令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這是一本寫給電視時代的圖書，但是其所蘊含的道理與關懷在網絡時代也毫不過時。每天，我們打開電視機，打開電腦，那些花邊新聞如洪水般涌入，即使是嚴肅的新聞，也多配以噱頭的標題和血腥的圖片，或干脆用戲說的形式。久而久之，我們習慣了用眼睛來消化所得，我們的感官感受更甚于我們頭腦的追求，而電視這些媒體終將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而使人們失去印刷時代時所具有的品質。我們的文化終將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這是我們大家不想看到的，作者為了把這種不易察覺的文化傷害以及對人自我意識的徹底剝奪表達出來，在本書中一步步地向我們解釋、舉例、引用。

作者一直強調一個觀點“媒介即信息”。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把握了傳播的把柄，就會把握傳播信息的主動權。在書里，波茲曼又有一種更為深入的認識——媒介即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而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因此，媒介就好比是一劑精神鴉片，它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對其產生依賴，當完全上癮后，你明知痛苦與自由的喪失，但卻無法采取任何措施進行補救，因為這劑鴉片已經深入你的靈魂和骨髓了。

波茲曼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我們并不一定是為了看時間而去看表”因為“有部分人只是好奇于表示時間的方式”。當傳媒的作用不僅僅是實用，而只是滿足當代人浮躁的社會心理與挑剔的口味，那么娛樂業就應運而生了。在印刷時代，印刷品的出版與讀者意見的反饋是有時間差的。因此，當我們發現只有報紙與雜志才能達到承載海量信息的功能時，一定程度上變成了讀者去適應印刷品的品味乃至排版要求。這時就需要人們思考，選擇汲取知識，所以在純印刷年代，娛樂對于傳媒的影響很小。

但是，電視時代的到來，宣布了“娛樂”概念的洶涌澎湃也同時到來。電視作為一種新媒體，具有反饋快、形式多、內容大等特點，因此對于觀眾口味的轉變，電視制作部門往往能獲得第一手資料，這除了與信息時代到來有關外，與一個重要指標也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都知道，評價一個電視節目是否受歡迎的指標就是收視率，你只需動動鼠標，就可以知道你的以及其他競爭對手的節目在群眾中的被認可程度。所以這說明了為什么每當一檔節目走紅后，會有無數的跟風者一擁而上，如《非誠勿擾》《中國達人秀》。

而賺取足夠的收視率又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廣告收入的增長。電視臺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廣告，我們常常聽說什么格萊美、《中國好聲音》拍出破紀錄天價廣告費。這樣一來就可以理解電視臺為什么那么熱衷于追求收視率了，雖然收視率本身并不會賺錢，但是它會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收入。所以當經濟命脈也變得商業化時，節目的商業化也不可避免，為了滿足社會浮躁心理帶來的對快餐文化的渴求，電視節目愈來愈往戲說、炒作等方面發展。比如看《非誠勿擾》，看《快樂大本營》，我們張大嘴巴肆元忌憚地笑，但是等節目結束，我們往往是捧著有些酸痛的面頰，然后頭腦空空地再次投入生活斗爭的苦海之中。

如果只是普通老百姓對娛樂文化有瘋狂的追求，這可以理解?？墒牵斠粋€社會的精英階層也傾向于用娛樂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觀點時，我只能用瘋狂二字來表達我內心的感受了。

某次競選失敗，氣急敗壞的尼克松拒絕檢討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妝師大發脾氣，一口咬定該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妝師蓄意破壞……如你所知，這樣的茶余飯后的笑點其含義已經和八卦沒有什么太大區別了。至少，它讓我們在聽說當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競選熱浪中亦不忘為自己特聘“笑話”參謀這樣的新聞時，不再驚詫……“政治”正演變為一種娛樂——盡管劉曉慶的臉、周杰倫的女友等其實無關政治。

但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里，一切都可以成為可能。記住，這不僅僅是玩文字搭配的游戲，是我們的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在消費年代里都心甘情愿地成為了娛樂的附庸。

如果以上我所說的還讓你覺得將信將疑，那么我來舉一個你肯定熟悉的例子：一直都很受歡迎的讓學術與明星聯姻的電視節目《百家講壇》。固然，用電視做文化普及很好，很不錯。但是一旦需要與電視的表現形式相適應，就會慢慢偏離我們初始設定的目標。以《百家講壇》為例，它的確讓我們記住了于丹，記住了錢文忠，他們或許風格迥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戲說形式：戲說三國，戲說明史，戲說紅樓以至戲說《弟子規》。個中引起的爭議，我想大家應該知道很多了。當學術成為了“戲術”，當一個社會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開始向娛樂獻媚，我想這只能引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話來抒發我的心痛：觚不觚，觚哉！觚哉！

柏拉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洞穴理論。他說人類一直被困在一個洞穴中，只能看見被火光投射在墻上的影子，便執著地以為這些影子就是一切?，F代人類也處在一個大洞穴中，只不過這些洞穴是由強大的傳媒、信息網絡構建的，我們只有擁有一件現代的電子產品，才能保證自己還活著，保證娛樂還存在著。在這種可憐的依賴感中，我們還能找到心中最初的童話嗎？

（指導教師：何文魁）

第三篇：娛樂至死 讀后感

《娛樂至死》讀后感

《娛樂至死》這本書的封面就是一個大人牽著一個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腦袋卻被一個電視機所替代，很快我們就能從這本書的封面中解讀到這個時代的趨勢：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從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出發的，然而作者與麥克盧漢的觀點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大環境下，媒體，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正如作者所說的：每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是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公眾的話語方式規范決定了華語的內容。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總是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娛樂真的能致人于死地嗎？開篇的幾行字成了讀完這本書的動力，在看到奧威爾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和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作為一個21世紀的人來說，更認同的是一場滑稽戲的言論。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很多種傳播文化的媒介，從最早的口口相傳到后來的報紙，電視和現在的電腦，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會寫在書中。這種趨于大眾的話題都日漸娛樂方式出現，使人們缺少了思考，談何創造呢。在這個時代里似乎娛樂成為了一種生活狀態甚至是生活目標。這一點印證了作者的說法“其結果是我們成為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同時我覺得我們應該認識到，作者這種觀點是基于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大環境提出的，運用到21世紀的中國似乎剛剛好。人們關心的不再是大會中提出了什么方針和政策，關心的是那些政治家們的花邊新聞和八卦，對他們的辦事能力毫不關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篩選的就在電視節目上播出，新聞和信息鋪天蓋地的向我們大眾運來，只為了提高收視率，真正能讓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內容卻一筆帶過使其無人問津。作者在書中用一種真誠方式來談論這個時代憤青的話題，同時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能在那么早的時候對這種社會現象提出理論系統的研究是難能可貴的。

如作者所說的，這個時代已經不再以記憶力的好壞評論一個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術發明并大規模普及以前，人類處于長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語言是主要的媒介，人們非常看重記憶力，由于沒有書面文字，頭腦必須成為流動的圖書館，文化的傳承是靠口口相傳交流和延續的；印刷術特別是印刷機普及后，人類由口述文明轉化為書寫文明，在由鉛字組成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為文化的重心，思想變得更富抽象性，語言、可解義、邏輯性成為內容的標準，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現；攝影、電報、電視等電子媒介把人類帶到一個電子化的世界，在這種由圖像構成的語境里，事物均以直觀的方式呈現，連貫性和邏輯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變得更加現實和迫切，事物的界限變得隨意而可以分離，就像蘇珊桑塔格說的“碎片式”世界一樣，“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所擔憂的是，電子和圖像革命所產生的后果，由其作為媒介呈現出的世界在我們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們會不自覺接受了新媒介對于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瑣碎、語無倫次變得有意義和合情合理，嚴肅的公眾話語將以娛樂的方式呈現，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關己。

但是我想說的是在電子和網絡發達的今天是作者沒有想到的，電視像是得到應有的報應一樣，網絡里面微博論壇的出現是這種公媒操控人類思想的結束，私媒以他運用人數廣和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茁壯成長，人們開始對身邊的事情發生了思考，去編輯新聞，在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每一個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去發現身邊的事情，去思考，去傳播得到公眾認識的便會成為一個話題引來更多人的思考?？墒撬矫揭彩且话央p刃劍，也有很多人用游戲人生的態度去對待游戲新聞。

總之，這個時代使人變得需要運用在社會大環境下的常識去理解和判別信息。作者的擔憂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來可能會被束置高閣，從文化中會分離出來一種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聞。所以文化不會成為滑稽戲，新聞才是滑稽戲。

吳夢浩婕

第四篇：娛樂至死 讀書筆記

娛樂至死 雜談

10級高本廣電劉惠34號

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給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如果身邊有一本紙質的書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閱讀的E-BOOK。因為，我實在不習慣捧著電腦看書，密密麻麻的文字下來，麻木機械的記下來一些，只感覺頭暈目眩。于是乎，我一時緬懷起印刷時代那些記在紙上的內容，那個時代的卻充滿了文化與思想的氣息。

作為一本媒體文化批評專著，《娛樂至死》的書名很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勢，這里的“娛樂至死”，不是指娛樂到死的勇敢堅決，也非娛樂著死去的生活態度，而是說娛樂終將導致毀滅。配合這個危言聳聽的書名，封面圖也很不俗：端坐在一臺電視機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華美，但無一例外地沒有腦袋。沒錯，這本書靶子對準的就是電視這種媒介，這幅圖告訴人們，這是個電視娛樂時代，人們不需要思考，最終也弄丟了腦袋。

通讀此書，其文字清晰暢達，娓娓道來。雖然開頭很難懂，讀著太理論，不過，后半部分還是很易懂的，邏輯性很強。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書第一章里寫道的那樣：“你讀這本書時，首先，你應當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基本不動。你還必須學會注意書本上的文字的形狀。你必須看穿它們，這樣你才能直接了解這些形狀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僅僅專注于文字的形狀，那么你就是一個讓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讀者，會被人當作傻子。同時你還必須能夠根據語言的語氣去判斷作者對于所寫內容和讀者的態度。”是的，這是一本好書值得我們花精力去閱讀。所以，我會愿意花錢買下這本書，從文字形狀和作者的思想兩方面來細細研讀它，而下面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體人看了這本書，職業自豪感會消減很多，同時警覺和反省頓生，責任感會更強烈。至少我這個學電視新聞出身的人是這樣?！秺蕵分了馈返膶懽鞅尘?，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電視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國，時隔20余年，這本書風向依然精準，與當今信息社會依然契合，雖然書本批判的是電視文化，但是書中的揭示和判斷，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新媒體層出不窮的今天，依然經得起推敲。從這個角度看，波茲曼是個不折不扣的預言家。《娛樂至死》以兩個著名的“反烏托邦“寓言開篇，一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那么，波茲曼要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霸谛畔⒓夹g日益發達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那么，真有預言的那么恐怖嗎？下面我來盤點一下當今流行文化中的關鍵詞匯：從知識爆炸到信息恐慌，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從全民選秀到網絡惡搞，從過把癮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這些詞匯的語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緒化，高尚被戲謔化，嚴肅被無厘頭化，深沉被幼稚化，無聊的東西充滿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也許說，“娛樂至死”可能危言聳聽，但至少是關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警告。

我想英國詩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詩“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用來描述當下我們所處的這種信息環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許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為談資，還可以用來填縱橫字謎，或者參加《開心辭典》這樣的電視娛樂節目。

如果說，電視“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這個看法的卻有些失之絕對，但有幾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電視的技術特點，決定了它無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電視上思考，觀眾在這過程中就沒有東西可看，而觀眾一旦思考，就會錯過接下來如縷不絕的畫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電視更需要表演藝術和化妝術，電視要的不是證明你內心是否誠懇，而是你在鏡頭里看起來誠懇，觀眾說到底不關心你的觀點，而是關心你留給大家的印象。

這么一想，我們就不會對今天超級女聲、我型我秀這類電視選秀節目的紅火和巨大影響力，感到吃驚了。電視選秀，就是純粹的娛樂，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義。要是有人認為那些票數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觀點，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觀點，只是情緒，要不選手支持率怎么隔幾天就會變動一下？

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我們必須著重關注下，新聞又是如何被娛樂化的呢?

按照作者觀點，電視培養了一種叫做“好??現在（接下來）”的世界觀。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這個詞通常用于切換新聞，提醒我們剛剛看到的新聞，和我們將要看到的東西并無關聯。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社會事件，只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接下來”，一切就可以從我們腦海中馬上消失，我們的注意力被牽引著轉向其他的新聞，或者是一系列輕松宜人的廣告。所以，電視觀眾看見的是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嚴肅性的新聞，新聞成了娛樂。

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們習慣了電視這種不連慣性（奇怪的是我們要求書和電影保持口氣上的一致和內容上的連貫，卻對電視沒有這樣的要求。），沒有人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印度洋海嘯、伊拉克戰爭，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聞之后，說一聲“精彩廣告后我們再見”而不適應。我們無法想像，這種情況會對那些過于依賴電視了解這個世界的年輕觀眾，產生怎樣的危害。他們在看電視新聞的時候，會不會比任何其他觀眾群體更覺得，所有關

于殘暴行為和死亡的報道，都和廣告一樣稍縱即逝，不必當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應。當然到今天，這已不只是電視的問題了，新媒體層出不窮，新聞也在日漸娛樂化。在網絡上，準確的文字已經落伍，幼稚和臆語是流行語言；報紙文字總是很短，閱讀者大多有這種感覺，超過一千字的新聞，現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圖片和圖像越來越多；雜志的視覺刺激就更尋常了，很多時候我們挑選一本雜志，只是因為它給了我們美好的視覺享受。

老實說，每當我看到這樣一張報紙：排版樸素，幾無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卻能讓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動，這是多么難得的一種堅持啊。

波茲曼在書本最后憂慮之至：“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p>

面對娛樂對文化的威脅，過于悲觀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決辦法。他認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辦法也許是通過教育，讓年輕人學習解讀文化中的象征，學會疏遠某些信息形式。我們并無必要因作者的上述憂慮而如劍芒在背，畢竟書本寫作的社會背景與我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波茲曼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具有警示性，有極大的借鑒意義?！秺蕵分了馈纷屛覀兠靼祝承┬畔⑿问綄ξ幕怯袣Φ?，應該警惕和遠離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雙刃劍，在信息泛濫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們將被我們所熱愛的東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

第五篇：《娛樂至死》有感

1018016012廣播電視新聞學婁榮

《娛樂至死》讀后感

“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尼爾·波茲曼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娛樂至死》的書。這是一卷了不起的精神財富，對于處于信息爆炸年代，并被極大的信息量沖擊的頭昏腦脹的我們意義至深。

這本書對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進行了探討。當時，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

無論是印刷術還是電視，歸根到底是一種信息傳遞的媒介。馬歇爾·麥克盧漢有一句著名的話語：“媒介即信息。”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把握了傳播的把柄，就會把握傳播信息的主動權。在書里，波茲曼有著更為深入的認識——媒介即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媒介更像是一種慢性毒藥，它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對其產生依賴，當完全上癮后，你明知痛苦與自由的喪失，但卻無法采取任何措施進行補救，因為它已深入你的靈魂和骨髓。

當信息發展到用電視和網絡進行傳播時，我們更多的是在追求什么？緊跟時代的步伐，我們被流行語占據。波茲曼談論到的娛樂媒介都是以電視作為依托的，因為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網絡并沒有像電視成為如此普及的事物。但是，這兩者的信息傳播都是相通的，電視的隱性娛樂化存在也是網絡的一種折射。

電視媒體的盛行，使得人類的思考空間被大幅擠占了，使得人類的思維方式變得扁平和淺層。電視媒體將各種各樣的信息，無論是嚴肅的還是輕松的，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街邊小事，都以娛樂化的方式表現傳達給了受眾。這些信息較之以往，我們從書本、報紙或者其他的媒介中獲得的，更加直觀、簡單、明快，易于理解。人類會很輕易地接受這樣的傳播方式，并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依賴這樣的傳播方式，并將之作為一種生存方式。波茲曼認為這樣娛樂化的生存方式會使得人類變成娛樂至死的物種，這樣的生存方式會帶給人類災難。

當人們密切關注奧威爾關于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的時候，在歡笑與興奮的背后，人們忽略了赫胥黎的關于人類社會更為恐懼的預言，他說人們是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很多人會對這樣的宣判不以為然，因為大多數人感到現在的我們是幸福的，生活是很迅捷與便利的，我們可以坐在家里遨游世界，我們的大腦可以更快地被四面八方的消息填充，我們可以實現“坐一隅而觀天下”的絕妙優勢。然而，我們都不知道，正是這汪洋如海的信息，我們會變得被動和自私。

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有大一部分人都沉溺在虛假的”娛樂至死“中不愿醒來，但還是有人能夠直面現實，認識到先前所見的一切不過是木偶的影子，毅然走出

洞穴，奔向自由。剛走出洞穴的這些人不禁頭暈眼花，開始，他們不敢直接正眼看光明的世界，漸漸地，他們可以直接看、仔細看清陽光下的一些，最后，他們甚至可以直接看清陽光的源頭——太陽。

波茲曼在書的最后提出了改變“娛樂至死”的狀況的方法，那就是我們的教育和學校。我們的教育和學校要幫助年輕人解讀文化中的象征，幫助他們學會疏遠某些信息形式。這一點我非常贊同，教育讓我們跟一般的受眾不同，我們能用自己的知識和頭腦在泛濫的信息里尋找真理和真相，而不是一味地沉溺在感官的娛樂里。

今天，我們在這里，還是要再次感謝波茲曼這位老人留給我們的一卷精神財富，當我們在察覺即將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時，就該多找個途徑去塑造我們這個物種的本來應有的高等面目，我們應是媒介的主宰，而不是讓媒介主宰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