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娛樂至死》讀書筆記1

敲響大眾傳媒娛樂化的警鐘——《娛樂至死》讀書筆記

新聞傳播學院播音班

李琪

2009300930007 前言

奧爾德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預言人們會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人們由于享樂失去自由。我們的文化會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沒有人再去追求真理。

媒介即隱喻

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電視無法表現政治哲學，電視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學是水火不相容的。

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

作者斷言：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鐘表的例子：

鐘表的刻度和計量單位是人們發明的，成為人們理解時間的媒介。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藝與文明》中，他向我們展示了從14世紀開始，鐘表是怎樣使人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約時間的人和現在被拘役于時間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漠視日出日落和季節更替，因為在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權威已經被取代了。確實，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從鐘表被發明以來，人類生活中便沒有了永恒。

伽利略說過，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他這樣說只是打個比方。大自然自己不會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大腦也不會說話。我們關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對話，是用任何一種我們覺得便利的“語言”進行的。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并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

娛樂業時代

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后視鏡”思維：認為一種新媒介只是舊媒介的延伸和擴展，如汽車只是速度更快的馬，電燈是功率更大的蠟燭。(這是不對的)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中，這種人犯的錯誤就是完全誤解了電視如何重新定義公眾話語的意義。

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和這個世界保持著交流，但在這個過程中，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我們的問題不在于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于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電視是我們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這是關鍵之處——電視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征，在電視下這種象征仍然統治著一切。就像印刷術曾經控制政治、宗教、商業、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會事務的運行方式一樣，現在電視決定著一切。在法庭、教室、手術室、會議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飛機上，美國人不再彼此交談，他們彼此娛樂。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他們爭論問題不是靠觀點取勝，他們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應和電視廣告。電視傳遞出來的信息不僅僅是“世界是個大舞臺”，而且是“這個舞臺就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

節目《從今以后》的例子：

這是一個看似“不娛樂”的節目，但是若以電視這樣的形式表現各位嘉賓的思維是不可能的。為了使節目進行的更順利，嘉賓們的發言變成了毫無關聯和回應的自言自語。

科佩爾的主持人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觀點，實際上他只是在導演一場表演。最后，大家為這些表演鼓掌，這也是一個好的電視節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說，它需要的是掌聲，而不是反思。

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這就是為什么它的名字叫“電視”的原因所在。人們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圖片，稍縱即逝然而斑斕奪目。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總統選舉的例子：

在當今的所有總統競選中，兩個競選人都會在電視上進行所謂的“辯論”，但這些辯論與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根本無法同日而語，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辯論。每個競選人有五分鐘時間回答諸如“你對中美洲將采取什么政策”這樣的問題，然后他的對手可以作一分鐘的反駁。在這種情況下，復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和邏輯都派不上用場，有時候連句法也被丟到一邊。但這并沒有關系，他們關心的是給觀眾留下印象，而不是給觀眾留下觀點，而這正是電視擅長的。

歐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個詞，他就會成為像奧爾德斯·赫胥黎那樣的先知。他應該這樣寫：除了娛樂業沒有其他行業。(原名：“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沒有哪個行業能像娛樂業)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政治不像體育，一目了然、公正誠實、超越平凡。娛樂業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悅觀眾，它的主要策略是運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娛樂業，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誠實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這樣。

電視廣告是塑造現代政治觀點表達方式的重要工具，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政治競選逐漸采用了電視廣告的形式。

第二，電視廣告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最多產的一種公眾交流手段，美國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電視廣告的哲學。

電視無法告訴我們誰是最佳人選。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所謂“最佳”就是要擅長談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務、洞察各種經濟制度的相互關系，那么電視根本無法讓我們判斷誰比誰強，因為誰強誰弱主要還是取決于“形象”。但這并不是因為政治家們要醉心于表現自己的最佳形象，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好一點呢？如果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討人喜歡，那他一定有問題。但是電視損壞了“形象”的名聲，因為在電視上，政治家們給觀眾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形象，而是觀眾想要的形象。這正是電視廣告對政治話語最大的影響。媒介即隱喻

記得《陰陽師》里有過這樣一句話，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咒。這是一個隱喻。自從有了語言，并將語言作用于萬事萬物，人類感知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那么，自從語言由口頭音節變為可供書寫的文字，人類的思考方式和思想結構也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飛躍。

Believe it or not，我們無法恰如其分地描述這個世界。這并不是在宣揚什么不可知論，人類的確在一步一步探求、接近，并力求用語言還原著真理，然而，相對于流動著的、無窮無盡的、具象而紛繁的客觀真實，語言是蒼白的。大千世界，存在著大片無法由語言駕馭的空白。語言太靜止、太有限，太抽象，它來不及定義早晨八點的太陽，八點零一分的太陽就已經把它取代了。

這些都是普通語義學家告訴我們的。很難說運用語言和文字為媒介進行思考及對話的人類世界，與真實世界相比誰更精妙和復雜。一方面，人類在建構自己的世界的同時，運用生硬的概念和劃分舍棄了太多的現象與意義；另一方面，人類又建構出許多真實世界沒有的概念和意義，它們之間用邏輯穿成一張恢恢的大網。

尼爾?波茲曼無疑是睿智的。在他的名著《娛樂至死里》，在開頭兩章便開宗明義地點出了“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這樣的道理。以口頭語言為媒介的社會誕生不了《論法的精神》，而以鉛字為媒介的社會也誕生不了荷馬史詩。我們創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波茲曼如是說。與其說我們是生活在客觀世界里，還不如說我們是生活在由自身創造的媒介構筑起的強大迷宮里。

那么，以電視為媒介的今天呢？

中國的傳播事業正走在國際化的道路上。從前，中國人曾經錯過了向全球同步直播的王室婚禮、總統競選、世界范圍的募捐，而今天，我們對于信息的渴望則到了無可附加的程度。如果對哥德堡號的直播是因為這艘船在幾百年前就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那么對于埃及金字塔探秘的直播呢？對于泰國國王登基慶典的直播呢？這些大張旗鼓予以直播的事件對于我們來說，又有什么生活中的實際意義呢？恐怕沒有。記得前段時間電視新聞里在報道日本的一起交通事故，播音員煞有介事地說：“有關該起事故的最新消息，我們將在第一時間為您追蹤報道。”他們的求新求快固然令人盛情難卻，可我們實在想不到這則新聞除了做為茶前飯后的談資還有什么別的用途。這些信息零碎、缺乏背景和鋪墊，它們就這樣以極快的速度出現，又以極快的速度被人遺忘。

我想，正是基于這點，波茲曼才會斷言，這是一個被電視娛樂化了的世界。

娛樂至死？

“滾石樂隊”的卡茨說：“新式新聞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合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如果你不嫌煩瑣的話，這就是對于新式新聞的定義。如果中國嚴肅的政治新聞沒有什么代表性，那么就想一想臺灣以及美國的總統大選。政治人物出現在娛樂節目里，已不算什么稀罕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是一個好東西。它如此成功地把聲音和圖像結合起來，并將新聞的時效性和真實性水平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電視的影響力卻不僅限于此。為了和電視競爭，報紙和廣播出現了新的態勢。如果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印刷機統治下的世界里，鉛字影響口語，使得集會中的人們傾向于用復雜冗長的書面語言來進行演講和辯論；那么在這個電視機統治下的世界里，電視要求的口語化反過來影響了書面語。報紙新聞以多圖片的搭配，描述性的語言出現，除此之外它還不得不向深度評論方面另辟蹊徑。而廣播的威力也大大減小了。至于雜志，它更像凝固了的電視，活色生香的圖片是大多數都市雜志的賣點，而精彩的畫面同樣是電視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也許正是電視引導著人們步入一個速食主義的讀圖時代。

然而，這是電視的特性所決定的。報紙可以深刻、書籍可以深刻、電影也可以深刻，惟獨面向最大多數觀眾的電視無法追求絕對的深刻。快速變換的畫面無法讓人靜下心來思考，就算有人真的會思考，電視也將更傾向照顧那些不會思考或不想思考的多數人。收視率就是萬惡之源。暑假里我剛剛寫電視解說詞的時候，有點找不著北。我寫出的東西太書面化，太個人化，太不照顧畫面。在之后的實踐里，我慢慢改掉了這些習慣，甚至可以說是忍痛割愛。但我接受這樣一個邏輯，這就是電視規律。

然而，說這樣的東西一定就是娛樂，那我不敢茍同。電視完全有可能在平實的基礎上追求適度的深邃，如果滿天下的電視節目全是歌舞升平的選秀、明星訪問和冒險挑戰，那這是社會的不幸，也是電視的不幸。而即便如此，電視并非世界的主宰，受眾也并非“魔彈論”所描述的應聲倒地的槍靶，波茲曼在這一點上顯然高估了電視，而低估了受眾的理性。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電視了，看電視有癮，那是在小的時候，在認為娛樂高于一切的年紀。而現在，顯然不是了。另外，今天的我們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電腦和互聯網的后來居上，將打破先前的媒介格局。從另一個角度看，波茲曼關于電視的論述對于電腦來說，也具有同樣的警示意義。

我仍舊相信，人類有追逐娛樂的天性，而人類也有保持理性的良知。最后，我個人對此書的一點理解和感想簡單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是吸取書中精華，理解 “娛樂至死”的含義。

電視媒介對受眾的影響。當許許多多的嚴肅話題都披上了娛樂的外衣并且人們開始習以為常的時候，剩下的就只剩下昏迷的思想、蒙昧的靈魂和追求端咱感官快樂的欲望。最終邁向悲哀的精神死亡。在印刷媒介時代，人們對于信息載體上所呈現文字的認識大多是理性的，思維方式是邏輯性的、意識帶有自我主動判斷性。而電視時代以一種強勢的姿態將這多年積淀成的“優良傳統”瓦解，這種姿態可以理解為一種帶有極強侵略性的溫柔，是 “潤物細無聲”式的“狂轟濫”。電視對應的是直觀感性的認知，這必然減弱一部分人的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能力，很多人在看電視的時候不動腦子，照單全收。于是在這種放縱下，受眾的集體娛樂也就帶來了群體的智力淪喪，過度的毫無節制不分場合的“娛樂”也就成了一種腐蝕。

電視媒介對電視內容的影響。電視的這種娛樂性質也給了受眾一種不嚴肅的刻板印象，導致受眾根本不相信電視內容的真實性。對于像娛樂片一樣，插播音樂的新聞節目，人們觀看的同時并不會把新聞內容太放在心上。比如剛剛播放的一則地震新聞，核威脅的新聞，受眾還沒來得及反映，已經被播音員一句OK,?NOW,引到了另一則可能是哪位公主明星的緋聞上。這好像告訴我們，沒有理由為電視上的不幸哭泣。電視在評論社會嚴肅事件的時候顯得不那么認真和莊重，削弱權威影響力。另外，近幾年很火的通俗化經典，于丹講論語，易中天品三國，這些雖然都把難讀的名著用通俗的語言傳授給受眾，有利于經典的普及，但這種娛樂化的途徑，其實是會削弱經典的力量。第二是辯證的來看待書中的觀點。

首先，波茲曼的理論并不是具有完全的普適性。相對于中國的主流媒體來說，現在的時代，到底是會“娛樂至死”還是“禁錮至死”？。媒體的種種禁忌、顧慮是一座有影無形的制度大山，時時刻刻——或者說有時候是若隱若現式的壓在大眾媒體身上。

其次，我認為《娛樂至死》多多少少有些夸大成分。現在仍然有很多媒體人堅守著理智的眼光和冷靜的態度。他們懂得思考懂得選擇，懂得不能為了博取青睞一味娛樂。中央臺早上《朝聞天下》以及午間《新聞三十分》的新聞報道以及評論等都是站在客觀立場上以冷靜的眼光實現自身的新聞價值，恪守自己的新聞職業原則。

第二篇：《娛樂至死》讀書筆記范文

《娛樂至死》讀書筆記

一、提到的相關書籍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年》、奧維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馬歇爾·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圣經》、卡西爾《人論》、芒福德《技藝與文明》、柏拉圖《第七封信》、弗萊《偉大的符號：圣經與文學》、《以賽亞書》、約翰·史密斯《新英格蘭記》、富蘭克林《本杰明·富蘭克林自傳》、《海灣州圣歌》、《旁觀者》、《閑談者》、斯蒂爾《衛報》、洛克《人類理解論》、蒲柏《荷馬史詩》、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德萊頓《寓言》、托馬斯·潘恩《常識——一個英國人所著》、布爾斯廷《美國人·殖民地經歷》、《美國新聞史》、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苛蒂《美國思想的成長》、《麥加菲讀本》、沃爾特·司條特《湯姆叔叔的小屋》、伯格《在美國的英國旅游者，1836—1860》、馬克·吐溫《馬克·吐溫自傳》、霍夫斯塔特《美國生活中的反理智主義》、《第一個開拓者：殖民地美國的生活》、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伊利亞特》、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辯論》、哈德孫《美國的宗教》、穆勒《自傳和其他作品》、潘恩《理性時代》、佩里·米勒《美國的思想：從大革命到國內戰爭》、愛德·華茲《上帝感化北安普頓數百靈魂之忠實記錄》《信仰的激情》、《廣告的歷史和發展》、亨利·大衛·梭羅《瓦爾登湖》、茨特羅姆《媒體和美國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桑塔格《論攝影》、紐豪《從1839年至今的攝影術的歷史》、薩洛蒙《媒介的互動，認知和學習》《圖像》、喬·麥克吉尼斯《出賣總統》、埃德溫·奧康納《最后的喝彩》、羅森《廣告的慢性自殺效應》、奧維德《愛的藝術》

二、讀書筆錄

1.我們將毀于我們所熱愛的東西！2.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

3.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4.與其說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種表演藝術。5.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擁有能夠娛樂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6.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人類會話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們會話的形式對于要表達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容易表達出來的思想自然會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7.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

8.麥克盧漢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

9.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10.某個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對于這個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1.和語言一樣，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12.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

13.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大自然的產物，而是人類運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14.芒福德向我們展示了從14世紀開始，鐘表是怎樣使人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約時間的人和現在被拘役于時間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漠視日出日落和季節更替，因為在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權威已經被取代了。15.用書面文字記錄哲學觀點，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而是這些觀點的結點。沒有批評，哲學就無法存在，書面文字使思想能夠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續而嚴格的審查，書面形式把語言凝固下來。

16.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的存在。

17.真理，和時間一樣，是人通過他自己發明的交流技術同自己進行對話的產物。

18.我相信，我們也已經達到了一種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媒介決定性的、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在我們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認識論是由電視、而不是鉛字決定的。

19.電視文化中的人們需要一種對于視覺和聽覺都沒有過高要求的“平白語言”，有些時候甚至要通過法律規定這樣的語言。

20.在閱讀的時候，讀者的反應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對印在紙上的句子，讀者看見的是一些冷靜的抽象符號，沒有美感和歸屬感。所以，閱讀從本質上來說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當然也是一項理性的活動。

21.閱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對于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閱讀文字意味著要跟隨一條思路，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讀者要能夠發現謊言，明察作者筆頭流露的迷惑、分清過于籠統的概括，找出濫用邏輯和常識的地方。同時，讀者還要具有評判能力，要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對比，并且能夠舉一反三。為了做到這些，讀者必須和文字保持一定距離，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響的特征所決定的。22.激勵美國人的是一種永無止境的開拓精神。但同時，他們讀書絕不是擺擺樣子。

23.梭羅說過，電報使相關的東西變得無關。而柯勒律治說，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24.電報帶給我們的是支離破碎的時間和被割裂的注意力。電報的主要力量來自它傳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釋信息或分析信息。

25.照片把世界再現為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沒有開始，沒有中間，也沒有結束，就像電報一樣。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一部分。26.當然，玩躲躲貓游戲（一種面孔一隱一現以逗小孩子的游戲）并沒有什么過錯，娛樂本身也沒有過錯。正如有些精神病學家指出的，我們每個人都會筑起自己的空中樓閣，但如果我們想要住在里面，問題就出現了。

27.電視已經贏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種不僅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且決定我們怎樣認識世界的工具。28.神話是一種深深扎根于我們無形意識中的思維方式，這就是電視的方式。我們早已經不會為電視這個機器本身感到驚喜和迷惑。我們不再重復電視給我們帶來的奇跡；我們不再只把電視機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間里；我們不再懷疑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會意識到電視提供給我們的特殊視角；甚至連“電視是如何影響我們的”這個問題也被我們丟到了九霄云外。

29.電子和圖像革命所產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電視呈現出來的世界在我們眼里已經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這種陌生感的喪失是我們適應能力的一種標志，而且我們適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變化程度。我們的文化對于電視認識論的適應非常徹底，我們已經完全接受了電視對于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的東西在我們眼里充滿了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如果我們中的某些人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模式，那么在我們看來，是這些人不合時宜、行為乖張，而絕不是這個時代有什么問題。

30.“后視鏡”思維：認為一種新媒介只是舊媒介的延伸和擴展。這種人犯的錯誤就是完全誤解了電視如何重新定義公眾話語的意義。電視無法延伸或擴展文字文化，相反，電視只能攻擊文字文化。如果說電視是某種東西的延續，那么這種東西只能是19世紀中葉源于電報和攝影術的傳統，而不是15世紀的印刷術。

31.和大腦一樣，每種技術也有自己內在的偏向。32.每種技術都有自己的議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隱喻。33.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種技術可能無法充分發揮其潛能或者只能產生最低限度的社會效應。

34.美國電視全心全意致力于為觀眾提供娛樂。

35.我們的問題不在于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于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36.新聞節目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不是為了教育、反思或凈化靈魂，而且我們還不能過于指責那些把新聞節目作此定位的人。這里沒有陰謀，沒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觀點：“好電視”同用于陳述的語言或其它口頭交流形式無關，重要的是圖像要吸引人。

37.思考無法在電視上得到很好的表現，在思考過程中，觀眾沒有東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藝術，而電視需要的是表演藝術。它需要的掌聲，而不是反思。

38.人們看得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圖片，稍縱即逝然而斑斕奪目。正是電視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39.電視是我們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電視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在法庭、教室、手術室、會議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飛機上，美國人不再彼此交談，他們彼此娛樂。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他們爭論問題不是靠觀點取勝，他們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應和電視廣告。

40.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就像是拳擊比賽，關鍵的問題是“誰擊倒了誰”，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取決于競選人的“風格”——他們的外表如何，他們的眼神如何，他們怎樣微笑，怎樣說俏皮話。由此可見，自由世界的領導人是電視時代的人民選擇的。

41.除了娛樂業沒有其它行業。42.羅伯特·麥克尼爾說，制作新聞節目的奧義是：“越短越好；避免復雜；無需精妙含義；以視覺刺激代替思想；準確的文字已經過時落伍。”

43.假信息并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我并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蒙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的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說過，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于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于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么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么做呢？

44.沃爾特·李普曼在1920年寫過：“無法察覺謊言的社會是沒有自由的。”

45.赫胥黎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銷往，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

46.電視告訴雜志“新聞是一種娛樂”，雜志轉而告訴電視“只有娛樂才是新聞。”

47.電視喜歡一團和氣，有時候沉默是最好的。

48.電視最大的長處是它讓具體的形象進入我們的心理，而不是讓抽象的概念留在我們腦中。49.娛樂業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悅觀眾，它的主要策略是運用技巧。

50.企業開支的重心從產品開發轉向了市場調查。電視廣告把企業從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引向了設法使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意味著企業的業務已經成為一種偽療法，消費者成了信賴心里表演療法的病人。

51.歷史在形象政治中發揮不了重要作用，因為歷史只有對于那些相信過去能夠滋養現在的人才有價值。托馬斯·卡萊爾說：“過去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卡萊爾又說，歷史不僅是一個世界，而且是一個活的世界，虛幻的反而是現時的。

52.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

53.約翰·杜威在《經驗和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于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也許比拼寫課或地理歷史課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換句話說，一個人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學習的方法。54.電視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

55.通過這一系列的研究，我們沒有發現觀看電視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習效果，電視在培養深層次的、具有推論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

56.奧威爾一再強調，不管我們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還是右翼思想，對于我們來說并沒有差別，監獄的大門一樣是堅不可催的，管制一樣是森嚴的，偶像崇拜一樣是深入人心的。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做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

57.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對于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58.如果某種媒介的使用者已經了解了它的危險性，那么這種媒介就不會過于危險。

59.只有深刻而持久的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

60.對于電腦技術的中心命題——我們解決問題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數據不足——沒有人表示過懷疑。直到多年以后，我們發現大量收集和快速檢索的數據大規模的組織和機構確實很有價值，但沒有為大多數普通人解決什么重要問題，它們帶來的問題至少和它們能解決的問題一樣多。61.正如羅蘭·巴特指出的，神話把歷史轉變成自然。62.赫胥黎試圖在《美麗新世界》中告訴我們，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三、觀后感

初次接觸《娛樂至死》這本書出于偶然，并非心甘情愿的去讀，而是為了完成一個任務，一次講課的任務。卻沒想到，對我的影響，如此之深，深到在讀過之后的一年中，無數次被提起，無數次運用，無數次被驗證。原先只是有個電子版的，卻在一年以后，還是忍不住買了這本書，重溫了一遍，經典依舊。

波茲曼說：“我們將毀于我們所熱愛的東西！”也許，我們現在對于壓制強迫我們的東西很敏感，一旦接觸，我們絕不會被他制服。但是，如果我們是笑彎了腰，笑著倒下，我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就像每天上網，就會習慣性的打開QQ，打開空間，看看別人的狀態，面對著我們舒適的世界，面對著我們早已習慣的一切，我們是不是已經被不知不覺的軟化了？是不是已經被不知不覺的被征服了呢? “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 我們討厭被別人指使，被別人壓迫，但如果有一個服務員在前面點頭哈腰，笑容可掬的伸手“請”你走路，又或者做成溫馨的提示牌，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就覺得，走不走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我們把握著主動權，我們為有了那么一點點的權力和被人“捧著”的感覺而沾沾自喜，已經走上了別人給我們指引的道路而不自知呢？

娛樂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是如果我們把娛樂當成了一種習慣，除了娛樂之外一無所有，醉生夢死的話，我們是不是該警醒呢？“媒介沒有偏向”只是我們主觀的愿望而已，任何一個媒體的產生都有它固有的傾向。電視的出現，讓我們習慣了一切以娛樂化的形式呈現，沒有信息，沒有內容，沒有思想。也許我們早該注意到，如果我們把不如意事寫在記事本上或筆記本上，情況可能就不太一樣了。如果寫在筆記本上的話，我們更有可能將它粘貼在空間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而當我們寫在本上的時候我們很難有這種沖動。

商業也因電視模式的占領而轉變了模式。以前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再也不適合現在的情況了，有多少企業，投資于廣告上的資金比投資于產品上的資金多出了不知多少倍，更有甚者為了爭一個央視的王牌廣告而破產。

我感到有了一點點后怕，電視這樣一個媒介已經如此，在《娛樂至死》1985年出版的年代，電腦才剛剛起步，而現在，電腦已經遍及全國各地可以說是每家每戶。對于這樣一個“集地球于一村”的世界，在這樣一個“輕輕點一下鼠標世界盡在眼里”的生活中，在這樣一個別人都在用電腦卻只有少數人真正懂電腦的世界里，會不會有人把電腦當權威或者把電腦當純娛樂而深受其害呢？

有一點我很贊同，認識到問題的存在，那么問題就不會太過危險了。問題是，當我們沉浸于“答案盡在百度之中”滿足感時，我們還會費盡腦力去思考么？

第三篇：娛樂至死 讀書筆記

《娛樂至死》讀書筆記

在這個以娛樂為公眾文化的時代，閱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就顯的尤為重要。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正走入一個泛娛樂化的時代。這種泛娛樂化、泛商業化，所導致的結果，是十分可怕的。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波茲曼所描繪出的文化末日景象著實令人震驚。

我們將一切都轉化為娛樂，漸漸的，娛樂變成了我們精神文化的一切，娛樂變成了公眾文化的代名詞。于是所有的知識傳導、政治新聞、宗教教育為了讓更多人接受，又全都以娛樂的姿態出現。這就是為什么現在電視上各種歷史戲說劇、文化娛樂評論、名著趣味改編充斥著我們的視野。連那些本應該認真嚴肅的學術研究也重新套上娛樂的包裝噱頭推到大家面前。

更為可怕的是，公眾對這種方式欣然接受，一片叫好。大家都期望著能在娛樂中得到這種知識信息，企圖不用經過大腦思考就能有所精神收獲。是電視電腦這種媒介的誕生使得這一切都變的理所當然。殊不知，有很多知識經驗是要靠靜下心來閱讀思考才能得到的。而這靠電視電腦帶來的娛樂是無法做到的。一個大媽坐在電視機前邊剝毛豆邊看易中天講述三國，她完全把這作為一種娛樂消遣，不會去進一步思考這其中折射出了什么。對于她來說，這些頂多作為她和別人聊天的談資罷了。

娛樂至死，就是自娛自樂至死。我們不能只是單方面批評電視臺做的節目沒有營養，千篇一律。是有市場需求才會有這些節目的產生。問題出在我們自己。即使這個時代泛娛樂化、泛商業化了，精神的主動權依舊在我們自己手上。

娛樂至死，是順從還是反抗，全由我們自己決定。

第四篇：娛樂至死 讀書筆記

娛樂至死 雜談

10級高本廣電劉惠34號

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給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如果身邊有一本紙質的書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閱讀的E-BOOK。因為，我實在不習慣捧著電腦看書，密密麻麻的文字下來，麻木機械的記下來一些，只感覺頭暈目眩。于是乎，我一時緬懷起印刷時代那些記在紙上的內容，那個時代的卻充滿了文化與思想的氣息。

作為一本媒體文化批評專著，《娛樂至死》的書名很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勢，這里的“娛樂至死”，不是指娛樂到死的勇敢堅決，也非娛樂著死去的生活態度，而是說娛樂終將導致毀滅。配合這個危言聳聽的書名，封面圖也很不俗：端坐在一臺電視機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華美，但無一例外地沒有腦袋。沒錯，這本書靶子對準的就是電視這種媒介，這幅圖告訴人們，這是個電視娛樂時代，人們不需要思考，最終也弄丟了腦袋。

通讀此書，其文字清晰暢達，娓娓道來。雖然開頭很難懂，讀著太理論，不過，后半部分還是很易懂的，邏輯性很強。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書第一章里寫道的那樣：“你讀這本書時，首先，你應當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基本不動。你還必須學會注意書本上的文字的形狀。你必須看穿它們，這樣你才能直接了解這些形狀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僅僅專注于文字的形狀，那么你就是一個讓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讀者，會被人當作傻子。同時你還必須能夠根據語言的語氣去判斷作者對于所寫內容和讀者的態度。”是的，這是一本好書值得我們花精力去閱讀。所以，我會愿意花錢買下這本書，從文字形狀和作者的思想兩方面來細細研讀它，而下面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體人看了這本書，職業自豪感會消減很多，同時警覺和反省頓生，責任感會更強烈。至少我這個學電視新聞出身的人是這樣。《娛樂至死》的寫作背景，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電視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國，時隔20余年，這本書風向依然精準，與當今信息社會依然契合，雖然書本批判的是電視文化，但是書中的揭示和判斷，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新媒體層出不窮的今天，依然經得起推敲。從這個角度看，波茲曼是個不折不扣的預言家。《娛樂至死》以兩個著名的“反烏托邦“寓言開篇，一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那么，波茲曼要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在信息技術日益發達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那么，真有預言的那么恐怖嗎？下面我來盤點一下當今流行文化中的關鍵詞匯：從知識爆炸到信息恐慌，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從全民選秀到網絡惡搞，從過把癮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這些詞匯的語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緒化，高尚被戲謔化，嚴肅被無厘頭化，深沉被幼稚化，無聊的東西充滿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也許說，“娛樂至死”可能危言聳聽，但至少是關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警告。

我想英國詩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詩“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用來描述當下我們所處的這種信息環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許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為談資，還可以用來填縱橫字謎，或者參加《開心辭典》這樣的電視娛樂節目。

如果說，電視“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這個看法的卻有些失之絕對，但有幾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電視的技術特點，決定了它無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電視上思考，觀眾在這過程中就沒有東西可看，而觀眾一旦思考，就會錯過接下來如縷不絕的畫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電視更需要表演藝術和化妝術，電視要的不是證明你內心是否誠懇，而是你在鏡頭里看起來誠懇，觀眾說到底不關心你的觀點，而是關心你留給大家的印象。

這么一想，我們就不會對今天超級女聲、我型我秀這類電視選秀節目的紅火和巨大影響力，感到吃驚了。電視選秀，就是純粹的娛樂，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義。要是有人認為那些票數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觀點，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觀點，只是情緒，要不選手支持率怎么隔幾天就會變動一下？

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我們必須著重關注下，新聞又是如何被娛樂化的呢?

按照作者觀點，電視培養了一種叫做“好??現在（接下來）”的世界觀。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這個詞通常用于切換新聞，提醒我們剛剛看到的新聞，和我們將要看到的東西并無關聯。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社會事件，只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接下來”，一切就可以從我們腦海中馬上消失，我們的注意力被牽引著轉向其他的新聞，或者是一系列輕松宜人的廣告。所以，電視觀眾看見的是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嚴肅性的新聞，新聞成了娛樂。

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們習慣了電視這種不連慣性（奇怪的是我們要求書和電影保持口氣上的一致和內容上的連貫，卻對電視沒有這樣的要求。），沒有人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印度洋海嘯、伊拉克戰爭，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聞之后，說一聲“精彩廣告后我們再見”而不適應。我們無法想像，這種情況會對那些過于依賴電視了解這個世界的年輕觀眾，產生怎樣的危害。他們在看電視新聞的時候，會不會比任何其他觀眾群體更覺得，所有關

于殘暴行為和死亡的報道，都和廣告一樣稍縱即逝，不必當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應。當然到今天，這已不只是電視的問題了，新媒體層出不窮，新聞也在日漸娛樂化。在網絡上，準確的文字已經落伍，幼稚和臆語是流行語言；報紙文字總是很短，閱讀者大多有這種感覺，超過一千字的新聞，現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圖片和圖像越來越多；雜志的視覺刺激就更尋常了，很多時候我們挑選一本雜志，只是因為它給了我們美好的視覺享受。

老實說，每當我看到這樣一張報紙：排版樸素，幾無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卻能讓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動，這是多么難得的一種堅持啊。

波茲曼在書本最后憂慮之至：“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面對娛樂對文化的威脅，過于悲觀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決辦法。他認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辦法也許是通過教育，讓年輕人學習解讀文化中的象征，學會疏遠某些信息形式。我們并無必要因作者的上述憂慮而如劍芒在背，畢竟書本寫作的社會背景與我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波茲曼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具有警示性，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娛樂至死》讓我們明白，某些信息形式對文化是有殺傷力的，應該警惕和遠離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雙刃劍，在信息泛濫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們將被我們所熱愛的東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

第五篇：最新《娛樂至死》讀書筆記

娛樂至死時代：莫讓文化成為“庸俗的垃圾”

——《娛樂至死》讀書筆記

李歡

開篇想說的。。。

尼爾·波茲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學術理論作家中最會講故事的一個，本人幾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時間便看完了一本經典的新聞傳播學術專著。并非是因為著作的字數不多，而是讀起來異常輕松。當下許多學術研究專著要么過于晦澀，比比皆是的專業詞匯拉遠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要么只是某作者為了完成出書任務，將一堆膚淺的資料堆砌了事。波茲曼則不同，《娛樂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國電視為文本，對電報發明之后電視媒體影響下的人們的思想、認識方式還有大眾文化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娛樂至死”的結論。在《娛樂至死》這本書中，他用樸實直白，而又滿懷幽默睿智的語言將讀者悄然引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人為電視娛樂而瘋狂、而沉淪的時代，如此嚴肅的大眾傳播話題在他的娓娓道來中，深深地抓住了讀者的思想和心智，閱讀的過程如同在聽他講述一個看似有趣的社會文化故事。

總體來說，閱讀時是輕松的，但合上書本之后，你便會發覺淺顯易懂的字里行間隱藏著多么發人深省的社會文化危機，與此同時，一位傳播學者對社會變遷敏銳的洞察力和樸實的警世情懷躍然紙上。

在這里，本人并不想為國外的學者歌功頌德，但僅就對傳播理論的繼承和創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爾·波茲曼來說，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對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開始長篇累牘地抒發個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對波茲曼的人生作一簡單梳理，由此表達本人對這位已經因病逝去的學者一點微不足道的敬意。波茲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紐約，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他一直傾心于將傳播理論研究和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科技的變遷緊密結合起來，最終使得他有一批從社會實踐層面出發的研究專著問世，《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技術的壟斷》等就是其中最為閃耀的幾部。2003年10月，波茲曼因為嚴重肺癌離開人世，當時的美國媒體紛紛對這位在傳媒文化界充當著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評

家給予極高的肯定，遺憾的是，對于傳播學術研究仍處在成長階段的中國來說，國內幾乎沒有任何報道關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的中譯本出版，尼爾·波茲曼才漸漸成為新聞傳播學界膾炙人口的姓名。無論如何，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能由《娛樂至死》聆聽大師的教誨，今天的我們是幸運的。

合上書本，反觀中國今天的大眾傳媒文化，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波茲曼的剖析和警示依舊發人深省。《娛樂至死》成書于1985年，那是一個電視為王，而電腦還未開始大行其道的時代，美國人沉浸在電視這種全新的大眾傳媒帶給他們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會文化和公眾話語的一切幾乎都是圍繞著娛樂展開的。而如今26年之后，當網絡已如當年的電視一樣普及的時候，中國的傳媒文化卻在是否娛樂至死的邊緣搖擺不定。今天再重拾波茲曼娛樂至死的論斷，作為中國的傳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將其內化為對中國當下傳媒現狀的警示預言。

開篇講了這么多，只是想說明兩點；一，波茲曼的著作具有明顯重要的當代價值，我們有必要重讀和思考；二，對于已進入娛樂化時代的中國大眾傳媒文化來說，必須在思考《娛樂至死》中趕快警醒，別讓我們的主流文化成為娛樂化語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學生，本人無法對《娛樂至死》及波茲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統領全篇、高屋建瓴的論述，下面僅就閱讀中幾處頗有感觸的地方聯系實際抒發自己的感想。

一、關于奧威爾和赫胥黎的預言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前言中，就別有用心地為讀者呈上兩則著名的“反烏托邦”預言，一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年》，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1984年》中，奧威爾設想在1984年，人們會完全處于集權主義暴政的統治下，“老大哥”無處不在，監視人們的一舉一動；而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擔憂恰恰與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們將成為壟斷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從而喪失思考和創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給了統治者。

奧維爾所擔心的是“強制禁書的律令”，是極權主義統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憂慮的是我們“失去禁書的理由，因為沒有人還愿意去讀書”，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懼于“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后者害怕“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隨著1984年的到來，美國處處歌舞升平，奧威爾的預言已經落空。波茲曼相信，赫胥黎的預言則可能成為現實，文化將成為一場滑稽戲，等待我們的可能是一個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在那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事實上，赫胥黎和波茲曼并不是特別擔心紛繁冗雜的信息蜂擁而至，因為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勢必導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數量的變化，他們更擔心的是新傳播技術壟斷下的人類世界將會進入“去思考”的狀態。電視媒介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與世界互動的會話方式。變化多端、色彩斑斕的動態畫面給予受眾以極大的視覺刺激，為了保證刺激的持續性，電視畫面必須拋棄如印刷媒體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娛樂性夠強的內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聞在內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都漸漸地趨向于娛樂化，電視里的世界重新定義了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人們在逐漸喪失深度思考的過程中，變得“低智商”，波茲曼擔心一個“無腦化”的公民時代就此來臨。

上述三位學者的擔憂不無道理，不過在本人看來，無論是奧威爾的極權主義預言，還是波茲曼和赫胥黎的娛樂至死之憂慮，與作者身處的現實時代有著極其大的聯系，其視野難免偏頗。奧威爾所處的時代，人們剛剛走出戰爭的陰影，在社會心理上普遍有一種對極權的恐懼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奧威爾的預言便只注重極權主義對信息的控制。而波茲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無用信息像病毒一樣擴散。事實上，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語境被周而復始的娛樂所充斥，而喪失了深層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間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漸被如孩童般幼稚簡單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所代替，那么這個民族將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在劫難逃。

二、“媒介即訊息”和“媒介即隱喻”

《娛樂至死》一書的結構非常簡潔，只有兩篇，第一篇《媒介即隱喻》中，波茲曼詳細闡釋了其關于“媒介即隱喻”的觀點：媒介能夠以一種隱蔽卻強大的暗示力量來“定義現實世界”，其中媒體的形式極其重要，因為特定的形式會偏

好某種特殊的內容，最終會塑造整個文化的特征。

波茲曼“媒介即隱喻”的觀點受到其前輩麥克盧漢的深遠影響。1954年，波茲曼還是一名在讀的研究生，當時的麥克盧漢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訊息”的論斷使波茲曼受到了極大的啟發。麥克盧漢在“媒介即訊息”中指出：和語言一樣，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

回顧媒介的更新換代史，口頭傳播塑造了《荷馬史詩》不可復制的神話，印刷媒介的出現要求人們必須以具象的、嚴謹而富有邏輯的文字材料來進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電視機主宰人們生活的時代，持續不斷的畫面沖擊使人們沒有時間在接受信息后思考問什么和怎么樣等等之類深層次的問題，久而久之，人們變為電視傳播內容的被動接受者，甚至奴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電視機制造的“娛樂至死”的時代里，人們習慣于根據電視構建的“擬態環境”來認知世界和與人交往，電視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重新定義了人們的會話內容，如同波茲曼在書中所舉關于鐘表的實例一般，新媒介對于文化隱蔽但無比強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們的文化和思維被這種構建在技術壟斷上的會話工具所奴役，娛樂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與互聯網時代

提到《娛樂至死》，就不能不談及波茲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與之緊密相關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識到美國文化定義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機，波茲曼才有了娛樂至死的論斷。

所謂“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說特定生理年齡的生命群體不復存在，而是指“童年”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經模糊不清。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傳播模式以口語為主導，兒童與成人之間沒有交往的技術性困難，“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術普及之后，文字閱讀使得兒童不得不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學習和訓練，在“長大成人”之后才能夠獲得屬于成人的知識。這就在童年與成年之間建立了一道文化鴻溝。而電視時代的來臨則重新填平了這條鴻溝，兒童不再需要長期的識字訓練就能夠與成人一起分享來自電視的信息，兩者之間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茲曼明確指出——也可以表述為

“電子信息環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兒童與成人合一成為“電視觀眾”的文化里，政治、商業和精神意識都發生了“孩子氣”的蛻化降級，成為娛樂，成為幼稚和膚淺的弱智文化。而這正是《娛樂至死》的主題。

在互聯網還沒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波茲曼對互聯網還存在著一些幻想，他認為：“為了設計電腦編程，人們基本上必須學習一種語言，這意味著人們必須掌握復雜的分析技能，類似于一個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備的技能。”在波茲曼看來，似乎電腦是一個比電視更能定義一個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現實再次給波茲曼的期許破了一盆冷水，WEB2.0時代，網絡編程只是少數專業工程師的職責，普通網民，包括兒童在內經過十分簡單的訓練，便可享受網絡帶來的更具刺激性的娛樂內容。某種程度上，網絡的出現將技術壟斷時代大眾媒介文化的隱喻作用發揮地淋漓精致，這無疑成為我們需要面對的又一更嚴峻的課題。

四、中國的大眾傳媒文化會娛樂至死么？

極具戲劇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閱讀《娛樂至死》一書時，國家廣電總局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明確提出從明年1月1日起,34個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要提高新聞類節目播出量,而各衛視每周的娛樂節目不能超過兩檔。

回顧廣電總局不長的禁令史就會發現,幾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著 “娛樂化—火爆—打壓—新的娛樂化”的路徑。這種“誰火就滅誰”的監管方式,不僅反映出管理層面上的捉襟見肘,更顯示出當下電視傳媒的尷尬處境。

中國曾長期處于奧威爾所說的“老大哥”時期，民眾的話語權被壓制，信息流通不暢，思想遭到禁錮，意向表達極為不自由。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民眾話語權有了極大的改善，正當我們開始極力謳歌網絡化時代的自由性時，中國的大眾傳媒文化似乎也朝著娛樂化的方向狂奔而去。過度娛樂的節目四處橫行，大多充滿著以三俗面目取悅進而麻痹受眾的內容，曾經的“超級女聲”，今天的“非誠勿擾”，都是“個性”的典范。更為嚴重的是，部分中國網絡新聞、教育似乎也在一點點倒向娛樂至死。

結語

對于當下中國大眾傳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娛樂化傾向，必須重申的是，奧威爾和赫胥黎、波茲曼的警示都值得我們深思。

面對當下大眾傳媒被技術壟斷的事實，我們可能無能為力，但如果我們對技術的歷史與社會心理學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們自己對技術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術擺布。也許，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類不斷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認真聆聽波茲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來，人類社會是否最終會“娛樂至死”，仍無法做一定論。但如果人類喪失了安靜閱讀和深入思考的習慣，社會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長久以往，其結果比娛樂至死還要痛苦，因為我們將在原地被歷史和時空拋棄。而應對危機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避免我們的文化在娛樂化的時代成為“庸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