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汽車消費信貸市場潛力究竟有多大？（寫寫幫推薦）

中國汽車消費信貸市場潛力究竟有多大？

2010年01月18日14:40騰訊汽車杜學明我要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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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04年8月，國內第一家汽車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國汽車消費信貸市場步入多樣化發展。

汽車消費信貸起源于美國1907年個人購車中的分期付款方式，目前美國貸款購車的比例在80%以上，發達國家信用體系比較完善，個人貸款相對寬松，汽車消費信貸已經成為汽車消費的主要購買方式。

我國汽車消費信貸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在2003年我國汽車消費信貸進入快速發展期，汽車消費信貸余額占汽車銷售比重曾達到22.4%，但當時銀行對汽車消費信貸監管體系不完善，產生了大量汽車壞賬，隨后大幅收緊汽車信貸，到08年末，比例已經降至8.5%。而新車上牌量，貸款購車比例不到10%。低于俄羅斯、巴西和印度，我國汽車消費信貸具有很大發展潛力。

目前向汽車消費者提供汽車消費信貸的主要有商業銀行和汽車金融公司。商業銀行作為國內金融市場發展的主體，最早參與汽車消費信貸市場，2004年之前幾乎所有的汽車信貸業務都是由銀行辦理的。當時由于銀行資金規模大、網點眾多，還款方便，使得各家銀行汽車信貸業務發展迅速，但先行者之路往往是艱難的，由于風險意識的缺失，形成巨額壞賬，使得國內消費信貸業務發展受阻。03年10月銀監會頒布《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隨后2004年8月，國內第一家汽車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國汽車消費信貸市場步入多樣化發展。

隨后汽車金融公司陸續成立。截至2009年8月，我國共有汽車金融公司10家，資產總額378億元。2008年汽車消費信貸余額318億元。汽車金融公司主要由整車企業發起成立，這使得汽車金融公司相對于銀行有著更強的風險監控能力。同時汽車金融公司與整車企業的配合使得其對經銷商的掌控能力比銀行更強，這一方面有利于控制貸款風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針對廠商和消費者需求制定促銷策略。

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經濟呈現V型反彈，汽車市場在經歷2008年低迷后，隨著我國汽車下鄉、購置稅優惠等政策的支持，2009年我國汽車市場出現強勁反彈，2009年汽車銷量達到1200萬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國。我國汽車消費市場逐漸步入成熟。這給汽車消費信貸的發展迎來良好機遇。從我國人口構成來看，80后新一代消費群體開始步入而立之年，其具備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信用卡消費模式接受度更強，這使得80后的消費能力相對較強，具備一定的購車能力，今后購車群體趨于年輕化，汽車消費信貸比例在未來有望快速提升。

促消費擴內需一直是我國重要經濟政策，汽車消費是我國拉動內需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年初制定的汽車產業振興規劃，國家有望推出一系列汽車消費信貸扶持政策，支持符合條件的車企建立汽車金融公司，并為汽車金融公司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相信今后汽車消費信貸將成為汽車市場增長的助推器，更好的促進我國汽車消費市場的發展。

第二篇：紅色間諜對內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紅色間諜對內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兩岸輿論都將劉斐、郭汝瑰視為決定勝敗的重要“紅色特工”國共內戰在1949年，以共產黨的勝利、國民黨的失敗告終。對于這個戰爭結果，兩岸政治家、史學家都進行過很多探討，中共特工的潛伏常常被認為是國民黨軍事潰敗的一大原因。郭汝瑰畢業于黃埔軍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歷任國民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國軍第22兵團司令等職。1945年通過地下黨任廉儒重新與中共取得聯系，多次為解放軍提供重要情報。1949年，郭汝瑰在宜賓率部起義。劉斐出身桂系，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作戰廳廳長、軍令部次長等職，有人認為他在此期間，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劉斐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92 年，臺灣《湖南文獻》發表《讀“郭汝瑰回憶錄”有感》，“眾所周知，郭汝瑰和劉斐，是我們在大陸戡亂軍事挫敗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在國軍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發現其行跡的破綻，這是自己的組織不夠嚴密。”然而作者沒能舉出劉、郭出賣情報的具體例子。軍統中將文強是郭汝瑰在黃埔前后期的同學，他回憶，“1959年，全國戰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組討論，或專題研究時，幾乎一致將國民軍的失敗，歸罪于內部出了兩大叛徒，一個是蔣介石身邊的參謀次長劉斐，另一個是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他們的發言幾乎都是痛罵這么兩個中將，是中共打入作戰統帥部的匪特。”在大陸方面，還沒有專門文章論說劉斐為中共特工，但關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這些文章大都稱郭為“最大共諜”、“超級臥底”之類。如《黨史文苑》發表的一篇文章評論郭汝瑰，“正因為他，蔣介石精心炮制的許多絕密作戰計劃，常常是還沒有付諸實施，就已到了延安總部；也因為他，蔣介石在大陸經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鞏固西南以負隅頑抗的計劃付之東流……”郭汝瑰的作為仿佛影響到了內戰全局。…[詳細]黃埔軍校，郭汝瑰畢業于黃埔五期郭汝瑰所提供的幫助，不足以造成國軍的大潰敗郭汝瑰曾被臺灣方面視為丟失大陸的“罪魁禍首”，但事實上，一方面郭汝瑰為中共提供的情報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沒有太多機會干涉國軍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戰役期間傳遞出的9份絕密文件，沒能送達解放軍之手

有文章說，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觸百余次，且曾影響孟良崮戰役的結局，但這些都沒有一手材料予以證實。郭汝瑰傳遞情報，可確信的有兩次。第一次是為中共方面提供絕密的《國軍戰斗序列》（據說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羅瑩澄回憶，“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過廉儒同志與董老會面，地點是重慶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與董老會見，還有薛子正同志一道。兩次我都擔任過放哨。由于他們會見都是很機密的，當時我不好向廉儒打聽。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與董老會見是交出了國民黨的軍事機密（可能是戰斗序列表等）。另一個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后，曾將《國軍整編情況》、《國軍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和《1948年12月江防計劃及國軍京滬地區江防防備圖》等9份絕密文件交給中共。以工礦銀行員工身份為掩護，實際上是民革成員、中共特工的梁佐華，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黨內工作，都受羅世文領導”，也參與了對郭汝瑰的聯絡。他回憶，一次“高級將領會議后，郭汝瑰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9件絕密文件交給了任廉儒，要任馬上轉給地下黨負責人。我和任廉儒經過再三慎重考慮，決定交由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轉給黨。因王在上海時，周恩來曾指定楊瓊與李濟深、王荷真負責聯系軍事工作。這樣，我們就把這9份絕密文件交給了王葆真，請他轉給地下黨負責人。這9份文件中有國民黨軍事布置情況，江南作戰計劃，太原、武漢、陜甘、西南等地病歷配備情況等等詳細記載。”但后來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沒有傳出去。梁佐華回憶，“1949年春初，在中共領導下，在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劃了一次京滬武裝起義……南京民革組織，被敵人破壞了，牽連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搶先處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種絕密軍事文件等），剛剛燒完，敵人即破門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銬。”羅瑩澄的回憶也說，“解放后，王葆真從北京來信說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又恐國民黨查出來了，牽連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親自將文件銷毀。”這9件絕密文件既沒有傳給中共，當然也就不會發生任何作用。…[詳細]

2、杜聿明對郭汝瑰心存懷疑，制定作戰計劃時有意躲開他1984年，郭汝瑰在重慶市銅梁縣的干部會上講話時說，“以后我當第五廳廳長、第三廳廳長、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都一直給黨保持聯系，遞送情報。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殺身的危險。”他還說，杜聿明曾懷疑他。以徐州“剿總”副司令身份，指揮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杜聿明回憶，“我心中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并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第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布，才造成這種糟糕的局面。我想質問郭汝瑰為什么不照原定計劃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的這一案，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郭汝瑰因為杜聿明心懷疑慮，所以后來有什么作戰計劃都背著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說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為黃百韜兵團解圍時，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對顧、郭二人當面說明我的企圖，他們認為我對解黃兵團之圍抱消極態度，表示不滿。以后我同顧單獨講明我的上述企圖，顧表示贊同，我并請顧不同郭講我的作戰計劃，顧也同意。我的作戰計劃為什么不讓郭汝瑰知道呢？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顧任參謀總長時，我即對顧說過郭汝瑰與解放軍有聯系，反對郭任第三廳廳長。顧當時批評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來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實，業務辦得很好。’以后我對顧說：‘我指揮作戰的方案，事前絕不能讓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執行。’”后來，在要解救黃維兵團時，杜聿明和顧祝同討論作戰方案。他們商議已定后，杜聿明對顧祝同說：“請總長對這一案不在會上討論。”顧祝同知道是杜聿明還是懷疑郭汝瑰，就回答：“會后我同老頭子說，你同他單獨談。”在正式討論作戰方案的會議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講解戰場形勢，提出自己的意見。杜聿明在會上駁斥了郭汝瑰的建議，但沒有說明自己的計劃。在經過一陣討論后，顧祝同對蔣介石說：“要光亭（杜聿明）到小會議室談談。”這樣一來就使郭汝瑰沒有辦法獲知杜聿明的軍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揮徐蚌會戰時，已經有意不讓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蔣介石有通過手令，直接指揮戰爭的習慣，那么郭汝瑰也就無法給中共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了。因此，楊奎松判斷說，“戰后初期郭還在軍務署任職，1946年9月才進入國防部，任負責編制和訓練的第五廳任副廳長，11月26日升任廳長。1947年3月免第五廳廳長職，接任負責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職。但不及兩個月即被調任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與中共失掉聯絡。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間有將近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直接接觸到作戰計劃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為作戰廳廳長一職之前，他并沒有能夠提供給中共多少特別有戰場價值的情報。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戰廳廳長之后，其情報的戰場價值也仍舊有限。”在楊奎松看來，“對于淮海戰役，無論是從已知中共所得諜報情況，還是從郭當年日記的內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報價值不大。甚至，郭本人這時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也很少真會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設想一切。”…[詳細]

3、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跡進行了夸大，使其成為名不副實的“傳奇共諜”1986年出版《獨釣龍潭：郭汝瑰將軍風云錄》的王鐘倫，其人并無史學背景。他在這本紀實文學中詳細描寫了郭汝瑰與蔣介石、杜聿明等人斗智斗勇、屢屢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故事。據他說，“就在我的小冊子和他的《郭汝瑰回憶錄》出版之后，《臺灣日報》、《世界日報》都不惜版面，以通欄大標題，發表洋洋灑灑的長文《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氣溢于言表，硬把彼軍的失敗一股腦兒推在他頭上，好象沒有郭汝瑰，國民黨就不會敗走臺灣。”事實上，作為所謂“紀實文學”，王鐘倫這本書中關于“諜戰”的大多數內容，都沒有依據，出自文學想象。王鐘倫書中有一處有趣的“自白”，他寫道，“郭汝瑰‘直掛云帆濟滄海’，他為蔣介石‘運籌帷幄’——實助毛澤東決勝千里。這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爆發的大冷門。而今，身為《中國軍事史》主編、離休后已成學者的郭汝瑰，卻對這些事不著一墨，于是，鄙人不得不權充‘史筆’，拾遺補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到自己為在國防部做過哪些有利于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緘其口，王鐘倫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詳細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以各種回憶公開出的片段為依據，加上自己的推論、演繹，使郭汝瑰成為了一個“傳奇共諜”。在“紀念淮海戰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中國第二檔案館的戚厚杰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紀念的人——淮海戰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說淮海戰役中，黃維曾有計劃突圍，但他的方案到了國防部遲遲未獲通過。戚厚杰曾就此事問郭汝瑰：“國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記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這么一個高深莫測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讓人對戚厚杰推論的真實性生疑。后來一系列以郭汝瑰為題材的文章，如《隱蔽在“國軍”決策中樞的紅色特工》《一個奉命待機敵營的高級將領》之類，在沿襲王鐘倫書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時，也在發揮著自己的創造能力。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說：‘國民黨之敗已成定勢，蔣介石很可能要從幕前退到幕后，而把副總統李宗仁推到臺前。以后的作戰將是地域性的各自為陣，不可能有事關全面的大動作，因而國防部也就失去了應有的作用……”作者“發揮”的這樣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顧常識。蔣介石是在桂系的壓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動要讓李宗仁出來做“代總統”。很多文章還誤傳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見過董必武，事實上董必武那時正在舊金山。以這樣的歷史知識來寫史，傳播的顯然都是謬誤。拋開文學想象，郭汝瑰的實際作用其實有限。如高華所說，“建國后論功行賞，郭汝瑰名氣雖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并非如臺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詳細]表現淮海戰役的油畫沒有確切資料證明劉斐是紅色特工，其泄密行為多出自猜測劉斐的名頭與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視為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內的重要“共諜”，利用指定作戰計劃的便利，將情報傳遞給解放軍。然而這種論斷多出自于猜測，沒有人能提供實證。

1、毛澤東沒有說過劉斐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曾任西北第八戰區剿共前敵總指揮、西安警備司令的盛文，他回憶說，自己因為與劉斐不合，沒有將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消息讓國防部和劉斐知道。他回憶，“那時的國防部組織并不嚴密，常常有泄露機密的事情發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軍事行動開始，他們才曉得，所以我判斷攻擊延安之后，劉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責備：‘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曉得！’全世界輿論都為之震驚的大事，主掌作戰的劉斐事前毫不知情，這是相當難堪的事。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無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聞，只看我們從西安到南京幾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曉得有什么大事，但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們正計劃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們知道，中共對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計劃早已洞悉，只是這情報不是來自劉斐，而是來自熊向暉。劉斐盛文還舉了一個例子，說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劉斐幾次三番的在國防部建議，要調胡部的三個軍去對付陳毅，以減少在陜北追擊毛澤東的兵力。事實上，我們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動讓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陜北的勢力，斷不會因為多了三個軍的敵人就被消滅掉。盛文很“看重”劉斐，他回憶，“聽說劉斐投匪后，毛澤東特別對他盛大歡迎，恭維他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這點使我們想到過去他很多計劃，尤其是圍剿陳毅的計劃完全是在替毛澤東解圍，事后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加入沒有劉斐的這一個計劃，我敢說此后的局勢絕不致如此，毛澤東在西北眼看就要肅清了。假如肅清了陜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勢也不會如此惡化，所以毛澤東說劉斐是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毛澤東對劉斐“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的這個評語，未見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憶這樣一個孤證。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對劉斐的采訪。劉斐回憶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參與國共和談，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況。開場是一段閑聊，劉斐回憶，當時毛澤東問“‘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說我是醴陵縣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主席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聽著毛主席這親切的湖南口音，我緊張的心情減去大半。”在劉斐之子劉沉剛參與撰寫的《劉斐將軍傳略》中記敘說，“毛主席的這次會見和談話，對劉斐的影響是極大的。他說：‘毛主席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聞不如一見。’毛主席的談話，“也堅定了我選擇新道路的決心。”中共建政后，劉斐又幾次獲得毛澤東接見，大都是例行公事，沒有一次說到過劉斐曾為解放軍提供情報。如果毛澤東真的曾公開講“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那無論是劉斐本人，還是中共官方，就都沒有必要隱瞞劉斐的“真實身份”了。…[詳細]

2、至今沒有一件史料能證明劉斐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的特工蔣介石的私人醫生熊丸在回憶中說，“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在黃浦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先生、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么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后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后證實這一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有想到。”其實劉斐的“共諜”身份一直都沒有被證實。如熊丸這樣的猜測還有一些，大都是憑空指責，而拿不出實際的證據。無論郭汝瑰對中共奪取政權功勞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認曾為中共提供情報，而官方也沒有對此進行駁斥。即使是在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跡進行了很多夸大的情況下，官方也沒有出面予以過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劉斐確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環境中，他是能自己出來“表功”的。然而劉斐從沒說過這個經歷。1983年劉斐逝世時，烏蘭夫在悼詞中說，“他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人士，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卓越的領導人，也是我們黨的一位真誠朋友。”劉斐至少在名義上一直都是一名“黨外人士”。恰如楊奎松所說，“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里建立有秘密關系。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秘密關系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并不充分。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秘密情報。故筆者傾向于相信劉斐自己的回憶。劉自認為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后，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向往中國共產黨的心愿終于實現了’。”…[詳細]探求紅色特工的真實作用還有賴于更多的解密檔案在國共內戰中，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勝于國民黨，這是一個被普遍承認的事實。高華在《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主要原因》的長文中，專門列有一項“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上成功的情報滲透”，他列舉的如張露蘋、王超北、沈安娜等發揮了較大作用的諜報人員，其實是普通讀者并不熟知的。之所以在大陸政權鼎革后，原國府官員、國軍將領會視劉斐、郭汝瑰為中共特工，并津津樂道，不是因為他們有什么切實的證據，也僅僅是出于推測。首先，這兩個人在國防部任要職，有機會獲知軍事機密；其次，劉斐到北平一去不歸、郭汝瑰在宜賓起義的結果，反推他們是潛伏在國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員。僅憑現在公開的史料，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究竟是什么人，也無法知道郭汝瑰、劉斐究竟為中共奪取政權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憶的基礎上就將郭汝瑰、劉斐視為扭轉國共戰局的人物，顯然不妥。…[詳細]解放軍攻占南京總統府

第三篇：世界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影響究竟有多大

世界金融危機對大學生的就業影響

今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由金融風暴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受其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趨勢明顯：出口增長減速遠超出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企業倒閉潮出現，工業利潤增長大幅放緩；房地產市場降溫；宏觀調控下，房地產、鋼材、水泥、鋁合金和汽車產業投資增速回落；就業率下降，農民工回流，農村隱性失業大量增加；居民收入的不穩定性增大、股市的負財富效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費欲望受到抑制，消費增長速度下降。

有專家坦言,受金融危機等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今年的校園招聘卻來得慢一些、少一些,很多企業還在觀望之中。然而今年的應屆畢業生的數量再創新高,他們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而在這個背景下，由于勞動力市場管制以及員工技能上的差異，企業將首先取消新增的勞動力需求。考慮到受金融危機第一波影響的行業的特征，大學生將是這個新增部分的主體。因此，如果沒有專項的大學生就業政策，將很難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的困境。

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超過600萬，比2008年有明顯增加。有關人士預測，由于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屆高校畢業生面臨著相當大的就業壓力。

毫無疑問，這些事件不僅影響到總體就業狀況，也必然會對大學生就業產生影響。然而，對于大學生就業而言，最關鍵的影響因素還是“結構性的”。這些因素包括短期供給超量、區域選擇偏好、就業能力不足等方面，其中解決就業能力不足問題將是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的根本所在。

在時間結構上，大學畢業生供給超量增長在短期內超出了需求的增長，勞動力市場還需要時間逐步調整。

在區域結構上，大學畢業生就業區域選擇偏好差異與政府政策激勵上的錯位導致實際有效需求不足。

在能力結構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并不是基于職業路徑的需要進行建構與培養，難以滿足人力資源市場的需求。

盡管大學生就業當前還面臨著不少困難，有些困難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整，但是，從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大學生就業的前景總體上是非常樂觀的，雖然我們不能指望大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過程總是一帆風順的。

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升級將為大學生就業創造廣闊的空間。特別重要的是，伴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對大學生的需求將會更大。政府就業政策的持續優化將會為大學生從學校到工作的轉換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此外，為鼓勵大學畢業生到特定的地區就業或從事特定的職業，實施高校畢業生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補償機制是國際慣例。高等教育的持續改革將會逐步改進大學生更好地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就業能力。第一，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大學更加關注大學生就業能力的市場內涵。第二，大學正在將就業能力的市場內涵轉化為教學創新行動。第三，通過全方位的職業指導與服務，增強大學生從學校到工作的“市場能力”。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可能給大學生就業造成的影響，很難預測，但這不能成為大學生就業服務機構難以提供更充分、更客觀信息的理由。在危機影響下，眾多大學生能否順利就業，一個關鍵問題，是看教育部門能不能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有了充分的就業信息服務，才能有效緩解學生們的焦慮。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對今年大學生就業究竟有多大影響？”這個問題，是時下校園里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們最關心的，在企業的招聘宣講會上、與座談交流中，他們總會問及。

可是，一遍遍追問，大學生們卻難得到答案。

在上海，從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東華大學等高校了解到，進入這些高校開宣講會的企業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并未減少。11月25日前，在上海交大開的宣講會將有202場，而去年同期是172場。同濟大學已預約的招聘會也有200多場，在綜合招聘會之外，學校還計劃增開師資專場和衛生行業專場。東華大學畢業生進入機械、計算機、通信等企業的較多，目前看來這些企業都保持著招聘熱情。

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薪資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物價同比上漲，大學生就業成本增大，他們對薪酬的預期增加。這些因素導致大學生就業滿意率下降。

調查顯示，大學畢業生中，選擇就業時薪水在1500元以上的被調查者占92.24%，比上年調查時多了12個百分點。其中40.47%的被調查者認為就業后應該拿到2000元-3000元月薪，11.30%的大學畢業生認為就業時應該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

值得關注的是，大學生所學專業和工作崗位日益對口。調查顯示，有89.15%的被調查者從事的工作與所學專業對口，這個比例比2006年高出19個百分點大學生就業屬于新的增量就業，因此，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其影響很大。在我國，金融行業、外貿行業、與出口相關的制造業受到巨大沖擊而降低對新增人員的需求，因此，大學畢業生將會成為受沖擊最大的就業群體。

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有兩個關鍵特征：

勞動力需求不足與新增勞動力需求萎縮。勞動力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它取決于產品需求，而產品需求又因為金融危機引發的消費和投資下降而下降，因此，金融危機下的勞動力需求不足很難由供給條件的改善來調整。

對用人單位的問卷調查顯示，用人單位急需的十大專業依次為：計算機技術、電子信息、電子商務、機電一體化、市場營銷、機械制造、通信工程、英語語言、會計學、醫藥學等。王星說，總體看，理工類大學畢業生是用人單位急需人才。調查還顯示，制造業、通信、光電子、建筑等行業用人單位的就業缺口相對較大。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力資源市場司司長畢雪融女士在分析今年大學生就業的不利影響時說：“因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經濟方面的影響，用人需求可能會下降，一些出口型的企業和外資的企業，有的在裁員，有的停止招聘。”

在招聘會現場，有大批高校畢業生忙著向企業投遞簡歷。他們紛紛表示，今年的工作要比預期的難找，他們已經降低了自己的求職預期，不再過分要求專業對口，并可能會選擇去基層或中西部地區發展。

面對金融危機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產生的不利影響，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先生表示，相關部門正在部署一些政策措施，例如，國家將繼續為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中西部地區就業開辟更多途徑。

作為促進大學生就業的一項重要舉措，本次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周將在中國各地同時開展，預計可提供50余萬個就業崗位。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先生說，“此次畢業生服務周，將以舉辦高校畢業生網絡招聘和現場招聘會為主線，同時開展多項活動，比如，面向高校畢業生的職業指導、政策咨詢、創業服務、為困難家庭和地震災區畢業生提供幫扶援助。”

在企業用人方面，通過對學長學姐的走訪，我們了解到企業對大學生專業技能（如設計、編程、教學、寫作能力等）、一般能力（如極易、推理、理解能力等）、情商、人格特征、工作動機、人際技能、組織能力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企業尤為重視多方面均衡發展的多元性人才。因而，在面試中，企業十分重視考查應試者在團隊工作中與他人發生關系時所表現出來的溝通能力、辯論說服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影響力、人際交往的意識與技巧、團隊精神等；應試者在處理一個實際問題時的分析思維能力。主要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想象能力、創新能力、對信息的利用能力；應試者的個性特征和行為風格。動機特征、自信心、獨立性、自律性、靈活性、決斷性、創新性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大學生在校期間因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提高人際技能，如溝通、表達、覺察、同感等能力；參加各種實踐活動，以增進實際分析、決策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提前、及時、有意識的做好擇業前職業規劃。

第四篇：丁咚：中國對朝鮮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中國對朝鮮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與C教授的對話

5月27日下午，我將那篇短期內瀏覽量超過600萬人次的文章《金正恩為什么突然向中國服軟？》，放到一個內部互聯網絡平臺上（參與者都是全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研究的精英），晚上我就看見國內某著名大學的C教授（因是內部論壇，為尊重參與者，此處隱去真實信息）留了一條評論：

“...大國將會繼續主導朝鮮半島進程，而中國將會扮演其中的關鍵角色。"

這個判斷，很符合中國媒體評論的傳統，但是不是高看了中國的影響力，還需時間檢驗。

另外，金正恩領導下的朝鮮的作為，在美國與其戰略鄰國的諸多精英眼中，中國【繼續、從來】脫不了干系。中國所處實際的情形是不是像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呢？

C教授

以下是我的回復，也是我就這一問題進一步思考的結果，僅供參考：

謝謝C教授提供的寶貴評論。

下面就您提出的問題，作些討論。

第一個問題，大國主導，朝鮮半島政治，在很長時間里都是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從宗藩時代的明清與朝鮮關系、到日占時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控制，再到冷戰時期朝鮮對蘇聯一邊倒的態度，都是如此。但在冷戰之后，局面變得復雜化，有幾個因素：

1、中國再也無法發揮明清朝代對朝鮮的影響力；

2、隨著蘇聯勢力的退出，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量呈現多元化格局，美國、日本包括俄羅斯都試圖影響朝鮮半島歷史進程；

3、朝鮮自主意識增強，試圖擺脫大國制約，自主決定朝鮮半島的政治日程。

不過，無論朝鮮怎么掙扎，它都無法改變作為大國盤子上的“一道菜”的根本地位，比如大國要求朝鮮半島無核化，其次，無論它多么想走出大國陰影，都無法做到，包括經濟民生、國家安全乃至金氏政權的穩固統治地位，它都無法完全自主，必須仰賴外界特別是中國。

但在另一方面，朝鮮也在盡最大可能削弱中國的影響，比如清除親中派，使其免于形成氣候；按照自己的調子行事，比如朝核問題，比如廢止六方會談問題，比如它試圖單獨與美國媾和，等等。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外交官說，中國對朝鮮的外交影響力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崔天凱），官方輿論的基調也是朝這個走的，目前。

不過諸位也看到了，金正恩雖然做了一系列小動作，但最終還是得派遣特使到中國示好，表現出軟化立場的姿態。對于他這么做的誠意如何，其實我在結尾也提到了：朝鮮半島持續一段時間的不正常的混亂情形將會逐步改善。朝鮮的狂熱將會周期性的進入新一輪冷卻期。也就是說，從朝鮮的一貫表現看，金正恩的示弱僅僅是權宜之計，為了擺脫目前內外交困的局面。等到朝鮮局面好轉，勢必進入新一輪循環。

從中國的角度看，它為朝鮮付出了很多，安全的、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可謂不遺余力。然而，這些付出所得到的回報卻令中國政府寒心。中國對朝實際影響力很小，朝鮮在朝核問題上我行我素，甚至對六方會談顯示出極端鄙視的態度，在不知會中國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停止“六方會談”進程，使得中國長期的努力打了水漂。甚至，朝鮮還對中國漁民實施了野蠻的搶劫行為。這些都可視為朝鮮對中國陽奉陰違、藐視中國影響力的具體例證。

所以，我認為，新一代領導人在大的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大背景下，對朝鮮的態度有了微妙的變化，而且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上。比如中國高調同意美國主導的制裁朝鮮核試的決議，帶頭執行制裁，而且可以肯定，在中國漁民被抓后，國內輿論洶涌（鄙人文章也發揮了推波助瀾之作用），中國政府肯定通過兩國溝通的渠道向朝鮮施加了強大的壓力，這個壓力想來和以往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聯系到近日金正恩特使崔龍海訪華，習近平有意出京考察，一直等到崔龍海代表金正恩作了若干稍表誠意的表態后，才在最后時刻回京接見了崔龍海。可以設想，如果崔龍海沒有在會見王家瑞、劉云山的時候發表那些言論，習可能就不會見他，讓他無功而返。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現實環境逼迫下，中國對朝外交正在發生戰術性變化，將原先對朝鮮的潛在影響力變為具體行動。

而這么做的動機，一方面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戰略利益所在。朝鮮半島擁核，中國首當其沖受到巨大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受到“韜光養晦”戰略之影響，對朝鮮半島事務缺乏有效的應對，導致朝核問題不斷激化，朝鮮的戰爭邊緣戰略和大國制衡戰略，越玩越離譜，長期以來確實成了“夾心餅干”，處在美日韓和朝鮮之間，兩頭受氣，兩頭不討好。這一點，我同意C教授的觀點。

因此，在美國及其戰略盟友眼中，中國由于將朝鮮當作冷戰以后對中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屏障，對朝鮮過于縱容，使朝鮮動輒玩鋼絲繩游戲，將半島局勢推到危機的邊緣，然后火中取栗。這不是假設，應該說是有事實依據的。中國實質上被這種背后的因素所左右和制約，才造就了一個脫離出政治游戲規則的“麻煩制造者”。

諸多情況顯示，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決心改變在朝鮮半島被動“挨打”的狀態，在新一輪朝核危機爆發后，開始采取有別于以往的對策，對朝鮮動真格的。朝鮮的狀況十分脆弱，中國的反應立即產生直接的效果。民生凋敝的情況雪上加霜，外交也陷于困境（正如前文所說），金正恩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戰略伸縮空間大為減少，因此急匆匆派遣心腹訪華，意在打消中國的疑慮，穩住中國，并突破自己面臨的困境，鞏固執政地位。

在此期間，中國的影響力毫無疑問會得到增強，從根本和長遠角度來說，朝鮮更無法擺脫大國的決定性影響，它自主決定朝鮮半島未來的夢想很難成為現實。不過，我們也不能對此過于樂觀，因為一旦朝鮮局勢改善，不排除它會重施故技，繼續玩弄兩手戰略，誘導大國在朝鮮半島爭權奪利，自己從中漁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手法越來越難以奏效，在中國改變對朝政策的情況下。它充其量只是曇花一現的“成果”，成為獨裁者臉上涂抹的金粉，然而它們遲早會變成碎屑隨風飄舞，直至不知所蹤。

第五篇：學習成績究竟有多重要

學習成績究竟有多重要

——來自麻省理工留學生的驚人反思

在大多數中中國父母的眼里，孩子的學習成績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但真的如此嗎？朋友的孩子十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畢業后一邊工作一邊修了個MBA學位，后來在一個世界頂級的IT公司工作，當時在周圍中國人圈子里轟動一時，親朋好友都覺得她很能干。但每當別人當著她的面表示要讓自家孩子以她為榜樣時，她都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一次過節聚會，她講了她自己對于子女教育的一些反思。

她說從小學到高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她的學業成績都是全校第一，在麻省理工學院時也是處于上游。但是工作以后，她是同學中最不起眼的一個，屬于在事業上沒有什么成績可言的人。同學中有大牌律師，有州眾議員，有公司CEO。有個同學畢業后就冒險加入一個才組建的小公司，后來成為千萬富翁。而同學中有幾個華裔孩子在校時學業優異，努力踏實，智力超群，可大學畢業后這些同學都是規規矩矩的打工族，就職于大公司，后續的事業發展普遍不如美國同學。

反思自己的成長過程，她認為我們的文化中對孩子的培養有誤區。因為父母在她小時候就看重她的學習成績，所以她也把取得好成績看得極重，每次考試她都特別緊張，怕出錯，這種情形后來就發展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做事求完美而缺乏冒險精神。

剛畢業的時候，她曾到谷歌公司應聘，當時它成立時間不長，急需人才，雖然她敏銳地感覺到了搜索領域的前景，但求穩的心態讓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另外一家已闖出名牌的大公司。她的同在硅谷工作的美國同學當時極力勸她選擇谷歌，說如果以后這家公司不行了就再找工作好了，實在不行還可以回學校讀個碩士，有什么好怕的？可她就是沒敢冒這個險。現在谷歌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她當初選擇留下來。。。

她說實際上他們家現在的收入也算挺高，但她有錢自己不會花，覺得只有工作才是正經事，其他的都是浪費時間。這就是小時候形成的只有學習才是正經事的觀念的后遺癥。她沒有什么興趣愛好，作為一個人，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太單薄、太謹小慎微、太沒有色彩，她絕對不要自己的孩子再像自己一樣，要讓孩子盡情地玩，將來有興趣有能力就上名校，否則就算。重要的是孩子要快樂、身心健康，對自己有自信、對生活有熱情。

在中國父母眼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孩子上大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家長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的學習成績和進名校相關的活動中，而其他很多方面被忽視，特別是孩子的自我認同感、自信心、冒險精神、不畏失敗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勇氣、享受生活的能力等，這些是她和美國同學相比缺乏的。事業都是在大學以后建立的，名校招牌在找工作時有點用處，后來很快會被工作經歷所取代。一個人若想取得成功，性格的培養非常重要，超過上名校。記得一篇文章說過：小學重態度，中學重品行，高中重品質，大學重成績，將來重選擇，不可顛倒，因為教育沒有回頭路可走。在這方面，家長的教育、引導很重要。這位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生的經歷，值得我們關注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