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改革需要

中國的改革需要“給力”

近年來，“給力”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流行詞。人們喜歡這個新詞，不僅是因為其相當形象，而且能夠直接表達人們想說的意思。實際上，這個詞類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們一 般把“empower”譯成“賦權”，但“賦權”沒有“給力”傳神。這里討論這個新詞，倒不是要從語意學上來解讀，而是想借此來探討中國的改革動力問題。很顯然，這些年里，盡管客觀的情 況要求中國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改革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難。換句話說，改革需要“給力”。

“給力”于改革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面臨的一個老問題。一個社會的制度都是該社會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制度的變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變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 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時改革，久而久之就會累積起很多問題，最終發展到革命的程度。歷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給力”的結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選擇，但因為不能“給力”或者“ 給力”不夠，最終釀成了誰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這個局面實際上就是現在阿拉伯世界正在發生的政治局面。這些國家在去過的數十年里，也有過相當輝煌的建設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來之后，執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給力”于改革，讓制度落后于客觀環境的變化。同時，經濟的發展成果越來越聚集于少數社會群體，主要是既得利益，社會分化嚴重。這樣就造成了兩個極其分裂的世界，一個是富 人的世界，一個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著經濟發展的成果，因為財富越積越多，他們根本意識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滿。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執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著 改革，希望一個比較公正的社會出現，但富人哪里能夠體會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執政者沒有改革，而社會越來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終選擇了自己“給力”自己的道路，那就 是革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說改革是國家與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革命就是這兩者間的惡性互動。很簡單，一旦發生革命的形勢，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勢的形成，就必須“給力” 于改革。

放權讓利“給力”社會

如何“給力”于改革呢？這還是要從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來說。簡單地說，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兩者要互相“給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難以“給力”。在任何社會，處于中間層的既得利益都很難成為改革的動力。中國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說明了這個道理，在皇帝、大戶和民之間，要推進改革，皇帝和民必須互相“給力”，才能克服“大戶”（即中間層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國改革缺乏動力，就是因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間又不能互相“給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里，中國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給力”的結果。在1980年代，當時的執政者“給力”社會和人民，最形象的說法或者政策口號就是“放權讓利”。“放權 ”就是中央政府“給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給力”于人民；“讓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給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給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給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滿了巨 大的動力。如果不“給力”于農民，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會取得成功；同樣，如果不“給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難以成功。

中國“給力”于社會的第二波，發生在鄧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國發生了一波更大規模的“分權讓利”運動。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給力”社會的過程。國 家在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給力”自己）的同時，把大量中小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民營化。盡管在民營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之后造就了中國中小型企業的大發展。以中小型企 業為主體的非國有部門，很快就超越國有部門，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改革動力快速衰退，最終發展到目前停滯不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改革不“給力”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也很簡單。1990年代后期以來，被“給力”的既不是中央權威，也不是社會，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稅制改革是為了強化中央政府的財政力量，這很有必要。但94體制是否真的“給力”中央政府？這沒有明確的答案，需要具體分析。94體制的確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 力，但是并沒有“給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體制“給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財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兩位數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時中國社會的收入分化和財富差異也在以同 樣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在“給力”自己的同時，沒有“給力”于社會。除財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類似的情形。概括地說，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局面是“集權不 讓利”。這種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國富民窮”的結局。

“集權不讓利”在導致“國富民窮”局面的同時，大大“給力”了既得利益集團。1990年代后期以來，既得利益集團力量的壯大之速度是史無前例的。有三個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 關鍵的角色。首先是經濟的擴

張。不難理解，如果“分權讓利”條件下的經濟擴張，“給力”的是社會，在“集權不讓利”條件的經濟擴張，“給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在任何社會，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在社會所處的戰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經濟成果的份額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舉措。因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額，本來就要比社會大，為 了避免社會和既得利益之間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來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導向社會。但政府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其三，更為重要的是兩次危機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更加被 “給力”，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這兩次危機期間，政府為了有效應付危機，通過把大量的國家資源（財政、金融和其它的）導入既得利益群體（如國有企業 和地方政府）。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較之社會，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希望通過它們來有效抵御危機。

現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碩大無比。無論是社會還是中央政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無辦法，正在導致諸多惡果。

社會不僅沒有被“給力”反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剝奪的對象。這些年來，中國盡管經歷著高速經濟的發展，但社會也遭嚴重破壞。或者說，既得利益集團是通過破壞社會的方式，來追求 高速經濟增長，而增長的目標僅僅是它們自身更大的利益。醫療、教育和住房等社會領域，無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團謀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會成員推入由它們操縱的市場領域，另一方面則破壞著社會成員賴以生存的社會領域。現在，在上述社會領域破壞得所存無幾的情況下，既得利益者又轉向了社會生存的最后一個領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著中央政府的權威。這種情況體現在各個過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臺或者實施，可以綁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產政 策），讓中央的政策導向對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縱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挾持中央追求私利。更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斷了中央和社會的關聯，因為它們深知這種關聯是對既得 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脅。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裝成看不見、聽不到，也可以裝傻。不僅如此，它們可以盡一切所能，封鎖、截留、改變信息，讓中央也看不見、聽不 到。一旦中央有對自身不利的改革聲音，它們可以動用一切力量來封殺、曲解，讓其很快消失。利益集團自我“給力”

最令人擔憂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經具備了自我“給力”、自我發展的能力。它們憑借著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斷開拓著新的財富和權力領域。不管社會怎樣抱怨，無論執政者怎樣想改革，它 們都會是無動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操縱權力和財富，既得利益已經成為相當獨立的力量。盡管它們之間也會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紛爭，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會要求改革的方面則有 驚人的一致性。一句話，它們讓改革成為過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團互相“給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國家的整體利益，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整體利益。而這些整體利益是任何執政者都必須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執政者不能追求 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終產生深刻的執政危機。這已經為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證明為鐵律；不然，人們也不會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戶”阻力的論述了。

今天國際上所發生的和中國內部越來越甚的社會矛盾表明，必須“給力”于改革。執政者如果不能“給力”于改革，執政危機不可避免；而社會如果不能“給力”于改革，暴力會接踵而 來。但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社會，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無能“給力”自己。不過，從柳宗元的論述，人們也可以看出，“給力”改革是可能的。這里，執政者本身是關鍵。在中國的政治 結構中，政府如果要“給力”改革，就首先必須“給力”于社會；只有“給力”于社會，社會才會“給力”于政府。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社會力量都是關鍵。但是最終的結局是改革還是革 命，則取決于政府“給力于誰？”的選擇。

第二篇：淺析中國改革

淺析中國改革

談到改革，我們都知道是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因此，要解決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以及民生問題，我們就必須改革，以謀求社會更大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政治改革的滯后，使得社會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增大，政治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國際上也不斷遭到一些國家的騷擾。因此，十八大之后，國家便將深化改革提進了國家政治的議事日程。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科學發展觀作為我國最近今年的發展的指導思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使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發展原則。

十八大報告中的一些改革問題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問題，在中國的世紀初的十年發展之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其中有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隨著新一屆黨的領導人的上任，國家將對一些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改革。筆者通過自身見聞，試圖對改革問題進行一定的分析。

【關鍵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緒論：今年11月份中國共產黨第18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其中提到最多的還是改革問題。筆者根據自己親身經歷以及所見所聞，對十八大報告有所見解，略以拙筆記之。

談到改革，我們都知道是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因此，要解決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以及民生問題，我們就必須改革，以謀求社會更大的發展。在前任總書記胡錦濤的領導下，我國經濟出現了騰飛現象，國民經濟總產值達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經過2008年的世

界性的經濟危機，我國依然能夠保持較快的發展勢頭，這是非常不錯的。但是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政治改革的滯后，使得社會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增大，政治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國際上也不斷遭到一些國家的騷擾。因此，十八大之后，國家便將深化改革提進了國家政治的議事日程。筆者將根據筆者自身經歷以及聽聞，對十八大前后的教育問題、政治問題以及其他的民生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科學發展觀作為我國最近今年的發展的指導思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使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發展原則。

一、政治改革問題

我國實行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并且始終是我國的執政黨。隨著社會的發展，要更好的領導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也需要不斷的完善自身，發展自身，使得黨能夠始終保持領導地位。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江澤民總書記的領導下，中國社會順利進入新世紀。順應社會的發展，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設新型的順應時代的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建設性的提出了怎么樣建設黨，建設一個什么黨的思想。對我國的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發展方向。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經濟的騰飛造成了大批的黨員干部思想受到腐蝕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各種貪污腐敗的問題。其次，大部分黨員干部在領導政務的過程中沒有與時俱進，學習先進的管理科學，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出現社會矛盾日益嚴重的現象。因此，要實現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對這一批領導著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共產黨人進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夠適應社會發展，做好新一代的領導人。

第一，要加強黨員干部的學習力度，使得其能夠學習到先進的管理制度，能夠在經濟發展不斷變化的當代社會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

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先鋒隊”，能夠真正做到“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第二，加強黨員的思想政治建設。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是社會腐敗問題的日益嚴重，部分黨員沒有堅持自己的立場，被糖衣炮彈攻擊到無所適從，最終陷入了錯誤的泥濘，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中的敗類，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這種現象不僅僅使得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更是對于社會風氣有了一個不好的發展方向。同時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的執政黨，掌握著我國的黨政大權，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問題其實就是中國人民政府的腐敗問題。由于腐敗導致的中國社會發展的創傷是無法彌補的，其加劇了本來就已經比較尖銳的社會矛盾，加劇了日益嚴重的社會等級思想。使得廣大社會的有識之士對社會的發展失望，從而做出一些傷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強黨紀，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來，中國查處了大部分混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思想被侵蝕的貪污腐敗的官員。隨著黨紀的不斷加強，中國共產黨會得到長期的發展。

二、經濟改革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卻也產生了很多的經濟問題。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過大，隨著資源的枯竭以及環境的惡化，經濟發展將會遇到很大的瓶頸。十大大報告中提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1[1]因此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還是發展，發展的核心就在于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逐漸實現科學發展。

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的。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異常緩慢。因此要不斷實現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

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以科技帶動經濟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以及經濟結構，使得三駕馬車共同成為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撐。

其次，經濟體制的改革還在于發展生態型環保型的經濟。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不斷惡化，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我國必須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一方面是保護國內的環境，使得經濟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另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實現經濟的科學協調發展，一個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國人民能夠共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因此我們在進行經濟改革的時候，必須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斷增加百姓的財產性收入，使得中國人民能夠抵抗一定的社會的經濟的波動。提高中國人民的幸福感。經濟改革的成果能夠廣大的人民所認可。

三、民生問題

民生問題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重點，十八大報告中著重強調民生問題，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1[2]我們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解決民生問題始終是發展的目的，民生問題的解決也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助力。鑒于筆者水平問題，在本文只是就教育問題進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國家發展的基礎。通過教育，國家得以培養大量的人才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大量的生力軍。隨著現代社會科技對經濟影響的日益加深，教育問題已經成為了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業。但是新世紀前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對于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了教育事業尤其是基礎教育事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畢業生的失業問題是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因此在這一方面國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為大學應屆畢業生提供平臺可以進行自主創業或者提供就業機會。其次，需要對高校進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夠使得大學生更適應社會。對于研究方向的學生，國家應該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夠專心學術研究，從整體上提升國家的綜合軟實力。

基礎教育方面，教師資源的缺乏、教育設施的不足始終是現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極大的瓶頸。國家一方面應該鼓勵大量的高中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選擇進入教育學校學習，最終進入教育行業發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為教師提供資金和政策支持，建設國家精品課程，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發揮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體制，避免教育出現為了爭奪優質教育資源而出現的一些問題。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礎教育，而基礎教育的主體是教師，因此要改變教育現狀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升教師的教育水平。

另外，隨著農民工進城務工現象的發展，國家應該需要重視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一方面是留守兒童問題，另一方面是城市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留守兒童問題在短期無法得到解決，需要國家對農村的基礎教育投入更大的力度。其中主要是農村教師的培養以及農村社區的管理。農村教師的培養很大一方面在于農村的教育基金的不足，使得大量的農村優秀教師資源流失。這一個問題需要發展農村經濟，轉變教育類學生的思想觀念以及農村管理者的理念，使得農村能夠自主解決教育基金問題，實現農村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問題則需要城市管理者作出努力。鑒于城市教育機構的盛行，我們可以嘗試學習法律援助，規定注冊的教育機構的教師每年或者沒十年承擔一定量的義務的子弟學校的教育。另外，筆者一向比較重視大學生在教育方面的生力軍作用，可以發展大學生義務教育者，承擔一定的子弟學校教育任務。

第三篇：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傳播學論壇》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印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輪課程改革。如果讓廣大教師好好研讀這個文件，結合各地的教學實際進行課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辦法，相信廣大教師的理解力和執行力，從師生中來，到師生中去，允許對《綱要》進行多角度的解讀，漸進地、穩妥地進行課程改革，這有可能讓新一輪課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這個《綱要》專門在題目后，寫上“試行”這兩字，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實事求是的態度。現在《綱要》已“試行”了6年了，小學已經過一個周期，初中已經過兩個周期了，應當以科學態度，認真總結“試行”的經驗和教訓。應當允許不同意見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發表機會。

《綱要》剛發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發行了，由朱慕菊主審，由鐘啟泉等人主編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另一標題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以下簡稱《解讀》）。官員與學者結合，在全國范圍強力推行對《綱要》的唯一一種“權威”式的《解讀》。一位教師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讀》之后，深為焦慮。其中，有不少章節是一些學者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學術價值的。但從一個整體看，將這些成果組合在一起，作為對《綱要》的權威“解讀”，問題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證“整體”好。整體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線性疊加”。《解讀》洋洋近40萬字，將簡單問題復雜化，讓人抓不住要領。其中，有不少關鍵處都采用較為絕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理念太好，但難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難實現。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教育內部也一直在進行相應的課程改革，《解讀》幾乎無視這些課程改革的成功之處，試圖從2001年《解讀》開始，重新開創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我國改革開放最成功之處是采用“漸進式”的改革。但從《解讀》看來，課程、教材、教法、學法，都必須來一個“根本轉變”要“突變”。經過6年新課程改革的“行政推動”，其中存在不少問題，急需解決。最近，我在一次講學中，一位當過教師的農村鎮長質問我：“這種運動式的、突變式的、大躍進式的課程改革，叫我們廣大農村教師無所適從，你說，對還是不對？”對此，我內心深感震撼。

鐘啟泉教授在《中國教育報》（2006年12月15日）發表《對話》，標題是：《義無反顧奏響課程改革進行曲》。僅就《對話》來看，我認為，作為這次課程改革的專家組組長，他沒有認真“反思”，沒有認真思考許多同行專家的批評。他仍在堅持對《綱要》最初的《解讀》，而且還有“發展”。別的專家持另一種“解讀”影響不大，但鐘啟泉教授，作為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組組長，如果對《綱要》“解讀”稍不正確，影響可就大了！我認為，《對話》對“課程改革”仍有明顯“誤導”。僅就《對話》一文看，就有五點誤導。

誤導之一：“教育基本價值的轉向，這就是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從強調對少數有學術才能學生的培養，轉到強調對全體學生的全面素質教育。”

這又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我們在《綱要》中，看不到這種“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理解。這對“課程改革”是一種誤導。這種誤導，很不利于“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對基礎教育的指導

方針都是大眾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以來，人們認識到“普及教育”的同時，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給“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間。這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發展戰略相一致。環顧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他們都是“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同時并重，波浪式地發展，而并非用一個否定另一個。在大眾教育的基礎上，認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導下，發展大眾教育。“大眾”與“精英”沒有等級差別，只是社會分工不同。大眾中要涌現精英，精英要服務大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這是辯證法。采用這種辯證思維這才有利于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在發展“大眾體育”的基礎，實施了“精英體育”，在世界比賽中，包括奧運會上，取得了許多“金牌”；中國發展了“大眾教育”，卻拒絕或沒有真正實施“精英教育”，導致在科學、技術、文化的前沿領域內，原創性的創新很少；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至今未獲得過諾貝爾獎；中國實行“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業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稱為“杰出人才”。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能簡單選擇“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這樣的價值觀。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眾教育”，中國就沒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可能建設“創新型國家”。

誤導之二：“把‘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作為與‘知識與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標維度。”“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和學生學習、生活與發展的場所。”

首先，把“知識與技能”只作為“三維目標”中的“一維”，就決不是《綱要》的本意。知識重在“邏輯性”，是“認識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識與技能是有關聯的，然而又決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為“一維”看待。我國教育界重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即所謂“雙基”。從來沒有人認為重視“雙基”是錯誤的，也從來沒有任何教育理論論證過重視“雙基”是錯誤的。《綱要》是重視“打好基礎”的。

其次，“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連在一起使用，這是從外國引進的。在中國，“價值觀”是與“世界觀”、“人生觀”聯系起來使用的。課程目標的“每一維”上都有“價值觀”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知識”、“技能”、“態度”、“方法”對學生更有意義，都涉及“價值觀”。“價值觀”是一個哲學層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將“價值觀”僅僅與“情感態度”相聯，至少是詞義搭配不當。

第三，“過程與方法”作為一維，也不妥。在“科學方法論”中，沒有這種看法。把重“過程”這種方法，上升到與“所有方法”等價的地位，是片面的。重“過程”可以認為是重“歷史”，在“科學方法論”中，“歷史”應當與“邏輯”相結合才是較為科學的方法。

鐘啟泉教授最大的誤導在于，他強調“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的場所”。這絕對不是《綱要》的要求。《綱要》是從整體上提出這些目標。當前，新課程改革中，要求教師每一節課中，僅僅有40分鐘，一定要落實“三維目標”，這必要嗎？這可能嗎？在基礎教育中（1～9年級）一節課的教學，一定要“從學生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這正是百年來廣大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師們在過去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認識到教學要“從實際出發”，“抓主要矛盾”。一節課的教學目標必須專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標，目標過多，其結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標都落空。哪有可能一節課面面俱到，要“落實三維目標”？這真正害苦了全國的中小學教師！一節課要求教師僅僅寫“教學目標”這一項就要寫上幾百字。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學是藝術，要在全國范圍推行一種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態度”，還有“價值觀”，等這些目標，是長期目標，不是短期目標；是隱性目標，不是顯性目標；是整體目標，不是局部目標。“情感態度”，以及“價值觀”這些目標不可能在一節課內“落實”。一節課中，一定要求教師“寫出”所有的“三維目標”，這幾乎成為“新課程改革”的“標志性建筑”。這就難怪引起許多教師的反感。鐘啟泉教授公開聲言：“現在絕大多數教師不合格”。無意之中就人為制造了“沖突”的隱患，這肯定遠離了建構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

誤導之三：過去的課程實施，“這是一種‘忠實取向’的實施觀”，“而在新的課程實施中更注意‘創生取向’”；“我們面對每一個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教師即課程”。

鐘啟泉教授經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別人不知有什么“內涵”，這又是對課程改革的誤導。對“教學大綱”、“課程標準”“忠實取向”有什么不對？“創生取向”如何實施？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主權者”是什么意義？“主權”有多大？“教師即課程”，是指課程的“部分”，還是課程的“全體”？“教師即課程”了，“學生的主權”又如何實現？鐘啟泉教授在《概念重建與我國課程創新》一文中，還有一句話：“課程即體驗”。“教師即課程”，“課程即體驗”，那么“教師即體驗”了！教師與課程，都游歷在“體驗”這一較為初級層次上，教學能提高嗎？廣大教師看不懂，許多同行專家也讀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形成的。問題提出后，經過努力得到解決，實踐證明為正確，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漸形成了。“問題解決”，“概念形成”，“方法產生”三者是一致的。這是概念形成的真實過程，這是有“認識論”根據的。鐘教授只是提出預設的“新概念”，讓人不知所云，這些“概念”不是在課程改革實踐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決問題，只是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構新概念。新課程改革中不應該采取這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法。

誤導之四：“認識本國的國情不能跟國際發展的現狀割裂開來，也不能跟時代發展的特征割裂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

將“本國國情”與“國際發展”和“時代發展”聯系起來這是對的，但是“國情”本身也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教育領域中的“課程改革”是中國整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是，實行漸進式改革而非“突變式改革”。另一成功經驗是：不斷深入反思，進行改革的調整，使經濟運行能“軟著陸”，從而保證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進。但是，2001年以來的課程改革，在許多教師看來是“突變式”、“運動式”、“大躍進式”的改革。《綱要》的主體精神是正確的，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對《綱要》的《解讀》卻主要采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解讀》。連本國國情都不顧，更不說與“國際發展”聯系了。盡管有不少資深教授和資深院土，及時提出許多中肯的批評，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專家，幾乎一概

拒之門外，還諷刺為“發霉的奶酪”。對于新課程改革而言，這就談不上深入反思，及時調整，使“飛得太高”的“課程改革”很難“軟著陸”。資深教授批評新課程改革不顧“國情”，鐘啟泉教授反而又回敬為“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同時，又在理論上提出“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這一看法，在哲學上是不對的。從辯證法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看不到“對立”，如何統一；否認了兩者的“對立”，即看不到兩者是有差異的，怎能引導“課程改革”真正“合符國情”呢？

誤導之五：“在新課程實施過程中以‘一綱多本’替代舊課程的‘一綱一本’，這是歷史的進步，不能輕易退卻。面對新世紀的教育挑戰，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義無反顧地奏響改革進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國課程是采用“一綱一本”，其優點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質量較好，錯誤較少。當然，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的“一綱一本”有明顯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國已提出并實行“一綱多本”了，只是占主導地位的教材仍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綱多本”。問題是：“一綱一本”不行，“一綱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學“英語教材”就多達十多種了，“多”就一定好嗎？實行“一綱多本”，采用“市場競爭”，又必須經教育部組織的專家組審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質量如何？錯誤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沒有“貪腐”行為？教師和學生們對使用新教材的真實感受如何？實際效果如何？等等，這是必須認真總結的。改革是必須的，不能說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別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對話》中，鐘啟泉教授也說了一句話：“我們需要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的束縛，課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動！

我非常贊成，以《綱要》精神為主的課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從我2001年讀鐘啟泉主編的《解讀》，到讀2006年這篇總結性《對話》，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貫穿其中。同時，還重建了許多“新概念”，讓同行專家也不知所云，這是一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式。這些，真的誤導了課程改革。新課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維方式，同時要堅信廣大教師的能力，漸進、穩妥地進行，才可能最終實現“軟著陸”。

廣大教師們十分期望新課程改革繼續深入下去，但必須盡早“軟著陸”，著陸在文明的中華大地上。

鐘啟泉教授，請原諒我！“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我不得不尖銳地、直率地寫下這種我內心本來很不愿意寫的“批評式”的文章。

第四篇：國企需要新一輪改革

國企需要新一輪改革

2013-05-07

國有企業改革在很長時期里被視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但是，過去幾年里國有企業改革似乎沉寂下來，一些行業甚至出現了所謂“國退民進”的現象。同時，從2003年以來國有部門的經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到位，再談國有企業改革似乎是多此一舉。我認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在當前形勢下，很有必要啟動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

清醒判斷國有經濟的表現

國有經濟的表現到底怎么樣？我們對此應該有一個清醒正確的判斷，這是制訂國有經濟改革政策的前提。現在有些機構或者學者的判斷就是，國有企業效益搞得好，為什么要改呢？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緊迫性不強，因為根據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實用主義改革邏輯，沒有必要出于一種教條而改革，更無必要為了改革而改革。但我卻有截然不同的判斷：國有企業與十年前相比的確更好，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紀末的改革紅利和本世紀前幾年的重化工業景氣帶來的；而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總體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來越大。

國際上最通用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采用凈資產回報率（ROE）指標來衡量效益。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年報的數據來算，國有企業凈資產回報率明顯地低于私營企業，也低于外資企業。如果以稅前實現利潤來計算，2003年的時候國企和私企的這個指標還差不多，私企13%，國企12%，2007年國有企業凈資產回報率略微高于15%；民營企業已經是23%了，非常平穩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稍微有點下跌，但已經越來越多地領先于國有企業。還有一個是采用全要素生產率（TFP）指標來衡量效率。幾乎所有經得起推敲、具有引用價值的的研究都顯示，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遠遠低于私營企業。一項研究表明，過去30年國有企業TFP年均增長大概1.5%，而私營企業是4.5%。無論是ROE指標，還是TFP指標，在過去十年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最快最明顯的時期，都遠遠低于私營企業。盡管過去十年是國有企業盈利增長最快的時期，但實際上盈利集中在少數具有所謂“市場力量”的企業，11.5萬家國有企業目前的虧損數達到30%以上。而民營企業的虧損10%多一點，10%虧損率在市場經濟當中是正常的。

當然，有些學者也會強調國企效率較低是因為國企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但現在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備引用價值的。我個人承認這方面的因素，但這個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斷。

國有企業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觀，也是因為上個世紀末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改制重組，這些年來一直在享受改革紅利。而上一輪改革的邊際效果逐年遞減，如果僅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紅利將消耗殆盡。因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紀末改革之后幾年，國有企業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甚至有下降趨勢。當然，國有企業2003年以來的快速發展壯大，也與這一輪重化工業景氣有很大關系，因為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重化工業領域的大企業。但問題在于，重化工業的鼎盛時期也會過去，重化景氣帶來的紅利也會消失。

國有企業過去幾年在技術創新、技術進步方面的成績也成了許多人爭辯國有企業優越性和競爭力的證據。但我們的研究結論恰恰相反，國有企業的創新效率也是明顯比民營企業低很多。這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投入的創新資源取得了多少創新成果就可以比較出來。國有企業在過去幾年投入了大量的研發經費，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們可以進行一下比較，比如說，國有企業每投入一億元研發支出所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大概是18，而民營企業43，差距不只一倍；國有企業每100名研發人員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是3.7，民營企業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營企業的創新效率比國有企業高一倍以上，這個是中國科技統計研究的官方數據。

國有部門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從ROE、TFP、創新效率等典型指標來看，其總體效率明顯不如民營部門。但是許多經得起推敲的嚴肅研究都發現，國有部門占用了與其規模和效率不相稱的經濟資源和創新資源，而且很多時候是以相對較低廉的價格占用了重要資源，并且國有企業天然的“政商聯結”加重了這種情形。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門反而能以相對低廉價格獲得更多資源，這是什么情形難道不是很清楚嗎？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國有部門存在大量的經濟租，嚴重扭曲了資源配置機制，對效率高的民營部門獲得資源形成了“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國有部門的經濟租和營業利潤與老百姓有什么關系呢？基本沒有，老百姓沒有享有應有利益。國有部門大約雇傭了三四千萬員工，員工當然得到了工資收益，但這些人只不過占我們全部人口的3%、全部從業人員的5%、全部城鎮就業人員的10%，所以并沒有惠及

多數人。從這個角度而言，現在的國有經濟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沒有”。從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國有企業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嗎？

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方向

中國過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資拉動，意味著要不斷投入經濟資源，投入大量的要素來發展經濟。這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如果通過國企改革，讓效率高的民營部門獲得更多的資源，而縮減效率低的國有部門規模，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資源配置的扭曲狀態，完全不需要這么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就可以保持相對比較高的增速，這非常有利于一直講的轉變發展方式。依靠這么多的投資和大量的資源消耗、資源投入來維持高經濟增長，發展是根本沒法持續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發展方式轉變進展不大，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因為國有企業處于粗放、低效率的發展狀態。而且我們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測算，現在整個國家國民經濟的資源配置當中，國有部門的強勢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絲萬縷的紐帶關系，使它更容易獲得資源和各種商業機會，政府隱含的擔保和救濟也使它們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獲得較多資源，使資源配置扭曲、競爭無法平等。而民營企業為了搶奪經濟資源，可能會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這樣整個經濟就會出現“政商聯接”大競賽和資源爭搶大競賽，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競賽和自主創新大競賽，最后的結果是，高增長伴生著嚴重的過度投資和信貸膨脹以及金融隱患，公司治理和宏觀審慎出現嚴重問題，收入分配扭曲和財富掠奪成為常態，而高增長也將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東南亞國家的歷史狀況吧，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國發展階段的轉變、增長動力的轉換已經使國有部門的低效、對資源配置的扭曲、對平等競爭環境的妨害成為一個愈發緊迫的現實問題，因此迫切需要啟動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

客觀地講，國有企業加上強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追趕階段還是能夠發揮較大作用，因為追趕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源動員和資源投入，對產業結構的選擇、對產業技術的采用、對產業組織的設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貝、模仿和引進，這些因素幾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就是資源動員和資源投入的可靠“平臺”，國有企業可以較好地充當這樣的平臺。現在許多地方積極引進央企，其實是在通過引平臺來搶資源。但是

隨著中國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趕式發展的邊界，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遇到發展方式轉變、增長動力轉換的問題，我稱之為內生平衡增長階段。如果不能順利地從追趕式增長轉入內生平衡增長，發展就有可能停止，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要順利轉入內生平衡增長，就必須更加依靠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效率提升競賽，而不是政商聯接和資源投入競賽，此時國有企業在過去的優勢就會喪失并成為阻礙。因此，推動新一輪國企改革，其實就是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

即使不考慮發展階段的轉變，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也不能拖延。看起來2003年國有部門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實際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只不過是周期律的體現。現在是改革的進程在與國有企業的興衰周期律賽跑。國有企業有它的興衰周期律，過去幾年是第二輪黃金時代，現在應該是進入了第二個白銀時代，如果不改革，將會陷入第二個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這是一種非學術的表述。到那個時候被動地進行改革重組，代價會更高。上世紀末的改革給本世紀帶來了改革紅利，但付出了高昂代價，大概有2萬億的改革成本，而那時候GDP一年才8萬億，占百分之十幾的GDP，多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再次拖延改革進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將大得多。這些代價其實最終還是由老百姓買單。

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中，產權改革是核心。通過整體出售等方式推進中小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目前全國有12萬多家國有企業，小型企業超過10萬家，占85%，中型達到1.4萬家，占11%，全國國有企業虧損面達到35%，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所以中小企業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進。即使按照國資委分類的一般生產加工企業也達到2.5萬家，占全部國企20%以上，商貿服務和其他企業超過6萬家，占50%以上，這些行業的許多企業都可以整體出售。但是重點和難點是大型企業，特別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體改制這條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國有獨資的。甚至超過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注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不是按照后來的《公司法》注冊的公司制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中國是很特殊的一類企業，行政權力和經濟權力高度結合，現在要搞現代公司治理，又不說推進對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體改制，可以走法人整體上市這條路，但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等少數特殊行業的企業之外，還是要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上應該思想更加解放。在此基礎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總體而言，應該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化。

也有少數國企可能暫時不太適宜推行全局性的產權改革。這包括三類企業。第一類是自然壟斷，包括電網、基礎電信和一些公用事業（自來水、燃氣等）；第二種是關系國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類是承擔普遍性服務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的，如郵政和市政等。對于這些企業，應該加強政府監管，并改進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規范性。這三種之外的都應該產權改革。當然隨著時代發展，上述三類企業也可以進行分拆和引入競爭，這樣也有可能在某些環節進行產權改革。

要特別強調的是，對于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在比較長的時間里不會完全民營化，可能長期保持一種混合所有制狀態，這也是可以的，關鍵要加快國有股的證券化，提高國有股的流動性，從而改進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

我們也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民企的逐利動力更強，合規意識乃至守法意識更弱，社會責任和社會誠信比較缺乏，再加上一些官員參與的腐敗，民眾對許多民企其實頗有怨言。也就是說，學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眾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東西。因此上述領域的國有企業在一定時期保留還是有必要的，哪怕犧牲一些效率。同時，民企必須要加快提高合規意識和守法意識，增強社會誠信和社會責任。

大型特大型國企如此改造之后，其中的國有股如何管理和運營？可以設立相應的投資基金或資產管理公司來持有這些國有股，對國有股進行管理，并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完全可以效仿中投或者匯金，不斷追求國有資本的回報，提高國有資本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形成現代化的國有資產組合。可以預期，現代化的國有資產組合將成為我國國民的一筆巨大財富，通過支持社保體系和民生投入等途徑真正惠及全體人民。所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國企改革應該是“國資變社保，國企變民企”。這樣就能使國有資產從“全民沒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歸“全民所有”。

繼續降低國有經濟的比重

中國的國有部門在三十多年前的產出占工業產出的比重高達80%，經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國有部門的崛起和九十年代末本世紀初的國有部門大刀闊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經急速地下降到了30%左右，之后幾年也有溫和下降，到2010年已經降到了27%。國有部門盡管目前體量龐大，并且在資源獲取上有較大優勢，但由于活力和效率相對于其他企業而言明顯處于弱勢，國有部門產出在經濟中所占比重會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后國企狀況較好的這

幾年里，工業當中規模以上私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于國有企業10個百分點以上，營業收入高出20個百分點以上。按照這樣的趨勢，即使不進行主動改革，到2030年，國有部門的產出在工業中的比重將會自然收縮到15%以下。如果通過主動改革消減國有部門的規模，到2030年，甚至遠遠早于2030年，這個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國有部門還保持這么高的比重，無法顯著糾正資源配置的扭曲進而保持較高增長率，而不斷下降直至到10%的水平，國有企業將主要集中于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以及其他極少數特殊的行業，就不至于對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構成實質性妨礙，也不至于對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法治體系構成實質性妨礙。實際上在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也有一些國有企業，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國的國有經濟比重降到這樣的水平，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得以確立。

作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張文魁來源： 《中國經濟報告》2013年第1

期

第五篇：中國軍校改革

中國軍校改革：增加士官學校減少軍官

院校

http://www.tmdps.cn 2012年01月06日 09:57 中國青年報微博

資料圖：中國軍校舉辦陸軍國際學員周交流軍事技能，圖為外軍學員體驗解放軍95式步槍射擊。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多年里，中國軍校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軍情的發展之路。全軍院校會議則是每次中國軍校進行重大改革的標志。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強力推動，中國軍校才逐步由不成熟、不規范和不完整，走向成熟、規范和完整。

2011年，解放軍四總部聯合召開了第十六次全軍院校會議，這是一次在我軍院校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它提出了諸多改革措施。

通過調整結構建構起了新型軍校體系

結構決定功能。院校體系結構是發展軍校教育、培養高素質軍事人才的組織保證。新中國成立以來，軍校長期劃分為指揮院校和工程技術院校兩大類別，指揮院校實行初、中、高三級培訓，專業技術院校實行中等、高等兩級培訓的體制。

在2003年舉行的第十五次全軍院校會議上，打破了這種已經施行50多年的軍校體系結構，搭建起新型軍校體系結構。新型院校體系與以往最顯著的差別是，將指揮和工程技術兩類院校調整為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兩類院校。實行生長干部學歷教育、干部任職教育分別由學歷教育院校和任職教育院校承擔，建立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完全分離的體系，有利于發揮兩類院校各自優勢，辦出特色、辦出水平。

但2003年提出的新型院校體系僅僅搭建了一個基本框架，還面臨著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距離“完善”的目標體系還有較大的差距。這次院校會議針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優化了軍校體系結構。

一是整合了軍校數量。按照資源整體優化的原則，這次調整，從軍校絕對數上看比第十五次院校調整時減少了4所。同時，為最大限度地提高院校培養效益，對少部分重復建設、規模小的任職教育院校，進行了資源整合。如對一些步兵、炮兵、通信、軍交、空軍飛行等數量偏多、資源比較分散的院校進行整合和合并。空軍6所飛行學院整合組建空軍哈爾濱、石家莊、西安3所飛行學院。炮兵指揮學院和炮兵學院南京分院合并組建為南京炮兵學院，海軍飛行學院和海軍的兩個訓練基地合并組建海軍航空兵學院。在改建部分士官學校的基礎上，士官學校數量由4所增至8所，軍官院校數量實際減少了5所。

二是調整了學歷教育院校與任職教育院校比例。這次調整，按照學歷教育院校“高度集中”、崗位任職教育院校“高度細化”原則，減少了6所學歷教育院校，增加了兩所任職教育院校。這一減一增，學歷教育院校由過去占院校總數的32.9%降為25.4%，任職教育院校由67.1%提升為74.6%，進一步突顯了任職教育在軍校體系結構中的主體地位。

三是重新劃分了任職教育院校類型。為解決我軍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和完成多樣化任務急需人才的培訓能力不足，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訓體系不夠合理等問題，這次院校調整將任職教育院校劃分為聯合指揮院校、軍種指揮(系統)院校、兵種(專業)院校和士官學校四類院校。新的任職教育院校類型，是這次院校調整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重構了任職教育院校層次結構。院校層次結構，是軍隊院校在縱向上不同等級院校之間的構成關系。為適應指揮軍官逐級培訓制度改革和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要求，這次院校調整在培訓層次上，把過去培養指揮軍官的初、中、高三個培訓層次，調整為初級指揮、兵種(專業)指揮、合同作戰指揮、聯合作戰指揮四個培訓層次。

通過優化模式完善了軍校培訓體制

優化人才培養模式，進一步完善培訓體制是軍校改革的關鍵，也是第十六次全軍院校會議調整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這次改革一是完善了依托國民教育體制。實行軍隊生長干部由軍隊院校培養和依托國民教育培養并舉，是我軍干部培訓體制的重大創新。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末的50年里，軍事人才的培養一直是由軍校獨立承擔。2000年國務院、軍委頒發了《關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養軍隊干部制度的決定》拉開了依托國民教育培養軍隊干部的序幕。2003年軍委《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提出，逐步實現軍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地方院校培養，到2010年依托培養軍隊干部的比例達到60%。到2006年，全國已有112所高等學校承擔了國防生培養任務。

為進一步完善依托培養體制，這次會議著眼于軍隊建設實際，從總體上適當減少了依托地方院校培養比例；為保持軍隊特色、強化作戰指揮，會議還特別強調軍隊主戰兵種指揮軍官和其他特有專業軍官仍立足軍隊培養；為加強國防生管理，提高培養質量，適當減少了承擔國防生培養任務的地方高校數量，進一步完善制度；著眼地方大學生參軍入伍逐步增大的實際，調整依托培養政策，把地方大學生戰士提干納入依托國民教育培養生長干部的范疇。

二是明確了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訓體制。加強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是當前急需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將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要求貫穿指揮軍官培養全過程，逐級建立分工明確、銜接緊密的培訓體系，是這次院校調整改革的重要成果。

會議明確指出，要逐步推行指揮軍官任職培訓入學考試、資格審查和差額錄取制度；中級任職教育院校，要側重聯合作戰基本理論和軍兵種運用教學，培養學員指揮本軍兵種部隊參加聯合作戰能力；高級任職教育院校，要側重國家安全戰略、軍事戰略和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理論與實踐教學，培養學員戰略運籌和聯合作戰指揮能力。

三是完善了生長干部“合訓分流”組訓方式。第十四次全軍院校會議提出“合訓分流”，十多年的探索表明這種新的組訓方式，有利于打牢學員科學文化基礎與培養崗位任職能力。為解決當前“合訓分流”組訓方式“合得不夠”、“分得不全”、“配合不力”的問題，這次調整改革按照規模化、集約化培養人才的思路，進一步減少了學歷教育院校數量，增加了任職教育院校的數量。如將國際關系學院、外國語學院、電子工程學院、軍事經濟學院、軍事交通學院調整為任職教育院校等。在人才培養總體設計上，重點突出指揮人才四年“合訓”與“分流”兩個階段的銜接。優化“合訓分流”教學任務分工，前三年“合訓”階段，在進一步拓寬專業口徑、打牢學員科學文化基礎的同時，完成全部軍事共同課目訓練，加大軍政訓練比重，強化軍人基本素質和領導管理素質培養；后一年“分流”階段要貼近學員任職崗位，重點進行軍事專業訓練，加強第一任職能力培養。

通過優化布局改革了軍校研究生教育

從20世紀80年代初軍隊恢復學位制度和發展研究生教育以來，主要是為院校和科研機構培養學術型人才。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以單一學術型人才培養模式為主的研究生教育已經難以適應軍隊建設需要，急需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2001年軍隊學位委員會提出，軍隊研究生教育由培養學術型人才為主向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戰略轉移。2002年總參、總政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軍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試點的通知》，批準國防大學等軍隊院校開展教育試點，標志著我軍走上了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之路。

第十六次全軍院校會議在總結我軍研究生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要創新研究生培養模式。針對高中級任職培訓與軍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招生的主要對象一致、主干課程相近、培養目標相同的實際，實行指揮類研究生教育與任職培訓融合式培養制度。會議還提出要合理確定科學學位與專業學位比例，2020年前專業學位研究生占全軍研究生培養總數的比例達到50%。要調整學位層次結構，使博士、碩士比例，學位授予數量與軍事人才培養規律相適應。

通過調整任務改建了一批新型院校

當前，在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浪潮推動下，軍事技術、武器裝備、作戰樣式、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轉變。許多國家把培養具有信息化作戰指揮能力的指揮官、信息戰專家和信息技術人才作為應對新軍事變革挑戰的基本任務。

為較好地適應新軍事變革形勢需要，這次院校調整在利用現有教育資源基礎上，調整改建了戰略預警、特種作戰、國防信息、陸戰、空降、邊防等兵種和專業院校。如將通信指揮學院改建為國防信息學院、空軍雷達學院改建為空軍預警學院、西安陸軍學院改建為邊防學院等。改建這些院校，可以較好地適應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建設需要和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需求。

此外，這次軍校改革還將部分軍校校名進行了調整。如將后勤指揮學院、裝備指揮技術學院分別更名為后勤學院、裝備學院；將防空兵指揮學院、工程兵指揮學院、防化指揮工程學院分別更名為防空兵學院、工程兵學院、防化學院。通過改名使中國軍校體系結構更加成熟、更加規范。(邱蜀林 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