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事業單位改革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

中國出臺重大改革舉措，將對政府出資的公共機構進行改組，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與效益。

中國政府最近頒布了各項事業單位改革計劃，將影響到全國約126萬個事業單位的4000多萬名在職職工，包括學校、醫院、出版社、以及農林部門。

然而，這些改革計劃中沒有一處提到有必要開展商業管理教育，以促成長久和持續的改革。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或許就是，中國長期以來盛行以任務為導向、保守和專制的工作文化，授權的做法很少見。

不管中國事業單位進行什么樣的改革，都不會自動形成更加以市場為導向、具有消費者友好特征、成本效益佳的公共服務體系。問題的根源在于缺乏現代商業管理方法的教育和培訓。在事業單位管理人員中間推行某種“快速”、“現成”、“一次性”的再培訓解決不了上述問題。真正需要做的是，針對各公共服務行業的具體需求，開展長期的商業管理教育培訓。比如，醫療服務要以人為本，這要求開展人員管理和溝通技巧方面的教育和培訓。農業和林業則要求開展現代科技和高效供應鏈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訓。

任何這類培訓項目的安排，對于培訓方式的改進——從剛開始提供“爆發式”短期培訓，轉變為持續數年的“漸進式”培訓——都很關鍵。同時，采用新方法也很重要，培訓隊伍中應該既有中國專家，也要有西方專家。如果中國培訓專家太少，可能造成混亂和緊張，而如果西方專家太少則可能讓人覺得沒有新意，并不是真正要改革。

此外，為了開展真正針對中國消費者需求而打造的培訓，有必要采取中西結合的方法。中國消費者越來越“挑剔”，只有更高的質量標準、更高效的服務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這些方面西方的方法往往能夠提供。

全球范圍內對推行更“負責任”的管理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公共機構應意識到這種局勢并做出回應。這也是公共領域可以從商業教育中獲益的地方。在這方面，中國公共部門不妨關注聯合國負責任管理教育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6月將在里約熱內盧主辦的第三屆全球活動。

只有配套推行超越整個公共部門的教育和培訓文化，中國事業單位改革才可能獲得成功。中國管理者常把教育和培訓視為一項不必要的成本，或者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們應該轉變觀念，把教育和培訓視為長期進步和成功的關鍵。

中國的經濟奇跡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事業單位改革是今后繼續取得進步的一個關鍵挑戰。未來應推行持久的、以教育和培訓為主導的改革，這一點刻不容緩。

第二篇：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大事記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大事記

199

210月 黨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逐步建立健全分類管理的人事制度。199

310月1日起，事業單位實行工資制度改革。

1996

7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關于事業單位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提出“要把事業機構改革提到重要的日程”，并且對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改革的方向再一次做了明確規定，特別是提出了“根據事業單位的不同情況，分類進行改革” 的初步設想，“對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性質應為企業，但現在作為事業單位管理的單位，原則上應改為企業”。

1998

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52號發布《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2000

8月 中央下發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提出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要“形成符合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不同特點的、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為此，要以推行聘用制和崗位管理制度為重點，逐步建立適應不同類型事業單位特點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事業單位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

12001年，中央編制辦公室專門組織了“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和分類管理調研組”，設計出新的分類體系：一類是承擔政府行政行為或為政府行政行為提供保障事務職能的單位（可稱為行政保障類）；二類為承擔國家交辦的發展公益事業或準公益事業、基礎性任務，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單位（可稱為公益類）；三類為從事有償性經營服務、具有自我發展能力、有穩定收入來源的單位（可稱為經營類）。

200

27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原人事部《關于在事業單位試行人員聘用制度的意見》，明確了聘用制度的相關政策規定，提出“事業單位除按照國家公務員制度進行人事管理的以及轉制為企業的以外，都要逐步試行人員聘用制度。”

200

46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411 號正式公布《國務院關于修改〈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決定》。

200

54月 中編辦下發《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實施細則》。

6月 無錫市委、市政府聯合下發《關于全力實施改革攻堅七項重點工作的決定》。決定按照“分類定位、分開管理、分別改革”的要求，穩步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并以“管辦分離”為突破口，全面推進社會事業、市政公用事業領域改革。12月，無錫市在不增加人員編制、不增加財政負擔的前提下，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實施管辦分離的改革探索，分別成立了市醫院管理中心、市學校管理中心、市文化藝術管理中心、市體育場館和訓練管理中心。將本行業市屬非行政管理類事業單位統一劃入中心，實施集中管理。

2006

2月9日，人事部發布實施了《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這是我國首次就事業單位進人問題作出的專門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的要求，從2006年起，所有事業單位的新進人員，除國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權限由上級任命及涉密崗位等確需使用其他方法選拔任用人員外，都要實行公開招聘。

7月，中央編制辦經國務院批準，制定了《關于事業單位分類及相關改革的試點方案（征求意見稿）》，從此“分類改革”正式成為中國事業單位改革的思路。

11月17日，人事部又正式公布了《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試行辦法》，對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的范圍作出了明確規定。

2006年，原人事部、財政部《關于印發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實施辦法。

2007

7月 深圳市事業單位改革啟動，其主要思路是：在事業單位中普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理事會、管理層、職工大會相互獨立、相互制衡；取消事業單位行政級別，逐步實現事業單位職級制，推行職員制；對于可由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將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由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完成。

2008

2月 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原則，對現有事業單位分三類進行改革。主要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轉為企業；主要從事公益服務的，強化公益屬性，整合資源，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政府監管。

年中，無錫市的管辦分離改革進一步拓展到公園景區、市政公用、廣電、報業等領域。在體管中心實施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的改革探索，在市政公用養護領域實施管養（干）分離的改革探索，在廣電、報業領域實施了宣傳與經營兩分離的改革探索。

年底，廣東起草了《廣東省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擬為其后的養老制度改革鋪路。然而，此方案剛一提交各事業單位內部征求意見，“就引起混亂和不穩定，一些人直接寫信給省委領導，大批人申請提前退休或買斷工齡。”

2009

1月，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下發，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省市先期開展試點。

3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

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

12月 中辦印發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對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

2010

6月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提出，要“遵循放開搞活、分類指導和科學規范的原則，深化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創新管理體制，轉換用人機制，擴大和落實單位用人自主權”，“分類推進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權責清晰、分類科學、機制靈活、監管有力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同時要在選拔任用、收入分配、人才流動等領域進行配套的制度創新。

10月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再次要求積極穩妥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201

13月23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1】5號）正式發布。

6月2日，全國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就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作了全國性的整體改革部署，確定了改革時間表。

8月5日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國辦發【2011】37號），推出了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9個配套文件。其中的《關于事業單位分類的意見》，按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中財政有關政策的意見》提出了全面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事業單位改革和發展。

9月，中央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派出五個工作組，赴各地調研了解《指導意見》的貫徹落實情況及各地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開展情況。

第三篇：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引關注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引關注 “鐵飯碗”還能捧多久 2011年09月07日08:48 來源：《半月談》 人民網專訪吳江：社會主義飯碗如何端平？

中編辦主任：事業單位改革應以公益為目的 俞 路：事業單位改革的五點思考

金 蒼：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應公平處理利益分配

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改革核心問題仍待定調

事業單位改革：先分清 后整合

2015年，中國將在清理規范基礎上完成事業單位分類；到2020年，中國將形成新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一份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時間表吸引了各方廣泛關注，它不僅關系著4000多萬“事業人”的命運，同樣是中國社會體制改革富有深遠意義的一步。事業單位，只要一提起這個字眼我們的聯想就會情不自禁指向另外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字眼——鐵飯碗。鐵飯碗上面鐫刻著“收入穩定”、“高福利”、“待遇優厚”等等一系列關鍵詞，它映照出持有者幸福的臉龐和旁觀者或艷羨或氣憤的目光。而這次改革時間表所引發的關注，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對打碎這只飯碗的期待…… 鐵飯碗的前世今生

“鐵飯碗”這個詞，原本出自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的企業以國有成分為主，那時的飯碗常常是“端起來就放不下”，而且“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這樣的現象同樣廣泛地存在于公務員隊伍和事業單位之中。而時至今日，雖然含義略有不同，鐵飯碗“旱澇保收”、“碗大能吃飽”的本色依然不改。

今年2月有媒體報道，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領導的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在分析被調查者的所屬行業和職業后發現，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按照《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定義：“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

然而從事業單位所覆蓋的行業領域看來，科教文衛在當前人民生活中所體現出的問題突出而尖銳。獲得“幸福”事業單位人員并未在自己的工作范圍之內讓人民更加幸福。鐵飯碗現象所帶來的“三個一個樣”不能不說在這種“失職”負有重要責任。

據統計，我國目前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其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從業人員三項相加，占總人數的3/4，教育系統人員即達到一半左右，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就是說每三十多個國人中就有一個是事業單位人員，其中冗余人員又有多少？尸位素餐者究竟是多大的一個包袱？這是未來改革過程中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鐵飯碗追逐的起起落落

國人對鐵飯碗的追逐經歷過一番起落。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青年精英——大學畢業生還是以“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從黨的安排”為自己的擇業方向，當時國家對畢業生采取“統招、統報、統配”政策，是計劃體制下的統一指令性分配。大學生一跨入大學校門就成為國家的人，擁有了鐵飯碗，無需考慮畢業以后找工作的問題，到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由組織決定。

當時青年的的擇業取向：第一位社會地位，第二位社會意義，第三位發揮個人才能和報酬。年輕人在面對擇業時，絕大多數還是愿意去“鐵飯碗”、沒有“風險”的大城市中的全民所有制單位，很少有人愿意去集體所有制或個體經營單位，即選擇社會地位、聲望高的大專院校、大機關和全民企事業大單位。這可以稱為鐵飯碗的追逐的第一階段。

時間推進到二十世紀90年代，逐步出現了“以我為中心、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潮，同時既要地位高、也要掙錢多，多元信仰在社會上并存和相互碰撞。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外思想和價值觀的涌入，使得鐵飯碗至上的價值取向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白領階層風光體面地出現在了國人面前，他們擁有高學歷、更開闊的眼界、更自由的思想和更強的自我意識。他們往往供職于外企和業績出色的私企，擁有著較高的薪酬待遇和人們眼中更加“豐富多彩”的人生。可以說白領階層的優質形象在當今社會仍然在金融、IT等領域廣泛地存在著，然而相對的社會期待排名有了明顯的下降。

90年代末期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以及新世紀依賴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革，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幾年中，體制內的鐵飯碗再一次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幾個簡單的數字可以從側面體現出青年人價值取向的轉變。

1994年至2000年間，全國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員才不過4萬余人。而2007年國考，報名人數達60萬，比2004年翻了近5倍。那一年全國有近五百萬大學生畢業，也就是說約每10個畢業生就有一位參加了國考。2011年，5名南開大學學生在經濟學家周立群指導下對天津應屆畢業生的求職意向進行了調查，國企、事業單位、公務員名列前三。

原本光鮮亮麗的白領階層被輕巧地抬起，而擇業觀天平上鐵飯碗這一邊再一次重重地落下……

砸破鐵飯碗：為了發展，更為了公平

鐵飯碗產自“體制內”的成色和碗底的“國字號款識”顯而易見。體制內的行政資源在今天常常成為一些人交換體制外市場資源的籌碼，權力變現的戲碼在當前事業單位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中時常顯現：權力與利益勾肩搭背。而所有這些以破壞社會公平、濫用公權侵害公民利益獲得的財富，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事業單位鐵飯碗中的豐富大餐供坐在工位上的人們大快朵頤。

“長期困擾事業單位改革的種種難題，歸結起來都與政府自身的改革有關”，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說。改革的不徹底，的確是事業單位改革延宕多年未見顯著成效的根本癥結。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表示，事業單位改革的動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從外部環境看，社會公眾對于解決就業難、看病貴及提升社保水平等方面的現實訴求，迫使事業單位必須通過改革來滿足公眾；從內部機制看，事業單位的廣大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也希望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回報，不能“干好干壞一個樣”。

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透露，2011年我國將全面完成事業單位聘用制推行工作，2011年我國將推進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設。積極推動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規定出臺，研究制定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考核、獎勵、申訴、競聘上崗等單項規定。同時，全國基本完成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實施工作。2011年將繼續做好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工作，創新公開招聘方式方法，推進公開招聘工作規范化建設，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度。

鐵飯碗的逐步取消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而更為重要的是，社會逐步淡化鐵飯碗意識。

第四篇：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方案辦法之探討建議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方案辦法之探討建議：

《內容提要：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借事業單位改革之機，盡早決策，出臺具體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來繼全國國企改革后，高起點進行全國事業單位的改制分流縮編的分類改革。不要事業單位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縮編沒有推進，實質是事業單位在長工資，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國目前的事業單位，除一部分該辦的公益事業單位要繼續辦外，其他事業單位該改制、該分流、該縮編，就要改制分流縮編為企業創新納稅實體，在一些公益事業單位精簡機構時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縮編一些超編及人浮于事的人員應達百分二十以上，從而達到精簡編制、國家要從總體上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從而達到減少國家財政負擔，為我國國力的提升和現代化建設多創造財富作貢獻！》

一、我國事業單位設立的歷史沿革：

新中國成立前，當時的社會是一種多元主體舉辦事業的格局，沒有事業單位這個概念。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從一九五六年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當時借鑒前蘇聯計劃經濟時代模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國有制措施，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相應的事業職能機構，直接舉辦公共事業，并且在短短幾年里，將教育、科學、社會福利等社會服務行業原有的民間團體全部收歸國有，這樣，學校、科研、藝術、體育等所有單位部門，都成為了國有資產。那么，國家社會中的所有人，也就都成為了“公家人”，這樣，學校中培養的所有學生、國家中的許多經濟和文化單位，當然也就成為了國家事業單位了，使國家社會形成著一個龐大的事業單位編制社會階層，其間大量設置事業單位和搞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就是這樣的歷史經過及原因之一！

而我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形成讀書人知識分子社會階層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士”的社會階層，早在秦漢時代，國家就已經明確了“士農工商”這四大社會階層，其中，讀書人的“士”，就屬于其中的一個社會階層。中國早在西漢王朝的漢武帝時代，也就是西元前130年左右，大儒董仲舒就提出過“養士”政策建議。所謂的養士政策，就是國家使用財稅去包養一部分知識分子為衙門服務。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當時，漢武帝沒有采納董仲舒的這個“養士”國策，所以，西漢王朝漢武帝之前和西漢王朝之前的中國知識分子，是自己養活自己的社會群體，這，也是為什么在先秦和漢王朝時代，中國的思想文明和科技文明文化，特別發達的主要歷史原因！因為，知識分子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的思想也是自由和獨立的，而任何發明創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讀書人思想和行為的自由和獨立，才能有重大科技發現發明！這，正如西漢思想家揚雄所說：“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奚其守？……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蒙。

一個國家社會中的讀書人太多，本來是個好事情，但是，如果士子們不熱衷于使用自己所學知識去解決問題，他們而是喜好坐而論道和吊著官方的奶頭要奶吃，那么，這些士子，就可能一部分成為國家社會中的**力量和加劇中國朝野的幫派斗爭窩里斗。為了追求一個吃不得穿不得的虛榮心功名，自從唐朝實行科舉舉士以來，中國歷朝歷代的讀書人可謂前赴后繼。大家只要去看看中國歷史上的思想發現成果與科技發明成果，人們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條規律，唐朝以來，特別是科舉制度蓬勃旺盛的元明清三朝，恰好是中國科技發明和思想發現成果最為稀少的歷史時期。相比之下，沒有實行養士和科舉制度的西漢王朝之前，中國思想文化和科技發明，可謂是碩果累累！

為什么國家使用全民稅賦的財政去包養知識分子，反而會造成國家國力衰退？這個道理，說白了，一點不復雜。象你如果太溺愛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給他包養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無成的！知識分子，歷來是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知識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發現發明者，如果國家使用全民稅賦去包養知識分子，這不僅僅會造成大批知識分子的懶惰和浮躁，還會直接造成國家發展動力的衰退！

我們可以看看古今中外的歷史，你就可以發現，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發明家，絕大部分都是在他們自己養活自己的前提下創造出來的發明成果。即使是像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這樣的大科學家，他們的科學成果，也不出自于書齋學院的象牙塔，而是出自于他們一邊自己養活自己，一邊自我發明創造的人生閱歷之中。至于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和發明家，那就更是自己養活自己的知識分子了。中國古代，不管你是什么樣的讀書人，只要你一旦進入官場仕途，你的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發明成果就基本上算完蛋了。你可能榮華富貴和出入名利場，但是，你休想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發明成果.這道理很簡單，你拿人錢財，你既然身心都不自由，那么，你可能發明創造嗎？！

然而，在中國歷代過多地看重的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知識”，卻忽視了讀書人知識分子的人格和思想傾向，所以知識分子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基本上是服務于衙門，而不是服務于社會。讀書人知識分子的獨立的思想來自于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判斷，而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判斷來自廣博的知識和獨特的視野，而任何發明創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讀書人思想和行為的自由和獨立，才能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發明成果的發現發明！不媚俗，不跟潮流，不人云亦云，即能言大眾所未言。由于讀書人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示范作用，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起著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例如：在歐洲在古希臘時期，知識分子有獨立的發展空間，曾創造了輝煌的思想文化。在歐洲中世紀基本未有知識分子階層，更不存在知識分子的獨立。

文藝復興以后的意大利、英國、法國形成了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這是這些國家最早走向現代社會的關鍵原因。德國、俄國由于知識分子獨立總是受到巨大限制，也造成了他們現代化的遲緩以及社會發展的相對滯后。

美國作為新興國家，為知識分子的獨立發展創造了全新的環境，獨立知識分子階層的發展，帶動了美國的強大與繁榮。

中國歷史上由于文化的單

一、商品經濟較落后、受“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影響，出現過一些獨立知識分子，我國雖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形成讀書人知識分子社會階層的國家，讀書人知識分子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基本上是服務于衙門，而不是服務于社會，即基本上沒有形成獨立知識分子階層，以致中國的哲學政經思想較缺人文關懷和多元思維，嚴重桎梏了社會的發展。

然而在中國歷史上，我國雖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形成讀書人知識分子社會階層的國家，國家官方雖然也會包養一部分進士功名者，但是，中國古代，對教師、藝人、技術者、等行業者，是從來不包養的。中國古代，甚至連舉人和秀才，國家官方也只有獎勵減免稅賦的方法，從來不包養舉人和秀才等中下層功名者。但是，新中國成立后從1956年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后，凡是中專以上畢業者，全部納入國家干部編制，藝人和教師居然成為了國家財政包養的“國家干部”！與此同時，我國的所有科技、文藝、學校等單位，也全部成為了被國家財政包養的國家事業單位。這，恐怕就是為什么中國有那么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么多年來，卻難以創造出大量較有實用價值科技成果及至今在中國內地未有一人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人，都是有懶惰心態的，名利場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發明創造擔經濟風險呢！

二、我國事業單位設立的現狀及其改革對策之探討：

綜上所述，事業單位設立及其管理體制是計劃經濟時期逐步建立并發展起來的，其組織與管理體制具有典型的計劃特征，各類事業機構都為國有機構，資產都屬國有。事業單位的現狀，據統計，目前中國有各類事業單位已經發展到126萬多個，從業人員約3000多萬人，國有資產近３０００多億元。而其中事業單位中的非專業技術人員就達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國的高校和科研等事業單位的人員編制，居然與公務機關的官員編制掛上鉤，校長、教授、研究員的職銜職級等同于什么科、局、廳、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級，還沒徹底摒棄幾百年來只有在落后的農業社會缺乏工業社會憑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創業做老板的市場經濟意識、即具有“官吏等級等同于領多少石米”之農耕時代“等靠要”供給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識特征的虛榮心在作祟；及如一個同樣內容的研究課題，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進行重復立題及重復研究，既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費國家的財政經費等等。因此，設立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的事業單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種社會組織，在歐美等國家沒有像我國事業單位一類的機構，因為現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有這么一種機構性質和功能如此的社會組織。所以，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事業單位機構膨脹，人浮于事，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而大量事業單位代行部分政府職能，造成政府職能范圍的混亂，導致宏觀經濟調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機構膨脹，財政負擔加重。由于事業單位分別附屬于不同的政府機構，從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壟斷，導致市場分割和資源浪費。

長期以來，由于事業單位是國家包辦包養，財政撥款，及平均主義的管理體制，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導致政府機構改革安置的人員、企業下崗職工、軍轉干部分配、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及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不去國家和社會最需要之一的生產經營第一線主戰場多創造社會財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擁向吃財政的事業單位，使事業單位成了“蓄水池”，這種蜂擁而至的流入結果使得許多事業單位超編嚴重，機構膨脹，人浮于事，造成事業單位人員結構不合理，人才短缺與積壓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進不來，不需的人員出不去。同時，由于人員增長過速，人頭費、各種補貼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財政承受能力，使財政不堪負重，所有的經費都花在“人頭費”上還不夠。這種現狀限制了事業的發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經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影響了事業的發展。

因此，繼國企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后，事業單位的改革緊隨其后，成為政府機構改革之后的又一項重要任務。而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決策。如何積極地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工作，建立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又符合事業單位發展特點，政事分開、事企分開、高效服務、管理科學的現代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我們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必須回答的重要課題，所以，我國的改革重點，就是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要解構掉一部分事業單位，不能夠再使用全民稅賦去財政包養科研、文藝等從業單位和從業者！

今后，科研院所，應該大量歸附于企業集團和高校生存發展；學校除一部分較為重要的大學外，應該大量民營董事會化，應該由國家官方、企業、財團共同經營學校；文藝單位，不管是地方和軍隊的文藝單位和藝人，應該全部進入文藝市場去自己養活自己！我國目前的事業單位，除一部分該辦的公益事業單位要繼續辦，其他事業單位該改制、該分流、該縮編的，就要改制分流縮編為企業創新納稅實體，除開圖書館、博物館、信息情報、試驗檢測站，及其一些基礎研究科研院所和重要高校教學等單位之外，目前我國的一些科研、文藝、廣播電視等一系列所謂的事業單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應該盡快民營市場企業化！應該斷掉他們長期吊著國家包養財政奶頭不松口的格局！

至于個別單位如果經營不善，他們發展經費有困難，國家可以資助和協調解決他們的困難，但是，國家官方不能夠再使用國家財政去包養這些所謂的事業單位和事業人員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知識分子群體如果不能夠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如果他們不能夠去市場中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國家的科學發展動力也就失卻了！

而什么是“公益單位”，這是應該被大家搞清楚的！一些科研、文藝、廣播電視等單位，它們不是在面對社會和老百姓收費賺錢么，它們，憑什么叫做公益單位呢！既然它們不應該屬于公益單位，那么，國家財政為什么要包養它們呢！國家的財政，又不是政府官員造出來的，國家財稅，不就是老百姓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所上交的稅賦么！所以，應大力推進事業單位的改制分流縮編的分類改革。

三、、我國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對策之探討建議：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盡早決策出臺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具體方案和政策，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涉及利益待遇調整和轉軌費用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的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按現機制還會越來越多，（即按計劃經濟時代的機制，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還會越來越多，）當增加一倍時，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就將增加到約七千萬人，這個數字與國辦企業七千萬人員相等，這等于說國家企業每一個人的稅賦相當要養一個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再加上一千多萬的公務員，吃財政的人員就多達八千多萬人至一億人。

其實，現在我國廣義吃財政的實際總人數，根據學者教授中央黨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由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實際上已超過7000萬人，（包括事業單位人員等）。中國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兩會期間人大代表議論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達1:18。從經濟視角考察，財政供養人員與GDP之比看，中國為39人/百萬美元，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目前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日本為1.38人/百萬美元。公務員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單位GDP的公務員人數來衡量。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出發達國家。中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以財政供養人員進行國際比較，可比性強，財政供養人員可視為最廣泛意義上的公務員（包括事業單位人員等），即廣義公務員，或稱為政府公職人員、公務人員。

當全國吃財政的增加到一億多人時，是一個什么財政負擔概念呢？就是說設每個人平均工資及各項補貼增至五千元時，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五千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六萬億。設每個人平均工資及各項補貼增至一萬元時，每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一萬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十二萬億。而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5萬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只僅僅只近6萬億元左右，不要談要搞什么事業建設，就是單單發薪水一項，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大，國家如果不從總體上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國家財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負。這樣八千多萬人至一億人吃財政的多于賺錢繳稅的國辦企業人員七千萬人員，就會出現吃財政多于生產賺錢繳稅的倒掛之經濟學丑怪現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龐大，事業單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國家預算開支。在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增加至一千萬人時、增加至二千萬人時、增加至三千萬人時都未改革；當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增加至七千萬人及增加至一億二億多人就更難改革了。

而且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比企業高出約三至四倍，這樣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與企業離退休人員的差距越來越大，國辦企業人員提高待遇要求會越來越大；較嚴重的事業問題是導致一些大中專畢業生及所謂的社會精英不去國家和社會最需要之一的企業生產經營第一線多創造社會財富，而是象潮水一般越來越擁向吃財政的事業單位，不是熱衷于使用自己所學知識去國家和社會最需要之一的企業生產經營第一線解決問題，而是喜好坐而論道和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使事業單位數量及編制人員會越來越多，國家財政負擔會越來越大。

而事業單位地方層面的改革慣性對全國改革的阻力也會越來越大，什么事業單位改革不是要甩財政包袱、什么事業單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縮編減少國家財政負擔，什么事業單位的編制不減還要增加的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及阻力也會越來越大。因此要盡早決策，避免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三個誤區，就是要堅定黨和國家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真正做到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達到：一是編制要精簡。二是人員要分流。三是人才要引進。

否者，事業單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勞的，事業單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縮編沒有推進，實質是事業單位機構編制越改越大，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即如果不及時地控制壓縮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等全國公務人員吃財政之編制規模，當我們國家廣義吃財政的實際總人數增加到一億多人時，按照現在工資快速增長速度，設每個人平均每月工資及各項補貼當增至一萬元時，每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一萬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十二萬億。（還有獎金，購買公車，建豪華辦公大樓，公款職務開支、公費出國等等，這些政府支出占據了大量的政府財政支出比例還不計在內）。而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5萬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6萬億元左右，不要談要搞什么事業建設投資，就是單單發薪水一項，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大，經過上述財政收支計算：國家財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負，就沒有什么財政盈余來搞國家投資建設。因此，重新核定收縮編制、從嚴控制壓縮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等全國公務人員吃財政之編制規模是目前全國的改革當務之急！

其實，事業單位地方層面的改革慣性對全國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與地方個別一些部門結合起來觀望拖延阻擋改革進程，比如：幾次事業單位改革，國家改革政令要民營董事會化或合并轉制改企一些事業單位、關停并轉合并撒消分流縮編頂著所謂公益事業單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復設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學應該民營董事會化經營、及現階段的正在試點的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都要出來阻擋國家改革進程，想觀望拖延改變阻擋國家改革進程，其個別一些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看起來貌似“強大”。實際上就像一棵大樹，即使枝繁葉茂，但沒有根，或者根基很淺。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從本質上講，再盤根錯節的個別一些地方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即使他們結合起來，還是無法與國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權力的授予是直線的，地方政府的權力合法性，來自于上級。只要上級一紙任免令，權力就會消失。而他們把持的機構，不大可能隨其違抗國家改革政令。除非個別一些地方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擁有像“歷代的諸侯軍閥割據的地盤勢力”，否則，任何的公然違抗國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顯然，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公然敢大膽違抗國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勢力，還不存在。所以國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夠決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辦法，堅定認準了，排除改革困難也要做，要想堅決推動地方各省市的事業單位改革，即要立下“軍令狀”，被改革沒有達標的主要單位負責人職務一票否決問責制，即要下定決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作祟之干擾，從而維護國家改革政令的統一性及權威性，全國改革政令要“政優政強”得到改革成績、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因此，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借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之機，盡早決策，出臺具體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來繼全國國企改革后，高起點進行全國事業單位的改制分流縮編的分類改革。不要事業單位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縮編沒有推進，實質是事業單位在長工資，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國目前的事業單位，除一部分該辦的公益事業單位要繼續辦外，其他事業單位該改制、該分流、該縮編，就要改制分流縮編為企業創新納稅實體，在一些公益事業單位精簡機構時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縮編一些超編及人浮于事的人員應達百分二十以上，從而達到精簡編制、國家要從總體上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從而達到減少國家財政負擔，為我國國力的提升和現代化建設多創造財富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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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與上述有關的事業單位改革系列探討論文之二）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方案應從重新核編改起之探討建議

事業單位的設置及管理體制是計劃經濟時期建立并發展起來的，其組織與管理體制具有典型的計劃特征。事業單位的現狀，據統計，目前中國有各類事業單位已經發展到126萬多個，從業人員約3000多萬人，國有資產近3000多億元。而其中事業單位中的非專業技術人員就達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國的高校和科研等事業單位的人員編制，居然與公務機關的官員編制掛上鉤，校長、教授、研究員的職銜職級等同于什么科、局、廳、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級，還沒徹底摒棄幾百年來只有在落后的農業社會缺乏工業社會憑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創業做老板的市場經濟意識、即具有“官吏等級等同于領多少石米”之農耕時代“等靠要”供給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識特征的虛榮心在作祟；及如一個同樣內容的研究課題，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進行重復立題及重復研究，既浪費大量人力、又大量浪費國家的財政經費等等。因此，設立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的事業單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種社會組織，在歐美等國家沒有像我國事業單位一類的機構，因為現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有這么一種機構性質和功能如此的社會組織。

長期以來，由于事業單位現狀是國家包辦包養，財政撥款，及平均主義的管理體制，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導致政府機構改革安置的人員、企業下崗職工、軍轉干部分配、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及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不去國家和社會最需要之一的生產經營第一線主戰場多創造社會財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擁向吃財政的事業單位，使事業單位成了“蓄水池”，這種蜂擁而至的流入結果使得許多事業單位超編嚴重，機構膨脹，人浮于事，造成事業單位人員結構不合理，人才短缺與積壓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進不來，不需的人員出不去。同時，由于人員增長過速，人頭費、各種補貼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財政承受能力，使財政不堪負重，所有的經費都花在“人頭費”上還不夠。這種現狀限制了事業的發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經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影響了事業的發展，使事業單位數量及編制人員越來越多，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大。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的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按現機制還會越來越多，（即按計劃經濟時代的機制，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還會越來越多，）當增加一倍時，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就將增加到約七千萬人，這個數字與國辦企業七千萬人員相等，這等于說國家企業每一個人的稅賦相當要養一個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再加上一千多萬的公務員，吃財政的人員就多達八千多萬人至一億人。

其實，現在我國廣義吃財政的實際總人數，根據學者教授中央黨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由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實際上已超過7000萬人，（包括事業單位人員等）。中國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兩會期間人大代表議論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達1:18。從經濟視角考察，財政供養人員與GDP之比看，中國為39人/百萬美元，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目前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日本為1.38人/百萬美元。公務員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單位GDP的公務員人數來衡量。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出發達國家。中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以財政供養人員進行國際比較，可比性強，財政供養人員可視為最廣泛意義上的公務員（包括事業單位人員等），即廣義公務員，或稱為政府公職人員、公務人員。當全國吃財政的增加到一億多人時，是一個什么財政負擔概念呢？就是說設每個人平均工資及各項補貼增至五千元時，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五千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六萬億。設每個人平均工資及各項補貼增至一萬元時，每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一萬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十二萬億。（還有獎金，購買公車，建豪華辦公大樓，公款職務開支、公費出國等等，這些政府支出占據了大量的政府財政支出比例還不計在內）。而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5萬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6萬億元左右，不要談要搞什么事業建設投資，就是單單發薪水一項，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大，國家如果不從總體上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國家財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負。

這樣八千多萬人至一億人吃財政的多于賺錢繳稅的國辦企業人員七千萬人員，就會出現吃財政多于生產賺錢繳稅的倒掛之經濟學丑怪現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龐大，事業單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國家預算開支。在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增加至一千萬人時、增加至二千萬人時、增加至三千萬人時都未及時改革；當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增加至七千萬人及增加至一億二億多人就更難改革了。

因此，事業單位的編制有相當一部分是按照上述計劃經濟時期工作需要確定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事業單位機構膨脹，人浮于事，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而大量事業單位代行部分政府職能，造成政府職能范圍的混亂，導致宏觀經濟調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機構膨脹，財政負擔加重。由于事業單位分別附屬于不同的政府機構，從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壟斷，導致市場分割和資源浪費。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有的事業單位的職能需要削弱，有的則需要增強，因此，國家事業編制管理及財政開支管理，就要從過去短缺貧窮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粗放型較雜亂無經驗的管理，改進為現在較充足富裕的市場經濟時代的精準型較有序有經驗的管理，即每一個編制崗位都要精準精確地計算而定崗定編從嚴控制等。或可像一個家庭精準型管理有方的經濟管理一樣：“精打細算、開源節流、厲行節約、勤儉持家，”財政才會有盈余，老百姓的稅賦才會減輕，“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減少財政負擔、國家投資建設才有強有力財政支持，社會財富才會增多，提升國力之目標才能達到。

所以，基于上述事業單位現狀情況，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應從精簡收縮重新核定編制改起，從總體上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即把財政撥款的公益類事業單位編制規模控制在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范圍內，推進由全額撥款向差額補貼、由差額補貼向自收自支或企業化管理過渡。

首先，科學合理重新核定收縮編制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根據工作需要和精簡原則，科學、合理地配置職能、設置機構和配備人員，是機構編制管理的目標和任務。由于編制管理的首要依據是工作需要，因而對人事管理和財政管理的影響具有主動性。編制通常是指組織機構的設置及其人員數量的定額和職務的分配，由財政撥款的編制數額由各級編制部門制定，財政部門據此撥款。因此，在事業單位編制管理尚未規范的情況下，先搞崗位設置，是本末倒置。崗位設置應以編制基數為基礎，嚴格控制事業單位編制進人。例如現在，特別是在地方省地縣區一些事業單位進人很混亂，有些領導的親屬、子女、朋友或熟人的孩子盡管沒什么能力，有的甚至字都認不了幾個，他們都很順當的進入事業單位了，而真正有才學的大學生卻進不去，如果這個口子不扎起來，到時候恐怕全國事業單位編制人數就會上升一大截，比現在的在職三四千萬要超出好多，因此，重新核定收縮編制、從嚴控制事業單位編制進人是眼下的當務之急，確需進人的應該按照程序來錄用，這樣可以減輕事業單位改革的一部分壓力。

其次，就是在現有在職的三千多萬人員的事業單位中，經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部份改制成為企業后，剩下占總數百分之七八十的純公益類事業單位編制規模人員，然后再在這些純公益類事業單位編制規模中進行精簡機構，收縮重新核定編制，按實踐已證明：改革阻力最小、最可行的分流縮編之辦法：即：“按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妥善安置分流縮編一些超編及人浮于事的人員應達百分二十以上，從而達到精簡編制，這樣就可把純公益類事業單位編制規模人員精簡收縮控制在比公務員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萬人左右，“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減少國家財政負擔、提升國力之目標才能達到，即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的機構編制控制在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范圍內。推進由全額撥款向差額補貼、由差額補貼向自收自支或企業化管理過渡，為我國國力的提升和現代化建設多創造財富而努力奮斗。

具體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應從精簡重新核定收縮編制之方向探討建議：

第一：農村城鎮中小學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學生員額減少，教師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第二：關停并轉一部分重復設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第三：一部分高中大學應該民營董事會化，應該由國家、企業、財團共同經營學校；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第四：民營董事會化或合并轉制改企文藝演出單位，應該由國家、企業、民間社會多元主體共同經營，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第五：合并或轉制改企部份廣播電視單位，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等。

第六：民營董事會化或合并轉制改企部份圖書出版單位，應該由國家、企業、財團共同經營，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第七：合并或轉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單位，由國家、企業、民間社會多元主體共同經營，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第八：把行政事業單位合并收歸公務員系列，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在這里具體詳細重點例舉討論上述兩個例子，其他一些事業單位改革經驗與教訓以此類推：

一、農村城鎮中小學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學生員額減少，教師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比如現在由于全國計劃生育政策及有人口外移情況，農村城鎮小學及初中的生源相對減少很多，有的村學生員額少，就不辦班、不辦小學初中，就是兩三個村合并在一個村一起辦小學辦初中，這樣小學及初中教師職員編制就可重新核定編制及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例：據武漢市洪山區政府網站報道：2003年，武漢市洪山區核定全區93所中小學校，減少編制602名，精簡比例為15%。此后，進一步理順和完善了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做好中小學布局調整和資源重組。截止2009年，目前共核定全區中小學校70所，較2003年減少中小學校23所，精簡比例為25%。

同時，武漢市洪山區對區教育局5個事業單位進行調整改革，整合為1個事業單位。洪山區認真做好全區事業單位的清理分類調研工作，積極推進事業單位改革試點。將明確履行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納入財政撥款以及上報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經省、市批準，全區共有32個事業單位納入參照公務員法管理范圍。

經過近幾年來的改革，該區事業單位由2002年的365個，減少到目前的286個，減少事業機構79個，精簡比例為22%；事業編制由8669名減少到目前的6675名，減少編制1994名，精簡比例為23%。

所以，從一個社區到各縣、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國，這樣編制“精打細算、積少成多，”精簡比例可達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國就可以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減少事業單位編制一千多萬名。

二、關停并轉一部分重復設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比如經濟科技效率高、經濟科技發達的國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業。例如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出了一大批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它都隸屬朗訊這樣的企業。美國75％左右的科研人員都在企業，其他25％大部分在國家級聯邦政府實驗室、高等院校等，各州政府（相當于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設立研究機構。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員都在企業，等等。美國的基礎研究及應用開發研究工作是在：國家聯邦政府實驗室、民營工業公司、高等院校、和其他非贏利機構這4大類研究機構中進行的。（美國非贏利機構主要是指各種私人非贏利研究所或公司、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以及某些學會和私人基金會）。國家聯邦政府通過研究合同、采購合同和其他政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政府以外的科研機構，使全國科技工作成為一個協調的整體。美國除國家聯邦政府外，各州政府一般不直接設立研究機構。

中國科研院所的設置，當時借鑒前蘇聯計劃經濟時代模式，正好與上述經濟科技發達國家科研體制相反。我國大量科研院所不是設置在企業之內，不是集中資源在國家級政府實驗室研究所及高等院校。而是大量獨立設置在企業之外，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科研與企業生產嚴重脫節。所以，我國應當把設置在企業之外的科研院所逐漸地大部分都并轉到企業，這樣才能夠開展有針對性的科研，而不能夠是科研與實際是脫節的。

除國家設置有中國科學院及國家各部委所屬大量研究所以外；地方各省各廳局大部分還是按原蘇聯式計劃經濟時代模式，構床疊房式的仿照國家各部委科研院所的類型再次重復設置一遍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級科研院所，然而這種重復設置一遍，對全國三十多個省市來說是等于近似于再次重復設置三十多遍、重復設置三十多倍的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級科研院所，即從而分散科技資源及重復浪費獨立設置在企業之外，科研體系規模過剩與分散，導致將資源集中用于國家科技發展重點領域的科技方針無法得到保障，科研與市場企業生產嚴重脫節。

這種脫節的科研是相當普遍：別人已經研究過了，他還研究，或者他研究的東西在實際中根本用不上，只是用來發表論文而已，這樣的科研是浪費了大量國家財政的寶貴的資金，甚至時常出現謊報造假科研成果等學術腐敗情況。如果像蘇聯科研體制的科研成果是很難向民間推廣的，很難應用到社會生產各個領域，所以它的成效又是局限在特定領域的。比如說蘇聯搞完衛星，衛星上天就了事了，沒有獲得很多民用的技術，有關衛星各方面的先進的發明，不能夠應用到其他的生產實際方面。蘇聯科研成果往往研究成功了以后就鎖進了保險柜，以保密的原因鎖進了保險柜，所以對蘇聯的民間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幫助，前蘇聯的國民經濟一大部分就是被這樣搞虧損的。前蘇聯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每年不到3億美元，而美國高技術產業每年能為國家出口近三百億美元的產品，兩國相差近一百倍出口經濟效益。

因此，我們國家要吸取經驗和教訓，不能不計成本、不能不計經濟效益的搞國家財政包辦包養這些分散科技資源及重復浪費獨立設置在企業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這樣僵化的科研體制它的浪費是巨大的。如果像前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是擺脫不了經濟短缺和貧窮的，是缺乏效率低經濟效益的。而科研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是人類的精巧發明，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則給科研者與生產者帶來強大的動力，這樣一來,就能將稀缺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到各個科研與生產環節,迅速滿足千姿百態而又千變萬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就是從短缺經濟走向富裕經濟、走向有效益科技經濟之正確方向。

而經濟科技效率高、經濟科技發達國家與前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及科研體制不一樣了，比如說美國搞登月計劃，獲得了三千多項專利，這些專利對民間產品的推廣、發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因為它的登月工程是由上萬個民間企業來參與的，也就是說企業化的科研體制照樣可以辦大事，關鍵就是國家在其中起協調的作用，起統一指揮的作用，而不一定非得讓這些科研及企業都必須是國家財政包辦包養的；而不一定非得讓這些研究所必須是國家的或者是完全由國家投資，是沒有必要的。只要是國家有這種協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及組織能力就可以。

因此在我國，除國家設置有中國科學院及國家部委所屬的大量公益類的研究所以外。在地方，各省各廳局大部分還是按原蘇聯式計劃經濟時代模式，構床疊房式的重復設置大量科研院所，每個廳局基本有一個，甚至更多的有二至三個所謂的公益類的科研院所。各省這些地方科研院所，如在同一行業或學科專業方面，大部分是職能相同或相近，業務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復過剩，一大部分都在進行重復立題及重復研究，每一個單位的人員工資費加科研經費，少的每年要花費幾百萬、多的每年要花費幾千萬元，既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費國家的財政經費等等。

所以，這種構床疊房式的重復浪費設置，首先，這種科技體制是一個自封閉的垂直結構體系，科研單位只對上級領導部門負責而缺少與社會及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系，科研與生產嚴重脫節，科研與市場嚴重脫節，形成科技和經濟之間的“兩張皮”現象。“閉門造車、紙上談兵，”嚴重理論與實踐脫節，大部分所謂科研成果一經鑒定驗收以后就鎖進了保險柜，大部分都久睡在資料庫內。正如俄羅斯創新集團總裁列別捷夫坦誠所言，一方面“俄羅斯有好的科學基礎”，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成果一般到不了工業生產階段，也不為經濟現狀所需要。”其次，缺少一種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償轉讓機制，研究成果被視為國有財產，不利于研究成果的推廣應用。國家經濟政策與科技政策之間缺乏有機銜接，甚至存在相互矛盾扯皮的現象。

中國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市場經濟道路，我國已從30多年前短缺貧窮的計劃經濟走向較充足富裕的市場經濟。但至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科研體制基本上仍在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思維下運轉，還沒徹底抹去前蘇聯僵化計劃經濟的思維印記，改革還很不徹底、很不完善。我國科研事業單位是從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試點改革的，這幾次試點改革，主要是撤消了一批地方省地縣級別的科研所建制；同時，各地的一些科研院所實行了企業化管理和縮減事業經費；但是只是試點而已，科研事業單位改革是很不徹底的。在改革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所以，只有繼續深化改革、繼續關停并轉一部分重復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完善事業單位體制分類改革才能解決。據介紹，當時幾次試點改革，國家有關部門是設想：“在我國公益類科研機構改革全部完成后，總體上將形成100個左右的國家重點公益類科研院所、1.5萬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隊伍。”即我國公益類科研機構改革全部完成后，100個左右的國家重點公益類科研院所，平均每個單位還有不少的150名規模的大機構科研工作人員之編制。

但由于當時幾次改革只是試點，改革程度還很不徹底不到位，全國沒有統一一盤棋，沒有統一指揮監督，沒有實行高起點的全國強有力的改革，全國改革政令沒有被地方有關部門堅決執行監督貫徹實施，有些部門“得過且過，走走過場、可伸可縮、模棱兩可、”缺乏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國家社會改革任務之責任感，（也沒有像今年值得全國稱贊表揚的國家文化部文化事業單位轉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時限量、雷厲風行地堅決執行黨和國家的改革政策并以監督貫徹實施，）當時也沒有立下“軍令狀，”即被改革的科研院所沒有達標的主要單位負責人職務一票否決問責制，導致至今全國還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個科研單位，人員近一百多萬人，其中占大部分的是分散科技資源重復浪費設置獨立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

導致與國家有關部門當初設想“在我國公益類科研機構改革全部完成后，總體上將形成100個左右的國家重點公益類科研院所、1.5萬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隊伍”的改革方案，相差近一百倍，導致這些改革進程近幾年來幾乎陷于停頓狀態、毫無進展。

當時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中，國家有關部門也看出這些地方各省分散科技資源重復浪費設置，科研規模過剩與分散，低效率，科研與生產嚴重脫節，國家有關部門也想改革關停或并轉合并撒消分流縮編這些嚴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當時國家有關部門給定的非營利公益類科研機構改革指標模式要求是：“轉制為非營利性公益類機構的科研單位分流機構，分流出來的人員；總體上要求分流70％人員以上，剩下不超過30%工作人員”的要求，文件要求“要逐步將直接領導轉為通過參加理事會參與科研機構決策，最終實現非營利性公益類科研機構經營管理的社會化”。

即在2000年5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科技部等部門《關于深化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國辦發[2000]38號），開始啟動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的改革，當時社會公益類科研院所改革的總的精神是：“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要區別不同情況實施改革，有面向市場能力的（占總數的1/2以上）要向企業化轉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務為主的科研機構，有面向市場能力的也要向企業化轉制；主要從事應用基礎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務、無法得到相應經濟回報、確需國家支持的科研機構仍作為事業單位，按非營利性機構運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場能力的部分，也要企業化轉制并逐步與原機構分離；其他科研機構要向中介服務方向發展；按非營利性公益類機構運行和管理的科研機構，要優化結構、分流人員，轉變機制，按總體上剩下不超過30%的工作人員的要求，重新核定編制。”

所以，當時上述的全國改革政令沒有被地方有關部門堅決執行監督貫徹實施，有些部門“得過且過，模棱兩可、”把黨和國家的重要改革任務當兒戲，當時是無像現在有一票否決問責制，不然有些部門是否有失職之情況出現？

當時上述的文件政策到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嚴重走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事業單位地方層面的改革慣性對全國改革的阻力，地方保護主義、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在作祟，每次遇到改革就出來大喊：什么事業單位改革不是要甩財政包袱、什么事業單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縮編減少國家財政負擔，什么事業單位的編制不減還要增加，等等。結果文件政令到地方各省執行貫徹起來，正好與國家有關部門的改革要求相反，致使當時非營利性公益類機構的科研單位分流出來的人員不到30％，卻相反剩下超過70%工作人員編制。

實際上，有的省市非營利性公益類機構的科研單位大打折扣只有分流出來的人員15～20％左右，有的單位已經學會習慣用觀望拖延來對付多次改革的要求，有的單位甚至敢違抗改革規定不分流不重新縮編重新核定編制等，讓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沒有堅決監督貫徹實施之規律。導致國家改革政令的公信力及統一性權威性大打折扣，導致這些改革進程近幾年來幾乎陷于停頓。所以，如果一項正確的改革政策，一經研究決定就要堅決果斷的監督貫徹付之實施，不能朝令夕改、“雷聲大、雨點小”、不能讓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有可乘之機，不能讓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沒有堅決監督貫徹實施之規律。如果一項正確的改革政策，可伸可縮、模棱兩可、可討價還價；如果一項正確的改革政策，不是要靠強有力的果斷的監督貫徹付之實施，而是可模棱兩可、可自愿選擇是否科研院所是否要轉制進入企業，當然地方有關單位還是會選擇“等靠要”的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之選項。即事業單位改革政策“當斷不斷、結果改革政策受其困擾受其混亂，”導致至今全國還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個科研單位，人員近一百多萬人，選擇了“等靠要”的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之選項。

因此，至今還有一大部分地方省級科研院所躲在所謂公益事業單位招牌后面，躲在所謂所謂公益事業單位保護傘內，即躲在所謂公益類農林水科研院所事業單位招牌后面，頂著所謂公益事業單位幌子，還在坐而論道和“等靠要”的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這些重復浪費設置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所以今后改革要吸取經驗和教訓，改革程度要很徹底，全國要統一一盤棋，要統一指揮監督，實行高起點全國強有力的改革，要有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國家社會改革任務之責任感，全國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堅決執行監督貫徹實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國改革政令要“政優政強”得到改革成績、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關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堅決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監督貫徹實施。也要立下“軍令狀，”即被改革沒有達標的主要單位負責人職務一票否決問責制，即要下定決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作祟之干擾，從而維護國家改革政令的統一性及權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國稱贊表揚的國家文化部文化事業單位轉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時限量、雷厲風行地堅決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監督貫徹實施。而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我們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課題。所以要繼續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繼續把我國的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向前進。”要堅定黨和國家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保證全國改革進程順利進行。否者，事業單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勞的，一些地方科研體制基本上仍在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思維下運轉；否者，事業單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縮編沒有推進，實質是事業單位機構編制越改越大，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大。

而上述這些所謂公益類事業單位大家要弄清楚什么是“公益單位”，一些科研單位，它們不是在面對社會和老百姓可以收費賺錢么，它們，憑什么叫做公益單位呢！既然它們不應該屬于公益單位，那么，國家財政為什么要包養它們呢！

比如社會批評較多的地方各省重復交叉設置較為嚴重的所謂公益類事業單位農林水科研院所，他們憑自已的“所謂那么高的知識技能”都不敢去創業創辦農業種殖公司、創辦林業種殖公司或創辦水產養殖公司賺錢致富，那么他們的所謂的科研成果憑什么資格條件來帶領的廣大農漁民賺錢致富呢？或他們的所謂的科研成果憑什么資格條件來叫知識較低農漁民創辦農業種殖公司、創辦林業種殖公司或創辦水產養殖公司賺錢致富呢？

如果是不能賺錢致富有效益的科研成果，那么他們推廣給廣大農漁民，不就要農漁民做虧本買賣嗎？所以有知識技能能賺錢，高知識高技能人員自己都不敢去創辦農業種殖公司、創辦林業種殖公司或創辦水產養殖公司，帶領廣大農漁民賺錢致富，還坐而論道和“等靠要”的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這不是極大的浪費嗎？如果是不能賺錢致富的科研成果，“閉門造車、紙上談兵，”推廣給廣大農漁民應用，不就要農漁民做虧本買賣嗎？那么國家還辦這些所謂的公益類的科研院所干什么呢？正像有人評論說的：“政府財政一直把作協的作家都養起來了，到底作協的作家創作了多少東西？國家包辦包養就不會出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寫作的偉大的武俠小說家金庸之那么多的作品等。”像前蘇聯搞供給制一樣，搞生產，搞工業農業，搞科研、國家財政包辦包養，吃飯不要錢，愿望很好，實際行不通，不是中國、世界上也行不通，以色列有個集體農莊也行不通，包辦包養農林水，經濟效益虧損連連，就是這樣，人都是有惰性的，“等靠要” 國家財政包辦包養，就有可能公款養懶漢、坐吃山空。人，都是有懶惰心態的，名利場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創業發明創造擔經濟效益風險呢！為什么國家使用全民稅賦的財政去包養知識分子，反而會造成國家國力衰退？這個道理，說白了，一點不復雜。像你如果太溺愛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給他包養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無成的！知識分子，歷來是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知識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發現發明者，如果國家使用全民稅賦去包養知識分子，這不僅僅會造成大批知識分子的懶惰和浮躁，還會直接造成國家發展動力的衰退！

實際上如果不是國家財政包辦包養這些所謂公益事業單位農林水科研院所和科研技術人員，形成惰性的坐而論道和“等靠要”的吊著國家財政的奶頭要奶吃之習慣，這些高技能人員自主創業，自己去創辦農業種殖公司、創辦林業種殖公司或創辦水產養殖公司是可以賺錢致富為社會多創造財富的。實踐證明，有些敢于辭職而自主創業自已創辦農業種殖公司、創辦林業種殖公司或創辦水產養殖公司所謂公益事業單位農林水科研院所科研技術人員是可以賺到大錢致富、為社會多創造財富的。

面對上述這些地方各省還分散科技資源及重復浪費獨立設置在企業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科研與市場企業生產嚴重脫節問題，形成科技和經濟之間的“兩張皮”現象。“閉門造車、紙上談兵、”嚴重理論與實踐脫節，重復立題及重復研究，既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費國家的財政經費之情況，國家有關部門應該采取強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縮編這些嚴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設置在企業之外地方省級科研院所。

科技是生產力，不是說科研院所不能辦，而是要集中大部分科技資源及科研力量在企業、要集中科技資源及科研力量在國家級政府實驗室、高等院校等。而科研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是人類的精巧發明，它的核心是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則給科研者與生產者帶來強大的動力。

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該采取強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縮編這些嚴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設置在企業之外地方省級科研院所，采取措施完善重復設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的退出機制。所以必須關停或并轉大部分分散科技資源重復浪費低效率頂著所謂公益事業單位幌子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除一小部分真正非營利性純公益類的該辦的要繼續辦外，其中一大部分頂著所謂公益幌子的事業單位該停辦要停辦、該改制要改制、該分流的要分流、該縮編重新核定編制的要縮編重新核定編制，大部分要并轉到國營或民營企業或高等院校中去，（像美國除設國家聯邦政府實驗室研究機構外，各州（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設立研究機構、經濟科技效率高經濟科技發達國家的大量科研院所都設置國營或民營企業或高等院校中）。所以，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應該盡快民營市場企業化！應該斷掉他們長期吊著國家包養財政奶頭不松口的格局！至于個別單位如果經營不善，他們發展經費有困難，國家可以資助和協調解決他們的困難，但是，我們國家不能夠再使用國家財政去包辦包養全國一大批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個躲在所謂公益事業單位招牌后面的事業單位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知識分子群體如果不能夠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如果他們不能夠去市場中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國家的科學發展動力也就失卻了！

或是采用過渡的辦法，繼續貫徹執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科技部等部門《關于深化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國辦發[2000]38號）文件規定：“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要區別不同情況實施改革，有面向市場能力的（占總數的1/2以上）要向企業化轉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務為主的科研機構，有面向市場能力的也要向企業化轉制；主要從事應用基礎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務、無法得到相應經濟回報、確需國家支持的科研機構仍作為事業單位，按非營利性機構運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場能力的部分，也要企業化轉制并逐步與原機構分離；其他科研機構要向中介服務方向發展；按非營利性機構運行和管理的科研機構，要優化結構、分流人員，轉變機制，按總體上剩下不超過30%的工作人員的要求，重新核定編制。”

就是把職能相同或相近、業務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復過剩的所謂公益事業單位科研單位合并在一起，比如把農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縮減編制合并在一起，稱為省農林水綜合研究院，從而縮減所謂公益事業單位編制。或在每個省只設立一個綜合研究院（類似綜合大學有很多科系），或是縮減編制合并在一起，在每個省只設立一個稱為中國科學院“某某省”綜合研究院，即事業單位改革也可以參考參照政府機構“大部制改革方式”，既可增加工作辦事效率，又可以縮減很多事業單位編制。就是把職能相同或相近、業務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復過剩的所謂公益事業單位科研單位合并在一起為大部制改革方式：如把農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縮減編制合并在一起，稱為省農林水綜合研究院，從而縮減所謂公益事業單位編制。或在每個省只設立一個綜合研究院（類似綜合大學有很多科系），或是縮減編制合并在一起，在每個省只設立一個稱為中國科學院“某某省”綜合研究院，從而采用過渡的辦法縮減事業單位編制的“大部制改革方式”。從而采用過渡的辦法縮減所謂公益事業單位編制，或由國家、企業財團、民間社會多元主體共同經營。采取措施完善重復設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的退出機制。即關停或并轉重復浪費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

上述詳細討論關停或并轉重復浪費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及分析幾次試點改革之經過及困難失誤之原因，從而為今后我國的改革吸取上述幾次改革試點的經驗與教訓，其他一些行業部門的事業單位改革經驗與教訓以此類推。因此今后，我們全國事業單位改革要吸取經驗和教訓，從過去的幾次事業單位改革經驗告訴我們：事業單位“碎片式”的改革及各省不盡相同、各行其事的改革方式方法，沒全國統一改革樣本可依據，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改革程度很不徹底，改革的效率效果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嚴重走樣，即有政策的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沒政策可依的，就嚴重走樣、嚴重“縮水”，也造成各省改革效率效果不一樣，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之較混亂局面，等等。所以，今后我們全國事業單位改革程度要很徹底，全國要統一一盤棋，不能實行各省不盡相同、各行其事的事業單位“碎片式”的改革方式，要有全國統一改革樣本可依據，要統一指揮監督，實行高起點全國強有力的改革，也要有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國家社會改革任務之責任感，全國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堅決執行監督貫徹實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國改革政令要“政優政強”得到改革成績、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關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堅決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監督貫徹實施。也要立下“軍令狀，”即被改革沒有達標的主要單位負責人職務一票否決問責制，即要下定決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作祟之干擾，從而維護國家改革政令的統一性及權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國稱贊表揚的國家文化部文化事業單位轉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時限量、雷厲風行地堅決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監督貫徹實施。

因此，繼今年我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之后，繼續全面徹底地開展科技體制的改革，成為政府機構改革之后的又一項重要任務。只有繼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繼續關停并轉一部分重復設置在企業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完善科技體制事業單位體制分類改革，才能徹底抹去前蘇聯僵化計劃經濟的科技體制的思維印記，使我國科技體制事業單位真正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而科研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是人類的精巧發明，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則給科研者與生產者帶來強大的動力，這樣一來,就能將稀缺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到各個科研與生產環節,迅速滿足千姿百態而又千變萬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場經濟、走向企業生產就是從短缺經濟走向富裕經濟、走向有效益科技經濟之正確方向。而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我們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課題。所以要繼續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繼續把我國的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向前進。”要堅定黨和國家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保證全國改革進程順利進行。即其一，事業單位能改為企業的要改為企業；其二，不能改為企業的要撤并壓縮，并推進全額撥款向差額撥款、差額撥款向自收自支過渡。

否者，事業單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勞的，一些地方科研體制基本上仍在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思維下運轉；否者，事業單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縮編沒有推進，實質是事業單位機構編制越改越大，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即如果不及時地控制壓縮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等全國公務人員吃財政之編制規模，當我們國家廣義吃財政的實際總人數增加到一億多人時，按照現在工資快速增長速度，設每個人平均每月工資及各項補貼當增至一萬元時，每一個月全國就要發薪水一萬億元，每一年全國就要發薪水十二萬億。（還有獎金，購買公車，建豪華辦公大樓，公款職務開支、公費出國等等，這些政府支出占據了大量的政府財政支出比例還不計在內）。而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5萬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僅僅只近6萬億元左右，不要談要搞什么事業建設投資，就是單單發薪水一項，國家財政負擔要相當大，經過上述財政收支計算：國家財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負，就沒有什么財政盈余來搞國家投資建設。因此，重新核定收縮編制、從嚴控制壓縮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等全國公務人員吃財政之編制規模是目前全國的改革當務之急！

其實，事業單位地方層面的改革慣性對全國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與地方個別一些部門結合起來觀望拖延阻擋改革進程，比如：幾次事業單位改革，國家改革政令要民營董事會化或合并轉制改企一些事業單位、關停并轉合并撒消分流縮編頂著所謂公益事業單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復設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級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學應該民營董事會化經營、及現階段的正在試點的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都要出來阻擋國家改革進程，想觀望拖延改變阻擋國家改革進程，其個別一些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看起來貌似“強大”。實際上就像一棵大樹，即使枝繁葉茂，但沒有根，或者根基很淺。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從本質上講，再盤根錯節的個別一些地方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即使他們結合起來，還是無法與國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權力的授予是直線的，地方政府的權力合法性，來自于上級。只要上級一紙任免令，權力就會消失。而他們把持的機構，不大可能隨其違抗國家改革政令。除非個別一些地方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擁有像“歷代的諸侯軍閥割據的地盤勢力”，否則，任何的公然違抗國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顯然，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公然敢大膽違抗國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勢力，還不存在。所以國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夠決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辦法，堅定認準了，排除改革困難也要做，要想堅決推動地方各省市的事業單位改革，即要立下“軍令狀”，被改革沒有達標的主要單位負責人職務一票否決問責制，即要下定決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種借口理由等反對改革的勢力阻力作祟之干擾，從而維護國家改革政令的統一性及權威性，全國改革政令要“政優政強”得到改革成績、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上述也具體詳細重點介紹列舉農村城鎮中小學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學生員額減少，職員編制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很多編制之例，其他一些行業系統也可以此類推：比如文化事業單位據統計也有8萬多個，從業人員150萬人左右，合并或轉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單位，職員編制轉制改企，可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少上百萬編制等等。所以從學校到科研再到文藝單位等，從一個行業系統到部門再到全國，從一個社區到各縣、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國，重新核定精簡收縮減編制，這樣編制“精打細算、積少成多，”精簡比例可達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國就可以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的編制規模，減少編制一千多萬名。從而達到精簡編制，這樣就可把純公益類事業單位編制規模人員精簡收縮控制在比公務員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萬人左右。做到國家事業編制管理及財政開支管理，從過去粗放型較雜亂無經驗的管理，改進為現在精準型較有序有經驗的管理。

所以，也要向經濟先進發達的國家學習“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的先進編制管理經驗，即“三精華編制管理原則”：“精心、精簡、精準”三原則。精心：就是首先要有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國家社會改革任務之責任感的誠心精心、其次才有堅決改革的決心與信心。精簡：就是要盡量從嚴控制壓縮精簡收縮事業單位等全國公務人員吃財政之編制規模，從而減輕老百姓的稅賦及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精準：就是要做到國家事業編制管理及財政開支管理，從過去短缺貧窮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粗放型較雜亂無經驗的管理，改進為現在較充足富裕的市場經濟時代的精準型較有序有經驗的管理，即每一個編制崗位都要精準精確地計算而定崗定編從嚴控制等。或可像一個家庭精準型管理有方的經濟管理一樣：“精打細算、開源節流、厲行節約、勤儉持家，”財政才會有盈余，老百姓的稅賦才會減輕，“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減少財政負擔、國家投資建設才有強有力財政支持，社會財富才會增多，提升國力之目標才能達到。即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的機構編制控制在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范圍內。推進由全額撥款向差額補貼、由差額補貼向自收自支或企業化管理過渡，為我國國力的提升和現代化建設多創造財富而努力奮斗！

第五篇：事業單位改革

瞭望：內地事業單位改革時間表確定 涉及4000萬人

未來5年，將是事業單位改革最為艱苦的攻堅階段，剝離、重塑的陣痛在所難免，真正的考驗到來了

從黨的十四大提出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目標算起，中國特有的“事業單位”改革已經走過了19年歷程。其間，相關的人事聘用、機構編制、管理體制、績效工資、養老保險等改革和試點細水長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間，各種試探、揣測、觀望，甚至抱怨的社會心態，不斷推高各界對于事業單位改革的期盼熱度。

據《瞭望》新聞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權威信息，高層已就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作了全國性的整體改革部署，改革時間表也已確定。這項涉及包括離退休人員在內的四千萬“事業人”的改革，終于正式開閘。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對本刊記者說：“經過了長期的醞釀、準備、調整，國家層面的中長期改革指導意見將對下一步中國事業單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觀性、綱領性、指導性作用。” 據本刊了解，此次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確、運行高效、治理完善、監管有力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務優先、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服務公平公正的中國特色公益服務體系。

改革的主要思路，將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要求，以促進公益事業發展為目的，以科學分類為基礎，以深化機制體制改革為核心，總體設計、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先行試點、穩步推進，進一步增強事業單位活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和經濟社會發展對公益服務的需求。

來自高層的信息顯示，今后5年事業單位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是，在清理規范基礎上完成事業單位分類，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的改革基本完成，從事公益服務事業單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會保險、財稅政策和機構編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顯進展，管辦分離、完善治理結構等改革取得較大突破，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的制度環境進一步優化。

改革任務復雜艱巨

有統計稱，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從業人員三項相加，占總人數的3/4，其中教育系統人員即達到一半左右，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逐步建立健全分類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發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明確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原人事部《關于在事業單位試行人員聘用制度的意見》，明確了聘用制度的相關政策規定。此后，全國實行聘用制的單位占事業單位總數的比例從2004年的36%，逐步增加到2009年的80%。2010年，全國已基本建立聘用制度。

黨的十七大報告和十七屆二中、四中全會都明確提出，要分類推進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中辦印發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和2010年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均對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2006年，原人事部、財政部《關于印發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實施辦法。2009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并從2010年起，在全國事業單位全面實施績效工資。在社會保險方面：2009年1月，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下發，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省市先期開展試點。

2010年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要求，積極穩妥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來自高層的判斷認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一些事業單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機制不活。公益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資源配置不合理，質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務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完善，監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業單位對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偏離了公共服務這個公共機構的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結構在改革中很難被打破，成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些問題影響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通過分類改革加以解決。

“事業單位改革的實質性推進，與‘十二五’時期切實解決與百姓利益直接相關的醫療、衛生、教育等民生難題，以及‘民富’戰略相吻合、相呼應”，汪玉凱說。

國家行政學院宋世明教授說，改革后的事業單位，即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應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組織支撐，成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主力軍，以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的核心職能。“甩掉兩頭、留下中堅”

從中央的新部署看，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是此次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尤為突出的主導理念。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未來的事業單位就是公益屬性的事業單位，不再包括行政類和經營類的事業單位。可以說，提高公益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需求，就是事業單位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個導向已經非常明晰了。”汪玉凱說。

在宋世明看來，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可謂“甩掉兩頭、留下中間（中堅）”。所謂分類改革，即按照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對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將其行政職能劃為行政機構或轉為行政機構；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將其轉為企業；對從事公益服務的，繼續將其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強化其公益屬性。

“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宋世明說，留下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甩出兩頭，不是甩財政包袱、甩人事包袱，而是要進行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組織的優化”。

作為中國歷次機構改革的遺留產物，一部分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沒有納入公務員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機構出現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資源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把服務變成了收費以滿足部門和個人利益需要。有的事業單位現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強化了公共機構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浪費和公眾利益的損失。

這類事業單位回歸行政機構后容易出現三大“尷尬”：一是可能突破機構限額，與大部門體制方向相違；二是可能突破人員編制限制，與精簡效能原則不符；三是可能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壓力，繼而形成改革阻力。

“解決這些問題和阻力，需要結合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特別是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整體推進改革。”宋世明分析，尤其是涉及機構編制調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機構限額和編制總額，而主要通過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中調劑出來的空額逐步解決。

受訪專家解讀道，對于部分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要認真梳理職能，將屬于政府的職能劃歸相關行政機構。職能調整后，要重新明確此類事業單位職責、劃定類別，工作任務不足的應予以撤銷或并入其他事業單位。

對完全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則可調整為行政機關的內設機構，確需單獨設置行政機構的，要按照精簡效能原則設置。對于已認定承擔行政職能、但尚未調整到位的事業單位，過渡期內使用的事業編制須“只減不增”。

“市場的歸市場”

被“剝離”的，還有原來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

近年來，一些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事業單位轉企改革持續推進，其間也不乏問題、波折。按照中央的明確要求，在轉企改制過程中，須按有關規定進行資產清查、財務審計、資產評估，核實債權債務，界定和核定資產，由統計財政部門依法核定國家資本金等，這些程序不可缺少。轉制單位要按規定注銷事業單位法人，核銷事業編制，進行國有資產產權登記和工商登記。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后，要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深化內部改革，轉變管理機制，并按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原則，逐步與原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其國有資產管理除國家另有規定外，由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責任的機構負責。

“推進轉企改制，是最具有標志性的改革動作。但此項改革特別要注意一定不能‘演雙簧’，市場化要徹底”，宋世明說，“一定要做到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明明白白”。

從完善過渡政策看，轉制工作可給予一定的過渡期，比如5年。在過渡期內，可以對轉制單位給予適當保有原有稅收等優惠政策，原有正常事業費繼續撥付。在離退休待遇方面，轉制前已離退休人員，原國家規定的離退休費待遇標準不變，支付方式和待遇調整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轉制前參加工作、轉制后退休的人員，基本養老金的計發和調整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保證離退休人員待遇水平平穩銜接。

“這樣才能盡量減少改革的阻力，保證公平公正”，汪玉凱說，為了分類改革的順利推進，在過渡期內“管住增量”很重要，今后不應再批準設立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

據本刊了解，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轉制后，離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將繼續執行現行辦法，所需資金按原渠道解決；轉制前已退休人員，轉制后繼續按規定享受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障等待遇。有條件的轉制單位，還可按照有關規定為職工建立補充醫療保險和企業年金。

公益之“分”

被留下的“中堅”，也進行了細分。據了解，除了以往對行政類、經營類、公益類事業單位的劃分，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等情況，將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劃分為兩類。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一類。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性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二類。

“這樣分類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屬性的純粹程度來劃分的”，汪玉凱說，純公益類的事業單位，是由政府出資保障的，不再允許其存在經營性活動。“比如鄉鎮診所、社區醫院等就屬于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以前經常說的教育產業化，這個概念模糊不清，現在可以肯定地說義務教育是不可以產業化的，長期不治的義務教育階段‘擇校費’應被叫停”。

汪玉凱指出，高校、職業教育、綜合醫院等，都具備較強的資源吸引和創收能力，應該屬于準公益類的事業單位，允許其部分市場配置資源，但其整體的“非營利性”定位也是確定的，不允許進行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

受訪專家解析道，應結合不同事業單位的具體特點和財力，對不同類型事業單位實行不同的財政支持辦法，合理制定標準，實行動態調整，健全監管制度，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效用。比如對公益一類，根據正常業務需要，財政給予經費保障；對公益二類，根據財務收支狀況，財政給予經費補助，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予以支持。“公益性事業單位有不同程度的財政支持，并不意味著排斥民間資本進入公益性服務領域”，宋世明說，未來的公益性服務事業單位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攬，而是多元并存、競爭發展的，因此管辦分開、網絡化、社會化發展是必由之路。

據悉，高層提出要完善相關政策，放寬準入領域，推進公平準入，鼓勵社會力量依法進入公益事業領域。對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的，在設立條件、資質認定、職業資格與職稱評定、稅收政策和政府購買服務等方面，與事業單位公平對待，并切實加強監管，引導其健康發展。完善和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捐贈公益事業。

“這將給民辦醫院、民辦學校的生存發展開拓更為廣闊的制度空間，摒除原有的準入限制、制度歧視等問題”，汪玉凱說。“社會力量進入公益事業領域，可以適當收費，但與公益二類的事業單位一樣，整體上也必須是非營利的。”

優化、提升、改造

“‘留下中堅’也并不是‘原封不動’地留下，而是要對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進行整體的優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進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加強監督等若干“重塑”項目，“這一系列改革，無不是為了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

“重塑”項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自從2009年5省市開展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以來，這一領域的話題一直牽動著社會敏感神經。“雖然改革試點進展緩慢，但目前來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總體方向仍與最初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汪玉凱對本刊記者說。

據悉，高層要求是完善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政策，逐步建立起獨立于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體系。

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實施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養老保險費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個人繳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單獨建賬，實行省級統籌，基本養老金實行社會化發放。

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對改革前參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員妥善保證其養老待遇水平平穩過渡、合理銜接，保持國家規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還將建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職業年金制度。“‘老人、中人、新人’的制度區分，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對‘事業人’普遍關心的養老待遇水平問題，也有了正式回應”，汪玉凱說，即便如此，仍可預計這項改革的難度和阻力將會相當巨大。“為減小阻力，公務員的社保改革需要同步推進。統籌考慮企業、事業單位、機關離退休人員養老待遇水平。”

關于管理體制改革，“政事分開、理順政府與事業單位關系”是當之無愧的主題詞。受訪專家解讀道，行政主管部門需要加快職能轉變，減少對事業單位的微觀管理和直接管理，進一步落實事業單位法人自主權。對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積極探索管辦分離的有效實現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級別。

“長期困擾事業單位改革的種種難題，歸結起來都與政府自身的改革有關”，汪玉凱說，事業單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政府的同步改革和真正的“放權”。

此外，此次改革還強調繼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職稱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探索建立理事會、董事會、管委會等多種形式的治理結構，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機制，提高運行效率，確保公益目標實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事業單位工資正常調整機制等。

一切為了公益服務 根據中央的要求，大力發展公益服務，就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不斷擴展公益服務領域，增加公益服務品種，擴大公益服務供給總量。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不斷增強公益事業發展活力。通過改革，形成提供主體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樣化的公益服務新格局。

“可以看出，未來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將為公眾提供廣覆蓋、多層次的公益服務”，汪玉凱說，事業單位改革并不是單純地減少數量和人員，經過剝離、重塑后的事業單位，在未來發展中質量將提升，數量也會調整和增加，“一切服從于人民群眾對于公益服務的需要”。

從強化政府責任的部署看，就是按照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優先發展直接關系人民群眾基本需求和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公益服務，促進公益服務公平公正。加快發展農村、欠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公益事業，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公益服務水平差距，切實滿足廣大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醫療、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務要求。優化公益服務資源配置，合理規劃布局，科學設置事業單位，打破條塊分割和行政區劃界限，推進資源共享。創新公益服務提供方式，完善購買服務機制，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

據悉，高層對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組織實施工作安排十分具體。受訪專家解讀道，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應按中央要求穩步實施，分類指導、分業推進、分級組織、分步實施，注意把握節奏，加強統籌協調，做到條塊結合、上下結合，條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暫不具備條件的允許過渡，不能搞“一刀切”。

“在過渡期內，尤其應嚴格禁止突擊提拔干部、嚴禁超職數配備干部或違反規定提高干部職級待遇。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確保公益事業健康發展”，汪玉凱說。□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琳

昨天，人社部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此前啟動的5個事業單位改革全國試點，目前仍在試點階段，并未停滯。

他也表示,事業單位改革在制度設計上會有合理安排,不論是北京還是其他地方,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沒必要因此提前退休。

改革試點并未停滯

京華時報：國家層面近年來屢推事業單位改革，但據了解，2008年開始試點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改革，試點地區沒有細化的實施方案，目前處于停滯狀態。你對此如何看？

吳江：這并不是有沒有細化方案的問題，可以說，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改革涉及全社會、涉及公務員，情況比較復雜。目前突出的問題是，事業單位沒有為納稅人提供最完美服務產品。因此對于事業單位的改革當然是非改不可了。2008年國家啟動的這項改革在全國5個城市進行試點，目前仍然在試點階段，現在也并不是停滯，國務院還是決心將這項改革試點好。現在的情況是，要將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設放在前面來做，實現事業單位聘任制、績效工資和崗位管理，由此來推進改革。

京華時報：你剛才提到的復雜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吳江：首先是事業單位分類的問題，分類不清楚，就很難確定哪些事業單位是要加強它的公益性，哪些要進行改制推向社會，無法分類清晰就無法將改革推行下去。

此外，事業單位改革的復雜性還體現在我國還存在大量的民辦事業單位，如民辦的公益單位、公共服務機構，民辦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機構，其中一部分也是不以盈利為目的提供公共服務，這類事業單位在經過明確分類之后，也需要與公辦單位一樣獲得政策上的支持。

公務員改革也是必然

京華時報：很多人認為在公務員改革按兵不動的情況下，對事業單位大刀闊斧地改革有失公允。吳江：確實，我們現在很多人老跟公務員比較，其實，客觀來講，公務員是一個運用行政手段的執法單位，我們很難評價公務員個體的績效。當然，從長遠來看，公務員也要打破“鐵飯碗”，也要引入競爭機制，也要“有上有下”，以后有相當一部分公務員要實現聘任制，這一條路也是必然的。

急需引進競爭機制

京華時報：你剛才講了事業單位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那么，目前推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吳江：事業單位目前存在這些突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事業單位長期以來缺乏競爭機制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引入競爭機制。這就是在事業單位內部推行績效工資、績效考核機制的原因，通過你對納稅人提供的服務和產品的質量，來評定你的職稱，這樣一來雙方都有個約束，結果就會不一樣，因此績效在事業單位非常重要。

進一步來講就是，事業單位的“鐵飯碗”一定要端掉！不能夠拿“鐵飯碗”，這個飯碗誰來給，需要納稅人老百姓來給，大家認可你，你就有飯碗，你服務得好就有好飯碗，反之就沒有好飯碗或者失去飯碗。但是，需要明白，這種通過競爭機制來提高對老百姓的公共服務質量的方式，并不是“甩包袱”。在設計改革路徑上，不能簡單化地對待，既不能把他們全部推向社會，讓他們自己養活自己，也不能回歸到公務員隊伍，而是走一條既要使他們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又要使他們積極性調動起來的中間路徑。

提前退休沒有必要

京華時報：北京市目前對于事業單位改革的規劃尚局限在國家的制度設計范疇，仿佛沒有細化和突破。你怎么看北京在這方面的舉動？

吳江：步伐不一樣，大的指導思想是中央定的調子，只是有的地方走得快一點，有的走得慢一點。但是，有些內容是堅定不移，有些路徑從長遠看早晚都得走。比如下一步的操作路徑可能就是養老、工傷、醫療都要社會化，對待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采取“新人有新辦法，中人有中辦法，老人有老辦法”的方式，國家都有不同的制度設計安排。

京華時報：你剛才提到的養老社會化的改革在一些試點地區出現了提前退休的情況，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改革的進行吧？ 吳江：我們改革就是要形成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機制，在改革過程中，如果想要國家全都包下來是不現實的。但是確實也產生了一些恐慌心理，怕政策變動之后，對自己的退休收入有所影響。退還是不退，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國家規定，實際上國家制度的設計是沒有空子可鉆的，針對不同人群設計的辦法不同，對于有條件退休的這部分人，國家會對他們考慮補償，換句話說就是待遇不會降低，因此也需要對制度設計有信心，沒必要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