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坎特布雷故事集》讀后感

《坎特伯雷故事集》讀后感

整本書看下來，最大的感言是——喬叟太有才了！且不論他的寫作是采用十音節“雙韻體”的抑揚格詩再加上兩篇散文，光是看他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足矣。從高貴的騎士到貧賤的農夫，從尊榮的女修道院長到口無遮攔的巴斯婦，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無一雷同。他們的語言，行為，外貌，無一不反映了14世紀英國的社會現狀。他們并不是生活在遠古字里行間的虛構人物，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那個時期甚至是現在的，我們身邊的普通人。

客店老板和喬叟自己在整部故事集里可算是特殊的存在。正是由于熱情豪爽的客店老板提出的建議和喬叟這個文學家的記錄，這些朝圣者的故事才得以流傳。客店老板算是個穿針引線掌管全局的人物，風趣幽默，聰明又不失嚴謹，懂得在最恰當的時機說出最符合環境的話語。喬叟一直默然，一度被人忽略甚至忘記他的存在，但最后他那個關于梅利比和他夫人慎子的故事，著實給本人留下了印象深刻。

騎士的故事反映了那個時期典型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戀愛觀。兩個落難皇子愛上了敵國皇后的妹妹，最終反目，釀成悲劇（雖然某些方面來說算是圓滿結局）。年輕美貌的貴族女子，沒有任何肉體接觸的“柏拉圖”式戀情，為了心愛的女子決斗，戰神Mars和愛神Venus的爭戰……典型的騎士傳奇。最后的結局又隱隱透露出只能用愛去換取愛，而不是用武力。

管家的故事諷刺報復了磨坊主，因磨坊主講了個諷刺木匠的故事，而管家以前是個木匠。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法院差使和游乞僧的身上，兩個人相互以故事譏諷打壓對方。卻讓讀者從中看出二者半斤八兩，都是以各種手段訛騙百姓錢財的騙子。他們故事的結局里，法院差使成為魔鬼的奴隸，游乞僧則受到了生平最大的羞辱。

律師用了散文形式，講述了一位信心十足的公主康絲頓司的曲折故事。這位公主的美貌與信心成正比，她因在耶穌基督的面前稱義而備受神的憐憫。兩次婚姻雖都遭受婆婆的迫害，并受到魔鬼的攻擊，但神的使者一直在保守這個圣潔的女子，最后的結局也算是苦盡甘來皆大歡喜了。

巴斯婦這個人物不可謂不是對傳統的大挑戰，她在故事前說的序言尤其精彩。她的五個丈夫，她的貞操觀，她的婚姻觀……每句話都是對這個男權主義至上社會的質疑與挑釁。正如她說 “假如史書由女人來編纂的話，如教士們保藏在經堂里的那么多，她們所記的男人的罪惡，恐怕所有亞當的子孫，都償還不清”一樣，她對男人的態度是帶輕蔑的，她認為幸福的婚姻中唯有女人掌控一切才為美滿。她的故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切。當騎士最后決定把一切主權交給妻子，讓妻子有選擇的權利時，婚姻才進入最美好的狀態，這位妻子也就成為了年輕美麗，又忠誠又溫柔的好妻子。

學者的故事語言優美邏輯清晰。格莉茜妲雖然出生低賤，卻有著無尚的美德。她美麗，溫柔，順服，謙卑，孝順，智慧，忠貞……具備一切賢德女子應有的品質。她屢受試煉，卻一直緘默不言忍受苦痛，仰望信靠神。因此，她得到了她應得的幸福。可是，喬叟在末尾的詩篇卻讓本人疑惑。他呼吁女子們不要用謙遜封住自己的舌頭，而是要牢牢掌管治家大權，保護好自己的利益，用舌劍和忌妒降伏男人，盡量行事放浪，任由男人去震怒、斷腸與抽泣！也許是喬叟在說反話，也許是他倡導婦女解放的宣言？

侍從的故事似乎還沒有完成。“韃靼國的成吉思汗”讓在下小小地穿越了一下。看看創作時間，也許這個故事真是元朝的傳說呢~動物的擬人化也做得很到位，讓本人一度真把那只雄鷹看成了負心的花花公子哥。

自由農的故事簡約而不簡單。愛情，忠誠，慷慨，寬容……這些要素交織在這幾人中間，讓人看到了人所應行的美德。要勇于付出一切去追求自由的愛情，也要尊重做妻子的忠貞和

做丈夫的守義，鼓勵寬容。這些就是自由農想表現出的新思潮。

醫生和女修道士都提到由于罪孽橫行，導致了美好事物的死亡與毀滅。但他們要表達的意思都是善惡終有報，罪惡必被審判，美善必被尊榮。柔順女子的頭顱，敬虔孩童的歌聲，這些都紀念了無故為義受逼迫的人們。

至于赦罪僧，比起剛才提到的兩個死去的孩子來說，實在是一個罪孽深重徹頭徹尾的大騙子！更可怕的是，他坦然承認并兜售自己的偽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雖說了個關于死神降臨到貪財者身上的勸世寓言，自己卻比任何人都更愛財。他表面神圣，實際做著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喬叟成功地刻畫了這樣一個虛偽的僧人形象，把他對當時教會的不滿與諷刺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樣的諷刺也體現在船手的故事里，那個叫約翰的僧人利用人心的軟弱，騙了商人，還誘騙了商人的妻子。

接下來是重頭戲，喬叟親自出場。拋磚引玉地先講了篇關于托巴斯先生的韻文詩，被打斷后繼而又講敘了一篇散文，說了梅利比先生是怎樣采納賢德妻子慎子的忠言，又是如何在內人的斡旋下與仇家和好。這篇散文相當長，本人分了好幾次才讀完，但可謂是受益匪淺。這篇故事的主題可以說與《箴言書》很相似，都是些教導人智慧處世，培育人道德品質的話語。梅利比先生的妻子與女兒遭到他舊仇人的迫害，女兒重傷幾乎活不成了。這時候，帶著憤怒、貪婪、急躁的梅利比先生召集了很多人為他出主意。結果不言而喻，他們決定用同樣的方式報復，越快越好。慎子夫人雖也悲痛卻沒失去理智，她不卑不亢地向丈夫盡心規勸，把事情的因果關系分析得頭頭是道。她是順服的女人，卻不是盲從的女人，她用智慧、敬虔、寬容與理性為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同時也用最平和的雙贏方式解決了該事件。雖然故事標題是《梅利比的故事》，慎子夫人卻儼然成為了我心目中的不二主角！書中并沒有任何關于她的外貌描寫，可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讀者，使她成為了本書中最美的女人。接下來是僧士的短篇悲劇故事集萃，似乎都是六音步韻詩。從路西法的墮落到克里薩斯的死亡，哀唱著一個又一個身居高位卻因犯罪或疏忽而被命運打擊的人們。可惜僅僅是故事的復述，僧士并未從中發掘出教誨人的新知識。

女修道院長的教士講了個關于狡猾狐貍和虛榮公雞的動物寓言故事。這可算得上是喬叟的杰作。雖是個老瓶裝新酒的故事，喬叟卻使現實與寓言完美結合，上演了一部生動活潑的喜劇，可謂雅俗共賞。說點題外話，看到這篇故事，本人不禁想到了馬克吐溫的短篇《該死的人類》里那段關于公雞與男人的對比：“公雞有很多老婆，但這都經過了這些母雞的一致認同，他們生活得快樂幸福，所以公雞沒有做錯什么。而人類娶多個妻子卻是通過一種強迫的手段，而女人們卻對這種法定特權無能為力。這么說來，人類的地位遠低于公雞。”馬克吐溫不愧為諷刺文學的高手。

第二個女尼也是一個虔誠的殉教故事，圣女和殉道者的精神和勇氣令人動容。唯一讓在下感到遺憾的就是故事的發展和轉折有點奇怪，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寺僧的鄉士，說實在話這位在下實在不清楚到底是誰，因為引言里貌似沒有提及到他，而且對比了下英文的目錄，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單詞與之對應。總之，這個鄉士和他的老板寺僧翻臉了，把他老板干得那么些坑蒙拐騙之事全給抖了出來，讓人看到了一副貌似神圣正派實則卑鄙無恥下流的丑惡嘴臉。

伙食經理（糧食采購員）那個烏鴉的故事則教導人們守住自己的口舌，有時即使是事實也不一定要全說出來，魯莽的舌頭會割斷一切，甚至是一個人的生命。這也正應了《圣經》上的教訓——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所結的果子（箴18：21）。

最后是牧師的故事。這是位地位底下的農村牧師，只有他是真正虔誠的教徒，任何事情都以身作則。他所說的故事也并不是故事，而是一篇冗長的散文體教誨詞，據譯者介紹原版本有九十三頁。故譯者并未全文譯出，僅作了全篇的內容概述。大抵是在解釋人類的罪孽、上帝的救贖，以及認罪的圓滿境地。

縱覽全書，本人對喬叟高超的寫作才能膜拜無比。可以說他熟悉中世紀歐洲文學的所有類型，且能夠熟練運用每一種文學類型的技巧來寫出優秀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作為喬叟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創作出的作品，其內容和技巧上都達到了他創作的頂峰。喬叟對英國詩歌的貢獻也使他被譽為“英國詩歌之父”。

第二篇：坎特布雷故事意義

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 c.1343-1400)是14世紀英國著名詩人，“英國詩歌之父”。喬叟的詩作，尤以《坎特伯雷故事》為甚，歷來備受關注。西方的喬叟研究，始于15世紀，至今從未間斷。主要的研究流派，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文本研究。這一類研究的特點，重在考證甄別，去偽存真，目的是從大量現存手稿中，找出喬叟的作品。由于其作品多為分散的手抄存本，研究者們將經過考證的喬叟作品，列成不同的序列，加以研究，并通過作品的內在聯系，佐以喬叟的仕途沉浮，試圖模擬復原喬叟當年創作的時間順序。由于歷史久遠，確鑿證據的缺失，前一種方法顯得相對客觀，而后一種方法，多少會受制于個人的主觀因素，因而爭議不斷。第二類屬宏觀研究，源流或學派上的分類，應歸人歐洲大陸學派。這種研究方法，是將喬叟置于14世紀.歐洲的文化大環境中，加以考察。‘這一派的學者，多根據喬叟作品的語文特點和情節脈絡，斷定昔日喬叟的作品，乃依襲法國和意大利詩人的創作，依葫蘆畫飄，實屬模仿之作，因而有流傳甚廣的“喬叟創作之三個階段”說。第三類，謂之喬學研究的英美流派。這類學者對上述宏觀研究不屑一顧。他們默認法國文學對喬叟的巨大影響，卻斷然否認喬叟與意大利詩歌及其詩人的干系，甚至斷定喬叟定然未曾讀過薄伽丘的作品，也從未與薄伽丘有過任何接觸。他們認為:喬叟的創作，皆為獨創;至于形式與內容的相似乃至相同，純粹出于巧合。這類學者盡使所能，或借助文本，或取諸歷史，刻意論證喬叟作品的獨創性，進而維護

其“英詩之父”的形象。

上述三個“喬學”流派，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涉及一個本質問題，即

喬叟文學成就的定位。

自14世紀后期，德尚(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6)之后，直至19世紀末，歐洲主流學術界對于喬叟的定位，是將其視為法國文學和意大利文學的模仿者，兼翻譯者。期間雖不乏為喬叟大唱贊歌的文人學者，然所蓋地域，則多限于英倫之內。19世紀后期以來，為重新定位喬雯文學貢獻的吶喊之聲，跨過了北大西洋，在美利堅的土地上，漸漸匯集成陣陣渾厚的聲響。這個時期，大洋兩岸

英美喬學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美國人基特里('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喬叟與其詩歌》(Chaucer and His Poetry,1915)、婁斯(Lowes John Livingston)的((喬叟與但丁))(Chaucer and Dante,1917)、貝瑟爾(John Perceval Bethel)的((但丁對喬叟思想和表達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Dante on Chaucer's Thought and Expression, 1927)、許萊士(Howard H.Schless)的《喬叟與但丁:重新評價》(Chaucer and Dante: A Revaluation, 1980)和英國人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愛的寓言:中世紀傳統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1936)。然而，上述喬學研究經典的所論之道，卻又不外乎

兩條:一是著眼文本，二是依就時代。兩者之間，徑渭分明，鮮有集兩者于一身者。倘若細讀《坎特伯雷故事》，就會發現：凡喬叟所寫，包括那些從法國或意大利作家作品直接改寫過來的故事，經過喬叟的剪裁梳理，無不顯示出其獨創的閃光之處，和他“得于斯、高于斯”的歸化敘事手法。由此可見：喬叟始從起筆寫作，就開始展現其獨特的思想體系與其迥然不同的文學表現手段。本文撇開國外上述諸家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是非之爭，通過梳理、評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輔以喬叟的生卒年譜，以多重視角，聚焦《坎特布雷故事》，將對這一作品原創性問題的探討，納人學術范疇。不過，要論證這個問題，恐怕要涉及以下三點:第一，對于中世紀文學作品的“獨創性”意義的界定;第二，對于喬叟三個階段的重新認識，包括對喬叟文學創作獨創性時間的重新劃分，第三，《坎特伯雷故事》的獨創之處及喬雯對于英國文學的貢

獻。其中第一點是關鍵，第二和第三點是佐證。

文學作品的獨創性，一般是指文學作品的原創性。這一原創的“第一”原則，整體上應該包括情節、人物刻畫和人物的對話設計，也涉及文學作品的創作風格及寫作技巧。若按今日世界普遍遵循的現代版權意識的標準和美國現代語言協會關于素材出處的注釋體例加以衡量，喬叟的作品無疑大有“剽竊”之嫌。因為喬雯的《坎特伯雷故事》，一如他的其他幾部主要著作，無論從作品的框架，還是故事本身，都能從法國抑或意大利的文學作品中找到出處，于是，一提及喬叟的獨創性，便會招致質疑，進而易使這類主張的倡導者們望而卻 步。然而，對于中世紀文學作品的獨創性的界定，需要有一個歷史的考量，不能完全按“第一”原則行事。艾略特在其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曾論述過中世紀作家們強調傳統傳承的歷史成因以及定位中世紀作家文學貢獻的標準:“在這一過程中開始弄清的事實之一，就是我們在稱贊一位詩人時，往往要強調他作品中最與眾不同之處。??然而倘若我們不帶偏見地研究一位詩人，我們就會發現不僅他作品中最好的，而且最有個性的部分，也許正是那些以往的詩人，即他的前輩們，最能表現出他們不朽之處的地方”。一個作家的偉大，不可能憑空而來，往往是因為他的作品傳承了前人的偉大傳統。艾略特這一頗有見地的論述，為我們在喬學研究中克服時代的偏見，提供了一把認識論的鏡子。歷史上的諸多大家(如一百多年之后的莎士比亞以及再稍稍遲后的彌爾頓等人)的許多膾炙人口之作，都不乏對傳統作品的繼承和開拓:莎士比亞著名的悲劇《特羅依勒斯和克里西德》是依據喬叟的同名長篇敘事詩創作的;而喬叟的同名作品，則是根據薄伽丘的長篇敘事詩《菲洛斯特拉托》改寫而成的。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彌爾頓創作于1667年的長詩《失樂園》。彌爾頓的這部代表作，分別改寫自《圣經》、雅各布斯·馬森尼烏斯的《圣書首五卷》(1650)、荷蘭

作家雨果·格勞秀斯的拉丁語作品《被逐的亞當》和另一部題為《失樂園))(II Paradiso Perso)的意大利悲劇。盡管學界頻繁有人對喬曳和彌爾頓的獨創性發出懷疑之聲，其中包括這兩部作品對于文學經典的借用，和對于他人作品直接或間接的移花接木，但都無法削弱這兩部作品在英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改寫作品，只要在寫作風格、人物塑造、情節改變等方面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實質性突破，并明顯帶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依然可視為獨創性的作品。這里既涉及作品的時代標準，也涉及作品本身風格的二次形成，還包括作者獨特的創作手段。雖然中世紀的作家們普遍心照不宣地以遵循經典的教誨為己任，以《圣經》、荷馬、維吉爾、但丁等作品和作家的著作為靈感源泉，更為自己的作品與經典的相似性而沾沾自喜，并將模仿和學習前人的作品視為創作成功的秘訣，但由于中世紀文學作品的傳播途徑以手抄作為媒介，作品本身流傳的過程，亦是一個經歷刻意和不自覺的改變的過程。傳播途徑中帶有抄寫者或改寫者主觀喜好的刻意改編，既反映出其個人的取舍偏好，也能彰示其文字功夫及其博學功底。正因為如此，同一部作品流傳至今，可見于使用多種不同文字、局部情節相異、乃至集多部經典故事于一體的多種版本。而能夠經歷時代變遷，大浪淘沙，卻依然能為后

世所津津樂道者，必具其異于前者的獨特之處。

喬學研究中的“三個階段說”，同樣也在客觀上對喬叟詩歌創作的獨創性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按照這一說法，喬叟的詩歌創作，經歷了一個分別模仿法國文學作品(法國階段)、意大利文學作品(意大利階段)，最后才達到了相對成熟的自我創作的第三階段(英國階段)。這一劃分的具體時間的界限，根據多數學者的解釋，分別與兩個主要因素有關。第一，是他的“出使他國”，第二，是其作品的模仿對象。1359年底到1360年初，喬叟隨里昂內爾王子參加英法百年戰爭被俘，于次年由國王用重金贖回，其后便開始文學創作，他的“法國時期”便隨之開始，直到1372年底。期間的創作活動，除完成了短詩若干(包括其著名的“ABC詩”)，還先后著手翻譯《玫瑰傳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創作了平生第一步重要詩作《公爵夫人頌))(The Book of Duchess)。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公爵夫人頌》的創作素材，源于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及不同風格的作品，如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馬肖的《愛之源》(Le Dit de la Fonternne Amoureuse.),((公斷》(Le Jugement dou Roy de Be-haingne)以及《玫瑰傳奇》。其詩歌形式，采用了當時風靡意大利和法國的夢境詩和浪漫傳奇的套路。喬曳對于借用文本及其風格所做的二次創作中顯露出的獨創意識，體現在他對于創作原材料的精心處理和使用，進而造就了風格上全然有別于它的嶄新文本，及其獨創的藝術效果。在借用夢境詩的夢境框架的同

時，喬叟拓展了流行于當時的夢境詩的既定模式，把借用文本中帶有悲劇式宿命論愛情故事色彩的人物和模式化的情景描寫，轉化為積極的、帶有現世意義的敘事文本。將一首歷來充滿悲情的悼念亡靈的安慰詩，寫得既凄涼纏綿，又耐人尋味。此外，這首詩歌擺脫了彌漫在傳統宮廷愛情詩中有關男女偷情的所謂“宮廷愛情”的寫作套路，第一次謳歌了以婚姻作為基礎的人間真愛。凡此

等等，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大創新。

第二個階段始于1372年底，喬叟出使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的公務之旅。次年3月回國后，喬叟開始醞釀《聲譽之宮)(House of Fame)的寫作，并在其后著手創作《安妮麗達與阿賽托》(Anelida and Arcite)，嘗試寫作“修士的故事”、《百鳥議會》(Parliament of Fowls),《帕拉蒙和阿賽特》(Palamon and Arcita)(后收人坎特伯雷故事中，易名為“騎士的故事”)，創作長篇敘事詩《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iseyde)，翻譯波依提烏的《哲學的慰藉》(Boece)，構思《貞女傳奇》(The Legend of Good Women)。這一時期的作品，在詩歌形式上，依然主要采用第一階段使用的夢境詩與浪漫傳奇，但表現的內容則比第一階段更見寬展，表現手法日趨成熟，對于英語詩歌韻律和詩歌表現藝術形式的探索也愈見功力。這一時期的代表之作當數《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這部長達8239行的愛情詩篇在結構安排、人物塑造、情節設置等諸多方面，都超越了喬叟所借鑒的法國宮廷愛情詩的藝術成就，并將源于古希臘悲劇的悲劇藝術，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英美學者中，認為《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的藝術

成就蓋過《坎特伯雷故事》者，如今大有人在。

“三個階段說”，對于研究喬叟的生平具有一定的意義，而對于研究其文學創作，這一分類的適用性，則很值得商榷，因為它無疑扼殺了喬叟作品獨創性研究的前提。本人認為:喬叟詩歌藝術成就的高下，與這一分類關系牽強，只是其寫作的風格、創作的參考題材及其創作靈感，受激發于前兩個時期所代表的作家們的作品而已。更何況法國與意大利作家們的作品的原創性問題，也曾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逞論《坎特伯雷故事》中許多故事，分別寫于其所被標榜的第三個階段之前。因此，嚴格地說，喬叟始于1387年的《坎特伯雷故事》的創作活動，其實是對早年寫就的故事，開始編輯、整理和對所缺部分進行補寫而已。本人尚且認同“三個階段說”的時間界限，但認為有必要將“法國階段”、“意大利階段”、“英國階段”，按喬叟作品的創作傾向與特點，分別重新定界定為“仿效階段”(Period of Emula-tion),“獨創階段”(Period of Originality)和“英國階段”(Period of Englishness)。喬叟詩歌創作的獨創性，初露于其創作生涯開始的“仿效階段”，張揚于“獨創階段”，成熟于“英國階

段”。《坎特布雷故事》是其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其中不少故事，都是寫于

早年的成功之作。

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的獨創性，存在于多個方面。首先，他在當時以拉丁語和法語占文學創作領域統治地位的14世紀，開風氣之先，使用當時社會下層使用的語言—英語一一進行創作，并自始至終，這在英語語言文學的發展史上意義非凡。他的這一獨創性的選擇，及其作品的成功，為英語語言帶來了尊嚴，并由此為開創英語語言文學傳統做出了貢獻。第二，作為英語語言的實驗者，喬叟也為書面英語語言的表達方式之確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作品打破了當時文學語言的既定模式，拓寬了文學語言的表達范圍，展現了這一語言行文之暢達與文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喬雯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更是集中地體現了他大膽的文體創新，與他傾注于其中的人文價值;凡此兩項，皆為

英語文學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的開創之舉。

喬叟也是英語詩歌形式與風格的革新者。其過人之處，在于不斷地推陳出新。來自歐洲大陸紛繁的所謂“影響”，充其量只是為他的重新創作，提供了任其拿捏的材料和參考。于是，法國充滿傷感的宮廷愛情故事(Courtly Love Stories)、中世紀歐洲大陸廣為流傳的夢幻詩(Dream Poetry)，在喬雯的筆下，時常呈現出輕松的歡快，帶有其自身的特點。《坎特伯雷故事》的敘事結構，借鑒于薄伽丘《十日談》，和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然其所納入的故事，則和《十日談》與《一千零一夜》所收人的故事大相徑庭;無一不是14世紀英國社會鮮活的真實寫照。喬叟在借鑒敘事框架的同時，創造性地使用了引子、尾聲、故事間人物的對話，以及其他香客對故事敘述者的贊美、挖苦和譏諷，乃至他們的斗嘴，將其設計為帶有戲劇性沖突的故事的有機成分。其結果，便是一個故事引發了接下來的故事，而相鄰的兩個或幾個故事，可以視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的一個整體。此外，香客們的互相攻汗，嬉笑怒罵，也為這部作品增添了倫敦14世紀的市井生活氣息。喬叟本人，則作為故事的敘述人，在這首長篇敘事作品中分別以兩個不同人物的身份出現。他時而是明智而又幽默的敘述者，時而又搖身一變，成了一位靦腆而憨厚的香客。這一創造性的設計，造成了敘事程式上的一種張力。這些具有原創特色的改編，發展了中世紀文學

作品的敘事藝術。

喬叟的另一大貢獻，是他拓寬了英語文學的表現內容。《坎特伯雷故事》的橫空出世，向世人證明:英語文學的表現深度與廣度，足以與法語文學和意大利語文學，乃至其他任何語言的文學相媲美;另外，在英語詩歌形式的創立上，他也勤于探索。為了使內容與形式更趨協和，他將古英語詩歌過于刻板的頭韻體，改為音步體，其創造性的改寫和移植，使這一作品在內容和表現形式上，達到

了高度的統一，進而成為一部既含古典文學基本題材，又帶有哲學思考和神學意味的集大成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喬叟既為英語文學特色的形成，也為英語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外，作為詩人，喬叟在英語詩歌韻律方面做出了大膽的嘗試。通過借鑒法語詩歌的八音步和意大利語詩歌的十音步的韻律模式，喬叟獨創了英語詩歌十音步的五步抑揚格詩體，并以此作為英語詩歌的一個基本模式，這一模式，具有高度的敘事靈活性，被后人稱為“英雄對句體”，為后代詩人們不斷享用。此外，喬叟在歷代英國詩人中，第一個首先使用充滿喜劇色彩的現實主義手法進行人物刻畫。《坎特布雷故事》中的29個朝圣者，分別屬于貴族((3人)、農民((3人)、中產階級(14人)和神職人員(9人)四個社會階層，共涉及14個社會職業，涵蓋了當時英國社會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展示了14世紀英國從中世紀農業社會向近代商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迅速變遷著的社會生活。喬叟通過將香客們設定為行業代表和社會個體的代表，使他們各自所說的故事，既具有故事本身的價值，也可權作他們活生生的自我介紹。這一文體上的連續性和開拓性，也是喬叟的一大創新。

第三篇：《坎特伯雷故事集》讀后感

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不是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甚至讓一群人中每人講一個故事這種形式也不是什么新主意。在薄伽丘的《十日談》中就有十個人，為了躲避1348年在佛羅倫薩肆虐的瘟疫逃到城郊的莊園。他們就是通過講故事來消磨時間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一群人，每個人講述一個故事。按題材來分，有愛情和騎士探險傳奇、宗教和道德訓誡故事、詼諧滑稽故事、動物寓言等幾大類，內容包羅萬象，有雅有俗，有的很有趣。

我們不僅對故事本身感興趣，而且對講述故事的人也感興趣。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是真實的。喬叟在引言中把他們一一作了介紹。他憑借朝圣者之口，匯集了歐洲中世紀文學中的各種主要類型。作品廣泛地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英國社會生活，揭露了教會的腐敗、教士的貪婪和偽善，譴責了扼殺人性的禁欲主義，肯定了世俗的愛情生活。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藝術成就很高，遠遠超過了以前同時代的英國文學作品，是英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的第一部典范。作品將幽默和諷刺結合，喜劇色彩濃厚，其中大多數故事用雙韻詩體寫成，對后來的英國文學產生了影響。

人物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喬叟用富有生命力的倫敦方言進行創作，也為英國文學語言奠定了基礎。他首創的英雄雙韻體為以后的英國詩人所廣泛采用，因而喬叟被譽為“英國詩歌之父”。

當時對喬叟和他的作品都沒多大興趣。后來送給了董老師，說不定他在編寫那本帕索里尼小冊子時候也派上了用場，也算寶劍贈烈士，省得放在我書架上落灰。

書是舊物，是給那個時代的人閱讀的，自然萌發不出多大生機。帕索里尼用顛覆的手段拍成電影，意義大有不同，雖然是７０年代的作品，放在今天，一樣令人瞠目結舌。

電影相當的自然主義，在帕索里尼的電影里也算比較商業，即使是不懂藝術電影的人也能從中找到開心的元素。為了重現英國文學的特質，片子整個在英國坎特伯雷拍攝，濃郁的古典風情撲面而來，的確不同于“十日談”中的意大利人文色彩。內中有一段幾乎就是向卓別林致敬，喜劇默片的手法貫穿著整個段落，形象塑造也跟流浪漢夏爾洛差不多，拐棍禮帽，底層的智慧跟上面階級的愚蠢開火，讓人看得很是輕松解頤。結尾一段地獄狂歡更是讓人覺得過癮，整個一個嬉皮士的樂園，內中充斥著無數對于現世的譏諷，畫面色彩絢麗，構圖精彩無比。帕索里尼的反叛在電影中無處不在，那么多的裸體和屁股，似乎就是一枝枝猥褻觀眾眼睛的利箭，歷史和文學的痼疾、自古以來的階級分立被一一洞穿，一個也別想走。

文學作品翻拍是電影的傳統，不過能顛覆文本的作品少之又少，帕索里尼用性的彎弓來發射自己的批判，究竟影射著什么，別用乳房和屁股，用腦袋去想吧。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方重譯本讀來韻味雋永。“當四月的甘霖滲透了三月枯渴的根須，沐濯了絲絲莖絡，觸動了生機，使枝頭涌現出花蕾；當東風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著嫩條新芽，青春的太陽已經轉過半邊白羊宮座，小鳥唱起曲調，通宵睜開睡眼，是自然拔弄著它們的心弦：這時，人們渴望著朝拜四方名壇，游僧們也立愿跋涉異鄉”——故事集開始的這段話至今念起來令人口舌生香。

這段文字還令我聯想到艾略特《荒原》開篇的幾行詩：“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在死地上/養育出丁香，擾混了/回憶和欲望，用春雨/驚醒遲鈍的根”，方重是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老前輩，他應該從這兩段文字中看到某種巧妙的傳承。而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也說過，任何一個二十五歲以上還想繼續做詩人的家伙，歷史感對于他簡直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歷史感迫使一個人在寫作時，不僅要想到自己的時代，還要想到自荷馬以來的整個歐洲文學，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國的整個文學是同時并存的、而又構成同時并存的秩序。

方重先生（1902—1992），江蘇常州人，192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后赴美國留學，回國后在多所大學任教，1957年任上海外國語學院（其前身系“上海俄文專科學校”）英文系主任，桃李滿天下，筆耕不輟。20xx年秋天，我為寫一篇短文去該校拜訪年過7旬的凌宏煒先生，他的父親凌達揚（1894—1986），深圳布吉人，先后畢業于耶魯大學（1918）、哥倫比亞大學（1920），曾任西南聯大外語系教授，1956年任該校英文系教授。當時順便談及方重先生，凌宏煒說，父親調到上外后，校方有意安排他擔任系主任，被他一口回絕，結果由方重出任是職。文革期間，方重先生慘遭迫害，凌達揚只在“陪斗”之列。方譯本《坎特伯雷故事集》1955年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印行，次年該社還出版了他譯的《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

近二、三十年，方重先生的譯作不斷再版，真希望什么時候出一套像他名字一樣端方持重的《方重譯文全集》。

看到這里，本人有些疑惑了。Knight翻譯為“武士”，Chivalry翻譯為“武士道精神”實在是讓在下有點無法接受。就好像友人從外國帶回一精美工藝品贈與在下，愛不釋手把玩許久，卻發現座底屹然印著大大的三個單詞“MadeinChina”那樣的愕然。相對“騎士”，“武士”也許會更容易讓中國人接受，且Knight也的確有“武士”的意思。不過在這篇文章中，這樣的歸化翻譯是否會有些過頭？如若不知原文，且對西歐文化了解甚少，這樣的翻譯豈不會給人“這個朝圣者是日本人”的感覺？畢竟就本人看來，“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了。還有一處就是“出道”二字讓本人有種奇怪的感覺，雖然在《中華在線詞典》中，“出道”有——方言，指年輕人走上社會，能獨立工作和生活——這層意思，但畢竟在現實生活里用得不廣泛，故覺得這么翻譯略有不妥。

不過，有些地方不去深究也并不影響正確理解和順利閱讀，因此從整體意義上來說，這個譯本還是很有價值的，比較真實流暢地傳達了作者的本意。這也就為本人接下來的文字和分析提供了一個較科學的基矗

整本書看下來，最大的感言是——喬叟這廝太油菜了（油菜=有才）！且不論他的寫作是采用十音節“雙韻體”（后來發展為著名的‘英雄雙韻體’）的抑揚格詩再加上兩篇散文，光是看他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足矣。從高貴的騎士到貧賤的農夫，從尊榮的女修道院長到口無遮攔的巴斯婦，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無一雷同。他們的語言，行為，外貌，無一不反映了14世紀英國的社會現狀。他們并不是生活在遠古字里行間的虛構人物，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那個時期甚至是現在的，我們身邊的普通人。

客店老板和喬叟自己在整部故事集里可算是特殊的存在。正是由于熱情豪爽的客店老板提出的建議和喬叟這個文學家的記錄，這些朝圣者的故事才得以流傳。客店老板算是個穿針引線掌管全局的人物，風趣幽默，聰明又不失嚴謹，懂得在最恰當的時機說出最符合環境的話語。喬叟一直默然，一度被人忽略甚至忘記他的存在，但最后他那個關于梅利比和他夫人慎子的故事，著實給本人留下了印象深刻。

騎士的故事反映了那個時期典型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戀愛觀。兩個落難皇子愛上了敵國皇后的妹妹，最終反目，釀成悲劇（雖然某些方面來說算是圓滿結局）。年輕美貌的貴族女子，沒有任何肉體接觸的“柏拉圖”式戀情，為了心愛的女子決斗，戰神Mars和愛神Venus的爭戰……典型的騎士傳奇。最后的結局又隱隱透露出只能用愛去換取愛，而不是用武力。

管家的故事諷刺報復了磨坊主，因磨坊主講了個諷刺木匠的故事（僅為推測，因喬叟并未寫出該故事），而管家以前是個木匠。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法院差使和游乞僧的身上，兩個人相互以故事譏諷打壓對方。卻讓讀者從中看出二者半斤八兩，都是以各種手段訛騙百姓錢財的騙子。他們故事的結局里，法院差使成為魔鬼的奴隸，游乞僧則受到了生平最大的羞辱。

律師用了散文形式，講述了一位信心十足的公主康絲頓司的曲折故事。這位公主的美貌與信心成正比，她因在耶穌基—督的面前稱義而備受神的憐憫。兩次婚姻雖都遭受婆婆的迫—害，并受到魔鬼的攻擊，但神的使者一直在保守這個圣潔的女子，最后的結局也算是苦盡甘來皆大歡喜了。

巴斯婦這個人物不可謂不是對傳統的大挑戰，她在故事前說的序言尤其精彩。她的五個丈夫，她的貞操觀，她的婚姻觀……每句話都是對這個男權主義至上社會的質疑與挑釁。正如她說“假如史書由女人來編纂的話，如教士們保藏在經堂里的那么多，她們所記的男人的罪惡，恐怕所有亞當的子孫，都償還不清”一樣，她對男人的態度是帶輕蔑的，她認為幸福的婚姻中唯有女人掌控一切才為美滿。她的故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切。當騎士最后決定把一切主權交給妻子，讓妻子有選擇的權利時，婚姻才進入最美好的狀態，這位妻子也就成為了年輕美麗，又忠誠又溫柔的好妻子。

學者的故事語言優美邏輯清晰。格莉茜妲雖然出生低賤，卻有著無尚的美德。她美麗，溫柔，順服，謙卑，孝順，智慧，忠貞……具備一切賢德女子應有的品質。她屢受試煉，卻一直緘默不言忍受苦痛，仰望信靠神。因此，她得到了她應得的幸福。可是，喬叟在末尾的詩篇卻讓本人疑惑。他呼吁女子們不要用謙遜封住自己的舌頭，而是要牢牢掌管治家大權，保護好自己的利益，用舌劍和忌妒降伏男人，盡量行事放浪，任由男人去震怒、斷腸與抽泣！也許是喬叟在說反話，也許是他倡導婦女解放的宣言？

商人的故事則反映了商人自身的婚姻不幸。冬月老人和他年輕漂亮的春月夫人，這樣的搭配本不合理（個人意見），也無怪乎春月紅杏出墻了。女人老是欺騙男人，折磨男人，商人大概是想表達這樣的情感，可讀者們到底能讀出些什么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侍從的故事似乎還沒有完成。“韃靼國的成吉思汗”讓在下小小地穿越了一下。看看創作時間，也許這個故事真是元朝的傳說呢，動物的擬人化也做得很到位，讓本人一度真把那只雄鷹看成了負心的花—花—公—子哥。

自由農的故事簡約而不簡單。愛情，忠誠，慷慨，寬容……這些要素交織在這幾人中間，讓人看到了人所應行的美德。要勇于付出一切去追求自由的愛情，也要尊重做妻子的忠貞和做丈夫的守義，鼓勵寬容。這些就是自由農想表現出的新思潮。

醫生和女修道士都提到由于罪孽橫行，導致了美好事物的死亡與毀滅。但他們要表達的意思都是善惡終有報，罪惡必被審判，美善必被尊榮。柔順女子的頭顱，敬虔孩童的歌聲，這些都紀念了無故為義受逼迫的人們。

至于赦罪僧，比起剛才提到的兩個死去的孩子來說，實在是一個罪孽深重徹頭徹尾的大騙子！更可怕的是，他坦然承認并兜售自己的偽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雖說了個關于死神降臨到貪財者身上的勸世寓言，自己卻比任何人都更愛財。他表面神圣，實際做著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喬叟成功地刻畫了這樣一個虛偽的僧人形象，把他對當時教會的不滿與諷刺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樣的諷刺也體現在船手（shipman）的故事里，那個叫約翰的僧人利用人心的軟弱，騙了商人，還誘騙了商人的妻子。

接下來是重頭戲，喬叟親自出常拋磚引玉地先講了篇關于托巴斯先生的韻文詩，被打斷后繼而又講敘了一篇散文，說了梅利比先生是

怎樣采納賢德妻子慎子的忠言，又是如何在內人的斡旋下與仇家和好。這篇散文相當長，本人分了好幾次才讀完，但可謂是受益匪淺。這篇故事的主題可以說與《箴言書》很相似，都是些教導人智慧處世，培育人道德品質的話語。梅利比先生的妻子與女兒遭到他舊仇人的迫—害，女兒重傷幾乎活不成了。這時候，帶著憤怒、貪婪、急躁的梅利比先生召集了很多人為他出主意。結果不言而喻，他們決定用同樣的方式報復，越快越好。慎子夫人雖也悲痛卻沒失去理智，她不卑不亢地向丈夫盡心規勸，把事情的因果關系分析得頭頭是道。她是順服的女人，卻不是盲從的女人，她用智慧、敬虔、寬容與理性為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同時也用最平和的雙贏方式解決了該事件。雖然故事標題是《梅利比的故事》，慎子夫人卻儼然成為了我心目中的不二主角！書中并沒有任何關于她的外貌描寫，可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讀者，使她成為了本書中最美的女人。

第四篇：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英文讀后感

It appears to them an exceptionally long and dreary

journey, stifling monotony firmly enfolding thirty seemingly well religiously-conscious pilgrims, who trooped to a shrine named Canterbury.It is sufficiently conspicuous that the march would have mounted to no fun at all i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story-telling contest had not been bred.The flock of pilgrims came in diverse walks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demonstrating their typical values and perceptions anchored in their various social roles.Eyes floating through these old-established pages,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enormous contrast between what I presupposed it to be and what it really displays.To be frank,previously I deemed that it was all about the tal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 or gods which can extinguish my gleaming passion within only one second.However, the protagonists of these tales are just ordinary enough not to evoke any sense of distance.Before I sat down to elaborate on my own viewpoints, I consulted some reviews on the Internet, but reinforced is my once wavering faith in this old saying that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I will lay my emphasis on some tales grounded on which I have erected my own

interpretations, some of which are distinct from some others.The Knight’s tale is looked upon by some critics as a

shining example of Chivalry which embraces the traits of knightly virtues, honor and courtly love.Admittedly, the duel they fought to contend for their mutual lover, to some extent,reflected the valor and determination of a knight, but the hatredtowards one another spawned by this deformed love illustrates Chivalry at an immense discount.Should fraternal love be excluded from Chivalry? After all, they had a close brotherly bond which was so easily demolished by the sense of competition and the craving to monopolize a flower girl.Fair play is

irreproachable and typical of knights in the medieval time, but violence against brothers is far from the essential morals of Chivalry.It is an irrefutable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love can madden anyone steeped in it, so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ntense love and indispensable reason also remains an issue calling for our penetrating reflection.Chaucer’s intentions of the Clerk’s tale retain an open guess.Some argue that this tale serves a lesson to all and sundry,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women, to confront adversity with

inexhaustible fortitude.I have to admit that Griselda’s virtue is such as to disarm even the most prejudiced, but her

unconditional and even unreasonable tolerance doesn’t find favor with me.From my perspective, the underlying motive of

the tale is to target the gun of assault a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The husband splurges the wife’s patience lavishly, but was

greeted by his wife’s compliance and compromise and ultimately ended up in a blissful life.Honestly speaking, the whole tale sounds pretty laughable to me.

第五篇：No.2 坎特伯雷故事集簡介(英語)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anterbury Tales The Canterbury Tales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written in Middle English by Geoffrey Chaucer at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The tales, mostly written in verse(韻文), although some in prose（散文）, are told as part of a story-telling contest by a group of pilgrims as they travel together on a journey from Southwark to the shrine of Saint Thomas Becket at Canterbury Cathedral.In a long list of works, including Troilus and Criseyde, House of Fame, Parliament of Fowls, The Canterbury Tales was Chaucer's magnum opus(力作).He uses the ta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s to paint an ironic and critical portrait of English society at the time,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Church.Structurally, the collection bear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ameron（意大利小說家薄伽丘的作品《十日談》）, which Chaucer is said to have come across during his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 to Italy in 1372.However, Chaucer describes his tales with “sundry（各種各樣的）folk”, rather than fleeing nobles（離家出走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