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論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摘要】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本文通過論述服務型政府的特質與發展以及和諧社會建構的理論基礎與積極作為，分析服務型政府在建構和諧社會的角色扮演及主要任務。

【關鍵詞】服務型政府，和諧社會建構，角色，任務

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有形的疆界逐漸消弭，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流動——資本、人口及信息不斷擴散。再此持續不斷的過程中，人類整體利益的發展充滿協調與沖突、合作與分化。不論是國際社會、國家政府之間，或是國內政府彼此之間和政府與社會之間，都產生高度的相互依存，甚至是不對等的互賴關系。同時，對于任何外在發生的事件或行為，有高度的敏感性與相互關聯性。因此，政府在面對全球國際環境與國內社會環境的不可治理危機中，應扮演何種角色仍值得深思。

由政府職能轉化的觀點觀之，可發現受到全球化與屬地化的沖擊下，新型態的公共政策議題不斷浮現。政府必須更提升其處理事務的能力與責任感，以及因應環境變遷的調適能力。因之，必須建立跨域機制改變并且擴大公共參與的本質及范圍。此外，政府與國際組織、私人企業組織以及社會團體間的互動，將更為緊密且頻繁。職是之故，政府應邁向后官僚國家發展，強調其制定游戲規則的能力，而非權威控制的統治方式，分權授能予社區和私人部門組織，以便營造一個網絡的治理架構。

一、服務型政府的特質與發展

（一）服務型政府的特質

服務型政府系在體現政府角色的變遷，Richard Bateley與George Larbi 即認為政府的角色可以分為兩種：一為間接角色，包括政策與立法、執法與裁法、規制市場及整合社會資源；二為直接角色，包括管理政府機關運作及規制機關行政服務等。

服務型政府是將公共服務視為政府產出，并以其服務之良作為政府生產力的指標。政府的主要職能為服務，而服務必須是兼具便民與盡職意義的服務；換言之，政府服務必須是具有民意機關的支持，且公正地為全民服務，而服務的品質與效能，必須迅速、多樣化以及能夠符合公民需求的滿意服務。

（二）服務型政府的發展

新公共管理時期，挑戰政府的作為與績效提出：（1）政府的職權范圍過于廣泛，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生赤字危機；（2）政府的組織編制與規模過于龐大，耗費太多資源以及形成許多不必要的浪費；（3）傳統官僚體制的管理方式發生錯誤，以權威控制不但發生物化疏離感，也造成政府產出不符合民眾需求與社會期待，因而導致對政府的信心度大為降低以及不可治理危機。據此，新公共管理主張引進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政府對于內部員工分權授能，強調以績效和成果來控制。因此，對于外在社會乃趨向管理，而非管制；領航而不再操槳。透過公私部門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一方面提供品質更佳的服務，另一方面解決政府失靈的危機。

此外，在全球化與科技革新因素的影響下，新型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以及新內涵的民主訴求和民主管理，正重新構建。政府是鑲嵌在一個多元復雜、動態且高度關聯與風險的網絡環境中，透過政府與社會多元行動者間之平衡互動過程，達成政治與社會的可治理性。因此，政府應由統治傾向治理，在網絡關系的構架中政府必須主導，讓各部分的行動者相互依賴于關聯，而能互惠共存，非僅是主政。另外，政府借由公權力的行使，制定相關游戲規則，積極輔導各利益集團進行合作的賽局；甚至幫助弱勢團體和族群爭取權益，而非只是消極的監督，正顯示政府應是扶持之手而非掠奪之手。

從上述可歸納出服務型政府的發展方向：1.從統治傾向治理；2.由主政傾向主導；3.又統籌走向領航；4.由監督走向輔導；5.由管制傾向管理

二、和諧社會建構的理論基礎與積極作為

政府因應全球民主化時代來臨，轉型趨向更多元且民主化的治理，同時配合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采取相關解除管制措施以及績效評估的管理方式。但在公共利益與社會公平正義方面，則埋下高代價的風險。因此，政府再造轉型為服務型政府之際，社會關系的運作也必須重新理清與了解。因此，當前首先要考慮的是：生活的社會是否生病？病因為何？有哪些病癥？解決方法有哪些？

（一）和諧社會的理論基礎

就內涵層次而言，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指出，人類政治生活便是為了達成美好的社會生活，即公共利益的達成。關于人類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解決方法。涂爾干指出隨著環境的變遷，人類基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高度專業分工，以分擔傳統社會中的共同職能，并使所有個體持續相互適應與發生聯系。再此過程中無形地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規范和責任。換言之，分工不僅意味著透過功能分化，提高社會生產效率，人類社會生活必須建立在團結感和責任心的道德觀之上，才得以實踐。總而言之，個人更加依賴社會，同時，對于社會的其他人也更加重要。

“和諧社會”是指社會應具有一個公共領域，讓社會中的各行各業勞動者彼此之間進行溝通、對話以調和不同的意見主張和利益考量，不排除任何團體參與的資格。當每個團體有信心自身利益不被排除于公共領域之外，相關規定便會被遵守。長久下來，會形成基于信心而產生有信任力量的互惠、互賴關系。伸言之，公民社會的本身并非就是一個公共領域，只有在一個異質的社會里，各種勢力共同存在，并且能基于信任機制互動、溝通與折沖，讓公共面浮現出來，才是真正具有公民意識與精神的和諧社會；尤其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特質前提下，人與人之間所建構的社會關系網絡，主要是強調“人情關系”的連結與互動。雖與西方社會同樣有結社能力，但中國結社是感情取向，對內要忠誠，有向心力。這方面高度有別于西方民主社會的團體。

總的來說，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現實世界中，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基礎，乃在于設想現代社會成為：1.現代社會是競爭而非斗爭；2.現代社會是扶持而不是相殘；3.現代社會是睦鄰而非鄰避；4.現代社會是雙贏而非同敗。

（二）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為

政府必須在網絡關系的環境中解決問題，并維持網絡成員互動關系的平衡狀態，才能讓社會持續穩定與和諧地發展；同時政府也基于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礎下，提升其治理能力。因此，政府該有哪些積極作為？基于共同的價值觀、規范及有效法令的建立與共享，各行勞動者將遵守義務，并符合社會期待。此時和諧社會的建構，尤其需要下列的積極作為：1.發展社區意識；2..主張社區主義；3.形成社區治理。準此，即便政府在社會事務上不再具有絕對主導力量，而僅僅是多

元行動者之一。但政府任握有議程設定的掌控權，可決定哪些公共議題將被優先處理，以及哪些團體的利益將被納入決策過程。因此，政府基于反應顧客導向之施政作為，可包括：1.構建全面品質管理系統；2.實施決策支持系統；3.建造管理信息系統；4.成立緊急事故處理系統；5.發展社區網絡系統。

三、服務型政府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角色扮演

上述說明服務型政府的特質與發展，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性，然而此謂服務型政府在建構和諧社會關系方面，應有的角色扮演究竟應該如何？

（一）關懷弱勢群體的生活

政府作為社會服務的領航者，應當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公共利益及保障弱勢群體的政策，而不應圖利特定企業、利益集團，不能只做政治正確的事，而忽略政府責任與道德的實踐。在此種政策施為下，資源不至浪費，且可以用在刀口上，而產生最大的邊際效用。

（二）型塑身心健全的生活

即是說政府要促使人民身心健全發展。健全的身心，必可以減少醫療上的公共支出，有助于健全國民人格及和諧社會的形成。同時，政府必須提供多元的藝術、文教、體育活動之服務，以便讓人民有抒發社會生活壓力的管道。

（三）構造社會安全的生活

多元社會的社會腐化，就是犯罪人口的不斷增加。因此治安問題務必全面檢視，除加強警察人員的偵防能力外，對于智慧型犯罪更須重視防患的措施。即便政府對于社會的控制能力下降，但由于政府可透過法律條文的制定，規范人民的行動以及積極的宣導政策以強化人民自衛能力。

（四）推動公民社會的生活

在社會網絡關系中，政府不再擁有完全的資源。因此，需要納入多元行動者的資源和力量，以創造合作、互惠的機制。在此互動過程中，政府要作為建構信任關系的主要推手，讓各團體分享共同的價值觀與規范，如此才有助于公民社會生活的實踐。

四、當前服務型政府的主要任務

政府要在現代生活中扮演和諧社會的促動者，其任務不止一端卻可說政府乃建構和諧社會的最重要角色。審視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政府主要任務包括：

1.穩定社會秩序；2.健全社會法制；3.結合社會資源；4.培育社會精英；5.整合社會價值。

未來的和諧社會發展，固然不可能完全掌握或者預測，但公民社會的形成，則是導向和諧社會的可行途徑。只要政府部門能尊重公民存在的價值，并運用公民服務于正義，則社會互動增多，而分歧的主張將不至于妨礙社會需要同一化的期許，反而相得益彰，致使政府的施為在公民的配合下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所以說：服務型政府對建構和諧社會責無旁貸！

參考書目：

[1]史美強《制度、網絡與府際治理》，元照2005年版

[2]Manuel Castells:《網絡社會之崛起》，唐山2000年版

[3]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聯經1983年版

[4]涂爾干：《社會分工論》，左岸文化，2002年

[5]謝慶奎、佟福玲:《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6]肖陸軍：《服務型政府概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7]衛志民：《政府干預的理論與政策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8]王俊：《政府政策新思維》，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

[9]林閩鋼：《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篇：論服務型政府與就業

論服務型政府與就業

0990202035 劉亞飛

“服務行政”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行政法學家厄斯特福斯多夫在其1938年的代表作《當成是服務主體的行政》中提出。在我國，臺灣學者陳新民在20世紀90年代初于《公法學札記》及其他相關文章中對福斯多夫提出的“服務行政”的概念進行了介紹和解讀。隨后大陸的一些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建立服務行政的必要性。到如今，服務行政已是各國政府在行政建設方面的重中之重。我國政府也于21世紀初正式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與目標。

服務型政府的是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公共服務責任的政府。就業是民生之本，是社會公眾維持生計實現人生價值和進一步改善物質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徑，而且就業是生產力發展的保證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公共就業服務是指為促進就業而進行的公共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是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中的重要內容。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而我國的《勞動法》《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也對公民就業方面的內容作了相關的規定。國際勞工組織也對各成員國建立就業服務系統作了相應的要求和建議。

我國的服務型政府正處于建設中，現如今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仍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我國的就業服務均等化問題比較嚴重，各地的公共就業服務資源投入差距很大，尤其是對公共就業服務中的財政投入差距甚大，并且在我國的就業中仍存在著就業歧視，這些使得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我國的就業服務機構不足結構單一，服務人員數量偏少，勞動保障部門之一介紹機構人員與登記求職人員之間的比例約為1：356，遠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基層就業服務機構比較薄弱，而且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人員的業務培訓機制并不合理，缺乏監督機制。我國的失業救助體制并不健全，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力度不夠，而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立法比較落后，市場行為不規范，就需要我國政府加大對勞動力市場的宏觀調控。

對于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的的構建以及對公民就業服務權的保護，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政府應鼓勵其他社會組織、個人舉辦就業中介機構，推進公共就業服務的社會化，促使就業中介機構之間的競爭，以此提高就業服務質量，同時要加強基層公共服務機構的建設，尤其是鄉鎮農村的公共服務機構建設，推進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化、合法化，建立網絡化的就業信息平臺，實現公共就業信息的資源共享，消除因信息不流通帶來的就業不均等問題。加強對公共服務人員的業務培訓，推進公共就業服務的專業化，同時建立對培訓機制的監督機制，杜絕財政的浪費和加強人員培訓的成效。我國應繼續加強公共就業服務方面的立法，推進公共就業服務的法制化，全面保護公民的就業權利。加強對公共就業服務的績效管理，包括績效評估、績效反饋、績效溝通和績效改進等各個方面，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

第三篇：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

服務性政府與和諧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當前，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公共服務提供不足，已經直接地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財力還沒有用到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來認識政府職能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以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我國改革發展的指導性目標，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政府職能出現了越位、錯位和缺位的現象。而造成我過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又帶來社會利益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及其行為方式。和諧社會建設必須要求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提高政府服務能力，提高社會的參與度，完善制度建設和公共財政體制。而完善制度的關鍵在于對政府職能重新進行科學定位，從而使政府作用能夠得到有效的發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被稱為“中國奇跡”，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與此同時，在經濟快速發展中也帶來社會利益的分化與失衡。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中國社會群體利益結構的調整，各種各樣的矛盾必然會集中出現，在某個時期甚至以一種比較激烈的、爆發性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利益失衡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更加明顯。主要表現為基尼系數不斷攀升，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行業差別不斷拉大。有的學者稱之為“社會斷裂”現象，去探尋其原因時就會發現：促使我過經濟近30年快速增長同時又造成一定社會失衡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及其行為方式。政府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內主導經濟建設，追求經濟增長；相反，在公共服務領域內表現出明顯的“短腿”，這是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國政府仍然具有明顯的經濟建設型特征，在職能重心及政策取向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偏頗。而國際與民生關系的失衡，是當前各種失衡（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失衡；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失衡；制業與服務業發展的失衡；由雙順差與高額外匯儲備所體現的外部失衡；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失衡等）的本質體現。眾多失衡問題的產生與發展.與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同時期的方針政策以及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從服務型政府的職能定位與價值取向可以看出，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它是以為社會大眾提供公共服務作為價值取向和核心目標。和諧社會建設的根基是公正合理的制度，而提供制度產品是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職能之

一。在社會生活中獲得平等公正的制度保障是社會成員的最普遍權利，在保證個人最普遍權利的基礎上，個人、組織及政府在彼此交往、交易中還需要具有可預見和可信性，以減少摩擦，防止和化解沖突，促進和諧。可預見和信任是以一種

秩序為基礎，要維護這種秩序就要依靠各種禁止不可預見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這種規則即為“制度”，它是引導人際交往和社會發展的“軟件”。有效的制度有助于以較低的代價和非暴力方式來解決沖突問題，使個人行動自由受到最佳約束以避免破壞性沖突的發生。制度安排能為社會中的人際交往與合作提供一套框架，并使這樣的合作具有可預見性和可信賴性。服務型政府注重的社會公正、社會發展和責任政府的品質同時也是和諧社會政府治理的內在要求。

第四篇：論和諧社會的文化建構

論和諧社會的文化建構

論和諧社會的文化建構

關于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戰略思想，不僅要從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等方面去理解，更要關注它的深刻文化內涵和文化意義。

一、“和諧”是一種文化境界

“和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與失衡、混亂、危機、沖突和對抗等相區別，是指社會的內部結

構均衡穩定、社會運行安全有序、社會管理（自我調節）有效順暢、能夠自主應對環境變化的一種整體狀態，即一種高度有效的“自組織化”狀態。就是說，和諧不和諧，并不在于有無內外部差別、矛盾和沖突，而在于自身是否能夠持續有效地解決矛盾、化解沖突和對抗。所謂社會和諧，指的主要是這樣的社會結構、機制、運行方式及其效果。可見，“和諧社會”并不是一個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特殊社會形態，而是每種社會形態下都力求達到的一套整體狀態，一種文化境界。構建我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并不是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目標之外，再去構造一種什么不同的社會樣態，也不應該理解為，它僅僅是為了解決現實突出問題而采取的一套權宜之計。而是說，在沿著既定方向前進、努力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目標的過程中，我們要高度重視營造和保持應有的社會和諧，以形成和完善一套使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健康穩定、積極發展的良性機制。因此應該說，這里就包含了一個更深層、更具普遍性和長遠意義的“文化”建設問題。

“和諧”有不同的性質，是多樣化和多層次的。在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等等，每一種社會都有自己和諧不和諧的狀況，而每一社會的主導者都力圖實現和維護特定秩序下的和諧，這是不言而喻的價值選擇和文化導向。但馬克思主義指出，在人們所尋求和實現的社會“和諧”之間，有著兩種根本性質的差別：建立在階級分裂和根本利益對立之上的社會制度以及維護這種制度的“和諧”，與建立在消滅階級對抗、實現公平正義基礎上的“和諧”之間，屬于根本不同的文化性質和水平。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他對這一任務的目標、特征和原則的闡述，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各個領域的和諧，更在于指出各個領域的和諧之間共同的、內在的條件和特征。就是說，我們所要實現的社會和諧，是在經濟政治文化不斷發展基礎上實現、同時又覆蓋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從而具有基礎性、普遍性的社會和諧。這種全面的、可持續的社會和諧總體上就是廣義的文化和諧。對于我們來說，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文化和諧。只有造就深層的文化和諧，才能造就“充滿活力、安定有序”、全面的、可持續的社會和諧。

二、用改革和發展打造“和諧文化”

“文化和諧”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特殊具體的文化層面，即各個文化領域及其相互之間的和諧，呈現出“和諧文化”的面貌；二是普遍深刻的文化層面，即滲透于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思想、組織和行為方式的和諧，使社會達到整體意義上的“文化和諧”。

所謂“和諧文化”，是指一個文化體系自身的內容及各種形式、各個環節之間是統一和諧、積極互動的，而不是分裂、沖突和相互抵消的；這一文化體系與它的經濟基礎、政治導向和生態環境之間也是和諧一致、積極互動的，而不是分離、對立和相互抵消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解決。例如：

（一）思想內容與價值取向的“一元與多元”問題。從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中華民族整體的根本利益上看，我們的文化必須是、也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但從國內和國際的現實看，由于有多元的經濟和政治主體（種族、民族、階級、階層、宗教、不同層次的利益群體和個體等）存在，社會文化實際上是多元的，并不是一元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事求是地構建和諧文化的積極態度，就是要更好地建設自己的先進文化，并用它去面對多元文化，以求更有力地影響和引導多元文化，在國內實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主導下的社會文化和諧，在國際上不斷增強和擴大中華文化的競爭力、影響力。

（二）文化建設的兩大基本形式——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關系。黨的十六大提出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以推動先進文化建設，首先意味著要進行文化體制的重大改革，將我國過去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單一“事業”型文化體制，轉變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文化體制。新型文化體制包括要保持和發展文化公益事業，引導事業單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增強自身的發展活力；同時還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通過完善文化產業政策來支持其發展，以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這場文化體制改革的動力來自經濟政治發展對文化發展與之和諧的客觀要求，同時也就提出

了文化體系內部“事業”和“產業”的和諧問題。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雖然各自有其特殊的性質、條件和發展規律，彼此之間存在著復雜關系，但它們都是文化發展的社會形式，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文化內容，所以也就存在著彼此和諧統一的根本條件。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各類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要貫徹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

在首位。”就是說，必須圍繞先進文化的內容來發展壯大兩大文化形式，才能保持它們之間根本的和諧一致。在所有的相關決策和政策措施中，決定性的關鍵都在于正確把握先進文化的本質內容及其前進方向，全面貫徹“面向現實、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綱領。

（三）文化發展的兩大環節——精神生產與精神消費的關系。對于在社會上被廣泛議論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俗文化與雅文化”、“時尚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我們要走出傳統觀念的誤區，不要以主體分裂和對立的觀念，而是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發展中“消費與生產”的理論來把握，才能更切實地貫徹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確立促進文化整體和諧發展的戰略和策略。

所謂“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和“時尚文化”等，主要是群眾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費形式；而所謂“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合理價值，主要在于通過專業化不斷向新領域、深層次、高境界的探索和創新，因此應視為代表精神文化“生產”（原創、創新、提高）的形式。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的一般規律。基于此，我們打造文化和諧的重要任務就是：一方面要讓文化消費的需要、特別是它的發展需要，盡可能成為文化生產的需要和動力，以促進文化生產的發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讓文化創新產生的成果，盡可能快地轉化為消費的需要和動力，以使優秀文化真正成為大眾文化的引導，幫助大眾文化不斷提升到新境界。就是說，不僅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充分落實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實現大眾消費型（含次生產和再生產型）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要調動整個社會資源，著眼于高層次文化的發展，實現生產型（原創型、創新型、提高型）文化體制的健全完善，以造就“文化生產與消費積極互動、雅文化引導俗文化不斷上升、和諧發展”的良性機制。這是我們進行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先進文化的一個戰略要領，也是在面向市場發展文化產業的過程中，防止出現“文化沙漠化”不良后果的關鍵。

三、講究“做法”藝術，提升和諧程度

構建和諧社會不僅包括我們要“做什么”，即保持任務和目標的和諧與先進，更包括我們要“怎樣做”，即注意“做法”的和諧與先進。所謂“做法”的社會表現，包括依據一定理念而形成和執行的一套制度、體制、機制，運行的方式、程序、方法，行為的規則和規范，以及相應的作風、習慣和風格等。文化并不神秘，也不瑣碎，“做法”正是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它比“做什么”（事物）更能代表一種文化的性質和面貌。在這層意義上，構建“文化和諧”意味著我們在努力做好一切事情時，都要自覺地注意并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去改善、提高“做法”的合理性先進性，使它們更充分地體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不僅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領導藝術水平的需要，也是從文化層面提高社會和諧程度的需要。

打造文化和諧需要有一個普遍化的視角，著眼于更高層次的境界。

首先，要密切關注事物和工作中的“隱形”層面，即文化狀態，通過改善深層體制和機制，有針對性地加強正面文化的建設。文化作為人和社會的行為模式、生活“樣式”，普遍地滲透在社會體制、調節機制和人們的行為方式之中，常常表現為某種“隱形”的因素，卻發揮著不可忽視的正面或負面作用。例如：我國傳統中有“重人情，輕規則”的弱點，它在許多地方產生了“潛規則勝過顯規則”，干擾民主法治建設的不良效應。我們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不能無視或簡單化地對待這種文化現象，更不能停留于表面，講空話或搞不切實際的形式主義，而要深入到“潛臺詞”、“潛規則”的領域去，通過改善管理機制和發揮管理的示范作用，以正確的新觀念、新做法去取代舊觀念、舊做法。以此為目的的思想理念和各種措施，包括管理體制改革、反饋和調節機制的健全、乃至工作人員行為的自律和監督機制的完善等在內，正是這個問題上先進文化建設的實際要求和具體體現。

其次，要走出“路徑依賴”的誤區，拓寬文化發展的渠道，營造多樣化統一、生動活潑的文化和諧。“路徑”是通向目標的過程載體，目標能否實現往往取決于路徑是否對頭。當人們基于經驗或其他原因而對某一路徑形成習慣性、專一化的依賴時，這條路徑往往就成了束縛思想和眼界，造成“事倍功半”、“事與愿違”甚至“南轅北轍”的淵藪。這就是被學界稱為“路徑依賴”的文化現象。我們要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首先就要更新路徑，變單一的行政化管理為符合文化發展規律的多樣化渠道，包括政治和行政管理與經濟和法治管理相結合，“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政府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加強領導與群眾自治相結合，等等，總之是要增大“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分量，讓人民群眾（包括各行各業專業人員）的力量和智慧成為最可靠的路徑基礎。路徑單一的實質是主體特化，而重視文化多樣性則是與尊重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力與責任相聯系的。文化發展渠道和產品的多樣性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也有利于提升群眾的判斷力、鑒別力。不要以為文化多樣化就一定會亂，相反，群眾的積極性起來了，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起作用了，文化反而會更蓬勃地發展，呈現它本身應有的多樣化統一和生動活潑的和諧局面。

最后，要改變大而化之的粗放作風，通過開發和改進“社會政策”、“社會技術”來豐富領導藝術，提高管理水平，用細致得體的實際工作展現文化和諧的魅力。近年來國內外都出現了關注“社會政策”和“社會技術”的呼吁，說明社會管理的文化效應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所謂“社會政策”和“社會技術”的共同涵義，就是以社會化、規范化形式提煉出來的有一定普遍性的實際“做法”。事實證明，很多事情我們僅僅“做得對”還不一定成功，只有“做得好、做得巧”才能真正到位。“做法”有時是非常具體細微的技術問題，然而卻能產生大而持久的文化效應，所以不應忽視。譬如近些年來屢遭詬病的“文風”就是一例。有些文章文件、講話報告之所以效果不好，并非是它的思想內容不好，而是它們的話語方式（“說法”）過于簡單生硬、“八股”氣十足：或者空洞抽象、語言乏味，或者自說自話、不看對象，或者面面俱到、沒有重點，或者單調重復、“意有盡而言無窮”……所以，盡管是同是一個正確的道理和主張，講出來也總不如切合實際、入情入理的分析更能說服人，不如層次分明、重點突出的道理更能引導人，不如言簡意賅、富有智慧的話語更能啟發人。“好話也有好說法”才是和諧。重要的是在這些看似僅僅是話語技巧的表現中，卻能夠顯現出其背后是否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境界。文風問題如此，其他問題也都如此。可以說，在我們生活各個領域的具體“做法”中，都存在著把先進文化、先進文明滲透進去、體現出來的巨大空間。我們有巨大的潛力，讓“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把它具體貫徹到日常工作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中去，使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整個過程都展現其應有的文化魅力。

第五篇：論服務型政府建設

提綱：

一、什么是服務型政府

（一）、服務型政府的內涵

1.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理念。

2.強化公共服務職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

4.改進政府管理手段和行為方式。

（二）、服務型政府的特征

1、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為中心的政府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點。

（2）公共政策應該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3）公民有權參與政府公共政策的執行

①公民作為執行主體之一直接承擔公共政策的執行任務。

②公民作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者來參與政策的執行。

（4）公民是否滿意是評估政府績效的主要標準

2、服務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3、服務型政府是責任政府

二、我國服務型政府的發展歷程及必要性

（一）人類社會經歷的三種政府治理模式

1、統治型政府

2、管理型政府

3、服務型政府

（二）、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歷程以及必要性

三、更好地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途徑

(一)實現權力主體的多元化

(二)打造有利于社會自主發展的法律制度環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監督機制，堅持依法行政。

2.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3.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和制度。

(三)為社會自主發展制定各種有利的政策導向

1.加快政務流程再造。

2.建立科學績效評估體系。

3.積極引導公民有效參與。

論服務型政府建設

摘要：

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服務型政府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國的關注。它們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轉變過去以“權力”為導向到以“服務”為導向。現在構建服務型政府之風已經吹遍世界。在我國，也不例外。本文在界定服務型政府概念和特征，在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歷程基礎上，總結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經驗，指出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探討了改進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途徑。

關鍵詞：

服務型政府 概念 特征 建設途徑

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無所不辦，這種政府體制和控制型行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社會和公民發生了碰撞。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優化發展環境，對自身的改革提出了要求，這就需要有一個新型的政府形象取代舊有的控制型的政府形象。

一、什么是服務型政府

推進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大任務，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把政府職能歸結為四個方面：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服務型政府，是一個能夠公正、透明、高效地為公眾和全社會提供優質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一項比經濟體制改革更為艱巨的任務，要求政府從管理理念、管理職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為方式等方面，實現根本性轉變。服務型政府的內涵至少應包括四個層面。

（一）、服務型政府的內涵

1.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理念。政府的管理理念決定著政府的行為。樹立為人民服務理念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前提條件。各級政府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在政務活動中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開發民智。

2.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政府職能問題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問題。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明確并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向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應成為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職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沒有制度保證，“服務”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要通過制度設計，加快形成政府服務運行機制。嚴格依法行政，維護法律的尊嚴，依法規范和約束行政行為。建立健全民主決策機制、政務公開機制、群眾監督和參與機制。

4.改進政府管理手段和行為方式。政府應成為經濟發展方向的指引者、經濟關系的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做“精明的導航員”、“公正的裁判員”和“忠實的服務員”。整合行政資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服務型政府的特征

1、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為中心的政府

這是服務型政府最本質的特征，也是我們判斷一個政府是不是服務型政府最根本的標準。也就是看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究竟是官本位還是民本位?究競是政府本位還是社會本位?究竟是權力本位還是權利本位?以公民為中心就是實現“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的轉變。具體來說“以公民為本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環節：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點。

公民的需求就是政府工作的指針，政府要從事什么工作、向公民提供什么樣的服務，不是從政府一廂情愿認為公民需要什么的服務就提供什么樣的服務，而是以公民的需求為依據，公民需要什么樣的服務，政府才能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公民不需要的服務，政府不能強制使其接受。這就要求政府要深入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全面掌握社會的真實情況，廣泛了解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弱勢群體的意見和建議，真正了解公民的需求是什么。

（2）公共政策應該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這是公民本位在決策環節的體現。政府作為社會服務的領航者，應當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公共利益以及保障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政策，而不應圖利特定企業、利益集團，不能只做政治正確的事，而忽略政府責任與道德的實踐。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達成，必須是在公民廣泛參與的基礎上，通過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互動而制定出來的。政府必須為公民自由、充分的表達其利益需求提供暢通的渠道和采取有效的途徑，整合公民的各種服務需求，并確保最終達成的公共政策符合最廣大公民的根本利益。

（3）公民有權參與政府公共政策的執行

公共政策制定出來之后，公民有權參與公共政策的執行。公民對執行行為的參與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①公民作為執行主體之一直接承擔公共政策的執行任務。這也是新公共管理提出的公共

管理主體的“多元化”觀點和治理理論提出的“共治”思想在服務型政府執行過程中的體現。

②公民作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者來參與政策的執行。在各種執行方式中，政府都應該為公民監督提供必要的條件，即使在那些由政府獨自承擔的政策執行中，如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執法監督等，也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向公民公開，以接受公民的監督、評價等參與活動。為此，要求政府要就各種政策的執行情況、程度以及在執行中所遇到的各種有利或不利條件等向公民及時、全面地公開，公民可以就執行情況發表意見、實施監督。

（4）公民是否滿意是評估政府績效的主要標準

這是公民本位思想在評估環節中的體現。服務型政府作為一個以服務為主要職責的政府，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是為公民提供令他們滿意的服務，因此，是否為公民提供了他們滿意的服務就成了考核政府績效的主要指標。這也是我們黨一貫主張的做法，如鄧小平就認為“我們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對不對，做得好不好，要有一個根本的衡量尺度，這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江澤民同志更明確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現在的關鍵是要落到實處。

2、服務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政府既不具備充分的理性，也不具備完備的德行，它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超人。如果沒有被有效控制，政府必然利用對公共產品的壟斷來提高費用、擴充機構、增加人員、增加支出，導致官僚主義，誘發財政赤字，甚至為了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偏離或侵害公共利益，妨礙社會公平與正義，引起社會矛盾。服務型政府中，政府權力和職能受到法律，民意和社會的限制，不再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而只是對市場和社會功能缺陷的彌補，共同推進公共服務的社會化與多元化。通過市場、社會組織與政府三者之間的制約與合作，對復雜多元的社會利益進行協調整合，共同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職責，形成良性互動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

3、服務型政府是責任政府

維護公共利益，促進社會發展是政府的責任，這是有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基本關系決定的。履權必負責，濫權必問責。責任政府行為承擔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和道德上的責任，實行重大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缺乏完善的責任制約機制，會導致政府管理過程中責任的喪失、效率低下，以及各種尋租、腐敗現象的出現，直接損害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最終導致公共利益受損，使社會不和諧。只有責任政府才能積極應對社會和公民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公正、有效率的實現公眾的需求和利益。

二、我國服務型政府的發展歷程及必要性

（一）人類社會經歷的三種政府治理模式

縱觀歷史長河，人類社會經歷了三種政府治理模式：統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方興未艾的服務型政府。

1、統治型政府是前工業社會、在自然經濟主導下一般國家普遍采取的政府治理模式。統治型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階級統治，從而防止社會在劇烈的矛盾沖突中走向衰敗，導致國家滅亡。因此統治型政府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如何更好實現階級統治展開的。政府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向社會和人民提供一些服務，但都不是從社會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因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2、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但最終形成于l9世紀末20世紀初。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政府不能僅僅充當職責主要限于維持公共秩序，處理國防，外交事務的“守夜人”的角色了，這就對加強政府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社會本位、公民本位、注重管理、適度干預。從傳統行政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等幾次大的政府改革運動，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先后經歷了“守夜人” 到“干預者”、“劃槳人”到“掌舵人”等發展階段，形成了具有小政府、大社會等基本特點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

3、服務型政府是管理型政府的進一步發展。它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化浪潮開始由政治領域向行政領域轉移，公民的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越來越多地主動積極要求參與到公共行政中來，不再甘心做一個消極的被管理者，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模式必須對這種需求做出回應。服務型政府把公民本位確立為自身的指導理念，正是對民主實踐發展需要的一種積極回應。在《政府屬于我們》一書中，作者提醒不要忘記政府是屬于它的公民的，“當我們急于掌舵時，也許我們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公民不僅是船上的乘客，而且更是船的真正主人”。《新公共服務》一書也提出：服務，而不是掌舵。這都意味著政府需自省，調整自己職能。

（二）、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歷程以及必要性

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服務型政府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國的關注。它們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轉變過去以“權力”為導向到以“服務”為導向。現在構建服務型政府之風已經吹遍世界。在我國，也不例外。

2000年《行政論壇》第4期上刊發的《限制政府規模的理念》一文，首次使用服務型政府這一概念，并把它作為與統治型、管理型相對的 一種行政模式。顯然，這是從政府治理模式的角度定位的。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后，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我國不能不與世界的慣例接軌，政府的功能、結構和行為也必須要有相應的轉變，因此，建立服務型政府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成了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外在驅動力。2003年，非典的爆發，暴露了我國政府職能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嚴重缺失，它成了一個催化劑，引起了全社會對我國政府職能的 重新認識，加深了我們對建立服務型政府必要性的認識。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把政府辦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最終是為人民服務。”因此，建設服務型政府現已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標。

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的 問題。如地區差異日益擴大；大量的失業人口；社會保障嚴重缺失；農民增收困難、負擔過重、生活困難；犯罪活動日益嚴重；政府官員的腐敗難以抑制等，這些問題嚴重威脅著我國的社會穩定和安全，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因此我國政府必須進行根本變革，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三、更好地實現服務型政府的途徑

建立一個能夠滿足我國公民公共需求的服務型政府，是我國政治發展中一個不可回避且亟待解決的問題。服務型政府建設是一項深層次、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施政理念的變革、政府職能的轉變、服務能力的提升、服務行為的規范化等多方面因素。中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一)實現權力主體的多元化

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機構只要得到公眾認可，就可以成為社會權力的中心。在公共行政管理系統中也應由政府單一化管理轉向由政府、公民、社會、中介組織和市場主體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務的運作過程中，委托代理、中介行為、自愿者參與以及社區活動等均可廣泛介入。要注意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吸納政府以外的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積極參加政府公共活動，實行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化。這有利于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逐步改變政府角色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為更加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中的職能，更有效地發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奠定良好基礎。

(二)打造有利于社會自主發展的法律制度環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監督機制，堅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權而非治事，其實質和重心是對行政權力加以規范和約束。當前，應特別重視界定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權限和約束條件，防止個別部門以“法”擴權或越權謀取集團利益。同時，完善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政府公共權力的行使要透明，形成政務公開的制度性框架，發揮審計、監察部門、媒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

2.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通過對行政審批的運 作規律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探索，實現制度創新，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辦法，是實現政府職能 轉變的有效途徑。改革行政審批的實質是對權力的一種下放。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就必須認真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以此為契機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實施行政許可法 中的新問題、新情況，真正做到嚴密審批程序、簡化審批環節、提高審批效率，使審批過程規范化。

3.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和制度。在現代社會，公 共財政是公共體系運作的血液，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 務的基礎。目前，我國的財政支出格局還帶有比較濃厚的 “建設財政”特點，財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該由市場 發揮作用的領域，經濟建設支出過高，公共服務支出偏 低。因此，要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主體作用，必須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 中用于教育、衛生、就業、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建立規范化、法制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三)為社會自主發展制定各種有利的政策導向

1.加快政務流程再造。

目前，政府的管理正在經歷從宏觀到微觀，從表層到深層，由粗放向專業化轉變的一個過程。服務型政府并不是大刀闊斧通過大部制改 革就能夠實現的，而是一件“細活”。必須不斷優化管理的層次，提高管理的效率。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政務流程再造可以利用電子政務的相關技術，按一定的方式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服務流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通過數字化、信息化的建設來加強對社會的管理，從而達到縮短管理層級、細化管理內容的目的。

2.建立科學績效評估體系。

由于我國大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務都缺乏客觀公正的考核評價體系，因此，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很難“量化”。政府應當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績效評估，進行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的測量。公共 服務績效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績效，主要表現在經濟持續發展上，國民經濟不僅僅在量上擴張，而且在結構的合理前提下有質的提升；二是社會績效，是指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的社會全面進步，其內涵豐富，包括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普遍改善和提高。三是政治績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績效最經常表現為制度的安排和制度創新。要從這三個方面進行政府績效評價，把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落到實處。

3.積極引導公民有效參與。

在現代社會，單靠政府自身的結構調整，而沒有公民的參與，政府的改革就不能取得突破。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全社會的成員共同努力鑄就的。在強調公民參與時，也要注意，由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組織不完善，不能一味的強調公民參與的廣泛性和深入性，要根據公民的特點和議題的性質，理性考慮公民參與的梯次發展與有序參與的問題，并改進參與方式，建立激勵機制，讓全社會的公民都能夠投入到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中來。

參考文獻：

1、燕繼榮主編.《服務型政府建設：政府再造七項戰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珍尼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丁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35．

3、王春霞，劉維.《服務型政府——21世紀中國政府改革的方向》，《蘭州學刊》，2004年第4期

4、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02(7)：875、虞崇勝,鄭迎春.政通才能人和:服務型政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2):18-19.6、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服務型政府是我國行政改革的目標選擇切.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