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讀后感

《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讀后感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政府改革浪潮，政府改革與治理成為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熱點與核心，出現了一批政府改革研究的專家和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代表性著作。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行政學家B·蓋伊·彼得斯1996年所著的《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就是研究各國政府改革與治理的一本代表性著作。

《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第一次對眼花繚亂的全球治理變革進行了系統分析，并從各國政府的革新主張和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改革實踐中，總結歸納出了政府未來的四種治理模式：試圖使政府部門更像私人部門的市場模式、主張更多參與的參與式模式、認為政府需要更多靈活性的彈性化模式、提出減少政府內部規則的解制型政府。對每一種治理模式，《模式》從其理念基礎出發，對其結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進行了深入分析，為我們了解近年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清晰獨特的視角。該書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支撐政府改革與治理的理論上，輔之以各國的改革實踐，這些改革實踐不僅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涵蓋了發展中國家。

在彼得斯看來，政府改革運動是一直存在并且持續進行的，因此，國家、治理和公務員制度也一直處于變遷之中。作者在論述的一開始就指出了傳統公共行政的特點以及當前公共行政發展的改革和趨勢，并將這一趨勢概括為從官僚制到后官僚制的轉變。

《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一書共6章，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1部分為第1章，第2部分為2-5章，第3部分為第6章。全書主要圍繞“傳統公共行政—當前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式—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這一主線，以官僚制的變革為引子展開論述。為讀者展現了當前各國政府改革的4種主要模式，并展望描繪了未來政府治理環境和治理模式。

第1章變遷中的國家、治理和公務員制度，為全書的第1部分，是全書比較分析的基本框架，內容主要包括傳統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政府改革的背景和未來政府治理模式的展望。作者一開篇就指出今天的政府在治理上的作為不同于過去的政府，要找到能夠提高政府效率，給公民個人和集體帶來更多好處的治理方式，政府就需要不斷探索提升政府效能和服務品質的創新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和改革者需要有堅韌的毅力、面對誹謗的勇氣和清晰的改革思路。作者花費了大量筆墨歸納出了傳統公共行政的6大特點，分別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層級制和規則、永久性和穩定性、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內部規制、平等。這6大特點既是各國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也是4種治理模式的基本維度。總的來說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公共行政，正面臨著顧客、服務、質量、靈活性、創新、授權和不斷改進等方面的挑戰。

第2-5章為全書的第2部分，詳細介紹和比較了具有代表性的4種政府改革模式。在第1章的結尾，彼得斯歸納出了4種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并從主要診斷、結構、管理、決策、公共利益5個方面列舉出了4種模式的特征。后文的每一章都圍繞以上5個方面對一種政府改革模式進行論述。

市場式政府是作者論述的第一種政府改革模式，也是目前最為主流和理論化程度最高的一種改革模式，以至于政治家、學術界人士和公眾都將其列為取代傳統公共行政結構的首選治理模式。市場模式的主要代表是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地區。市場模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認識，而是一種對自由競爭的優越

性和對一個理想化的交換和激勵模式的基本看法，深受市場效率、官僚壟斷、一般管理等理論的影響。總的來說，市場模式是一種較為成功和成熟的政府改革模式，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市場模式給予公民的實踐選擇權并不多，而這正是參與式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

帶著有關公民在政策制定階段選擇權的思考，作者介紹了有關治理改革的第二種方法—參與式政府。從意識形態上講，這是一種與市場模式完全對立的政府改革模式，旨在尋找一個政治性更強、更民主、更集體性的機制來向政府傳遞信號。參與模式強調參與管理，重視基層管理，主張發展對話式民主，秉承公有社會理論。為了確保參與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政府應該引導公眾明白自身的期望，推行公共服務標準化，提升公民的參與能力。但是參與式政府存在著眾多的參與機制，因此，它并不像市場模式那么明確。此外，參與式政府雖然與市場式政府具有某些類似的觀點，但在實際治理中是完全不同的。

彈性化政府是當代政府改革中最受歡迎的一種模式，也是概念最為含糊不清的一種模式。該模式強調政府機構有能力根據環境的變化制定相應的政策，而不是用固定的方式應對新的挑戰，但是許多東歐、中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彈性化政府改革卻均以失敗告終。在結構方面，彈性化政府主張在政府內部采用可選擇的彈性結構，代替那些自認為擁有政策領域永久權力的傳統部門和機構。代表性的彈性組織包括特殊法人政府、委員會等虛擬組織。因為彈性化政府在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因此，很難界定它對公共利益的影響。然而，毫無疑問，雇傭較多的臨時員工有助于降低政府的成本，公眾也會因政府創新和較少的僵化而受惠，加強政策的彈性額協調也有助于應對政策環境的變化。雖然彈性化政府因其靈活性而倍受推崇，但是，彈性化與權利保護可能互不相容，此外，要在變化與協調間實現平衡也實屬不易。也正因為此，相比于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與市場式政府表現出更高的融合性。

改革者的第四個選擇，是憑借“解制型政府”的方式發揮公共部門潛在的能力和創造力。在此，解制與經濟政策無關，而是指政府本身的內部管理。當前，解制改革正在持續推動，并取得了持續的進展，這可以從書中所列舉的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改革實例得到驗證。與前3個政府改革模式相比，解制式政府對官僚制的接受度更高，更加重視層級節制的作用。在結構設計上，解制式模式與市場式模式沒有太大的不同，而與參與式模式的關注點不同。解制型政府主要關注預算和協調領域的政策制定。在公共利益方面，解制型政府主張采用其它的控制形式，通過充分發揮公務員的經濟性和創造性來維護公共利益，這與參與模式有著根本的區別。解制模式在公共利益方面對官僚制的改進，就是從事前控制向事中執行和事后評估轉變。但是，解制型政府難以協調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忽視了效率以外的其它改革因素。

第6章是全書的第3部分，彼得斯在比較了當前4種主要政府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基礎上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因為模式間的改革策略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因此，選擇其中一種方法必然會排斥其它方法。4種政府改革模式都包含有一些基本問題和所設計的答案，并提出了有關政府和治理的意識形態概念。其中，至少有兩個模式（即市場模式和參與模式）提出的改革方法與更寬泛的理論和意識形態概念密切相關。另外兩種模式則傾向于提出廣泛的治理之道，而不是針對某個問題提出答案。各種治理模式各有其優點和適用范圍，需要考慮會造成失敗的問題，而最大的威脅就是超越了其自身的界限。

從政府的執政目的出發，應當選擇合適的政府改革與治理模式，但是，改革

官僚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任何一種模式想要獲得成功，都必須謹慎地考慮所采用的戰略和戰術。常見的策略包括利用政治的力量，關注正式結構和程序的改革和推行“制度化協商”。總的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轉變。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也拉開了行政改革的大幕，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改革在時間上基本同步。時至今日，我國總共進行了6輪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進入21世紀，我國面臨著轉軌時期的各種社會問題，傳統的行政結構和治理模式需要更新和升級。因此，《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一書對我國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二篇：讀書筆記---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

行政體系 市場體系

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 層級制和規則 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 內部管制 市場式政府 參與式國家 彈性化政府 解制型政府 政府改革 組織民主化 決策運動

行政實體

第三篇：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讀書筆記(last)

讀《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有感

作者簡介：

B·蓋伊·彼得斯（B.GuyPeters）是美國匹茨堡大學政治科學系主任、教授。曾任加拿大管理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名譽教授。他是國際著名的研究政府治理與改革問題的專家，公共管理大師，其理論創新能力在美國公共行政學界享有盛譽。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政策的病態》、《官僚政治》、《比較政治學》、《政策動力學》、《政府會消亡嗎？》等。

內容簡介及感想：

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把《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這本書讀完了，有很大的感觸，我對關于政府改革和創新的著作懷有極大的閱讀熱情，迫切想知道作者提出的很多可資借鑒的政府改革模式，發現了許多創新點和閃光點。但總或多或少的欠缺可行性，很多都是理論上可行，但到實踐中就會碰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空想，現今的政府改革研究應該在理論模型的操作化上下功夫，至于到底是什么模型倒不是當務之急了，因為很多模型都不錯，反映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和社會環境的發展要求，能解決很多存在的問題，盡管不能夠絕對的解決所有問題。我想這本書也不例外，嚴格的說本書不是提出作者自己關于政府創新的模式，而是作者對理論或實踐中已經存在的四種政府創新模式進行的比較分析，這四種模型分別是：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

該書從分析傳統行政模式出發，闡明了各國政府竭力構建新治理

模式的原因，并從各國政府的革新主張和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改革實踐中，梳理歸納出四種未來政府的治理模式：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這四種政府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論基礎，適用于不同的政府體制。對每一種政府治理模式，作者都從問題，結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五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政府改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存在，這一過程就永遠不會停止。就某種程度而言，實際工作者和學者們不斷尋求促使政府更好運作的新方法本身就證明了人們期望改善政府行為的愿望。這種不斷尋求更好實現政府職能的方法的努力也反映了在什么是好政府這個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一些人希望有一個效率高、成本低的政府，而另一些人可能會接受一個成本高的政府，因為這樣的政府能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還有一些人可能會更多地根據政府行為的過程而不是行為的本質來評價政府。作者在交代了政府改革的背景知識以及傳統公共行政的特點（包括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層級制和規則、永久性和穩定性、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內部管制、平等）之后，分別從理念、結構、管理、政策制定、公共利益等五個方面對這四種模型展開了分析。市場式政府針對傳統型政府的壟斷性特點，認為應該用市場化的治理模式來實現政府治理的高效率。結構層面上強調分權，包括部門間的和中央與地方間的。運用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這與企業家型政府或許有很多共同之處。另外一個特色在于提出政府內部的市場問題，根據市場刺激因素來進行政策制定工作。不過這里有個缺點，就

是對公民角色的貶低，雖然將公民看作消費者可以提高服務意識，但卻忽略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參與式政府故名思義，就知道這種模式特別強調參與式民主的作用，這種模式主張自下而上的參與，分為兩種類型，包括基層公務員的參與和顧客的參與。因為參與的需要，又要求結構上必須打破層級制的舊形式，而主張建立扁平化的組織形式。在管理方面，引進私人部門管理中使用的質量管理模式，重視團隊合作。對話式民主的決策方式，特別強調了協商和談判的重要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的永久性特點提出的彈性化政府，反對原來那種穩定性和永久性的特點，主張通過雇傭臨時雇員、建立虛擬組織進行協調、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彈性處理等方式，建立靈活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在此我僅以自己的一點淺薄認識談談對解制型政府的看法，“解制型政府模式”(Deregulating GovernmentModel)，又稱非管制政府模式，它的基本涵義是指通過取消公共部門過多的規章制度，取消過程取向的控制機制，相信并依靠公務員的責任心、潛力和創造力，來提高政府的行動水平，讓政府更具有創新性和效率。

解制型政府模式的出現，在傳統的“照章辦事”的國家絕非偶然，其動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過多的內部控制嚴重地損害了政府效率。其二，過多行政規則使得公共部門行動遲緩，缺乏彈性和回應力。其三，公務員制度變成了迷宮，管理者的“進、管、出”問題叢生。其四，政府采購制度引發了賄賂和選擇性簽約等弊端，政府支出變相增長。解制型政府模式就是要打破這些條條框框，清除政府管理實質以外的其他附著物，讓政府最大限度地釋放潛在的能量和創造力，以新的創造性工作改進社會的整體利益。

解制型政府模式不太看重結構，其著眼點主要在程序和有效行動的能力等方面，目的在于激發傳統官僚機構官員的積極性和活力。它主張，不管是官僚體制還是非官僚體制，只要能夠有效運轉就行。因而，它并不像其他模式對官僚體制刻意貶斥，相反，認為官僚體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認為是求之不得的。由于這一模式不反對傳統的政府結構，因此在管理上支持官僚機構的高層決策者依靠一定的行政文化來調動整個機構的行動。這種行政文化主要是指公務員的倫理道德在行政活動中的驅動力量，管理者必須依賴相信個人，依賴個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來達到管理目標，在美國某些洲取消了政府采購的一些規章制度，廢除了長達近萬頁的人事管理手冊。但是，人們也不無擔憂地認為如果沒有公務員的覺悟和高尚的道德信念作基礎，一些組織和個人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極易肆意妄為，危害公共利益。從決策的角度來分析，解制型政府模式下官僚的決策作用明顯被強化，而政治家的決策作用被大大降低，這對于過去把決策視為政治領導特權的傳統觀念是一次極大的沖擊。在這一點上解制模式同參與模式不謀而合，皆認為公務員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又同社會公眾直接打交道，因而應當允許他們做出更多的決策，有更多的靈活性。在公共利益的體現上，解制型政府模式與市場模式相比明顯不同。前者認為政府在社會中應扮演一種積極角色，改革只是解除政府內部過繁的管理體制，通過取消政府內部對政府工作能力的限制或制約因素，使政府的能力更好地發揮出來，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政

府可以有效地解決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政府行為不會成為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后者認為政府過于壟斷，沒有效率，目的是把政府職能在改革中轉變為市場職能，通過削弱乃至取消政府

來改善服務。顯然兩種模式之間在公共利益的實現上存在著巨大差異 全球化時代各國都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上展開競爭與合作。由于在提高綜合競爭力的各種考慮因素中，政府管理能力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對待，因此如何使政府擺脫傳統官僚制對時代變化的敏感性和適應性較差的窘況，提高其應變能力，成為人們從管理主義角度思考政府變革的一大方向。政府解制的思路正是在這種背景中產生的。

英美語系國家本來是國家管理程序-規則嚴格化的領路者，法的程序獨立價值和程序正義觀念也是從他們這里傳播開來的。沿著這個并不陳舊的方向，程序-規則強化的思想應該進一步貫徹到政府管理的實踐中去。但是，當司法領域程序獨立價值的旗幟舉升起來并高高飄揚的時候，英美等國卻開始在政府管理領域掀起放松規制的改革浪潮，并將日積月累形成的嚴格并確顯繁瑣的政府管理程序作為首要打擊目標，認為它們是新時代政府管理績效的敵人，必欲“解”之而后快。為此，新公共管理學為其創造出了一些新的學說，以為其提供理論支持。其總的指導思想是認為傳統官僚制中完備的程序-規則體系，嚴重束縛了公務員和政府組織本身的能動性，妨礙了管理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由于傳統官僚制復雜的程序-規則體系所約束的主要是政府組織

和公務員本身，所以它主要是一種內部控制制度。這個制度的逐漸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原因，這就是在現代民主政體的建設過程中公民權對作為“必要的惡”而存在的公共權力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對其嚴加約束成為政治制度建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內容。人們從政黨分肥制等等泥沼中拔身而出后的主要想法，就是用盡可能嚴密的程序-規則體系牢牢縛住具有越軌本能的國家權力，同時對公民權從制度上施以基本保障。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制度建設內容構成了傳統政治理念的兩條坐標軸線。因此，蓋.彼德斯才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多的內部控制并不是官僚體制本身造成的”，而是“強加于官僚體制的”。

程序-規則強化的主要優越之處就是它基本保證了公共權力的自律和廉潔，給了公民以普遍的安全感，公民人權可以得到原則上的保護，公共權力行使的公正性和公信度也得到基本認可。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制度保護并進一步促成了公共權力和公民私人權利雙方共同遵守程序和規則的習慣和信念。不守規則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已經被作為異常行徑和恥辱來看待。這樣一來，不僅是國家權力、而且整個社會都能保證運行在基本穩定的秩序之中。這就是發達國家少見公務員腐敗泛濫現象和政權異常變故的基礎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政府解制完全可以視為發達國家的制度建設在酒足飯飽之后的奢侈行為。健全的官僚制度在保障了他們的工業化過程并進入信息化、全球化時代之后，面對新挑戰他們將公共權力的靈活應變能力進一步提出來。解制松綁是他們在經過了一次否定之后在更

高的層次上對公共管理的自由度提出的新要求。滿足這個要求需要一個重要前提條件：現代民主政治的根基已經牢固，程序-規則習慣和意識已經植根于公民和公務員隊伍之中，官本位和權力意志自由縱橫的社會物質和文化土壤已經基本鏟除。

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都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的，并進而力圖實現普遍化，但真正要實施還必須根據實際情況，結合時代背景和國家的現實國情，強求一律顯然只會造成相反的后果。另外，作者還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就是作者認為許多新的改革措施都是針對存在問題提出并加以解決，但由于新措施的實施又會很容易帶來新的問題，或是新創造出來的，或是因為舊制度的消失而使得被其掩蓋的問題得以重見天日。這或許是改革總是在消滅舊問題出現新問題中不斷循環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篇：公共治理：服務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 )

公共治理：服務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

2013-10-08 15:22 來源：學習時報 我有話說

作者：吳興智

自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以來，服務型政府就成為我國各級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標選擇。但從近年來各地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中不難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管控思維尚沒有根本改變，地方治理仍面臨諸多問題。

當前服務型政府的三種治理誤區

“父愛型”的權威式治理。囿于傳統管控思維的慣性，一些地方政府認為服務型政府僅是由過去向社會“索取”變為“給予”，認為只要是為了群眾的福祉、需要和利益，政府就能夠以“父愛式”的關懷替群眾作主。因此，在具體的治理方式上，許多公共服務以權威分配的方式由政府進行安排，公民與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提供中的主體性價值難以彰顯。在很多地方實踐中，公眾參與主要被局限在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質量的監督以及對政府服務的評價等方面，如參加各種聽證會、通過市民論壇向政府建言獻策、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商談等，但在很多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公共決策和公共產品提供中，公民參與明顯不足。同時，由于各地在設置公眾參與的渠道、選擇公眾參與模式、回應民意訴求等方面，都存在著制度化程度低以及結構性失衡等問題，社會多元主體的功能發揮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發展型”的選擇式治理。近年來，雖然政府逐步放棄對市場的直接干預，但在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巨大慣性作用和面對大量公共支出的財政壓力下，一些地方有選擇地將政府服務的重心放在為經濟發展服務之中，而社會服務職能則相對弱化，忽視了公共服務職能的全面履行。一些地方政府認為，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前提是政府要有錢，而政府有錢則需要優先發展地方經濟，因此，諸如招商引資、征地拆遷等耗費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資源。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地方經濟發展，對部分污染企業的排污行為采取默許甚至暗中支持的態度，極大地損害了社會群眾的利益。在公共支出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亦以投資型為主，大量公共財政被用于具有競爭性和盈利性的領域，經濟建設的費用明顯偏高，導致公共衛生、公共教育以及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服務的支出比例長期偏低。

“政績型”的運動式治理。服務型政府的服務職能更多強調的是可持續的、基本的公共服務。但目前看來，我國各級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層面的倡導，而包括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目標和方向、考核與問責等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安排等都極為欠缺，導致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行為帶有相當的隨意性。一些地方在響亮的服務口號鼓舞與廣泛社會動員力量的支持下，不惜運用大量政府資源對公共服務中的某些突出問題進行運動式治理，以圖取得快速的成效。部分地區甚至為了獲得急功近利的政績，盲目發展脫離本地實際的項目，大量的“政績工程”“獻禮工程”等極大地消耗了有限的財政資金，造成公共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和公共服務的非均衡發展，也對地方公共服務型政府的長期持續埋下隱患。

公共治理與服務型政府建設

有別于傳統的統治與管制型政府模式，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以滿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的政府。因此，“公共性”是服務型政府的靈魂和旨歸，服務型政府的理想治理模式必然是一種“公共治理”模式，其本質特征在于政府與社會對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持續互動過程。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中存在的治理誤區，其癥結就在于“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治理，首先意味著治理目標的公共性屬性，即以公共利益為起點，謀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對于政府來說，“公共性”是現代政府治理的最重要合法性基礎，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公共治理以滿足社會公共需求作為主導理念，把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作為優先考慮項目，其實質是對社會平等和正義的追求。為此，需要明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防止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中重經濟服務輕社會服務的偏頗。政府解決的是市場機制所無法解決的社會公共問題，它的作用領域和范圍應當被界定在公共服務領域，把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滿足公共需求作為根本使命和責任 同時，公共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應當具有多元屬性，是一種廣泛社會參與下的治理。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傳統的權威式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顯現，它既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也與現代民主政治理念相悖。多元主體參與下的治理，通過發揮多元主體的功能從而彌補彼此的不足，這是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現代公共治理的必然選擇。在公共服務提供中，利益相關的群體更應當成為公共治理的重要行動主體。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及公民的共同參與下的公共治理，能夠成為國家、市場與第三部門合作的基礎及聯系的紐帶。

在運行方式上，公共治理要求多元主體在持續理性的互動交往中去追求公共利益和“共識”，從而在此基礎上實現對包括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在內的社會價值進行合理的權威性分配。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以及社會多元發展事實都為公共治理的理性交往過程提供了最好的解釋。公共性產生于公共領域，同時，公共領域為公共性的實現搭建多元主體交流的橋梁。面對復雜多樣的公共服務需求，公共治理過程應當以多元、多層次利益主體的意見、利益與關系在一定組織框架下的程序化溝通與協調為起點，將治理層級、功能和公私部門進行整合，將不同的利益訴求置于公共論域之中，以構建一種包納特定精英與大眾的結構化交往形式，從而在廣泛互動與合作中有效解決各類利益矛盾與沖突。

公共治理的有效實現方式

能否實現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充分的“協商”交往，是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有效公共治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公共權力的規范化與透明化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核心是公共權力運行方式的轉變。規范化意味著權力運行必須遵循必要的價值規范和接受相應的外在制約，透明化則意味著權力運行的信息公開，防止公共權力獨立于公眾之外而形成絕對權力。只有公共權力規范化與透明化，才能為公共治理提供良好的體制空間。

以決策參與為突破口，強化公民在公共服務提供上的參與權和選擇權。公共決策無疑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最主要方式，其制定需要以增進公共利益為目標取向，而公眾參與是確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正當性的內在要求。因此，決策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既是拓展公民的利益表達渠道和提供社會信息向公共權力體系傳送渠道的需要，也能有效防止決策過程中因政府與公眾間溝通不暢而出現政策偏差。

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組織，拓展公眾參與的社會資源。多元化利益組織的存在，能夠彌補政府與公眾間協商的代表性不足問題，從而使各種不同的服務需求和利益訴求都能夠進入公共治理的論域，實現公共服務由政府選擇向社會選擇轉變，從而創建社會多元主體參與下的多中心治理體制。這是鞏固地方公共治理績效的重要渠道，也是尋求公共權力與公眾參與平衡的重要載體形式。

建構多樣化的協商交往機制。公共服務的提供，需要通過公民協商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方式，來縮小公民在地方公共事務問題上的分歧。諸如各類民主聽證會、人民建議征集、民情懇談日等都能夠成為重要的社情民意反映機制。特別是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通過政務論壇、公務微博、網絡聽證等方式，充分發揮網絡在公民參與和多元主體協商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采用“吸納―整合”的方式實現公共治理的制度化發展。“吸納”的作用在于，根據各地發展現狀，以靈活的互動機制使公民的利益表達在現行體制內得以有序傳達，以維持現行體制的穩定性和包容性。“整合”則進一步通過可行的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構建，將不同社會主體、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為多元主體參與和理性協商的持續有效性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責任編輯:康慧珍]

第五篇：推動我國未來政府模式的成功轉型

推動我國政府未來治理模式的成功轉型

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當前中國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復雜的系統過程。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闡述這一問題將非常困難。國內學者對此曾有一些簡要論述。這里列舉兩例。趙暉認為。從權力行政到服務行政的轉變。要注重四個步驟：樹立現代民主的管理理念；強化公共行政的責任意識；實行社會滿意的服務原則；推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公共服務等。

遲福林認為。以下的四個轉變是當前和今后政府改革應當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從優先經濟目標向優先社會目標轉變；從審批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從行政控制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

應該說這種概括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缺乏動態比較的特色。在此。筆者主要從如下幾方面對當前及今后我國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進行簡單扼要的宏觀性描述。就邏輯關系而言。建立新的治理模式首先需要觀念的更新與指導思想的轉變；其次。政府職能與公共決策可以被作為政府管理的兩類過程。即具體的執行行為和抽象的決策行為；最后。當一種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運行之后。必然在管理方式上有所反映。(一)基本理念轉變：從注重管理到注重服務服務型政府

其根本理念是服務。盡管它把管理視為達到良好服務的基本前提和必備手段。相對而言。延續近百年的官僚制行政體制。則一開始就努力使自己形成完善的管理系統以達到提高效率的目標。因此。從管理到服務。是基本理念的轉變。由此決定實現各自治理目標的過程與結果有所不同。實際上。西方國家在進行民營化改革時。更多考慮如何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滿意程度。主要通過引人競爭來試圖改變政府管理的效率低下．浪費嚴重．服務質量難以保證等“頑疾”。這就在根本上促進政府管理的觀念更新。把顧客滿意．取得最佳績效作為衡量自身工作的準則。

而在我國。這種觀念轉變卻還有待時日。特別是在地方政府。由于直接面對人民群眾開展工作。強調服務意識更加迫切。但從實際看。真正意義上的“為人民服務”意識還不能貫徹落實到具體管理行為之中。當然。提倡服務行政還要有具體舉措。我國各級政府都在不斷改善治理狀況。在實踐中探索出許多有益做法。如引進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等參與公共物品與服務供給；推行政務公開。實行電子政務；開展社會服務承諾制度和首問負責制；強化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如此等等。這些具體措施都是在觀念更新的基礎之上完成的。體現了政府治理變革的新趨勢。

](二)基本職能轉變：從管理自身事務到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職能轉變是在公共行政理念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完成的。20世紀末。公共行政實現了從傳統行政到政府公共管理的轉型。這決非名稱的變化。而是有實質性含義。具體而言。政府公共管理與傳統行政的主要區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官僚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政府公共管理既突破了傳統理論支撐的局限。又吸收了以現代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為核心的現代管理基礎理論。并把它們作為自己的理論源泉。

二是政府公共管理突破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理論范式。并且在當代西方國家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中不斷完善自我。演變為一種新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改變了傳統行政管理把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作為自己任務的做法。視政府為管理公共事務的主體之一。從而開拓了視野。

三是相對于傳統的公共行政而言。政府公共管理充分強調了管理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明確政府作為公共利益代理人角色。以公共性的目的和社會性的基礎這雙重約束限制政府的管理行為。

就目前來說。在公共物品供給問題上。我國現行的政府制度安排仍舊沒有很好地體現與市場的合理分工。形成所謂的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等現象。一是“政府越位”。官員管了個人．企業和市場愿意且能夠管的事。結果犧牲了微觀效率；二是“政府缺位”。那些個人．企業．市場不愿且無力參與的領域。本來應該由政府管。而政府沒有承擔起管理這些領域的責任。結果這些領域成為了短缺領域。成為了國民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改善的“瓶頸”。甚至成為黑惡勢力的活動范圍；三是“政府錯位”。即政府仍舊對計劃經濟下的全能狀態念念不忘。包攬大量社會性事務。反而阻礙了社會自治力量的生成。例如。2003年發生的SARS危機充分說明。作為公共物品．公共服務之一的公共衛生服務非常短缺。醫療條件差。醫務人員不足。醫院滿足不了國民對醫療衛生日益增長的需要。

實際上。其他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如學校教育．養老．就業(特別是非國有經濟部門失業人員及其家屬)和對弱勢群體的救助等。政府都缺乏必要的重視。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情況。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加快轉變工作職能和重點。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過加快民營化進程縮小國有經營規模。讓政府官員從大量競爭性項目．贏利性投資的審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來。讓政府財政真正轉到公共財政上來。讓政府政策轉到公共政策上來；二是通過加快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縮小政府直接調控領域。更多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讓政府調節真正轉到宏觀調節上來。

（三）基本政策轉變：從“政府政策”到公共政策

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也體現在政策方向的根本改變上。在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理論看來。政策解決的是社會問題。即為了達到某些目標．處理某些問題而通過政治的過程產生了政策。公共決策解決公共問題。由具有公共權力的機構發出；而私人決策則解決私人問題。由非公共權力機構發出。因此公共決策最大之特色即為“公共性”。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制定并執行的原則．方針．策略．措施．辦法等等。

在我國。對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理解有一個過程。相對于公共政策而言。行政機關賴以執行行政管理任務的許多決策嚴格意義上只是“政府政策”。這里說的“政府政策”。是指行政機關用以指導或規范公共行政事務管理的各種決策。主要從行政機關本位出發。自上而下地進行決策和執行；而公共政策則相對而言是著眼于社會公眾需求和滿足人民．方便社會。從而使公共部門的各項措施真正深人人心。成為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的手段。這種公共政策。是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方式．方法與策略。它具有唯一的根本特性即公共性。相對于公共政策。

我國傳統上的政策。特別是管制型政策。大多是公私不分。公共權力介入私人領域。不是彌補市場不足。而是為了政府自身的管理需要。例如我國服務性行業(這樣的行業遍及電力．航空．電信．郵政．運輸．水．氣．銀行等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性部門)里很多的所謂“行規”。不是為了維護公眾的利益。而是為了自己行業更好管理。有的甚至是謀取私利。因此。及時改變這種狀況。是今后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務。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本質決定了其政策表現為公共的決策。這種基本轉變意義重大。一旦政府從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就在根本上保證了其合法性。也就是說回歸了政府本質。則社會公眾這一委托人利益就能夠受到尊重。得到保障。即使采用了一些非公共部門管理方式。如民營化或社會化。也不會在根本上損害公共利益。從實踐上看。我國政府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社會力量在政府治理決策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網絡民主。已經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在體現民意上大大前進了一步。有理由相信。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已經為時不遠了。

(四)管理結果轉變：從多元共同治理走向善治

政府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僅僅是達到治理的任務嗎?或許管理過程是公共部門實現價值的手段。但不是最終目的。公共管理的終極目標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追求一種積極的

善治的結果。從根本上說。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關注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維護者的公共部門。如何才能對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的管理。站在公眾的立場上。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關注“公民怎樣才能從政府那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顯然。這兩種立場都沒有脫離公共利益這個核心問題：前者以“公共部門如何實現和服務于公共利益”為焦點；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樣被實現的”為焦點。

因此。在概念上。“公共管理”可以被界定為以治理為實現形式。以規范性的公共價值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終極目標的社會管理活動。④盡管。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它以治理為其實現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在治理理念之下。才有可能構建全面參與的．有責任感的社會管理機制。

然而。無論是從公共管理產生的歷史背景還是對當前政府公共管理的回應看。公共管理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公共行政的局限性。并力圖將它所引領的實踐活動帶入一種善治的最佳形態；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內在的不足。譬如。治理不是單一的約束力量。它不能替代政府或市場。而只能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以彌補各自的不足。同時。治理傾向于超國家主權或政權力量的限制。從而只在有限范圍內被認同。等等。所以。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治理也存在失效。正如政府失敗和市場失靈一樣。既然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不可避免。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就是一個現實問題。

國內學者俞可平認為。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中。走向善治是唯一的目標。這種目標自古就有。于今更盛。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合作參與式的管理。在最高層面上表現為一種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從根本上說。公共管理把實現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就使這一社會治理過程必然追求一種善治的結果。盡管它可以采取的途徑有許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