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本期簡報報道第二場專題“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內容。

我國199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及其未來影響

郭志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人口統計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樣調查，國家計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調查，1997年和2001年調查。三個調查基本說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續下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較小；二孩和三孩總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斷下降，三孩總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慮更長時期，終生生育率從70年代的六個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點幾的水平；80年代沒有明顯下降；90年代出現新一輪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齡影響，生育年齡推遲會使生育率在一定時期內下降。如果不劃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齡變化不大。如果劃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齡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齡推遲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剔除出去，計算出的總和生育率是對終生生育率的一種估計，我們稱作“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調整后的總和生育率比按常規方法算出來的總和生育率偏高0.2-0.3。調整后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進行地區間比較，生育率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會城市，以及全省（包括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江蘇和四川。我國的生

育政策根據各地情況因地制宜，不是統一的一胎化政策。東部較嚴，中西部較松，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較多，一些地方甚至沒有生育政策。

現行生育政策分為一孩政策（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發達的農村地區），以及三孩政策（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約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個，一半生兩個。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計。全國平均生育1.47個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為基數，假定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的二點幾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擬得出2000年總人口為12.67億，高于人口普查數據。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總和生育率（而不是1.6）計算會更高，少兒人口比例也會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選擇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其中考慮雙獨夫婦（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開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許所有夫婦生兩個孩子。中間可以有多種方案選擇不同條件逐步開放二孩。

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最平穩，總人口數最低；一步開放危險較大，2005年出生人口從1400萬上升到3300萬，人口最高處超過16億。老齡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開放政策65歲以上老人比例較低，不到20%；現行政策不變這一比例較高，達到28%。60歲婦女中只生一個小孩的比例，現行政策不變將超過50%；一步開放政策會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一步開放政策將先上升再下降；現行政策維持不變，會急劇下降，二十幾年減少兩億。

一步開放會出現出生危機，總人口過多。現行政策長期不變會在其他方面帶來風險，比如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速度過快、老齡化速度過快、獨生子女家庭過多。因此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比較分析，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現行生育政策雖然已考慮開放雙獨甚至單獨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個

過渡，還需要有中間的銜接過程。

農村發展、勞工遷移與社會保障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的問題，出路是將絕大多數的農民轉移出來，這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需要把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到10%以下，韓國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國1.7%，法國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農民不參保，只有進了城市、工業、非農產業，才能夠進入社保（盡管農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農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是年輕人，這意味著人口老化，而社保體系可能年輕化。按照14億人口高峰計算，農業人口降至10%需要轉移2-2.5億農村人口。目前非農就業每年新增900-1000萬，其中300-400萬來自城市，農村只有600-700萬，按照這個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進了城的農民尚沒有加入社保，成為老齡化的核心問題。進城農民的流動性很強，社保體制的統籌率很低，農民加入社保后無法帶走，缺少動機加入社保。因此農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自己的養老，二是社保體制沒人付費。所以現在的首要問題是，提高統籌程度的同時，實行一些過度辦法，盡可能使新進城的農民工加入社保，對農民工的未來和整個體系都有好處。

另一個問題是農村留下的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方面需要通過繼續宣揚民族文化，鼓勵農民工進城后將部分資金轉移到農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實行農村養老合作等。其他政策問題包括，如何讓失地農民拿土地補償的一部分買社保，創造商業保險模式、保險政策、保險產品，讓進城的農民工為父母購買點商業保險等。

三農問題之所以被社會關注，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增長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中國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勞動者屬于低收入階層。其中的一半已經從農村轉移出來成為藍領工人，平均年工資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現在的農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長主要體現為20%人的收入增長，民工和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只有由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才從3000元漲到8000元。由于30%的勞動力等著從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使這部分人工資不能增長。只有實現充分就業，這部分人的工資才能上漲。農村人口轉移到10%以下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如果是16億人口，就需要更長時間。

如果依靠人口紅利增長，社會矛盾不能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轉，會有比較大的風險。國際上拉美、印度因為收入差距太大，出現各種補貼、社會運動、財政赤字、外債、通貨膨脹、金融危機，使經濟陷入停滯。與此相比，失去人口紅利的風險相對較小。在老齡化和充分就業之間進行選擇，寧可要老齡化的問題，而不要不充分就業的問題。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與經濟社會發展

曾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0年總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報，實際是1.62。如果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假設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齡上升的效應，總和生育率將提高到

1.7。二胎晚育軟著陸方案假定平穩過渡到2012年，城鎮終身生育率是1.8，農村2.27。

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總人口2050年12.6億；二胎晚育軟著陸在2050年總人口是14.6億。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25年將達到14.05億的峰值；二孩晚育軟著陸晚一點，2038年達到14.8億的峰值。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50年后人口增長速度是負的1-1.3%。

保持現行政策不變，老年人口比例和獨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軟著陸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劇拉大。保持現行政策不變，65歲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歲以上老人占9%和17.6%。過高的高齡老人和獨居老人比例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應該向二孩晚育平穩過渡。

兩個方案的勞動年齡人口2030年后差別很大。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2030到208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每10年減少1億；二孩晚育軟著陸在2030，2050，2080分別多2600萬，1億和2.74億。勞動年齡人口急劇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勞動年齡人口過多會增加就業壓力，這里面關系，請各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一起探討。

一孩半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區出生性別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實際上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導向作用，導致了性別失衡；而二胎晚育軟著陸不存在這種心理導向和負面影響。兩種方案20-49歲婚齡女性與婚齡男性的比例的差異非常大，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現行政策不變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總人口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少7840萬，1.96億和4.2億，減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勞動力資源，只有2060年后，減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將導致勞力資源每十年減少1億，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費巨額財政支出對農村計劃生育戶進行養老補助，如果保持現行政策不變，這項財政支出將大幅度增加。如果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這項財政支出2021年達到72億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幾乎為零。假定計劃生育戶每年領取的600元養老金不變，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多支出5千億。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補貼標準提高，財政支出會大大超過5千億。

現行政策中，農村獨女戶生二孩和雙獨或單獨夫婦生二孩的方案作為臨時的過渡措施尚可，但作為長期政策調整方案會產生一些問題。農村獨女戶生二孩會產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價值等于女孩兩倍，使性別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標，可能會出現搶指標甚至假證明。雙獨單獨夫婦需要撫養四個父母和兩個小孩，撫養比是3：1。非雙獨非單獨夫婦只讓生一個小孩撫養兩個老年父母，撫養比是1.5。存在公平問題。城鎮雙獨單獨絕大部分是城鎮老住戶，非雙獨非單獨多是農村遷進來的新住戶，現行政策可能會人為強化社會分層，老住戶間通婚，新住戶間通婚。由于與非雙獨單獨子女結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產生家庭矛盾。

評論

于學軍（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

郭志剛教授從人口發展前景比較不同方案，傾向于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發展，慣性大，周期長，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規劃要有前瞻性。以前過于強調人口過多的負面效應，對人口的比較優勢和減少人口負面影響研究不夠。

樊綱教授從社會公平角度論證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勞動力轉移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解決農民工問題，讓農民從農村轉移出去，是解決人口問題和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市場信號告訴人們去哪兒，政府為人口流動創造環境，讓人們去該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詳實地論證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緊落實兩孩晚育政策。說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決策者要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大的利益，時刻關注政策的效應，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

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生育水平，預期壽命和人口遷移。國際移民忽略不計；國內的人口遷移不改變整個國家的老齡化程度；人均預期壽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會加深人口老齡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唯一可以調控的變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億。

大家對與人口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四個問題：多生1-2億人口緩解人口老齡化有多方面代價，包括環境壓力、經濟發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殊輕殊重；如果社會保障體系不變，多生1-2億人能否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假設調控多生1-2億孩子，會是誰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夠就業；人們是否意愿多生1-2億。

過去中國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計劃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計劃生育因素，包括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婚育年齡上升，人口加速流動，城市化

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撫養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結婚人口比例下降，離婚率上升，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問題包括：生育問題、結構問題，素質問題和分布問題。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趨勢并未停止，生育水平問題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問題才是大問題。

自由討論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未來勞動力減少實現充分就業以后，我國的比較優勢也不會完全喪失。如果2030年14億人口充分就業，我國人均GDP是5-6千美元，與國際上是4萬美元還有差距。下階段發展應當靠提高生產率支撐經濟增長及養老。

鄔滄萍（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臨三個困難：老齡化問題，失業問題，還有中國的繼續發展問題。就業問題比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解決失業問題，也是解決老齡問題。現在社會保障的重點應放在中青年農民工和城市人口，解決他們的就業，對老年人也有好處。

趙耀暉（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

拉美國家出現不穩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關關系，人口多的國家，失業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對高技能的人，因為原來的獨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較發達的農村地區。用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障解決城市社會保障，同時再負擔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賓這些掉進陷阱的國家都是人口增長太快的國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夠的人口。讓農民工承擔兩部分人確實不公平，但是假定在農村設立基金，與城市劃分開，問題更大。

第二篇：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1］郭志剛.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EB/0L］.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二，2006-2-5.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本期簡報報道第二場專題“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內容。

我國199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及其未來影響

人口統計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樣調查，國家計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調查，1997年和2001年調查。三個調查基本說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續下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較小；二孩和三孩總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斷下降，三孩總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慮更長時期，終生生育率從70年代的六個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點幾的水平；80年代沒有明顯下降；90年代出現新一輪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齡影響，生育年齡推遲會使生育率在一定時期內下降。如果不劃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齡變化不大。如果劃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齡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齡推遲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剔除出去，計算出的總和生育率是對終生生育率的一種估計，我們稱作“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調整后的總和生育率比按常規方法算出來的總和生育率偏高0.2-0.3。調整后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進行地區間比較，生育率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會城市，以及全省（包括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江蘇和四川。我國的生育政策根據各地情況因地制宜，不是統一的一胎化政策。東部較嚴，中西部較松，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較多，一些地方甚至沒有生育政策。

現行生育政策分為一孩政策（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發達的農村地區），以及三孩政策（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約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個，一半生兩個。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計。全國平均生育1.47個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為基數，假定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的二點幾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擬得出2000年總人口為12.67億，高于人口普查數據。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總和生育率（而不是1.6）計算會更高，少兒人口比例也會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選擇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其中考慮雙獨夫婦（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開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許所有夫婦生兩個孩子。中間可以有多種方案選擇不同條件逐步開放二孩。

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最平穩，總人口數最低；一步開放危險較大，2005年出生人口從1400萬上升到3300萬，人口最高處超過16億。老齡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開放政策65歲以上老人比例較低，不到20%；現行政策不變這一比例較高，達到28%。60歲婦女中只生一個小孩的比例，現行政策不變將超過50%；一步開放政策會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一步開放政策將先上升再下降；現行政策維持不變，會急劇下降，二十幾年減少兩億。

一步開放會出現出生危機，總人口過多。現行政策長期不變會在其他方面帶來風險，比如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速度過快、老齡化速度過快、獨生子女家庭過多。因此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

比較分析，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現行生育政策雖然已考慮開放雙獨甚至單獨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個過渡，還需要有中間的銜接過程。

農村發展、勞工遷移與社會保障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的問題，出路是將絕大多數的農民轉移出來，這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需要把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到10%以下，韓國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國1.7%，法國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農民不參保，只有進了城市、工業、非農產業，才能夠進入社保（盡管農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農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是年輕人，這意味著人口老化，而社保體系可能年輕化。按照14億人口高峰計算，農業人口降至10%需要轉移2-2.5億農村人口。目前非農就業每年新增900-1000萬，其中300-400萬來自城市，農村只有600-700萬，按照這個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進了城的農民尚沒有加入社保，成為老齡化的核心問題。進城農民的流動性很強，社保體制的統籌率很低，農民加入社保后無法帶走，缺少動機加入社保。因此農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自己的養老，二是社保體制沒人付費。所以現在的首要問題是，提高統籌程度的同時，實行一些過度辦法，盡可能使新進城的農民工加入社保，對農民工的未來和整個體系都有好處。

另一個問題是農村留下的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方面需要通過繼續宣揚民族文化，鼓勵農民工進城后將部分資金轉移到農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實行農村養老合作等。其他政策問題包括，如何讓失地農民拿土地補償的一部分買社保，創造商業保險模式、保險政策、保險產品，讓進城的農民工為父母購買點商業保險等。

三農問題之所以被社會關注，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增長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中國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勞動者屬于低收入階層。其中的一半已經從農村轉移出來成為藍領工人，平均年工資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現在的農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長主要體現為20%人的收入增長，民工和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只有由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才從3000元漲到8000元。由于30%的勞動力等著從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使這部分人工資不能增長。只有實現充分就業，這部分人的工資才能上漲。農村人口轉移到10%以下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如果是16億人口，就需要更長時間。

如果依靠人口紅利增長，社會矛盾不能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轉，會有比較大的風險。國際上拉美、印度因為收入差距太大，出現各種補貼、社會運動、財政赤字、外債、通貨膨脹、金融危機，使經濟陷入停滯。與此相比，失去人口紅利的風險相對較小。在老齡化和充分就業之間進行選擇，寧可要老齡化的問題，而不要不充分就業的問題。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與經濟社會發展

曾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0年總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報，實際是1.62。如果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假設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齡上升的效應，總和生育率將提高到1.7。二胎晚育軟著陸方案假定平穩過渡到2012年，城鎮終身生育率是1.8，農村2.27。

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總人口2050年12.6億；二胎晚育軟著陸在2050年總人口是14.6億。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25年將達到14.05億的峰值；二孩晚育軟著陸晚一點，2038年達到14.8億的峰值。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50年后人口增長速度是負的1-1.3%。

保持現行政策不變，老年人口比例和獨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軟著陸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劇拉大。保持現行政策不變，65歲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歲以上老人占9%和17.6%。過高的高齡老人和獨居老人比例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應該向二孩晚育平穩過渡。

兩個方案的勞動年齡人口2030年后差別很大。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2030到208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每10年減少1億；二孩晚育軟著陸在2030，2050，2080分別多2600萬，1億和2.74億。勞動年齡人口急劇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勞動年齡人口過多會增加就業壓力，這里面關系，請各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一起探討。

一孩半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區出生性別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實際上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導向作用，導致了性別失衡；而二胎晚育軟著陸不存在這種心理導向和負面影響。兩種方案20-49歲婚齡女性與婚齡男性的比例的差異非常大，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現行政策不變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總人口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少7840萬，1.96億和4.2億，減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勞動力資源，只有2060年后，減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將導致勞力資源每十年減少1億，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費巨額財政支出對農村計劃生育戶進行養老補助，如果保持現行政策不變，這項財政支出將大幅度增加。如果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這項財政支出2021年達到72億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幾乎為零。假定計劃生育戶每年領取的600元養老金不變，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多支出5千億。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補貼標準提高，財政支出會大大超過5千億。

現行政策中，農村獨女戶生二孩和雙獨或單獨夫婦生二孩的方案作為臨時的過渡措施尚可，但作為長期政策調整方案會產生一些問題。農村獨女戶生二孩會產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價值等于女孩兩倍，使性別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標，可能會出現搶指標甚至假證明。雙獨單獨夫婦需要撫養四個父母和兩個小孩，撫養比是3：1。非雙獨非單獨夫婦只讓生一個小孩撫養兩個老年父母，撫養比是1.5。存在公平問題。城鎮雙獨單獨絕大部分是城鎮老住戶，非雙獨非單獨多是農村遷進來的新住戶，現行政策可能會人為強化社會分層，老住戶間通婚，新住戶間通婚。由于與非雙獨單獨子女結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產生家庭矛盾。

評論

于學軍（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

郭志剛教授從人口發展前景比較不同方案，傾向于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發展，慣性大，周期長，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規劃要有前瞻性。以前過于強調人口過多的負面效應，對人口的比較優勢和減少人口負面影響研究不夠。

樊綱教授從社會公平角度論證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勞動力轉移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解決農民工問題，讓農民從農村轉移出去，是解決人口問題和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市場信號告訴人們去哪兒，政府為人口流動創造環境，讓人們去該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詳實地論證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緊落實兩孩晚育政策。說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決策者要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大的利益，時刻關注政策的效應，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

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生育水平，預期壽命和人口遷移。國際移民忽略不計；國內的人口遷移不改變整個國家的老齡化程度；人均預期壽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會加深人口老齡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唯一可以調控的變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億。

大家對與人口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四個問題：多生1-2億人口緩解人口老齡化有多方面代價，包括環境壓力、經濟發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殊輕殊重；如果社會保障體系不變，多生1-2億人能否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假設調控多生1-2億孩子，會是誰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夠就業；人們是否意愿多生1-2億。

過去中國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計劃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計劃生育因素，包括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婚育年齡上升，人口加速流動，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撫養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結婚人口比例下降，離婚率上升，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問題包括：生育問題、結構問題，素質問題和分布問題。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趨勢并未停止，生育水平問題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問題才是大問題。

自由討論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未來勞動力減少實現充分就業以后，我國的比較優勢也不會完全喪失。如果2030年14億人口充分就業，我國人均GDP是5-6千美元，與國際上是4萬美元還有差距。下階段發展應當靠提高生產率支撐經濟增長及養老。

鄔滄萍（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臨三個困難：老齡化問題，失業問題，還有中國的繼續發展問題。就業問題比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解決失業問題，也是解決老齡問題。現在社會保障的重點應放在中青年農民工和城市人口，解決他們的就業，對老年人也有好處。

趙耀暉（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

拉美國家出現不穩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關關系，人口多的國家，失業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對高技能的人，因為原來的獨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較發達的農村地區。用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障解決城市社會保障，同時再負擔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賓這些掉進陷阱的國家都是人口增長太快的國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夠的人口。讓農民工承擔兩部分人確實不公平，但是假定在農村設立基金，與城市劃分開，問題更大。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來源：光明觀察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未來人口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分四期簡報報道研討會內容，本期簡報報道第三場專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討論內容。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險探索

劉從龍（中國勞動部農業司）

中國存在城鄉的二元結構，城鄉差別超過3:1，如果加上城鎮的社會保障和各種價格補貼，達到5:1或6:1。由于農產品受自然災害和市場兩方面的影響，農民收入不穩定，盡管免交農業稅，由于農業資產資料和農藥化肥漲價抵消了。我國農村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計劃生育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兩方面影響，農村的老齡化比城鎮高出1-2%。農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輕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的經濟聯系減弱，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我國80年代中開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個縣不同程度地展開。盡管覆蓋面廣，參保農民數量少，目前約5400萬。1997年曾經達到8000萬，但受多種因素影響，一些農民退保了。基金總量不斷增長，目前為260億。205萬農民已經領取養老金，2004年支付保險金20億左右。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不同。籌資方式以農民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給部分補助，國家給政策扶持（城鎮以企業繳費為主）。但事實上，國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數地方沒有落實好。管理方面，農村養老保險完全采取個人賬戶制，個人繳費和集體補助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城鎮采取部分集體統籌部分個人賬戶），以縣為單位進行核算。發放養老金時，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金額和運行收益確定發放標準（城鎮有一個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組織引導與農民自愿相結合，不是強制實行。

對目前工作開展情況舉幾個例子。山東省煙臺市是最早開展農村養老保障的地區，98%農民參保，基本上每年繳費一次，金額從最初的20-30元錢增加到現在的300元錢，已積累基金16億，有14萬農民領取養老金，人均月領取80元。江蘇省蘇州市在經濟較發達的蘇南地區，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金額達到農民繳費的50%，實行統籌和個人賬戶結合。北京市今年決定每年拿出5000萬財政支持農民參保，大興區每年拿出1400萬。

不發達的地區中，安徽省霍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政府對農民養老基金給予2%的利率補貼。新疆自治區的呼圖壁縣，農民參保后可以用繳費證辦理小額抵押貸款。因為農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險證進行抵押可以解決農民小額貸款的抵押問題。操作上通過銀行辦理，到現在為止八年多來沒有發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農村養老保障還存在很多問題。土地收入占農民收入比重非常低，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老的時候不能把土地賣掉。而且農民年老后失去勞動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中沒有農民保險，是不完善的體系。商業保險等設想仍需要具體規劃。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險應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財政收入中應該有農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解決基金增值而不能丟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經濟發達和城鎮化較快的地區為重點，以非農就業和收入穩定的農民和重點群體，推進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需要解決的包括兩個重要群體：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全國有4000多萬被征地農民，無地、無業、無創業資金，生活非常艱難。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應該適應農民工特點能夠帶走，而不像現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損失，也不是以農民工補貼城鎮。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若干東亞經濟的作用

王德文（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東亞奇跡不僅收入水平大幅增長，整個社會也得到了發展。早期發展經濟學家把人口和資源作為經濟體系中的重要變量。人越多，消費的資源和環境越多，從而產生悲觀的看法，出現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發展理念，應該在非洲這樣人口稀少的國家獲得經濟的奇跡；而事實上發生奇跡的恰恰是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東亞地區。

日本經濟在二戰后迅速恢復并高速增長，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趕上美國。亞洲四小龍經濟也迅速增長，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國的50%，臺灣和韓國30%左右（中國正處在這些經濟60年代的水平）。人均預期壽命也大幅提高，人類發展指數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楊（Young）對亞洲四小龍進行研究后，認為它們的奇跡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勞動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資的大幅增加。同時他強調勞動力在部門間的重新配置，非農和制造業就業都得到快速增長。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進行分解后，來自于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與同期的拉美國家和OECD國家比較沒有太大區別。

克魯格曼（Krugman）引用了楊（Young）的資料并自己對亞洲的觀察，認為四小龍和日本存在區別，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而亞洲四小龍還不到美國50%，日本實際上有很大的技術創新，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較高增長，而亞洲四小龍沒有。

世界銀行對亞洲經濟的全面回顧強調，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相互作用促進了亞洲經濟奇跡的發生。一方面存在高積累，另一方面通過選擇相應的發展戰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從人口學角度，東亞奇跡發生于人口快速轉型時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為外生變量解釋人口變化；人口經濟學家也用人口作為解釋變量，衡量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包括勞動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東亞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口扶養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東亞經濟選擇了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貿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經濟快速增長產生大量勞動力需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出生率非常高，失業率很低。儲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資本擁有量迅速上升，體現為高投入。同時重視人力資本積累，一方面改進教育、健康醫療措施，另一方面有勞動力政策支持。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齡化。以日本為例，老齡化速度非常快，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參與率均出現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帶來一些問題。日本70年代建立了現收現付養老體系，由于人口轉變產生了養老金賬戶危機，并引發財政危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經濟低迷增長。

人口既是消費者來，也是生產者，人口轉變通過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和宏觀經濟相互影響。人口轉變中獲得的人口紅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到來，應該為此做好準備。

中國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長遠影響

左學金（上海社會科學院）

我國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個非常態的政策。如果沒有非常強烈的理由，應該恢復到常態。我國的生育率已經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齡化會比較嚴重，應考慮對生育政策做適當的調整。

我國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經濟，當時希望通過減少生育來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和投資，從而加快經濟增長。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宏觀經濟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國從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宏觀政策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國可能會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局面，產業結構需要進行升級，不然經濟將停滯。

人口學的重點應當放在人口質量上，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中國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經濟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政府要發揮更多作用。并要鼓勵公平競爭，創立一個鼓勵研發和創新的制度環境。

人口下降就業率的影響不確定。一方面勞動力供給減少會提高就業率；另一方面消費需求下降造成勞動力需求減少。短期內多生孩子不會對就業產生壓力；卻會制造很多需求，中國人都愿意為孩子花錢。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歐洲和日本，歐洲失業率較高，日本失業率雖低，卻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帶來高就業率。國內低生育率的地區也不一定是高就業率的地區，上海人口多年負增長，失業率大約11.9%，在全國前列。

老齡化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有兩種解釋。根據生命周期理論，青少年時期提取儲蓄，成年后成為儲蓄者，老年后再度成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費越多。按照理性預期理論，中青年看到社會養老保險不可靠會增加儲蓄，日本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越高。

中國進入老齡化以后儲蓄率沒有下降，目前超過40%。中國家庭調查表明，城鄉家庭儲蓄的主要動機是養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會保障是社會儲蓄一個非常強烈的動機。日本也是如此，盡管采取各種措施，消費始終推不動。如果經濟增長靠需求推動，沒有需求就不能增長，今后老齡化將不利于經濟增長。

人口結構對技術進步沒有決定作用，芬蘭人口非常老齡化，科技創新能力卻在世界前列。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影響是確定的。如果替代率不變，不縮減退休職工的福利，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和贍養率成正比。醫療費用的上漲和老齡化是相關的，上海非常明顯。缺乏足夠的養老保險資金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發育，美國風險基金的50%來自養老基金。

對城市化的影響分兩方面。移民的主體是年輕人，年輕人減少可能減慢城市化進程。移民減少，城市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出現）。目前城市對外來勞動力進入有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是內生于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勞動力供給增加，這些制度可能會改變，城市可能會更歡迎農村人口進入。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可能會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減小城鄉差別。政策上建議逐步放寬生二胎逐漸恢復常態，重點放在提高人口素質上，著重考慮農村人口的老齡保障問題。

自由討論

王國強（國家計生委）：

我國70年代以來開展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不容置疑。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貢獻和改革開放的貢獻是相提并論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只是生育數量問題，還有人口素質、結構和遷移問題，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問題的政策。

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第一次提出我國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經過20多年，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議把人口政策擴展為“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合理人口分布，開發人力資源”，應對當前遇到的人口問題。

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預測2010年把人口總量控制在13.7億，2020年控制在14.6億，2033年左右達到15億左右的峰值。為了實現這個指標，十一五期間需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地區間不平衡，中西部地區生育率還比較高。我們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眾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間進入婚育年齡，會形成一個小高峰，1億獨生子女和部分單獨可以生兩個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應該采取緩漸變的方式，逐步針對不同人群進行調整。上海人口已經十幾年負增長，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寬，會帶來很大影響。全國各地的青壯年、學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海的老齡化問題。

張二力（中國人口學會）：

現在各省新規定是雙獨生兩個，農村單獨生兩個。這一政策對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間沒有太大影響，影響到2010年后才開始體現。生育和就業之間有時間差，現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會能進入就業矛盾。2025年以前就業壓力比較大，2025年后勞動力以每年900-1000萬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調整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復到生兩個孩子至少要15年時間。有很多技術上的準備工作要做，也要從計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發，才能保證計劃生育工作順利開展。

第三篇：科學發展觀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科學發展觀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摘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本文出發點以科學發展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為基礎，淺析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不協調問題，提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對策。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經濟社會 發展

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推進改革與發展。這是我國在總結國內外發展問題的經驗教訓和人類文明進步新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過去片面追求物質財富增長的發展觀進行深刻反思，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矛盾和新任務而提出的一種全新的、系統的、戰略性的發展觀，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對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繼續實施好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科學發展觀建立在人本主義和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基礎之上，協調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使社會在經濟的帶動下全面進步、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優化發展。

1、堅持以人為本放在首位。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群眾為本。我國無論是繼續實施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還是繼續實施統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四個戰略，都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群眾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離開了人民群眾為本，實施什么樣的政策都是得不到人民群眾支持的，也是根本沒有意義的。

2、進一步做好“五個統籌”的工作。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發的要求。（1）統籌城鄉發展，在于如何破解“三農”難題，重要的是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2）統籌區域發展，一是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二是加強行政區劃調整研究；三是進一步理順資源價格體系。（3）統籌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是解決好經濟發展這條“腿”相對較長，社會這條“腿”相對較短的問題。（4）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核心，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大力提倡發張循環經濟，使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5）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求，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必須統籌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的促進現代化建設，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的戰略方針，把利用外部有利條件與發揮自身優勢結合起來。

3、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動力是改革，目的是發展，穩定的前提是改革和發展；同時，只有在改革和發展下才能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義就是保持穩定的條件下推進改革和發展。一是要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發揮好改革的動力作用；二是要緊緊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三是要繼續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妥善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4、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調整戰略和配套完美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當前，國際形式日益明顯的呈現出三大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國內形式發展也比較快。因此，今后我們一方面要堅持科學發展觀，繼續實施重大戰略，另一方面針對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又必須適時調整和晚上這些戰略。與此同時，要做好實施每一個戰略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的配套工作。

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主要表現

1.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未能得到有效轉變。目前，我國經濟高增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與生產規模的外延式擴張，與國際水平相比，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率的“三高三低”的增長模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轉變。我國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出4倍，單位工業產值的固體廢棄物要比發達國家高出10倍以上；2003年我國消耗的原煤、鐵礦石、剛才和水泥分別占世界消耗量的31%、30%、30%和40%，但創造的產值不足全球的4%。經濟粗放型增長模式導致自然、社會、經濟資源大量消耗的同時，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如因污染產生的社會沖突問題凸顯，居民生活質量下降、健康受損等，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2.公共資源分布不均導致社會發展長期滯后。26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GDP總量增長了10倍，與此同時，社會發展總體相對滯后。如，在教育領域，93年國家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要占到GDP的4%，但這個目標至今都未實現。由于教育的投入不足，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低，導致農村學生的輟學率和流失率偏高，有些地方輟學率高達10%。另外，03年的“非典”也暴漏出我國公共醫療衛生體系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統計顯示，2000年國家衛生支出僅占財政總支出的1.71%，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中，中國排名第188位。社會發展“短腿”的狀況，折射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

3.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應該建立在發展的起點、發展的機會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相對公平上。由于多種原因，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以及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發展總會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是這種不平衡并沒有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減少，相反還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如，占我國人口總量超過60%的農村，農業創造的產值只占國民生產宗旨的15%。再比如，1978年西部地區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為16.8%，比東部地區低了37.7個百分點。這種不平衡發展帶來的巨大反差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障礙。

4.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未能得到保障。在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中，一部分群體如國企改革中出現的下崗工人、城市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等哲學在計劃經濟時代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產業工人和為改革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的農民，在社會變遷和利益的調整中淪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并沒有充分享受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果，也未能從所做的貢獻和犧牲中得到對等的補償。利益的失衡導致心理的失衡，加之又缺乏有效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家具了社會沖突，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5.資源破壞、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遏制。總體上來看，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人均淡水資源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41畝，生物多樣性銳減，亂砍、亂挖、亂采資源的現象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同時，生態環境形式嚴峻，我國森林覆蓋率只有14%，水土流失占國土面積的37%，草原退化面積高達62%，沙漠化徒弟面積大刀38.57萬平方公里；大氣污染十分突出，全國有100多個城市的空氣質量超過三級標準，酸雨區占國土面積的30%；固體廢棄物的利用率不到一半，城市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率不到10%。這種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加劇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矛盾。三，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從傳統的發展觀轉到科學的發展觀

發展觀是一定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在思想觀念層面的聚焦和反映。審視發展觀的演變可以發現，傳統發展觀是建立在“發展天然合理的”這個新年的前提之上的。這種觀念認為，只要發展就比不發展好，發展得快總比發展的慢好。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傳統發展觀所關注的，知識“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于“為什么要發展”和“怎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的問題卻毫不關心，社會發展理論也僅僅被堪稱知識研究社會“如何發展”的“科學”，卻忽視了社會發展的價值論、目的論問題。人們之所以本能的相信“發展是天然合理的”，是有其歷史性基礎的。自然界不能為人類提供現成的生活資料，人類只有依靠對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生存。離開了發展，人類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因此，這一信念就成了支配人類追求的終極目的。“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自然成了人類評價一切的終極尺度了。但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在由人類自己親手造成的各種困境和危機面前，人類面對的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基本生活資料的滿足了，而是如何使我們的發展持續下去，以保證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問題。這時，發展的“天然合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表現出巨大的危害性。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不再是那種以毀滅地球資源和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發展，而是需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四、用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穩定的經濟社會

經濟發展無疑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離開了相應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也不具有可持續性。改革開放以來，各項社會事業雖然取得明顯進步，但總體上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存在“一條腿長一跳腿短”的問題。我國的五年計劃，原來叫“國民經濟計劃”。20年前改稱為“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可是民稱的更改不等于內容的更新。如果把更名后的各級“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作些比較研究，就不能發展，幾乎所有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都是經濟重，社會輕，都是講經濟頭頭是道，講社會囫圇吞棗。針對我國經濟與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狀況，用“五個統籌”來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改變目前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夠協調的情況。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是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既要發展經濟，也要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和動力。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以科學發展觀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調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達到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人、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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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重點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重點。隨著發展戰略的實施，經濟社會必然會發生變化，這會引起戰略重點的轉移，要求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黨的十二大確定的戰略重點是：（1）農業問題；（2）能源交通問題；（3）教育、科學問題。黨的十三大確定的戰略重點是：（1）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2）合理調整和改造產業結構；（3）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戰略重點是：（1）加快經濟改革步伐；（2）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3）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4）加速科技進步和大力發展教育；（5）加快地區經濟發展和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6）積極推進政治法制改革；（7）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8）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新水平；（9）不斷改善人民生活；（10）加強軍隊建設。黨的十五大，又在積極推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五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學習心得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學習心得200字

2021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

我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沉著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構建新發展格局邁出新步伐，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

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元，增長8.1%。全國財政收入突破20萬億元，增長10.7%。”“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重要進展，載人航天、火星探測、資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領域實現新突破。”“糧食產量1.37萬億斤，創歷史新高。”……

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壯大，產業鏈韌性得到提升，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艱苦奮斗的結果。

新征程新目標催人奮進。2021經濟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5%左右的經濟增速預期目標備受世界矚目。這一目標充分考慮了全球風險因素，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中國堅持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經濟前景預期穩定。

“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穩”是關鍵字之一：面對新的下行壓力，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穩定經濟的責任，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要統籌穩增長、調結構、推改革，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搞粗放型發展。

奮斗者的前方沒有終點。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我們必將行穩致遠。

“十四五”是實現碳達峰的關鍵期、窗口期。我們要保持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同并進的良好態勢，不斷增強老百姓藍天碧水青山的獲得感、幸福感。

越是接近民族復興，越充滿風險挑戰。但我們堅信，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億萬人民的團結奮斗，就有勢不可擋的磅礴之力。我們手拉著手、心連著心，一定能攻堅克難，在新的逐夢航程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