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農問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沒有九億農民的小康就沒有中國的小康。中國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富則天下富，農民穩則天下穩。農業強，則天下強。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對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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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農問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沒有九億農民的小康就沒有中國的小康。中國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富則天下富，農民穩則天下穩。農業強，則天下強。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對經濟的影響

“三農問題”的經濟影響。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2002年9月24日,《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報告》對600種主要商品的分析調查結果顯示，有5２８種商品將供過于求，占總數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僅占１２％，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調查顯示，農業生產資料全部供過于求，農副土特產品有７３．５％供過于求，工業產品有９0.３％供過于求。因此，中國經濟需要擴大市場，擴大消費需求。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種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村市場的需求不足，直接導致了城市工業經濟發展的不景氣。中國有9億農民，2.1億多家庭，任何商品的家庭普及率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增加200多萬臺件的商品需求量。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多年的高增長。而現實的情況是，不僅象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與大部分農民無緣，就是許多城市居民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如牛奶、面包、許多副食品等，也是農民可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

第三篇：三農問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沒有九億農民的小康就沒有中國的小康。中國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富則天下富，農民穩則天下穩。農業強，則天下強。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

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對經濟的影響

“三農問題”的經濟影響。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2002年9月24日,《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報告》對600種主要商品的分析調查結果顯示，有5２８種商品將供過于求，占總數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僅占１２％，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調查顯示，農業生產資料全部供過于求，農副土特產品有７３．５％供過于求，工業產品有９0.３％供過于求。因此，中國經濟需要擴大市場，擴大消費需求。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種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村市場的需求不足，直接導致了城市工業經濟發展的不景氣。中國有9億農民，2.1億多家庭，任何商品的家庭普及率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增加200多萬臺件的商品需求量。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多年的高增長。而現實的情況是，不僅象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與大部分農民無緣，就是許多城市居民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如牛奶、面包、許多副食品等，也是農民可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不僅會解決目前的通貨緊縮問題，而且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出路是加快城市化進程

局限于農村已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從我國勞動力總量來看，農村大約剩余的2到3億勞動力在農村本身已經無法消化，只有轉移到城市來就業。首先，從世界范圍來看，農業一直就是一個弱質產業，是一個社會效益高而經濟效益低的行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比其他產業部門相對落后，因此，許多國家一直就給予農業以優厚的產業政策，象歐盟、日本、美國等每年都要對農業進行相當的補貼。隨著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值中的比重有不斷下降的趨勢，農業人口所占的比重應當不斷的減少。世界上發達的國家，除了那些地廣人稀，依靠高效農業出口為生的國家，農業人口都少于10，而我國土地緊張，卻有60多的人生活在農村，這勢必造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過剩。按照今天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中國農業只需1.3億勞動力就夠了（仍占到人口的10），剩余勞動力高達2億人。其次，從我國農業生產總量看。我國各種農產品國內市場實際上已經飽和，價格也不可能再有太大的上升空間。因為生產成本過高，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的價格都比國際市場的價格高，所以我國的種植業沒有多大的比較優勢，依靠農產品出口，不會高的經濟效益。另外，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來看，在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占有土地，很難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一家一戶進行的調整難以產生規模效應。受運輸、市場信息等條件的制約，不會產生真正的市場效益。另外一種產業結構調整的極端可能就是政府行政命令而推行的、同樣是沒有任何效益，反而給農民帶來巨大損失的“形象工程”。最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農業正面臨著來自國際農業市場的沖擊。原先依靠農業種植而生活的農民，因為農產品無法和國際市場的農產品無法競爭，收益必將更加減少。因此，如果不跳出農村來看三農問題，已經無法真正解決三農問題。

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從1980-1995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80年代中前期，由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在農業上有了自主決定權和選擇權，農村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帶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90年代上半期，農民開始可以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90年代后半期，隨著經濟增長趨緩和鄉鎮企業的萎縮，特別是體制政策上的變化，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增加，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政府把解決本地下崗失業作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標，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限制農民工進城的政策規定，城市化的進程明顯放慢。實際上這個時候，中國開始出現內需嚴重不足，大量商品過剩的現象。而面對廣大的農村，無論采取什么樣的刺激措施，都無法來啟動所謂“巨大潛在的”的消費市場。

事實已經證明，城市化可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使農民收入增加。例如，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家鄉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全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最先放開城鎮戶籍管制和就業限制，給浙江的經濟帶來了與全國其他地區不同的發展態勢。從1995-1999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48個百分點，而同時期全國城市化平均只提高了1.85個百分點，目前，浙江直接務農的勞動力已經不到農村勞動力的40。浙江的農民收入迅速增長（31.3），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28.3）。1995年，外出民工民匯款占四川省GDP的7％。據估計，全國范圍內的外出打工的民工的匯款在1997年就已經達到為240億美元。因此，加速城市化是促進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個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讓農民進城，減少農民的數量。在目前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局限于農村已經不能解決農民充分就業問題，必須大力推進城市化，通過城市化來吸收農民。應當從改革現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入手，采取以下措施：

1、應當取消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大大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實中的問題是因為長期實行的“二元戶籍政策”而導致的農民在城市中的定居成本太高，民工的基本權利不能得以保障。目前，農民離開農村至少要辦五證：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每個證都要交幾十元，甚至上百元；此外，還要交納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和公糧水費、三體五統保證金，這些收費少則幾百，多則上千元。因此，農民在離開農村，還沒有到城里掙到一分錢的時候，就要付出可能一年都難以掙回的費用。而這決不是經濟學中的成本與收益的關系所能解釋的。到了城里，還要交納各種辦證費：暫住證、健康證、就業管理費、治安保護費，有的打工企業還要收取打工保證金。這些證辦好，又要付出成百上千元不等。即使這些證都辦齊全了，也不能保證他們能夠安安心心的在城里打工。每到五一，國慶，城市還要清理流動人口，這是民工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門有權隨便把他們抓起來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費，還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謂收容費。此外，進城的農民工還要面臨著子女教育、夫妻兩地分居等生活問題。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是廣大進城民工面臨的重大問題。因此，改變城鄉二元戶籍政策成為當前改革的一個重點。

2、依法保護民工的合法權益。進城的民工的合法權益不能受到保護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資問題的發生已經帶來的嚴重的影響。據統計春節前北京的搶劫偷竊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農民工沒有按時拿到工資有關。其次，是大量民工的勞動環境還缺乏起碼的、必要的勞動保護，幾乎每年都要發生許多的因為缺乏勞動保護造成的重大傷亡事件。最后，應當采取措施保證讓民工在城市生活不再受到來自城市人心理上的歧視，獲得平等的人格權。因此，公民基本權益的起碼保障是農民工最緊迫要解決的問題。

3、組織農民有序進城。因為居住的分散性和權益上的弱勢性，農民很難得到有效、真實的工作信息，經常發生一些上當受騙的事情。由于農民文化程度不高，而在當前社會中有許多工作要求有必要的勞動技能，所以應當對民工進行必要的培訓。但是，要防止這些培訓成為某些部門借機向民工斂財的機會。所以應當建立、健全各種中介服務機構和培訓機構，為農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務和必要的培訓，組織農民有序的外出務工。

第四篇：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導讀

☆ 由于我國仍然存在一定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穩定與健康的直接影響比較有限，對中國經濟的短期直接影響總體上不會太大。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全球經濟之間的聯系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次貸危機中風險的承擔者是全球化的，所造成的損失是不確定的。次貸的證券化分布以及證券化過程中的流動性問題，使得經濟金融發展中最擔心的不確定性通過次貸危機集中體現出來。也正是由于上述不確定性造成了次貸損失的難以計量和對市場的巨大沖擊。

☆ 既然如此，那么次貸危機會對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有哪些有用的啟示呢？

由于我國仍然存在一定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穩定與健康的直接影響比較有限，對中國經濟的短期直接影響總體上不會太大。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全球經濟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中的間接影響不可低估。

（一）直接影響：比較有限

1、國內金融機構損失有限

國內一些金融機構購買了部分涉及次貸的金融產品。由于我國國內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從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仍然比較嚴格，這些銀行的投資規模并不大。雖然還沒有明確的虧損數據，但這些銀行的管理層普遍表示，由于涉及次貸的資金金額比重較小，帶來的損失對公司整體運營而言，影響輕微，少量的損失也在銀行可承受的范圍內。

2、國內金融市場動蕩加劇

隨著國內外金融市場聯動性的不斷增強，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持續動蕩，必將對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產生消極的傳導作用。一方面，會直接加劇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另一方面，外部市場的持續動蕩會從心理層面影響經濟主體對中國市場的長期預期。以2008年年初為例，部分國際知名大型金融機構不斷暴露的次貸巨虧引發了一輪全球性的股災。1月份，全球股市有5.2萬億美元市值被蒸發，其中，發達國家市場跌幅為7.83%，新興市場平均跌幅為12.44%，中國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持續動蕩

所導致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到市場的資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的互動關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場的持續動蕩很可能對內地市場形成實質性的壓力。在直接融資比例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很可能會引起國內資產價格的調整，從而進一步影響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二）間接影響：不可低估

1、出口增長可能放緩

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從經濟總量上看，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不斷升高，2006年超過1/3，2007年雖然增速有所回落，仍增長了25.7%。從就業上看，外貿領域企業的就業人數超過8000萬人，其中，加工貿易領域就業近4000萬人。2001年以來，在所有的對外出口中，中國對美國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1%以上，出口增長速度也很快。

由于外貿對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國又是中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之一，因而美國經濟放緩和全球信貸緊縮，將使我國整體外部環境趨緊。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增長存在較大的下行風險，消費者信心快速下滑。盡管中國出口結構的升級和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美國需求變化對出口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出口增速從未與美國經濟增長脫節。只要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中國出口就有可能明顯放緩。2007年第四季度的數據也顯示，中國的出口增速較前三個季度下降了6個百分點，低于全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次貸危機可能會對我國未來的出口產生不利的影響，而對出口的影響一方面會直接作用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會通過減少出口導向型企業的投資需求而最終作用于整個宏觀經濟。

2、貨幣政策面臨兩難抉擇

全球經濟的復雜多變，嚴峻挑戰著我國的貨幣政策。一方面，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開始出現信貸萎縮、企業獲利下降等現象，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全球的房地產、股票等價格震蕩加劇，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糧食、黃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所以，我國不但要面對美國降息的壓力，而且要應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這些都使貨幣政策面臨兩難的抉擇。

3、國際收支不平衡可能加劇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上升。一方面，在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凈流入規模加大。隨著次貸危機的不斷惡化，美國可能采取放松銀根、財政補貼等

多種方式來防止經濟衰退，而這些政策可能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加劇全球的流動性問題，國際資本可能加速流向我國尋找避風港。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市場的持續動蕩、保守勢力的抬頭、我國企業自身競爭力不足等因素可能會對我國的資本流出產生影響，導致資本凈流入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加劇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優勢，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可能向發展中國家轉嫁。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境外市場的動蕩可能會影響到跨境資金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加大資金調節的難度，而且一旦出現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可能會加大我國國際收支波動的風險。

4、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加大

在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可能會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來應對次貸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都可能加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一方面，在美國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同時，中國趨緊的貨幣政策會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近幾年，在國際收支不平衡和流動性偏多的情況下，為了緩解國際游資投機人民幣的壓力，我國央行傾向于把人民幣存款利率與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離。自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為應對次貸危機的負面影響，采取了減息等貨幣政策措施。1月22日、1月30日和3月18日，美聯儲分別宣布，降低聯邦基金利率75個、50個和75個基點，減息幅度非常大。目前，中美利差已經形成了倒掛。如果中美貨幣政策繼續反向而行，擴大的利差將增大熱錢流入的動力，人民幣將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央行的對沖也將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弱勢美元政策在不斷向全球輸出流動性的同時，會直接影響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貶值。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2007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13.31%，對歐元匯率累計貶值6.12%，對日元匯率累計升值14.04%。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對大部分非美元貨幣貶值的結構性差異一直伴隨著匯改，并在最近幾個月的國際金融震蕩中更趨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非美元貨幣地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可能會加大，不對稱的匯率結構體系給人民幣升值帶來新的壓力。

5、境外投資風險加大

從企業“走出去”的角度看，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可以分為有利和不利兩個方面。有利的是，次貸危機有助于我國金融機構繞過市場準入門檻和并購壁壘，以相對合理的成本擴大在美國的金融投資，通過收購、參股和注資等手段加快實現國際化布局，在努力提升自身發展水平的同時為“走出去”企業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不利的是，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和貨幣緊縮，無疑加大我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風險和投資經營風險。而且，隨著次貸危機的不斷深入，投資者的風險厭惡和離場

情緒會引起更高等級的抵押支持證券的定價重估，從而危及境內金融機構海外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目前，次貸危機還沒有結束，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有待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觀察。然而，可以明確的是，在現階段必須高度重視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防止外部環境惡化作用于國內整體經濟運行。尤其是要重視觀察前期宏觀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結合外圍和內部情況的變化適時作出靈活反應，熨平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三）幾點啟示：

他山之石可攻玉

1、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流動性較為寬裕的背景下，投資者對經濟發展的前景較為樂觀，往往會低估風險。但是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處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的經濟主體基于盲目樂觀情緒購買的資產不一定就是優質資產。美國次貸危機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低利率和房價上漲使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氣氛迅速激發，然而在利率提高和房價持續走低后，次貸危機迅速暴露。因此，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以商業銀行為例，近年來，我國的商業銀行紛紛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各家銀行十分重視利潤的增長，紛紛加大了信貸投入。與此同時，在我國市場上也存在著低利率和局部地區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因而住房抵押信貸一直被認為是優質資產。雖然可以肯定，我國的情況與美國有所不同，但是我國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有必要吸取美國、歐洲等國有商業銀行在此次危機中遭受損失的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從預防經濟周期波動和外部沖擊的角度出發充分估計風險，實現自身的穩健經營和持續發展。

2、既要加強創新又要完善監管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要在不斷加強金融創新的同時，完善對相關產品的監管。首先，要加強金融創新。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場工具的創新正在不斷加快，如果不能跟上這一發展趨勢，就會在將來的全球化金融競爭中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就目前而言，對金融衍生產品以及一些復雜金融產品的定價能力是我國金融機構的薄弱環節，因此，要努力提高定價能力，確保對風險—收益進行較為準確的評估。其次，要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

險，但不會消滅風險。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產品拉長了資金的鏈條，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通過MBS、ABS、CDO等典型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高風險的房地產資產以證券化方式進入投資市場。目前，我國正處于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初期階段，雖然規模較小，但是要從起步階段就注意有效控制和化解市場風險，提高銀行業的信用風險管理水平，審慎穩步地開展資產證券化。第三，要盡快完善金融監管。在金融創新過程中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通過盡快完善相關的監管框架，明確風險資本管理政策，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等措施，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3、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客觀地說，在次貸危機中，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既定政策，對隔離境外金融風險作出了較大貢獻。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在自身經濟和金融結構存在諸多缺陷的情況下，適度的外匯管理是抵御國際游資沖擊的一道重要“防火墻”。尤其是隨著我國金融開放不斷深入，積極穩妥地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有效地防止相對脆弱的金融體系完全暴露在國際經濟環境中，降低各種外部不確定性。因此，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漸進的、水到渠成的過程，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能力相適應，與對外開放的要求相適應。目前，我們要審慎放開資本賬戶，切實加強外匯監管，密切關注次貸危機的后續影響。當然，在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有條件、分步驟、分階段地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也是必然的，而且巨大的外匯儲備和快速發展的宏觀經濟已經為相關的改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任何一國的經濟發展都無法擺脫其他國家的影響。在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國影響的同時，“全球因素”也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政策中的重要變量。有鑒于此，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全球經濟變動的影響，在著手防范以化解金融外匯市場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完善匯率機制改革的同時，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對話和協調，共同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第五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看法

『天涯雜談』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本人從小在農村長大,又在基層工作,想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一點看法.自這屆政府上臺以來,轉而實行親民政策,客觀來說,廣大農民確實得益不少,“村提留,鄉統籌,農業稅,特產稅,包干費,屠宰稅”等以前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沒有了.在我們這個經濟較為落后基本以農業為主的地方,鄉政府除了車輛使用稅外已沒有面向農民的收費項目了,不僅如此,每年的“直補良補”還向農民給錢,這在以前簡直是想也不敢想,由此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已使得農民的“地位”相比以前大大提高,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現在在農村由于這些政策的影響,已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苗頭.主要表現在:一些合法的稅費農民也不交了,鄉政府的一些本來是對農民有利的工作農民也不支持了,農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有錢嗎?沒錢別啰嗦!

由于農業稅費的減免,本來以前就欠稅費款的一些釘子戶舊帳也一筆勾銷了!當然也許你要說這筆錢本來就不該收,可是,這樣一來,那以前交了稅費的農戶呢?這對他們不是很不公平嗎?這樣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后誰還會交錢?政府不也是欺負老實人嘛,哦,不交的最后就不用交了,免了??

還有,現在農村工作中,涉及許多問題,鄉政府碰都不能碰,明明是依法辦事,可就是跟你鬧!知道你們政府現在怕上訪,一有個芝麻小事就上訪告狀,更有不少人純屬無事生非,煸風點火.也許你們會說我別有用心故意詆毀農民伯伯形象,可是當你真正在基層工作幾年你就會體會到的.我們這有個鄉,浙江移民多,出奇的亂,到目前為止只有二任鄉黨委書記沒挨打,這二任基本靠作老好人,完全至法律政策于不顧換來的.鄉派出所拘捕的流氓居然被其家屬和同伙強行放走,還將民警打傷,這里的民眾稍有什么事就聚眾沖擊政府部門.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這里象計劃生育,林政等執法工作根本很難開展,因為搞不好就要挨打!有一次縣森林公安分局派出十多輛車三四十個民警去追查當地林木走私案,被幾十名婦女圍攻,她們專戳警車的車胎!

從這些情況看來,我認為問題在于:一是我們政府的政策總是以一種運動式的方式推行,而不是通過人大等立法機構以法制的方式穩步推行,許多政策的出臺前缺乏全面周詳的考慮,許多政策看似公平其實隱含著更大的不公平.二是中央集權過多過大,許多政策出于對地方執行變形的擔憂往往一竿子到底,地方政府無法根據本地情況適當調整,而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使得政策的效應大打折扣.三是我們的政策的出臺和執行沒有一個長效的穩定的法治軌道,就像鐘擺,忽左忽右

評述：近年來我國財政政策的效果

張少春

1997年前后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新的變化，外貿出口下降、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銀行資產狀況面臨加速惡化的趨勢。為推動經濟增長，國家開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現在回過頭來看，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而言，這項政策的實施結果從兩個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是直接的方面，在經濟不景氣、銀行普遍“惜貸”的局面下，通過補充銀行資本金和對銀行定向發債吸納資金，防止了銀行信貸資產大量向不良資產轉化的可能，防止了銀行存差持續增大對經營狀況的影響，直接達到了化解銀行風險的目標；二是間接的方面，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加大投資力度，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從而通過整體經濟狀況的改善達到化解金融風險的目標。

財政直接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包括補充資本金和對原來過高的儲蓄沉淀進行吸納，將信貸資金轉換為財政投融資資金，用于公共投資的即期啟動。這樣的操作是在考慮銀行實力、信貸風險、財政承受力等多方面因素后，分步驟完成的：（1）1998年5月18日，財政部首先面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以外的其他商業銀行和城市合作銀行，發行了年利率6.8％的450億元7年期專項國債，用以補充非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2）1998年8月18日，財政部又定向對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發行特別國債2700億元，所籌資金全部用于補充上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充足率，幫助銀行規避風險，擴大其貸款的承受力。（3）1998年8月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決定向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分兩年納入國家預算、打入財政赤字，同時由銀行配套1000億元貸款，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公共投資的拉動作用。

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方面，1998年財政吸納的信貸資金有計劃地從農村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交通和通訊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和環保建設、電網改造、國家直屬糧庫建設、經濟適用住宅建設六個方面流

向要素市場，通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其中一部分則轉化為消費基金，帶動即期消費增加。國債專項資金與銀行貸款和地方配套資金的比率為1：2.53，說明1元國債專項資金的使用帶動了2.53元社會資金的投入。據國家計委統計，1998年通過國債專項資金帶動的2173.5億元投入，形成了2074億元的工作量，由此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左右。

1999年政府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通過增發600億元國債用于增加固定資產投入的議案。新增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項目、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

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1999年的財政政策開始注重直接投資和技術改造貼息相結合。在增發的600億元國債資金中，有90億元作為技術改造的貸款貼息，專門用于支持對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進行系統的技術改造。據測算，使用90億元財政債券資金用于技術改造貼息，可拉動約1800億元技改投資。采取這種方式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但可以帶動銀行貸款和地

方、企業的配套資金投入，擴大投資需求，而且可以對企業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1999年9月初，國家出臺了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政策，這次調整收入政策重點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適當提高社會保障“三條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的收入水平，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這方面需求對銀行的壓力。總的來看，1999年政府舉債拉動經濟增長2％。進入2000年，中央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企業技術改造。

我國近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是顯著的，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的具體制定和執行中，有幾個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政府通過舉債直接吸納銀行資金的限度問題。向商業銀行發行國債，可以直接減小銀行“存差”過大帶來的經營風險，但這種吸納要以資金使用效果和財政的最終還債能力為基礎，否則就變成了財政與銀行間單純的風險轉移，而不是化解。此外，銀行也必須考慮自身業務應有的發展規模和需要，考慮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定位，不能單純為解決困難而縮減業務，影響發展目標。二是不管直接的措施還是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寬松環境的間接措施，都只能起到防止新的金融風險增加和惡化的效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積淀下來的風險，改革、發展和銀行自身的規范運作才是治本的戰略選擇。因此，要防止這種過渡性政策實施所帶來的對金融風險意識的淡化。三是這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著眼點主要在財政支出的擴大方面，財政收入始終保持著超常規增長，1998年名義增長率14.2％，1999年達16.6％，剔除價格因素則高達15.7％和21.1％。這種收入政策與支出政策的互逆調節可能產生政策效應上的“內耗”，影響對當期經濟的拉動力度，同時由于可能產生的高稅收等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則會影響到企業的融資選擇、強化銀行的“惜貸行為”，從而影響到經濟自動恢復增長的最終效果。

我國退耕還林的有關政策

2002-7-6 10:26:47 責任編輯：

1999年，朱鎔基總理先后視察了西南、西北6省（區），提出“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綜合措施。2000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林業局、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出了《關于開展2000年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退耕還林（草）試點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計發[2000]111號），初步明確了退耕還林政策。為了明確責任，嚴格管理，推動試點工作的健康發展，2000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00]24號）。為適應退耕還林工程全面啟動的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完善退耕還林的政策措施，2002年4月國務院又及時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國發[2002]10號）。目前，退耕還林的主要政策是：

（一）退耕還林要堅持生態效益優先，兼顧農民吃飯、增收以及地方經濟發展；堅持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并重，采取綜合措施，制止邊治理邊破壞問題；堅持政策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堅持尊重自然規律，科學選擇樹種；堅持因地制宜，統籌規劃，突出重點，注重實效。

（二）實施退耕還林要認真落實“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政策措施，堅持個體承包的機制，實行責權利相結合。必須切實把握“林權是核心，給糧是關鍵，種苗要先行，干部是保證”這幾個主要環節，確保退耕還林取得成功。

（三）凡是水土流失嚴重和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應按國家批準的規劃實施退耕還林。對生產條件較好，糧食產量較高，又不會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農民不愿退耕的，不得強迫退耕。

（四）退耕還林要以營造生態林為主，營造的生態林比例以縣為核算單位，不得低于80%。對超過規定比例多種的經濟林，只給種苗和造林補助費，不補助糧食和現金。

（五）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助。糧食和現金補助標準為：長江流域及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50公斤；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00公斤。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現金20元。糧食和現金補助年限，還草補助按2年計算；還經濟林補助按5年計算；還生態林補助暫按8年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按每公斤1.4元折價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和現金由中央財政承擔。

在糧食和現金補助期間，退耕農戶在完成現有耕地退耕還林后，必須繼續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由縣或鄉鎮統一組織。

（六）國家向退耕戶提供種苗和造林費補助。退耕還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款由國家提供，國家計委在計劃中安排。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標準按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每畝50元計算。尚未承包到戶及休耕的坡耕地，不納入退耕不林兌現錢糧補助政策的范圍，但可作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按每畝50元標準給予種苗和造林費補助。干旱、半干旱地區若遇連年干旱等特大自然災害確需補植或重新造林的，經國家林業局核實后，國家酌情給予補助。

退耕還林種苗和造林補助費發放方式，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在尊重退耕農戶意愿的前提下，退耕農戶與種苗供應方簽訂書面合同，并在造林驗收后，由種苗供應單位與退耕農戶結算種苗補助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為退耕農戶指定種苗供應商。種苗和造林補助費，只能用于種苗、造林補助和封育管護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七）關于退耕還林的農業稅征收減免政策。凡退耕地屬于農業稅計稅土地，自退耕之年起，對補助糧達到原常年產量的，國家扣除農業稅部分后再將補助糧發放農民；補助糧食標準未達到常年產量的，相應調減農業稅，合理減少扣除數量。退耕之前的常年產量，按土地退耕前五年的常年產量平均計算。補助給農民的現金不計入補助糧食標準。退耕地原來不是農業稅計稅土地的，無論原來產量多少，都不得從補助糧食中扣除農業稅。

實施退耕還林的縣，其農業稅收入減收部分，由中央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適當補助。

（八）實施退耕還林后，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發放權屬所有證明。

（九）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一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后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十）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退耕還林。有條件的地區可本著協商、自愿的原則，由農村造林專業戶、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租賃、承包退耕還林，其利益分配等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集中連片造林，鼓勵個人興辦家庭林場，實行多種經營。

（十一）為了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鞏固退耕還林成果，要結合退耕還林工程開展生態移民、封山綠化，開展農村能源建設，實行封山禁牧、舍飼圈養，加強川地、緩坡耕地的農田基本建設，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十二）退耕還林實行“目標、任務、資金、糧食、責任”五到省，省級政府對工程負總責。各省級政府要層層落實工程建設的目標和責任，層層簽訂責任狀，并認真進行檢查和考核。

（十三）退耕還林工程的規劃、作業設計等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國家給予適當補助，由國家計委根據工程建設情況在計劃中安排。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的有關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定。

退耕還林地方所需檢查驗收、兌現等費用由地方承擔，國家有關部門的核查經費由中央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