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經濟、政治體系改革關系

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關系

內容提要：任何認識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對于中國社會發展意義重大。中國的改革，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作為依據的。三十年的改革的特點是：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同時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政治體制改革緊隨經濟體制改革而推進。未來改革的趨勢表現在：影響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日益增多

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發展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國拉開了改革的帷幕，一段史詩般的輝煌歷史自此展開。在改革的推進中，始終伴隨著一個討論的議題，即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問題。三十年改革的歷史和成功經驗，為重新理解二者關系提供了現實注腳。反思、研究經濟、政治改革關系的歷史演變和未來趨勢，對于推進改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意義重大。

毛澤東說，事物間的諸多矛盾中，總是存在著一個主要矛盾，只要這個矛盾不解決，其他矛盾就不可能根本解決。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要擅于抓住每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擅于發現主要矛盾的轉移、潛在的主要矛盾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決定著生產關系性質和變革。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前提和基礎，生產關系都是建立在一定性質和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適合的時候，它就會有利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形成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兩大規律。這兩大規律，對于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首先，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具有各自獨立的內涵，因而為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在重點、措施的選擇上，提供了空間。經濟體制通常是一國國民經濟的管理制度及運行方式，是一定經濟制度下國家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具體形式或者說就是一個國家經濟制度的具體形式。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即是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對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國民經濟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進行的改革。政治體制指政治制度的具體表現和實施形式,是管理國家政治事務的規范體系，其次，經濟、政治體制及其改革的相互聯系，要求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同步性。從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系上看，改革有一個總體性、全局性的整體目標。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都是總體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從而不能脫離整個改革的全局，兩種改革必須一致。80年代，中國曾經有啟動過政治體制改革，后來發現因為經濟的過于低下，導致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國家的基本建設都得不到保障，使得社會容易陷入不穩定，經濟問題成為了當時表觀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國暫時擱淺了政治體制改革，希望首先快速提升經濟實力，而鄧小平指出經濟發展的解決途徑，也就是潛在的主要矛盾，正是經濟體制改革。于是中國首先是進行經濟特區試點，而后將成果和經驗推廣到全國，用了30年的時間，取得經濟建設的光輝成就，完成了過去資本主義社會200多年的發展和積累。

政治經濟改革要協調，重點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這深刻說明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相互依賴和配合的辯證關系。政治體制改革，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具有戰略意義：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有力保證；政治體制改革要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自身合法性、合理性的證明，并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檢驗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效性。從近幾十年世界的發展過程審視，許多國家，由于經濟的混亂而導致政權的更迭、政治格局的變化甚至全局性政治**，說明了經濟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而內在的聯系和相互作用。二者這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趨勢要求：決策者需要有科學把握宏觀、全局的能力、吃透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方向的能力、面對復雜形勢以及諸多矛盾和問題及時判斷、解決的能力。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聯系加強，既為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同步發展提供了機遇，但由于成本增加、風險加大，也為改革的可能性“失誤”帶來更多的“出場”機會，更對決策者的決策能力和把握全局的智慧，提出了挑戰。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6月25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努力與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個重要論述，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有力保證。改革三十年，我們都是把經濟發展作為中心，以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任務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中每一次認識的深化推動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從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關系上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密不可分。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每一步發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動，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體的要求。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構成我國改革的重點，也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改革實際狀況所決定的。我國雖然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這一國情特點制約。從改革提出的背景看，20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雖然搞了幾十年，但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由于經濟體制上追求空想化的“一大二公”，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出現嚴重脫節，再加上“文革”**的破壞，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已面臨崩潰的邊緣。根據現實我們黨所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應也就突出了經濟體制改革這個重點。因此，重點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客觀根據作為支撐的。三十年來，我們正是由于堅持了這一改革重點，我國經濟才形成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并推動了政治、文化體制的改革。蘇聯之所以在改革中走向崩潰，就是因為在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時放棄了經濟體制改革，錯誤的選擇了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結果導致指導思想上的混亂、黨和人民思想上的迷茫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崩潰。可以說，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路向選擇，使我們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最后形成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以劈山開路的氣魄，一路凱歌的塑造出中國輝煌的三十年。

影響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日益增多。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世界形成一種“共損共榮”的關系。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維持著旺盛的增長勢頭，但中國長期以來實施的投資加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戰略，經濟基礎較差。再加西方一些國家和勢力故意打壓，這些因素為中國的發展增加了相當難度。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我國的政治發展不僅受到國內因素的影響，同時也與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國際上的民主化浪潮，為我國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經驗借鑒，但我國制度與它們不同，西方國家又為了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加緊了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推銷，并在價值觀、文化觀等方面強化了對中國的侵蝕，從而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增添了“不確定性”。比如，對于改革的認識，對于中國發展形勢的判斷，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價值，對于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前景的預測，不同的聲音不絕于耳，這對于如何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對于改革步驟的選擇和改革道路的確定，增加的許多不確定性影響甚至干擾因素。因此，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步發展，由于諸多因素的混合效應影響，既為改革路向選擇增添了難度，也對決策者在復雜環境為中國改革的把關定向提出更高的智慧要求。

第二篇：政治政黨關系

政治關系之我見

政治文明是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其形成和發展受社會政治環境、歷史傳統、民族性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為文明、法治文明等內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現代社會，政黨制度作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與政治文明關系十分密切。本文 試圖就中國政治文明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相互關系作相應的理論探討。

一、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轉型孕育了中國近代政黨的誕生

中國傳統政治文明是華夏先民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是適應于傳統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一種文明形態。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沖擊使之發 生了轉型。一是強調儒家政治取向的經世思潮得到發展,二是現代化歷程的被動開啟嚴重挑戰了傳統秩序,三是以契約論和民主理念作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價值理念并與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對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傳播。20世紀初知識分子的迅速發展，為政黨的建立擴展了群眾基礎和領導骨干。1905年成 立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較為完整的革命綱領，標志著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已經建立 起統一的政黨。改良派和立憲派也加快建黨步伐，積極謀求政黨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 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積極籌劃建立正式的政黨組織。1906年9月清廷宣布預備立 憲，促進了國內外立憲分子的建黨活動，先后建立了帝國憲政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公 會等，并組織發動了數次請愿運動，要求開放黨禁、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然而19 11年4月首屆責任內閣成立，立憲派大為失望，遂成立憲友會與欽選議員在資政院中展 開斗爭。隨后，清政府頒發了所謂《實行憲政諭》和《準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諭 》，從而取消了對政黨的限制。雖然政黨的合法化過于遲緩，但畢竟突破了傳統政治文 明對政黨的敵視，樹立起一種全新的觀念，推動了政黨的發展，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 黨制度的選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歷史選擇

中華民國時期上承傳統封建君主專制，下啟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政黨 組建、分化劇烈，活動異常頻繁的時期，實踐過多種政黨制度形態。中華民國確立共和政體，初年出現了政黨林立的局面，當時黨人一致認為政治競爭的 理想模式是兩黨競爭，并開展了組建兩大政黨的活動，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黨參加了國會競選。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決心重新建立一個革命的黨來重建民國。他傾向于用一黨制 的新思路代替多黨競爭，但并不排斥進步黨派。后來他接受了蘇俄和中共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進展。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等以實行“訓政”為名，強化一黨專制，確立起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國民黨雖然被迫在黨禁方面有所松動，設立了國民參政會，推行所謂戰時體制，但這些變化實際上包含著國民黨“以黨滲政”、為實行憲政后繼

續維持事實上的一黨制作準備。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 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反動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統治，遭到中國共產黨和絕大多數中間黨派堅決反對，最終喪失了在大陸的政權。這表明排斥其它黨派的一黨制，在中國也缺乏合適的土壤，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與上述情況完全不同，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國民黨開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權，與其他黨派開展合作,創造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多黨合作制的雛形。在隨之而來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緊密合作，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發揮了直接的作用。這說明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適合中國的國情。

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政黨承擔了艱巨的任務，建立民族國家政權的過程與革 命的過程同社會淘汰性選擇政黨和政黨制度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為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經過革命的洗禮而形成，它顯示出不同于別國政黨制度的自身特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一是有助于避免多黨競爭政權造成的無序狀態和資源浪費，減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個黨派群策群力，共同進步；三是驗證并強化了統一戰線的思想和政策，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政黨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構起來，則是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 確立為基礎的，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探索。

在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過程中，中國發展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多黨合作的體制 和運作機制。目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17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有9位；在29位全 國政協副主席中有14位；還有14位擔任國務院部委或直屬局的副部長、副局長。全國各 級政府和司法機關擔任縣(處)以上的黨外領導干部達9000多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 合作，其運作主要包括政治協商、合作共事、互相監督等多種形式，而且這些形式已經 相當制度化。其中，政治協商不僅包括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和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 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座談會、談心活動等；合作共事不僅體現為中國共產黨吸收各民主黨派的部分成員到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討論工作時可視需要邀請有關民主黨派人士列席、政府有關部門可就專業性問題同民主黨派對口協商等多種形式；互相監督也體現了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合作關系，民主黨派可通過政協各種會議提出建議、向政協會議提出議案、政協委員視察或舉報等形式，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監督。尤為值得指出的是，全國政協與全國人大同時召開會議(新聞媒體一般稱為“兩會”)，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 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 黨與八個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內容和

發揮民主黨派監督作用的總原則，規定了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和合作共事 的各種形式和具體安排。可以認為，這個《意見》包含了對十六字黨際關系準則的確定、民主黨派政治價值的肯定和多黨合作運作機制的制度性規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條憲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 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內容，將政黨制度納入了憲法的框架體系。

四、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 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上的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強我國的政治實力，而且影響到經濟實力、外交實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務，現在又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任務，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和特征，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必將對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包括兩方面的價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領域中表現為保證 和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二是在社會領域中表現為為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創造政治條件。

在多黨間形成核心與合作模式而非競爭模式是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長期堅持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則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無論是根據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來完善政黨制度，還是通過完善政黨制度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都必須從加強和改善執政黨、參政黨及其黨際關系三個方面來進行努力。首先，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第二，要更充分地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功能。這主要應從兩個方面來作出努力：一是民主黨派自身要加強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對成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國情教育，增強黨派成員的政黨意識和參政意識，加強與所代表階層的實際聯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能力，并從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和機關建設、做好組織發展工作、積極發揮基層組織作用等方面著手，健全組織體系，提升參政議政的實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黨派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規定，通過發揮民主黨派成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作用、加強民主黨派成員在政協中的協商與監督功能、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中有職有權、完善中國共產黨所邀集的各種協商活動等，拓展民主 黨派參政的空間，增強民主黨派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第三，要進一步優化黨際關系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既強調共產黨的領 導，同時又充分肯定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這種黨際關系既是中國政 黨制度的特色，也

是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

眾所周知，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之間的關系如何，最終要從這些黨的奮斗目標來分析。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為中國各民主黨派所高度認同并作為共同的目標，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際關系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進一步優化。因此，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采取切實措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制，這必將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社會主義政 治文明的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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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化生學院專業：08化學姓名：林溫琪

學號：0810010052010年12月23日

第三篇：探討改革思路把脈2014年中國經濟形勢

探討改革思路把脈2014年中國經濟形

勢

作者：時間：2013-12-27瀏覽次數：320 次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辦的“2014中國經濟形勢解析高層報告會”12月21—22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昌智出席會議并作主旨演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致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張國寶、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楊學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分別作主旨演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出席會議并主持。

在為期一天半的報告會上，來自中央各部委的官員和專家學者深入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探討深化改革的思路和舉措，把脈2014年中國經濟形勢。

陳昌智在演講中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內涵豐富，充分展示了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深化改革的堅強決心和巨大勇氣。從中也可以發現，改革覆蓋面廣、重點突出、時間明確，改革的力度空前。

陳昌智說，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讓全社會感受改革帶來的新變化、新機遇，凝聚改革共識，增強改革信心。此外，要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根本上說還是發展的問題，《決定》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為全面深化改革明確了著力點和突破口。

李偉在致辭中表示，當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正在倒逼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未來全球經濟的緩慢增長將可能延續較長時期，中國外需超常增長的“風光”不會再現；圍繞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轉型升級是中國在競爭中取勝的根本需要；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經歷轉折性變化，靠資本高投入、勞動力充足供應且低成本實現增長的模式難以維持；國內的環境污染已經逼近人民群眾可承受的極限，推動集約發展、清潔發展事不宜遲；中國正處在由上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過渡的時期，產業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

李偉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必須不折不扣地落實三中全會的各項決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轉變發展觀念，正確把握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其次，處理好短期政策目標和長期經濟發展的關系；第三，將推進產業結構優化作為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任務；第四，以科技創新引領和支撐經濟轉型升級；第五，以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張國寶在主旨演講中，對中國能源形勢、能源戰略、能源改革做了全面闡述。他認為，為了使改革順利推進，也為了使改革少付出代價，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仍然是今后改革采取的有效方法。按照這個精神，能源體制改革要先易后難，首先從取得共識的地方入手，對于暫時取得不了共識的地方，應該創造條件或者深入研究爭取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對于明年的經濟形勢，張軍擴在演講中分析稱，總的來講，明年需求環境與今年大體相當，不會比今年有明顯改善，但也不會惡化，基本保持穩定；外部環境將有所改善，投資增幅略有回落，消費保持基本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略低于今年；宏觀政策總基調為穩中求進、改革創新。

朱光耀在主旨演講中分析了明年我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明年1月1日美聯儲將對已實施五年的量化寬松政策進行調整；世界經濟貿易格局或重塑，主要指

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貿易談判和跨大西洋貿易談判可能會在明年有不同程度的進展；國際金融監管體系規則或有重大變化，主要指銀行大而不倒的問題、影子銀行問題以及衍生產品的跨境交易問題；歐元區在統一金融監管方面2014年或取得重大進展等。

閻慶民在主旨演講中提醒中國銀行業要關注五類潛在風險。主要包括：產業政策調整帶來的風險、金融市場深化改革帶來的風險、地方債務傳遞的風險、類金融機構傳染的風險以及銀行業內生的風險。他表示，下一步，要繼續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繼續推動銀行業的全面改革；繼續實施行之有效的監管政策；繼續堅持風險為本的監管導向；繼續發揮市場的約束作用。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經濟形勢，劉世錦在主旨演講中稱，我國經濟仍將處在一個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到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他說，中國經濟要爭取盡快進入中高速穩定增長期，形成一種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即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而經濟要想實現中高速的穩定增長，就要通過深化改革來促進。

楊學山在主旨演講中，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進行了展望。他表示，當前，面臨人口增長和資源環境的剛性約束，需求的滿足方式和產品的生產方式需要轉變；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的要素和模式依舊，但依存的經濟活動空間已發展到信息物理空間，商業模式、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新業態和產業之間的連接模式都在轉變中。要把握方向和規律，結合國情和當前關鍵問題的求解，統籌謀劃、區別對待、務實與前瞻結合，用改革開放的思路主動推進產業發展轉型升級。

商務部部長助理、黨組成員王受文，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黨組成員鄭京平，中國證監

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等官員、學者也分別在報告會上作主旨演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程國強作會議總結。

此外，本次報告會后，還進行了兩場專題會議，分別為全國政策咨詢信息交流與協作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第一次工作會議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型城鎮化、房地產發展趨勢對話會議。

第四篇：200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評述：改革如影隨形

200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評述：改革如影隨形

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３日電（趙承、杜宇、張曉松）如果說宏觀調控是２００４年的關鍵詞的話，那么改革無疑是與之如影隨形的另一個亮點。

回顧過去的一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專家說，沒有宏觀調控，就不會有今天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沒有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出現充滿活力的經濟局面。

在宏觀調控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中國不但緩解了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更為持續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的體制基礎。

把體制改革和宏觀調控緊密地結合起來

２００４年的宏觀調控，重點之一是控制固定資產的過快增長。２００４年的體制改革，最大的動作之一是醞釀十幾年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出臺。一個是控制，一個是放開，兩個相反的指向，凸顯了這一年既抑制增長中的不健康因素，又激活增長中的市場化因素的政策取向。

如果按照傳統的觀念，在政府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重要時刻，推出投資體制改革是不可思議的。這確實需要巨大的氣魄和膽略，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超藝術、強大能力和堅定信心。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馬凱說，中央反復強調，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標本兼治，把加強宏觀調控同推進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實踐中深化改革，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消除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沒有停步，而且在加速推進。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相繼出臺：在加強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方面，既運用財政政策加大了對農民的各種補貼，又在完善農村稅費改革基礎上，進一步推出了逐步取消農業稅的改革措施。

在糧食供求出現新情況的背景下，從今年起，國家開始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讓市場價格信號引導糧食生產，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正在建立起來。

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重要時刻，推出投資體制改革。改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制為核準制和備案制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創新，正在逐步消除盲目投資擴張的體制性因素，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更強的內在動力。金融體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農村信用社改革擴大試點范圍，從體制上為發展農業提供資金保障。截至９月末，已有１０家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掛牌成立，經批準籌建的還有１４家。

稅收制度改革邁出新步伐。出口退稅機制進一步完善，東北老工業基地８個行業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正式啟動。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效明顯。今年５月，國務院又取消和調整了４９５項行政審批項目，從而使國務院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項目占原有總數的一半。

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進價格特別是電價改革方面也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創造出既快又好的經濟局面

盤點２００４年的經濟，最大的亮點之一無疑在農村。我國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出現了“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好勢頭。

今年河南糧食產量創歷史新高，總產量比去年凈增７００多萬噸。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８年來首次實現兩位數增長、首次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幅。

農業大省河南，是中國２００４年農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今年全國糧食增產形勢已成定局，一舉扭轉了連續４年減產的局面。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達到了１１．４％的高水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說，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宏觀調控的政策，得益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僅農村稅費改革一項就使我國農民“減負”３０％以上。

“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已達到或接近國際上大型商業銀行的水平，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已經取得良好成效！”這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在１１月３０日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的。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積極準備上市工作，并將按國際上市標準擇機上市。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引起了世界金融界的矚目。

截至今年１０月，國資委已與１８７戶中央企業簽訂了２００４經營業績責任書。中央企業負責人任期考核工作已正式啟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邁出新步伐，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取得明顯成效。與此相對應的是，今年前十個月，４７４戶國有重點企業在電力、煤炭、石油石化和外貿等行業的拉動下，產銷加速增長，實現利潤５１８２．６億元，增長４８．３％，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３．４個百分點。

速度增長較快，物價溫和可控，就業繼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良好。這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國今年經濟的評價。前三季度經濟增長速度同比增長９．５％，沒有出現大的起伏。在投資增長逐步回落的同時，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全國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城鄉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作用下，中國經濟動力源源不斷。

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因素

投資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壓力較大、能源供應緊張，２００４年經濟發展中暴露的問題，無一不能尋找到體制的弊端。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認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在這輪投資高增長中有明顯的表現。盡管地方政府直接投資的領域越來越少，但可以通過在土地、政策優惠上開口子，促進投資的增長。解決這個問題，涉及到政府定位和職能問題，還有政績考核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經濟調節的功能增強了，但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還不到位，政府職能轉變與經濟體制轉型存在著時間差。

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投資盲目擴張和片面追求發展速度的問題，根本原因是體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增長方式粗放。這些問題的解決單靠經濟調控是不夠的，必須從改革入手，從根本上消除體制性、機制性弊端，建立長效機制。否則舊病復發的可能性就會一直存在。

近一年來反復出現的煤炭與電力的價格爭端，也在于電煤定價體制存在著問題。經濟專家指出，不從體制上解決這些問題，永遠理不清電力企業和煤炭企業的關系，只能加劇電力與煤炭供應緊張的局面。

２００４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凸顯出改革的緊迫性。更多地采用經濟手段，確實做到有保有壓。著力從改革的角度，解決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深層次矛盾，將會成為明年經濟發展的一個重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研究院的專家認為，今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完善。《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實施后，需要抓緊修訂完善配套措施，重點是明確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的權限及規范各自的投資行為，促進社會投資結構優化和效率提高。

加快公共和壟斷部門的改革。對公益部門可以放松投資管制，引入社會競爭，但必須加強政府監管，防止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利益。繼續深化電力、鐵路、電信等壟斷部門的改革，政府從依法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價格監管等方面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管理。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改革，都需要向縱深推進，推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出新的步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是，也經歷過起起伏伏。在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的實踐中深化改革，破除經濟發展的障礙，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因素，將是中國經濟保持持久健康發展的根本之道。（完）

第五篇：論改革紅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論改革紅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成就，受益于人口、進出口、土地和改革四大紅利，但人口紅利即將迎來拐點，進出口紅利正在消失，土地紅利趨近尾聲，只有改革紅利需要進一步釋放。人口、進出口和土地紅利不會迅速消失，經過改革后還能繼續為我國經濟增長服務。未來5-10年，改革紅利將是我國最大的紅利，我國潛在的改革紅利在于內需紅利、城鎮化紅利和制度紅利,這些紅利的釋放需要一系列的變革，并且三者之間相互聯系和影響，需要統籌兼顧。

關鍵詞：四大紅利

改革

經濟發展

內需

城鎮化

制度 正文：

1.我國改革開放的四大紅利及現狀

（1）人口紅利

近年來年來，我國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在國際競爭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勞動力，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由于我國處在產業層級較低階段，勞動人口不需要過多的教育便可進入市場，所以無需提供較高工資，且無需提供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障，勞動力成本被壓低，為我國外向型經濟和房地產業的成長提供了巨大的利潤空間。但是，受計劃生育國策等影響，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明顯減緩。國內外一些研究機構預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將于2015 年出現由正到負的“拐點”。“人口紅利”的高峰期將過，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會進入一個快速上升的通道。（2）進出口紅利

進出口作為近十多年來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和歐盟地區的經濟始終處于低迷的狀態，中國進出口面臨著增速平臺下移的壓力，而且可以肯定這在今后幾年也將是一種常態。在短時期內，中國進出口增速的持續下滑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進出口紅利對經濟的驅動效應可能逐漸消逝。（3）土地紅利

所謂“土地紅利”，是指把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回報。土地紅利在過去30 年中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土地紅利使得我國工業化進程以低成本方式運行，加速了工業化進程；第二，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稅收收入切實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財力，彌補了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財政缺口；第三，房地產市場和土地市場互相帶動的雙贏局面，促進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經濟的發展。目前，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驅動下，土地紅利已呈現出日益衰竭的趨勢，中央政府將提高征地補償數額，提高三大生產要素中土地資本的價格，土地紅利對中國經濟的驅動作用趨近尾聲。（4）改革紅利

研究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脈絡和邏輯框架，不難看出持續不斷的改革是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的最大紅利，尤其關鍵時期的改革，對于國民經濟更是具有至關重要的積極效果。改革紅利的釋放是通過破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來實現的。30多年來，我國主要進行了所有制改革和市場機制改革。然而改革進程遠未完成，其中，包括市場經濟各要素比重、企業制度、對外經濟結構、金融市場利率在內的諸多環節，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這種狀況也為改革紅利的進一步釋放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2.改革與其他三大紅利的關系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在幾年之內逐步消逝，進出口紅利難以為繼，土地紅利已經衰竭，而改革紅利的進一步釋放已經迫在眉睫。改革能破除人口、進出口、土地三大紅利的瓶頸，或者引導其轉型為新的紅利，而這同時也是改革紅利進一步釋放的一部分。雖然我國人口紅利已近拐點，但及時的改革可以延長紅利拐點，并促進新的紅利產生。首先，要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快產業升級換代。目前勞動力素質提升的空間和潛力巨大，高端勞動力的成本水平尚處低位，正確處理好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總量與結構的關系，實現勞動力內部結構調整與經濟升級轉型之間的有機搭配，將成為人口紅利變遷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對外貿易曾經給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但受外部因素影響，短時期內我國進出口紅利可能逐漸消逝，導致傳統產業的終端需求大大降低，倒逼新一輪產業改革。如果發揮改革作用，產業轉型升級成功，未來進出口紅利可能會再生。土地資源具有供給彈性低的特點，我國土地資源本身有限，土地出讓的無節制增長和粗放利用已使我國土地紅利日益衰竭。

3.未來我國的三大改革紅利

我國1979年改革開放之后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效用基本發揮完畢，我國需要繼續改革，深化改革。未來5-10年，我國潛在的改革紅利在于內需紅利、城鎮化紅利和制度紅利，本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1）內需紅利

國外資本和產品對中國市場一直非常青睞，說明中國內需消費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費有望成為下一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其次，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這很受人矚目，但更要完善分配制度，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在初次分配時兼顧公平，通過稅收等手段進行轉移支付，增加剛性需求者的消費能力。再次，完善我國福利體系。通過制度設計，完善我國公民的四種最基本權利（就業、醫療、教育、住房）保障體系，這不僅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基礎，更是將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等需求轉化為長期內需的保障。

（2）城鎮化紅利

城鎮化紅利很可能成為我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我國當前需要加速城鎮化建設，釋放城鎮化的巨大紅利，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較迫切的改革有三點：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進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城鄉二元經濟，解決由于土地產權制度而對農村進行的“剪刀差”式掠奪，逐步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而且可能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和消費潛能。二是戶籍制度改革。這是推進城鎮化、釋放經濟潛能的關鍵。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我國大批進城的農民工沒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費需求無法釋放。三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必須同步進行，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固本強基，有序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3）制度紅利

一種能夠充分發揮個人積極性的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發展的深層次根源在于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創新。另外，內需紅利和城鎮化紅利的釋放都有賴于制度紅利保障，所以中國改革紅利釋放嚴重依賴于制度性紅利再造。首先，要做好制度頂層設計。頂層設計是制度紅利釋放的戰略路徑。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其次，要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相關制度出臺。再次，要用制度創造機會公平。導致貧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機會不均，這需要向利益集團開刀，會遇到阻力，但是勢在必行。要深化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破除其在行業進入、資源使用、信貸支持、產品定價等方面的特權，調高其利潤上繳比例，公平分配利潤，規范國企高管薪酬制度，逐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總體來看，三大改革紅利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需要做好規劃，統籌兼顧，以最大化地釋放改革紅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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