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意之于司法裁判專題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淺談民意與司法裁判

姓名：王文霞

班級：08級法律三班

學號：20081021336

淺談民意與司法裁判

引語：

提及民意，腦海中首先出現的便是夾道擁擠的憤怒人群手執各種投擲物砸向關在囚車里的“罪人”，用一個傳統的術語來說是“游街示眾”，以泄民憤。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不罕見。例如，明朝統治者中清兵反問計，誤認抗清名將袁崇煥叛國，使民眾誤認為袁罪惡滔天，非死不可。在凌遲處死袁崇煥時，圍觀者上萬人，“百姓將銀一錢，買（袁）肉一塊，如手指大，瞰之。食之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而在今天看來，袁崇煥實乃一位忠實的抗清名將，是所謂的民意將其處以極刑凌遲而死了。當然在如今高度文明化的氛圍下，這樣殘暴的民意體現是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比較和諧的方式，而就民意的實質，一般都會被認為是一種追求正義價值的意向。民意無形但是之于司法裁判，它卻有著令國家裁判者足夠重視的分量而備受著重視。然而，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最終定位，其究竟是怎樣的？是每一場重大裁判（譬如死刑案件）中必會到場的主裁，還是偶爾客串協助裁判的副角？

關鍵詞：民意，民意實質，司法裁判，司法裁判的獨立性，民意考量定位

內容摘要：本文從對民意的實質分析入手，通過影響較大的個案分析，從中總結出民意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對個案裁判結果的影響程度，對司法裁判與民意的關系進行辨析，在司法裁判的獨立性與社會價值追求之間進行衡量，最終對民意做出定位。

正文：

（一）民意

民意，簡單不過就是多數人的呼號聲中所要表達的一致意見。比如民意調查“死刑可否廢除”，多數人搖頭否決，那么民意就是死刑是不能廢除的。再比如張金柱案（下文中將具體闡述），多數人呼號其罪該至死，那么民意就是張金柱判處死刑。但是，世上最難說清楚的，可能恰恰又是民意。正如“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美國法理學家博登海默語）一樣，民意其實也是長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并非是一個簡單的民意調查就能得出的。在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簡單認識下。

首先，民意是多數人的主觀意思表示。自然，每個公民都是民意主體，但是單獨的個人意志卻不能形成民意。一個人的奔走呼號只能體現出他對某一個特定事件的個人情感，摻雜的多半是自我的認識。但當其后又有很多人以同樣的情感呼號時，這就形成了一種共識，雖然仍是主觀的，但是其主觀程度以及加入了較多的理性客觀認知，這里又有點民主的意味，共通點就是多數人，大家都說如此了，便可以成為一種穩定確切的認知，是可以被承認和接受的，其作為主觀認識的客觀影響力量也就產生了。

其次，民意依賴于客觀事實的發生而存在，且這個客觀事實的影響必須足夠大。并不是每個事實的發生都會引起民意的產生，但是每個民意的產生都依賴于客觀事實的發生。不難發現，民意的產生都是由于一些影響到眾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部分或者整個社會利益的事件的發生，如人大代表選舉的民意選擇，國家政策的民意支持，重大犯罪的民意指責。再次，民意是普通民眾對特定事件的情感反應。之所這么說是為了指明，民意的合成成分中科學的技術的專業的含量并不高。首先強調的是“普通”，作為普通民眾，其與國家司法權的執行者相對比，他們對法律的認知程度可能淺薄的如同紙張一般。或者他們把法律看的極其單純，就是用來進行懲罰的工具，情感中多的是對法律威懾力的敬畏而不是對法律本

身的信任。他們只是某個重大案件的契機中表現出了自己的近乎與法律無關的認知，這種認知卻又與社會道德、倫理、正義追求、價值取向息息相關。他們信任的是基于此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在多數時候被認為是可以高于“生硬”的法律的。其次強調民意是“情感反應”的用意在于情感是個善變的不穩定的甚至是片面的無形存在，因此民意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隨意性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因素誘導下，會成為錯誤的非法的。

歸入到司法裁判這一特定的范圍下的民意，可以總結來說就是：普通的大多數的民眾針對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犯罪案件在主觀方面所產生的情感反應，這種情感反應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注重社會道德、倫理多于注重法律。

（二）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對案件進行的審判與裁決。從這句話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司法裁判的主體是國家司法機關，其主體是特定的獨一無二的，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個人都是無法取代的；其二，司法裁判是依法進行的，一切以現行的法律為基準，甚至要求法官就像在法律的控制之下的木偶一樣，沒有任何感情的裁判。

司法本身與民意一樣，也是對犯罪的反應，但不同點在于，這種反應是有國家法律規范和國家強制力支持的。

司法裁判的實質，不過就是在一個“法”字上，那么法的實質又是什么？

馬克斯.韋伯言曰：“如果一種制度可以從外部得到這樣一種可能性的保證，即人們都特別愿意為遵守法規或懲處違法行為的目的而運用強制力的可能性，那么這種制度就被稱之為法律”。

回到最原始的解釋上，法律是一種人為的制度，這種制度是被多數人所擁護和信賴的并且多數人同意這種制度可以運用強制力。

那么推而得之，司法裁判也應該是為多數人所擁護信任的。

（三）個案中分析其衍生的民意表達

民意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力量，是因為它把多數的人的意見集合起來在整理成一致性的意向，最簡單的道理眾人拾柴火焰高，有時候也會是三人為虎的情形，將有傾向性而非客觀的觀點通過某種媒介以一傳百。所以民意到最后的成型，大多數也是由其表達方式及憑借的媒介引導決定的。上訪上書是一種很傳統且不怎么奏效的表達，民眾的口口相傳是最基本的但是范圍有限，而今占主流的是新聞媒體的傾向性報道，網絡上的網民言論。下面從幾個案例來分析主要的民意表達方式。

1、蔣愛珍故意殺人案（文字傳播方式）

新疆建設兵團的女青年蔣愛珍[4]貌美活潑，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謠“作風問題”，受到嚴重傷害。她多次向組織請求處罰侵害者，以保護自己的名譽，但都未果。在無法捍衛自己名譽、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蔣開槍擊斃3人，包括一名副團級軍官。她一審被判死刑，終審以“故意殺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以《蔣愛珍為什么殺人》一文長篇報道蔣案后，引起了全國轟動。不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蔣愛珍，支持終審判決，而且在北大法律系的多年刑法學課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論證過此案終審結果在刑法規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這起案件以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為主要傳播途徑，我們可以看作是文字傳播方式。

2、四川夾江打假案（電視為載體的民意表達）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術監督局稽查一隊得到成都彩虹電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舉報和協助，派員去該省樂山市夾江縣彩印廠查封了該廠未經彩虹公司合法授權而印制的近二萬個彩虹牌電熱滅蚊藥片包裝盒(該種藥片是彩虹公司產品)，同時查封了有關的印刷設

備和廠房，并于10月上旬對該彩印廠及其法定代表人萬建華作出分別罰款5萬元和4萬元的處罰決定。因對該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處罰不服，夾江縣彩印廠和萬建華先后在夾江縣法院和成都市中級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5]。與此同時，彩虹公司訴彩印廠侵害其名譽權、榮譽權和商標專用權，夾江縣法院訴成都商報社在報道此案時侵害了該院的名譽權。

在夾江打假案實施和審理過程中，許多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作了連續報道，部分人大代表也進行了強力干預。“打假能否有錯”、“制假者能否把打假者送上被告席”，引起了熱烈爭論。

盡管以今日觀點看，夾江法院受理甚至判決負責打假的行政機關敗訴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該案在人大代表和媒體為主的民意支撐下，不但結果不是這樣，而且撤掉了夾江法院院長之職。人大代表質問夾江法院院長的鏡頭（法院以不公正執法的反面形象）多次在央視節目中出現。

這個案件是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為代表的輿論監督，可以稱作是以電視為載體民意的表達。

3、許霆ATM機盜竊案（網絡民意）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身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保安的許霆來到廣州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復操作多次。許霆先后取款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取款1.8萬元。事后，二人各攜贓款潛逃。許則于2007年5月在陜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廣州市中院審理后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占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因為群情激憤，在媒體和網民的共同推動下，許霆在2008年3月31日被廣州中院法定刑下量刑，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追繳17萬余元違法所得，并處罰金2萬元。許霆上訴到廣東省高院，高院經審理后于2008年5月23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法院裁定對許霆可以適用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這是以網絡為載體的民意表達方式在案件中的突出表現，我們簡稱之為網絡民意。現在，網絡已成為廣大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網民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網絡監督也展現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如其揭露的“周老虎事件”、“躲貓貓事件”、“俯臥撐事件”等。

在劃分的這幾種民意表達中我們不難看出，由于社會的發展信息交流的寬度和自由度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幾乎所有的重大案件都是在民意聲中進行司法裁判的，甚至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通過各種媒介所表達的民意，已經實質地影響到了司法裁決。

（四）民意之于司法裁判

從理論上說，法治的要求就是要惟法律是從，崇尚的是法律至上。那么當一個判決是完全依法作出，卻遭到民意的反對時，該如何看待此時的判決？

一個司法裁判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法律效益，同時還要兼顧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而相比之下，民意卻不需要擔負這么多責任，它只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兒，或許會有些叫板的意味，這樣就足夠了。民意看到了受害人的悲慘看到了犯罪人的殘忍，但是看不到犯罪背后的深層原因，看不到案件的偵破審理過程，忽略掉被害人的相對過錯。

以張金柱案為例：

1997年8月24日，蘇磊與其父蘇東海各騎一輛自行車行駛在回家的路上，被迎面而來的一輛小汽車撞著。蘇磊被撞后，被小汽車的后輪從身上碾過。蘇東海連同自行車被掛在小汽車后的底盤上，被拖行1500米，直至武警的車輛追近迫使小汽車停下來。結果，蘇磊死亡，蘇東海重傷。肇事司機系鄭州市二七區公安分局局長張金柱。必須要承認：張金柱的行為到底構成故意殺人罪還是交通肇事罪是存在爭議的。從法律上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該案被“焦點訪談”曝光后，群情激憤，輿論嘩然。最后，曾身為公安局長的張金柱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決理由之一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同樣性質的還有09年孫偉銘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四死一傷，他自然難逃一死。

可見，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可以將肇事者處以極刑的不是法律，而是臨時集結起來無任何調查基礎的民意。可是畢竟裁決還是要司法機關做出，作為國家權力機構，有時候也會被推至兩難的地位。其之所以考慮民意，一般是因為這樣幾種原因：

1.為了尋求裁判與執行的群眾支持，求得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2.維護民眾對國家司法權威的基本信任，避免公眾形成司法不公正的錯誤印象；

3.充分安撫犯罪的被害方，平息其內心的仇恨；

4.傳統習慣的力量。自古以來就有民意這么一說，而且長期以來考慮甚至依賴民意來

做出裁判，司法機關也就形成了慣性甚至是惰性，對于重大案件往往不由自主的考慮民意因素。

但凡有存在，那么這個存在一定有其價值，正如民意的存在，它的價值在于體現了民眾以其社會組成的身份對社會矛盾所作出的積極反應，體現了民眾對正義的追求，對道德倫理的堅持。但是民意自身也是矛盾體，它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

1.片面性。民眾只是站在事實的結果上說話，并不考慮整個案件的全面情況；

2.隨意性。民意或許是因為一場襲來的網絡評論，或許是因為一次偏向性的新聞報道，或許是因為被害人一次哭訴，并無任何準備與調查甚至于理性的分析。

3.模糊性。民意只是要求一個明確的判決結果，而對罪犯的情況，犯罪原因，罪后態

度，是否應適用該種刑罰的問題都不做考量，甚至有意忽略，因此這些在民意里都是模糊的。

4.非法性。民意缺乏相應的法律根據。我國刑法典第四條載明了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

本原則的要求。刑法典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民意不屬于犯罪構成的任何一個方面，與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均無關系。民意只是對既成事實的反應，并不能改變任何已有危害，酌定量刑情節也未包含民意。所以，民意既沒有法律依據有沒有理論依據。

對于這樣存在的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到底該不該出場，司法機關的態度應該是明確的。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便形同虛設。法官審理案件，法律因素應該是唯一可考慮的內容。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將法律以外的因素考慮進來，以至于影響到區分責任或定罪量刑，是一種不恰當的行為。

對于這么明確的理應毫無爭議的基本法律認知，還要大費周章的在民意與司法裁判之間周旋，是有著深刻原因的：

一是司法裁判自身的定力不夠。不但老百姓對司法有種普遍地不信認情緒，就是有些法院的法官似乎也缺少法官應有的自信。應當堅信的是法官的權威不在于他們永遠不會判錯案件，而是因為公眾相信他們不會錯。要做到這種信任，需要整個司法機制的發展。

二是民眾薄弱的法律知識。因為不懂法不知法，看到的僅是法律的威懾報復作用，只要做到這點就能滿足其所要求的公正。而法律需要的不是被敬畏當做懲罰工具，它需要的是被信任被尊重。在民眾沒有形成這個觀念之前，民意在多數時候只能是一種行為形式誘導下的盲目叫囂與人云亦云的吶喊。

結語：

民意絕非是民主、公平、正義的代名詞，或許甚至可能是一種錯誤的出現，或者標識著某個司法癥結的出現，司法機關所要考量的是如何解決這種錯誤、治療這個急癥，而不是一味的順應民意。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意義也在于一種民眾監督而非涉入司法裁判這一獨立神圣的領域。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只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列席聽眾席，而不是喧賓奪主的進行民意裁判，媒介裁判。

并不是要違背民意，違背其懷揣的正義，道德希望，只是為了更好的保護這些希望，需要我們去相信法律的存在價值，相信在其價值引導下的司法裁判能夠做到最好。

第二篇：關于裁判文書 司法文書上網

相城法院“四個確保”強力推進裁判文書上網 作者： 唐燦 發布時間： 2011-12-16 11:23:47

中國法院網訊

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法院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專門出臺《關于裁判文書上網發布的實施意見》，認真落實“四個確保”，強力推進裁判文書上網工作，進一步提升司法透明度。

狠抓文書質量，確保裁判文書準確性。裁判文書發布前，由書記員、案件主審人、審判長進行校對，確保裁判文書無文字錯誤。相關庭長負責對裁判文書進行審核，重大、疑難、復雜以及社會關注度較高案件的裁判文書由分管副院長審核，確保上網裁判文書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法條引用、適用準確。

嚴格審批程序，確保文書上網規范性。實行裁判文書上網審批制，對于敏感性、群體性案件須推遲上網公布的，以及當事人明確要求不上網公布的，必須經庭長同意后報主管院長審核批準。經過審批后擬上網的裁判文書，由各業務庭以電子文檔形式報送辦公室統一上網公布，同時報送裁判文書正本一份備案。

強化輿情監控，確保回復答疑及時性。對于擬上網發布的裁判文書，認真進行風險評估論證，防止出現媒體負面炒作。研究室指派專人負責裁判文書發布后的網絡輿情監控，及時答復網民提出的意見和疑問，做到及時發現、及時匯報、及時處理，有效平息當事人情緒，積極爭取網民理解和支持，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落實責任考核，確保文書上網長效性。與崗位目標管理考核掛鉤，對沒有完成裁判文書上網任務的相關部門，按比例予以金額不等的經濟制約。與評先評優掛鉤，對未能完成裁判文書上網任務的干警，在年終評優評先、晉職晉級中實行一票否決，提高干警的責任感。

責任編輯：

陳思

第三篇：民意對司法的影響

民意對司法的影響

-------以藥家鑫案為例

2011年5月20日上午8時，倍受全國讓人民關注的藥家鑫殺人案二審在陜西省高院開庭，由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這對大多數人來說無疑是大快人心的，因為不論是從一審判決之前藥家鑫在押時期，還是判決后上訴等待二審時期，民間要求判處藥家鑫死刑的呼聲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因此，大多數人都認為二審的結果也會尊重民意，判處藥家鑫死刑，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那么究竟民意對司法有多大的影響，民意能否改變司法判決，大多數人的觀點能否代表真正的公平正義，我想這些都是我們通過藥家鑫一案應該思考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話“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說的就是尊重民意的重要性，而藥家鑫一案也是如此，本來一件由交通肇事引發的殺人案雖然情節嚴重，手段殘忍，社會危害性大，但是畢竟藥家鑫在殺人之后主動向公安局投案自首，而且其殺人并沒有進行一定的預謀，屬于偶發性犯罪，主觀惡性較小，如果其積極主動交代罪行，并積極對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在我個人認為，藥家鑫很有可能不會被判處死刑。但是這個可能性已經被打消，因為就藥家鑫殺人后，該案件就已經被媒體曝光，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一陣激烈的反響。各種各樣的民意撲面而來，在這種個情況下，司法機關很容易就受到民意的制約。而這種制約在很大程度上會對判決造成一定的影響。

在藥家鑫殺人案的一審中，西安中級法院實行了一次特殊的的旁聽方式，在場有500名旁聽人員，而這500名旁聽公民均收到了法院發的一份特殊的問卷，問卷上除了庭審的合議庭成員名單，還有兩個問題：您認為對藥家鑫應處以何種刑罰？您對旁聽案件庭審情況的具體做法和建議？這可謂在我國旁聽審判中開了一個先例。但是，這究竟是不是民意的正確表。達呢。在我看來恐怕不是，因為在旁聽的500人中有400人是和藥家鑫具有同樣身份的大學生的特定群體，其中西安音樂學院學生就有300人，其中還不乏藥家鑫的同學，而受害者是農民，農民群體參加旁聽的人很少，村民和受害人親屬才區區的25人，這使得民意得出的結果嚴重偏向藥家鑫，顯然有失公平，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所表達出來的民意完全不是真正的民意。因此，對民意表達的主體就要有一定的規定，如公民的范圍，構成比例，文化程度等都要綜合考慮。雖然這樣，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一般的公民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法學教育，缺乏一定的法律素養，他們對案件的理解一般都是個人的主觀好惡，也存在一定的跟風隨大流的行為，就像藥家鑫殺人案一樣，許多人對案件的來龍去脈并不是很了解，只是道聽途說就主管的認為藥家鑫罪大惡極，理應判處死刑。我想這些不僅不利于表達真正的民意，也會使這所謂的“民意”真正干擾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西安中級法院這一對旁聽人員發放調查問卷獲取民眾意見的方式在我國法律中沒有規定，雖然有利于法官提高審判效率，更多的了解民意，提高法律的透明度，但其本身仍就存在一定的問題，有人認為這不符合司法審判程序，在這一過程中表達的“民意”很有可能會對法官產生一定的影響，造成法官的先入為主，首先主觀上認為被告有罪。而且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除審判的法官外，任何人均無權且不能對案件發表能影響案件判決的意見，否則會被認為干擾司法。另外，法律是否符合民意不是從司法角度來說，而是從立法角度來說的，主要指國家出臺一項新的法律或法規，需要廣泛征求民意，聽取民眾意見，召開聽證會等，并不是在司法過程中要求公民旁聽案件的審理并直接表達對案件如何判決的個人觀點。象西安中級法院的這種做法，有將旁聽變為陪審的嫌疑，這樣只會影響司法的公正性。

我認為，我國現在存在的問題不是民眾無法充分表達民意，而是表達民意的途經過多，例如許多人通過網絡等各種方式表達對藥家鑫案件的看法，這其中不乏有人是收取不法利益故意制造輿論，這些都會影響到法官的正常司法判斷，造成“民意綁架司法”的現象，造成司法混亂。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民意的表達確實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過多的不符合程序的民意表達只會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因此，就要充分運用法官的法律素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肩負起維護司法公正的責任，給原被告一個公正合理的判決。

第四篇：社會輿論對于司法裁判的影響

社會輿論對于司法的影響

近半年來，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被傳得沸沸揚揚，備受公眾關注。公眾給予這個案件如此大的重視，除案件本身性質惡劣，引起共鳴外，更因李某某的名人父親李雙江，使得公眾對此案，對李某某這一“星二代”是否會被公正審判，是否會得到應有懲罰產生疑問。公眾希望通過社會關注、社會輿論確保有罪之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適度且正當的社會輿論能夠對司法審判起到監督的作用，對司法公正起到促進的作用，因為社會輿論的關注會使法官徇私枉法等司法腐敗行為發生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是，這樣強大的輿論監督同時也會對司法機關產生壓力，對判決產生影響，這對李某某是不公平的。同時，強大的人肉搜索公開了未成年人李某某的信息，使其飽受網絡暴力以及謠言的傷害。事實上，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然而從案情曝光，網友轉發，僅僅一個名人效應就讓《未成年人保護法》黯然失色。在這場全民參與的活動中，口口聲聲擔心司法不公，一心捍衛正義的人們，卻是在與此同時違反著另一部法律，靠侵犯他人隱私權來維持對事件的關注。這樣不當且過度的社會輿論會對案件的主審法官造成心理上的壓力，使其難以保持獨立，司法獨立得不到保障，司法公正就不會實現，司法公信力會逐步被削弱。美國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從不看報，為的就是免受輿論的誤導。社會各界如此高度地關注李某某強奸案件，這些都可能會給李某某強奸案的主審法官無形地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進而甚至會左右其獨立的判斷。

此外，李某某在僅僅被公安機關關押之時，不少網民已經對其冠以“強奸犯”的名號，甚至有的媒體，在網站首頁經過PS處理將李某某的照片制作成了監獄的景象。然而，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即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新聞媒體對司法案件的深入報道和輿論監督，對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監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質量，促進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敗，培養公民法律觀念和程序意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新聞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也可以激起甚至制造民意。（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作者：任東來 陳偉 白雪峰）新聞媒體對李某某案的大肆渲染無疑對公眾輿論導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美國歷史上的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有案底在身的黑人假釋犯金，因超速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截下。后又因借酒撒瘋拘捕，4名警察在警告無效、高壓警棍無法制服的情況下，對金進行毆打。這本屬于警察們執法過當，但因為新聞媒體用偏離事實真相的，經過剪輯的現場錄像畫面在全美反復的播映，深深地印在了美國人的腦海里的是4名警察不停毆打處于弱勢的黑人的情景，羅德尼金趁勢以刑事罪起訴洛杉磯市警察局。因此在一審判決無罪，導致群情激奮（尤其黑人，從而引發震撼全球的洛杉磯黑人大**事件）的情形下，聯邦政府宣布重新起訴這四名警察，最后其中兩名警察被判有罪，判以兩年半有期徒刑。

從這個案件中我們可以聯想到李某某案，在尚未開庭審理之際，就因媒體的渲染而被冠以“強奸犯“的稱號，這既是對未成年的李某某權利的侵犯，又使得群情激奮，誤導了輿論，提前為他判了罪。因此很有理由懷疑這影響了此案的公正審理。如今李某某二審判決出來了維持原判的十年有期徒刑，有輿論不滿，認為判處太輕，又使我聯想到幾年前的藥家鑫。面對一個被冠以“富二代“之名的殺人犯，有人喊出了”藥家鑫不死，中國無法治“這樣的口號。然而藥家鑫案的審理并不是在一個很公平的輿論環境中進行的，在最終判決出來前藥家鑫本人已經被社會定了罪。被社會輿論所影響在現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普遍對各種二代有反感，甚至連主流媒體也受到這樣價值取向的影響。這又反映出了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不足，督促著司法審判堅持獨立的狀態和公正的態度。

第五篇：看得見的正義之第四種司法裁判形態

看得見的正義之第四種司法裁判形態

根據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和“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據此，很多人都認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了加強，因為被聘請的律師可以代表其行使“申訴權”、“控告權”以及“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

但是，這種“申訴”、“控告”、“申請”究竟有何法律根據呢？筆者遍查這部刑事訴訟法典，發現有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申訴權、控告權、申請權只在兩個條文中有明確的規定：“訴訟參與人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第14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于被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解除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或者依法變更強制措施。”（第75條）

根據這兩個條文，律師在法定情況下享有“控告權”和“申請權”。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由即將面臨或者已經遭受非法侵害時，往往會有提出申訴、控告或者申請的欲望。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師也會就此代其進行申訴、控告或者申請活動。盡管這種活動并不完全屬于中國人傳統上理解的辯護（因為這并不是為犯罪嫌疑人作實體意義上的無罪辯護或者罪輕辯解），但由于它直接涉及嫌疑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因此犯罪嫌疑人對這種權利的行使也還是頗為積極、主動的。但是，律師真的能代表犯罪嫌疑人有效地行使“控告權”、“申請權”嗎？恐怕在現有的刑事訴訟制度下，律師會遇到一系列的困難和障礙。我們就此可以提出四個帶有駁難性的問題：

首先，律師應“向誰提出控告和申請”？

其次，接受控告和申請的機構應“按照什么樣的程序進行審查”？

再次，申請者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舉證責任”，才能說服審查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決？最后，如果申請、控告遭到駁回，申請者、控告者“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救濟程序”？對于這些問題，現行刑事訴訟法都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那么，在中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這種申請、控告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兩個案例作一說明。

案例一：1996年12月18日，徐某因涉嫌故意殺人被上海某區公安分局逮捕。在此后長達3年多的時間里，徐一直被羈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9年9月，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過法庭審理，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準許上海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撤回起訴的申請。隨即，案件又被檢察機關退回區公安分局進行補充偵查。徐母在兒子被羈押期間，幾乎每星期都要走18公里的路，來向公安局要兒子，但均遭到拒絕。2000年1月6日，徐母照例又來到區公安分局。在大門接待室坐了一個多小時后，黃突然沖向局長室，結果被四個門衛架了回去。最后，一位副局長的秘書出來告訴她：公安局沒有權力放人，案件已經報到市政法委員會了，但政法委書記剛剛出差回來，她必須再等幾天。徐母頗感疑惑的是：“現在關了3年多了，檢察院都撤訴了，為什么還不放我兒子回來？他們說自己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也決不冤枉一個好人，現在為什么都不敢出來見我？”

在這一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母親為解除兒子的長期羈押，反復向負責羈押的公安機關提出申請、申訴和求情，甚至與公安人員發生了沖突。筆者忘不了她近乎絕望的嘆息：到哪里才能找到“說理”的地方？！如果說這是一個“不懂法律”的老人所作的無奈而又無效的申訴的話，那么，下面的案例則顯示出被告人的近親屬為尋求正義而采取的社會化甚至政治化的舉動。

案例二：1998年7月，羅某因涉嫌職務侵占被某市公安局的刑警帶走。在此后的近兩年時間里，公安機關一直將其羈押在看守所里。羅某的母親彭某記錄了兒子案件的一些細節：1999年5月10日，市公安局向市檢察院提交起訴意見書，后者認為證據不足，于8月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很快，公安局又一次向市檢察院移送起訴，后者將案件移交區檢察院審查。12月，區檢察院將案件再次退回公安機關，“此后再無消息，既不終結也不放人”。彭某在當地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申訴，都沒能使兒子獲得釋放。萬般無奈之下，她來到北京，走上了艱難而辛酸的上訪之路。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她住在大學招待所里，到處打聽能將材料送交中央領導的渠道。她馬不停蹄地奔走于所有能想到的投訴機關。她說：“我到全國人大，信訪干部說不歸他們管，讓我去找國辦；國辦又讓我找公安部，公安部的接待干部和顏悅色地說可能是基層素質低，老人家請您耐心等待；我到高檢，高檢信訪辦看了我的材料說他們的工作已經做完了，連材料都不收。”彭問，你們檢察院不是有法律監督權嗎？“他們的回答是，市區兩級檢察院不是都退回起訴意見書了嗎？他們已經監督過了。”

為使兒子的案子驚動最高層，彭某向各方面的人求救。她甚至找到一些學者，期待他們能夠將材料轉呈上去。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拿著裝有幾十份上訪材料的手袋，請求一位在全國人大秘書處工作的與會學者往上呈送。她說，她不害怕對簿公堂，但苦于這么長時間沒有對簿公堂的機會。“過去我們也不關心什么警察權，但現在終于自己也遇到這樣的事，我們才知道面對強大的權力而沒有救濟是多么的絕望。”

在這一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母親為解救自己的兒子，動用了包括申訴、控告、申請等在內的各種權利救濟手段，最后不得已進行了令中國老百姓最為無奈的“上訪”活動。在這一案件中，本來應完全歸屬司法領域的羈押合法性問題，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在這里，受到超期羈押的公民根本沒有獲得司法審查和司法聽審的機會，他們無法行使訴權，也無法“為權利而斗爭”。顯然，司法本來所應具有的化解糾紛、吸納不滿的能力，在這里已經喪失殆盡了。

這兩個案例的情況表明，中國刑事訴訟中缺少一種程序性裁判機制，使得大量發生在訴訟過程中（尤其是審判前階段）的爭端無法按照訴訟的模式加以解決。這些爭端的發生，往往起因于警察機構、檢察機關甚至法院對公民個人基本權益、自由的限制或者剝奪。例如，警察通過逮捕、拘留剝奪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又長時間地予以羈押；警察搜查了一個公民的住宅、辦公室，扣押了他的大量物品、財產以及信件，而又缺乏正當的理由；警察對一個公民長時間地進行竊聽和監控，而又沒有經過合法的授權……如果受到諸如此類對待的公民對警察行為的合法性心存疑惑，就必然有一種訴諸法律途徑的愿望。用民間的說法，公民這時一般會盡力去“找個說法”，控告、申訴的發生往往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在中國刑事審判前階段，訴訟程序基本上被構建成為刑事追訴方與被追訴方的雙方構造關系，而沒有一個不承擔刑事追訴責任的中立的司法機構的介入和參與，使得偵查、審查起訴大體上只能算作一種單方面的行政治罪活動，而不具有訴訟的基本性質。在這一程序中，盡管警察機構內部可能存在一些監督、制約機制，如預審部門對刑警部門的審查、法制部門對偵查部門的把關，以及主管領導對案件的審批等，但由于這些制約都發生在同一機構內部，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裁判機制并不存在。與此同時，檢察機關對警察的偵查活動有權進行法律監督。表面看來，這種法律監督具有司法裁判的意味，因為檢察機關有權要求公安機關將其不立案的案件重新加以立案，有權對警察的非法偵查行為提出糾正意見，有權將不符合條件的案件退回補充偵查，有權將不符合條件的案件作出不予逮捕的決定，這些都似乎表明檢察機關對警察行為的合法性擁有裁判權。但是，由于檢察機關本身就屬于一個有著強烈勝訴欲望的刑事追訴部門，它承擔著提起和支持公訴的職能，并以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為自己的天職，要求這一機構充當起保障法律實施、維護基本人權的使命，既在理論上不

現實，也在實踐中證明純屬一種制度上的神化。原因其實很簡單：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構，缺少一種作為司法裁判機構所不可或缺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無涉性。更何況，在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案件中，它本身已經完全變成偵查機關，這種中立性和超然性就更不存在了。

很明顯，中國刑事審判前階段缺少的不是名義上的“司法機關”，而是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利益無涉性的司法裁判機構，換言之，缺少一種超然于控辯雙方之外的第三方。因此，發生在偵查機關內部的自行審批、自行制約活動，并不足以有效發現或糾正其偵查過程中的違法行為；由檢察機關以“法律監督”名義實施的審查活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督促警察的作用，但并足以有效制止警察以刑事追訴名義實施的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為。既然審判前階段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裁判活動，那么犯罪嫌疑人一旦受到刑事追訴機關非法的或者超期的羈押，或者遭受違法的搜查、扣押、竊聽、監視居住、取保候審行為，就不能將問題提交司法裁判者那里。在此情況下，嫌疑人本來所應具有的獲得聽審的機會，也就被剝奪了。因此毫不奇怪，在審判前遭受非法對待的嫌疑人，要么忍氣吞聲，要么向刑事追訴機關進行無奈的“求情”，要么被迫走上無望的申訴、上訪之路。

那么，這一問題究竟應如何解決呢？根據一些法治國家的經驗，在刑事審判前階段構建一種針對刑事追訴活動合法性的司法審查機制，可能是一條對警察權加以控制、為嫌疑人提供司法救濟的可行之路。這一機制的核心內容是，在審判前階段設置一個專司司法審查的法官，對警察或檢察官采取的所有涉及限制、剝奪公民基本權益的行為進行審查和控制。在下面的論述中，筆者擬以英國和德國的有關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為例，對此作一說明。

在英國，警察對任何公民實施逮捕、搜查或扣押等強制行為，一般都必須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請，并說明實施逮捕和搜查的正當理由。只有在治安法官經過審查發布有關的許可令狀之后，警察才能實施具體的逮捕、搜查、扣押行為。警察對任何公民逮捕后的羈押一般不得超過24小時，但經具有較高警銜的警官批準，可以將這一期間延長12小時。警察在上述期間之外如果還要延長對嫌疑人的羈押期間，就必須取得治安法院或者其他法院的合法授權。當然，即使經過法院的授權，警察逮捕后的羈押期間一般也不得超過96小時。在此之后，警察必須將嫌疑人提交治安法院。后者將就是否對嫌疑人進行羈押作出裁決。在偵查期間，在押的嫌疑人有權向羈押警察直接請求保釋，如遭到拒絕，則可以向治安法院提出請求。治安法院將就是否保釋問題舉行聽審，屆時警察和嫌疑人及其律師作為控辯雙方，到庭陳述意見并進行辯論，法官將就此作出裁斷。如果有關保釋的申請仍然遭到拒絕，或者治安法院確定的保釋條件過于苛刻，嫌疑人可以將此程序性問題上訴到高等法院。此外，在偵查階段遭受不當或非法羈押的嫌疑人，還可以向高等法院王座庭申請人身保護令（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這一法庭一旦接受這種申請，就將專門就羈押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舉行由控辯雙方同時參與的法庭審理活動，并作出裁決。

可見，英國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審查主要是由治安法官和高等法院王坐庭負責實施的。那么，德國的司法審查機制與英國就有些不同了。根據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款）的規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財產、隱私權的強制性措施一般都必須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一般情況下，檢察官或警察對任何人的拘捕都必須事先向法官提出申請，并證明實施拘捕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取得法官的逮捕令。當然在情況緊急時，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也可以直接進行逮捕。但是無論是由法官授權的逮捕，還是緊急情況下實施的未經授權的逮捕，都要立即接受法官的司法審查。檢察官一般要在逮捕后盡快將被捕者帶到法官面前，最遲不得超過逮捕的第二天結束之時。法官要對被告人進行訊問，以決定是否繼續羈押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可以對其適用保釋；如果決定繼續羈押，應當將此情況通知被告人所信任的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要求，羈押必須以被告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而且存在羈押的適當理由為先決條件，而且羈押不得違背所謂“相適應原則”。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羈押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向法官提出撤銷羈押的申請。但是無論這種申請是否提出，法官都必須每隔三個月對羈押的合法性進行一次審查。對被告人羈押六個月以后原來作出羈押決定的法官和檢察官都可以將案件提交州高等法院進行審查。州高等法院接受法官或檢察官的申請以后，要通過開庭的方式，就是否延長羈押期限問題進行審理。屆時，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有權到庭發表意見。一般情況下，法院會根據檢察官移送的案卷材料，并在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后作出裁決。在法定的特殊情況下，高等法院可以決定繼續延長羈押期間，但一般不得超過一年。不僅如此，被羈押的嫌疑人或被告人還可以直接向德國憲法法院甚至歐洲人權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后者對其所受的羈押進行特殊的司法審查。

大體上看，其他西方國家也確立了這種旨在對偵查機構的強制性偵查行為進行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裁判制度。這種程序性裁判機制，大體上包括以下三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一是事前的司法授權，也就是警察在實施任何可能導致公民權益受到限制或剝奪的偵查行為之前，一般都須向法官提出申請并取得后者的許可；二是正式的程序性聽審，亦即警察在實施逮捕之后，必須在法定期間內將被逮捕人提交有關的法官面前，后者經過聽審，就是否羈押、保釋或者羈押的期間、保釋所需的條件等事項，作出裁決；三是事后的司法救濟，也就是由被采取羈押或其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公民，向有關法院提出申訴，以獲得法院就其所受到的羈押等措施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進行司法審查的機會。由此，司法機構就在一定程度上將檢警機構的刑事追訴行為控制在司法裁判機制之下，審判前的偵查活動也被納入訴訟軌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在發生政治巨變之后，也在其刑事審判前程序中初步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根據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11條的規定，“任何人非依法院決定或經檢察長批準，不受逮捕”；“被逮捕的人有權申訴并要求就羈押他的合法性和是否有根據進行司法審查”；“審判人員依照司法審查結果做出的釋放被羈押人的決定，應當立即予以執行”。

根據這一規定，俄羅斯刑事審判前的司法審查主要適用于羈押，審查一般由羈押所在地的法院審判員主持進行。審判員在收到被羈押人要求舉行司法審查的申請后3日之內，在檢察長、辯護人、被羈押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參與下，就羈押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進行審查。屆時，申訴人應當庭對其申訴進行論證，其他各方可以就此發表意見。主持司法審查的審判員根據各方的意見，可以做出撤銷羈押并釋放被羈押人或者駁回申訴的決定。據此，被羈押人對于由檢察長批準的逮捕和羈押措施，就可能獲得向法院申請司法救濟的機會。

當然，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國情”，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甚至俄羅斯的法制經驗。不過，建立一種最低限度的司法審查機制，使得作為國家刑事追訴權的警察權、檢察權，都能受到司法權的制約和控制，這確實是值得借鑒的司法改革舉措，也解決審判前的超期羈押、刑訊逼供、濫用強制措施等問題的一條出路。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立法機關曾經表現出驚人的膽略，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從而使大量的行政處罰行為能夠受到司法權的審查和制約。盡管行政訴訟在中國目前步履維艱，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和障礙，但這至少開創了由司法權控制行政權的先河，在法治之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立法機關如何能夠審時度勢，順應歷史和世界潮流，在刑事訴訟中構建起一種司法審查機制，使警察權和檢察權都能受到中立司法權的審查和控制，使那些權利、自由受到限制的公民，都能夠獲得司法機構的權利救濟，并進而獲得一次公正聽審的機會，那么，中國在刑事訴訟領域就會朝法治的目標邁進一大步。

概括而論，筆者所主張的是建立一種新的司法裁判形態。這繼傳統的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之外的第四種裁判形態。這種裁判不同于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因為裁判者所要解決不是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是否承擔民事責任等實體性問題，而是諸如警察搜查、扣押、羈押是否合法之類的純粹的程序性問題。這種裁判更接近行政訴訟，因為司法機構所要裁決的是作為偵查者的警察或檢察機關刑事追訴活動的合法性。在這種裁判中，受刑事追訴的公民往往能夠成為行使訴權的一方，而負有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使命的警察、檢察官則可以成為被控告的一方；被限制基本權利的公民一旦提起訴訟，司法機構就必須舉行專門的司法聽審，被控告的警察、檢察官要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強制措施的合法性。顯然，這種裁判發生于刑事訴訟過程之中，而又獨立于刑事裁判本身。我們可以稱之為“刑事訴訟中的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