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寫在中國法制建設三十年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是誰在主張“民意”----寫在中國法制建設三十年

余峰

【摘要】從一個案件來洞悉中國三十年的法治建設，是一個過于宏大或者艱難的任務，回顧這三十年的法治歷程，也有著太多的艱辛和溫存，或許美好，或許苦澀。在諸多司法案件的審理中，每一個判決都在反映著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于這三十年的歷程，有著多元化的詮釋，多方位的視角。而今天，我所聚焦的，不是一個案例的剖析和影響，而是一個詞匯——民意，它或許不是中國法治歷程的主題，但卻是中國法治建設中一個不得不提的話題。在中國，法律的實踐運行和法治改革的實際進程中，都在追問著同一些問題——什么是“民意”?又是誰在主張“民意”?

在近些年里，讓我們記憶猶新的，或許不是《刑法》的修訂，抑或是《物權法》的施行，起碼在大眾的記憶里，讓我們記住的，是一個個的名字，曾經的齊玉苓，孫志剛，邱興華，到如今的許霆，彭宇，楊佳，我想有一點，不管是立法者執意的，還是無心的，在事實上，一起起的個案正在推動著中國法治的前行，有人稱之為普法，也有人稱之為塑法。而在這些個案的背后，我們都發現了一個強大的勢力在支撐，那就是——民意。

什么是“民意”?我們一般認為，民意就是民眾個體意見的集中表達。但是，在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家如古斯塔夫·勒龐看來，社會群體中的個體與獨立的個體完全不同。不管一個人多么聰明，只要他投身群體，就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從而變得盲從，沖動，簡單化，極端化。勒龐在他的代表作《烏合之眾》中，不無灰暗地說，群體的意見多半受領袖支配，民主不過是獨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勒龐之后的歷史證明，我們沒有必要這么悲觀，但民意極其容易被操縱，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又是誰在主張“民意”，在利用“民意”呢?

對于司法，記得早在劉涌案后，就給我們帶來了這樣的疑問，什么是民意?媒體的態度和網絡的言論是民意么?進一步說，民意的基礎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民意賴以成立的基礎是想象出來的，是被建構起來的?二是：即使我們有辦法確認民意，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據民意判決呢?民意可以決定立法(立法的德性就在于體現最大多數的利益)，但是否能決定司法呢(司法的德性在于保守與克制)?法律人，尤其是法學家，是否應為了政治正確而犧牲自己的職業德性呢?

這些問題雖然很早就被提出，但卻一直沒有能給出合理的答案，而在今天，對于民意的理解與反思，則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后三十年的法治進程，司法獨立將成為它的主題，而行政和黨派的干預，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像中國市場一樣，逐漸的放開剔除計劃的影響，而對于“民意”，確是擺在司法獨立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什么是民意?

誠如上文所言，“民意”在今天有著獨特的含義，三十年前中國人口最多的是農民，我們最要傾聽的是農民的聲音;而三十年后，中國人口最多的，或許將是“網民”。然而，媒體的態度和網絡的言論是民意么?在如此快速轉變的民意后面，又到底是那些人或觀念在操縱著民意呢?我并不試圖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法哲學的層面上，我們看到了太多去闡述“民主不過是獨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的文章。而這只會讓實際中的問題變成一種哲學上的主義。在問題與主義之間，毫無利于問題的解決。

關于對民意的態度，我覺得臺灣的例子有很大的說服力。僅以2004年大選，“陳水扁槍擊案”為切入，臺灣的輿論與民意，同樣受到媒體或個人事件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卻不是操縱。對于民意的理解，正如民主制度的瑕疵一樣，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形式。在我們否定專制的同時，我們也拒絕了精英階層的智慧;在我們接受民意的同時，也就接受了大眾的盲目與沖動。這都是無法規制的，就像那兩顆子彈，它就

給陳水扁帶了超過15個點的民調支持率，可能那兩顆子彈“葬送”了臺灣同胞四年的幸福，但它捍衛了臺灣的民主，體現了民意的作用。民意以及民主都不能給我們帶來絕對的幸福，它也不過是一種較好的統治方式。而大陸出現的問題，也不是民意的盲動所帶來的弊端，而是我們無法解讀到真正的民意，抑或是無法讓民眾在清晰的事實面前做出自己的選擇。

我出生在香港，雖然在香港沒有經歷過系統的法律教育，但作為一個香港的公民，有一點的意識確是深刻的，那就是在香港，我只有作為個體的——公民的概念，而很少有作為群體的——人民的概念。我并不是說在香港缺少民主或者不傾聽民意，因為在香港的行政機關中還是很看重民調的支持率的，只是在香港，從不去試圖統一或者歸納出一個“人民”共同的意見，因為在潛意識里，人民的選擇，人民的意志，這些詞匯是一個空虛并且可怕的概念。我想那些經歷過非常時期的人們，從文革的陰影中走過，都會對于“人民的選擇”，有潛在的恐懼。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在個案語境下的——民意，則帶有了太多人民統一思想后的意義，而這種民意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司法的層面，滲透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認為這是民意在中國大陸最大的癥結，民意是無法統一的，是不存在絕對意義上“人民的選擇”的，媒體不應也不能試圖去解說或標榜自己代表了民意。

媒體與民意，似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媒體在引導民意，也在反映民意，在這條循環的鏈鎖中，要想解放民意，只有打開媒體。也正是前文所說的，讓民意在被操縱中覺醒，不是在殘缺不全的消息中爭吵，而是把訴求改變成要求公布更多真相。雙方都可以繼續爭取輿論的支持，但這種爭取不是控制，更不是通過“壓縮”“篩選”事實來操縱，而是讓每個作為個體的公民在案件的真實面前，作出屬于自己的個體的判斷。我們不能拒絕民意的盲目，我們所要做的是不讓民意變的麻木。

看到過一篇對鳳凰衛視資深媒體人的專訪，他帶有調侃的說道，中宣部對媒體的態度是：統一思想，實事求是。對于一個新聞媒體，又如何能在統一思想后，做到實事求是呢?對于民意的獲取，讓我們去傾

聽更多屬于公民個人的意見，而不是去代言“人民的選擇”，讓我們通過真相來做引導，爭取輿論的支持，而不是去阻斷或屏蔽信息的交流，將操縱變成一種引導。

我所欣賞的進路——是讓民意相對理性化，拋棄在邏輯上對其基礎的質疑，而是意圖將其在實際運用中的程序加以規制，這是更現實，同樣也是更可行的建議。要讓民意相對理性化也并不困難，只要信息透明，就成功了一大半。在此情況下，雙方當然可以繼續爭取輿論支持，但是爭取不同于操縱，影響不同于引導。爭取和影響，好比在一個十字路口，說服一個健全的人走某一條路;而操縱與引導，好比蒙上或者刺瞎他的眼睛，用自己的手牽著他走。

是不是可以依據民意判決呢?

關于第二個問題，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據民意判決呢?涉及到司法的獨立與職業的操守，問題中已經包含，民意可以決定立法，但是否能決定司法呢?法律人，尤其是法學家，是否應為了政治正確而犧牲自己的職業德性呢?

在這方面的論述已有很多，但經典的文章卻不多見，比較統一的思維進路是賀衛方教授在關于《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一文中，談到的傳媒的監督權作為一柄雙刃劍，可能正當行使，也可能被濫用。司法既要保持它的職業性和獨立性，也要充分發揮媒體、人民的監督作用，通過一整套規范來理順兩者的關系。只是辯證的在分析兩者的關系，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而我所推崇的，或許是一種相對極端的邏輯，那就是司法必須保持自己的中立與個性。我比較欣賞的是梁治平先生早期的一篇文章，《從蘇格拉底之死看希臘法的悲劇》，文章以蘇格拉底的死為切入點深刻的分析了民意對司法造成的影響及后果，論證了價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記憶深刻的，是在其行文中引用的《古代法》(梅因著)一書中的論述：

一個社會對于某些特殊案件，為了得到一個理想的完美的判決，就毫不猶疑的把阻礙著完美判決的成文法律規定變通一下，如果這個社會確有任何司法原則可以傳諸后世，那它所能傳下來的司法原則只可能

僅僅是包括著當時正在流行的是非觀念。這種法律學就不能具有為后世比較進步的概念所能適用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帶有缺點的文明之下成長起來的一種哲學而已。

梁治平先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思維進路，與其停留在形而上學的爭論中，去漫談立法與司法的德性，不如去追溯歷史的發展，當我們今天再去看曾經希臘法的悲劇時，或許就會得到更多的反思。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臘法是我們所見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擺脫了附在它身上的種種形式主義特征，變成一種靈活和富有彈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終沒能與政治保持相當的距離。在民主的雅典，它成為捍衛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時也是公眾輿論的工具。有6000人之眾的陪審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堅固的堡壘。它確實很好的保衛了民主，但是犧牲了法律。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說的，希臘法由一種生命力勃發的制度終而變成博物館的里的古董，引發這一過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臘文明大放異彩的同一個原因。希臘法的例子可能過于極端，因為它過分看重民主與輿論，但卻也給了我們一個警醒，民主是一個奢侈品，也是一個危險品。依據民意判決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代價不僅僅是一個蘇格拉底的死;正如梅因所說的，司法判決如果依據正在流行的是非觀念，那只是在帶有缺點的文明之下成長起來的一種哲學而已。反思一下文革期間的“人民公決”，不正是一種是非觀念上的判決嗎?我以為對于司法的未來發展，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博弈中，寧肯去接受司法相對的僵硬與傳統，畢竟在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面前，群眾盲目的熱情比司法的冷酷更可怕。

時至今日，法社會學的研究進路興起，我們從習慣法，甚至是習俗諺語中來挖掘法律的合理性依據，然而社會的規范是多維度，多層次的，包括熟人社會中非正式的社會約束機制，例如聲譽、疏遠、流言蜚語、以牙還牙的報復等等，市民生活秩序的維持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約束，所以我以為，一種法律要想具有更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滿足許多方面的條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脫離其他的社會規范，獲得某種獨立的地位，具有自己的獨特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要取得價值中立的，甚至要有意識的區別于道德上的審判，情、理、法——是和而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武斷的認為，法律的解讀與運用，就應當是法官與律師的事情，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法律是有自己獨特的邏輯體系和語言體系的。讀了費孝通先

生的《鄉土中國》，從文字下鄉，到送法下鄉，所謂的普法，普及的不應是法律的條文和知識，不是全民參與司法審判，而是對法治的觀念，甚至在更高層面上是法律的威懾和對法律的信仰。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鄉間的公路旁，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標語——違章就是違法，違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死亡。

作者落筆終了時，楊佳案的死刑正在復核，哈爾濱警察行兇案被正式起訴，而政法大學教授被殺案，又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民意”還在繼續，“民意”對司法的影響還在繼續，而關于“民意”的反思，也還會在繼續??

第二篇：中國法制建設

思想匯報

——中國法制建設

敬愛的汽車學院黨總支三支部：

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而使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得到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至此，中國在經歷了兩千年的人治之后，終于拋轉航舵，朝著法治的目標邁進。然而，回顧建國以來中國法制建設所走過的曲折歷程，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僅僅只是個良好的開端，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法治依然任重而道遠。

曾經有人這樣說：在作用于人類的所有力量中，如果不考慮愛的力量，競爭無疑是第一位的。市場就充分體現了競爭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如此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規范，就可能會有違經濟的繁榮和人類的美好期待。因此，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塑造市場規則當然就成為法治建設的重要使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法治在塑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法律制度方面，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政府是否能夠嚴格依法行政，是能否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關鍵因素。在依法治國方略確立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實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先后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等綱領性文件，明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原則、要求、任務和措施。社會主義法制原則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提出來的，其基本內容以十六字予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由此可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得到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法制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封建傳統的大國，從“人治”轉變到“法治”是一個非常艱難復雜的過程。確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提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模式，僅僅是走向法治的開端，分析當前的法制建設現狀，我國存在著很多的不足，如我國在行政立法權、許可權、處罰權等權利分配上法律規定明確，但是行政機關在利益的驅動下越權行為顯著。執法人員水平低下，法制觀念淡

薄，對當事人濫用職權，違反法定程序，加上行政機關內部缺少合理的執法監督，尤其是基層執法機關，這導致了權利濫用情況的泛濫。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缺乏信任，裁判的公信度普片不高，主要與對司法的監督力度不高。

對此國家應該加大對法律宣傳的投資，國家機關應該加強法律宣傳以及拓展法律知識學習的途徑，公民應該主動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識和政治意識，提高自身的守法行為的素養。

中國從人治轉向法治，這是適應社會主義發展，為國民謀幸福的一次轉折性改革，每一次改革總會充滿的巨大的阻力和未知，但是只要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總結吸收教訓經驗，相信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會更加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的。

懇請黨組織給予批評與指正。

匯報人：曹亞偉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三篇：中國服務業三十年：發展歷程

一、中國服務業三十年：發展歷程

(一)服務業發展：增長迅猛，但滯后格局未變

1.服務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但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受物質生產部門優先發展戰略、服務部門為非生產性寄生部門的指導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視服務業的發展。這期間，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后可見一斑。197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啟開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門。在1978-2007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9％以上。與此同時，作為國民經濟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服務業(在統計局的資料中被稱之為第三產業)，也獲得了高速的增長。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860.5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兩個多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將近0.6個百分點，但近5年來其比重不斷下降趨勢。

2.服務業正逐步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軍，但其潛力仍沒有發揮出來。

1978年以來，中國的就業結構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先是上升再基本趨于穩定，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相對較快。2007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達到24945萬人，而1978年其就業人數只有4890萬人，2007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1978年的5.1倍，第三產業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參見表2)。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第三產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都遠多于第二產業，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第二產業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國家(如保加利亞、巴西)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第二產業的2倍左右(參見表3)。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第三產業被認為是吸納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領域，但中國第三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所吸納的全部就業人口還不到三分之一，遠低于國際水平。這固然與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加速發展階段、制造業較發達且市場化程度較高有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現實。

3.服務業勞動生產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務業各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差異顯著。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人均增加值)穩步提升。1978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只有0.1759億元/萬人，2007年則上升到了3.8616億元/萬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長12％(參見表4)。服務業門類眾多，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大。根據荊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個服務部門當中，房地產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生產率最高，分別達到59.68506億元/萬人和52.25454億元/萬人，遠遠超過服務業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是教育(3.434531億元/萬人)。此外，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業的勞動生產率也不高。[1]

4.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傳統服務業較發達，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明顯落后。

根據國際通用的服務業分類標準，一般地認為，傳統服務業是指運用傳統的生產方式經營，并且在工業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務業。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服務業、餐飲住宿業、修理業、商業等?，F代服務業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業化進程、社會生產分工的深入影響而加速發展的服務業和運用現代科技技術、新型服務方式及新型經營形態對傳統服務業進行改造的服務業?，F代服務業既包括新興服務業，也包括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其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服務業結構轉換與升級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帶動作用開始顯現，旅游、文化、教育培訓、醫療衛生、體育、會展、中介服務、動漫、創意等需求潛力大的新興服務業發展迅速?，F代技術型、知識型服務業迅速發展，各種新型業態層出不窮，提升了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特別是對制造業的支撐能力。但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等傳統產業的主導地位并未改變，現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總體水平仍然偏低。從服務業內部各行業增加值來看，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高達40％，而金融與保險、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的比重還比較低，約為20％。

(二)服務業改革：體制束縛堅冰已打破，但還任重而道遠

1.服務業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總體落后于農業和工業領域的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服務業發展長期得不到重視。在當時的體制背景下，我們幾乎把現代化的目標單純地理解為工業化，大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是當時最重要目標和最迫切的任務。1978年拉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但這種改革也是從農業(1978年農村實施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和工業(1984年國有企業放權讓利)開始的，最后才觸及服務業。服務業改革中全面展開則要追溯到1992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之后。中國改革30年最大特點也是最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漸進式”制度變遷。服務業制度變革也是如此。從服務業改革的先后次序來看，是按照逐漸放開服務改革、完善服務市場結構和體系以及服務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順序，遵循了先易后難漸進推進的基本原則進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輿論導向上、統計指標體系的設計上為服務業發展創造基礎性條件；其次是逐步放寬相關服務行業價格的管制，在一些領域(主要是居民服務領域)較大程度地放松了進入規制，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較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決定服務品的價格；進而再實施市場結構改革政策，允許其他國有企業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定行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有經濟獨家壟斷經營的格局；最后實施產權改革，通過股份制、民營化或者與外資合資、合作方式，對某些行業的國有服務企業(如銀行、證券、保險、商業零售領域)進行產權結構調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競爭主體。這些改革舉措促進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與世界服務業方式變革的總趨勢也基本吻合，但從30年來的服務業發展實踐來看，其實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還非常有限，或者說制度變革的能量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

2.體制束縛是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1)市場機制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理應是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在服務業領域也不例外。盡管改革已經了30年的歷程，但中國不少服務業領域壟斷色彩十分強烈，一些部門對某些領域過分看重其兼有的屬性，如：銀行作為調節經濟手

段的屬性，科教衛體等領域作為公益性、福利性事業的屬性，文化、傳媒等作為意識形態的屬性等，導致了銀行、證券、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領域，至今仍保留著于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府或國有經濟壟斷經營嚴重。比如，在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業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數服務產品的價格還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場競爭很不充分。其結果，服務業的發展遠遠適應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凈社會福利，也影響服務企業的經營和機制創新，不利于服務業的成長。

(2)行政審批環節過多、且多頭管理。主要表現是行政審批環節過多、效率不高，行政執法尺度寬嚴不

一、收費過多。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政策司等2005年對服務業前置審批項目的不完全統計，除涉及國家法律17部、國務院行政法規33部、國務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門規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據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規定就可以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合。由于修訂機制不夠有效，法律、法規和規章、文件存在著修改不及時、廢止退出滯后的問題，成為體制創新的障礙。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策和管理辦法存在許多不銜接和不配套之處，為企業帶來很多困擾。行政執法中廣泛存在的重復檢查、重復收費、行為不規范等現象也妨礙了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3)事業單位改革滯后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徹底嚴重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產業化、社會化、專業化是服務業發展的方向，但中國長期以來把不少服務業當作是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內部的事情，沒有把它剝離出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率。

中國的事業單位承擔了較多的公共服務或準公共服務職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產業化或市場化的服務業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較典型的有各種應用開發性科研機構、職業培訓機構、社會中介機構、一般性藝術表演團體、新聞出版機構乃至部分賓館、招待所等，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公共支出越位擠占了稀缺的公共資源，分散了財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或無力供給。各類事業費供給范圍龐雜及財政供養人員負擔過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給或過度供給的狀況，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應當由公共部門保障的事業，資金供給短缺、保障乏力的問題。國有企業是市場經營主體，理應全力以赴地參與市場競爭。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很不徹底，不少大企業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員等方面的考慮，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業務，如車隊、法律事務、后勤、學校、醫院等，企業絕大多數生產性服務業在企業內部消化，制約了物流、工業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政府機關及學校、醫院等部分事業單位后勤服務社會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務需求內置，如各政府機關為提供電子政府服務，紛紛設立了專門的信息中心，而其專業化水平和運作效率遠低于專業化的信息服務公司。

(4)壟斷與管制的現象還比較嚴重。中國在很多服務業領域實行壟斷性經營。在中國，很多服務業是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的服務產業，如金融保險、電信、郵政、城市供電、鐵路、民航、港口等領域。由于這些部門壟斷難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夠有效，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應效率還比較低下。中國服務業在入世前對外資有著嚴格的限制，入世承諾中才逐漸放寬原有的限制，但是國內服務企業與國外服務企業大規模的競爭還沒有到來。

(三)服務業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質量有待提高

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狀況主要通過服務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方面的指標來反映。改革開放

30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盡管還有較大逆差，但發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服務業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的臺階，占全部實際利用外資額的比重在不斷攀升。

1.中國服務貿易正在蓬勃發展，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世界服務貿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世界服務貿易總額從1982年的7674億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了8％，高于貨物貿易增速1個百分點。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的份額從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這一國際背景下，中國服務貿易保持了快速發展態勢，出口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25億美元和19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914億美元和1003億美元，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進口居世界第5位，服務貿易地位明顯上升(陸燕，2008)。[3]

必須看到的是，中國發展服務貿易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國家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2006)把這種挑戰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不強，主要表現在出口規模較小，貿易逆差較大，與貨物貿易相比發展相對滯后；其次，服務貿易結構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運輸等傳統部門，高附加值或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服務貿易發展落后；第三，服務貿易統計體系還不完善，導致政府制定政策、對外談判缺乏依據，企業開拓市場、應對風險缺少信息，影響了中國服務貿易領域政府活動和企業業務的開展。

2.中國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大幅增長，現代服務業正成中國吸引外資的新熱點。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進的外資主要投放在制造業，服務業幾乎是空白。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服務業吸引國際直接投資開始逐年增多，在中國吸引外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也開始提高，但總體來講，服務業吸引外資水平仍然較低。不過，近些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官方網站提供的數據，中國利用外資結構和質量呈現出制造業投資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外商投資迅猛增長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業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近6年來首次下降，而服務業外商投資迅猛增長。全年工業制造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00.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點。2006年服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99.2億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長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批發和零售業、教育、房地產業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幅度都超過50％，分別為93.9％、91.1％、72.3％、65.6％、51.9％。服務業利用外資占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個百分點。而且，外資進入服務業領域的結構正在不斷優化，前幾年主要是房地產業，但近年來，則表現出對電信、銀行、證券、保險、分銷等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偏好，現代服務業正成中國吸引外資的新熱點。服務業吸引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優化中國的產業結構，減弱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3.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哪個領域開放得較早，哪個領域就發展得較快。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在很大程度上與過去開放度低有關。比如，中國的金融和電信市場長期以來是具有完全壟斷特征的市場，金融服務由國家銀行壟斷，電信服務由國家電信壟斷。由此產生這些領域的服務質量差、經濟效率低。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度越來越高，開放度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涵蓋了《服務貿易總協定》12個服務大類中的10個，涉及總共160

個小類中的100個。目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已全部向外資開放，占服務部門總數的62.5％。但總的來講，中國服務業的開放整體上晚于制造業，開放程度也遠低于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對外直接投資約70％流向服務業，但中國2006年服務業吸引的外資額即便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資額的32.3％。目前，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還要面對外資準入資格、進入形式、股權比例和業務范圍等較多的限制，對外開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第四篇：全球化與中國立法發展二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全球化與中國立法發展二

實現享有充分的人權是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和長期以來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立法確認的根本價值。把保障和充分實現人權作為中國立法的觀念明確確立下來，是90年代以來立法新發展的成果。過去，盡管中國憲法和其他立法對于公民權利予以了全面、充分而真實的規定和保障，但是人權這個概念并沒有被完全接受。1991年，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第一次正式以國家文書形式全面確認并闡述了中國的人權觀念和人權政策;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首次以執政黨的最高綱領性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實行依法治國和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從而把人權這一基本價值引入中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引入到了法治以及立法領域，使中國立法原有的關于保障權利和自由的觀念更加明晰化、更加符合國際立法發展的時代潮流。1991年以來，立法的人權觀念得以逐步確立，并被貫徹在中國的許多立法之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等法律的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等法律的修改，都體現了中國立法的人權保障觀念和內容。在國際領域，繼中國批準或者參加了18個國際人權公約之后，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經濟、社會和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些立法措施，表明了中國對國際人權的進一步認同和對國內人權保障的進一步強化。

(三)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立法觀念

公共領域與私人范疇、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國際上以及多數國家立法中通行的做法。即使在過去中國國內法上完全不承認私法存在的年代，中國的國際法學界仍然保留著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劃分的原則。這足以證明，在國際通行的概念、范疇乃至整個話語體系和習慣規則面前，單獨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抵制和話語排斥是多么的無能為力。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已逐步突破了閉關鎖國的藩籬，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立法觀念中卻不承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這主要是因為受到前蘇聯法律理論影響的結果。在前蘇聯，學者們根據列寧于1922年確立的政治原則：“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圍，而不屬于私法范圍。??由此只是擴大國家干預‘私法’關系的范圍，擴大國家廢除‘私人’合同的權力，??而是把我們的革命法律意識運用到‘公民法律關系’上去”，否定了公法和私法劃分的前提與標準。所以蘇聯長期以來排斥公法與私法的概念和劃分。受蘇聯政治觀念的影響，出于中國計劃經濟和政府集權管理的需要，過去的立法觀念認為，一切法律都屬于公法，而不存在任何所謂的私法。這一理論適應了“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并成為在這種體制下實行政企合一，運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及否認企業、個人的獨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據?！庇捎谝瓿上蚴袌鼋洕w制的轉軌，有必要根據市場經濟的性質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一種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種是國家憑借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

規范這兩種關系而形成的不同性質的法律差異，是指導現代中國立法按照公法領域和私法領域的不同性質和要求進行立法的依據。制定公法性質的法律，目的在于規范、制約公權力，保證公權力依法授權和合法行使;制定私法性質的法律，目的在于保障權利的合法取得和平等、自主地行使。此外，還要加強公

法與私法相結合方面的立法-社會法的創制。應當說，中國在這三個方面的立法都有缺失，特別是在體現公法控權、私法自治、社會法能動的特征要求方面，尤顯不足。

在全球化背景下，劃分公法與私法的立法觀念對于中國立法發展具有重要地指導作用，為中國借鑒國際立法標準建立自己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奠定了必要的立法理論基礎。

(四)國內立法與國際立法接軌的觀念

全球化時代，經濟的一體化對各國發展本國經濟的國內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現了“國際法的國內化”，“即國際組織的條約、規章為內國所接受，轉變為對內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以及國內法的國際法，即“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范圍內所流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由于某種原因轉變成為一種國際潮流，在受到它們影響的國家或地區乃至全球流行?！眹H法的國內化，國內法的國際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互動，都是全球化時代立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和主要內容，加入或者卷入全球化過程的各個國家，概莫能外地要受到影響。

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參與國際經濟的合作與競爭，在立法上就必須轉變過去閉關鎖國的觀念。為了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必須“立足于中國國情，大膽吸收和借鑒國外經驗。??對于國外立法中比較好的又適合我們目前情況的東西，我們都應當大膽吸收。他們走過的彎路，也值得我們借鑒。有些適合我們的法律條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實踐中充實、完善。”起草1954年憲法時，毛澤東提倡學習、研究和借鑒外國憲法的經驗，為中國立法與國際接軌提供了范例。195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率憲法起草小組一行到達杭州。從此，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起草小組制定了工作計劃。1954年1月15日，毛主席給在北京的劉少奇及中央有關領導寫了一封電報，通報了起草憲法的工作計劃，并要求他們參閱各國憲法。電報的內容是：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憲法小組的憲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開始。??“為了在二月間政治局便于討論計，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抽暇閱看下列主要參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蘇聯

憲法及斯大林報告(有單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蘇俄憲法(見政府辦公廳編憲法及選舉法資料匯編一);(三)羅馬尼亞、波蘭、德國、捷克等國憲法(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該書所輯各國憲法大同小異，羅、波取其較詳并有特異之點，其余有時間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壇憲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錕憲法，一九四六年蔣介石憲法(見憲法選舉法資料匯編三，可代表內閣制、聯省自治制、總統獨裁制三型);(五)法國一九四六年憲法(見憲法選舉法資料匯編四，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有何意見望告?！备母镩_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所有的重要立法，幾乎都參考、學習或者借鑒了國外的立法經驗，在許多立法論證材料中，都附有一定數量國外相關立法的資料。

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和基本國情的前提下，立法與國際接軌，是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加速建成現代化國家的一條捷徑。然而，過去有人用“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標準和思維看待這個問題，認為國內立法包括經濟立法與國際立法接軌，是中國法學界“自由化”的表現。這種看法，表面似乎很“堅持原則”，很“馬列主義”，實際卻思想僵化，十分幼稚，極大地掣肘了中國改革開放基本決策的實施，阻礙了“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實現。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是對人類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鑒和繼承，是發展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中國要制定的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本質上是現代市場交易的規則，它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共同的客觀規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蔽覀冝D變立法觀念，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條件進行立法，借鑒和吸收國外的立法經驗，與國際慣例接軌，是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舉措，可以大大加快中國立法的發展步伐。

從另一個角度看，“接軌”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法律的趨同化”。法律的趨同化“是指不同國家的法律，隨著社會需要的發展，在國際交往日益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從而趨于接近甚至趨于一致的現象，其表現是在國內法律創制和運作過程中，越來越多地涵納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與國際慣例，并積極參與國際法律統一化的活動等等?！狈傻内呁粌H表現在私法領域，而且在公法領域也

有所表現。如在憲法領域，代議民主制、選舉制度、權力分工與制約制度、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制度等，在憲法中都有體現;又如，在訴訟法領域方面，德國奧格斯堡大學教授約阿希姆?赫爾曼認為，中國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至少在6個方面與德國刑事訴訟法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學習和吸收了國外立法的許多經驗，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取消反革命罪等等。1997年對中國刑法的修改，中國的最高立法機關認為，這部刑法的修改：“總結了我國實施刑法的經驗，吸收了國外刑事制度中的許多有益規定，法律條文也由原來的192條增加到452條，從而形成了一部??符合現代刑事立法趨勢的刑法典?！?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大多數立法，在論證、調研、起草、審議等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學習和借鑒了國外的立法經驗。在跨世紀前后的司法改革中，有關庭審制度、證據制度、法官銜級制度、司法人員考試制度、死刑執行方法、法律援助制度，法錘、法袍、眼罩等的使用，以及監獄制度的改革等等，都體現了與國際接軌(或者叫做回應全球化挑戰)的特點。從一定意義上看，21世紀合格的立法者，應當具備了解、知道、比較、學習、借鑒、參照國外立法經驗的能力(這是依法執政、民主憲政立法和全球化立法的必然要求)。立法須有外國相關資料和經驗的背景，這似乎已成為中國立法的一種趨勢，缺了這個環節，法案就難以獲得通過。立法的接軌或者立法的趨同，反映了中國立法觀念的重大轉變，這種觀念的更新，更有利于中國立法發展加入到全球化的進程中，當然，這一進程同時也會對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建構和中國法律本土化過程產生巨大沖擊。

二、全球化時代中國立法發展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中國立法既需要面對并且解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也需要關注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國際立法和中國國內立法產生的強大沖擊和影響。在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中國的立法發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以解決。

(一)立法發展如何實現中國國情與全球化的協調統一

應對全球化挑戰，學習、借鑒外國和國際上的立法經驗，必然會產生如何與國情相適應、相協調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中國立法必須立足于自己的國情，即：

1、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市場經濟發展還處于創建時期，各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

2、中國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待加強和提高;

3、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有自己獨特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價值標準，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中國立法的本土資源十分豐富。另一方面，中國是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時代進行立法，中國立法還應當注意與全球化協調一致。全球化是一個充滿悖論的過程：世界經濟與國家利益的沖突、理性認識與民族感情的價值危機、“西方化”與現代化的不同理解、物質的富饒與道德的低迷、社會的富裕與貧困的兩極分化，全球化與本土化，國家主權的削弱與全球治理的勃興，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與防止國際恐怖主義，尊重國家主權與防止干涉內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等等，都嚴重地困擾著處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甚至每一個個人。

這些現象在中國立法發展中也會表現出來。例如。傳統中國法文化與現代法文化在價值、結構、行為等方面的不一致如何協調;中國法的民族性與世界立法發展的國際性怎樣互補;在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短缺等現實因素對立法形成制約的條件下，如何保證立法更多地參與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加入WTO帶來的法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會影響、制約甚至左右中國立法的發展方向、過程和具體立法的命運。尤其是在“把全球化定性為多元主義的過程，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縱橫交錯的非固定流體”的情況下，中國立法發展將面對法律多元主義的沖擊和挑戰，在民主、人權、法治、憲政、平等、自由等法文化觀念方面，與西方價值觀以及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念發生既相互影響、交互作用又相互沖突的勢態。中國立法發展要找到解決上述矛盾的辦法，將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在立法過程中，實現中國國情與全球化的協調統一，所遵循的理念和原則應當是：首先，堅持從國情出發，任何時候都應當立足于中國傳統與文化、歷史與現實、經濟與社會、人口與生態等基本國情，使立法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的土壤;其次，尊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規律和形成的規則，只要中國仍然堅持改革

開放政策，打算繼續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謀求本國的國家利益，就應當認識并把握全球化的規律，加入全球化進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堅持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接受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第三，接受全球化游戲規則與從中國國情出發，應盡可能地實現協調統一，通過立法方式將全球化的法律規則轉化為中國國內法的條款，取得中國國內法的法律效力。如果兩者發生沖突，一般應當按照“國際法優于國內法”的原則來處理。由于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尚無明確法律規定，因此，可以考慮在下次修憲(或者以其他基本法律的立法方式)時做出原則性規定或者解釋。

(二)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的合理劃分

全球化所具有的滲透力和沖擊波，與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開放和下放權力等政策相結合，對于中國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對外經濟貿易與合作而言，常常意味著更加開放、更加具有靈活性和自主權。中國經濟改革出現的經濟主體多元化、經濟利益多樣化的現實，以及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不斷強化和發展，都會在立法上表現出向中央爭取更多立法權力的傾向。實踐業已證明，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始終貫穿著地方權力日益擴張、中央權力逐漸式微的特點，突出地表現為地方以各種方式擴大其立法權限。

如何才能找到一個中央和地方都能基本接受的立法權限劃分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還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在實體上，立法法劃分的中央權限，是否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改革開放、調動地方和基層積極性的需要，適應全球化時代權力向下的趨勢，還值得研究。在程序上，立法法確定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被解釋為“劃出專屬立法事項，只是說明，這些專屬事項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其他國家機關非經法律授權不得對上述專屬事項予以規范。但這并不意味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只能在專屬立法權范圍內開展立法，對專屬立法權之外的其他事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仍然可以制定法律?！边@種解釋，值得商榷。眾所周知，在劃分立法專屬權的國家中，通常還有“共有立法權”和“剩余立法權”的部分，如果專屬立法權只具有排他性，而沒有自限性，它對專屬立法權之外事項還可以制定法律，那么，“共有立法權”和“剩余立法權”范疇就沒有必要了，因為所有擁有

專屬立法權的主體，都可以在自己專屬之外再進行立法，劃分“共有”和“剩余”的立法權，就是多于的了。法國憲法對議會和總統的立法權限做了明確劃分，用列舉的方式規定了議會的專屬立法權事項，由于議會的專屬立法權事項被規定為16項，此外的事項將由總統以命令方式行使，因而法國憲法的對于議會專屬立法權的劃分，被認為是“明顯地縮小了議會的權限，”實際上是一種限權式的立法權劃分。事實上，如果專屬立法權是一種對他不對己的立法技術和立法范疇，那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有這種立法權限又有什么用處呢?因為在立法權和違憲監督權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的情況下，地方立法即使要想侵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認為其應當管轄的立法事項，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第五篇：發展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論文

題目：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學生姓名：李昊煜

學 號 ：2015164106

專業班級：151航機1

2016年12月12日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摘 要

民主與法治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與基本內容，是實現中國夢的雙翼。民主為法治奠定基礎，法治為民主提供保障，這也正是現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標?！懊裰鞣ㄖ巍本褪巧鐣髁x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關鍵詞：民主法制、發展、問題、成就、完善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目錄

第1章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4

1.1法治的起源與概念......................................................................................................4 1.2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概念...................................................................................4 1.3社會主義法治的特征..................................................................................................4 1.4 法治建設的歷程.........................................................................................................5 第2章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成就與問題.....................................................................6

2.1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成就..................................................................................6 2.2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問題...................................................................................7 第3章

發展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8

3.1發展與完善..................................................................................................................8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第1章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

1.1法治的起源與概念

法治的起源：法治作為一種法律學說、法律理論和法律實踐，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而逐漸形成的，它來自于世界上各民族，特別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過程中權利與權力的廣泛的持久的張力，來自特定的法律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頻繁的積極的互助共生。

法治的概念：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法治應當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的良好的法律?！?而現在一般說的法治是指：法律至上，權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開；依法行政；司法獨立；保障權利和自由；實行正當程序。

1.2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概念

民主與法治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與基本內容，是實現中國夢的雙翼。民主為法治奠定基礎，法治為民主提供保障，這也正是現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標。

“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

社會主義民主亦稱“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享有的民主。它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有本質的區別。

法治建設就是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大力普法。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治國方略，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1.3社會主義法治的特征

1、以非人格化的權威及規則否定人格化的權威；

2、法律規則的肯定性、明確性和普遍性、連續性、穩定性；

3、法律體系的完備和統一；

4、法律職業的中立性；

5、司法過程的公開性、程序性

6、維護自由、平等、正義，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實現公共權力和個體權利的平衡；

7、在對“傳統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1.4 法治建設的歷程

新中國法治建設的過程經歷了下列幾個階段。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此我們走上探索和實踐法治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從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使得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1978年以前在“現代性”上沒有實質性的突破。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中央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在鄧小平的“民主立國論”和“法制權威論”民主法治思想指導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被正式寫入憲法；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大報告從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和全局著眼，高屋建瓴、言簡意賅地對過去的民主法治建設成就做出了評價，并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目標。未來中國法治發展的總體思路，應當努力實現四個基本轉變，即從法治到社會主義憲政的轉變、從法律體系構建到法治體系建設的轉變、從注重立法到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的轉變、從法治的表面“維穩”向深層次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和權力腐敗問題的轉變。全社會應當盡快把對中國法治狀況的認識和評價統一到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部署上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中國民主法治建設事業做出新貢獻。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的法治建設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的成就。2014年12月4日，中國迎來了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的設立，意味著憲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我國法治建設又向前邁進一大步。67年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的37年來，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華兒女的努力下，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論不斷豐富，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不斷發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重視和實施，中國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中國的法治建設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第2章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成就與問題

2.1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成就

1、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逐步確立。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普遍增強，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正在形成。

2、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同時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

3、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在憲法基礎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法律體系日趨完備。在各個方面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質量不斷提高，法律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確保國家權力正確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斷增強。

4、人權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同時，國家高度重視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隨著法律規定、司法體制、維護權益機制的不斷完善，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全面保障。

5、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法治環境不斷改善。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中國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市場秩序、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

6、依法行政和司法水平的公正程度不斷提高。通過建立健全行政執法和司法的組織法制和工作機制，保證了行政和司法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各類公開辦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推進。公安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和權威。

7、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不斷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已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監督合力和實效不斷增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監督。人民政協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監督行為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公眾和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監督渠道不斷拓寬。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證了對國家公務人員的監督有力有效。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2.2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問題

1、包括黨員、干部和外來務工人員在內的一些國民法律意識、觀念不強，法律知識掌握不夠，不能嚴格遵紀守法。有些人片面認為現在的法律似乎太多而不管用，除了缺乏起碼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外，很大程度上大概由于自己曾觸犯法律而沒有嘗到法律的厲害，或是看到他人觸犯某項法律、法規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等。以至未能嚴格要求自己而大法不犯，小法連來。例如，以權謀私、公款吃喝、收受賄賂和嫖娼賭博等。有些人甚至針對現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或欠缺而“見縫插針”，或自作聰明地變通、利用政策的空間。在這些人認為，能鉆法律、政策的空子未必是一件不光彩和不能干的事。甚至抱有這樣的想法：只要不妨礙大局，彈性利用一下政策的空間，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至不去考慮其后果的群帶性和與法律的關連性，而一味地挖空心思，損人利己。例如，頻繁考察、濫發獎金、官商勾結和官民“互補”等。

2、以商業賄賂、蒙騙欺詐和官商勾結、官民“互補”為主的虛假、腐敗現象依然生命力“旺盛”。官商勾結、官民“互補”現象依然密切、頻繁，甚至成為一種人們盲目崇拜的“時尚”。商業經營中“不給回扣不辦事”和“回扣一得，百事好說”等不良現象依然存在，導致商品價格暴漲，群眾叫苦不迭?，F在諸如發包工程者得“關照費”，采購物品者得“回扣費”，醫生看病得“好處費”，教師教書得“嚴管費”等等，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還有虛假廣告、證件泛濫，假冒偽劣產品成災，盡管年年在打假，但還是不乏假錢假物、假煙假酒、假東假西和假言假行等。

３、懲治貪污、腐敗分子的力度不夠大，群眾的滿意度不高。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依然猖獗，且多逍遙法外，以至于有些人盲目地崇貪效腐，甚至公開賄賂和前腐后繼。他們或是看到某些貪污、腐敗分子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反而逍遙法外和每每得逞、得意而心存“敬佩”，或是由于自己不貪不腐還落得個“太老實”、“沒出息”和怎么也不如他人而心懷妒嫉，以至“不貪白不貪”、“不腐白不腐”而達到心里平衡。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毛概期末考試（論文）

第3章

發展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3.1發展與完善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我們黨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把依法執政確立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等一系列重要戰略思想，不斷深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10年來的歷程充分證明：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正確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之路，是實現國家繁榮昌盛、社會和諧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堅持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更好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律保障；要堅持依法行政，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依法行政責任制，嚴格行政執法，加快建設法治政府；要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要堅持抓好監督體系建設，拓寬監督渠道，強化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要堅持深入持久地進行法治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指導地位，大力繁榮法學研究，為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供理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