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反擔保研究與分析

論反擔保

——《擔保法》第四條質疑

陳小君、樊芃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第4條規定：“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定。”顯然，此法律條文的用語十分簡潔、精煉，更重要的是其不容置疑。但是，它到底要告訴我們什么呢?也就是說，從擔保法的機理和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它到底表現和揭示了什么問題?又能切實地解決什么問題?本文正是基于該出發點，對我國反擔保諸問題進行了一定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反擔保與擔保之實質的一般性辨析

反擔保的概念，無論是羅馬法還是近現代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的擔保立法制度均未見記載，但在今日國際貿易的實踐中偶見提及，并將反但保作為與借款擔保、保釋金擔保、票據擔保等并列運作的一個擔保種類。[1]唯《擔保法》則直接明朗地界定了反擔保的內涵。《擔保法》頒行后，有代表性的著述認為：反擔保是指債務人對為自己債權人提供擔保的第三人提供的擔保，[2]或指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債務人應第三人的要求為第三人提供的擔保。[3]上述兩種定義都一致認為反擔保是擔保之一種，債務人是反擔保關系中的擔保人，第三人為擔保權人。然而，從這樣的原理剖析中，我們只能看到，反擔保就債務人與第三人的關系來說也不

過是一般意義上的擔保，即相對于原始擔保(第三人就主債權設立的擔保)而言的。反擔保仍然具有定限物權、從權利以及價值權和變價權的特征，也完全符合一般擔保所具有之不可分性和物上代位性的性質。如此識別，完全可以說反擔保與擔保本不應也確無質的差異，只是在形式和用語上與擔保相左，因而，反擔保之稱謂僅具有一種界別的作用。

但是，作者的認識并非法律條文已經和所能昭示的，“第三人??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這種強調性條款足以使人認為債務人提供的是“反擔保”而不是“擔保”，反擔保肯定是區別于擔保且有其特殊之規定性的。并且，這一認識可以立刻從《擔保法》第4條第2款中得到印證。如果立法者也認為反擔保是擔保的話，又何須說“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定”呢?立法者顯然在該法中有意將擔保與反擔保加以區分，肯定地將反擔保作為特殊制度加以規范。或許有人會說：“這不過是個小問題，這種表述并沒有引起什么‘誤解’，不必鉆牛角尖”，那么，我們可以先把它暫且擱一邊，通過后面的討論再來加深領會，看看實際上是不是小問題。(但是，用語的不合邏輯足以損害法律的尊嚴，還可以授人以柄而認為我國法律缺乏哲學內核，至少可以說是立法者缺乏深思熟慮!)

二、原始擔保與反擔保之方式的原則性識別

依《擔保法》第2條第2款的規定，在我國有五種擔保方式，依次為保證、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擔保法》接下來便是反擔保條款。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原始擔保及反擔保方式本身都有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種方式呢?其實不然。從反擔保條文的表述給我們提供的內容可知，反擔保只能適用于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或抵押或質押之情形，而必須將留置和定金排斥在外。因為在留置和定金的擔保中不會出現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的可能，所以，有權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的第三人，既可以是保證人，也可以是抵押人，還可以是出質人。這是針對反擔保可以適用于哪些原始擔保而言的。還有一點應指明的是，反擔保方式本身是否也有限制呢?結論仍是肯定的。概言之，當原始擔保為留置時，不可適用反擔保;而反擔保本身也不能容納留置這種方式。這是由于留置是專用于擔保因保管合同、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等所發生的債權，具有確定的法定性，而不能擔保基于追償權而發生的債權。定金作為反擔保方式時，在理論上說得過去，但定金用于原始擔保時的作用并不強硬，較其他約定擔保的方式要軟弱得多，加之《擔保法》還有特別比例的限制，定金罰則也未必十分符合公平原則讓人信服。所以，實踐中運用定金作為反擔保以切實達到擔保第三人債權的目的恐怕較難。而不加分析地認為“債務人為第三人提供的反擔保方式既可以是保證，也可以是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4]則讓人疑惑不解。

三、反擔保方式用于原始擔保的具體評判

經過上述初步的原則性梳理與論證，反擔保方式適用于原始擔保時，最有可能采用的是保證、抵押和質押這三種之一種。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在于，應當考慮反擔保方式是否會因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抵押或質押而適用時有所差別。

首先，如果擔保方式是保證的話，那么這里的反擔保就意味著債務人得擔保保證人由于為之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所擁有的追償權能得以實現。我們可以繼續假設反擔保方式也為保證，那么，整個擔保與反擔保關系則必須作如下表述：主債保證人(第三人)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得由債務人保證其追償的實現。但是，我們立刻便發現此種表述違反了保證擔保的基本法律機理。因為債務人不可能自己向債權人提供保證;否則，這一保證就淪為一般擔保，而非法律通常所謂反擔保。因此，可以排除在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的情況下反擔保方式為保證的可能。同理，也可以排除原始擔保方式為質押、抵押時，反擔保為保證的可能，因此，也就可以將保證整個排除在反擔保方式之外了。但問題是實際運作時并非如此簡單，我們的推理與想象也較容易逃離邏輯的軌跡和文字的束縛。換一個角度思索同一個問題，可否這樣理解《擔保法》第4條：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為其提供保證中的“保證人”，由該“保證人”向第三人提供保證擔保。這樣解釋似乎比較恰當，比較符合或接近《擔保法》立法的本意和若干擔保法讀物作者的本意，保證又被納入反擔保方式之中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這種寬容的揣度性解釋也只能是通過法律條文的文字表述來展開，凡是逾越了文句內涵所作的解釋，都只能是想象，而不應以此作為本文寫作的邏輯底線。《擔保法》第4條的“總體表述”，恰恰沒有將擔保人放寬到債務人之外。可讓人更為難的是，司法實務領域亦存在上述理解：“例如我國國內銀行受企業委托向國外貸款銀行立保證書時??往往要求其上級主管部門開立反擔保。” [5]其中，反擔保之保證人并非企業(主債務人)而是企業的主管部門。顯然，在保證作為反擔保方式的問題中，《擔保法》的規定與實際理解及操作到底是有差

距還是具有一致性，應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并望通過一定方式給司法工作者和民事主體以明示，以保證執法與司法的統一。

基于此，在原始擔保方式為保證的情況下，反擔保只能采用抵押、質押或定金的方式，而且可以排除是債務人之外的第三人為保證人提供抵押或質押擔保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可以為第三人就自己的財產設立抵押、質押或定金，為什么不直接就此向主債權人設立擔保呢?依照法理，物的擔保比人的擔保具有更強的效力，債權人理應更樂于接受物之擔保方式才是。的確，如果我們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的話，那么我們甚至可以斷定：原始擔保為保證時不可能出現反擔保。而現實生活紛繁復雜易變，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任何理論都可能是滯后和欠完整的。事實上在一定情況下確實有保證的效力被認為高于物的擔保效力的情況。如債權人更信任銀行的信譽，寧愿以銀行作保證人設立保證擔保而不愿就債務人的不動產設立抵押擔保，從而避免由于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不利。這樣，原始擔保為保證，而反擔保卻是抵押或質押或定金是很自然的了。

其次，如果原始擔保方式為抵押的話，反擔保就意味著債務人得擔保抵押人(即第三人)在其財產受償后，其追償權能得以實現。至于此處適用的反擔保方式，我們首先可以排除保證，其余可選擇的方式中，抵押為優，如果是質押，除非出質財產的價值與抵押物的價值相當時才近合理，才能保證抵押人就自己的財產替債務人履行義務后可從抵押或出質財產的變價中優先且充分受償。反擔保方式的抵押不直接用于原始擔保，但可因債務人和第三人之間的特別利害關系，出于雙方特殊利益考慮而發生。至于動產質押方式作為反擔保也未必完全行不通。當第三人考慮到債務人無可供抵押之物，而質押擔保總比沒有擔保還是有利得多時，第三人定會樂意接受。定金方式在反擔保中適用也可基于前因而發生，但不常見。

最后，如果原始擔保方式為質押時(動產質押抑或權利質押應無不同)，反擔保方式可以是債務人就自己的財產設定抵押、質押甚至定金應屬無異，此不贅言。

四、結語

綜上，反擔保只能在原始擔保為保證、抵押和質押的情況下，由債務人就自己的財產設立抵押或質押甚至定金的擔保方式。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反擔保可選擇的方式相對狹窄，至少不像《擔保法》第4條所昭示的那樣寬泛。并且，針對原始擔保的多樣性，某些可適用的反擔保方式還有不便利和不充分之弊。屆于此，或許有人會認為，反擔保方式之可能選擇的范圍既然有限，而擔保的方式肯定的有五種之多，你還能認為反擔保與擔保無本質之異嗎?對此，我們認為，反擔保只是擔保的子概念，它們處于同一法律理念的規制之下。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說：“這是反擔保”，而只能就某一具體案件中反擔保的事實說：“這是反擔保”。那么，在某個案件中的反擔保或原始擔保與他案中的擔保之間怎么會存有本質的區別呢?反擔保只是在一個法律關系中已有了一個擔保再在特定條件下設一個擔保而已，這兩個擔保之間有一定內在聯系。反擔保也是擔保，從某種意義上說，擔保的若干規定本來就是為它而設立，而不是什么可以適用的問題。我們考慮，如果《擔保法》第4條這樣表述，雖有臃腫之嫌卻既可避免歧義又可避免疏漏：“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為之提供擔保或擔保人，以擔保其代為履行或承擔責任后所得追償權的實現。該債務人或他人為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即為反擔保。”或許只有用這種稍羅嗦的描述性方法解釋反擔保才為恰當。

最后，筆者有一個懷疑，即是否有把反擔保反映到立法上的必要。若沒有規定反擔保是否意味著可以否定反擔保現象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法律就否認某一反擔保之擔保效力?也是否意味著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不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顯然不能。我們認為《擔保法》第4條的立法意圖，在于告訴那些意欲為他人提供擔保卻又擔心利益受損的人去放心地作擔保人，因為他們可以要求得到反擔保。這樣的意圖只會給人們一種法律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印象，僅此而已。其實，法律(此處暫指民法)不應扮演母親或保姆的角色，它只是一種公共產品，是市民們增進自己及公共福利的一種工具。

當我們作如此理解并展現自己的觀點時，對前文所述反擔保的思考似乎有些多余。但反擔保在適用中的障礙及其形式技巧并非每個民事主體都能在自己的行為中充分認識到，并主動克服或選擇而求得自己利益的最大限度的保護，那么，本文對反擔保若干方面的思考就不具法律意義，至少解決了立法在反擔保性質與功能模式上的模糊與混雜性，也許正充分地體現了反擔保與擔保的形式界別。

注釋:

[1] 參見張向東：《對外擔保》，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頁。

[2] 參見董開軍主編：《擔保法原理與條文釋義》，中國計劃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

[3]參見唐德華主編：《最新擔保法實用問答》，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頁。

[4]唐德華主編：《最新擔保法實用問答》，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頁。

[5] 張向東：《對外擔保》，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頁。*出處:《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第二篇：論黨的建設與反腐敗問題研究與分析

論黨的建設與反腐敗問題

李昶

提 要：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我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員干部防腐拒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歷史性課題。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確對待黨內腐敗是進行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在我國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學，技術等領域里的核心地位。這是我國近百年來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現實需要。要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完善和提高黨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迎接各種突如其來的挑戰和國際社會的不斷變化。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有其積極性的一面，也有其消極性的一面，其價值則由其積極性和消極性的比值決定。我們黨的建立和發展，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政治等建設中充分體現了他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當然，在實際過程中，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消極因素，這突出表現在當前的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少數的腐敗現象。但我們知道，這極少數的腐敗，并沒有削弱中國人民對黨的信心和黨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因為我們黨把防止腐敗，懲治腐敗，打擊腐敗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也作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

一、腐敗和反腐敗是黨在新時期自身發展的一對矛盾動力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律認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發展前進的，是在不斷解決舊矛盾、產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發展變化。矛盾的這種相互轉化，則是事物發展的最終動力。我們黨，從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發展的80多年的歷程中，就是不斷克服各種困難、迎接各種挑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獨立，建立民主，最終發展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

在我國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各項領域都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縱深拓展，在國際交往和合作日益緊密和頻繁的新時期，腐敗和反腐敗這一社會矛盾的凸顯，對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特別是近幾年來黨內極少數高級干部的伏法，為我們正確對待和認識這一矛盾提供了生動的教材。

腐敗和反腐敗是黨在新時期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矛盾動力。

腐敗顯現了存在的問題和自身的弱點、不足，反腐敗是正視問題、勇敢面對的體現，是克服弱點、彌補不足不斷完善的過程。

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積聚和豐富的產物，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封建殘余意識及陋習是滋生腐敗的歷史淵源。雖然新中國建立已半個多世紀，但封建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動機仍侵蝕著人們的思想，金錢至上、權力至上的思想殘余仍在黨內和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以致有些黨員干部因迷信金錢萬能和權能通神而陷入腐敗之中。西方社會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誘發腐敗的重要因素。實行改革開放，借鑒和利用世界先進的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資本主義腐朽的思想也會通過各種渠道趁機鉆進來，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類文明進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沒落低級

趣味生活方式的黨員干部陷入腐敗之中。心理失衡也是產生腐敗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了，對這一現象，絕大多數黨員干部能夠正確認識和對待，但少數掌握一定權力的黨員干部產生了難以平衡的心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也陷入腐敗之中。有的單位對干部選拔任用不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嚴，使一些腐敗分子有了可乘之機。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在法制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規章制度不健全，權力監督機制軟弱，權力的運行過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約，不能很好地遏制腐敗。腐敗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原因也有其主觀上的因素，黨在新時期的建設和發展就是不斷從客觀上和主觀上防止腐敗，防止消除客觀的影響，加強個人的主觀教育，不斷發展和提高，以適應新時期發展的需要。

二、反腐敗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核心任務

黨的建設，就是不斷提高和完善黨的執政能力，不斷提高和完善黨在新時期駕馭社會主義事業的能力，不斷提高和完善黨迎接各種挑戰和風險，克服弱點和不足的能力。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黨的建設除了組織建設外，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思想建設和作風廉政建設。不斷提高全黨同志在社會物質財富不斷積聚和社會精神財富日益豐富的時代面前拒腐防變能力。防止腐敗，懲治腐敗，打擊腐敗是新時期全面提升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增強民族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保證。

反腐敗，首先要反對思想意識上的腐敗，是黨風廉政建設者的基礎任務。思想意識，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動作行為的原動力。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堅持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極為重要。我們歷來都重視黨的思想意識建設。從1926年的《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從1942年以“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內容的延安整風到“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兩個“務必”講話，從1952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到新時期的“繼續發揚井岡山革命精神”和“三講”教育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宣傳，都是黨的建設在思想意識建設上的具體體現。加強黨的思想意識建設，還要加強全黨同志民族傳統文化的學習和修養。民族傳統文化是體現民族個性、展示民族魅力的舞臺。是凝聚民族的膠合劑。由于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與世界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頻繁。西方一些腐化消極思想觀念也隨機涌進了國門，這對我們黨內的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巨大沖擊，最終成了民族的敗類。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對民族文化內涵的真正理解和修養，他們根本不懂得民族文化，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華，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哪些應該科學借鑒、為我所用，哪些該堅決抵制、拋棄。

反腐敗，其次要加強黨內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黨的建設的基本保證。權力是產生腐敗的最終原因。治標還必須治本，才是解決問題的科學態度。隨著我國社會民主和社會法治的不斷完善，對各種腐敗給予了沉重打擊，取得了反腐工作的階段性勝利。我們也應看到，雖然在法制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規章制度不健全，權力監督機制軟弱，權力的運行過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約，不能很好地遏制腐敗。當然，反腐敗是黨的建設中一項長期性的工程，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貪污腐化，濫用權力等腐敗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也不可能靠幾個人講幾句話就見效”。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就是要保證權力的正確運用，做到“權為民所用”決不能以權謀利、謀益。只有真正做到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才能從根本上、源頭上防止腐敗，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

反腐敗，最后要堅決打擊、懲治腐敗，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手段。鄧小平強調：“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對大多數黨員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著眼于防范;對極少數腐敗分子必須嚴歷懲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對領導干部中

發生的違紀違法行為一定要嚴肅查處，從而取信于民。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消極產物，我們必須有個正確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對待黨內的腐敗現象，才不會因黨內的腐敗而失去對黨的信心，才不會失去社會主義信念。打擊懲治黨內的各種腐敗，充分體現了黨敢于面對錯誤，正視自身缺點和不足的偉大勇氣。腐敗是黨內的一顆毒瘤，只有堅決打擊懲治腐敗，鏟除腐敗毒瘤，才能保證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才能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才能保證黨在新時期的核心領導地位。打擊懲治腐敗要注意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以適應現實發展的客觀要求。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時期，不斷提高和完善黨抵御各種風險、應對各種變化、拒腐防變的能力，保持黨的純潔性、優越性、先進性。

第三篇：論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研究與分析

論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

唐正旭

提要： 程序法事實關系到訴訟程序的發生、發展、中止和終結，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一旦程序法事實發生爭議，應當按照訴訟模式、證明能力、程序利益的歸屬合理地分配證明責任。文章從程序法事實與實體法事實的關系出發，將程序法事實分為競合的、依附的、獨立的程序法事實，并且分別探討了相應的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問題。

程序法事實是指由程序法特別是訴訟法規定的有關程序進展狀況的事實。程序法事實關系到訴訟程序的發生、發展、中止和終結，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決定著偵查、檢察、審判機關的行為。在程序法事實發生爭議時，由哪一方承擔舉證責任以及事實真偽不明的時候由哪一方承擔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說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由誰承擔，在法學理論界沒有達成共識，司法實務中也理解不一。因此，研究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影響程序法事實證明責任分配的因素

(一)訴訟模式影響證明責任分配。證明責任主要受各國訴訟模式的影響。“當事人主義訴訟強調法官的消極中立，鼓勵雙方當事人的積極訴訟行為，法官裁判的依據限于當事人舉證的范圍，因此當事人舉證不力或者瑕疵與案件事實不清具有邏輯上的對應關系，承擔說服責任的當事人所負擔的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結果責任。職權主義訴訟強調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法官可以將調查擴大到任何他認為對形成心證

有意義的證據。案件的結局如何，取決于法官的職權調查而不是雙方當事人的舉證。”因此，訴訟模式不同，證明責任的分配就不同。

(二)訴訟參與人的證明能力影響證明責任的分配。根據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證明責任的配置應當有利于真實地再現有爭議的案件事實，而不是為此設置障礙。因此，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考慮訴訟參與人的舉證能力，達到訴訟之間力量對比關系的相對平衡。為了便于發現實體真實，應當充分考慮事實存在的客觀狀態，將證明責任置于占有、接近證據或者易于收集證據的一方，而不是難以或者無法取得證據的一方。

(三)程序利益的歸屬影響證明責任分配。程序有自身獨立的價值，會給當事人帶來程序上的利益，比如通過程序糾正，可以給當事人帶來程序上的利益，消除超期羈押的問題。與此同時，實體法的運行需要通過一定的程序才能實現，通過程序壁壘排除一些事實，從而讓案件向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因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益。在證明能力不影響證明效果的情況下，程序利益的歸屬就會影響證明責任的分配。

二、程序法事實及其證明責任分配

根據與實體法事實的緊密程度，程序法事實可以分為競合的程序法事實、依附的程序法事實和獨立的程序法事實。

(一)競合的程序法事實及其證明責任

在訴訟的某些階段，實體法事實與程序法事實是同一的，程序法事實同時也是實體法事實，我們稱這些事實在這一特定的階段是競合的程序法事實。主要包括刑事立案，決定采取拘傳、刑事拘留、逮捕、取保侯審、監視居住等刑事強制措施以及管轄引發爭議而需要證明的事實。

1、刑事立案的證明責任。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刑事公訴案件立案還是不立案是偵查機關依職權所作出的行為，其證明責任應當由偵查機關承擔;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雖然立案還是不立案也涉及到控告人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滿足，控告人也有義務提供必要的證據，甚至處理結果還可能涉及到控告人的利益，但是控告人并不承擔證明責任，原因在于刑事公訴案件立案是偵查機關的主動行為，而不是被動行為，偵查機關有責任去查處，立案還是不立案也可能對控告人帶來影響，但不是直接的刑事訴訟上的利與不利的后果，其證明責任上的后果由偵查機關承擔。對于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的證明責任則由自訴人承擔。

2、刑事強制措施的證明責任。決定采取拘傳、刑事拘留、逮捕、取保侯審、監視居住等刑事強制措施應當符合法定的條件，是否符合法定條件的證明責任應該由采取強制措施的動議機關承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條規定需要變更強制措施的，由執行機關承擔證明責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異議的，由提出異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己的主張承擔證明責任。

3、管轄的證明責任。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條的規定，無論地域管轄還是級別管轄，確定的依據都是案件事實所確定的案件性質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這一些都是由實體法事實所決定的。而刑事實體法事實是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承擔證明責任的，因此，在一般情況下，管轄的證明責任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承擔，但是自訴案件的管轄證明責任由主張者承擔。人民法院認為其已經受理的刑事案件自己沒有管轄權，需要移送管轄的，由移送的人民法院就需要移送管轄負證明責任。

(二)依附的程序法事實及其證明責任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某些程序法事實并不獨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實體法事實，歸屬于實體法事實的某一屬性，那么這類事實就屬于依附的程序法事實。主要是指收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包括是否存在刑訊逼供、誘供等違法取證，鑒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一人取證，筆錄制作是否存在問題。由于依附的程序法事實實際上屬于實體法事實的某一屬性，因此，依附的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同樣依附于實體法事實，由于實體法事實由偵查機關、公訴機關承擔證明責任，因此，依附的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也應當由偵查機關、公訴機關承擔。正因為如此，《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41條“在法庭審理中，對案件的程序事實存在爭議的，應當出示、宣讀有關訴訟文書、偵查或審查起訴活動筆錄。”第343條“公訴人對于搜查、勘驗、檢查等偵查活動中形成的筆錄存在爭議、需要負責偵查的人員以及搜查、勘驗、檢查等活動的見證人出庭陳述有關情況的，可以建議合議庭通知其出庭。”

(三)獨立的程序法事實及其證明責任

程序法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在訴訟活動中也存在一些只關乎程序價值，而與實體法無關的事實。這些事實就是獨立的程序法事實。主要包括羈押期限的事實、回避的事實、訴訟權利保障的事實、法律文書送達的事實、審判公開、辯護權、上訴權是否得到保障引發爭議而需要證明的事實。

1、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共同存在的獨立的程序法事實。這些事實主要包括羈押期限、回避、訴訟權利保障、法律文書送達引發爭議而需要證明的事實。

(1)回避的證明責任：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符合法定回避情形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回避。對于自行要求回避的，由申請回避者自行承擔證明責任自不待言。對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回避的情形，如何分配證明責任呢?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違反了第二十九條規定，接受了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請客送禮，違反規定會見了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回避的自行應當承擔證明責任;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符合第二十八條規定但沒有自行回避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回避的應當承擔說明的義務，證明責任的分配要視具體情況由被申請人承擔證明責任或者被申請回避人所在單位依職權進行調查決定。

(2)羈押期限的證明責任：如果在訴訟過程中，羈押期限發生爭議，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要負責說明的義務，證明責任應該由采取羈押措施的機關承擔。

(3)訴訟權利保障和法律文書送達的證明責任：法律文書送達一般都有送達回證，訴訟權利的保障也應當有相關的記載。因此如果就這兩個問題發生了爭議，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負責說明的義務，由爭議發生的相對方----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承擔證明責任。

2、專屬審判程序的獨立的程序法事實。專屬審判程序過程中發生的程序法事實主要有：審判公開、辯護權、上訴權是否得到保障引發爭議而需要證明的事實。

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一般都比較好地落實了審判公開原則和保障被告人辯護權，但是個別情況下，也有被告人在二審中稱一審法院違反了審判公開原則或者沒有保障其辯護權。比如某區法院在審理一起未成年人強奸案件中，審判筆錄有所有訴訟參與人的簽名，其中記載是不公開審理，由于制作判決書的失誤，在判決書中記載的是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在二審中提出一審法院違反了法定程序。公訴機關一直沒有向一審法院提出意見，上訴人和一審的出庭公訴人在二審過程中都稱一審法院是公開開庭的。為此，二審法院以一審法院違反審判程序為由發回重審。我們認為因為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法庭審判有嚴格的紀律，審判公開原則和被告人辯護權發生爭議的時候，單以被告人的說明進行認定顯然證明力欠缺，而被告人難以承擔證明責任的。事實上，這些程序法事實的爭議也直接影響到法庭的審判過程的合法性問題，被告人或者上訴人只要承擔說明的義務即可，證明責任應當由審理案件的法院來承擔。在上述案件中，一審的公訴人存在角色沖突不能作為證人的，二審法院單獨以上訴人說明否定開庭記錄，顯然存在問題;一審法院提供有訴訟參與人簽名的開庭筆錄證實是不公開審理的，其已經完成了證明責任，二審法院之所以出現發回重審的錯誤裁決，主要原因是二審法官沒有認真閱讀一審卷宗，對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理解錯誤。

關于對上訴權發生爭議的時候，程序法事實的證明責任如何分配呢?我們認為應當要考慮雙方的證明能力，完全由任何一方單獨承擔都不合理，應當由被告人或者上訴人與一審法院共同承擔，即法院承擔一審法律文書送達時間的證明責任，被告人或者上訴人承擔是否在上訴期限內提出上訴的證明責任。

第四篇：論法院經費保障制度探討與研究

論談法院經費保障制度

論法院經費保障制度

作者

吳旭萍

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在實現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法院肩負著行使審判權的神圣使命。

獨立審判，又是行使審判權的一項重要組成部份，而要實現獨立審判，離不開充足的經費保障。孫子兵法云：“大軍未動，糧草先行”，從古到今，充分的物質保障始終是進行一切活動的根本，物質保障也是法院實現審判職能的前提條件。

我國法院系統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依靠各級政府財政的撥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訴訟費作為補助經費。目前我國財政對于法院收入的訴訟費，實行“收支兩條線”，即法院收繳的訴訟費全額上繳給財政專戶，財政統籌后再以預算外資金的形式，根據其經濟實力與法院的開支預算報告決定撥款數額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區的法院得到的財政撥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經費相對有余，有的法院經費缺口很大。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的法院，訴訟費收入多，經費相對較充足，基礎設施建設，硬、軟件建設相對也較先進。

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法院，訴訟費收入少，財政困難，得到的經費也相對不足，人員經費尚無法保證，更何況辦案經費和建設資金？而經費缺乏，已成為困擾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一個難題。在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社會經濟正在起著翻天覆地的變革，各類案件劇增，法院的審判業務日趨繁重，現有的經

1費保障制度已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筆者認為，在當前強調司法改革的進程中，經費保障機制也應進行相應的改革，應改變這種法院經費單純依靠地方財政撥款的做法，應當實行全國法院系統的經費由國家計劃單列，財政統一撥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經費，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其歷史淵源和借鑒。

1985年8月召開的第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關于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下稱“基本原則”），“基本原則”第七條規定“向司法機關提供充足的資源，以合之得以適當地履行職責，是每一會員國的義務”，在基本原則的有效執行程序解釋中，“向司法機關履行職能提供充足的資源”包括根據承辦案件數量任免足夠人數的法官，為法院配備必要的支助人員和設備，以及向法官提供適當的人身安全、報酬和津貼。在國外，大多數國家都將法院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規定“裁判所的經費是獨立的，應計入國家預算內”；美國于1939年設立了聯邦法院行政管理局，專門擔任聯邦司法系統的行政管理職責，由它制定并向國會提出聯邦法院預算，審核并分配各聯邦法院的經費，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針對我國的司法經費財政管理體制中的弊端，我們應該改革這種體制，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體制。

二、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證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國憲法規定：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在現行體制下，司法機關的人、財、物，都掌握在同級政府手中，司法機關往往只有與當地黨政機關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司法權處處受制于行政權，導致司法不公，當遇到跨在區的糾紛時，只能維護本地區利益，形成地方保護主義。

由此可見，如果不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紙空談！只有在經費保障制度上能保證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質利益的干擾，法院才能夠獨立行使審判權，公正地實現其司法職能。

三、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辦案經費，保證審判職能的實

現，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維護司法公正。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各類案件不斷增長，但地方政府安排給法院的經費增長率卻不能與案件增長率成正比。

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有些法院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干警的住房、福利、辦公用房緊張等問題，千方百計搞“創收”，或是向當事人、律師、企業單位拉贊助，或是私設收費項目，或是提高收費標準等等。司法腐敗，成為妨礙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敵人，成為最危險的社會公害。在九屆二次全國人大會議上，代表們反應最強烈的問題之一也是司法腐敗。

因此，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特別是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實行人、財、物保障依賴于地方政府的體制，已很難適應社會的客觀需求，只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才能保證司法機關擁有充足的辦案經費，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維護司法公正。

四、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障法官們享有應有的物質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們的社會地位，糾正少數干警的不正之風。

在西方國家，法官的社會地位比一般公務員高，待遇與福利也比普通公務員優厚，一些國家甚至將法官的工資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而在我國，法官的工資結構與普通公務員相同，雖然《法官法》規定了“法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另行規定，法官實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享受國家規定的審判津貼、地區津貼、其它津貼以及保險和福利待遇”。

可見我國對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視的，法官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掌握著對別人財產的裁判權，甚至是對個別人的生殺大權，但同時法官也是一個人，他（她）們在人群中，一樣需要生活，一樣有種種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較高的待遇，所謂的“人情案”、“金錢案”、“權力案”等司法腐敗現象都將大幅度減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將會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執行這一條法律，如果沒有充足的經費保障，還是無法落實。因此，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保障法官享有優厚的待遇，對于抵制司法腐敗，將是一

項積極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有利于保證撥給的經費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當前，許多法院都面臨著基礎設施建設，辦公現代化建設等更新換代的問題，而進行一切活動，都需要龐大的經費，前文中已從多方面進行分析單純依賴于地方政府撥款的種種不妥，如果能夠實行國家單列撥款，由最高法院統一計劃。

那樣，在資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從財務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的環節，使資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具體應當如何實行？縱觀我國至今為止，對于法院經費最主要來源之一的訴訟費的收支管理，其管理辦法幾經變更，大體上有三種模式。

一種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繳的訴訟費一概不上繳給其他部門，留作辦案經費，在這種制度下，地方財政對于法院需負擔的經費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觀調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訴訟費濫發獎金，提高福利標準，造成了不平衡現象，犯了錯誤；

一種是按比例上繳，即基層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訴訟費作為辦案經費，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別上繳地方財政和上級法院，在這種制度下，法院能夠及時地得到辦案經費，但是有的法院為了多留經費，隱瞞訴訟費的真實收入，或是多設收費項目，或是提高收費標準，也存在不少的問題；

還有一種是目前實行的“收支兩條線”，即法院收取的訴訟費全額上繳財政，由財政統籌后，再以“業務補助經費”撥給法院。

財政在統籌時，將法院上繳的訴訟費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撥給基層法院，再將一定比例的訴訟費作為統籌基金，分配給較不發達的基層法院，這樣，在辦案經費分配上，滿足了發達地區法院的需求，又兼顧了不發達地區的法院。

實行“收支兩條線”，使監督部門能夠發揮監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費上存在的種種問題。

但是，實行“收支兩條線”，最大的缺點就是把經費的主動權完全地交到財政部門手中，財政撥款是否及時，

第五篇：論標志的設計與研究

論企業標志的設計與研究

緒論

隨著社會的發展，視覺傳播在我們的生活中，占領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標志則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語言和視覺識別系統，以特定而明確的造型、圖形來代表企業或產品。標志設計從無到有，從最初的原始雛形到氏族部落的圖騰再到今天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象征企業或者企業品牌的標志，這些已充分說明標志已廣泛應用于社會的一切領域。而運用標志獨有的圖形符號來傳達企業形象特質，能起到引領市場的良好效果。企業標志是企業的一面旗幟，是企業形象、實力、規模、效益、價值觀的濃縮和凝練表達，同樣也是企業文化、理念、精神凝聚的靈魂！

企業標志在今天激烈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作為一種濃縮的設計藝術，對于塑造企業品牌，樹立企業形象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企業無形資產。企業的標志將企業的信息概括、提煉、抽象，轉換成企業識別符號，消費大眾對企業標志的認同就等于對企業的認同，會形成固定的印象模式，故企業標志能使企業在產品開發和市場份額競爭中占領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樣是企業的市場身份。

第一章 企業標志的研究與發展設計策略

標志作為企業視覺傳達要素的核心，也是企業展開信息傳達的主導工具。企業標志應當設計新穎、造型美觀，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在傳遞信息的同時能夠給人以美的享受，具有良好的親和力，能夠幼小的清楚阻礙消費者走向產品的障礙，從而提升企業或者產品的品牌形象。展現企業形象，視覺接受是首要的。直接的、鮮明的、強烈的、敏感的視覺，是促使人們條件反射的第一信號，所以視覺識別就是把設計直觀的獨特的象征物，直接把企業的經營理念和行為理念所隱藏的具體內涵表達給公眾，以達到瞬間傳遞企業形象的強烈視覺信號。使公眾極其容易感覺，接受和記憶。企業標志的設計必須掌握企業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資料，要以企業的市場區域為依據，和當地的社會文化傳統相適應，從企業的性質、理念、歷史、文化、地域特征、產品類型、目標對象、市場類別、銷售形式等多方面去去思考和切入，對企業進行深入的了解，熟悉企業背景，分析企業內部的實態和外部特性相協調，捕捉靈感尋求最佳的出發點，把抽象的意念轉化成視覺符號，創意制作出即符合企業快速宣傳的作用，又能快速的深入人心的企業標志。縱觀國內外知名企業、知名品牌，企業標志形態設計都是充分發揮造型新、簡潔圖像的視覺沖擊力，達到明快、清晰、易識、易別的效果，也加深在人們心中的印象。同時能夠在各大媒體、實際應用中做到放大之后不空乏，縮小之后不繁瑣。例如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生產的奧迪（AUdi）轎車標志是4個連環圓圈：兄弟四人手挽手。它是其前身--汽車聯合公司于1932年成立時即使用的統一車標。4個圓環表示當初是由霍赫、奧迪、DKW和旺德諾4家公司合并而成的。半徑相等的四個緊扣圓環，象征公司成員平等、互利、協作的親密關系和奮發向上的敬業精神；又如中國聯通公司的標志則是由中國古代吉祥圖形“盤長”紋樣演變而來，迂向往復中線條象征著現代通信網絡，寓意著信息社會中聯通公司的通信事業井然有條有序而又迅達通暢，標志有兩個明顯的上下相連的“心”，展示聯通公司宗旨：“讓一切自由聯通”，體現中國聯通可以滿足人們渴望與外界自由溝通的愿望，幫助人們隨時隨地，以多種方式進行聯絡和獲取信息的功能需要，通過滿足人們更高層免的精神需求，體現公司的品牌價值。這些就是他們運用企業標志傳達企業精神的成功之處。

第二章 企業標志存在的獨特意義

當前是信息化、數字化的時代，企業標志的設計必須做到藝術與理念的完美結合。巧妙的構思能夠給人以獨特的視覺感受，同時具有良好的注意值和回憶度，使人過目不忘。“創意”在企業標志設計中尤為重要，那怎么樣才能設計出一個成功、新穎的標志，是設計師們必須思考的問題。企業標志不淡淡是某些圖形或者文字的有機組合。是要根據企業的構成結構、行業類別、經營理念，并充分考慮標志將要面對的群體和環境，把創新性思維和企業的特色意識相融合，以時代美感為切入點，從而為企業量身制作完美的視覺符號。一個好的創意點能使人眼前忽然一亮，也能使眾人從欣賞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的精神風貌與理念；而美感的切入，可以創造新思維，而形式美則可幫助塑造企業外部形象。

第三章 企業標志設計中表現的的形式各不相同

1．文字式：以定型化的字母作為標志圖案，在我國主要有漢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數字三種文字。世界上有很多標志都只是單純采用文字設計，文字標志簡約而不簡單。而設計一個文字標志的前提是你對字體結構要有深入的認識，文字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字既是語言信息的載體，又是具有視覺識別特征的符號系統，不僅表達概念，同時也通過訴之于視覺的方式傳遞情感。中國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體系龐大。關于漢字起源的契機，有很多種傳說，學術界也有很多觀點，有資料顯示，漢字的出現源于標示符號意識的產生。中國歷來有書畫同源之說，可見，漢字有雙系起源，一象形，一記號。其實，漢字造型本身就是由象形文字發展而成的一種圖案形式，具有裝飾性也圖案性。站在藝術化的角度審視，漢字五一是一種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視覺元素，它有其他設計元素所達不到的設計效應，在標志設計的諸多手法中。以漢字為主要元素的標志是一種有說服力與感染力的表現手法。例如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先生設計的中國銀行標志，它是將古代的銅錢與“中”字想結合，賦予簡單的現代造型，表現了中國的資本、銀行服務、現代國際化的主題。這個標志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內涵豐富，標志本身完滿大方，符合國家專業銀行的身份，更包含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企業文化，具有原創性、識別性和分屬性；同樣標志由結了紅繩的古代銅錢構成“中”字，它的造型體現著民族的特色，又表達了錢幣與銀行的內在意義，更重要的是設計者將一個平凡的題材賦予了新的造型，表現了創新的一年，讓人倍覺清新。所以一般以漢字設計成的標志具有形簡、意美、結構豐富的特點，使人通過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象征意義。

2.圖形式：用簡練的或者經夸張變性的圖形、活用抽象的集合圖形作為商標圖形。圖形可以暗示或者象征某些概念，也可僅以能有效的引人矚目的形態作為單純的標志。早期的企業標志圖形是包容龐雜的產品或企業的特征信息，在形式上則表現為企業或直接描繪的具體形象，然而現代社會中，簡潔的圖形標志則成為新寵，因為簡潔才能醒目，才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某些世界著名公司的標志演變，不難看出這易變化趨勢。

3.組合的式：將圖形和文字有機地揉合在一起構成的標志。

有圖文混合，或中、英文混合，甚至三者混合，有的采取以某一圖形為主，在某些情況下附加中、英文的方式，是標志更明確和更易記憶。例如，百事可樂是繼可口可樂之后美國第二大飲料品牌，在標志的設計中，以雄健的“PEPSI”字體為視覺中心，以抽象的幾何形為載體，映襯出品牌文字，并形成一個整體。展現的是百事集團續往開來的面貌.給消費者帶來的是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風貌和追求時尚、渴望無限，乃至突破渴望的信念。

第四章 企業標志設計題材出發點

1.以企業名稱為題材，這已成為世界企業標志設計的新潮流。易識、易記是它引導潮流的關鍵所在。也是企業標志設計中的重要原則，美國聯邦捷運公司（Federal Express）在1994年的慶功會上，把消費者對公司的昵稱正式作為公司的標志設計。利用這以出發點設計所發揮出來的優點則是以通俗和直觀的標志，很便于消費者辨認與記憶！

2.企業名稱的首字母為題材，一般都是由單字母、雙字字首等多種形式。全球以著名的快餐連鎖店麥當勞（McDonal’s），就是取m作為其企業標志，顏色采用金黃色，它像兩扇打開的黃金雙拱門，象征著歡樂與美味，象征著麥當勞的“Q、S、C＆V”像磁石一般不斷把顧客吸進這座歡樂之門。

3.企業名稱與其字母組合為題材，這類企業標志具有鮮明的特征，即突出和強調了字母的形象，又有企業標志名稱的豐富變化和組合，還有著直接訴求的記憶效果。創維新的品牌形象是一個國際化的文字標志，大氣、沒有過分夸張的標志不僅體現了創維集團多元化的包容力，同時展示了其寬闊視野和遠大抱負。標志看似平實，但其中蘊含了豐富的表現力：英文字體從字首到字尾整體呈平穩上升狀，一方面與英文名稱――“skyworth創造價值的天空”之意相吻合，將“創造”和“天空”進一步延伸成“平臺”、“發展”的概念，體現創維品牌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以及其不斷進取、不斷開拓的企業精神。標志在細節的字角處理上也體現出豐富的內涵：直角、斜角的互相搭配；尖角、圓角的相互補充將品牌所訴求的親和力、睿智充分展現。標志中英文的視覺感受統一協調，中文同樣是在穩定中傳達動感，同時利用中文字體特定的結構特征進行處理――“維”字的右半邊“丶”與“丨”的結合，形成了如竹子節節高升的寓意。標志色彩是在固有的“科技藍”范圍內的專有色值，一方面傳遞出品牌的行業屬性，另一方面此色值的視覺動向具有強烈的向心匯聚感，傳達的是睿智、凝聚、正直無雜質的色彩性格，而這種性格正是創維品牌性格的展現。

4．以企業名稱與圖形組合為題材，這類字、圖結合的標志，也是有著很強的表現力。字和圖的比重關系即“心理量”要把握好，或“字”重或“圖”重，有豐有次，有重有輕。

5.以企業宗旨理念或者寓意為題材，這類標志一般有著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點。例如，被喻為“最國際化的跨國集團” 雀巢公司，該企業標志就是一個具形圖形——樹枝上的雀巢，母鳥正在喂養幼鳥，既形象地再現了企業的品質性能和使用方式，又形象地表現了企業經營戰略和行為規范，以專用品牌標準名稱圖形化、負形造型為基礎把專用品牌的字體圖形和形象圖形有機的結合起來。企業標志以乳白色為底色，映襯整個識別標志及其名稱和圖形，又以咖啡為主色，勾勒整個識別標志及其名稱和圖形。整個企業識別標志及其字母圖形和形象圖形，不僅充滿了堅實、可靠、親切的信賴感，而且流淌了素樸、溫馨、柔和的家庭感；同時透露出產品的色、香、味。整個企業標志準確的洋溢出溢對雀巢企業產品的市場范圍和企業宗旨理念的定位。

6.以行業性質、產品服務特色為題材，這類標志大多是用象形圖形較直接地表現企業的性質，德國第一大汽車公司奔馳汽車公司，它的企業標志就是一個方向盤，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汽車，并且整個企業標志簡潔大方，給人一穩重大氣的感覺，奔馳公司的企業標志不論從那個角度去剖析，都能稱作為汽車行業的經典之作。

7.以歷史傳說、地理風貌、人文環境為題材，這類標志的設計風格多帶有傳統、民族和地域特色。北京光大銀行的標志主體圖形取意于中國古代祈求豐年的天壇，表明北京銀行在北京誕生、成長，未來將以北京為中心走向全國、邁向世界。標志設計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代表誠信的圓形紅色印章造型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信用、遵守承諾的良好品德。整個標志設計動靜結合，內外兼顧，有如中國書法般流暢、遒勁，寓意著北京銀行順暢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象征京行人執行有力，氣魄非凡。標志中“B”的造型體現了北京銀行英文名稱“Bank of Beijing”的縮寫要。

第五章 企業標志設計中的形式美法則

企業標志的設計形式和風格已經多種多樣，我們也應從另一種角度上看，企業標志是藝術的，當然也是美的，“凡是美的東西都是按照美的規律創造的”。根據世界、理論界大多數人的理解，按照美的規律的創造就是即合乎客觀規律的，又合乎人類的主觀思維，還能在各個方面符合形式美的法則創造。企業標志設計的形式美感相同于其他設計，最根本的法則就是對立統一的，也稱多樣統一、變化統一，對建立統一是對自然美和藝術美的不同形態加以概括和提煉的產物，對立統一作為根本的形式美法則是客觀規律性的反應和人類主觀目的的要求。齊整統一的閱兵隊伍是美的，因為步調統一、動作統一的方陣，統一之下的每個成員都有著威武多姿的個人形象，這是統一中的變化，方陣隊形整體統一的推進，加上四肢的運動變化，構成統一的壯觀美麗畫面。這就是藝術形象上的絢麗動人。把我們所要認知的美感表達出來，就必須借助于不同的表現手法。

1.對比,是可以把兩個明顯對立的因素放在一起，加以對照、比較、互相襯托，使其更加突出各自的特征，平面設計中的對比，是把點、線、面、體、位置、空間、方向、大小、色彩等要素中差別程度大的部分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較，差別大的，對比強烈，差異小的，柔和統一，由此而來，就出現了色彩對比、大小對比、面積對比、形的對比、明暗對比等，對比強調差異，是刺激和引起注意的有效手法；

2.調和，是與對比相反的一種表現手法，它是把對比中的各種要素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強調共性的東西，調和能使畫面形成主調，從而產生完整統一的視覺效果，調和與對比一樣，也是分等級的，如強調和、弱調和和次調和，在世紀運用中，調和和對比往往交叉應用，以取得多樣統一的畫面效果；

3.反復，是相同或者相似要素的重復出現，“反復”產生于各種物象的生長規律之中，由他生成的均齊美感、秩序對稱是人們長期審美體驗的結晶，這種美的體驗和感受經常運用到企業標志設計中。

4.對稱，是人類最熟悉、最早掌握的美的形式之一，是幾千歷史文化創造出的構圖形式，對稱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共同要求，對稱布局嚴謹、規整，給人以合乎規律的永恒美感。5.均衡，是設計中常用到的。它以矛盾暫時相統一的視覺均衡，這種均衡是人們在長期的力學與均衡體驗中得到的，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造型要素的大小、形狀、重心、色彩、明暗不盡相同，均衡具有“定量的”變化美。

6.節奏，是企業標志設計中很重要的一種形式，本來節奏是對音樂和舞蹈而言，是具有時間現象的專用詞匯，現在這個形式美，我們也應用到了企業標志的設計中，造型要素按一定的間隔配列時，就會有運動的節奏，節奏能給畫面營造氛圍和帶來生氣，能生成積極的、活動的視覺現象。節奏和視覺順序有關，他能使人的視覺神經和肌肉不斷地去計量和聯系可見的視覺特征上的差別，如形狀、位置、方向、色彩等，或通過漸大漸小、疏松密集等進行不同形式的變化和組合，形成或者跳動的、或反復的、或連續的有規律的配列關系，創造出具有強烈節奏的美感。

第六章 企業標志設計中色彩的應用

企業標志設計中色彩的應用是品牌成功的階梯。因為除了形象的組合，最能給人深刻印象的就是顏色了。色彩能使人產生聯想和感情，不同的色調會對人有不同的心理影響。在企業標志設計中，利用色彩的感情規律，可以更好地表達出企業標志的視覺效果，喚起人們的情感，引起人們對企業及產品的濃厚興趣，最終達到影響人們傾心于企業產品的效果。在企業戰略世界中，企業標志色彩的神奇力量我們到處都能感受到，可口可樂公司選用紅色作為企業產品標志的主色，紅底白字的搭配有一種為之跳動的形態。可口可樂的企業標志的用色傳統，顯得古樸、典雅而又不失活力。而百事可樂則從另一個色彩概念入手，它選擇了藍色作為企業標志的主色，總所周知，藍色是精致。創新和年輕的象征，百字在藍底的襯托小赫然醒目，呈現出活躍、進取之態，百事可樂企業標志顏色與企業形象和定義到達了協調且完美的統一。企業標志設計中色彩的應用好處在此就發揮的淋漓盡致。因此，在進行企業標志設計時既要把握好色彩語言的合理應用，還需要明確色彩策略的實施不只在于追隨與趨從，而在于創新與引導；不僅具有美學價值，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標志信息的傳播效果。

結束語 企業標志的設計要素與一般商標是不同的，最重要的區別在于企業標志設計要素是借以傳達企業理念、企業精神的重要載體，而脫離了企業理念、企業精神的標志，只能是稱為一個圖形，從企業的理念入手，結合企業經營內容或者產品進行企業標志設計，使人們在與企業信息溝通上變得輕松和富有特點，形式美感也區域豐富和個性化，這與全球范圍內的標志設計新思潮相吻合。

現代企業標志共同的目的就是企業標志的設計是在小小方寸之間，濃縮了大量的信息，通過言、形、音、意、像的企業標志聚合體，從而達到使人們在與企業或企業產品信息的溝通上變得輕松和富有情趣。具有獨特感染力的企業標志就會像視覺盛宴一樣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