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主理解

民主的原意是一種與個別人專制獨裁統治不同的，實行“多數人統治”的國家形式。“多數人的統治”是指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的多數人。

民主的含義則是指一種國家制度。是指一定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的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有事物的國家制度。

教材上講到的“民主”，首先是指它的本意，即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通常又叫“民主制”。是一種與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國家制度。

歸納上述內容,民主的含義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國體意義上和政體意義上）；

第二，民主是同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實行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第三，民主總是一定階級范圍內的民主。

民主，是在特定的經濟關系基礎上保障公民的權利得到平等實現的政治形式。在階級社會中，它表現為以特定階級的利益為基礎，平等地實現統治階級成員政治權利的國家形式民主價值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們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當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選舉結果，但民主也要求保護各種自由權利、尊重立法機構、保障言論自由以及發布新聞和公正評論而不受政府檢查。如果在選舉中不同黨派未能得到充份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或者選民沒有獲得新聞的自由、也無法自由地考慮不同候選人的觀點，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選舉，這樣的選舉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機制，它并非一個孤立的、機械的由多數人實行統治之類的原則。

從這一角度來看，民主政治的優點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反映出人類社會中一些獨到的德行，這在其充份的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事實上，我們可以提出，民主政治從三個方面豐富了民主社會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類一般自由的組成部份，而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幸福生活當中，關鍵的一個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權利。政治和社會參與在人類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內在的價值。而阻撓人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實際上是對人們的一大剝奪。其次，如上所言（我曾與那種認為民主與經濟發展相互沖突的觀點爭論過），民主具有一種重要的工具性價值，能促使當政者傾聽民眾所表達出來的要求（包括經濟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實踐給公民們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從而有助于在社會中形成價值觀、并明確各類問題的優先順序，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即使是“需求”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包括對“經濟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眾中展開討論，需要交換不同的信息、觀點和判斷。由此可見，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內在價值、在政治決策中具有工具性價值外，它還具有重要的建設性價值。當我們講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時，必須同時考慮到民主在這三方面的貢獻。

若要把“需求”（包括“經濟需求”）所包含的內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綜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權利。欲恰當地了解經濟需求的涵義（其內容及影響），就需要在社會成員之間展開討論并彼此交換意見。在產生資訊充份、深思熟慮之選擇的過程里，政治和公民權利，特別是那些與保障言論、爭辯、批評及持異議的自由有關的權利，是核心的條件。在社會的價值形成和決定各項需要的優先順序時，上述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一般來說，我們不能把大眾的各種偏好視為既定的、與公眾的討論無關，不能無視在一個社會中當局是否允許有公開的意見交換和爭論。

實際上，在評估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公開對話的范圍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生育率過高的問題，在公眾中組織相關討論可以卓有成效

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證據證明，在識字率較高的邦，組織公眾討論高生育率對社區、特別是對青年婦女的生命的不良影響，對這些地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顯作用。如果說，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爾.那都邦，現在出現了小型家庭是現代社會的幸福家庭這樣的觀念，這無疑要歸功于一系列相關的公眾討論和爭辯。克拉拉邦現在的生育率是1.7（與英國和法國相同，比中國的1.9還低），實現這一目標完全未使用任何強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種新的價值觀的出現──在這一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政治和社會對話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識字率（比中國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別是婦女識字率，則是這種社會和政治對話的重要的前提條件。

人類社會里曾出現過各種各樣的苦難和剝奪現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社會手段而消除掉。當我們衡量人類自身的“需求”時，應該充份考慮到人類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的種種困苦境遇。例如，我們會覺得世界上有許多東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話我們也會把這些視為一種需求。我們甚至會想到“長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樣用上三千年時間去探討經書中的奧秘。但是，我們畢竟不會把“長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為那很明顯是不可能的。我們了解有些剝奪現象是可以預防的，也懂得如何這樣做，而我們關于需求的概念是與此密切相關的。在關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別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否可行）這類問題上，我們要形成共識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眾討論。政治權利，包括言論和討論的自由，不僅在產生對需求的社會認知時是關鍵性的，而且在確定經濟需求的含義時也是至關重要的。

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對的，那么，民主的訴求之所以有高度的價值，就不僅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優點。民主的優長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參與在人類生活中具有內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種重要的工具，能產生激勵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對他們負責；再次，在形成價值觀念以及形成民眾對需求、權利和責任的理解的過程中，民主具有建設性的作用。根據這一判斷，現在我們可以提出本文欲表達的核心問題，即為什么說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并非人人都認同民主的絕對重要性，若把民主與其他我們關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這確實是事實，在此問題上人類并無完全的共識。而在有些人看來，這種缺乏共識的現象就充份證明，民主的價值觀并不具普適性。

顯然，我們必須從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入手討論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適性的價值呢?若有一種價值被視為有普適性，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人人都得對此價值表示贊同呢?如果確實必得如此，則世界上恐怕就沒有什么具普適性的價值了。據我所知，世界上沒有哪種價值未曾被人反對過，即便是對母愛大概也不例外。我認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適性意義，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贊同，所謂的價值的普適性，其實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視之為有價值的理念。

當甘地宣揚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適價值時，他并不認為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們有充份的理由承認這一理念是有價值的。同樣地，當泰戈爾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適價值時，他并沒有說人人都接受了這一觀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夠的理由去接受這一理念，而泰戈爾畢生都在為探求、表述和傳播這樣的理由而努力。[6]從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關于某理念具普適價值的主張都會涉及到一些反事實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別是當人們對這樣的主張尚未充份

思考之時，他們未必會從中發現其價值。不光是在民主的價值普適性問題上，所有關于普適性價值的主張都有這樣的隱含性前提假設。

我想說明的是，在二十世紀里所發生的最大的對民主的態度之轉變，正是與這個常見的隱含性前提假設相關的。當考慮到一個國家尚未實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眾也沒有機會實踐它時，現在通常會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變成現實時，人民就會認同它。而在十九世紀，典型的情況是不會采用這樣的假設，而那時被視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種預設式（default））在二十世紀里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同時也應注意到，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觀察二十世紀歷史的基礎之上的。隨著民主的擴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來越多，而不是日益減少。民主制度從歐洲和美洲發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許多遙遠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積極地參與到民主政治當中去并接受了這一制度。不僅如此，一旦某一現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議這一政治變化的活動常常遭到粗暴的鎮壓，廣泛的抗議活動也仍然會此起彼伏地出現，許多人寧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為恢復民主而戰。

有一些人質疑民主的價值普適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贊同，而是各國的國情不同。他們所講的不同國情有時是指一些國家的貧窮狀態。他們的觀點是，窮人感興趣的和關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這種時常聽得到的說法有兩大層面的錯誤。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對窮人來說，民主的保護性作用顯得特別重要。當饑荒的受害者面臨饑餓的威脅時，這是非常明顯的；對那些被金融危機從經濟階梯上甩下來的貧民來說，也是如此。有經濟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樣需要在政治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民主并不是一種非得達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如果窮人有選擇的話，他們寧可拒絕民主。有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試圖用同樣的觀點為它宣布的“緊急狀態”（以及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壓制）辯護，在隨后的選舉中選民們圍繞著這一問題分成了兩個陣營。對印度的民主制度來說，這是一場命運攸關的選舉，選舉中主要的爭議就是實施“緊急狀態”的問題。結果，雖然印度也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印度選民們的多數堅定地拒絕了政府壓制政治和公民權利的企圖，他們挺身抗議政府忽視民眾的自由和權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經濟剝奪方面。印度的現實完全駁斥了這種窮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權利的說法。若觀察韓國、泰國、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結論也并無二致。同樣地，雖然非洲的許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條件允許，那里就會出現反對政治壓迫的各種運動和抗議活動。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即不民主的體制能更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設”，因為新加坡的領導人、前總統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確實，有一些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如韓國、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高于許多非威權體制的國家（包括印度、牙買加和哥斯達黎加），從這個意義來講，李光耀當然是對的。然而，這個“李氏假設”是以零星的經驗觀察為基礎的，是根據高度選擇性的、有限的信息歸納出來的，它并未經過任何以現有的大范圍數據為基礎的一般性統計檢驗。要證明威權體制和經濟高增長的關系具有普遍性意義，就不能用高度選擇性的資料去論證。例如，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

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做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博茨瓦納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我們需要做更系統的經驗研究，以便從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駁“李氏假設”的證據。

實際上，并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證據能證明，威權主義的統治和對政治及公民權利的壓制真的對經濟發展有益處。確實，從普遍的統計資料中不可能歸納出這樣的結論。系統性的經驗研究（比如由羅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亞當.普熱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結果從未真正支持過這樣的觀點，即在政治權利和經濟表現之間存在著普遍性的沖突。[2]究竟政治權利對經濟表現的影響為何，似乎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統計調查發現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弱的負相關，而另外一些統計研究卻發現兩者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如果把所有的比較研究的結果放在一起，關于經濟增長與民主之間沒有明顯的彼此影響的假設還是相當有說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與上述研究相關的努力決不會遭到忽視。[3]

這個問題也涉及到經濟研究方法的一個基本要點。我們不僅應當從統計上看相關程度之大小，還應當考察和分析關系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因果性過程。現在，學者們已經對導致東亞地區各國經濟成功的經濟政策和環境因素有相當多的了解。雖然不同的經驗性研究所關心的重點不一樣，但目前學者們已經就一份對經濟發展“有助的政策”清單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在這個政策清單上有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由公共部門對投資和出口提供激勵、高識字率和中小學入學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進廣泛參與經濟擴張活動的社會條件等。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項會與更廣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韓國、新加坡或中國那樣的威權體制來強力支撐。實際上，有一項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寬松的經濟氣氛，而不是一個更嚴酷的政治體制。

要完成這一研究，就必須超越狹隘的關于經濟增長的觀察，而應更寬泛地分析經濟發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經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需要。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就要一方面看政治與公民權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經濟災難的預防，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政治與公民權利能給予人民必要的機會，以要求政府注意社會上的需要并采取相應的行動去滿足這些需要。政府對其人民遭受苦難時的反應往往取決于人民施加的壓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權利（如投票、批評、抗議以及其他的類似權利），確實直接關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激勵去關心人民的苦難。

我在別的地方也提到過一個明顯的事實，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4]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后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范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里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發生的兩場大饑饉中，一場在北朝鮮，另一場在蘇丹，可以說，也出現了同樣的情形。

饑饉經常看上去與自然災害有關，而新聞記者也常常把饑饉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自然災害:在失敗了的大躍進期間中國出現了洪水災害，在埃塞俄比亞有旱災，而在北朝鮮則是谷物歉收。然而，許多同樣遭受到類似自然災害的國家，甚至其災情更重，卻能有效地避免饑饉的發生。因為，對選民負責的政府必須積極地采取措施以幫助人民、減輕饑餓的威脅。在一場饑饉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窮人，所以政府可以通過創造收入（例如，通過就業計劃等）、讓潛在的受饑饉威脅的受害者獲取食物，從而使窮人免于餓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窮的民主國家里，萬一遇到了嚴重的旱災、水災或其他自然災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韋和博茨瓦納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讓人民得到食物而從未出現過饑饉。

如果采取認真的努力，要避免饑饉其實是很容易的。而一個民主政府由于必須面對選舉和反對黨及獨立的報紙的批評，所以除了積極努力地避免饑饉以外別無選擇。處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直到獨立之時都饑饉不斷（最后的一次饑饉發生在1943年，是印度獨立前四年的事，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曾目睹了饑饉時期）；然而，自從印度建立了多黨民主政治和實現了新聞自由之后，饑饉就突然消失了，這樣的結果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書著中，特別是在我與讓.德熱茲（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談到過這些問題，在這里就不再贅述。[5]避免饑饉實際上只不過是民主政治可以解決的諸多問題之一，當然舉這個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權利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現經濟和社會性災難。如果一個國家諸事順利、一切都走上了軌道，人們或許不會特別注意到民主的這種工具性作用。但當形勢因種種原因變壞時，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勵機制就顯現出巨大的現實意義。

我相信，從中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教訓，即許多經濟技術官僚主張使用由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制，但卻忽視由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制，這意味著實行一種極不平衡的制度基礎。當一個國家運氣不錯、未經歷嚴重的災難、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由此會產生不安全的危險，這時哪怕一個國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潛伏著這類危險。

最近東亞和東南亞發生的問題就是實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這在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首先，在這一地區的某些國家（包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里，金融危機的發展與商業上缺乏透明度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在金融運作方面缺乏由公眾參與的監督。沒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輿論監督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這場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全面衰退時，在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里，民主制度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顯得極為突出了，這與民主國家可避免饑饉是同樣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亞，很多人被這場經濟衰退剝奪而生機困難，當權者卻根本不理睬他們的訴求。

這些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都達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許在金融危機中國民生產總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經濟收縮的負擔不是由全社會分擔，而是集中壓在承受力最低的失業者或社會上的過剩勞工身上，那么，哪怕經濟增長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會使數百萬人陷入悲慘境地，甚至奪去人們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亞的情勢一帆風順時，這些社會地位脆弱的人們或許不覺得沒有民主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但在沒有民主的社會里他們的聲音被壓抑住了，而危機來臨時所帶來的沉重代價就會輕易地壓倒他們。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發揮作用時，他們才體會到了沒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第二篇：如何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如何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如何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1945年，抗日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風塵仆仆地從國民黨統治的重慶來到延安。面對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團結、向上的新氣象，他連連贊嘆“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從歷史上看，許多新興力量和團

體往往創業時齊心協力、朝氣蓬勃，而事業成功后卻松懈渙散，終至“人亡政息”。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回答和解決好的一個難題。

4年后，隨著全國的解放，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新的執政實踐中，我們黨一直在探索和破解著這個難題。面對新世紀以來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新理念。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黃炎培難題”的新求解。

科學執政是前提

“黃炎培難題”實質上提出了一個黨如何執政才能保持長治久安的問題。它觸及的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也就是黨對國家政權、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進行領導的體制、機制、途徑和方式。講求科學，是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學執政，強調的是執政要合乎規律性，用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來配置和運用權力、治國理政。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過程中，要不斷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建立在更加自覺地運用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

執政為什么要講科學？道理很清楚，事物發展都是有規律的，只有尊重科學即尊重規律，才能保證事物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執政也是有規律的，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的執政者，有的執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無數次反復，這里自然有可循規律。

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新知識、新事物層出不窮，執政活動要遵循的規律更為復雜，既要尊重經濟規律，又要尊重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解中，“科學執政”被排在了最前面。這是新的時代條件下破解難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學執政涉及許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制度保證和方法運用。

首先，要有科學的執政理論。一個執政黨要想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科學的執政理論的指導。

其次，要有科學的執政制度。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科學的執政制度，能夠有效地防止執政活動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優化資源配置，減少執政成本，提高執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學的執政方法。毛澤東同志說過，如果我們的任務是過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橋。這里強調了方法的極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橋建造得不科學，不僅不能幫我們渡河，還會把我們傾覆在河中。科學的執政方法是黨的執政思想、執政制度在執政實踐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有效途徑。要在具體的執政活動中，積極探索有利于實現科學執政的方式方法，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民主執政是本質

民主執政，就是黨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強調的是把執政放到現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來考察、來實施，通過民主的制度和程序來運用權力、管理國家。

民主執政體現了黨執政的本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黨執政以后，一方面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更好條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脫離群眾的危險。因而，黨成為執政黨后最根本的問題，是能不能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關系到人心向背的大問題。只有堅持民主執政，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民主執政，既要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來規范和保障，也要通過一系列的方法措施來體現和落實。

依法執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國出臺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這就是《行政許可法》。它的出臺，標志著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實質性推進。今后，政府無論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許可法》是否許可，沒有許可的就不能做。這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依法執政是時代的要求。現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中國共產黨提出依法治國，就是要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過程中，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絕不謀求憲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權。

依法執政也是實踐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任何看似自由的競爭活動，其實都是在規則的約束下進行的，都是有法律規范的。黨要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就必須適應經濟活動這種市場化、法治化的發展趨

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任務，更需要我們提高依法執政的本領，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調整各種社會利益關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內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

依法執政，就是要維護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強調的是執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運用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和社會。要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三者并舉整體推進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科學執政是前提和基礎，不論是民主執政還是依法執政，都要講究科學、依靠科學，增強科學性和合理性。民主執政是核心和實質，科學執政和依法執政，都是圍繞這一核心進行的，最終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民主執政。離開了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和依法執政就會失去根本意義。依法執政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的基本途徑和保障。無論是科學執政還是民主執政，都要嚴格依法辦事。

要貫徹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

一是要深化對執政規律的研究。緊緊圍繞“為誰執政、靠誰執政、怎樣執政”這個重大問題，總結執政經驗，借鑒國外政黨執政的有益成果，從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基礎等方面開展深入系統的研究，不斷進行理論概括和提煉，完善黨的執政理論體系。

二是要積極推進改革，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完善黨的執政體制和機制，既要理順黨內權力的授受、運行和制約體制，也要構建黨的權力在國家政權體系中的運行機制，提高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

三是要不斷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既要著眼于發展黨內民主，也要著眼于實現人民民主；既要保障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管理的權利，也要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要廣泛征詢意見，充分進行協商和協調；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事項，要認真進行專家論證、技術咨詢和決策評估；對同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決策前要進行公示、聽證，擴大群眾的參與度。好范文版權所有

四是要樹立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處理執政黨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政協機關的關系，依法處理執政黨與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依法組織和領導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

第三篇：理解民主與集中的關系

尊敬的黨組織：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民主和集中，二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只有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讓各種意見和方案都講出來，才能進行比較和鑒別，把最好的意見和方案吸收到決策中，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實現黨內的正確的集中。集中離開了民主這個前提和基礎，就會變成獨斷專行，形成的決議和決定會帶有許多主觀主義的因素、給工作造成失誤，挫傷黨內外群眾的積極性。

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和歸宿。沒有正確集中的指導，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沒有集中的指導，民主不會有正確的方向，沒有集中，黨就會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黨的一切活動都無法進行;黨章明確規定的黨員民主權利就可能遭到破壞，行使民主權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黨的正確決策就不可能成為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統一意志，更談不上貫徹執行的問題。可見，集中是民主自身的要求，是實行民主的保證和指導。此外，發展黨內民主，目的之一在于調動廣大黨員積極性，使黨作出正確的決策并得到貫徹執行，以實現黨的目標。從這一點上說，集中又是民主的歸宿。

上述兩個方面都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可以這樣說，民主的過程就是集中的過程，沒有集中也就沒有民主。當然，民主作為基礎和前提，必須決定、制約集中，并通過集中來反映自己的存在;而集中作為結果，只能服從民主，接受民主的制約，并體現民主的要求。這是由民主和集中的不同功能決定的。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

第四篇：如何理解民主與集中相結合

如何理解民主與集中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根本制度，它源自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項條件。作為共產國際加入條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寧提出來的。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寧所說的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學習時報》第422、423期）。

中國共產黨從“七大”開始，就在黨章上對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機制作了表述，說“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從“十四大”開始，黨章又在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結合”的字樣。黨章上的這項表述，是對列寧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的科學概括。

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是間接民主制度的產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確定為黨的管理形式，只不過由于黨員人數眾多，地域遼闊，整個黨不能只設一級組織，實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須設多級組織，實行間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解決了。但是，實行間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結構形式，黨的權力才能運行。那么，黨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結構形式呢？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有人主張采用分權型的結構形式聯邦制和自治制，列寧主張采用集權型的結構形式集中制，他認為，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政黨不應當是一個結構松散、任由每個組織各自為政的黨，而應當是一個統一集中、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的黨。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爭論，聯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寧所主張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載入了黨章。

由于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個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黨的各級組織既要實行民主制，又要實行集中制。但是在對待這兩種制度的態度

上，上級機關和下級機關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傾向。一般說來，上級機關偏愛要求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礙手礙腳”，它們不愿意受到制約。下級機關的傾向相反，它們偏愛能讓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歡要求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制，它們不愿意受到管束。為了防止黨的權力機關出現異化，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根據上級機關和下級機關地位的不同，對它們如何實行民主和集中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要求，對上級機關的要求是，實行集中制要以實行民主制為前提，對下級機關的要求相反，實行民主制要以實行集中制為前提。所謂實行集中制要以實行民主制為前提，是說，上級機關要求下級機關服從自己，首先自己必須實行民主制。列寧所說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貴族制相對而言的政體形式、政治制度。權力機關實行民主制，就要體現應當由權力機關體現的、使民主制區別于君主制和貴族制的基本特征。這樣的特征有三項。

第一，必須選舉產生，選舉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啟動方式和必要條件。列寧把公開性和選舉制視為民主制的兩個標志（《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頁。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頁碼），他把建立在選舉制基礎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稱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頁）。列寧強調選舉制對于民主制的意義，是因為，與君主制和貴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權力機關只能由選舉產生。正因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實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選舉制和代表式民主制總是相提并論，形影不離。

第二，必須集體決定重大問題，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是民主制的權力運作方式。列寧說：“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權力”（第37卷第67頁）。所謂“人民掌握權力”，在間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權力機關即代表機關集體決定重大問題。集體決定重大問題是民主制區別于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權力運作方式。在權力運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體決定重大問題，而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決定重大問題，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貴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貴族集中制。

第三，權力的行使必須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權謀私，決定問題要符合實際，這是民主制的根本屬性。列寧說：“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第30卷第383頁）。他在這里說，民主（制）就是：行使權力、決定問題要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直接民主制度下，這一點不成問題。因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權力行使者和權力所有者是同一個主體，他們在行使權力即決定問題時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始終在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這里不存在以權謀私的問題，因為謀私就是為大多數人自己。這里也不存在脫離實際的問題，因為人們決定問題都從實際需要出發，不會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會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但是在間接民主制度下，情況就不同了。在間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權力行使者和權力所有者不再是同一個主體，而是兩個主體，權力的行使既可能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離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當出現后一種情況的時候，它可能表現為以權謀私，而權力行使者一旦成為只為自己謀利益的特權階層，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權階層的集中制。權力的行使背離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除表現為以權謀私外，還表現為決定問題脫離實際，表現為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而權力行使者一旦成為徹底的官僚主義者，或徹底的主觀主義者，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義者的集中制，或主觀主義者的集中制。

第五篇：怎樣正確的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

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

李萍

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的共同追求，這是一場艱難困苦的漫長征途。千百年來，人們為了實現民主、自由、人權前仆后繼，為之獻出最神圣的感情，最美好的青春,以至熱血和生命。

民主、自由、人權，核心是民主。“民主”一詞起源于古希臘文，由“人民”和“權力”兩詞合成，意為“人民的政權”，是 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民主”這樣的定義：在統治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制度。可見，民主只屬于統治階級——資本主義民主屬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人民，所以社會主義民主屬于廣大人民。因此，民主不等于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只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任何一種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

民主的形式是多樣性的，沒有統一的標準。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沒有特定的形式，民主的實質性內容就體現不出來。社會主義民主是多數人的民主，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高形態的民主，它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民主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政治程序和政權性質相一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是為廣大勞動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它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廣大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獲得了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是真實的民主。它公開承認自身的階級性。社會主義的民主具有廣泛性和真實性，它能使得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

民主既是一種國家制度，又是一種民主意識，是制度和意識的統一。不管是資本主義民族還是社主義民主，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都不容許動搖它的現有制度，都不會給它以“顛覆力量”以民主。

自由”通常講政治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范圍內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權利。“民主”是政權的一種構成形式，“自由”則是政權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自由”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上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一個是哲學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對于客觀規律的認識并用來對客觀世界進行改造。前者是權利，后者是素質和能力。

自由同樣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其實際的內容。西方標榜是自由世界，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人民只能說具有形式上的自由權利，實際上真正通行的是財富的自由，誰占有金錢、財富，誰就擁有權利和自由，愈是有錢就愈有自由。無錢無權無勢的廣大貧苦百姓總是被關在“自由”的大門之外。沒有享受到他們應該享有的自由的權利.社會主義制度

下,社會主義自由解決了資本主義自由無法解決的最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實際行使自由權利的問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政權在人民手中,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有制為主體,從經濟基礎上鏟除了金錢對自由的束縛。與此同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開辟了人類自覺創造歷史的新時代,使人們在思想上獲得了空前的自由。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自由,必須不斷克服官僚主義、以權謀私和利用職權對人民自由的踐踏.人民要珍惜自己的權利,不斷提高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的覺悟和能力.一是政權建設，要處理好民主政權和公民自由的關系，不斷克服官僚主義、以權謀私、打擊報復和其他違法行為對于公民自由的踐踏；一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權利，不斷提高行使自由權利的能力和覺悟。我們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比較落后，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民主意識淡薄，小生產習慣勢力、封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還有影響，致使不少人不能正確行使自由權利。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問題，有的放矢地加強工作，加快建設,提高全民的民主、自由意識.很多人都知道這句來自西方人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為了自由，從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位子犧牲。

說到民主、自由，我們自然而然就會想到人權.自由以人權為載體，人權以自由為內容，“人權”泛指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權利，人權的基礎是生命的生存和發展，沒有生存權，其他人權均無從談起.我們強調，人權不僅包括個人權利，還包括集體人權，不僅包括政治權利，而且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權利。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組織扶貧開發，解決了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它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對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高度重視。人權是具體的,相對的,不是抽象的,絕對的,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經濟發展,歷史傳統,文化結構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有很大關系。經濟文化落后,即使有了先進的社會制度,人權的實現程度也會受到限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主要內容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社會主義制度同人權有著本質的一致性；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人權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人權是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統一，個人人權是集體人權的基礎，集體人權是個人人權的保障；人權的核心是平等；人權的根本保障是法治；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必須同各國國情相結合。

民主自由和人權都不是決對的都是相對的··相對于監獄里的人，我們都是自由民主的，我們都有人權···但是相對于有些人來說，我們這些平民是沒有自由的，沒有民主，沒有人權···甚至連言論自由也是沒有。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發展，都要通過國家政權，依賴國家政權。只有人民掌握政權，鞏固和發展政權，人民才會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權利。

總之，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本質上優于和高于資本主義，在實現民主、自由和

人權方面不受資本和金錢的束縛。

民主、自由、人權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經濟發展、歷史傳統、文化結構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有很大關系。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充分實現也需要有一個歷史過程，需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步創造條件，同時需要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具體實現形式，以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當家作主。由于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比較落后，我們現在建設的社會主義還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的經濟文化條件很不充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成果和根本任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列主義民主觀、自由觀、人權觀為指導,緊密集合中國國情,著眼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的,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新中國成立60周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偉大歷程雄辯地證明，堅定不移的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和發展人民權利，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社會導向、社會競爭系統，是中國社會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的根本原因。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取得卓越的成就，為早日實現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共產主義奉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