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迷失與追尋

迷失與追尋

——論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根”性情結

（專業：現當代文學）

摘要：旅美華人於梨華被批評家稱為“無根的一代”的表現者，她的名字更是成為“留學生文學”的代表，縱觀其作品我們能深深地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根”性意識。她的作品《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更是以獨特的氣質，把這種“根”性意識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於梨華用一雙中國人的眼睛觀察移民美國的中國人的生活，向我們展示了“無根一代”的困惑與追尋，也使我們體味到了海外游子們濃濃的“根”性情結。關鍵詞：於梨華、尋根、情結、困惑、追尋

關于“尋根”現象無論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在臺灣文學中都有重要闡述。一些文人學者更是借“尋根”，試圖尋找在新的歷史境遇下回歸精神家園、解決精神危機的道路。正因為如此，對于想回歸精神家園，回歸祖國懷抱的早期美華留學生，“尋根”便成了反復吟詠的主體。這也使我們了解到了那個時代海外游子們濃濃的“根”性情結。被譽為“留學生文學的鼻祖”的臺灣作家於梨華，更是以其赴美留學經驗作為創作的首選，成功表達出了“留學生”們的這種“根”性情結，引起了文壇廣泛的注意。於梨華從1953年去美國留學后一直旅居美國，這段生活成為她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中一段獨特的記憶，也自然成為她創作的素材。她結合自己的豐富閱歷，以其細膩的筆觸展示了留學生在異國他鄉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痛楚以及與傳統文化失去聯系后的“缺失感”。她的代表作《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則真實描寫了海外游子的思想、情感、心態，反映了“失根一代”的迷茫與困惑，表現出了海外游子們的“尋根”情懷。下面就從兩個方面論述《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的“根”性情結。

一、失根后的困惑

“根”的意識不是狹隘的，不是某一個民族所獨有的，而是全人類所共有的一種文化情結。它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得以延續的必要條件。可以說“根”是任何一個民族的靈魂。作為臺灣人也好，作為香港人也好，也同樣是中華兒女，需要有民族共同的“根”維系他們的生命。《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無論是海外游子牟天磊，還是與丈夫在美國生活的佳利，他們身處美國強勢人群中，遠離母體文化，會感到孤立，他們在精神上是被放逐的一群。正因為如此，他們雖然身在異地，心卻在他們生命開始的地方——中國，并且是深深根植的地方，在美國他們有一種難以言明的“失根感”。而隱藏在“失根感”的背后，則是深深的困惑。《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處處描寫了牟天磊從美國回到臺灣后，面對眼前的一

景一物、一言一行觸景生情所引發的感想，那種“覺得自己仍是一個客人，并不屬于這個地方”的感覺時時環繞著他。在他的意識深處不但抗拒著美國，也同樣抗拒著帶有“崇洋之風”的臺灣。文中曾寫到牟天磊隔海眺望大陸，在他眼里“祖國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想起來的時候心里充滿了哀傷又歡喜的鄉思的一種凌空的夢境”。在牟天磊的內心始終隱忍的是對祖國的向往之情，正是這種向往，讓他倍感自己的生命之根似有似無，也深深地傳達出了一種“失根”后的困惑。這種困惑帶來的是苦悶彷徨的心情。像牟天磊這樣的一代，他們因為崇洋風氣席卷臺灣，加之對臺灣政治和經濟的雙從失望，紛紛涌入歐美，去往異地他鄉圓黃金夢。然而當他們帶著美好的理想來到美國，卻最終發現美國“既非樂土，也非天堂”。這批臺灣青年，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加上生活環境的突然轉變，他們只能以“邊緣人”的身份徘徊于東西兩種文化之間。一方面是與其所熟悉的傳統文化失去了聯系，另一方面又無法融入西方的文化氛圍中，加上生活習慣、倫理道德、風俗人情等諸多方面的不同，使他們在美國強勢人群中無所適從。正如像牟天磊所說：“和美國人在一起，你就感覺到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們起勁的談政治、足球、拳擊，你覺得那與你無關。他們談他們的國家前途、學校前途，你覺得那是他們的事，而你完全是個陌生人。”正是這樣的感覺使牟天磊這樣的留學生對自己在美國的生活產生了迷茫。當他回想他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后，竟沒有喜悅而是“只覺得心里充塞著的僅是惶然，僅是空茫。”十幾年在美國，牟天磊撿過垃圾，當過搬運工，掃過廁所，各種辛酸苦辣都嘗試過了，但最后這位新聞學博士只能教初級漢語。他不明白在美國想要什么，難道僅是學成業就。不，這不是他想要的。他的理想是當作家。可在美國輪不到他去施展才華，因為他的“根”在中國。在異地美國“無根”可扎的“失根感”緊緊包圍著他。為了尋求解脫找到真正的自我，他借機回到臺灣，然而臺灣的變化又使他有種脫節的感覺，種種所見所聞更是引起了他心里的波瀾，除了校園里那幾棵棕櫚，一切都變得陌生。在美國沒有歸屬，在臺灣也找不到“根”，大陸過不去，就像夏志清所說，“故土大陸遙不可及，臺灣太小又沒有機會，而美國又不是自己的文化的土壤這些原因所帶來的志氣消沉”，于是，牟天磊這類無處為家處處家的漂泊者就深深的陷入了迷茫、困惑和悲愴中。他的困惑、他的迷茫我想也正是代表了那時赴美留學的所有海外學子的心聲，典型突出了“失根一代”的精神苦悶。正如於梨華所說“別問我們為什么回去。為什么回去與為什么出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迷惑。”我想在苦悶、迷惑的背后隱藏是他們無法割舍的“根性”情結。

二、寂寞中的追尋

在整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寂寞感就一直纏繞在天磊的左右。在美國，潛在于美國社會各種場合或隱或顯的種族歧視以及美國人毫不掩飾的民族自豪感，阻礙著牟天磊身

上的中國式的情思和思想行為，使他產生“失根”的孤獨與寂寞，同時也使他抗拒對美國的認同。牟天磊不認同別人把美國當天堂當樂土。他對意珊說過“才回來不久，我發現一般人崇拜美國的心理到了畸形的程度，一樣東西，只要沾上美國兩字，就都是好的。”他更曾開玩笑嘲諷的說：“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美國的西瓜當然比中國的甜羅！”這些都是牟天磊在美國歷經了滄桑和寂寞的折磨，看透了美國的現實后的真實心態。他認為美國再好，也不是中國人應該扎“根”的地方，中國才是中國人真正的“天堂”。正是這種心態使牟天磊在美國備受煎熬，他覺得“我是一個島，島上都是沙，每顆沙都是寂寞”。在美國他深深感到了融入不進去的寂寞，這種寂寞“比霧還迷濛、比海還浩瀚、比冰還要寒心”，為了逃避寂寞他也做過努力。他盡量不使自己閑下來，不去人多的地方，忙學校的事情，騎車兜圈子，直到深夜才回寓所，累得不能想，只能沉沉睡。但寂寞無邊無際，任憑什么都填不滿。回到臺灣的牟天磊本來渴望在這里找到歸屬和安慰，從而消除那無邊的寂寞，然而在這里天磊看到的是上自大學生下到廚師，都以洋為榮，以洋為美。他發現“自己仍是一個客人，并不屬于這個地方”，他仍然是站在“漩渦之外的陌生客”。其實，這種寂寞感歸根到底是“無根”所帶來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有著共同的“根”，然而當時臺灣極度的崇洋，這嚴重的削弱了它的“根性”。這樣的時代就造成了牟天磊這一代人成了“失根的一代”。當然“失根的一代”知道他們的“根”在哪里，臺灣割斷不了與祖國血濃于水的親情，他們的“根”深深的根植在中國。就如當天磊在美國佳利住處聽到幾張舊中國唱片時“眼淚匆促地奔流下來。” 毫無疑問“根性”情結在這里獲得了一個最為真切的顯現。牟天磊回到臺灣雖然這里的變化讓他游離在去留之間，但他從猶豫到堅定的留下來，就是堅信憑借幾代人的努力，他們曾經深深值下的根會找到的。

總的來看，《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在“尋根”的出路問題上雖然表現得不是十分明了，天磊最后決心留下來為祖國的文化建設做點事，多少是因為邱尚峰的死。但是不能否認天磊這“失根的一代”對“尋根”始終抱有著夢想。有夢想就有希望，總有一天這一代人會找到自己的“根”。同時《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也傳遞出了臺灣同胞要求葉落歸根的信息，道出了他們回歸大陸，祈求實現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心聲，而且臺灣回歸大陸也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1劉桂茹．在中國記憶與北美經驗間游移[J]．廈門理工學院學報，2007○

2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

3夏志清．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序[M]． 香港：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89○

4李斌，李英姿．“無根一代”的感傷代言[J]．林區教學，2008○

第二篇：小村官的迷失與貪婪

小村官的迷失與貪婪——太原市公布三起城中村

干部腐敗案件

閱讀提示

眼下在太原，“城中村”已經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繞不開的一道坎兒。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儒林近期在太原調研時對城中村問題格外關注，要求開展“太原城中村調查”。太原市委、市政府和各級黨委、政府、紀委、司法機關把查辦城中村腐敗案件作為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案件查處力度，確定了一批城中村重點案件，責任到人，一查到底。太原市紀委繼11月初公布3起涉城中村案件后，11月27日再次公布3起已查結的城中村干部腐敗案件。借機違規合作，沆瀣一氣入牢籠

土地開發利潤豐厚，特別是借城中村改造“133”政策，違規合作、共同開發，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2008年9月，山西世紀龍房地產開發公司負責人杜衛東為了能夠與小店區小店街辦范家堡村簽訂合作開發該村“133”項目城中村改造工程協議及工程的順利進行，先后分3次向該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杜潤根等3人行賄234萬元，其中，杜潤根160萬元；支部委員趙貴林40萬元；報賬員邊培強34萬元。2014年11月，趙貴林、邊培強均被給予開除黨籍處分。杜潤根目前在逃。邊培強、趙貴林因受賄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和五年六個月。

杜衛東的另一個身份是太原龍城電影發展（集團）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理應模范遵守黨紀國法，但卻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杜衛東被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司法機關以行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房地產項目未開發，先收好處費500萬

2010年4月，為了保障濱河西路南延工程的順利進行，晉源區晉源街辦北瓦窯村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就地安置方案正式獲批，這本是一件有利村集體長遠發展的好事，可是卻有人打上了歪主意。

2010年6月，時任北瓦窯村村委會主任的牛計娃，利用其協助政府對北瓦窯村進行城中村改造的職務便利，代表村委會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城中村改造聯合開發意向書及補充協議，打算對該村所屬土地進行聯建開發。隨后，牛計娃及其妻子李潤蘭伙同村治保主任李海燕，副主任牛已生、李四全和出納王建平等人，在村民、村委會不知情的情況下，以前期開發費用的名義，收取該房地產開發商好處費500萬元。司法機關以受賄罪判處牛計娃有期徒刑14年，李潤蘭有期徒刑11年，李海燕有期徒刑7年，牛已生有期徒刑5年，李四全有期徒刑5年6個月，王建平有期徒刑5年6個月。占地冒領中飽私囊，監管不力一同問責

2007年，杏花嶺區中澗河鄉東澗河村被太原市政府列為 “城中村”，2012年改制為社區居委會。東澗河村原書記賈月清、原主任賈全順，未經村民會議討論通過，非法占地475.76畝進行開發建設牟利，并采取虛報冒領手法騙取國家退耕還林補助款56.51萬元，同時對土地承包人欠繳土地承包費、租賃費2605.87萬元承擔直接責任。賈全順利用職務之便，私自挪用公款14.5萬元借于他人。賈月清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賈全順被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領取國家退耕還林補助款需要層層審核，可就這中間的“把關”環節稍微松一松，造成的便是國家的損失，丟的就是自己的“飯碗”。中澗河鄉經管站站長楊世卿，在處理東澗河村申領退耕還林補助款時審核不細，為其發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知情后既不制止，也未向相關領導報告，其行為已構成失職錯誤，被給予行政撤職處分；中澗河鄉農業辦主任聶利勝把關不嚴，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杏花嶺區林業局原副局長張國生履職不到位，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同時，對虛報冒領的退耕還林款56.51萬元，責成全額退還財政。該案共涉及區、鄉、村干部11人，移送司法機關5人，追繳涉案款2605.87萬元。

編 后

城中村腐敗露頭就打

“城中村”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一種特殊的二元地域空間，村民變成了“失地的農民”，土地又變得寸土寸金。從征地、拆遷補償到修路、建橋，村干部協助政府分配利益的項目、金額越來越大，隱匿于其中的腐敗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城中村改造變成滋生腐敗的“沃土”值得警醒！

從此次公布的3起案件來看，杜潤根等身居服務群眾最前沿的小村官，本應擔當起改善民生、維護群眾利益的重任，然而，他們卻一步步迷失了自我，丟失了理想與信念，墜入腐敗的深淵，為黨紀國法所難容。太原市迅速形成并持續保持反腐敗、狠剎“四風”、掃黑除惡的“三個高壓態勢”，對城中村中的腐敗問題露頭就打，必將為打贏“城中村”改造這場硬仗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

第三篇：人性的迷失與回歸

人性的迷失與回歸

——析《罪與罰》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形象

[摘要] 拉斯科爾尼科夫是19世紀俄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罪與罰》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犯罪前后混亂、近乎癲狂的心理活動，從主人公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墮落、迷茫、糾結、搖擺以及最終的回歸。本文擬聚焦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從犯罪到自首乃至最終獲得精神的新生這一坎坷漫長的心路歷程，旨在探討人性迷失的原因及其回歸的途徑。

[關鍵詞] 人性的迷失；人性的回歸；《罪與罰》；拉斯科爾尼科夫

《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一個高峰，是其第一部成功的社會哲理小說，酣暢淋漓地剖析了一個罪犯大學生的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同時，也描寫了掙扎在城市底層的“小

前人物”們窘迫的生活狀況及其扭曲的不幸的心靈，是一部“浸透著血和淚的社會悲劇”[1]（言1)。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罪人”拉斯科爾尼科夫出身于外省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家庭，在彼得堡的大學里讀書。由于生活拮據，暫時租賃了一間狹小寒磣的陋室，后被迫中途輟學。平日主要靠母親省下來的微薄的撫恤金勉強度日，還欠了女房東一身的債，整日“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僅怕見女房東，甚至怕見任何人。”[1](2)盡管如此，但在母親和妹妹的眼中，他卻是她們的一切，她們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是她們的“天神”。因此，他苦思冥想，希望將自己和親人以及一切受苦受難的貧窮的人們從絕望的掙扎中拯救出來。在他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生存“理論”。按照他這種理論，“所有的人都被分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兩類。平凡的人必須俯首帖耳地過日子，沒有犯法的權利，不平凡的人有權犯各種各樣的罪，有權肆意犯法。”[1](256)并且他打算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拿破侖”，而不是一個任人踐踏的“虱子”，于是他殘忍地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及其無辜的妹妹麗扎韋塔，繼而陷入了無盡的痛苦與內心的煎熬之中，開始懷疑起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猶豫彷徨、苦悶抑郁，無法自拔。最終，在篤信基督的姑娘索尼雅的規勸和感化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至西伯利亞，獲得精神的新生。

由此看來，正是上述錯誤的“理論”將他引向犯罪的悲劇之路的。我們認為其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人性的迷失。

一．人性的迷失

人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人性的這種二重性決定了人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善惡組合的矛盾統一體，矛盾成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行為總是體現出善惡對立的兩面性，正是人身上這兩種因素的并存及其動態變化推動著人物性格不斷向前發展并逐步走向深入。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作品中人物的活動是上述兩種對立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體現。深入剖析人物性格內部善惡之間的激烈沖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內核，從而更準確地理解人性迷失的根源。就《罪與罰》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而言，雖然他是一個十分貧窮的大學生，但他卻能夠在自身十分困頓的情況下毅然慷慨解囊，傾力救助得了癆病的同學；試圖保護一個陌生少女不受侵犯；他多次用自己身上少得可憐的錢來救濟瀕臨絕境、幾近絕望的馬拉美多夫一家，這些行為鮮明地體現出主人公人 1

性純潔善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顯得“性格孤僻，有時甚至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尤其是在其“病態”的犯罪過程中，主人公集“拿破侖”、瘋子、偏執狂等類型的人物性格特征于一身，殘忍、麻木、偏激的特點與其善良純潔的天性形成鮮明對比，顯得格格不入。拉斯科爾尼科夫人性中潛在的善惡兩極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其重心顯然在潛移默化中已經開始偏斜。

“社會的罪在于不辦義務教育；它負有制造黑暗的責任。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了黑暗，罪惡便在那里滋長起來，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2](18-19)可以說，周遭環境是導致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的重要原因。盡管他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聰明才智以及精神自控能力，無奈“心比天高，身在下賤”[3](53)，現實的窘迫使他無法繼續完成學業，更無從談起自己的遠大抱負。他的妹妹為了接濟哥哥，迫不得已，情愿犧牲自己的幸福，答應嫁給虛偽吝嗇、自以為是、甚至心理變態的律師彼特·彼特洛維奇·盧仁。對他而言，親人對他的關愛、付出和期望反而都變成了他不得不背負的一種沉重的負擔。生活帶來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壓抑感與長期以來形成的自卑孤僻和與生俱來的高傲——這一切令他倍受煎熬，無法排遣。他試圖從中擺脫。

最終，他以自己所臆想的一套“理論”為支撐，開辟了一條掙脫困境的出路。“用一個人的死來換取一百人的生——這是很簡單的算術啊!”這套理論“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聽到的血氣方剛的言論和思想”。而作為大學法律系學生的拉斯科爾尼科夫，曾寫過一篇關于分析一個罪犯在犯罪的全部過程中的心理狀態的文章。這篇文章透露出他對犯罪異乎尋常的“新見解”，這種見解認為，“不平凡的人”為了“美好未來而破壞現在，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需要跨過一具尸體，或者涉過血泊時，他在內心，良心上允許自己涉過血泊。”也就是說這類人有權殺人，而不受懲罰。因此，正如我們上文所說，由于畸形的社會和丑惡的環境，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了荒謬反動的“理論”，直接導致他去殺人犯罪。世俗的審判并不能使他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罪過，反而讓他下意識地不斷試圖進行自我保護。雖然犯罪之后他一再承受道德的譴責和良心的拷問，整日處于低迷混沌的狀態，但是，一俟聽到關于案件的消息他就表現得極其反常，內心深處的高傲讓他一次次的運用他高明的反偵察能力來擊破懷疑，暫時帶來的成功喜悅并不能使他從罪孽感中掙脫出來，他一再陷入無法自拔、不能自恃的理論與道德的沖突深淵之中，他將無法驅逐的內心折磨發泄到周圍人身上，甚至用不遜的言行來踐踏、傷害親人對他的關愛。他開始反省，開始懷疑自己一直以來所堅持的理論的正確性。他不知所措，驚慌恐懼、心神迷亂。他認為自己和雖然受苦但卻具有博愛精神的索尼婭一樣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罪人”，相似的境遇拉近了兩個人的心靈，在索菲亞的影響下，不知不覺中拉斯科爾尼科夫開始逐漸學會接受良心的審判，并且為贖自己的罪過前去自首。

二．人性回歸

與索菲婭·謝苗諾夫娜·馬爾美拉托掛的相識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精神復活的開始。索尼婭是《罪與罰》中不可缺少的“道德核心”，[4](52)是衡量善惡是非的標準，是人民道德規范的化身，她仿佛一生下來就注定是一個受苦受難的人，她從來不考慮自己的生活處境是否公平，對待一切人都抱有仁愛之心與寬容態度。每個人都可以任意侮辱她，她對任何苦難、凌辱和誹謗都默默地承受著，并善于以她那順從、容忍的道德精神和宗教信仰去化解和消除。拉斯柯爾尼科夫清楚地意識到只有承受苦難、忍受不幸才能拯救自己的良心，進而才能消除社會罪惡、實現人類幸福。索尼婭身上閃耀著的愛的光芒像冬日霧霾中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迷途人的回歸之路，熔化了這個孤獨無助、頑固冰冷的靈魂。

拉斯科爾尼科夫在自己所臆想的“理論”和道德良心之間糾結徘徊，他思緒紛亂、狂躁不安，在極其痛苦的內心煎熬中對索菲婭坦白說：“那時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樣是虱子呢，還是人？我能不能跨過障礙？我敢不敢彎下腰去拾取權利，我是個發抖的畜生呢，還是我有權??”，“我想向你證明的只有一點：那時是魔鬼拖我下水的，過后他就

向我說明，我沒有權利走那條路，因為我和大家一樣不過是一只虱子！”[1](414)顯然，此刻，拉斯科爾尼科夫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理論”的錯誤。雖然如此，但是，心靈無限疲憊的拉斯科爾尼科夫進退維艱，感到無路可走。不過，他卻在精神上信賴索尼婭的指引，將“一切希望和出路都寄托在她身上；他期望她能多少分擔他的一部分痛苦”，[1](417)在索尼婭面前進行自我剖析和懺悔，他迫切希望找到自我解脫的途徑，因為只有索尼婭身上所具有的博愛精神才是他走向光明未來的必經之路。索尼婭對他付出的深沉的愛心令他感到一種負罪感，可以說正是索尼婭這種無私的善良和博愛徹底擊破了他一向堅持的那種“窮人的驕傲”，最終，他在索尼婭的感召下投案自首。

但是，這種自首對他而言并非發自內心，對于他這樣心性高傲、不甘平庸的人來說，回歸談何容易。他從不滿足于生存本身，而是有著更為遠大的生活目標，因此，他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認為自己應該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權力；雖然由于無路可走而投案自首，屈服于“荒謬”的判決，但實際上，在他引以為恥的自尊里從未認識到自己犯有什么“特別可怕的罪惡，除了那個任何人都會碰到的簡單的失策”，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徹底說服自己的內心，同時內心又深受良心的折磨，“要是命運能讓他懺悔多好啊，那種使他肝腸寸斷、徹夜不眠的熾熱懺悔，那種使人想要上吊或者跳進深淵的痛不欲生的懺悔！”[1](533-534)

在文章最后部分，主人公在發燒昏迷不醒時做的那些久久縈繞在他腦海里的夢里，夢到全世界注定要遭受一種可怕的瘟疫，那些“具有智慧和意志精神的微生物”，侵入人體，使人發瘋，失去理智，每個人都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擁有真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惡，驚恐萬分——這些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心靈意識的真實寫照，也是主人公自我審視的過程，是對自己“理論”的否決；同時，也暗示著他從幻想的迷霧向現實生活的回歸。他在病態混沌的狀態中所構想出來的獨特的“生存理論”又在自己模糊的潛意識中崩潰瓦解。

其實，生命本身就是一場善與惡的緊張角逐，在一定的倫理底線下，堅守人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之惡，彰顯人性之善；同時，放下對自我的過分執著，轉而關愛身邊的人。果若如此，那么，為迎接嶄新曙光而受苦受難、痛苦等待也不啻為一種自我精神的救拔與人性的超越。

參考文獻

[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M]，朱海觀、王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 [法]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M]，李丹、方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4] 劉翹：陀思安那夫斯基的哲學、宗教觀——談《罪與罰》的思想論爭性//吉林大學社會學科學報[J]，1986年第1期。

第四篇：迷失女人心觀后感

浴室春情·觀后感

文化管理學院·唐夢云·201314027 影片出來時候看到《浴室春情》這個電影名，頓時在我的腦海中出現的是一部情色片，或者可以說是一部委婉的愛情故事，但當我完整的看完后，我可以肯定這不是一部表現復雜曲折愛情的電影，也不是一部偏好姐弟戀扭曲心態的電影。

從劇情來說，Mike第一天上班是在女賓客的房間里，那個胖女人狠狠地抓住Mike的衣服和頭發，自我陶醉地講述著足球，每一個激動的情景、動作或者時刻的描述語言都充滿著豐富的欲望，激動而膨脹，閉上眼睛就像是一場性愛足球賽般精彩，還有一個場景是Mike在游泳池里面和“夢中情人”暢泳的兩場戲，赤裸的身軀在淡藍色的池水里面膠著，彼此柔軟纏繞而緊貼伸展，動作緩慢卻令人心跳加速，想象無限。

這主要說明15歲的Mike看似單純卻充滿矛盾的心靈，Mike雖然生活在社會的低層，但卻毫無顧慮地將自己掙來的工資花費在“夢中情人”身上，他平時面容斯文俊朗靦腆，但卻極其主動積極表達自己對“夢中情人”的愛意，他年少無知心智單純，但卻充滿著對“夢中情人”私有的遐想和苛刻的要求，他性格忠厚直率，但卻隱藏著執著的破壞沖動和報復心理。電影通過Mike心理及行為的細膩描寫，鮮活地表現出他豐富多變的情緒心理和專一執著的愛慕態度，這也為電影最后釀成悲劇結局而奠定了扎實有力的宿命基礎。Mike的愛是純凈的、專屬的、盲目的，更是癡狂的。他從未想過需要破壞和報復，只是這種感覺讓他無法自拔。但當他一走進這個公共浴室工作、當他一迷上這個公共情人的一刻開始，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大人們的復雜善變、時冷時熱的漩渦，把持不住單純而幼小的心智，越陷越深越難自拔，愛恨交纏，不顧一切地為愛癡狂著。

前面的節奏還是比較緩慢的 但中間開始鋪墊 以至后面開始慢慢升華 第一段是在水中抱著海報板 以及最后那段裸體在泳池 都讓影片升華了不少。

開始看的時候我真的想不出來結局會是這樣的，感覺女主角像是突然的以及不小心的就死了。在那一霎那，生命對于一個人來說，我覺得并不算什么。電影中也沒有很刻意的表現出當這個女主角死的時候是有多么的震驚，感覺像是早就預謀好的，插曲還有紅色的油漆把這種情景表現的既不夸張又有一種沉默震撼心靈的感覺。

這所有的一切，我認為，這個主要歸責于小男孩mike的一種未成年的心理以及女主角令人難以捉摸的個性，女主角的樣貌和神態還是很迷人的，對男主角的態度總是若即若離的，這一點對于十五六歲的小男生來說真的是太有殺傷力了，這更是一致命的一點。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

這部電影的敘事節奏還不錯，穩穩的一條劇情線，把故事講得很明白，整個故事少的是做作，多的則是難能可貴的情感。

第五篇：價值迷失觀后感

關于當今中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的思考

為何在全國宏觀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社會不穩定因素仍然不斷增加？為什么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重大成果，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仍有一種社會生活上的不安全感？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十多年來的歷史性巨變，原有的社會形態、社會結構、價值觀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迷失、迷離后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成為現今中國社會一種主流的價值取向。任劍濤教授關于《社會結構斷裂和價值迷失》的講座深度剖析了在社會結構斷裂的中國社會現狀下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以及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不穩定因素的深層價值誘因。

當今中國的社會結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中國社會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到都市社會，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變，這種劇烈的轉變的交織不僅考驗著中國社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也同時在考驗著人們內心的價值標準。改革開放以來，封閉、半封閉社會的絕對價值已經逐漸淪落，取而代之的開放社會所接納的各種價值。當我們習慣了和周圍的人持有相同的價值觀，因而害怕異于他人，害怕自己出錯，這種不安的具體表現就是價值取向的從眾心理。事實上，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缺少個性的民族，但是現在我們的個性、我們的創造力、想象力卻被絕對主義的價值習慣、價值取向的從眾心理所扼殺。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教育體制像流水線，生產出一摸一樣的產品。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一種崇高的價值觀，一種英雄主義的崇高——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犧牲自己利于他人，殺身成仁，舍身取義。這種崇高的價值觀教育往往過多的關注了人們非常時刻的價值評判，卻忽視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價值和生命價值。我們在社會轉型的生存競爭中很難做到完完全全的利他，于是我們偶爾利他的時候我們需要掩蓋這一次的崇高。而大多數我們利己的時候，我們又會受到自己從前所謂崇高價值的譴責。這種價值的搖擺讓我們的內心仿佛很糾結。因此，過于理想的價值觀念教育往往導致人們對日常生活中價值選擇的迷失。

這從一個現實的角度反應出我國的價值教育體系存在著問題。教育是要使人社會化，是要使人尊重秩序，是要成為社會化的人。但問題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就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比如政治教育之外的經濟教育，做人的教育，規則的教育，對他人處理人際關系的實際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沒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況下，我們以現代教育楔進傳統教育里頭的時候呢，增加了一個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識訓練。然而人的價值判斷，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識教育可以擺在我們面前。因為知識越多，并不見得價值判斷就越準。因為政治教育越強，不見得你價值判斷的是非準則就越明晰。因而在這樣的一種教育選擇的情況下，由于日常生活教育的缺失，我們跟人一旦發生沖突，我常常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就是忍耐；要么克敵制勝，所以這樣兩種判斷，就使得我們這個社會的忍耐和惡性事件兩極跳。平常的惡性事件少，就在于我們都能忍耐。就像我們改革開放30年，30年來的社會矛盾我們大多數人都能忍耐，因為明天會更好，所以我能夠忍耐。當我發現明天不會更好的時候，我的幸福生活指數直線下降的時候，我就逮著誰看不順眼我就想把他砍掉。這樣的一些悲劇事件的背后的文化教育基因缺失，確實我們要深刻反省。

說到反省，中國人缺少一種反省精神。人們往往習慣評判別人的行為同時，卻忽視了其自身的錯誤。孔子曾經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然而現在的人們仿佛已經喪失了這種能力。缺少反省精神的人們，很容易接受絕對主義的價值觀，但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理念沖擊的時候，往往會喪失其價值評判能力。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國家體制。幾千年封建社會，儒家的絕對主義價值觀一直占據著制高點。改革放開以前，崇高的價值觀一直是價值觀教育的重點。我們的文化從來通過一種登高一招，叱咤風云的氣勢，而掩蓋了具體的判斷。而這樣一種具體的判斷，使我們對于愛的教育，對于尊重的教育，基于過程的相互尊重，和對于后果本身的日常擔憂，這些問題都被掩蓋起來。我們對于生命和愛的價值的追究，比之于我們對某種社會悲劇性事件的恨，要來的弱得多。因而才發生我們在價值判斷當中，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價值失準。

當中國現代社會提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時候，人們混淆了這一概念和規則至上的關系，導致在日常生活中人往往凌駕于規則之上。如此，社會法律和日常規則得不到尊重，社會秩序也就得不到保障，人們也就得不到安全感。社會不公平、社會財富分配不當這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構想非常不利。之所以會不斷發生群體性事件、自殺和兇殺事件、仇富等現象，和我們日常生活漠視社會規則有很大關系。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完善社會各項不健全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樹立遵守正當的社會規則下的價值取向。而構建和諧社會，并不是思想的一個催促，思想的一個驅迫。所以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更要強調的，和諧不是國家包辦。我們要敢于正視沖突，敢于正視矛盾，敢于正視國家和社會，各有自己的領域，在自治領域里頭，國家不要去干預。而在國家權力里頭，社會要提供理性精神，使國家權力能夠得到有效地引導，得到有效地規范，得到有效地約束。在和諧社會目標感召之下，我們給予社會行為的現實期待，是我們要建立一個現實的和諧社會。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中國社會處于現代化轉型最關鍵的十字路口，要建立一種什么社會的結構的答案，油然浮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應該通

過政治上的理性，思想上的互動以及社會自治來建設我們所提出的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新時代社會理念構建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

為什么我們不能以培養一個合格的社會公民而不是所謂的“好人”來作為我們教育體制的目標呢？我覺得這里面既有歷史傳承的原因也有國家機器的價值教育體制原因。歷史原因是我們忽視了對人作為社會主體的關注，而價值教育對日常生活價值教育的缺乏也使得我們忽視了日常的小惡以及由小惡積累起來的大惡。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之中。經濟改革的核心便是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政治變革的核心則是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社會變革的核心相應的便應該是建立起和諧的社會結構。

要化解社會結構斷裂情形下的價值迷失，以及由此發生的種種社會不穩定因素，任劍濤教授提出了兩個建議：重構國家價值觀，發揮國家機器強大力量，做出正確的價值導向教育；反省人際關系和義利關系。但是除此之外，作為社會公民的我們，應該如何做到價值不致迷失？我想我們至少應該做到的就是一日三省吾身，凡事三思而后行，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價值判斷能力，不盲從、不盲目，勤于獨立思考，把握好最終的價值兜底原則，保持可持續的學習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