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校園賠償案的思考

近年來，淮濱縣人民法院受理的關于校園賠償引發的各類民事、刑事案件曾逐年上升趨勢。據統計，2004年受理的校園賠償案件35件，2005年受理43件，2006年受理52件。雖然校園賠償案件數量較少，占全年所受理案件數量的比例較小，但逐年上升的趨勢仍然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一、校園賠償案的特點

1、校園賠償案的成因

多樣化。主要表現有：⑴同學之間容易因小事發生矛盾引起雙方爭執、互毆或伺機找人報復；⑵同學之間互相玩耍將對方無意傷害；⑶在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引起傷害；⑷學生無故曠課、逃學過程中造成傷害以及其他傷害。

2、校園賠償案件的訴訟主體資格呈現低齡化趨勢。據統計，在2004年校園賠償案件中，高中學生占10％,初中學生占57％，小學生占53％。2005年，高中學生占8％，初中學生占50％，小學生占52％。2006年，高中學生占9％，初中學生占48％，小學生占47％。

3、校園賠償案件的傷害后來越來越嚴重。2004年，校園賠償案件以輕傷、輕微傷為主。2005年，死亡賠償的1件，重傷害案件10件，有的致殘，釀成終身遺憾。

4、校園賠償案件賠付困難。在校園賠償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各執一詞，對損害的成因、過程分歧較大，特別是有些當事人事后將矛頭指向學校，認為孩子造成傷害完全由于校方引起，但學校認為已經盡到管理職責，對于賠償并不積極，所以此類案件的調解率極低，執行也非常困難。

二、校園賠償案件的成因

1、社會因素。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西方資產階級的某些不良文化也隨之傳入我國。如賭博、拉幫結派、打架斗毆、個人英雄主義等，在學生的心靈上產生了不良反應，致使部分學生在與其他學生發生沖突時，不是保持冷靜的態度，正確地對待矛盾、化解矛盾，而是從個人利益考慮，采取報復傷害的手段，致使矛盾激化，引發校園傷害賠償案件。

2、家庭因素。相當一部分學生家長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由于措施不當，對于孩子也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諸如有些家長在孩子與其他同學發生矛盾時，特別是認為自己的孩子吃虧后，經常會鼓勵孩子采取報復的手段，打擊對方，這些家長認為你打了我一拳，我就要踢你一腳，致使孩子的幼小心靈產生了扭曲。一旦受了委曲，就會報復對方，極易引起校園傷害案的發生。

3、學校因素。有些學校疏忽大意，對學生缺少必要的硬件軟件管理，也是導致校園賠償案件增多的一個原因。

三、校園賠償案的思考

校園賠償案的逐年增加，給家庭、社會造成極大的傷害，針對校園賠償案的成因，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1、加強立法，強化責任意識。雖然我國針對青少年、兒童制定的有《未成年保護法》以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但對于未成年人之間的傷害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規范。在司法實踐中，往往以《民法通則》來調整，但由于未成年人之間的傷害往往比較復雜，處理起來比較棘手，所以有必要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律法規來規范。

2、強化社會責任。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關心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的活動，在全社會禁止傳播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傷害的電視、電影節目及書籍、報刊、雜志等，在全社會形成關心、愛護下一代的潮流，使未成年人免受傷害。

3、強化家庭學校責任。學校、家庭直接接觸學生，他們的管教對未成年人起到關鍵的影響，只有學校家庭共同努力，與社會同步，加大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力度，才能有效避免校園傷害案的發生。

第二篇：公安局請求賠償案

【案情介紹】案例 朱某向慈利縣公安局請求賠償案

1997年6月20日上午，湖南省慈利縣公安局金巖派出所民警余志勇、胡其兵接到金巖鄉南岳村小學教師宿舍被盜710元的報案后，即趕到案發現場，進行現場查看和分析了解后，懷疑是朱某（男，十三歲）和其他三位兒童所為。余、胡二人便將朱某等帶到金巖派出所進行審問。在審問過程中，余、胡二人強制朱某做下蹲動作，并用腳踢、打耳光、用煙頭威脅等方法對朱逼供，但未有結果。余十分惱火，朝朱的腹部打了一拳，朱當即感到腹部疼痛難忍，趴倒在地上。朱被送往醫院治療后經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鑒定，結論是朱某十二指腸球部前壁穿孔，急性彌漫性腹膜炎，屬重傷。張家界市人民檢察院法醫鑒定為10級傷殘。盜竊案偵破后，排除了朱某參與偷盜的情況。余志勇、胡其兵因刑訊逼供、毆打朱某致重傷，被追究刑事責任。1998年4月30日，朱某向慈

1利縣公安局請求賠償。

【法理分析】

1．本案在處理過程中，對慈利縣公安局應對朱某給予國家賠償沒有爭議，問題在于本案是屬刑事賠償還是行政賠償。如果本案屬于刑事賠償案，則慈利縣公安局應根據《國家賠償法》有關刑事賠償的規定，給朱某予以刑事賠償；如果本案屬行政賠償案件，則慈利縣公安局應根據《國家賠償法》有關行政賠償的規定，給朱某以行政賠償。

2．確認本案是行政賠償還是刑事賠償案件的關鍵在于確認余、胡二人在本案中行使的是公安行政職權還是刑事偵查職權。從余、胡二人的辦案程序上看，余、胡二人接到報案后，沒有作任何立案（也沒有作刑事案件立案）處理，當即趕到案發現場，經現場查看和分析了解后，便對懷疑對象朱某等進行審問。這一系列行為均不能認為是余、胡二人在行使偵查權。因為偵查是偵查機關對刑事案件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既然該盜竊案數額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也未作刑事案件立案，那么余、胡二人的行為當然不是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工作的偵查行為。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83條和第89條的規定，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應在刑事案件立案后進行，即偵查權的行使應針對已經立案了的刑事案件進行。所以，公安機關對尚未作刑事案件立案的案件進行的調查活動，不是偵查，僅僅是一種公安行政管理行為。可見，在本案中，余、胡二人行使的并非刑事偵查權而是公安行政權，因此本案應以行政賠償案定性，適用有關行政賠償的法律、法規處理。

3．從執法對象看，朱某等被懷疑對象的年齡均不滿十三周歲，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按照法律規定，對于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余、胡二人不能對其行使訊問的刑事偵查權，只能作為治安行政案件對其進行調查、詢問，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權。因此，余、胡二人對朱某的審查、詢問，不是在行使刑事偵查權，而是在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權。余、胡二人作為公安干警，在行使公安行政職權時，以毆打等暴力手段造成朱某傷殘，依照《國家賠償法》第3條的規定，本案屬行政賠償，而非刑事賠償。案情詳見：http:///news/2004_4/10/1705577237.htm.

第三篇：國首例見義勇為賠償案

筆者以為，從見義勇為的本意出發，見義勇為的概念應該是：不負有特定義務的自然人為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免受或少受損失，冒著較大的人身和財產危險而作出的行為。

見義勇為的構成要件應該包括：第一，主體是不負有特定義務的自然人。首先，必須不負有特定義務。眾所周知，國家為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處理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需要設立一定的專門機構來應對，常見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第三條規定：“消防工作由國務院領導，由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消防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保障消防工作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第三十二條第四款又規定：“消防隊接到火警后，必須立即趕赴現場，救助遇險人員，排除險情，撲滅火災。”另外，企業為維護正常的安全經營秩序也會聘請一些工作人員，如商場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員等。根據國家法律的規定或者勞動合同的約定，他們對違法行為有制止義務、對違法行為的受害人有救助義務、對特定主體在特定情況下負救助的義務。由此可見，他們雖然實施的“見義而為”的行為，但是基于職務和義務上的原因，是不得不為，不能構成見義勇為。其次，必須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組織不能成為見義勇為的主體。因為構成見義勇為的基礎或前提必須是有“義”的存在，而“義”是指社會正義，當然也包括法律正義。社會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則只能專屬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組織不可能成為見義勇為的主體。第二，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基于內心?良心“的驅使而為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損失的意圖。第三，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的行為，如搶險救災、制止違法犯罪或者協助有關機關打擊違法犯罪等。第四，行為人的行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況下做出的，一般情況下要冒著較大的人身或財產危險。

第四篇：審計責任賠償案剖析

近年來，“利害關系人”追究審計責任的案件，悄然呈上升勢頭，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自由裁量”度很大，會計界與法律界在法庭上的對話困難重重。本文擬通過剖析案件的各種法律關系，聯系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職責和法律責任進行討論，以期對審計理論和審計實務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如何降低因審計涉訟造成的執業風險作一探索。

一、案情陳述

A公司是一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由6家股東組成。為了共同轉讓各自的股權給B公司，A公司于2000年1月，委托S會計師事務所，對該公司1999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進行審計，同時委托某資產評估事務所進行凈資產評估。會計師事務所在實施了包括抽查會計記錄等自認為必要的審計程序后，出具了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資產評估事務所依據審計報告，出具了A公司凈資產評估報告。

2001年1月，B公司以“審計報告和評估報告嚴重失實；全體被告隱瞞重大事項，共同實施欺詐”為由，提起股權轉讓糾紛訴訟，將A公司原6家股東列為第一至第六被告，資產評估事務所列為第七被告，S會計師事務所列為第八被告。請求第七、第八被告對原告支付的股權轉讓價款1750萬元和經濟損失670萬元，與前6位被告一起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原告B公司訴稱，1999年12月，原告與A公司6家股東共同達成受讓其所持A公司51%股權的《意向書》。基于充分信任中介機構，原告同意股權轉讓價格以轉讓方指定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資產評估機構對A公司審計和評估后的凈資產值確定。2000年2月，原告與前6位被告正式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書》，以審計報告確認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以及以審計報告為依據做出的凈資產評估報告為準，確認A公司51%股權轉讓價格為人民幣1750萬元。原告依此支付了股權轉讓價款后，成為A公司控股股東。B公司隨即對A公司的資產、負債等狀況進行了審查，發現A公司的資產、負債狀況嚴重不實，審計、評估結果嚴重失實。主要事實如下：①征地勞動力安置費903萬元應作為負債處理，而不應列入資本公積，導致虛增凈資產；②1998年末，公司開業僅一年余，違規將420萬元存貨作盤盈處理，導致虛增利潤；③1998年末，公司會計在無任何原始憑證的情況下，違規將一筆應付賬款71萬元直接轉為營業外收入，導致虛增凈資產。

上述嚴重問題，審計報告均未披露，也未作任何調賬處理，審計報告和評估報告確認的凈資產值與A公司資產實際價值相差達1800余萬元。

二、原告對審計單位的訴權問題

涉訟的會計師事務所一般會認為，本案訴訟標的是股權轉讓協議糾紛。該協議是原告與第一至第六被告所簽訂，而會計師事務所僅與前6位被告投資組成的A公司簽訂審計業務約定書，據以承擔審計業務，這是兩個主體不同，內容獨立的法律關系，彼此并無必然聯系。因此，在程序法上不構成共同訴訟之被告地位。況且審計報告明示會計報表由委托人負責。委托人在委托審計業務時，向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客戶聲明書”明確承諾：“本公司管理當局對報表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擔責任”。所以，在實際處理上，審計單位不應承擔當事人在股權交易中應由自己承擔的交易風險。[!--empirenews.page--] 然而，基于以下事實和法律規定，會計師事務所恐怕很難擺脫被告的地位。①《注冊會計師法》第42條規定：“會計師事務所違反本法規定，給委托人、其他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②《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③股權轉讓協議書約定，A公司的股權轉讓價格以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和資產評估事務所的凈資產評估價值為依據，審計報告是股權轉讓協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原告是審計報告的直接使用者之一，會計師事務所既然接受了審計委托，出具了審計報告，就應當對其產品--審計報告承擔法律責任，按照法律規定，共同侵權人構成民事訴訟共同被告。

如果原告能舉證證明會計師事務所明知審計報告作為股權轉讓價格的依據，會計師事務所在股權轉讓協議上簽章確認審計職責的，或在業務約定書上明確審計報告將用于股權轉讓價格的，可列為共同被告。如果將審計報告作為股權轉讓價格的依據，僅是股權轉讓與受讓雙方的約定而未告知會計師事務所的，則會計師事務所可以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在本案中，由于審計業務約定書未就委托目的和審計報告的使用范圍作出明確的約定，在原告無力舉證證明審計報告將用于確定股權轉讓價格的情況下，舉證責任應轉移到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業務約定書未約定審計報告的使用范圍，是會計師事務所的過錯。

三、審計風險，從業務約定書開始

審計單位對客戶的責任，包括對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責任，是建立在委托合同關系上的，由于審計業務不同于其他商業行為，審計業務的委托常常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合同，取而代之的是由會計師事務所與客戶簽訂的業務約定書。

《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2號--審計業務約定書》明確規定：“審計業務約定書具有法定約束力。”為了保證審計業務約定書的簽訂合理、無誤，該準則第一章、第二章還對簽訂業務約定書的程序和基本內容等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因此，業務約定書是審計業務執行的必要環節和審計風險控制的重要措施。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庭將會十分重視注冊會計師行業準則中，關于業務約定書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定，以便查清委托審計的目的和審計報告的使用范圍、使用責任等案件事實。

在S事務所的審計業務約定書中，把“委托目的”條款變為“業務范圍及目的”，條款全文如下：“乙方將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對甲方的內部控制度進行研究和評價，對會計記錄進行必要的抽查，以及在當時情況下乙方認為必要的其他審計程序，并在此基礎上對上述會計報表的合法性、公允性、會計處理方法的一貫性發表審計意見。”從文字表述上未清晰反映委托人委托審計的目的。而委托目的的約定，直接影響到審計報告的用途，判定委托人是否合法、適當使用審計報告，以及由于使用審計報告不當所造成后果的法律責任等一系列問題。在“審計報告的使用責任”條款中，則約定為：“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審計報告一式四份，這些報告由甲方分發使用，使用不當的責任與乙方無關。”也未對審計報告的使用范圍作出明確的約定。因此，條款中關于“使用不當”的責任，也無從區分。由于S事務所提供的業務約定書采用格式條款訂立，按照法律關于“對格式條款有爭議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的規定，因此，在訴訟中，原告關于審計報告是作為股權轉讓價格依據，審計單位應當承擔審計報告失實的民事責任的主張，與會計師事務所關于審計報告使用不當的后果與己無關的抗辯，法律可能會向原告的主張傾斜。[!--empirenews.page--] 由于審計業務委托人，以及審計報告的直接使用者或潛在的使用者對委托目的具體要求不同，被審計單位的具體情況不同，審計業務約定書的具體形式和內容也會千變萬化。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在接受重大審計業務或特殊用途的審計業務時，盡量避免使用格式條款業務約定書。而應當按照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2號的規定，事先了解被審計單位基本情況，經初步評價審計風險后，以公平原則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客戶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并按照對方的要求予以說明，并認真簽好審計業務約定書。同時，對目前正使用的格式條款約定書，進行必要的審查、修訂。這些格式條款業務約定書，有的是依據《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2號—業務約定書》制定的；有的甚至根本不符合準則的規定，但均為格式條款形式；有的規定了免除自己的主要責任；有的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而這些條款，依照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關于格式條款的法律規定，均應認定無效。因此，應當注意到法律環境發生了變化，業務約定書也應該作出符合法律規定的調整。

四、對審計結論認識上的分歧

原告認為經過審計確認的會計報表，應該是擠干“水分”的。而會計師事務所卻認為，由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采用事后重點抽查的方法，加上被審單位內部控制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觀因素的制約，難免存在會計報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反映失實，而注冊會計師又可能在審計中未予發現的情況。因此，“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責任并不能替代、減輕或免除委托方的會計責任”。涉訟的會計師事務所如果僅以此為抗辯理由，主張造成A公司資產、負債、收益不實的責任在委托方，自己應當免責，則顯得蒼白無力，很可能不被法庭所接受。

在法庭上，涉訟的會計師事務所，應當充分應用其專業知識，舉證證明審計是嚴格依據《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進行的，并確實實施了“必要的審計程序”。特別需要舉證證明審計人員已經充分注意到了《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8號--錯誤和舞弊》，以及《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8號--違反法規行為》的規定，結合被審計單位的實際情況，編制和實施了審計計劃，充分考慮審計風險，實施適當的審計程序，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證實錯誤或舞弊是否存在，或確定被審計單位是否遵守了可能對會計報表產生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對一些特殊會計業務的處理方法，審計人員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對客戶選用的會計原則和會計處理方法作出恰當的評價。使法官充分認識“審計固有的風險”。弄清會計信息失真的真實原因。

涉訟的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問題的抗辯中，應該改變職業思維定勢。如果仍以為注冊會計師對被審驗的會計報表，只要按照《準則》的規定，謹慎執業，實施了必要的審計程序，則審計報告就符合“真實性”的要求，而不應該承擔由于會計報表虛假而致使審計報告失實的責任。以這樣的理由抗辯，肯定將會招致對方律師有力的反駁，亦難為法官所接受。法律界一般認為：“不真實”是指審計報告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即“虛假”。這也是法律界在這個問題上的思維定勢。會計界想在這個問題上以自己的思維定勢來改變法律界的思維定勢，特別是要改變掌握審判權和裁決權的法官，恐怕不切合實際，難以奏效。法庭對審計報告的關注，首要問題是審計報告是否具備預期的質量和功能，而不僅是審計的程序是否符合準則。只要不真實的審計報告提供給了委托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他們據以作出的決策遭受了損失，注冊會計師就難以以恪守了執業準則為由，來主張免責。[!--empirenews.page--] 從理論上講，審計準則所規定的程序和要求，是能夠有效地保證注冊會計師在特定的審計成本下取得真實的審計結果。當注冊會計師嚴格執行了法定審計程序時，得出的應當是真實的審計結果。但是，這并不排除審計固有的風險，以及被審驗單位的會計責任。因此，在訴訟中，會計師事務所要證明自己嚴格執行法定審計程序，沒有過錯。并假以完整、規范的工作底稿，論證這一事實，非常重要。這樣，獨立審計準則的權威性也得以充分的展示。反之，如果審計單位不能提供完整、規范的工作底稿，來證明自己的審計程序和內容的合法性、規范性。那么，本身就違反了準則的規定，只能咎由自取。

然而，“不真實”的審計報告，只是會計師事務所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法律上認為“不真實”的審計報告，是否需要對委托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還要證明注冊會計師主觀上是否有過錯(故意或過失)，以及過錯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只有同時具備了侵權行為全部的要件，才能確定會計師事務所最終承擔賠償責任。

但是，由于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審計準則，業外人士對之知之甚少，因此注冊會計師界與法律界尚難以達成一致。在司法實踐中，法律界人士，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官，目前都缺乏對獨立審計準則本質的理性認識。當然，他們也會仔細地研究準則的規定，然而他們的目的更多地是為了判斷注冊會計師是否保持了“職業謹慎”，去尋找注冊會計師的“過失”或“故意”，把它納入到法律既有的框架中去進行衡量，以評判注冊會計師是否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當法律界真正了解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真正理解了會計責任與審計責任的區別，真正理解了審計的固有風險，才能對審計準則進行理性的思考，才能夠尊重獨立審計準則的權威性。但是，這需要時間，需要更多的司法實踐。

第五篇：監獄及干警不作為國家賠償案

監獄及干警不作為國家賠償案 姓名：溫靖玉 學號：20055497 目錄 前言

一、案情簡述

二、案例分析

（一）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行為是違法的。

（二）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侵權的國家賠償責任

（三）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侵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四）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舉證責任的分配

三、結論

摘要：服刑人員在服刑期間遭受人身傷害的，服刑人員或其家屬要求監獄管理部門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糾紛近年來明顯增加。服刑人員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于他們特殊的身份，使得人們常常忽略了對服刑人員的人身權的保護。在監獄中，服刑人員在服刑期間遭受人身傷害的原因很多，在這里分析的是因監獄及其干警因不作為行為而導致服刑人員人身傷害，服刑人員提起國家賠償。

關鍵詞：行政不作為 國家賠償 違法 監獄 服刑人員

前言：服刑人員在監舍或出工勞動時被其他服刑人員毆打后因監獄及其獄警不作為致使傷勢未得到及時的救治而致殘的案件屢有發生。此案就是這一類型，透過此案所要闡述的是監獄管理機關因不作為違法致服刑人員人身傷害的應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并結合此案例分析了監獄管理機關的不作為違法致罪犯人身傷害的國家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一、案情簡述

2000年1月20日，Y監獄一監區組織服刑人員清除魚池淤泥。中午就餐時，值勤民警在距離服刑人員集中就餐現場100米處的工具室就餐，田間記工服刑人員周某，命令未完成挑泥任務的李某等十幾名服刑人員站出隊伍跪趴在地，周某持一根長約1米直徑約0．03米的木棍（鋤頭柄）擊打李某等十幾名服刑人員的臀部，這些服刑人員被毆打后向值勤民警報告，下午民警未引起重視，仍讓他們參加勞動。1月23日李某感覺臀部疼痛，請假在監內休息，25日李某的父親探監，其父將李某被周某毆打的情況向監獄反映，監獄知情后即送李某去醫院檢查，其結果為李某的臀部有骨折及組織壞死，即行手術治療。手術后，李某的受傷腿比另一條腿短3公分，造成傷殘。

二、案例分析

在此案中，即使監獄干警存在不作為行為，但是真正致李某、田某傷害的是其他服刑人員，而不是監獄干警的不作為行為，因而監獄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李某致殘的結果卻與監獄干警的不作為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監獄干警的不作為才使得李某的傷勢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而導致李某殘疾的后果。所以對于李某可否提起國家賠償存在不同觀點。我認為李某可以向Y監獄要求其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一）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行為是違法的。

所謂不作為違法是指行政機關或正處于履行行政機關職能過程中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故意或過失地不履行行政法規定的作為義務,從而對行政管理關系造成侵害的行為是行政違法行為的一種。

要判斷Y監獄干警的行為是否是違法的不作為。行政不作為與行政作為相對而言的，要確定二者之間的區分標準，有許多學者有不同的觀點，我認同的觀點是按照行為的意思表示和行為形式來劃分行政作為與行政不作為，只要行政主體或工作人員消極的未有意思表示或未實施行政行為，即可視為行政不作為。行政不作為與行政作為一樣，都存在著合法與違法的可能性，所以行政不作為也不必然是違法的。此案中李某要提起國家賠償就應該要確定監獄干警的行為構成不作為侵權。只有當行政不作為違法是才構成行政侵權。顯而易見，此案中的監獄干警的不作為是違法的，雖然服刑人員在監獄中是接受懲罰但是他們仍享有人身健康權，作為服刑人員的管理機關，監獄及其干警應該對服刑人員的人身權負有相應的義務。但是在李某向值班干警報告自己的傷勢時，監獄干警采取不作為的行為沒有履行其負有的義務，從而侵害了李某的權利造成了損害結果，所以Y監獄的行為是違法不作為。

（二）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侵權的國家賠償責任。

221 案例來源：中國法律信息網

《行政侵權研究》王世濤著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5年 177頁 在本案中的賠償請求人是服刑人員，由于這一群體的特殊性使得很多人忽視了他們利益的保護。所以要求國家賠償是對監獄服刑人員在監獄中受到侵害時的一種保障。對于本案中的情況有的人認為，侵權的主體是與李某同是服刑人員的周某，李某的傷勢是由周某打傷的，所以應向侵權人周某要求賠償，而監獄在此方面并無過錯所以不用承擔國家賠償。對于這種觀點我并不認同，雖然現行的《國家賠償法》及1995年9月8日司法部發布的《司法行政機關行政賠償、刑事賠償辦法》，都只是對監獄的作為行為導致服刑人員人身傷害或者死亡的，規定了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而對監獄的不作為行為導致服刑人員的人身傷害或者死亡的則沒有作出規定，但同時也正因為《國家賠償法》并沒有將國家工作人員不作為違法所致損害排除于國家賠償范圍之外，所以《國家賠償法》頒布后，有關部門才針對客觀實際情況作出補充規定。1995年司法部頒布的《司法行政機關行政賠償、刑事賠償辦法》對《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行政賠償、刑事賠償辦法》第五條規定的“縱容他人毆打服刑人員”中“縱容”的行為，根據司法部的批復，是指：“負有直接監管責任的干警處于監管現場，明知他人毆打服刑人員，應當制止而沒有制止的行為”。在此案中，李某的傷雖然是由同監獄的周某打傷的，但是在遭到毆打后李某曾向值勤獄警報告卻未引起重視導致傷勢未能及時得到良好的醫治使李某的傷勢惡化導致骨折及組織壞死，造成傷殘。監獄中服刑人員雖因罪行而接受懲罰，但是仍然享有人身權，國家應該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與健康。所以，根據司法部的批復，監獄干警在知道李某遭受毆打后并沒有依職權做出相應的處理，監獄的不作為行為導致服刑人員人身傷害或者死亡的，應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

（三）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侵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Y監獄干警的不作為行為是否構成行政侵權，李某能否要求國家賠償？國家對行政不作為違法負賠償責任，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即構成要件，這是分清賠償責任的關鍵問題。所以要符合以下的不作為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1.行政主體所負有的行政作為義務。《監獄法》第七條規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顯然，服刑人員收監后，監獄負有確保服刑人員在監獄內的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的義務。所以監獄及其干警員有法定的作為義務。李某、田某既然在監獄服刑，那么監獄就有責任確保其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作為專門的刑罰執行機關，監獄及其干警組織服刑人員出工，理應意識到服刑人員手中有勞動工具，有可能自傷或傷害別人。因此，組織服刑人員出工前，Y監獄及其干警應嚴格按照司法部等上級部門的規章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制定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只有在確保服刑人員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才能組織服刑人員出工；在勞動時應嚴密監視服刑人員的勞動，發現有異常情況，應及時處置，履行法定的作為義務。否則應承擔不作為的法律責任。

2.行政不作為違法客觀存在。此案中，在服刑人員周某毆打其他服刑人員時，干警不僅沒有及時發現或制止，甚至在這些服刑人員被毆打后向該值勤民警報告時，他對被毆打的服刑人員既沒有及時組織進行體檢，也沒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而是讓他們繼續參加勞動。顯然，該民警沒有盡到保護服刑人員人身安全的職責，存在明顯的不作為行為。所以，監獄及其干警存在不作為違法行為客觀存在。

3.監獄及其干警的不作為行為使服刑人員遭受人身傷害。李某的臀部有骨折及組織壞死，即行手術治療。手術后，李某的受傷腿比另一條腿短3公分，造成傷殘。

4、行政不作為違法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實際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問題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在此案中，服刑人員遭受的身體傷害是由其他服刑人員的侵權行為直接造成的。所以，有人認為，上述案例中，即使監獄干警存在不作為行為，但是真正致李某、田某傷害的是其他服刑人員，而不是監獄干警的不作為行為，因而監獄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對行政不作為引起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不能簡單從“外部條件”與“直接原因”來分析。“實踐證明，人為地將?條件?與?原因?區別開來并非一種理想與現實的辦法，對于確定侵權賠償責任來說，造成損害的一切條件或要素都具有同等價值，因而都可以成為法律原因。

法律要求國家機關在某種情況下履行作為義務，來避免相對人的有害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或幫助有利于相對人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如果當時條件下國家機關能夠履行而不履行，導致危險狀態變成現實危害，那不履行作為義務的

33黃杰等：《國家賠償法釋義與講座》，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頁。

行為就是危害結果產生的原因力。作為刑罰執行機關，監獄應該意識到高危人群的潛在危險，因此，為確保服刑人員的人身安全，監獄及其干警應時刻警惕并采取措施避免服刑人員相互傷害的情況發生。Y監獄為生產勞動之目的，忽視對服刑人員人身安全的保障，違法使用服刑人員管理服刑人員，其不作為行為正好給侵權人實施侵權以可乘之機，因此Y監獄的不作為行為是造成李某身體傷害原因。

所以，在此案中不能簡單的認為李某的傷害是由其他服刑人員造成的而認為不應由監獄承擔國家賠償責任，李某正是因為監獄及其干警的不作為而使其未及時獲得應該的醫治才使得傷勢更加嚴重從而造成李某殘疾的損害后果。可見，李某的損害與監獄的不作為存在因果關系。

（四）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舉證責任的分配。

行政機關不作為也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只不過是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的具體行政行為。但它既是具體行政行為，對其提起的行政訴訟，就必須遵循行政訴訟的一般舉證規則。也就是說，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行政訴訟中，被告對不作為行為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和法律依據以證明其不作為行為的合法性，否則，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4 在本案中監獄應該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其沒有不作為的行為。

三、結論

綜上所述，我認為李某可以向Y監獄提起國家賠償。監獄及其干警存在不作為違法行為，同時監獄負有保障服刑人員人身安全的法定義務是監獄及其干警不作為違法的前提。Y監獄嚴重忽視了對服刑人員的安全保障，組織服刑人員出工不僅未經周密部署，而且勞動時違法使用服刑人員管理服刑人員。在服刑人員周某毆打其他服刑人員時，干警不僅沒有及時發現或制止，甚至在這些服刑人員被毆打后向該值勤民警報告時，他對被毆打的服刑人員既沒有及時組織進行體檢，也沒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而是讓他們繼續參加勞動。顯然，該民警沒有盡到保護服刑人員人身安全的職責，存在明顯的不作為行為，同時也是因為這種不作為給李某造成了損害，如果沒有這種不作為行為，李某的損害必定不會發生，4 人民法院報，作者：仇慎齊 所以我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由于此案的情況是符合上述要件的不作為侵權，同時在我國，要求監獄管理機關對其干警的不作為行為負賠償責任有利于保護服刑人員的合法權益。若將違法的行政不作為排除于國家賠償范圍之外，則無異于縱容行政主體不履行職責，所以在此案中監獄應該承擔國家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