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雷 文

案 情

原告：王小麗，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鎮(zhèn)薛集村4組。

被告：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以下簡稱襄鐵分局)。

被告：襄樊鐵路分局宜昌車站(以下簡稱宜昌車站)。

1999年2月19日5時許，王小麗攜帶其子王磊(5歲)，持宜昌至襄樊當日418次17車014號硬座票(票號04F065577，進站時車票未經剪口)到17號車廂上車，因17號車門未開，改從16號車門上車，其子在前面上車，王小麗隨后上車，列車啟動時，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被啟動的列車壓傷雙足。事發(fā)后，宜昌車站將王小麗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搶救治療。經治療，王小麗雙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技術鑒定中心對王小麗傷害程度作出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結論：王小麗的傷殘程度為叁級。該鑒定費200元由王小麗支出。

事故發(fā)生后，宜昌車站依照有關規(guī)定組成了事故調查委員會，經與王小麗父親王幫清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簽訂了《旅客意外傷害事故最終處理協(xié)議書》(以下簡稱《協(xié)議書》)，該協(xié)議認定，列車員違反部頒《鐵路旅客列車硬座車客運乘務員作業(yè)標準》停站作業(yè)標準中的規(guī)定，列車啟動后，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壓斷雙足，造成旅客傷害事故，屬鐵路責任。根據鐵路有關法律法規(guī)和王小麗家庭實際困難以及受傷程序，達成如下協(xié)議：

1、支付保險金2萬元;

2、支付賠償金4萬元;

3、王小麗住院的治療費、護理費和搶救中的費用等計43745.70

元，由鐵路承擔;

4、支付假肢費用3.5萬元;

5、以上費用總計138745.70元，此協(xié)議為最終處理結案協(xié)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該協(xié)議簽訂后，王幫清于1999年8月7日從宜昌車站領取了王小麗傷害事故賠付費用共計9.5萬元，后給了王小麗。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車站購買車票，送王小麗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王小麗在德林義肢矯型康復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經營部購買并安裝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麗多次向宜昌車站索賠未果，遂釀成糾紛。

原告王小麗訴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車站購票乘坐418次列車，在上車時被列車員推下車，致使原告雙腳被火車車輪軋斷。后經治療，原告雙腳截肢，購買并安裝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雙腳殘廢，損失巨大，向被告請求賠償，但被告以《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請求賠償，并同原告父親王幫清簽訂了《協(xié)議書》，在《協(xié)議書》中承諾賠償醫(yī)療費等費用共計138745.70元。原告沒有認可該《協(xié)議書》。根據《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過錯行為直接導致原告雙腳截肢，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請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傷害賠償費用共計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費2565元;

2、誤工費4145元;

3、護理費3069元;

4、殘疾人生活補助費65700元;

5、被撫養(yǎng)人生活費102930元;

6、殘疾輔助用具費840900元;

7、交通、食宿費1026元;

8、每次安裝假肢所需交通、食宿護理費共計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損失10萬元。

三、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襄鐵分局辯稱：原告起訴的主體錯誤。原告是由418次列車員造成的傷害，是懷化分局的責任，應起訴懷化分局，我方不是責任者，按鐵路規(guī)定由發(fā)生地進行處理，但宜昌車站不是責任者;雙方已協(xié)商達成賠償協(xié)議，原告父親王幫清是在原告授權下簽字的，且原告已依協(xié)議收到9萬余元，應認為是原告對委托權的認可;在該事故處理過程中，我方共支出13萬余元，已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賠償范圍，對超過賠償范圍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償的權利，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宜昌車站辯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麗帶著兒子，手持當日418次車票上車時，因人多擁擠，17號車門未開，原告改從16號車門上車，小孩在前面先上車，王小麗隨其后，列車啟動，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原告墜落車下壓斷雙足。事故發(fā)生后，被告宜昌車站及時將傷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就診住院治療，并指派一名客運值班員和聘用一名臨時工對原告進行護理。原告王小麗共在院治療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麗在院治療后期，事故處理委員會依照鐵路規(guī)章授予的權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屬和有關人員進行協(xié)商，后經原告書面委托其父親王幫清進行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達成《協(xié)議書》，對事故的經過、責任，以及對原告的賠償數額、治療費、保險費、假肢費、護理費等費用均作了明確的約定，該《協(xié)議書》已履行完畢。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請求下，被告自費購買了兩張到廣州的臥鋪票，送其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上述事實表明，被告在對待原告?zhèn)χ委熀唾r償中的態(tài)度是積極誠懇、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國家批準實施的鐵路規(guī)章制度的。從原告家庭實際出發(fā)，經多次反映和請示，給予了原告超范圍的賠償，原告在起訴狀中稱其父親王幫清所簽訂的《協(xié)議書》，原告沒有認可一事，不符合事實。因為王幫清在與被告簽訂協(xié)議時，向被告提供了經原告按壓手印的書面委托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要求被告賠償100多萬元巨額款，被告認為適用法律不當。被告在處理原告?zhèn)r償一案中適用的法律依據是正確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規(guī)，對原告進行了賠償并已履行完畢。因此，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予以駁回。

審 判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所持旅客車票，雖未經剪票，但不影響該旅客車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送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本案應適用《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確立的限額賠償制度。即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承擔各項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為4萬元。王小麗在住院治療期間的全部費用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宜昌車站在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已實際支付的各項費用43745.70元, 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司法簽定是該事故必要的程序，且發(fā)生在王小麗住院期間，該項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安裝假肢的費用，雖在住院時未實際發(fā)生，但屬于必須的補救性治療費，屬于住院治療期間的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全額承擔，但對于王小麗今后發(fā)生的假肢維修、更換費用等其他費用，應屬于后續(xù)治療費用，包括在賠償的限額中，不應另行支付。同時，根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本案亦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王小麗因傷害造成三級傷殘，肢體殘缺，妨礙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損害是客觀存在的，理應受到適當的精神撫慰和補償。根據司法實踐和本案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準，王小麗請求給予精神賠償應予支持。但王小麗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的要求過高，難予全額支持。王小麗提出的其他訴訟請求，因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或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主管上級，都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至于本傷害事故的責任人是誰，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內部劃責問題，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內部清算。襄鐵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宜昌車站依據王小麗的“委托書”與其父親王幫清簽訂的《協(xié)議書》，對

該“委托書”的內容和指紋王小麗本人予以否認，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對此也無其他證據證實是王小麗所為，在庭審時，均提出進行司法鑒定，但未提交書面申請和簽定費用。因此本院不再進行司法鑒定。同時，王小麗對該《協(xié)議書》中的事實和責任劃分均無異議，僅對適用賠償依據和賠償數額提出異議，該《協(xié)議書》是傷害事故發(fā)生后，鐵路運輸企業(yè)與受傷害者進行賠償的行為，并不影響受傷害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本案在開庭審理時，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均提出反訴請求，但未提出具體請求，且未交納反訴費，本院不予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十條、第五十八條第一款，《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第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十三條，《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第六條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賠償金4萬元;

二、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

三、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假肢安裝費和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費共計38210元;

四、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實際指出的費用43745.70元;

五、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5萬元;

六、駁回王小麗的其他訴訟請求。

上述一、二、三、四、五項合計191955.70元;減去襄鐵分局、宜昌車站已負擔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還應向王小麗支付5321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案件受理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13980元，本院已準許免交;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2100元。

判決后，原告王小麗、被告襄鐵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王小麗上訴稱，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判決賠償假肢費用的數額過低，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

襄鐵分局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劃分責任與客觀不符，造成王小麗受傷乘坐的418次列車不是該分局的旅客列車，乘務員亦不是該分局的工作人員，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其次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并應扣除超過限額的賠償部分，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進行改判。

宜昌車站針對王小麗的上訴請求答辯稱，王小麗受傷后，該車站對王小麗實施了積極的救助，并與之協(xié)商達成了意外傷害賠償協(xié)議，并已得到實際履行，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輸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故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原審判決在查明本案事實后，依照有關法律、法規(guī)，并充分考慮了雙方的客觀實際情況，確定的賠償數額是正確的，本院應予認定。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但王小麗上訴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并要求賠償假肢費用等其他費用，因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或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發(fā)生站和該事故的善后處理

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上級主管部門，均屬于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劃責清算。襄鐵分局上訴稱不是本案被告，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麗和襄鐵分局的上訴理由均不予采納，予以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㈠項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王小麗、襄鐵分局的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訴訟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8040元，本院已準許王小麗免交;襄鐵分局負擔8040元。

評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索賠成訟。案件經過一、二審法院審理，二被告最終應共同支付的賠償金額總計為19萬余元，而根據鐵道部有關行政規(guī)章的規(guī)定，單名旅客人身傷亡的賠償限額僅為4萬元，故有關媒體在進行相關報道的同時以《破“限”一判》為題作了簡要評述，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適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規(guī)章對民事賠償最高限額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對突破其他行業(yè)的民事傷害限額賠償也有借鑒作用，對推動法制建設，特別是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有積極意義。筆者試對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體權以及侵害公民身體權的賠償數額確定等作一評析：

雖然民法通則沒有對公民身體權作出明文規(guī)定，但我們不能否認身體權是公民的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一條中即有明確的“身體權”概念，這實際上是將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的生命健康權這一人格權利明確細化為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因此，身體權是公民維護其身體的完好性 的權利，是基本人格權之一。本案原告王小麗因鐵路運輸企業(yè)的責任造成身體完好性受到侵害，喪失了雙腳，所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后果有疼痛、殘疾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痛苦。根據民法通則或有關特別法的規(guī)定，侵害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規(guī)定了身體權受到侵害可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法院可判令侵權人賠償相應的精神撫慰金。

事實上，涉及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一直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對于本案的賠償數額的確定，筆者認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則)與特別法(指鐵路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章)的適用關系問題，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的問題。一審判決適用了有關鐵路特別法規(guī)如《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規(guī)定，判決二被告支付限額賠償金4萬元、保險金2萬元，兩個數額均取了上限。同時，判決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共8萬余元。對上述賠償額的確定，一審法院僅強調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等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或全額承擔，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但沒有適用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此外，盡管本案審理時，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未頒布，但一審判決仍根據司法實踐和案件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可見，一審判決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并未局限在特別法規(guī)定的賠償限額內，對受害人治療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均作了考慮，體現了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財產損失全部賠償的原則以及對原告因致殘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撫。不過應當注意，二審判決雖然維持了一審判決，但其“本院認為”部分則明確指出，“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可見，二審判決認為一審確定的在限額賠償及保險金以外的賠償額是“補償”而非“賠償”。換句話說，一審判決是一個“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決，并未在一般法與特別法 的適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據案件實際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態(tài)度并運用司法裁量權所作的一種處理。從案件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法院最終判決的賠償額除精神賠償5萬元外，其他的數額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訴訟前予以認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實際的訴訟價值僅體現在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上。因此，二審判決在闡明其對本案的處理觀點的同時，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體現了對受害者權益的善意保護，較好地處理好了情與法的協(xié)調。另外，兩級法院均對王小麗應負擔的訴訟費予以免交，王小麗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無償法律服務，因此，應該說本案處理的社會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處理好有關侵害公民身體權訴訟中一般法或特別法的適用關系，應當引起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及法學理論界的重視，應盡早進行探討、研究并制定出相應的適用規(guī)則，以公正地保護受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第二篇：王小麗訴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等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黃金波雷文)

王小麗訴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等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黃金波雷文

上傳時間:2005-2-6

案情

原告：王小麗

被告：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以下簡稱襄鐵分局）

被告：襄樊鐵路分局宜昌車站（以下簡稱宜昌車站）

1999年2月19日5時許，王小麗攜帶其子王磊（5歲），持宜昌至襄樊當日418次17車014號硬座票（票號04F065577，進站時車票未經剪口）到17號車廂上車，因17號車門未開，改從16號車門上車，其子在前面上車，王小麗隨后上車，列車啟動時，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被啟動的列車壓傷雙足。事發(fā)后，宜昌車站將王小麗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搶救治療。經治療，王小麗雙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技術鑒定中心對王小麗傷害程度作出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結論：王小麗的傷殘程度為叁級。該鑒定費200元由王小麗支出。事故發(fā)生后，宜昌車站依照有關規(guī)定組成了事故調查委員會，經與王小麗父親王幫清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簽訂了《旅客意外傷害事故最終處理協(xié)議書》（以下簡稱《協(xié)議書》），該協(xié)議認定，列車員違反部頒《鐵路旅客列車硬座車客運乘務員作業(yè)標準》停站作業(yè)標準中的規(guī)定，列車啟動后，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壓斷雙足，造成旅客傷害事故，屬鐵路責任。根據鐵路有關法律法規(guī)和王小麗家庭實際困難以及受傷程序，達成如下協(xié)議：

1、支付保險金2萬元；

2、支付賠償金4萬元；

3、王小麗住院的治療費、護理費和搶救中的費用等計43745.70元，由鐵路承擔；

4、支付假肢費用3.5萬元；

5、以上費用總計138745.70元，此協(xié)議為最終處理結案協(xié)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該協(xié)議簽訂后，王幫清于1999年8月7日從宜昌車站領取了王小麗傷害事故賠付費用共計9.5萬元，后給了王小麗。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車站購買車票，送王小麗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王小麗在德林義肢矯型康復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經營部購買并安裝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麗多次向宜昌車站索賠未果，遂釀成糾紛。

原告王小麗訴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車站購票乘坐418次列車，在上車時被列車員推下車，致使原告雙腳被火車車輪軋斷。后經治療，原告雙腳截肢，購買并安裝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雙腳殘廢，損失巨大，向被告請求賠償，但被告以《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請求賠償，并同原告父親王幫清簽訂了《協(xié)議書》，在《協(xié)議書》中承諾賠償醫(yī)療費等費用共計138745.70元。原告沒有認可該《協(xié)議書》。根據《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過錯行為直接導致原告雙腳截肢，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請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傷害賠償費用共計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費2565元；

2、誤工費4145元；

3、護理費3069元；

4、殘疾人生活補助費65700元；

5、被撫養(yǎng)人生活費102930元；

6、殘疾輔助用具費840900元；

7、交通、食宿費1026元；

8、每次安裝假肢所需交通、食宿護理費共計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損失10萬元。

三、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襄鐵分局辯稱：原告起訴的主體錯誤。原告是由418次列車員造成的傷害，是懷化 1

分局的責任，應起訴懷化分局，我方不是責任者，按鐵路規(guī)定由發(fā)生地進行處理，但宜昌車站不是責任者；雙方已協(xié)商達成賠償協(xié)議，原告父親王幫清是在原告授權下簽字的，且原告已依協(xié)議收到9萬余元，應認為是原告對委托權的認可；在該事故處理過程中，我方共支出13萬余元，已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賠償范圍，對超過賠償范圍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償的權利，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宜昌車站辯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麗帶著兒子，手持當日418次車票上車時，因人多擁擠，17號車門未開，原告改從16號車門上車，小孩在前面先上車，王小麗隨其后，列車啟動，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原告墜落車下壓斷雙足。事故發(fā)生后，被告宜昌車站及時將傷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就診住院治療，并指派一名客運值班員和聘用一名臨時工對原告進行護理。原告王小麗共在院治療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麗在院治療后期，事故處理委員會依照鐵路規(guī)章授予的權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屬和有關人員進行協(xié)商，后經原告書面委托其父親王幫清進行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達成《協(xié)議書》，對事故的經過、責任，以及對原告的賠償數額、治療費、保險費、假肢費、護理費等費用均作了明確的約定，該《協(xié)議書》已履行完畢。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請求下，被告自費購買了兩張到廣州的臥鋪票，送其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上述事實表明，被告在對待原告?zhèn)χ委熀唾r償中的態(tài)度是積極誠懇、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國家批準實施的鐵路規(guī)章制度的。從原告家庭實際出發(fā)，經多次反映和請示，給予了原告超范圍的賠償，原告在起訴狀中稱其父親王幫清所簽訂的《協(xié)議書》，原告沒有認可一事，不符合事實。因為王幫清在與被告簽訂協(xié)議時，向被告提供了經原告按壓手印的書面委托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要求被告賠償100多萬元巨額款，被告認為適用法律不當。被告在處理原告?zhèn)r償一案中適用的法律依據是正確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規(guī)，對原告進行了賠償并已履行完畢。因此，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予以駁回。

審 判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所持旅客車票，雖未經剪票，但不影響該旅客車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送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本案應適用《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確立的限額賠償制度。即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承擔各項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為4萬元。王小麗在住院治療期間的全部費用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宜昌車站在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已實際支付的各項費用43745.70元, 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司法簽定是該事故必要的程序，且發(fā)生在王小麗住院期間，該項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安裝假肢的費用，雖在住院時未實際發(fā)生，但屬于必須的補救性治療費，屬于住院治療期間的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全額承擔，但對于王小麗今后發(fā)生的假肢維修、更換費用等其他費用，應屬于后續(xù)治療費用，包括在賠償的限額中，不應另行支付。同時，根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本案亦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王小麗因傷害造成三級傷殘，肢體殘缺，妨礙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

到的損害是客觀存在的，理應受到適當的精神撫慰和補償。根據司法實踐和本案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準，王小麗請求給予精神賠償應予支持。但王小麗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的要求過高，難予全額支持。王小麗提出的其他訴訟請求，因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或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主管上級，都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至于本傷害事故的責任人是誰，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內部劃責問題，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內部清算。襄鐵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宜昌車站依據王小麗的“委托書”與其父親王幫清簽訂的《協(xié)議書》，對該“委托書”的內容和指紋王小麗本人予以否認，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對此也無其他證據證實是王小麗所為，在庭審時，均提出進行司法鑒定，但未提交書面申請和簽定費用。因此本院不再進行司法鑒定。同時，王小麗對該《協(xié)議書》中的事實和責任劃分均無異議，僅對適用賠償依據和賠償數額提出異議，該《協(xié)議書》是傷害事故發(fā)生后，鐵路運輸企業(yè)與受傷害者進行賠償的行為，并不影響受傷害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本案在開庭審理時，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均提出反訴請求，但未提出具體請求，且未交納反訴費，本院不予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十條、第五十八條第一款，《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第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十三條，《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第六條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

1、襄鐵分局和宜昌

2、車站向王小麗支付賠償金4萬

3、元；

4、襄鐵分局和宜昌

5、車站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

6、元；

7、襄鐵分局和宜昌

8、車站向王小麗支付假肢安裝費和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費共計38210元；

9、襄鐵分局和宜昌

10、車站負擔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實際指

11、出的費用43745.70元；

12、襄鐵分局和宜昌

13、車站向王小麗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5萬

14、元；

15、駁回王小麗的其他訴訟請求。上述一、二、三、四、五項合計191955.70元；減去襄鐵分局、宜昌車站已負擔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還應向王小麗支付5321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案件受理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13980元，本院已準許免交；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2100元。

判決后，原告王小麗、被告襄鐵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王小麗上訴稱，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判決賠償假肢費用的數額過低，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襄鐵分局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劃分責任與客觀不符，造成王小麗受傷乘坐的418次列車不是該分局的旅客列車，乘務員亦不是該分局的工作人員，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其次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并應扣除超過限額的賠償部分，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進行改判。宜昌車站針對王小麗的上訴請求答辯稱，王小麗受傷后，該車站對王小麗實施了積極的救助，并與之協(xié)商達成了意外傷害賠償協(xié)議，并已得到實際履行，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請求。二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輸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故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原審判決在查明本案事實后，依照有關法律、法規(guī)，并充分考慮了雙方的客觀實際情況，確定的賠償數額是正確的，本院應予認定。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

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但王小麗上訴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并要求賠償假肢費用等其他費用，因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或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發(fā)生站和該事故的善后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上級主管部門，均屬于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劃責清算。襄鐵分局上訴稱不是本案被告，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麗和襄鐵分局的上訴理由均不予采納，予以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㈠項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駁回王小麗、襄鐵分局的上訴，維持原判。二審訴訟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8040元，本院已準許王小麗免交；襄鐵分局負擔8040元。

評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索賠成訟。案件經過一、二審法院審理，二被告最終應共同支付的賠償金額總計為19萬余元，而根據鐵道部有關行政規(guī)章的規(guī)定，單名旅客人身傷亡的賠償限額僅為4萬元，故有關媒體在進行相關報道的同時以《破“限”一判》為題作了簡要評述，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適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規(guī)章對民事賠償最高限額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對突破其他行業(yè)的民事傷害限額賠償也有借鑒作用，對推動法制建設，特別是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有積極意義。筆者試對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體權以及侵害公民身體權的賠償數額確定等作一評析：

雖然民法通則沒有對公民身體權作出明文規(guī)定，但我們不能否認身體權是公民的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一條中即有明確的“身體權”概念，這實際上是將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的生命健康權這一人格權利明確細化為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因此，身體權是公民維護其身體的完好性的權利，是基本人格權之一。本案原告王小麗因鐵路運輸企業(yè)的責任造成身體完好性受到侵害，喪失了雙腳，所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后果有疼痛、殘疾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痛苦。根據民法通則或有關特別法的規(guī)定，侵害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規(guī)定了身體權受到侵害可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法院可判令侵權人賠償相應的精神撫慰金。

事實上，涉及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一直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對于本案的賠償數額的確定，筆者認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則）與特別法（指鐵路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章）的適用關系問題，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的問題。一審判決適用了有關鐵路特別法規(guī)如《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規(guī)定，判決二被告支付限額賠償金4萬元、保險金2萬元，兩個數額均取了上限。同時，判決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共8萬余元。對上述賠償額的確定，一審法院僅強調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等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或全額承擔，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但沒有適用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此外，盡管本案審理時，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未頒布，但一審判決仍根據司法實踐和案件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可見，一審判決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并未局限在特別法規(guī)定的賠償限額內，對受害

人治療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均作了考慮，體現了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財產損失全部賠償的原則以及對原告因致殘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撫。不過應當注意，二審判決雖然維持了一審判決，但其“本院認為”部分則明確指出，“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可見，二審判決認為一審確定的在限額賠償及保險金以外的賠償額是“補償”而非“賠償”。換句話說，一審判決是一個“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決，并未在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適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據案件實際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態(tài)度并運用司法裁量權所作的一種處理。從案件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法院最終判決的賠償額除精神賠償5萬元外，其他的數額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訴訟前予以認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實際的訴訟價值僅體現在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上。因此，二審判決在闡明其對本案的處理觀點的同時，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體現了對受害者權益的善意保護，較好地處理好了情與法的協(xié)調。另外，兩級法院均對王小麗應負擔的訴訟費予以免交，王小麗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無償法律服務，因此，應該說本案處理的社會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處理好有關侵害公民身體權訴訟中一般法或特別法的適用關系，應當引起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及法學理論界的重視，應盡早進行探討、研究并制定出相應的適用規(guī)則，以公正地保護受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第三篇：王小麗訴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等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黃金波 雷 文)

王小麗訴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等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黃金波

雷

文 上傳時間:2005-2-6

案

情 原

告：王小麗

被

告：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以下簡稱襄鐵分局）被

告：襄樊鐵路分局宜昌車站（以下簡稱宜昌車站）

1999年2月19日5時許，王小麗攜帶其子王磊（5歲），持宜昌至襄樊當日418次17車014號硬座票（票號04F065577，進站時車票未經剪口）到17號車廂上車，因17號車門未開，改從16號車門上車，其子在前面上車，王小麗隨后上車，列車啟動時，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被啟動的列車壓傷雙足。事發(fā)后，宜昌車站將王小麗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搶救治療。經治療，王小麗雙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技術鑒定中心對王小麗傷害程度作出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結論：王小麗的傷殘程度為叁級。該鑒定費200元由王小麗支出。事故發(fā)生后，宜昌車站依照有關規(guī)定組成了事故調查委員會，經與王小麗父親王幫清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簽訂了《旅客意外傷害事故最終處理協(xié)議書》（以下簡稱《協(xié)議書》），該協(xié)議認定，列車員違反部頒《鐵路旅客列車硬座車客運乘務員作業(yè)標準》停站作業(yè)標準中的規(guī)定，列車啟動后，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壓斷雙足，造成旅客傷害事故，屬鐵路責任。根據鐵路有關法律法規(guī)和王小麗家庭實際困難以及受傷程序，達成如下協(xié)議：

1、支付保險金2萬元；

2、支付賠償金4萬元；

3、王小麗住院的治療費、護理費和搶救中的費用等計43745.70元，由鐵路承擔；

4、支付假肢費用3.5萬元；

5、以上費用總計138745.70元，此協(xié)議為最終處理結案協(xié)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該協(xié)議簽訂后，王幫清于1999年8月7日從宜昌車站領取了王小麗傷害事故賠付費用共計9.5萬元，后給了王小麗。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車站購買車票，送王小麗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王小麗在德林義肢矯型康復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經營部購買并安裝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麗多次向宜昌車站索賠未果，遂釀成糾紛。

原告王小麗訴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車站購票乘坐418次列車，在上車時被列車員推下車，致使原告雙腳被火車車輪軋斷。后經治療，原告雙腳截肢，購買并安裝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雙腳殘廢，損失巨大，向被告請求賠償，但被告以《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請求賠償，并同原告父親王幫清簽訂了《協(xié)議書》，在《協(xié)議書》中承諾賠償醫(yī)療費等費用共計138745.70元。原告沒有認可該《協(xié)議書》。根據《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過錯行為直接導致原告雙腳截肢，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請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傷害賠償費用共計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費2565元；

2、誤工費4145元；

3、護理費3069元；

4、殘疾人生活補助費65700元；

5、被撫養(yǎng)人生活費102930元；

6、殘疾輔助用具費840900元；

7、交通、食宿費1026元；

8、每次安裝假肢所需交通、食宿護理費共計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損失10萬元。

三、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襄鐵分局辯稱：原告起訴的主體錯誤。原告是由418次列車員造成的傷害，是懷化 1 分局的責任，應起訴懷化分局，我方不是責任者，按鐵路規(guī)定由發(fā)生地進行處理，但宜昌車站不是責任者；雙方已協(xié)商達成賠償協(xié)議，原告父親王幫清是在原告授權下簽字的，且原告已依協(xié)議收到9萬余元，應認為是原告對委托權的認可；在該事故處理過程中，我方共支出13萬余元，已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賠償范圍，對超過賠償范圍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償的權利，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宜昌車站辯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麗帶著兒子，手持當日418次車票上車時，因人多擁擠，17號車門未開，原告改從16號車門上車，小孩在前面先上車，王小麗隨其后，列車啟動，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原告墜落車下壓斷雙足。事故發(fā)生后，被告宜昌車站及時將傷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就診住院治療，并指派一名客運值班員和聘用一名臨時工對原告進行護理。原告王小麗共在院治療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麗在院治療后期，事故處理委員會依照鐵路規(guī)章授予的權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屬和有關人員進行協(xié)商，后經原告書面委托其父親王幫清進行協(xié)商，于1999年8月6日達成《協(xié)議書》，對事故的經過、責任，以及對原告的賠償數額、治療費、保險費、假肢費、護理費等費用均作了明確的約定，該《協(xié)議書》已履行完畢。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請求下，被告自費購買了兩張到廣州的臥鋪票，送其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上述事實表明，被告在對待原告?zhèn)χ委熀唾r償中的態(tài)度是積極誠懇、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國家批準實施的鐵路規(guī)章制度的。從原告家庭實際出發(fā)，經多次反映和請示，給予了原告超范圍的賠償，原告在起訴狀中稱其父親王幫清所簽訂的《協(xié)議書》，原告沒有認可一事，不符合事實。因為王幫清在與被告簽訂協(xié)議時，向被告提供了經原告按壓手印的書面委托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guī)定，要求被告賠償100多萬元巨額款，被告認為適用法律不當。被告在處理原告?zhèn)r償一案中適用的法律依據是正確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規(guī)，對原告進行了賠償并已履行完畢。因此，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予以駁回。

審 判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所持旅客車票，雖未經剪票，但不影響該旅客車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送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本案應適用《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確立的限額賠償制度。即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承擔各項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為4萬元。王小麗在住院治療期間的全部費用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宜昌車站在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已實際支付的各項費用43745.70元, 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司法簽定是該事故必要的程序，且發(fā)生在王小麗住院期間，該項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承擔。安裝假肢的費用，雖在住院時未實際發(fā)生，但屬于必須的補救性治療費，屬于住院治療期間的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全額承擔，但對于王小麗今后發(fā)生的假肢維修、更換費用等其他費用，應屬于后續(xù)治療費用，包括在賠償的限額中，不應另行支付。同時，根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本案亦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王小麗因傷害造成三級傷殘，肢體殘缺，妨礙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 2 到的損害是客觀存在的，理應受到適當的精神撫慰和補償。根據司法實踐和本案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準，王小麗請求給予精神賠償應予支持。但王小麗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的要求過高，難予全額支持。王小麗提出的其他訴訟請求，因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或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主管上級，都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至于本傷害事故的責任人是誰，是鐵路運輸企業(yè)內部劃責問題，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內部清算。襄鐵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宜昌車站依據王小麗的“委托書”與其父親王幫清簽訂的《協(xié)議書》，對該“委托書”的內容和指紋王小麗本人予以否認，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對此也無其他證據證實是王小麗所為，在庭審時，均提出進行司法鑒定，但未提交書面申請和簽定費用。因此本院不再進行司法鑒定。同時，王小麗對該《協(xié)議書》中的事實和責任劃分均無異議，僅對適用賠償依據和賠償數額提出異議，該《協(xié)議書》是傷害事故發(fā)生后，鐵路運輸企業(yè)與受傷害者進行賠償的行為，并不影響受傷害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本案在開庭審理時，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均提出反訴請求，但未提出具體請求，且未交納反訴費，本院不予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十條、第五十八條第一款，《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第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十三條，《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第五條、第六條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

1、襄鐵分局和宜昌

2、車站向王小麗支付賠償金4萬

3、元；

4、襄鐵分局和宜昌

5、車站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

6、元；

7、襄鐵分局和宜昌

8、車站向王小麗支付假肢安裝費和法醫(yī)活體檢驗鑒定費共計38210元；

9、襄鐵分局和宜昌

10、車站負擔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實際指

11、出的費用43745.70元；

12、襄鐵分局和宜昌

13、車站向王小麗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5萬

14、元；

15、駁回王小麗的其他訴訟請求。上述一、二、三、四、五項合計191955.70元；減去襄鐵分局、宜昌車站已負擔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還應向王小麗支付5321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案件受理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13980元，本院已準許免交；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2100元。

判決后，原告王小麗、被告襄鐵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王小麗上訴稱，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判決賠償假肢費用的數額過低，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襄鐵分局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劃分責任與客觀不符，造成王小麗受傷乘坐的418次列車不是該分局的旅客列車，乘務員亦不是該分局的工作人員，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其次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并應扣除超過限額的賠償部分，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進行改判。宜昌車站針對王小麗的上訴請求答辯稱，王小麗受傷后，該車站對王小麗實施了積極的救助，并與之協(xié)商達成了意外傷害賠償協(xié)議，并已得到實際履行，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請求。二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輸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違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yè)責任，故鐵路運輸企業(y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原審判決在查明本案事實后，依照有關法律、法規(guī)，并充分考慮了雙方的客觀實際情況，確定的賠償數額是正確的，本院應予認定。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 3 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但王小麗上訴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并要求賠償假肢費用等其他費用，因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或超出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發(fā)生站和該事故的善后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上級主管部門，均屬于鐵路運輸企業(yè)，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劃責清算。襄鐵分局上訴稱不是本案被告，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麗和襄鐵分局的上訴理由均不予采納，予以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㈠項之規(guī)定，作出如下判決：駁回王小麗、襄鐵分局的上訴，維持原判。二審訴訟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8040元，本院已準許王小麗免交；襄鐵分局負擔8040元。

評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索賠成訟。案件經過一、二審法院審理，二被告最終應共同支付的賠償金額總計為19萬余元，而根據鐵道部有關行政規(guī)章的規(guī)定，單名旅客人身傷亡的賠償限額僅為4萬元，故有關媒體在進行相關報道的同時以《破“限”一判》為題作了簡要評述，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適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規(guī)章對民事賠償最高限額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對突破其他行業(yè)的民事傷害限額賠償也有借鑒作用，對推動法制建設，特別是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有積極意義。筆者試對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體權以及侵害公民身體權的賠償數額確定等作一評析：

雖然民法通則沒有對公民身體權作出明文規(guī)定，但我們不能否認身體權是公民的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一條中即有明確的“身體權”概念，這實際上是將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的生命健康權這一人格權利明確細化為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因此，身體權是公民維護其身體的完好性的權利，是基本人格權之一。本案原告王小麗因鐵路運輸企業(yè)的責任造成身體完好性受到侵害，喪失了雙腳，所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后果有疼痛、殘疾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痛苦。根據民法通則或有關特別法的規(guī)定，侵害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規(guī)定了身體權受到侵害可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法院可判令侵權人賠償相應的精神撫慰金。

事實上，涉及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一直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對于本案的賠償數額的確定，筆者認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則）與特別法（指鐵路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章）的適用關系問題，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的問題。一審判決適用了有關鐵路特別法規(guī)如《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guī)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規(guī)定，判決二被告支付限額賠償金4萬元、保險金2萬元，兩個數額均取了上限。同時，判決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共8萬余元。對上述賠償額的確定，一審法院僅強調假肢安裝費、法醫(y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等應由鐵路運輸企業(yè)負責或全額承擔，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但沒有適用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此外，盡管本案審理時，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未頒布，但一審判決仍根據司法實踐和案件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fā)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可見，一審判決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并未局限在特別法規(guī)定的賠償限額內，對受害 4 人治療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均作了考慮，體現了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財產損失全部賠償的原則以及對原告因致殘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撫。不過應當注意，二審判決雖然維持了一審判決，但其“本院認為”部分則明確指出，“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可見，二審判決認為一審確定的在限額賠償及保險金以外的賠償額是“補償”而非“賠償”。換句話說，一審判決是一個“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決，并未在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適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據案件實際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態(tài)度并運用司法裁量權所作的一種處理。從案件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法院最終判決的賠償額除精神賠償5萬元外，其他的數額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訴訟前予以認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實際的訴訟價值僅體現在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上。因此，二審判決在闡明其對本案的處理觀點的同時，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體現了對受害者權益的善意保護，較好地處理好了情與法的協(xié)調。另外，兩級法院均對王小麗應負擔的訴訟費予以免交，王小麗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無償法律服務，因此，應該說本案處理的社會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處理好有關侵害公民身體權訴訟中一般法或特別法的適用關系，應當引起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及法學理論界的重視，應盡早進行探討、研究并制定出相應的適用規(guī)則，以公正地保護受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第四篇：民事上訴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

民事上訴狀

上訴人（原審被告）：XXX有限公司，住所在XX經濟開發(fā)區(qū)X。法定代表人：XXX，該公司董事長。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證號碼xxxxxxx，漢族，住X市X鎮(zhèn)X村X組X號。系受害人XX之夫。被上訴人（原審原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證號碼XXXXXXX，漢族，住X市X鎮(zhèn)X村X組X號。系受害人XX之子。被上訴人（原審原告）：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證號碼XXXXXXX，漢族，住X市X鎮(zhèn)X村X組X號。系受害人X之父。被上訴人（原審原告）：XXX，女，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證號碼XXXXXXX，漢族，住X市X鎮(zhèn)X村X組X號。系受害人XX之母。被上訴人（原審被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證號碼XXXXXXX，漢族，住X市X鎮(zhèn)X村X組X號。

上訴人因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不服X市人民法院于X年X月X日作出的（X）XX民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現依法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

一、依法撤銷一審判決，并查明事實，依法改判賠償受害人死亡 賠償金和被扶養(yǎng)人的生活費標準按照農村居民標準計算；

二、上訴人承擔按份責任；

三、對被上訴人XXX殘廢而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應依據以 專業(yè)的司法鑒定機構作出喪失勞動能力鑒定為依據計算被扶養(yǎng)人的生活費；

四、一二審的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事實和理由：

一、一審法院判決上訴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二條的規(guī)定認定上訴人承擔按份責任。其理由：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被上訴人XXX與上訴人公司駕駛員XXX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同一損害后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guī)定，構成共同侵權，承擔連帶責任。

上訴人認為，但被上訴人XXX駕駛蘇Maxxx號中型普通貨車，由東向西行使至有T型路口和讓行標志的X市X鎮(zhèn)X村X組丁字路口右轉彎過程中，對路面動態(tài)觀察不夠與XX駕駛的蘇X號重型專項作業(yè)車發(fā)生事故，XXX在避讓過程中，與停靠在路西邊跨坐在蘇X號電動自行車上的受害人發(fā)生事故，致受害人死亡，經X市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大隊認定：XXX應負此事故的主要責任，XXX應負此事故的次要責任，受害人XXX不負該事故責任。前述事故的發(fā)生是XXX與XXX既沒有共同故意又無共同過失，兩者之間的侵權行為對交通事故發(fā)生是一種間接的結合，從而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損害后果，應當根據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二條的規(guī)定：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種侵權應當屬于無意思聯(lián)絡承擔按份責任的分別侵權行為，所以上訴人應承擔按份責任，而不應承擔連帶責任。

二、一審法院認定被上訴人（被扶養(yǎng)人）經常居住地在XX城區(qū)，被扶養(yǎng)人生活費標準按城鎮(zhèn)居民標準計算證據不足。為此，被上訴人提交了該XXX市房屋產權產籍監(jiān)理所頒發(fā)的X房權證XX字第X號、購房發(fā)票、契稅完稅證的證明,XX市XX社區(qū)居委會的證明證實以上事實，但上訴人認為以上證據并不能充分證明被上訴人經常居住地在城區(qū)。其理由：

根據《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規(guī)定，“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戶籍所在地連續(xù)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連續(xù)居住是指至起訴或事故發(fā)生之日連續(xù)一年以上，而不是曾經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按照我國治安戶籍管理等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確認公民是否在外地長期居住最重要的證據是《暫住證》，按照規(guī)定，凡外來人人員在市區(qū)或鎮(zhèn)區(qū)擬暫住一個月以上，年滿18周歲、從事務工、經商和其他經濟活動的人員，均應領取《暫住證》。最高人民法院《經常居住在城鎮(zhèn)的農村居民因交通事故傷亡如何計算賠償費用的復函》，農村居民按城鎮(zhèn)居民標準賠償必須滿足二個條件，1、是經常居住地來源于城市，2、經濟收入來源于城市。即“傷亡者事故發(fā)生時必須在城市居住滿一年以上，在居住期間連續(xù)性12個月以上的經濟收入來源均來自城市”，其賠償標準才適應按城鎮(zhèn)居民標準。但上訴人只提供了購房等證明，并沒有提供經常居住地和經濟收入來源均來自城市的證明來加以佐證。

一審法院要認定本案受害人XXX經常居住地在XX市區(qū)，應由被上訴人提交XXX在XX市居住的《暫住證》，如不能提交，就不能認定其經常居住地在城區(qū)。現在被上訴人所提交的證據只能證實在XX市區(qū)購買了房屋，但并不能證明其經常居住地就在XX城區(qū)，依據現行戶籍管理和社會治安管理的相關規(guī)定，對進城務工農民的生活、學習應當辦理居住證明，顯然在一審訴訟期間被上訴人并沒有提交相關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加以印證，原審法院認定被上訴人經常居住在XX城區(qū)錯誤，依法應予糾正。

三、一審法院對被上訴人（即被扶養(yǎng)人）XXX的被扶養(yǎng)人生活費，酌定XXX的被扶養(yǎng)人生活費年限為X年，無法律依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被扶養(yǎng)人是指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yǎng)義務的未成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目前對“是否殘疾、殘疾等級及喪失勞動能力”的確認法院應當以專業(yè)的司法鑒定機構作出喪失勞動能力鑒定結論為依據，在沒有對其殘疾進行司法鑒定因殘廢而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所造成的損害后果，因此減少或喪失的生活來源，而作出賠償X年的被扶養(yǎng)人的生活費，顯然缺乏法律依據，請求二審法院在查清事實后予以改判。

綜上，一審判決存在多處明顯錯誤，結果顯失公正，故上訴人不服，依法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查明事實，依法予以糾正。

此致

XX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XXX有限公司

二○XX年X月X日

第五篇：鐵路旅客運輸心理

鐵路旅客運輸心理

車站中旅客心理

關鍵詞：旅客心理、鐵路職工心理、相對應的措施

一、旅客的心理需求

對旅客而言，一般車站的要求只有三個方面的要求：

1、求順利的心理

2012-5-21——2012-6-08，我在衡陽站實習，我所工作的地方是第二候車室，在實習期間，我發(fā)現旅客都希望把事情辦的順利一些，特別是長途旅客、老弱病殘孕旅客和經常外出旅行的旅客，求順利地心理格外迫切。如長途旅客，需要進行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小時的旅行，是很辛苦的，倘若事情辦的不順利，尤其是買不到客票或客票不如意（如車次不理想，無座號等），其心情會很焦急、煩亂。

2、追求舒適的心理

實習期間，據我觀察，候車室客流量非常大，而且始發(fā)旅客候車時間不長，但中轉旅客候車時間反而很長。為了得到較充分的休息，每位旅客都有一種舒適的心理，希望環(huán)境幽雅，空氣清新，溫度適宜，比較安靜。倘若環(huán)境嘈雜，空氣里充滿了異味，地面上又不干凈，旅客就會心情煩躁。

3、求方便的心理

大家都做過火車，應該清楚，這一點，希望車站提供方便的服務，如飲食服務、購票方便、問事方便等。當然，實習這段時間我深有體會。

二、針對旅客心理，提供優(yōu)質服務

1、針對旅客求順利的心理，車站服務人員應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千方百計為旅客排憂解難，迅速、準確、便利地做好售票、簽字、加快、托運、寄存等工作。為了解決購票問題，車站在許多地方設置了代售點，還有旅客可以在網上訂票等。客流量大的季節(jié)，車站還會多開幾個售票窗。

2、針對旅客對舒適的需求，應美化站容站貌，搞好衛(wèi)生，為旅客創(chuàng)造一個舒適的環(huán)境。湘潭車站針對這一要求采取了以下措施：在站內設售貨亭、售書亭，候車室內放置開水桶，向旅客提供充足的飲用水；對老弱病殘孕且無人照顧的旅客，送進站送出站，送上市內公車或出租車，甚至將旅客送回家。

3、針對旅客方便的心理，車站為旅客改善所用的設備，還有要求職工對專業(yè)知識進行鞏固，以便回答旅客心中的疑慮。

三、鐵路職工應具備的心理

客運服務心理是客運職工服務活動的產物，是構成鐵路運輸行業(yè)這一特大群體的特征之一，是鐵路運輸業(yè)風貌的表現。職工的生活條件、工作實踐以及與旅客的交往活動是形成客運服務心理的基礎。所以，要提高客運服務質量，就不僅要研究旅客心理，也要研究客運人員活動的特殊性，使客運人員自覺發(fā)揚心理品質的積極方面，抑制、克服其消極方面，進而成客運服務所要求的優(yōu)秀品質，做一個優(yōu)秀的客運職工。

當然，要做好服務，我們也要處理好生活、家庭與服務工作的關系，避免發(fā)生沖突。這就要我們扮演好不同的角色。“角色“一詞，原指演員在戲劇舞臺根據劇本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的專門術語，引進社會學，則指每個人作為社會一份子，在社會大舞臺上所扮演的人物形象。

服務人員與服務對象是眾多社會角色關系的一種，鐵路客運職工在工作崗位上對旅客來

講是服務員，是服務主體，對旅客承擔著社會責任，而在市場或家庭中則可能是服務對象，接受他人服務。

一個人應該有強烈的角色意識，要清楚在什么場合、什么條件下自覺擔當的角色。

1、情感品質

（1）情感傾向：正確而高尚

對鐵路運輸事業(yè)的熱愛，對旅客的關心愛護，既是客運職工高尚情感的重要方面，又是作為一個優(yōu)秀職工的必備條件。熱愛本職工作是責任感和榮譽感的具體體現，這種高尚情感驅使客運職工刻苦專研業(yè)務與技術，提高服務質量的內在動力。只有將這種情感注入本職工作，客運職工才能在實際行動中自覺維護旅客利益，維護鐵路形象。呂玉霜說過，平凡不等于平庸，為旅客排憂解難，為他人奉獻愛心，是我最大的快慰。

（2）情感品質：深厚、持久而積極

呂玉霜之所以能被廣大旅客贊譽為問不倒的旅客貼心人，就是因為好幾十年如一日地任勞任怨，真誠待客，熱情服務，情感的穩(wěn)定程度和變化狀態(tài)，對工作也有直接影響，倘若在與旅客打交道的過程中，客運職工的情感容易受主體或客體因素的影響而變化無常，那就難以真心實意、穩(wěn)定持久地滿足旅客的需求。

2、意志品質

人的意志發(fā)展相對晚于認識與情感。早期的意志水平，表現為自制力與紀律性，繼而向堅持性、果斷性發(fā)展。科學地培養(yǎng)與發(fā)展客運人員的意志素質，將推動客運服務質量的不斷提高。

總之，旅客的心理需求與職工的心理是分不開的。俗話說，態(tài)度決定高度。車站的舒適度、方便度與職工的素質有很大的關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