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害賠償淺析鐵路旅客人身損

淺析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

隨著我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人口流動逐年上升，作為旅客運輸主力軍的鐵路企業，所面臨的旅客運輸人身損害糾紛日益增多。由于鐵路旅客運輸的特殊性，認真分析鐵路旅客運輸法律關系的性質、特點，對于正確處理此類爭議有重要意義。

鐵路旅客是指持有鐵路有效的客票及其他乘車憑證(如鐵路免票、優待票)乘車的人員，或經承運人許可搭乘的無票人員及依照鐵路貨物運輸合同隨車押運貨物的人員。下面就如何處理好鐵路旅客在運輸過程中因人身遭受損害而發生的糾紛談幾個問題。

一、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

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的定性直接關系到保護鐵路運輸企業和旅客雙方的合法權益，定性不準可能影響到每一方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一般應按照合同違約責任定性，特殊情況下可按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處理。

1、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符合違約責任

由于現代合同法呈現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即合同義務來源的多元化，從而使合同義務不僅僅來源于約定義務，還包括法定義務以及依據誠實信用原則產生的附隨義務，使合同違約責任的范圍更加寬泛。從旅客人身損害之債的特點上看，符合違約責任的法律特征，其合同是前置的，鐵路運輸企業與旅客之間事前必須存在合同關系;其主體是特定的，簽訂合同的一方是鐵路運輸企業，另一方是旅客。如果不是旅客，即使發生了人身損害，亦不屬于合同違約責任;其承運人安全運送旅客的義務是法定的，該項義務是我國合同法明確規定的，屬于法定義務;其損害發生的時間和地域空間是固定的，人身損害只能發生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的時間只能在車票的有效期間內。發生的地域空間只能自旅客經檢票進站時起至到達行程終點出站時止;其產生的債權是相對的，合同主體的特定性決定了合同權利義務的相對性。旅客人身損害之債是在承運人和旅客這種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發生的，只有旅客才能根據合同向承運人主張權利。所以從民事權利的效力范圍及實現方式上講，所產生的債權是相對的。

2、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一般不符合侵權責任

從侵權責任的法律特征上看：首先，侵權關系中的致害人與受害人之間事先無任何法律關系，侵權行為發生后，在當事人之間才產生了侵權關系。而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是以運輸合同的存在為前提。其次，侵權行為是違反侵權行為法所設定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財產和人身的普遍性義務。而旅客人身損害，違反的是合同法規定的特定承運人的特定合同義務。所以旅客人身損害不符合侵權責任的法律特征。

從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上看，除損害結果外，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不同于侵權責任。首先在因果關系上，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與承運人的行為之間，一般沒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其次在過錯要件上，違約責任不以主觀過錯為要件。再次在違法行為上，違約責任違反的是法定的“保證旅客安全”的合同義務，而不是法定強行性義務。所以旅客人身損害一般不符合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3、特殊情況下具備責任競合的條件

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責任競合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當事人一方必須實施了違約行為;該違約行為侵害了合同相對方的人身權利;該違約行為違反了法定強行性義務。

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在具備上述條件時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

因違約造成侵權后果的，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如因餐車或站臺上供應食物不潔，造成了旅客食物中毒，就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因為承運人既違反了向旅客提供潔凈食品的默示合同義務，又違反了我國《食品衛生法》的強行性規定，也侵害了旅客的人身權利，符合責任競合的條件。

因侵權造成違約后果的，也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對此種情況我國合同法未作規定，筆者認為，根據該條規定精神也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但承運人的先前行為必須是基于故意或重大過失。如火車司機因為重大疏忽冒進信號或扳道員扳錯道岔使旅客列車進入異線發生撞車事故，致使旅客受到傷害等，就可以按責任競合定性。

二、鐵路旅客人身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

我國法律主要規定了兩種責任形式，即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二者相互排斥，不能并用。同時，法律也規定了兩種責任的競合情形。在鐵路旅客運輸實踐中常常有個誤區，認為只要旅客發生了傷亡，就產生了兩種責任競合的情形。因此，要正確分清責任形式，應對旅客傷亡的不同情況加以分析：

(一)旅客傷亡系由于承運人的責任所致。如列車工作人員、列車調度人員等的工作過失導致的旅客傷亡，是鐵路運輸企業在履行其與旅客之間的運輸合同中，由于自身的過錯致旅客傷亡，鐵路運輸企業對它的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應當承擔責任，屬于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競合情形。受損害的旅客既可以選擇違約之訴也可以選擇侵權之訴來解決問題。

(二)第三人責任造成的旅客傷亡。較常見的如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行為。這種情形不屬于責任競合，從因果關系上看，此種情形下的受害人的損害是由于第三人的行為所致，而非承運人的違約行為所致，第三人的行為也是造成承運人違約的原因。因此，第三人負侵權責任，承運人負違約責任，二者并不競合，受害人可以擇一追究責任，也可以一并追究責任。承運人在承擔違約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然而由于第三人的行為致旅客的損害常包括人身傷亡和精神損害，而承運人所承擔的違約責任的范圍并不及于精神損害賠償，故在此情形下，侵權責任仍具有第一性，侵權人是最終的責任承擔者。

如果法院已經支持旅客以侵權責任要求第三人賠償，旅客又向鐵路運輸企業提起違約之訴，筆者認為旅客的要求是正當的，因為第三人與鐵路運輸企業系承擔不同的責任形式，二者并不競合，不因其中一種涉訴而另一種自行消滅，故不存在“一事二訴”的問題，如果剝奪了旅客的訴權，則于保護旅客的正當權益極為不利，也違背了立法的本意。

(三)第三者與鐵路運輸企業共同侵權造成旅客傷亡的。典型的如旅客受到犯罪行為的不法侵害，列車工作人員不積極履行救助義務，旅客以此為由要求鐵路運輸企業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根據《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條規定：“承運人在運輸途中，應當盡力求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險的旅客”。這是法律要求承運人履行的一項法定義務。對于不法犯罪行為，很難要求作為承運人的一般工作人員承擔制止歹徒的義務，但此時承運人仍負有盡可能的注意義務，如迅速報警等，如果承運人怠于履行此義務而導致旅客損害的擴大，應當就擴大的部分承擔過錯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承運人也對旅客所受的損害負有侵權責任，但由于第三人和承運人并無共同的故意或者過失，而是因為偶然 2 的重合，所以不能按照共同侵權而要求承擔連帶責任，可以按照過錯的大小來承擔相應的責任。第三人負主要責任，承運人負次要責任，承運人對擴大損失部分負責。

三、鐵路運輸旅客人身損害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賠償范圍

鐵路運輸合同人身損害的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賠償存在著多種法律關系，有并存法律關系的，也有競合法律關系的。首先鐵路旅客運輸合同法律關系是基本，其次存在著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法律關系，第三可能存在著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發生競合時就存在著人身損害賠償法律關系。當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由于兩種責任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差異，所以，當事人提起合同之訴，還是提起侵權之訴，將極大地影響其權利和義務的行使，最現實的是獲得限額賠償還是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1、保險賠償金：

1951年4月24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布了《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規定，凡持票乘坐火車的旅客依照本規定向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投保鐵路旅客意外傷害保險，其手續由鐵路代辦，不另發保險憑證;旅客的保險費，包括于票價內，一律按基本票價百分之二收費;旅客的保險金額，一律定為每人人民幣1500元。我國對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實行強制保險，強制保險采取的是標準格式合同形式，旅客并非單獨專門投保，旅客只要購買車票就接受了保險合同的條款，自動產生保險法律關系。旅客購買車票即投保了旅客意外傷害險，其所持車票就是保險的憑證，而《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就是保險合同的條款。1992年經國務院批準，決定將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金額由1500元提高20000元。這也是保險條款的一部分。根據該條例第七條和第八條的規定，第一、承保的保險范圍是旅客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由于遭受外來、劇烈及明顯的意外事故(包括戰爭所致者在內)，受傷害須治療的醫療津貼，第二、醫療津貼的最高限額是20000元，在最高限額內，按實際發生額給付。第三、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到傷害，以致殘廢或喪失身體機能的，除給付醫療津貼外，另根據傷殘的程度給付保險金20000元的全額或一部分。保險責任賠償金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醫療津貼;第二部分是死亡、傷殘賠償金，兩者之和最大限額為2萬元，沒有規定具體的計算方法。保險責任賠償金不包括誤工減少的收入;喪葬費;死者生前撫養人必要的生活費。在審判實踐中，由于現行醫療費比較昂貴，旅客人身傷害全額保險金一般不足以支付產生的醫療費。對于鐵路運輸企業沒有責任的意外傷害，還是很容易確定給付保險賠償金數額的，那就是最高給付2萬元，低于2萬元的按實際額給付。但對于鐵路運輸企業有責任的傷害事故，需要由鐵路運輸企業向旅客賠償，在既發生了醫療費，又存在死亡、傷殘的情況下，醫療費超過2萬元就存在著是從保險金中先給付醫療津貼，有剩余的情況下，再給付死亡、傷殘賠償金，還是先給付死亡、傷殘賠償金，有剩余的情況下，再給付醫療津貼，兩種計算方法最終直接影響到給付原告的總賠償額。例如，某某旅客從列車上墜落，經搶救治療花去醫療費3萬元，并致殘六級。如果鐵路運輸企業沒有責任，那很簡單的就是賠償保險金2萬元;如果鐵路運輸企業有責任，這就存在著兩種計算方法，第一種方法，從保險賠償金中給付致殘保險賠償金1萬元，最高保險金2萬元減去傷殘保險賠償金1萬元，給付醫療津貼就是1萬元，其余醫療費2萬元由鐵路運輸企業賠償，第二種計算方法，從保險賠償金中給付醫療津貼2萬元，此時賠償已達到保險賠償金2萬元限額，醫療費還有1萬元由鐵路運輸企業賠償，這樣就不能再賠償旅客傷殘保險賠償金了。兩種計算的方法不同，旅客得到的賠償額是不同的，從旅客運輸合同的法律關系中，兩個主體所處的地位看，鐵路運輸企業是強者，而旅客是弱者;從經濟實力看，鐵路運輸企業是強者，旅客也是弱者，筆者認為，應當以更有利于旅客為宜。

2、鐵路運輸合同人身損害的違約賠償責任

鐵路運輸企業對運輸過程中造成旅客損害的，除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外，鐵路運輸企業對其違反合同安全義務造成旅客人身損害要承擔違約賠償責任。如果按違約責任定性的，賠償范圍不能隨意擴大，不能適用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原則。根據1994年8月13日國務院做出《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向受害人承擔違約責任賠償，該規定第五條：“鐵路運輸企業依照本規定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對每名旅客人身傷害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40000元。鐵路運輸企業和旅客可以書面約定高于前款規定的賠償責任限額。”該規定實行限額賠償，但該規定沒有具體賠償的范圍。鐵道部令第12號《鐵路旅客人身傷害及自帶行李損失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只把旅客受傷醫療費，殘疾、死亡金作為賠償責任范圍。

1994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對人身傷亡的賠償責任范圍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1994年9月1日以后發生的旅客傷亡的賠償責任范圍適用國務院批準的《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根據該解釋，從1994年9月1日以后，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向鐵路旅客或其法定繼承人賠償的，賠償的范圍有：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傷殘后的生活補助費、造成死亡的，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撫養人必要的生活費。旅客受傷治療后身體部分機能喪失，應當按照機能喪失程度給付部分賠償金。但各項賠償金額累計不得超過40000元，旅客死亡按最高限額給付。因此，鐵路運輸合同人身損害的違約賠償責任是40000元賠償限額。

3、鐵路運輸人身損害的侵權賠償責任

受害人為了獲得較大的賠償，以侵權損害賠償起訴的，如果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按侵權責任競合定性的，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有關規定，適用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因此，鐵路運輸人身損害的侵權賠償責任是向受害人全額承擔賠償責任。

在審判實際中，要按照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侵權構成要件，嚴格掌握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竟合的適用，不能隨意擴大化。

四、違約責任賠償與保險金賠償及侵權責任賠償的關系

旅客購買車票這一行為，實際形成兩種合同法律關系即鐵路旅客運輸合同法律關系和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合同法律關系，鐵路旅客運輸合同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為前提而能夠獨立存在，人身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不能獨立存在，而是以鐵路旅客運輸合同的存在為前提，它依附于鐵路旅客運輸合同法律關系，鐵路旅客運輸合同是主合同，而人身保險合同是從合同，這兩種法律關系系主合同與從合同關系。因此，旅客或其法定繼承人享有兩個合同的民事權利，當旅客發生意外人身傷害時，旅客或其法定繼承人根據人身保險合同享有得到保險賠償的權利，即從權利，同時，鐵路運輸企業對旅客受到意外傷害負有責任的，旅客或其法定繼承人不但有權獲得人身保險賠償金，還有權根據鐵路旅客運輸合同法律關系向鐵路承運人提出違約責任賠償或提出侵權責任賠償請求，即主權利，因此，旅客意外傷害存在著兩種賠償合同法律關系，同時也就享有兩種民事權利，請求賠償權利是雙重的，這兩種權利不是選擇關系，而是同時享有，按各自的不同賠償范圍分別計算。

當損害責任出現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的，受損害人可以選擇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請求鐵路運輸企業承擔違約民事賠償責任或侵權民事賠償責任。審理后，根據事實確定案件的性質，然后應當依據相應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向受害人進行相應的賠償。違約責任賠償與侵權責任賠償的最大區別在于違約責任賠償是40000元限額，而侵權責任賠償是按實際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五、違約責任賠償、侵權責任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

在鐵路旅客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有些受害人提出旅客人身損害賠償的同時，向鐵路運輸企業提出索要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是否應當支持受害人的訴訟請求?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正確審理民事侵權案件，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有關問題作了解釋。該解釋第一條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從該條分析，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前提必須是遭受非法侵害，如果是以合同為內容的違約行為就不應當承擔賠償精神損害。該解釋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是以過錯原則為歸責，損害程度必須是造成嚴重后果的。筆者認為，就旅客人身損害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侵權行為人必須是主觀上故意或重大過失，客觀上以非法手段侵害受害人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損害程度必須達到嚴重后果。鐵路運輸企業在履行鐵路運輸合同時，因違反法定安全義務，未能保障旅客的旅行安全，造成旅客人身損害，屬于鐵路運輸企業違約責任，并非鐵路運輸企業故意以非法手段侵害旅客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精神損害賠償屬于侵權之債，而旅客人身損害違約責任賠償屬于合同之債。因此，合同責任中一般不適用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如果提起合同之訴，受害人只能主張限額內的人身傷害的物質性賠償，而無權要求精神損失的賠償。當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合的，鐵路運輸企業對旅客的人身損害符合侵權構成要件，也符合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要件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適用的歸責不同。民事責任賠償金適用法律不同，違約責任賠償限額是40000元。而侵權責任賠償是按實際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和精神損害賠償。除此之外，不論是按違約責任定性還是按侵權責任定性，根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規定，按實際發生額給付醫療津貼，并造成傷殘、死亡的，按傷殘等級給付傷殘金或死亡賠償金，醫療津貼和傷殘、死亡賠償保險金的兩項之和的最大限額為2萬元。

鐵路旅客運輸是一種特殊的運輸行為，在運輸過程中涉及較為復雜的法律關系，正確處理好這類糾紛，對于切實維護旅客的合法權益，維護我國鐵路運輸事業的正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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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新主編：《類型侵權行為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篇：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案

雷 文

案 情

原告：王小麗，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鎮薛集村4組。

被告：鄭州鐵路局襄樊鐵路分局(以下簡稱襄鐵分局)。

被告：襄樊鐵路分局宜昌車站(以下簡稱宜昌車站)。

1999年2月19日5時許，王小麗攜帶其子王磊(5歲)，持宜昌至襄樊當日418次17車014號硬座票(票號04F065577，進站時車票未經剪口)到17號車廂上車，因17號車門未開，改從16號車門上車，其子在前面上車，王小麗隨后上車，列車啟動時，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被啟動的列車壓傷雙足。事發后，宜昌車站將王小麗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醫院搶救治療。經治療，王小麗雙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技術鑒定中心對王小麗傷害程度作出法醫活體檢驗鑒定結論：王小麗的傷殘程度為叁級。該鑒定費200元由王小麗支出。

事故發生后，宜昌車站依照有關規定組成了事故調查委員會，經與王小麗父親王幫清協商，于1999年8月6日簽訂了《旅客意外傷害事故最終處理協議書》(以下簡稱《協議書》)，該協議認定，列車員違反部頒《鐵路旅客列車硬座車客運乘務員作業標準》停站作業標準中的規定，列車啟動后，關閉車門，致使王小麗墜落車下，壓斷雙足，造成旅客傷害事故，屬鐵路責任。根據鐵路有關法律法規和王小麗家庭實際困難以及受傷程序，達成如下協議：

1、支付保險金2萬元;

2、支付賠償金4萬元;

3、王小麗住院的治療費、護理費和搶救中的費用等計43745.70

元，由鐵路承擔;

4、支付假肢費用3.5萬元;

5、以上費用總計138745.70元，此協議為最終處理結案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該協議簽訂后，王幫清于1999年8月7日從宜昌車站領取了王小麗傷害事故賠付費用共計9.5萬元，后給了王小麗。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車站購買車票，送王小麗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王小麗在德林義肢矯型康復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經營部購買并安裝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麗多次向宜昌車站索賠未果，遂釀成糾紛。

原告王小麗訴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車站購票乘坐418次列車，在上車時被列車員推下車，致使原告雙腳被火車車輪軋斷。后經治療，原告雙腳截肢，購買并安裝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雙腳殘廢，損失巨大，向被告請求賠償，但被告以《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請求賠償，并同原告父親王幫清簽訂了《協議書》，在《協議書》中承諾賠償醫療費等費用共計138745.70元。原告沒有認可該《協議書》。根據《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過錯行為直接導致原告雙腳截肢，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請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傷害賠償費用共計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費2565元;

2、誤工費4145元;

3、護理費3069元;

4、殘疾人生活補助費65700元;

5、被撫養人生活費102930元;

6、殘疾輔助用具費840900元;

7、交通、食宿費1026元;

8、每次安裝假肢所需交通、食宿護理費共計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損失10萬元。

三、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襄鐵分局辯稱：原告起訴的主體錯誤。原告是由418次列車員造成的傷害，是懷化分局的責任，應起訴懷化分局，我方不是責任者，按鐵路規定由發生地進行處理，但宜昌車站不是責任者;雙方已協商達成賠償協議，原告父親王幫清是在原告授權下簽字的，且原告已依協議收到9萬余元，應認為是原告對委托權的認可;在該事故處理過程中，我方共支出13萬余元，已超出法律規定的賠償范圍，對超過賠償范圍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償的權利，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宜昌車站辯稱：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麗帶著兒子，手持當日418次車票上車時，因人多擁擠，17號車門未開，原告改從16號車門上車，小孩在前面先上車，王小麗隨其后，列車啟動，列車員關閉車門，致使原告墜落車下壓斷雙足。事故發生后，被告宜昌車站及時將傷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醫院就診住院治療，并指派一名客運值班員和聘用一名臨時工對原告進行護理。原告王小麗共在院治療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麗在院治療后期，事故處理委員會依照鐵路規章授予的權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屬和有關人員進行協商，后經原告書面委托其父親王幫清進行協商，于1999年8月6日達成《協議書》，對事故的經過、責任，以及對原告的賠償數額、治療費、保險費、假肢費、護理費等費用均作了明確的約定，該《協議書》已履行完畢。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請求下，被告自費購買了兩張到廣州的臥鋪票，送其及家屬前往廣州安裝假肢。上述事實表明，被告在對待原告傷害治療和賠償中的態度是積極誠懇、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國家批準實施的鐵路規章制度的。從原告家庭實際出發，經多次反映和請示，給予了原告超范圍的賠償，原告在起訴狀中稱其父親王幫清所簽訂的《協議書》，原告沒有認可一事，不符合事實。因為王幫清在與被告簽訂協議時，向被告提供了經原告按壓手印的書面委托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規定，要求被告賠償100多萬元巨額款，被告認為適用法律不當。被告在處理原告傷害賠償一案中適用的法律依據是正確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規，對原告進行了賠償并已履行完畢。因此，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予以駁回。

審 判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所持旅客車票，雖未經剪票，但不影響該旅客車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送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的工作人員違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責任，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定，本案應適用《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第五條確立的限額賠償制度。即鐵路運輸企業向王小麗承擔各項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為4萬元。王小麗在住院治療期間的全部費用由鐵路運輸企業負責，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宜昌車站在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已實際支付的各項費用43745.70元, 由鐵路運輸企業承擔。司法簽定是該事故必要的程序，且發生在王小麗住院期間，該項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承擔。安裝假肢的費用，雖在住院時未實際發生，但屬于必須的補救性治療費，屬于住院治療期間的費用，應由鐵路運輸企業全額承擔，但對于王小麗今后發生的假肢維修、更換費用等其他費用，應屬于后續治療費用，包括在賠償的限額中，不應另行支付。同時，根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有關規定，本案亦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應由鐵路運輸企業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王小麗因傷害造成三級傷殘，肢體殘缺，妨礙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損害是客觀存在的，理應受到適當的精神撫慰和補償。根據司法實踐和本案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準，王小麗請求給予精神賠償應予支持。但王小麗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的要求過高，難予全額支持。王小麗提出的其他訴訟請求，因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或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處理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主管上級，都是鐵路運輸企業，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至于本傷害事故的責任人是誰，是鐵路運輸企業內部劃責問題，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內部清算。襄鐵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宜昌車站依據王小麗的“委托書”與其父親王幫清簽訂的《協議書》，對

該“委托書”的內容和指紋王小麗本人予以否認，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對此也無其他證據證實是王小麗所為，在庭審時，均提出進行司法鑒定，但未提交書面申請和簽定費用。因此本院不再進行司法鑒定。同時，王小麗對該《協議書》中的事實和責任劃分均無異議，僅對適用賠償依據和賠償數額提出異議，該《協議書》是傷害事故發生后，鐵路運輸企業與受傷害者進行賠償的行為，并不影響受傷害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本案在開庭審理時，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均提出反訴請求，但未提出具體請求，且未交納反訴費，本院不予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第十條、第五十八條第一款，《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第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鐵路運輸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十三條，《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賠償金4萬元;

二、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保險金2萬元;

三、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假肢安裝費和法醫活體檢驗鑒定費共計38210元;

四、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王小麗住院治療期間實際指出的費用43745.70元;

五、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向王小麗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5萬元;

六、駁回王小麗的其他訴訟請求。

上述一、二、三、四、五項合計191955.70元;減去襄鐵分局、宜昌車站已負擔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還應向王小麗支付5321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案件受理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13980元，本院已準許免交;襄鐵分局和宜昌車站負擔2100元。

判決后，原告王小麗、被告襄鐵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王小麗上訴稱，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判決賠償假肢費用的數額過低，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

襄鐵分局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劃分責任與客觀不符，造成王小麗受傷乘坐的418次列車不是該分局的旅客列車，乘務員亦不是該分局的工作人員，故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其次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并應扣除超過限額的賠償部分，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進行改判。

宜昌車站針對王小麗的上訴請求答辯稱，王小麗受傷后，該車站對王小麗實施了積極的救助，并與之協商達成了意外傷害賠償協議，并已得到實際履行，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鐵路旅客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王小麗在鐵路旅客運輸責任期間受到傷害，是由于鐵路運輸企業的工作人員違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證旅客的安全，屬鐵路運輸企業責任，故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原審判決在查明本案事實后，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并充分考慮了雙方的客觀實際情況，確定的賠償數額是正確的，本院應予認定。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但王小麗上訴請求精神賠償10萬元并要求賠償假肢費用等其他費用，因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或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車站是該傷害事故的發生站和該事故的善后處理

站，襄鐵分局又是宜昌車站的上級主管部門，均屬于鐵路運輸企業，均有義務和責任對該事故進行賠償和處理。賠償后由鐵路有關部門進行劃責清算。襄鐵分局上訴稱不是本案被告，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麗和襄鐵分局的上訴理由均不予采納，予以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㈠項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王小麗、襄鐵分局的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訴訟費16080元，王小麗負擔8040元，本院已準許王小麗免交;襄鐵分局負擔8040元。

評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索賠成訟。案件經過一、二審法院審理，二被告最終應共同支付的賠償金額總計為19萬余元，而根據鐵道部有關行政規章的規定，單名旅客人身傷亡的賠償限額僅為4萬元，故有關媒體在進行相關報道的同時以《破“限”一判》為題作了簡要評述，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是適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規章對民事賠償最高限額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對突破其他行業的民事傷害限額賠償也有借鑒作用，對推動法制建設，特別是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有積極意義。筆者試對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體權以及侵害公民身體權的賠償數額確定等作一評析：

雖然民法通則沒有對公民身體權作出明文規定，但我們不能否認身體權是公民的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一條中即有明確的“身體權”概念，這實際上是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生命健康權這一人格權利明確細化為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因此，身體權是公民維護其身體的完好性 的權利，是基本人格權之一。本案原告王小麗因鐵路運輸企業的責任造成身體完好性受到侵害，喪失了雙腳，所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后果有疼痛、殘疾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痛苦。根據民法通則或有關特別法的規定，侵害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規定了身體權受到侵害可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法院可判令侵權人賠償相應的精神撫慰金。

事實上，涉及公民身體權受到侵害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一直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對于本案的賠償數額的確定，筆者認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則)與特別法(指鐵路法律、法規及規章)的適用關系問題，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的問題。一審判決適用了有關鐵路特別法規如《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規定》、《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的規定，判決二被告支付限額賠償金4萬元、保險金2萬元，兩個數額均取了上限。同時，判決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裝費、法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共8萬余元。對上述賠償額的確定，一審法院僅強調假肢安裝費、法醫鑒定費及住院期間實際支出費用等應由鐵路運輸企業負責或全額承擔，不包含在賠償限額中，但沒有適用明確的法律規定。此外，盡管本案審理時，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7號解釋還未頒布，但一審判決仍根據司法實踐和案件的實際以及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和當前社會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可見，一審判決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并未局限在特別法規定的賠償限額內，對受害人治療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均作了考慮，體現了民法通則第119條的財產損失全部賠償的原則以及對原告因致殘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撫。不過應當注意，二審判決雖然維持了一審判決，但其“本院認為”部分則明確指出，“因本案系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確司法解釋本案應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鑒于王小麗致殘的實際情況，原判適當予以補償合情合理”。可見，二審判決認為一審確定的在限額賠償及保險金以外的賠償額是“補償”而非“賠償”。換句話說，一審判決是一個“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決，并未在一般法與特別法 的適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據案件實際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態度并運用司法裁量權所作的一種處理。從案件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法院最終判決的賠償額除精神賠償5萬元外，其他的數額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訴訟前予以認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實際的訴訟價值僅體現在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上。因此，二審判決在闡明其對本案的處理觀點的同時，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體現了對受害者權益的善意保護，較好地處理好了情與法的協調。另外，兩級法院均對王小麗應負擔的訴訟費予以免交，王小麗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無償法律服務，因此，應該說本案處理的社會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處理好有關侵害公民身體權訴訟中一般法或特別法的適用關系，應當引起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及法學理論界的重視，應盡早進行探討、研究并制定出相應的適用規則，以公正地保護受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第三篇：人身傷害賠償協議書

甲方：學生 家長：

乙方：學生 家長：

經學校調解雙方家長達成如下協議：

1、甲方現已付清乙方的住院費用（xxxx年2月26日---xxxx年3月18日）；

2、甲方應另附給乙方住院期間的護理費及一切費用xxxx元（包括車費、住院期間的生活費等費用）；

3、甲方負責乙方的后續治療、檢查費用，直至痊愈（痊愈是指：醫院出具的完全康復證 明）；在校療養期間由甲方和校方共同監護；

4、康復后在xxx市公安局做傷情鑒定，鑒定的費用由甲方負責；

5、學校政教處負責監督此協議的執行情況；

6、此協議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一份，第三方：xxxx學校政教處留一份。

甲方： 乙方： 第三方：

xxxx年x月x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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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身傷害賠償協議書

1人身傷害賠償協議書

甲方：山東xxxxx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xxx

委托代理人：山東業春律師事務所xxx律師

乙方：身份證號碼：，系的（親屬關系）身份證號碼：，系的（親屬關系），于20 年月日，在甲方工作過程中發生事故，經全力搶救無效死亡。為妥善處理死亡后的善后事宜，甲、乙雙方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經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本協議為雙方平等、自愿協商之結果，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則。

二、甲方本著人道主義原則，自簽訂本協議之時，一次性支付乙方醫療費、護理費、住院費、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各項損失共計人民幣元（大寫：）。

三、該賠償金交付乙方后，乙方對本賠償金自行協商分配。

四、本協議為一次性處理終結協議，協議簽訂后，雙方再無其它爭議。

五、本協議內容甲、乙雙方已經全文閱讀并理解無誤，甲乙雙方明白本協議所涉及后果，甲、乙雙方對此協議處理結果完全滿意。

本協議一式四份，合同當事人各執一份。本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甲方：乙方：

年月日年月日 山東業春律師事務所電話：0531-87060096住所地：濟南市經六路119-1號

第五篇：人身傷亡賠償授權委托書

人身傷亡賠償授權委托書

甲方：***的妻子、長女及次子

***的妻子： 性別： 民族： 年 月出生 現住：

身份證號碼：

聯系電話：

艾澤成的長女： 性別： 民族： 年 月出生 現住：

身份證號碼：

聯系電話：

艾澤成的次子： 性別： 民族： 年 月出生 現住：

身份證號碼：

聯系電話：

乙方：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聯系電話：

今甲方委托乙方就艾澤成死亡理賠事宜代為辦理相關事宜。甲方委托乙方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并將理賠的保險金額轉入乙方賬戶。

委托人（簽名）： 公證處（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