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柴靜談體制內工作

柴靜談體制內工作：人不獨立才推卸責任

2012年12月23日15:50金羊網-羊城晚報

22日，央視記者、主持人柴靜攜新書《看見》來到廣州太古匯的方所書店，講座晚上7時30分才開始，但不到下午4時，洶涌的人潮就已將方所擠爆。下午5時，方所外也已擠滿了上千人，人群甚至蔓延至太古匯二三層，有讀者戲言：“柴靜讓太古匯都癱瘓了”。出于安全考慮，公安人員不得不讓方所工作人員清場，最后現場容納了700人左右，仍有幾百位讀者在方所門外等待講座后的簽售。

晚上7時30分，柴靜一襲素衣，準時出現在方所。她的開場白非常簡單：“沒來廣州之前，我心里有點忐忑，因為聽說廣州人不看新聞聯播。”這句話把全場逗樂了。柴靜的講座時間只有短短的十多分鐘，圍繞讀書的主題，她談到了對她閱讀影響最深的三個方面。首先是《讀者》雜志，她在里邊看到一句話，“看到公家水龍頭在流水而不去關的人，不是好編輯”。其次是顧準，顧準在河南改造時跪著撿糞，教會她安身立命的態度。第三是托爾斯泰，影響了她的采訪態度。

隨后，柴靜把時間留給了與讀者互動。一位讀者問柴靜：“為何不開微博？還是開了微博用的是小號？”現場爆笑一片，柴靜也哈哈大笑：“我確實有微博小號。不實名的原因在于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做，不功利，不敷衍，目的性不能太強。所以我一是沒有精力去經營微博，沒精力回復；二是我的博客就能滿足我的寫作欲望了，能夠從容陳述。我三四天寫一篇博客，每篇五六千字。寫博客在于不批量生產思想，讀者是最好的雇主。”一位讀者問：“在中央電視臺這個體制內工作，是否會受到許多限制？”柴靜的回答是：“當一個人不獨立的時候，才會把責任推給外界。”她認為，獨立是把力量壓下來，不向外界索求，不索求理解，也不發牢騷抱怨。同時，在她看來，只有獨立的受眾，才會有負責任的新聞界。

柴靜認為，每件新聞事件背后都有深層的社會結構，并不存在簡單的對與錯，而她試圖做的只是把后面盤根錯節的東西全部挖出來，盡可能準確地呈現給觀眾。（記者何晶、張林）

第二篇：柴靜和《看見》

“你是什么樣的節目，就會有什么樣的人來看”

柴靜和《看見》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李曉婷

發自：廣州2013-01-11 10:18:12 來源：南方周末

? ? ? ? ? 標簽 柴靜 看見 采訪 記者

5·12汶川地震，柴靜在現場報道。沒有主題，沒有策劃案，只有記錄生活里的片斷。“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著。”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訪對象共同生活。這是柴靜想要的工作狀態。（柴靜供圖）

柴靜的新書《看見》出版不到一個月，印數已過百萬。“罵柴”和“挺柴”的兩派抓住時機，在網上開打嘴仗，一方指責她“心靈雞湯，用文藝腔把社會問題簡單化”，另一方說“誰不讓我喜歡柴靜，我就反對誰”。柴靜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是什么樣的節目、什么樣的人格，就會有什么樣的人來看，所以不用分辯和解釋。”這是談到《看見》中的一期節目，又似乎另有所指。她說對自己沒有好奇心，在書中寫的是自己試圖成為職業記者的過程。“這很困難，因為人性本能不歡迎?客觀公正?，總有一些事實想要掩蓋或粉飾。我只能說，我盡可能誠實了。” “不要找，要等”

2012年12月21日，在廣州方所演講和簽書前幾小時，柴靜秘密地做了一期節目的采訪，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腳上沾滿泥，攝像在耳機里聽到她低聲說了一句：靠，還是這個過癮。

柴靜原本設想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臺里調離。

做完《24小時》之后，接下來是《面對面》。那時柴靜并不知道《看見》的存在，也不知道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檔紀錄片節目。偶爾看到一期節目，她打電話給《看見》的制片人李倫，要求過去。理由是：“這片子把我驚著了，這年頭還有人愿意這么拍電視？”

這期節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話》。講的是一個叫“北京廚子”的人從北京趕往甘肅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塵肺病中比較危急的一種）的礦工的故事。柴靜記得其中的一組鏡頭：“廚子”張羅了很多宴席，請病人吃飯，晚上回到賓館，他躺在床上，翹著腿跟記者聊天。

“我很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人向電視記者這樣袒露內心，這個記者肯定是不著急、慢慢地陪著這個人，陪了很長時間，一塊吃一塊住，一塊在那個窮地方受著凍，才能有這個東西。我就想要這個。”

柴靜自己最接近這種狀態是5·12地震時在北川楊柳坪的拍攝，不知道主題，沒有策劃案。她想起鐵凝說過的一段往事，那時鐵凝30歲，冰心問她：“姑娘，成家了沒有？”鐵凝說：“沒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攝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著”。“記者很少跟受訪者共同生活，總是帶著任務來了又走了，但在那種情況下非得跟他們生活不可。這樣，你才能看見雨是怎么從破了的瓦上掉下來，蜜蜂怎么飛來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來移走，看它歪斜一會兒，再飛走。這是生活。”

柴靜和南方周末記者提起默羅，這是CBS的著名播音員，在“二戰”時期德軍進占維也納時有一段即席播報，堪稱廣播節目現場直播史的開端。顯然，他的現場報道也讓她沉醉。

柴靜最喜歡的是默羅在1940年倫敦遭受轟炸期間的系列報道——著名的“這是倫敦”。“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畫面，他的語言就能創造畫面。”在車里，柴靜開始復述其中一段，窗外車流正擁擠—— 這是德軍的第一次轟炸。他的開場白是：這是倫敦，在夜晚，當炮彈呼嘯著穿過叢林，叢林也呼嘯以對。轟炸過后，他路過一家百貨公司，里面的貨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黃桃罐頭從貨架上翻倒，碎了，罐頭里的汁液拉得很長，隔很長時間才會掉到地面上，他說，那是全倫敦唯一能夠聽到的聲音。

“電視記者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信口開河，一定要把5分鐘填滿，所以就說一些無意義的廢話，但他不是，每一個字都精確地嵌在那里。”

柴靜學習的另一個對象是沃爾特·克朗凱特（冷戰時期美國最負盛名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她記得他曾經描寫的兩個細節：

一次是在海軍服役，對方大炮打過來的時候他們正在打牌，炮彈幾乎擊中船身了，發生了很大的震蕩，手中的牌撒得滿天都是，最后有一張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戰爭結束之后，他進入荷蘭，在裝甲車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們的親吻之外，還有人們紛紛向他們投擲郁金香花束，因為郁金香都是用鐵絲綁著的，他就被一根鐵絲正中鼻梁流了血，這是他在戰爭中第一次流血。

復述完畢，柴靜眼睛睜得很圓：“你看，他們不是簡單的新聞記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們學習如何寫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報道李陽家暴事件的這期節目播出后，柴靜很長一段時間覺得不舒服。

現場是這樣的——柴靜問：你為家庭做了什么？李陽回答：我一年回來二十天。柴靜再問：這是你對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嗎？李陽回答：我本來可以回來得更少。緊接著他把問題擲向他的對手：你是一個事業很成功的女強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靜當即接了招：家庭應該有很重要的價值。該不該有這樣的交鋒？事后，柴靜的朋友牟森問她：“為什么這樣？”柴靜答：“因為他反問我。”他搖頭：“反問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他為什么反問你呢？”

這讓柴靜開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壓力，想要反擊，才會反問。但柴靜認為自己的反應也很自然，“我是一個女性記者，也做過女子監獄的暴力犯罪調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價值判斷。” 2006年，柴靜采訪虐貓事件的主角，她質問將虐貓視頻傳至網上只為牟利的當事人：即使不違法，難道就不用考慮道德？另一次，在做了關于違法征地的采訪后，她又在筆記本上寫：“太沒有道德了。” 現在她顯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們看電影的時候說這是好人，這是壞人，會熱淚盈眶或者義憤填膺一樣，都是一種刺激，人會因為迷戀這種刺激而把它變成一種模式。記者這個身份就是要把這種模式破除，把情緒變成認知，而不是對它加以判斷。” 采訪李陽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靜采訪了李永波。這又是一個身處漩渦中心的人——在倫敦奧運會上，女羽雙打隊員于洋和王曉理因“消極比賽”被取消比賽資格，李永波深受輿論批評。他也和李陽一樣，語帶鋒芒，性格強硬。

節目進行到中段，談到林丹和李宗偉在上海的一場國際邀請賽，當時林丹領先了四球，上海觀眾為弱者加油，喊“李宗偉加油”，李永波很生氣，在賽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要是再這樣的話上海我就再也不來了，怎么能為外國人加油呢？你們都不愛國。”

如果是過去，這可能會是一個短兵相接的采訪，可能會火花四濺。“無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難道你不覺得……?，?可是有人會質疑……?用這種否定和質問的方式。有一部分記者是這么做的，觀眾也會很喜歡，但是我自己現在不會這么做。”

這次柴靜換了一種問法：你為什么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貫的桀驁態度開始辯解。當柴靜說“體育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一定水平，觀眾對于體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時，李永波的態度忽然松動了。他說：“對，其實喊一喊也挺好的，這對球員在賽場上心理素質的成熟也有幫助。”

“我沒有質問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其實這種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發芽了，你把土松一松，這個芽自己就長出來了。”柴靜說。

到結尾，柴靜問李永波，韓國教練因為奧運會上“消極比賽”被終身禁賽，和你的處境反差這么大，為什么？此時，李永波摘下話筒，一邊說“我要趕飛機”，一邊快步離開了現場。

以前的柴靜，有可能會追上去，“希望你回應一下這件事，在你登上飛機之前還有時間。”這次她沒有動。“電視有很強大的力量，剪輯和寫稿的時候，對于同樣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讀，都會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況且有些問題不一定非要問出來，你留出一些空隙，觀眾自己會補足。”節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這個畫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靜做了一段長一分半鐘的陳述和解說。

不久后又有劉歡的采訪。過程順利，但結束后劉歡打電話來，希望談到的一些內容不要用。這部分主要關于他為何退出選秀節目，涉及一些較為尖銳的看法。這本是采訪中的重點篇幅，也是節目的新聞點和看點，但節目最終剪掉了這些片斷。

在受訪者的接受度和觀眾的接受度兩者之間，現在的柴靜選擇前者。“采訪本身有一種傲慢的可能。過去我覺得我就是觀眾的代言人，要完成他們交給我的使命，但是現在我會首先尊重坐在我對面的人，因為對這個人來說，節目播出后對他人生的影響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這些內容，同樣應該有自信完成一期質量不錯的節目。”

節目播出后，柴靜發現劉歡本人很認同，觀眾也沒有不買賬：“每個欄目會有自己的觀眾群，不用你去營造，或是大聲喧嘩來吸引。你是什么樣的節目、什么樣的人格，就會有什么樣的人來看，所以不用分辯和解釋。”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靜的節目《看見》做了“留學生機場刺母事件”。最初廣為流傳的是一個悚動的火車讀物式的故事：一個大逆不道的孽子為了錢在機場捅了親生母親，輿論一片責罵。

“我們反對這種拙劣的市井傳奇，只有簡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懶惰。”柴靜后來在采訪中發現，弒母案無關乎道德，實情是：該留學生患有家族遺傳的精神分裂癥，幻聽和妄想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但他和家人、學校都一無所知，或是不愿面對。“我不太相信會有異常的人與事，我相信人人都是親切尋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種真實。”

藥家鑫被執行死刑兩個月之后，柴靜采訪了藥慶衛。柴靜和節目組的共識是：每天追蹤熱點新聞，就像大火燒荒——大火一過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東西關心的人并不多，這不對。他們決定等一等，等大火過去再回到原地。

事實上，節目組曾在一個月前跟藥家的人聯系，對方表示不想再說什么，節目編導告訴他們：可以，但任何時候你們想說我們都愿意聽。柴靜認為這個態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關切。” 觀眾反映這期節目的調子過于悲情，有悖于新聞的客觀中立原則。柴”至于客觀，“客觀不代表沒有感情，客觀的反面是偏頗，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觀跟感情從來不相互抵觸”。靜不理解他們說的悲情所指為何：“是說那種痛苦嗎？這是應該的吧，年邁的父母失去孩子，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

柴靜對做明星訪問一直謹慎，但《看見》里也出現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亞鵬、貝克漢姆。在《讀庫》2012年的座談會上，她跟張立憲談起此事。張立憲的《讀庫》有一個原則就是不做顯著者，因為顯著者的話語權已經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數話語權太少了，而且顯著者已經慢慢地不說人話了。

柴靜不再同意這種看法。“以前我會選擇，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記者的本分是記錄這個時代當中任何類型的人，而不能加以個人的觀點，否則很容易因為你不喜歡這個人就不給他話語權，就會導致這個人越來越符號化。六哥（張立憲）說有的人是人渣，我說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們要做的是人，每個人就應該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訪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訪的是不是人。”

第三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里，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頭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叭、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力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力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一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力所做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他從褲兜里面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到，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就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力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夜色溫柔，親愛的柴靜

這一生，那么長，我以為，它必須留下存在的痕跡。

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為，它實際完全沒有印跡，一個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經的過程雖窮其一生，在浩瀚的時空中終將逐漸湮滅。

一個普通人的行走，在20歲之前，我始終不明確它對社會倒底有沒有意義，有什么意義。直到20歲，在許多寂靜的夜色里，聽到了柴靜的《夜色溫柔》。

她說：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站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她說：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見天堂，紅塵有我，請為我聆聽。

她說：我是柴靜，火柴的柴，安靜的靜。

她說：夜色溫柔。

柴靜，夜色溫柔，夜色溫柔，夜色溫柔，柴靜，親愛的柴靜。

黑夜里，她的聲音那么憂傷，穿過厚重的夜，將人生的悲涼猝不及防地推陳出來；她也有明媚時，那是在為了安慰更憂傷和迷茫的人們時，但對她了解較多的人們卻仍能夠感受到她仍然遠遠地站在紅塵外，憂傷地看著里面憔悴翻滾的靈魂，無助的難過。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臨后，商業與娛樂都收斂了起來，而文化開始呼吸生長，在貌似平靜的夜里繁榮、漫延。

漫長的夜，卻是靈魂盛大的舞臺，夜色下迷離涌動的靈魂，借著黑暗游蕩、碰撞，或者僅僅只是喃喃自語。

柴靜，她在黑夜里，安靜地點上一盞小燈，燈光雖然微弱，仍然有搖擺，卻給清醒的人以溫暖，給迷惑的人以方向，給堅持的人以力量，她的聲音，雖然憂傷，卻安定游蕩的靈魂。周末的夜晚，從此清醒與明媚都始于十點半，在一個個周末夜，聽著這個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單薄的靈魂紛飛寥落，從此原諒了自己。

原諒了自己的羸弱，原諒了自己的膚淺，原諒自己成長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獨不能夠原諒自己的身不由已。從此，愿意在頭頂的天空與腳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緩，始終面帶微笑，看到周圍山花爛漫，金色陽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寧快樂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個人能被另一個人如此深刻的影響,則斯人幸矣,自己的行為,氣質必然會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燈對于每一個蹣跚前行的人代表著永生不滅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來自于這些影響你至深的人.一個人能如此深刻的影響另一個人,則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為自己所踐行,而且有千萬人同行.柴靜，應當撫心幸之，一個人的思想能夠達到如此，本是幸事；一個人因其思想能夠被追隨，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夠影響這許多人，豐富和指導這許多人的人生，誠然是追隨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隨者之幸。人生如此，當以立而撫心，微笑嘆幸，更明媚前行。

第四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的演講稿《認識的人，了解的事》獲得首都女記協演講大賽特等獎，下面是我轉載的演講稿：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西藏。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個旅店里頭，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頭有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后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后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跟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呢，還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柴區的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后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兒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為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道，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就算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希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過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來保持你年輕時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后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這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第五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里，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頭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叭、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力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力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一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力所做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他從褲兜里面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到，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就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力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