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改革必要性,內容,阻礙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人心思變,人民需要更加合理的政治體制,國家發展需要更加更加科學、合理的政治體制。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和弊端則使經濟與政治的沖突也越來越白熱化,權力濫用、腐敗蔓延等現象要求必須進行整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運動秩序形成前提,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根本保證,是實現社會進步有效途徑。它可以保障經濟、文化發展的政治方向,為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提供必要的政治條件,為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提供必要的政治環境。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當前中國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其中既得利益群體與社會大眾的矛盾呈現激化的趨勢、權力集中、行政權力過大、貪污腐敗等現象日益加劇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將會得而復失,停滯不前只有死路一條”。
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978年中國經濟面臨崩潰,中國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時隔32年后,中國道德面臨崩盤,中國站在社會倫理的轉折點上。中國特色的通脹正蠶食民眾的錢袋和幸福感并一次次的挑戰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穩定沒壓倒腐敗和貧富差距,壓倒的是民眾表達正當利益的權利。總而言之今社會社會的各類矛盾、問題,歸結到最終層面,都與政治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黨的十七大鮮明地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當今爭論的焦點已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樣改的問題,這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關系到國家的繁榮、穩定、富強,關系到國家未來的走向和每個人的切身利益。
(一)首先,這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就我國的政治制度而言,我們實行的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等,這些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根本目的是服務人民最大化,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達到真正的當家作主。我國的政治體制形成于建國初期,它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驗的影響;二是前蘇聯政治體制的影響,可以說是一種“革命型”的體制。這種體制在建國之初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對于運用政治權威的力量迅速統一全國的經濟和政治,確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過渡時期結束后,在人民內部矛盾取代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和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弊端就逐步地暴露出來,權力的過分集中在法制還不健全、民主意識薄弱、監督信息壁壘過高,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的情況下,必將導致權大于法、權力濫用。致使侵犯群眾的生命財產時有發生,這就與當初成立社會主
義的初衷和宗旨相違背,同時健全法制、權力制衡、民主選舉、司法獨立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努力的方向。為了實現權力相互間的制衡和權力運行的有效監督,為使政府有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職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對原有落后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
30余年,經濟改革取得了公認的成就,中國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榮升全球第二之后,然而與其他新興國家比,中國的GDP并不直接帶來幸福。普通百姓并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貧富差距日趨拉大,影響了社會公平和諧。國企憑借政治權力和壟斷的優勢肆意擴大,國有企業的收入90%基本上被內部人員消耗掉,國產演變成部分人的私產,再加上國有企業的重要領域基本上不對外招人,他們壟斷了國產,打破了外人想進國企的美想,因此便出現了所謂的“國二代”,由于政治體制的滯后導致國企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從而導致人才和資源的大量浪費,失去企業應有的活力,相反卻嚴禁控制民企進入電信、中石油、水、電、煙草等這些暴利行業,進一步壓縮了私企的生存空間,在加上每成立公司必須得到工商機關的批準,公司成立與否與權力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法制不健全、權力得不到監督制約的情況下,民企只有在采取商業賄賂的情況下才能得以生存,這就使官商勾結成為了普遍現象。上述種種現象表明我國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對此我們必須正視并把握時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引導經濟社會良性發展。中央計劃經濟是政治(絨行政)經濟合一的體制,其中政治權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這種政治權力又是高度集中的,由此形成了我國經濟發展對國家權力絕對依賴的基本特征。這種計劃體制與市場經濟在很多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市場經濟要求經濟關系市場化,而這種計劃體制則要求經濟關系行政化,價值規律、產品競爭、市場聯系都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市場經濟要求企業行為自主化,而這種計劃體制則要求企業隸屬于各級行政機構,企業的各種微觀行為都要受到行政機關的控制。市場經濟要求宏觀調控間接化,而這種計劃體制則要求以行政手段為主,對宏觀經濟進行直接的指節性調控。市場經濟要求經營管理法制化,而這種計劃體制則主要通過從上到下的行政官員管理經濟活動,它要求的是人治,一切決定都由中央發出。歷史的經驗已表明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引導和服務于經濟建設,而不是控制和壟斷資源去擠占民企生存空間。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也許很多人認為不經過政治體制改革也照樣取得經濟的發展,并且還被很多人引以為傲所謂的“中國模式”。的確經濟發展不一定需要民主,經濟發展有很多的因素。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有四個很重要的基本要素:第一個是制度資本,法制、民主、管理等制度資本。第二個是自然資源,比如石油。第三個 是勞動力資本。勞動力充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也可以創造價值,很大程度上我們就靠這個。第四個是土地遼闊,土地是資源,任何一個要素特別強,都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資本的要素是一個軟的東西,不是直接產生GDP的,對經濟的增長能起到一個持續的作用。沒有民主的經濟繁榮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民主制度的大國是不可以成為強國的。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模式是靠高消耗、高污染、人力資本低等優勢。中國當前巨大的貧富差距,社會矛盾都暴露了中國經濟是不可持續、透支式的發展。
(三)是實現司法獨立、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
如果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具有優越性的話,那就是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和保證人的權利上比資本主義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正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實現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司法獨立是公平性的必要前提,離開獨立性公平性就失去了保障。建立法治的,實現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離不開司法機關的獨立執法,它是建立法治的國家前提,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后保障,它不僅關系到人的權利能否實現,而且更是人們理念實現的保障。
而如今由于行政權力過大和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缺乏獨立的媒體和社會組織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監督,僅僅是依靠黨內自我監督和依附于官方媒體的的監督永遠只能是歌功頌德,達不到真正監督的作用也就不可能使權力在陽光下真正運行。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但社會的物質財富如果不能合理分配,如果缺少公平正義的共享機制,社會上就會有相當一部分人還在底線為生存權而掙扎,更多的群體會產生被剝奪感。幾乎可以肯定,我國未來依然會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能否惠及底層民眾,能否為底層人群提供依靠勤奮努力實現階層晉升的機會,就全賴于能否建立一個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機制。對此我們必須深化改革的目標,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要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打破過去的舊體制,賦予司法權的最終監督地位,使人民信仰司法而不是信訪,信仰法院而不是求告無門,讓司法真正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效率和公平兩大目標相適應的新的經濟社會運行機制,走出一條公平與效率兼得、穩定與激勵并舉的現實之路。使政府在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平方面真正負起主要責任
(四)是當今社會反腐倡廉的需要
當今中國,貪官之眾,級別之高,腐敗金額之大,腐敗理由之荒唐:“升官不成便腐敗”、“不貪污當官干啥”、“不撈錢感到孤獨”、“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皇帝有三宮六院,我有兩三個算什么”。如今官場的貪污腐敗十分嚴重,從地方到中央,到紀委到法院、檢察院,從黨委到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以及軍隊、警察、監獄、駐外機構,都有大量的貪污腐敗現象發生。中國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已帶來中國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道德敗壞、官民對立、民怨沸騰,導致中國社會危機重重,已經造成整個民族精神的萎縮與社會和諧的破壞,說是觸目驚心也是絲毫不過分。反腐倡廉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關系到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社會建設。因為權力濫用、貪污腐敗盛行不顧民眾死活,把民眾置于水深火熱之中,對此政府尤其是黨的決策層要保持清醒的認識。腐敗泛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不受制約、不受監督。而權力之所以不能受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乃是因為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專權性和封閉
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包括:
(1)實行黨政分開。黨政職能分開,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的職能,理順黨組織與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司法機關、群眾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做到各司其職,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進一步下放權力。凡是適宜于下面辦的事情,都由下面決定和執行。
(3)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按照經濟體制改革和政企分開的要求,合并裁減專業管理部門和綜合部門內部的專業機構,使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為主轉變到間接管理為主。適當加強決策咨詢和調節、監督、審計、信息部門,轉變綜合部門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對宏觀經濟活動的調節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對“國家干部”進行合理分解,改變集中統一管理的現狀,建立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改變用黨政干部的單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員的現狀,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
制度;改變缺乏民主法制的現狀,實現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開監督。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
(5)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6)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順共產黨和行政組織、群眾團體的關系。更充分地尊重選舉人的意志,保證選舉人有選擇的余地。抓緊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訴制度,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的進程。
政治改革的阻礙
1、政治體制改革動搖黨的執政地位。這部份人將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割裂,違背了黨宣稱的黨沒有自己利益的承諾
2、政治體制改革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部份人思想陳舊,抱著幾十年前的概念不放,不知道不管什么主義,只要能為人民謀幸福的主義就是好主義,在全球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背景下,不肯面對現實,違背了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
3、失去已經獲得或將要獲得的巨大的利益。這部份人只有自己的私利,而不顧國家前途,是體制造就的腐敗分子。本來就是黨要清除的對象
4、其它在長期的洗腦下,被蒙蔽的廣大群從,不了解政治體制改革的優越性
第二篇:政治改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
鄧秀芬
30年的激蕩改革,30年的風雨兼程,中國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為之感到歡欣鼓舞。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的關鍵環節,始終是一個備受國內外、黨內外關注的敏感話題。多年來,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政治體制卻沒有實質性變化,有人認為黨和政府采取的是“先經濟,后政治”,甚至是“經改政不改”的策略。
然而我覺得這是對中國整個改革的一種很大的誤讀和誤解。事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拉開中國改革的大幕,就在于當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圍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就是說,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動下起步的。事實上,在30年的改革歷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和策略,也可以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和成果。所以說我們有并正經歷著政治體制改革: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30年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戰略和策略上相結合,把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并且以經濟體制改革的名義推進;把政治體制改革與尊重和保障人權結合起來,依法保證全體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民主選舉、政治參與、政務公開、干部選拔、權力監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決策改革等都是“結合”的具體產物,同時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成果和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有力支撐。所以,胡錦濤總書記說,如果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僅僅歸因于中國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這顯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事實是,從1979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在內的全面改革。凡是對中國有比較深入了解的人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還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事實也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
當然,中國過去30年搞經濟改革取得了成功并不是說我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恰恰相反,在我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們在看到成果和優勢顯現的同時,也看到了問題的存在。這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比如沿海先于內地改革帶來了地區差別和收入差別的擴大;“分步走”的漸進改革帶來了既得利益者的產生以及既得利益者想方設法阻礙新的改革;“先易后難的漸進改革帶來了社會矛盾的積累和后移;類似于“先上車后補票”的改革帶來了法治的滯后,使社會無序化的現象到處存在等等。所有這些問題,讓我們把目光最后聚焦到了政治體制改革上,看到了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還存在著許多不平衡、不匹配、不適應的地方,看到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由共產黨領導進行漸進的政治改革,我想是絕大多數尊重現實的人們的共識。問題是漸進的程度?如果說漸進的政治改革是中國需要80年或一個世紀才能搞民選的領導人和政府,可能很多人會付之一笑。漸進的改革更不能被作為有意推諉改革的理由。這在中國歷史上慈禧的“預備立憲”和國民黨的“訓政立憲”都有其教訓。從現在起進行認真的、腳踏實地的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是很好的選擇。
30年我們殺出了一條經濟體制改革的“血路”,收獲了累累戰果,創造了“中國奇跡”,我們同樣要殺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血路”,并對此充滿自信充滿期待充滿夢想......2009-11-25
第三篇:中國政治改革
2.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共“十四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越來越繁榮,但是政治改革卻步履維艱,官員腐敗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業形勢依舊嚴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現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改革之路將走向何方?
中國政治改革
《一》前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飽和程度時,國家和人民迫卻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二》中心: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維護人權.《三》方向:中國共產黨——深得民心,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鞏固中共的執政黨地位.政府——建設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服務型政府.《四》具體措施:
1.進一步健全中國的法律制度,使中國各項事業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法律宣傳工作,使法律觀念深入人心,讓廣大人民群眾重視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的重大作用,同時讓每一位國民充分意識到依法治國的核心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治權.治政.可借鑒秦國商鞅變法。
2.強化行政體制改革,簡化行政部門,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并完善官員權力行使監督體制,監督官員行使權力,預防官員腐敗,加強官員隊伍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建立高度廉潔政府.可借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政策。
3.深化落實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保障立法的獨立性,簡化立法手續,推進立法進程,建設法治國家.可借鑒美國的1787年憲法。
4.充分發揮全國人大和政治協商的重大作用,讓廣大人們群眾真正地參與管理國家各項事務,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全國人大.政協.人民群眾.社會廣大新聞媒體共同監督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可借鑒歐美的民主政治體制。
標注:中國在學習其他國家的強國之策時,一定要結合本國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第四篇:實習鑒定必要性及內容
實習鑒定必要性及內容
實習鑒定有助于實習生建構、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專業實習不僅可以促進實習生學習、理解、反思指導老師提示的顯性和隱性知識,而且也有助于其在應用、檢驗、質疑教育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揭示、分析、批判自己的“知道是什么、知道為什么”的顯性知識和“知道是誰、知道怎樣做”的隱性知識,由此促進實習生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教育認識能力,不斷建構、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使系統的教育理論和知識轉變為實習生真正的思想財富,從而在教育管理實踐中發揮作用。實習生在實習結束后,要填寫實習鑒定表中的實習鑒定,作為實習中的表現和體會的一個總結。一般包括一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基本情況。主要是表明實習期間工作情況成了哪些任務等。最好用一些統計數據來說明。
第二,實習收獲。主要指通過實習,在專業思想、專業意識、職業技能和能力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體會。最好要有典型事例,并分析取得這些成績的原因。
第三,存在的問題。在專業實習過程中,往往會暴露出自己思想、文化、專業知識、能力等方面的弱點和缺點,因此在總結時要實事求是地寫出來,并分析其原因,并應當定出今后的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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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市場體系與政治改革(轉載)
從市場體系到政治變革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波
在經濟學的內部體系劃分中,政治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許是缺乏精確和數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這從來沒有讓經濟學家畏難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學校長圭多·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個好例子。
塔貝里尼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研究,但近年來學術旨趣不斷向政治經濟學轉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學經濟學教授,2008年11月開始任該校校長。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較》、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發展與轉軌中的制度暨吳敬璉教授80歲生日國際研討會”上,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經濟觀察報:你長期研究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你認為制度的經濟意義是什么?
塔貝里尼:人們通常的共識,同時也是得到證據支持的結論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產權得到合理的貫徹,促使經濟快速增長,社會快速發展,因此一個社會要實現經濟迅速的發展,就應該擁有運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產權的各項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著一個社會應該擁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統,不濫用權力,侵奪私人的產權。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我們需要判斷良好的制度和產權應該是什么樣的。關于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密關系,人們基本上沒有異議,但什么樣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這方面的爭論就比較多了。
大體而言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制度的關鍵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來確保產權得到合理的貫徹;另一派則認為,單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個社會還必須經歷一種文化革新,才能促進那些足以保障產權的權力機制。
經濟觀察報:那么你的觀點是什么?你更強調哪一方面?
塔貝里尼:我的觀點是,也許這兩個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對于讓制度發揮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舉例而言,現在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是,中國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個運轉正常的市場體系,等市場體系建立起來之后才進行政治改革,使政治體系更為高效。二者應該分開進行,而不應畢其功于一役,因為只有先實現經濟的自由化,保護私人財產,培育和發展中產階級,在社會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才能改變人們的思維,形成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文化氛圍。
從政治史來考察,這樣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選舉權的擴展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經過幾百年的時間才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從歐洲的歷史來看,也是市場經濟和產權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體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觀點是,不應該只強調經濟發展,而應該努力培育自由流動的市場機制、言論自由和法治,以最終促使政治變革的實現。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仔細研究過意大利南部地區與歐洲其他較發達地區發展狀況的不同,并從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結論。在你看來,意大利的情況可以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
塔貝里尼:我認為最主要的啟示有兩點。一方面,一個社會要實現經濟的繁榮旺盛,就應該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區文化,促進公民之間的相互尊重,促進政治和文化寬容,保障各項政治權利。
另一方面,上述這些良好的價值觀,也需要由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來保障和促進。如果在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歷史上存在著長期的獨裁統治或外國占領,使當地的國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長時間里,當地都會存在一些文化問題,包括民眾之間相互猜忌,以惡毒的態度對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區就是如此,這種遺留癥幾百年都沒有消退。
由此可見,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會上形成良好的價值觀,政治制度的演化和進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應該通過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機制成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如果一個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權利,將產生兩方面的惡果,不僅損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種不利于社會進步的價值觀。
經濟觀察報: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時是由政治力量推動的,有時則是源于各種復雜的、難以言明的歷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個社會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可以通過哪些方法來降低這個過程的難度?
塔貝里尼:這的確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我認為至少有幾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廣泛的、寬容開明的社會教育,改變人們的頭腦。第二,要讓人們暢所欲言,廢除一切限制言論的措施。第三,要讓民眾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潮流,保持開放的思維。
我認為中國等國家現在擁有一個歐洲所沒有的優勢。現在歐洲的一部分國家已經擁有了完善的自由社會,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開放的辯論,而中國等國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開放,實現信息與觀念的順暢流通,就也可以從歐洲汲取各種思想與政治資源,為己所用。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民主制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直接聯系嗎?
塔貝里尼:一些證據表明,與擁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國家相比,純粹的專制國家的經濟成績要差得多。不過這也許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個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也許并不一定就會讓它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所以我還是持有剛才所說的觀點:先建立完備的、可持續性的產權和市場機制,再推進政治體系的變革,對于中國經濟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那么我們應該把這兩個過程截然分開嗎?
塔貝里尼:我所說的這兩個進程之間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說在徹底完成一個進程后才能開始另一個進程。從中國的現實來考察,目前中國的經濟表現是杰出的、驚人的。為了使經濟在未來走上更能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中國也許應該再接再厲,使推動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由出口轉變為國內需求和消費。而促進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給予民眾更多權利,也許可以加快這個轉變過程。
經濟觀察報:具體而言,你認為中國目前應該盡快推進哪些制度自由化進程?
塔貝里尼:中國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因為目前中國的金融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為了配合金融領域的改革,中國也許還應該加快匯率機制的轉變。因為在繼續保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之下,我們很難想象中國能實現金融業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國實行極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既保持固定匯率,又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將會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風險。如果中國能使匯率機制變得更加靈活,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型。另外,如果中國能將政治制度進一步自由化,那將推動其建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和福利國家制度,從而促使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