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是什么阻礙了大學生就業

據了解，現在還未就業的畢業生竟有一半畢業于熱門專業，那么——

因為缺乏工作經驗、動手能力、社會閱歷不成熟等各種原因，從畢業生離校到現在已近一個月，還有不少畢業生為了找一份工作，奔忙于各個招聘會。為了了解未就業畢業生的求職情況，我們在杭州市人才市場近日舉辦的一次未就業畢業生招聘會上展開一項調查，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90份。

未就業畢業生心態趨于平和

大城市因為就業機會多、就業條件好吸引了畢業生的眼球，而對于杭州以外的地區和一般縣市，不少畢業生還是有排斥心理。調查中，有18.3%的畢業生不愿意去浙江杭州以外的地方工作，35%的畢業生不愿意去縣市等小地方工作。畢業生挑中杭州等大城市均是看中了在這些地方工作的大環境和發展前景。

民營企業支撐起浙江經濟的一大片天空，發展勢頭越來越好的民營企業也成了畢業生求職時選中的目標，調查中，73.3%的畢業生愿意去小型民營企業工作。但是，還有26.7%的畢業生排斥這類企業，企業制度不規范、信用不好成了他們排斥的主要原因。對于薪水，大部分畢業生都持比較平和的心態。調查中，60%的畢業生月薪期待值在1000~2000元，20%的畢業生月薪期待值在2000~3000元，超過3000元的只占18.3%。調查顯示，隨著找工作時間的增長，月薪期待值有降低的趨勢。畢業于南華大學計算機專業的一位男生，曾經因為工資低，拒絕了一家給他1500元月薪的單位。經歷了幾次找工作無果之后，他所期待的月薪也就是他當初拒絕的那個水平。

對于普遍要求工作經驗的招聘單位，畢業生也有話要說。“希望用人單位提供一些基礎性的崗位，給應屆畢業生一個就業機會”，“不要要求工作經驗，多給應屆生提供一些培訓機會”，“招聘單位不要過分注重學歷和成績，應該不拘一格選人才”，這些成為應屆畢業生呼吁最多的內容。

是什么阻礙了他們就業

其實有很多未就業畢業生不是找不到工作。在調查中，只有10%的人至今沒有單位向他們伸出橄欖枝，其余90%均曾有過中意他們的單位。

是什么讓他們主動使自己失業呢？原因很多色，其中，認為那些工作不適合自己成為最主要的原因，占31.5%。一位印刷專業的女生被一家銷售辦公用品的公司招去做營銷，但一段時間后，她覺得與自己的興趣、專業相差甚遠，就主動放棄了這個職業，現在，她正在找一份更加適合自己的印刷設計工作。此外，工資低、地理位置不好、發展空間小、單位氛圍差也是畢業生放棄已經到手的工作的原因。

對于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來說，求職失敗不是可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能總結失敗原因，以在再次求職時揚長避短。在調查中，有70%的畢業生總結了自己失敗的原因。很多畢業生都看到了自身不足，工作能力欠缺、學歷不足等自身原因在他們總結的失敗因素中占38.3%。一位藝術設計的畢業生很坦率地告訴記者，很多廣告、設計公司都要求有很強的實際動手能力，但他是屬于說的比做的多的那一種，他的“眼高手低”讓他在找工作中頻頻受挫。同時，沒有工作經驗也是畢業生找工作最大的阻礙，占38.3%。一位學生物技術的畢業生曾經去應聘一家生物制藥公司，因為沒有工作經驗，遞上去的簡歷被招聘人員瞟了一眼之后，又很快被還回來。另外，不善于交流、不夠自信、準備不充分也在阻礙畢業生的就業路，分別占3.3%、8.3%、6.7%。

找工作，你準備充分了嗎？

由于越來越多的招聘單位要求工作經驗，大學生們也早早地開始準備了。在我們所調查的未就業畢業生中，有70%的畢業生在讀大學時就參加過實習，而且有很多畢業生參加過兩次以上實習。有65%的畢業生參加過學校里的各種社團活動或具備擔任學生干部的經驗。一位王姓同學說，實習兼職是大學生獲得工作經驗的惟一途徑。所以他在大學時期對實習兼職十分熱衷。平時，學習緊張的時候只能小打小鬧。一到寒暑假，他總是奔走于各種兼職招聘會，不放過任何實習機會，為自己將來的工作積累經驗。

恰當地包裝自己已經成為找工作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在調查中我們發現，63.4 %的畢業生找工作的花費在500元以下，23.3%在500~1000元之間，11.7%在1000~3000元之間，3000元以上的只有1人。在這筆費用當中，交通占據了很大一部分，在500元以下的這部分受調查畢業生中，交通費用在總開支中的比例一般在60%左右。置裝、簡歷費用在畢業生的總開支中占的比例卻很小，在調查中只有花費在3000元以上的一個畢業生考慮過服裝問題，其余受調查對象均對服裝抱無所謂態度；同時，簡歷也被很多畢業生忽視，甚至有兩個男生號稱“靠一支筆打天下”，從來沒有制作過簡歷，只是帶著一支筆在招聘會上填一張應聘人員登記表了事。

隨著網絡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網絡已經成為求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途徑，調查中，80%的畢業生有通過網絡找工作的經歷。傳統的招聘會形式也頗受畢業生的青睞，有95%的畢業生曾經在招聘會上找工作。此外，分別只有43.3%和26.7%的畢業生曾經通過傳統媒體和熟人介紹找工作。

未就業畢業生一半畢業于熱門專業

在接受調查的90名未就業畢業生中，擁有大專學歷的占40%，58.3%的人擁有本科學歷，僅有1人是研究生畢業。

這些畢業生大多已經多次找過工作了。調查顯示，有13.3%的畢業生找工作的次數在10次以上，有45%的畢業生找工作的次數在4次到10次之間，3次及以下的占41.7%。調查結果顯示，未就業畢業生并不一定就是專業冷門。在我們所調查的未就業畢業生中，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占總數的25%，設計、英語、信息工程等熱門專業的大學生加起來占調查總數的27%。畢業于西北工業學院計算機專業的一位男生說，原本以為計算機這個熱門專業會增加自己的就業砝碼，沒想到自己的求職之路還是一波三折。單位工資低、沒有發展空間、自身缺少工作經驗等是他求職路上的攔路虎，令他苦惱不已。此外，熱門專業的一部分畢業生眼高手低也讓招聘單位退避三舍。比如一位學設計的學生，曾經被不少單位看中，但他對這些單位的條件均不滿意，以致至今未找到可心的工作，這在男生中尤其明顯。

在招聘現場，有很多外省畢業大學生的身影。調查結果顯示，杭州以外的畢業生占調查總數的66.7%。而且在這些外省畢業生中不乏從陜西等西部地區趕來參加招聘會的。很多外地大學生表示，大城市的就業機會比較多，而且待遇也相對不錯。一位從安徽趕過來的大學生甚至表示，如果在杭州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她還會去上海試試。和本地畢業生相比，這些外地大學生對工作并不挑剔。

話題來源:湖州人事人才網

第二篇：什么阻礙了中國創新

之一中國的科技創新還缺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還不是一個創新型國家。這不僅僅是因為領導人自己承認，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可以看到，從日常應用的手機到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型工業設備，再到基礎科研領域中的重要學科，不但原創的桂冠很少落到中國人頭上，就是追蹤模仿的高端產品或最高引用論文，也與我們的企業或科學家有一定距離。

那么，中國比起 “創新型國家”，到底還欠缺些什么呢？

是投入不足么？ 相信在具體項目上感到錢不夠花，這是科研工作者永遠的痛。但就總體情況而言，中國的研發投入不但可以傲視所有發展中國家，就是與老牌科技大國相比也不算少。去年，中國的科研經費投入達到了 8600 多億元，有人估計，按照現在年均兩位數的增長率，到 2015 年全國科技研發經費將達到 1.5 萬億元（相當于 2400 億美元），考慮到貨幣升值的影響，屆時中國的科研投入可達 3000 多億美元。美國全國的研發經費在 2011 年是 4000 多億美元。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2015 年后不久，中國的總科研經費就可以跟美國相當。

是政策不到位么？事實上，在 2006 年全國科技大會后，各級科技管理部門一下子頒布了幾十項政策或指導意見，從支持科技型企業融資到研發補貼，從增加人才引進到科技資源共享，單純從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說，中國已經具備了世界各國支持研發的各項政策。是中國企業實力不夠么？這曾經是一個很大問題，但如今，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全球并購市場的主力軍之一，許多大型國企已經在世界 500 強的多個領域中名列前茅。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訪學時，接待、接觸和見識了多個中國大型企業代表團，只是到這個新技術的搖籃去學習取經的多，收獲了技術回來的卻鮮有見到幾個，更不要說像美日韓企業那樣，在這里設立科研經費，讓 MIT 的科學家進行前沿性探索。

那么我們到底欠缺什么？這一點其實在領導人的講話中有很清楚的表述。溫總理在其創新大會的講話中表示：要支持企業建設高水平研發中心；要以企業為主導深化產學研結合；要建立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機制；要創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建設規范的知識產權市場。說到底，就是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還沒有形成。

事實上，各級政府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推動著企業的科技創新。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比較成功的科技企業，沒有得到各種類型的政府支持，包括白給錢的經費支持。

那么，何以企業還難以真正成為創新主體呢？用政策支持力度不夠或政府投入不足已經很難解釋這一點。根本的解釋，是企業仍然缺乏科技創新的內在動力。

要讓企業真正把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其核心第一在于科技創新比起其他條件更能夠支持企業利潤的增長；第二在于如果不搞科技創新，企業將受到市場以及體制的懲罰。

回過頭來看一看這些年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崛起，其支撐力主要還是來自對包括低價熟練勞動力、礦產、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資源的占有，甚至是壟斷和排他性占有（特別是對大型國企而言）。其中，除了低價勞動力，維持其他各種資源的占有，首先需要的不是科技創新而是政府關系。反之，不進行科技創新并不會導致這些資源的喪失。就國企而論，每次國資委會議上都把科技創新喊得震天響，但你見過哪個企業老總因為沒有實現真正的創新而被打板子、企業被吊銷什么許可證么？

對于民營企業而言，搞定國企或者國企的政府老板來獲得這些資源，得到的回報恐怕也勝過累兮兮地搞研發。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 2009 年為應對金融危機砸下的 4 萬億了，大部分錢都跑到了房地產這樣的土地資源利用、圈地圈礦這種資源積累，以及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上面（高鐵的創新另文討論）。

當然，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在專利報表、生產程序和工藝環節上的創新還是碩果累累的。國企或得到政府支持的高新企業需要利用前者交差，民營企業則需要利用生產工藝與程序的創新維持低成本的量化生產。

我們不是否定生產工藝與程序創新的意義。而且，真正實現了這些領域創新的，目前還只有中國企業中的佼佼者。只是，這些行為與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還相距甚遠。

之二科技創新與國家意志 盡管科技界蕓蕓眾生保持著矜持或批判的態度，但如果以此而認為中國的科技創新只是上層做做過場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蓋全了。實際上，中國的國家創新體制，是非常明顯的動員式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只是，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特別是在利益主體日益多樣化、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日益豐富的社會中，國家動員是否能起到足夠的作用，這仍然有待觀察。其中，國家動員的集中體現——16 個科技重大專項的實際實施效果，尤其值得觀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好像不太樂觀。

正是因為科技創新的國家動員特點，由具有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來代言科技界，也就順理成章。這并非是因為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說出政治正確的話，而是因為他們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或者處在進行國家動員的關鍵環節上。

如果要進行國家動員，勢必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執行體系，伴以宣傳機構的動員機制，同時相應地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匯報體系，最終還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評估體系。

回頭再來看中國的情況就可以發現，我們首先生產了一套匯聚全國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目標（包括項目預期目標），并通過科研資金的分配和傾斜將之轉化成一套執行體系，而為了確保這一執行體系不會出現貓膩，就必然要設定種種極為細致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細化科研資金的使用和管理。如果看看新華社評論員和人民日報社論對科技創新大會的評論與報道，不難看出一套自上而下的宣傳動員套路。

于是，在這種情景下，項目執行人就必然要將其成果量化成各種可以標準化的指標，基礎科研主要就是論文，而應用研究則主要是專利。至于論文和專利實際產生的影響，則很難在標準化的程式中得到體現，因為可以標準化的衡量指標，如論文和專利的引用量，是不大可能在項目結題之前立刻能看出來的。

可問題在于，基礎科研的影響力的核心——同行評價，以及應用化研究的核心影響——市場銷售和利潤，都很難在這一評估體系中得到體現，最多只能成為一個參照。

在這一體系之下，基礎科研中按照科學研究自身規律發展出的課題方向，并非會被完全排斥在動員體系形成的目標之外，但就幾率而言，它們能進入預設的大課題重點資助對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學界自下而上地課題申請，會大為降低。

而要讓企業真正把科技創新作為其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首先要確保科技創新成為支持企業利潤的增長第一生產力；第二要讓不搞科技創新的企業受到市場以及體制的懲罰。

然而，國家動員在企業創新方面實際上很難滿足這兩個條件。首先，組織動員可以給企業提供短期的研究經費，但這一研究經費如果不能結合企業自己的需求帶來有市場的研究產出，并不能轉化成企業的利潤，即便可以通過做賬的方式把這個錢變成利潤，其數額比起企業的利潤需求來，也往往是一個小數（國家支持的企業研究經費往往要依據企業自身的規模來確定一個比例）。

其次，像基礎研究一樣，依靠國家動員制定的戰略目標往往并不能反映企業直接的市場和產品需求，而企業自身的產品改進所需要的技術創新需求，不僅難以進入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評委們的法眼，往往也難以得到更加常規的支持，比如科技支撐計劃或者 “863項目” 的支持。

第三，國家動員機制可以給企業研究補貼，但不能給不做創新的企業以懲罰。民企且不必說，就是國企，如果不進行技術創新，并不會導致其喪失繼續壟斷和排他性占有巨額利潤的礦產、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資源的權利。

支持國家創新動員的專家可能會指出，在近年來通過國家集中資源產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按照新華社官方通稿列出的 “太空漫步、蛟龍潛海、超級計算機、鐵基超導、高速鐵路、超級雜交稻、基因測序”，以及通稿沒有提到但官方報道中多有提及的大飛機專項。

但讓我們看一下，被詩化為 “太空漫步” 的載人航天工程確實產生了重要工程成就，但在應用科研領域，你很難看到這個成就被轉變為大型工程設備的中國制造，而在基礎科研領域，用 “shenzhou” 作為主題詞來檢測，你也很難找到高引用的論文。其他幾個領域也有類似情況。

也許高速鐵路是一個例外，如果不算劉志軍、張曙光之流的腐敗和去年的溫甬線動車事故，通過國家意志支持的高鐵確實實現了集成式創新，讓中國人享用了世界上最廣泛的高速鐵路網。需要提及的是，一項或一組創新項目，最重要的價值不在于有了多好聽的名義，或者有能夠技術出口之類的炫耀；而在于能讓廣泛的老百姓受益，并通過百姓的受益實現了市場的價值。

但不要忘記，高鐵發展遠不止是國家支持的產物（并沒有列入國家級的重大專項），而是市場發展和鐵道部自身被逼的產物。君不見，早在多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已經有不少將鐵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呼聲。換句話說，鐵道部如果不整出高鐵這樣的 “瓷器活” 來為自己正身，真有可能喪失對鐵道這一稀缺資源的壟斷性占有。這種逼出來的情況，其實與上天入海那樣的領域并不相同。

再比如，大飛機項目盡管承載了領導人和眾多國民的期盼，但最近其首席科學家透露了研究經費仍有不足。這個放風固然是為了爭取更多經費，也讓我們從中看出，大飛機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還沒有得到足夠的市場的金融支持。按照研發計劃，大飛機載人上天也就是幾年的事情，如果市場需求真的足夠強勁，本來不需要愁融資的問題。

不過，即便大飛機沒有從市場上融到資，或者神州與天宮沒有產出其他應用性的成果，它們也可以算圓滿完成了國家動員的科技創新的任務。畢竟，國家動員體系需要的，首先是看得見的成績，其次是可以接近標準化評估的交工與交差，而不是需要更多其他復雜因素來考核的市場銷售利潤與技術能力的提升。

之三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的科學研究？（文 / 宮鵬）印度總理曼莫漢 ? 辛格最近悲觀地表示，中國的科研水平已經領先于印度。辛格認為，印度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下降了，已被中國等國趕超。不過，盡管中國的論文發表數量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很多人認為這些研究論文的質量有待提高。學術不端固然是中國科研質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

在過去 2000 年里，有兩個文化基因影響了無數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第一個文化基因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提出，知識分子同時也應該是忠誠（于權威）的管理者。另一個文化基因是莊子的著作。莊子認為，要想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獨立，這樣就避免了交換和沖突。此外，莊子還認為應當回避技術，以抵御貪婪。總而言之，這些文化鼓勵中國社會進行小規模的、自給自足的實踐，但卻壓制了好奇心、商業化和技術發展。孔子和莊子的思想導致了中國社會在數千年的時間里處于科學真空的狀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學術界的一個后果是學術界的研究人員都希望進行引領性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從事輔助性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夠的能力領導科學研究。這就導致了重復和冗余，造成浪費。研究人員用盡各種借口購買相似的設備，用類似的方法處理數據。

即使把目光放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這個問題依然存在。所有中國的合作單位、大學、研究所以及獨立的政府機構，都希望成為領導組織，這就讓參與研究的科學家很難共享數據。舉個例子，中國的氣象局有大約 2000 個氣象站，這些氣象站主要負責收集信息，預報天氣。與此同時，中國水文局也有 2 萬個左右的水文測量站，這些水文測量站也會收集天氣信息，并且水文測量站的數據可以極大地改善氣象局預報天氣的精確度。不過，水文局從不公開他們的數據。

類似的，中國的文化還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缺乏分工。負責科研的行政管理人員傾向于給那些聲稱正進行原創研究的人以更高的評價和更多的獎勵。這樣，那些愿意從事支援性工作的人數就減少了很多，盡管這些支援性的研究也很有用。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除了圖書館和研究設備銷售公司之外，中國的專業化科研服務機構如此稀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境內的科學實驗室別無選擇，只能自己一條龍包圓所有的技術工作，哪怕僅僅是一些日常的樣本分析和數據庫開發也不例外。如果不能根據不同機構和不同科研人員各自的特長合理分配研究職責，科研進度遭到延誤將是不可避免的。

宮鵬：中國應該開始對研究工作進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給合適的專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這些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呢？首先，中國的教育體系應該盡早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中國已經通過模仿西方國家的大學教育模式改進了高等教育的質量。而現在需要做的，則是參照西方的基礎教育模式改善中小學的教育方法。中國的中小學老師必須更加注意鼓勵學生的好奇心，而科學教育也應當盡早開始。要完成這些改變，需要徹底改革中小學課程體系，同時斥資開展教師培訓。

中國的科學家個人和政府科技項目監管人員，雙方都應該在正式層面上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并積極展開合作。對于成功合作的研究案例，應當給予經濟上的鼓勵，按照每個參與研究者的貢獻大小增加經費，提高獎勵，或者提升職位。

中國應該開始對研究工作進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給相關的專家。無論是化學分析、計算機工程、實驗操作、設備管理，還是專業數據提供，都應該為相關的專家提供相應的位置。

最后，中國需要讓本國的科學家多參與國際項目，同時還需要吸引國外頂尖的科學家來中國工作。對于研究報告和研究計劃，需要進行國際評估。在重大科研項目的設計和完成階段，引入批評可以起到正面作用。如果大學希望自己在國際上產生影響，也需要做同樣的事情。中國應該從歐盟那里學習經驗，為參與國際合作的研究人員提供經濟支持。

舉個例子，2009 年，中國政府撥款 4600 萬人民幣（700 萬美元），用于一項 “全球地表覆蓋遙感制圖項目”。不過，中國政府同時規定，經費不能用于資助境外的合作者。一個全球性的項目理應需要來自世界各地的樣本，但是因為中國政府的特殊規定，中國的科學家就不可能從很多國家獲得樣本了。中國必須意識到，自我隔離和自給自足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發展現代科學的秘訣。改變并不容易，但也絕非完全不可能。改變的結果將會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和平的世界，就像無數代中國人所夢想的那樣。

原文刊于《自然》雜志的“世界視野”專欄，該刊登世界各國科研人員的評論，這些評論并非是經過同行評議的學術論文，僅代表作者的個人意見。

第三篇：是什么阻礙了我們思考

是哪些習慣阻礙了你的思考？

如果你想努力變得有獨特性，就要確認那些干擾思考清晰度的習慣，有些習慣取決于你獨特的背景和經驗。有許多習慣在某種程度上對每個人造成負面影響，這些習慣包括不愿改變、從眾、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騙等。你應該更多地關注那些突顯出來的習慣，即“我是更好的”、愛面子、拒絕改變、從眾、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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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更好的”

這種習慣屢見不鮮，并且從小就開始形成了。當我們小的時候，總是說：“我的媽媽更漂亮”“我的爸爸更有力量”，與自己相關的任何事物都是對自我的延伸。承認這些事物的優越性也是對自身優越性的表達。

隨著我們漸漸長大，這樣的習慣并不會輕易消失。羅蘭·杰普森寫道：“在后面的生活中，我們開始認為自己身邊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認為那些習俗和觀念是充滿智慧并極富內涵的。”我們總是傾向于認為我們現在的觀念、價值觀、政治觀和宗教信仰優于他人。

“我是更好的”這一習慣在人類社會中存在已久，原始社會認為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包括外國人、罪犯、心理障礙者、身體或情緒障礙者、其他種族人群、其他宗教信仰者、其他社會階層）都是非人類。他們推理：“那些不屬于某個部落、團體和教區的人不是真正的人類，他們充其量也就跟我們相似而已。”所以，在某些社會文化背景中，這些人會被非人格化，被認為沒有人權。

對這樣的事情，我們可能會覺得有點毛骨悚然，“我是更好的”這一習慣會讓我們多數人都更愿意與別人有相似的言行。如果你的朋友倡導改變，我們會認為他是改革者；如果你的敵人倡導改變，我們會認為他是麻煩制造者和狂熱者。愛國者與背叛者、政客與政治家的區別在于這些事物與我們自己的關系。

“我是更好的”這一習慣會阻礙我們的思維，破壞客觀性，使我們更容易自我膨脹。如果你想優化自己的思維，那么你必須學會控制這種習慣，在尋求真理的道路上不受自我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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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面子

與“我是更好的”相似，愛面子也是由自我自然產生的。但與之不同的是，愛面子總是發生在自己形象受到破壞之后。心理學家認為愛面子是一種防御機制，也就是說，愛面子是我們用于保護自我形象的策略。

多數兒童和成年人愛面子最常見的表達方式是：“這不是我的錯，是他逼我這樣的。”或者“這不是我的錯，我沒有別的選擇。”這種借口盡管是對有益思維的阻礙，但至少是對已犯下錯誤更好的解釋，這種不誠實可以讓你推卸責任。

愛面子更危險的表達方式是合理化，合理化可以解釋我們為什么“不去尋找真相而固守自己的觀念”。比如說，你是吸煙者，你知道吸煙有害，但是你不會承認這一點，也不會去想辦法論證這一點，反而你會說：“這個結論并不十分可靠”“吸煙給我帶來精神上的放松，這些好處可以使那一點點害處變得不那么重要”。這就是合理化。盡管合理化有的時候似乎是真實的推理，但要區分這兩種推理，有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如果你的推理有理有據，也就是說，你在驗證了客觀依據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推理；如果你的依據是由自己的觀念形成的，這就是合理化，也就是說，你先有了自己的想法，再來尋找支持你想法的理由。

羅蘭·杰普森總結了愛面子的過程及其對思維的影響：

當我們已經適應了某種觀念，內心的驕傲會阻止我們承認自己的觀念是錯的，當出現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反應是否定這些意見，而不是去深究這些意見是否真實合理；我們總是覺得出現相異意見非常痛苦，只有找出例證支持自己的觀點才踏實。我們都知道承認自己犯錯令人苦惱，因此我們通常的第一反應就是不承認錯誤，我們會這樣想：“我該怎樣解釋呢？”

要想控制要面子的習慣，必須在自我受到威脅時提高警惕，并記住這樣一句諺語：拒絕承認自己錯誤的人會加深錯誤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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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改變

拒絕改變是一種對新的觀點和做法不加思考而拒絕的傾向。一般而言，拒絕改變是人們對創造性事物的通常反應。伽利略提出太陽才是太陽系的中心，而非地球，他為此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發明犁、雨傘、汽車的人都曾被嘲笑過；首先倡導在手術中使用麻醉劑、用驗尸來考證死亡原因、為女性爭取選舉權的人也曾受過同樣的待遇；就算是我們現在看來非常合理的拒絕童工的規定，最初也曾被嘲笑：批評者們稱其為對兒童的“布爾什維克”嘗試。

我們有這種拒絕改變傾向的原因之一在于懶惰。已經習慣了某種方式之后，我們就不再愿意接受新的方式，因為這樣做會破壞常規。另一個原因在于對傳統方式的過度認可，我們總是相信舊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因為這些傳統方式都是從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沿襲下來的，新的觀念和方法似乎與祖輩的觀點格格不入。

但是，真正的傳統到底是什么呢？傳統就是我們看待事物和做出行動的最佳方式嗎？在某些情況下是這樣，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則不盡然，就像薩姆·沃爾特·福斯在一首詩中寫到的：

某天，一頭乖巧的小牛，走在回家的路上，穿過一片原始森林，留下一串彎彎曲曲的腳印，如今，三百年過去了，那小牛已經死去，我仍然記得那串彎曲的腳印。

第二天，在這條小路上，又有狗和羊經過，還有許多人進進出出，他們會因為這條路很狹窄而不停地抱怨，但他們仍然會繼續在當初那頭小牛所經過的路上走過。

漸漸地，這條森林小徑變成了狹窄的小路，老馬背著重物頂著太陽走在這小路上，一百五十年過去了，他們仍然跟隨著那頭小牛的腳印。

時光如梭，這條小路變成了村落，村落又變成了繁華的城市，那條小路也變成了城市中的中央大道，二百五十年過去了，眾人仍然跟隨那頭小牛的腳印。

就這樣，數百年來，男女老少都行走在那頭小牛曾走過的小路上，這條路現在竟然也四通八達，那頭小牛雖然已經死去三百年，卻為萬人開辟了這條路，對開路的前輩有種崇敬之情。

在某些情況下，傳統不過是已經確定好的先例，或者說是跟從先前的腳步，前人更喜歡跟從這些規則而不是另辟蹊徑。

抗拒改變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我們每個人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行為習慣，這些習慣就像舊鞋子一樣，讓人覺得舒服。新事物總是讓人覺得有些害怕：“我們要怎樣處理日常情況？”我們的想象帶來了恐懼感，并且被一切不知名的東西不斷強化，所以我們選擇抵制新的東西而不是欣然接受；有的時候，我們假裝按照規則行事，以避免羞恥感。

不幸的是，如果我們抵制改變，我們就錯過了發現、發明、創造、進步的機會，這些都會以新觀點的形式出現。抵制改變就是抵制最好、最有價值的觀念。

接受改變也并不意味著不加批判地一味接受新觀念，因為許多新的觀念最后被證實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應該對每一種新觀念進行足夠充分的考證，不管新觀念有多么奇怪，都應該給予相同的機會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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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

不是所有的從眾都一無是處。我們把信件放在郵局的指定地點，接電話的時候會說“你好”而不是“再見”，努力拼寫正確，遵循語法規則，遇到紅燈就會停車，這樣的行為數不勝數，這些都是從眾行為。在這些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從眾，就會失掉寶貴的時間，惹惱周圍人，威脅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有害的從眾是指我們為了獲得群體歸屬感或者害怕與他人的不一致而對自己的言行不加思考地一味跟隨。這種從眾是膽小的表現，為了得到好的評價而犧牲自我的獨立性。有些時候，我們更在乎別人怎樣評價我們，而不太在乎到底什么是對的、真實而合理的。一旦我們開始從眾，就會很快發現我們的言行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我們認為別人更為接納的，這就阻礙了我們思維的創造性和批判性。

要避免從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會給我們很大的壓力，當團體的意見比較一致的時候，說“我不同意”或者“那是錯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曾經這樣嘗試過，你就知道被當作“背叛者”的痛苦，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一再地妥協以致最終放棄獨特性的原因。有一個被廣泛重復的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實驗中有兩個被試，告訴被試即將進行的是一個記憶實驗，一個扮演教師的角色，另一個扮演學生的角色，當學生回答錯誤的時候，教師就可以電擊學生，并且電擊的強度越來越大。

在某種條件下人是被控制的。事實上，在實驗中并沒有真正的電擊，學生的扮演者其實是實驗者助手，他假裝請求教師停止電擊，甚至大喊自己胸悶，在最大電擊的時候，學生變得安靜。因為學生與教師就在相鄰的房間，所以教師可以知道學生被電擊死亡的可能性。

這個實驗的結果是什么？近65%的教師對學生實施了最大強度的電擊，多數教師扮演者都說自己并不想讓學生痛苦，但當實驗者堅持要求這樣做的時候，他們還是照做了。

如果我們參加這樣的實驗，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但也可能有相似的表現。總之，從眾現象在我們周圍很常見，根據亞伯拉罕·馬斯洛的觀察：

大多數人并不是自己做決定，而是通過銷售人員、廣告人員、父母、宣傳員、電視、報紙等來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們總是被別人影響，而不是自我決定，他們因此而感到無助、脆弱、易被影響。

不從眾并不意味著不相信他人的言行，為了不同而不同，這個做法是不對的。對待從眾的正確方式是自己思考，而不去擔心到底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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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概括化的極端形式，概括化根據基本要素將人、地點和觀念進行分類。因此，我們會說多數籃球運動員個子都很高，醫生從業之前一定有了許多實踐經驗，本田思域轎車會比雪佛蘭跑車更省油，這些都是公平合理的概括化。當概括化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就稱作過度概括化，比如，人們認為城市居民比鄉村居民更不友好，運動員的學習成績都不好。

刻板印象是更嚴重的概括化，刻板印象是已被固化的不靈活、不合理的概括化，就像沃爾特·李普曼解釋的：

刻板印象是一種偏好，充滿了喜歡或者不喜歡，伴隨著害怕、欲望、強烈的愿望、驕傲和希望。任何能引起刻板印象的東西都是由相應的情感引起的。除非是我們故意保持刻板印象，否則我們不能輕易判斷一個人是好還是壞。我們看到壞人、神圣的牧師、一本正經的英國人、悠閑的吉普賽人、輕松愉快的愛爾蘭人、純種的美國人……這些判斷并非來源于公正、仁慈或者事實，都是先于證據而存在的。

最常見的刻板印象出現在民族、種族和信仰當中，也還有其他各種類型的刻板印象，比如同性戀、牧師、輟學學生、男女平等主義者、盲目愛國者、紐約、單身酒吧、母親甚至是上帝，這些刻板印象因為更不常見而顯得不那么嚴重。

刻板印象是關于很多觀念的一個完整而系統的心理倉庫，每種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在這里沒有比較、分類、權重或者選擇，僅僅是儲存。任何東西都是預先儲存、預先決定和預先判斷的。因此，刻板印象阻礙了思維的活動，剝奪了生命的無限多樣性，把我們周圍的人和環境都進行了事先的分類。

許多人發現要克服刻板印象很難，因為他們會覺得刻板印象是對世界的正確描述，和洞察力的效果是一樣的。然而，揭露刻板印象十分必要，因為它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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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欺騙

一個小男孩和幾個朋友去釣魚，有人建議把釣到的魚同大家共享，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意見，所以這個男孩同意了。慢慢地，男孩發現自己釣的魚比朋友們釣的多，他的態度也因此而轉變，到這一天結束的時候，他強烈反對分享，認為好的釣魚者沒有義務這樣做。

這個男孩就是采用了一種自我欺騙的方式，凱瑟琳·安妮·波特這樣說過：“阻礙人類思維的習慣之一，就是我們會忘記事物先前的狀態并不能決定我們現在對它的觀點。”

我的一位同事在開始上課時會請同學們做這樣一個練習：“回想一個你在高中時代十分討厭的男孩或者女孩，用幾句話來解釋你為什么討厭他。”他看了上百條學生的回答，發現多數同學這樣回答：“那個男孩有個不好的習慣”“那個女孩缺少……”僅僅有一兩個同學會說：“我嫉妒（或者不成熟，或者有不安全感）。”換句話說，多數的怨恨和錯誤都歸結于對方而非自己。還有一種類似的自我欺騙：學生的成績不好，曠課、不寫作業、沒有備考，這些現象都是老師對學生的偏見造成的。

當某人得了重病，比如癌癥，有時會欺騙自己說狀況還沒有嚴重到要看醫生的程度；許多離婚的人不正視自己離婚的真正原因；許多酗酒者不承認自己對酒精的過度依賴，他們會說：“我隨時可以停下來。”事實上這大多是個謊話。很多大麻吸食者欺騙自己說，他們吸食大麻是因為他們愿意，而不會承認他們是想借此逃避生活中的不愉快和挫折。如果他們吸食得很嚴重，他們也不承認自己的墮落，盡管他們周圍的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沒有錢、情緒低落、迷茫。

另外，許多人對自己能力的認識也存在自我欺騙，他們在他人面前裝作懂得很多，并且自己也開始相信自己真的懂得很多。埃德溫·克拉克是這樣描述這些行為的：

有些人認為要在設計隧道方面給工程師提建議非常狂妄，但是他們卻在一些比如葡萄牙移民、良好的貨幣流通性等復雜問題上毫不猶豫地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往往很膚淺、來源不正確或者有失偏頗。

要想成為一個好的思考者，你必須根據事實情況來選擇那些能解決問題的信息，要客觀公平地評價這些信息，只有在你對自己坦誠的時候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6種阻礙思維的習慣—“我是更好的”、愛面子、拒絕改變、從眾、刻板印象、自我欺騙都根深蒂固，因此要克服它們實屬不易，但可以通過愿望和努力達到這一點。

第四篇：什么阻礙了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

什么阻礙了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雅各布·明賽爾在1957年提出的，它揭示了勞動和資本的同質性（逐利性），即追求最大的收益，使勞動和資本這一對矛盾走向統一，求得平衡融合。

人力資源如何向人力資本轉變是時下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最近，有專家表示，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變主要存在著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政策法規對無形資產的限制。在《公司法》中規定無形資產不得超過20％，這幾年工商登記時要求無形資產最多35％，而且必須是高新技術，成果要經過科委認定、審批，最好是實物形態；在二板市場的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無形資產不超過70％；在無形資產的形式上，《會計準則》中規定了六種：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商譽，而企業最寶貴的兩項資源：人才價值和企業的成熟銷售渠道并沒有包括進去。同時，政策法規并無明確規定無形資產的認定機構。工商登記時，要求科委（科協）的鑒定；在技術市場方面，評估事務所也可以進行無形資產的評估，但目前并不多；在中國，人才主管的最高部門——組織人事部門也可針對人才進行評估定價。

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能力掙得以股權形式支取的情況逐漸增多，但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股權收入變現的困難，二是個人所得稅帶來的現實壓力。稅法規定利息、股息所得稅率為20％，照此稅收政策，無論公司或個人獲得股權后，每年所支付的稅額很有可能大大超過現金收入，毫無收益可言。這種稅法嚴重阻礙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股權處置的金融障礙。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銀行貸款可以采用股權質押的形式，質押變現體現了資本流動性的一般要求。對人才進行再投資，可真正體現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同質性，但現行政策原則上不允許這樣操作。二板市場是在科技成果資本化和經營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小企業金融市場要獲得大的發展，應允許合格的投資方進入，打通A股和B股的渠道。同時規范技術拍賣市場，降低準入機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風險投資機構應運而生，并迅速成長，在起步時，政府可以主導，引導民間資本向高科技人才、高科技成果做投資，建議構建一個相對完善的區域金融環境。在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變的過程中，相關的經營管理人才中心可起到杠桿和通道的作用。

第五篇：2017年大學生就業選擇了什么地方？

2017年大學生就業選擇了什么地方？

原標題：大學生就業都去了什么地方？

200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人數大概在114萬人左右，而今年預計畢業生近800萬人，短短十幾年，畢業生人數快速增長，且隨著產業升級逐漸加快，大學生就業的分布情況也有較大的轉變。

從區域分布整體來看，大部分畢業生選擇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尤其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區域為主，大約占畢業生總人數的65%，但是近年來，由于政策鼓勵、西部就業壓力相對較小等原因，加上東部地區部分加工制造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帶來中西部大量的就業機會，吸引很多高技術人才，中西部欠發達的地區就業比例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中原區域，上升幅度最大。

從產業結構分布來看，第三產業所占的比例最大且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第二產業呈下降趨勢，其中，2015屆畢業生，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例超過60%。第三產業是服務業，具有很大的勞動力需求，這也符合我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優化產業結構的政策，有利于擴大就業，緩解就業壓力，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在第三產業中，醫療、社會服務、護理業等的就業比例上升非常快，這也體現了我國居民近年來對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需求增加，因此，對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

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專注大學生就業和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萬企千校平臺調查，在半年內離職的比例較高，在35%左右。這反映了大學生就業存在不穩定性，對首份工作的選擇不夠謹慎，對于職業生涯/ 2

的規劃不夠完善，甚至缺少規劃。

另外，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涌現一部分需要特別關注的困難群體，這部分同學在畢業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仍然處于未就業狀態，有的在不斷的找工作，但是卻不斷的碰壁，有的因為挑工作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有的在準備繼續求學，有的準備公務員考試，甚至是有的想休息一段時間好好調整自己再選擇就業，這部分群體在近年來人數有明顯的的增長，需要社會給予共同的關注和幫助，積極疏導，引導樹立正確的就業擇業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