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權力腐敗的法律監督

腐敗，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墮落及私欲的膨脹。其中，權力的腐敗乃是核心，正如有人 形容，腐敗是權力和私欲結合的罪惡之子。腐敗的根源，來自于國家機關的壟斷權力，權力腐敗是權力異化的極端表現形式。因此，在腐敗的種種表現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權力的腐敗，對于權力腐敗必須治理。

權力腐敗和權力濫用有種種典型表現：(1)不正當占有公共資源為個人享用，包括貪污行為、挪用公款行為、侵占財物行為等，這是腐敗現象的典型表現。它以腐敗者擁有的公共權力作為基礎，利用這種公共職位，其可以不遺余力地從事圖謀私利的類似經營的活動，從生活資料的侵占發展到生產資料的侵占，使腐敗從生計型向致富型方向發展。(2)利用經濟上的好處改變人們對于地位、職位、財產方面的判斷和安排，其行為的外部表現形式就是賄賂。賄賂的延伸，發展為變相送禮、大吃回扣、強拿硬要等。在賄賂中，受賄者喪失原則，行賄 者以較少的成本獲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誘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離公共的角色濫用職權，泛指以權謀私、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行為。在現代，腐敗的核心問題是以權謀私，腐敗的形式也已經從經濟上的小打小鬧、小偷小摸，發展到了政經勾結的腐敗類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極度損壞。(4)以親疏之別、遠近之別、上下之別、情感之別的私人關系決定公共關系的確立和維持，在公共權力機關的組成體系中，形成裙帶網絡。在中國，腐敗擁有著地緣與人情的肥厚土壤，這種不正常的關系網絡會導致權力腐敗在民間的延伸，它的可怕之處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對此安之若素。(5)公共權力的“人治化”行使，體現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和特權主義。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官員們制造著一種濃濃的“官氣”，集權 現象、家長制現象、神秘化現象、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等普遍存在；瀆職無能、擅離職守、拋棄責任、人浮于事、文山會海、強迫命令、任意決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亂、道德失范等等，構成了腐敗產生的溫床。(6)腐敗還帶有行業壟斷色彩，多發生在權力較大的經濟管理部門和執法司法機關，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門和行業權力進行勒卡索要。于是，人們又在探討立法腐敗、行政腐敗、司法腐敗、行業腐敗的特征及其根源。

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腐敗現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復生，這使歷代的統治者在對其“輻輳攻之”中疲于應付。但無論是“天子們”的自我約束，還是包拯、海瑞似清官的竭忠輔弼；無論是將整飭吏治任務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還是在腐敗面前繳械投降的昏君，哪朝哪代的“萬世江山”都逃脫不出因腐敗的政治統治而社稷山崩的命運。現代社會，腐敗問題仍然是一個世界性問題。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賄丑聞：僅1991年，意大利各政黨非法收入高達83億美元，賄賂和回扣使這個國家的公共開支增加了30—40億美元。一位官員形容：“當人們用刀刺透官方記錄的表層時，腐敗便顯露出來，人們甚至在沒有看到時也能聞到它的氣息”。“這類事件將戰后依舊紛亂的世界驚得目瞪口呆”。

權力腐敗的罪惡后果十分明顯。政治上，腐敗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對而威脅著國家社會的穩 定；經濟上，腐敗破壞著分配公平而阻礙著市場的競爭；文化上，腐敗引起社會道德的淪喪 而制約文明水準的提高；思想上，腐敗腐蝕了人事制度的肌體，毀掉了一大批公務人員。特 別是，腐敗是一種超法律、反法律的行為，它動搖著國家權威的基石——法律權威。因此，各國都把反抗權力腐敗作為完成民族復興、建設富強國家、凈化社會空氣的大事。權力監督 的原理論證，乃是為了解決公共權力的限制問題，最終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超越、濫用、腐敗、違法問題。其實質，在于倡導法治的方略，弘揚民主的精神，使我國不再走任人治主義倡行、任特權主義存在、任腐敗行為泛濫的重復之路。具體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

一、對權力腐敗的規則控制：以法律制約權力

對權力腐敗的規則控制，指制定嚴密的法律法規，規范權力的運作過程，控制官員的用權 行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軌的公共權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個運行環節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約，一旦行為“脫軌”，便有法律依據制裁這種脫軌。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說：“在法律統治的地方，權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規則的阻礙，這些規則使掌權者受到一定行為方式的約束”。

回溯中國反腐敗過程，我們曾經走過彎路，即主要靠道德約束和政治運動抑制腐敗，這要 從專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國長期的封建政治統治中，極為強調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質和 才能，而其素質和能力的判定，有賴于上級的賞識、道德的約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監督方面，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均屬于皇權的組成部分，也即行政權的附庸，沒有形成類似西方國家的議會監督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這一歷史留給今天的痕跡是極其發人

深省的，它導致我國公共權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為度量范圍，而是以長官意志為標準邊界，行政權力從未受到過法律力量的實質約束。現代社會，人們已充分認識到，控制腐敗甚囂塵上之勢，必須有賴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實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而賦予國家機關一定的權力和職責，就必然要求國家機關符合權力運用目的而不濫用權力，維護公共利益而不以權謀私，合法執行權力而不越權違法，履行法定職責而不失職瀆職，遵守法定程序而不喪失程序公正。強化法律監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規范具有道德規范所不能比擬的普遍性、權威性和強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確要求，首先是必須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國頒行 了諸如《反腐敗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公務人員職責法》、《官員道德標準法》、《官員彈劾法》等，對于規范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國的憲 法、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已就法律監督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先后頒行了關于禁止黨政機關及領導干部經商 受禮的規定、關于禁止揮霍公款的規定、關于禁止借選拔任用干部之機營私舞弊的規定、關于財產收入申報的規定等相關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規則。這類文件的及時出臺，不能說在監督問題上無法可依，但我國的監督立法比較簡陋和粗糙，對于腐敗問題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規范性和技術性都未能達到應有水平，還需要在立法上出臺成熟健全的法律規則，實現制度的預先控制。

不僅如此，權力監控還必須從嚴。漢密爾頓曾經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 ；霍布斯也強調，“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法律監督的目標，是將權力置于法律規則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監督者有違法擅權行為，能有被察覺、防范、制止、懲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監控機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會使違法者有恃無恐。因此，國家應當加大對于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挪用、豪賭等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并使法律責任成為腐敗行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這種控制和懲罰，主要來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猶如一種動力，能夠推動政府及其官員 的行為合法正當，但它更多的是一種威懾力，如同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劍，對于不法行為會有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國目前的情況看，雖然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受到了立案查處，但“漏網之魚”仍然存在，“特權階層”仍然存在，對一些官員處罰的“輕描淡寫”也仍然存在，致使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會繼續腐敗。因此，只有在治理權力腐敗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敗。如上述意大利事件發生后，該國警方逮捕1350人，受牽連者約2500人，卷入了8個政黨，5名內閣部長辭職，多名國會議員、高級官員和企業家受到司法調查、審訊、逮捕或拘留，這在意大利政界雖是一件丑聞，但懲治腐敗的力度從中可窺見一斑。

二、對權力腐敗的體制控制：以權力制約權力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人們總是把建立一個全心全意為自己服務的政府作為一種理想和希望，這未嘗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須落實于政治體制的配套之中。以權力制約權力，意味著一種國 家權力對另一種國家權力的外在約束，通過各國家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達到權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項權力過于強大而濫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為：

充分認識權力監督的必要性。國家機關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關系到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大局，決非可有可無、可重可輕、可大可小的個人事務所能比擬。因此，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權力定位和相互關系的法治化由來已久。以行政權力為例，從古至今，這種權力都最為實在、最為廣大、最為權威。行政機關可以運用授權、審批、頒證、收費、禁止、命令、管制、處罰等權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權、法律執行權、國家管理權、行政處罰權、自由裁量權，并強制所有的社會成員服從這種權力。這必然導致政府與被管理者形成矛盾沖突關系，也與其他國家機關形成權力對抗關系。由此而言，重視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絕不僅僅從“人民主權”的民主意識角度考慮，還表現為一種強化國家管理的 “實用性”要求。應該說，政治家是最實用主義的。可以想象，如果構成國家機體的主要國家機關相互扯皮，如果公務人員不受限定任意擴張自己的權力，而監督體制顯現出控制不力、有錯不糾、放任自流的狀況，自然是一種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表現，而如此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失卻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會。

合理利用人類文明的創造性。在治理權力腐敗的過程中，古今中外有許多成效顯著的范例。如中國歷史上的監察體制，以健全完備的監察法規、相對獨立的監察機構、廣泛擁有的監察職權、糾舉權貴的監察實效而著稱于世，監察御史擔負著調查、彈劾、諫諍、審計、監試、考核、偵查、公訴、審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實際是通過“治官之官”，實現“治吏之道”，值得當代人潛心研究。而現代國家中，英國、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設的成功樣板。英國的文官制度嚴密嚴格，通過考核使文官隊伍保持相對純潔，在規范化的制度約束下，公務員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導“消除特權，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議會督察專員監督與政黨監督、新聞監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為北歐政治清廉的主 要國家。新加坡是一個中華傳統文化氣息濃厚的國家，也是一個注重法制的國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確、廉政機構的獨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嚴明和有力，都獨具特色和魅力，值得我國在當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鑒。

切實保障政體改革的有效性。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設 置而進行的內制改革，它與法律監督所要達成的控制權力濫用的監督目標息息相關，有利于 控權制度的實質性兌現。基本途徑和方法為：(1)權力縮減。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權和審 批權，不能事無巨細橫加干涉。(2)權力分解。權力由不同機關、不同官員掌握，防止重大 權力的獨斷專行。(3)權力制衡。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切實享有對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改 變目前行政權力膨脹而立法、司法權力弱化的局面。(4)權力公開。政府應充分意識“暗箱操作”是助長權力腐敗的溫床，在反腐敗中，我們決不能忽視“政務公開”的呼吁及其潛在 力量。(5)權力監督。現有的審查制度、審批制度、審計制度、監察制度、質詢制度、考核 制度、罷免制度、聽證制度、復議制度、訴訟制度等，都可以稱之為權力控制的利劍，也都 應該不斷健全發展。

配套建構專門監督的趨向性。除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間制約關系的建立健全外，目前，各國在法律監督體制上，正趨向建立外部的、獨立的監督機關以制約權力。因為，“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所能個別解決，它需要一個綜合性機構。”新加坡的反貪污調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國的行政法院、奧地利的憲法法院等，都是相對獨立的監督組織，以地位明確、人員精練、權能強化、效 率高超的特點和優勢，成為新型監督體制的樣板。在我國，各級人大、黨的紀律監察機構、行政監察機關、人民檢察院、審計組織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在對于腐敗的治理方面，往往采取“聯合辦公”的形式，查處了許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處是，這種體制使各種平行的監督機關都享有監督權，尚有機構重疊、分工不明、權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對于上述監督主體進行明確的法律定位與權責分工。為此，筆者建議：我國應該合并反貪力量，成立專門負責腐敗治理的國家廉政總署，實現外部的、專門的、獨立的、實效的監督。

三、對權力腐敗的社會控制：以權利制約權力

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明確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聯系和界限，發揮公眾對于國家權 力的制約作用，使他們在保護自身權利實現的過程中，對于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權力行 為進行監督。這一立論，主要基于下述三個理由：

合法的權力源于權利。按照“人民主權”的觀點，公權力代表著社會共同體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實現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與社會成員一樣并不擁有特權，相反，它要服從構成共同體規則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自近代以來，“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國家權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權益限定的原理也通過憲政實踐成為現實。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社會成員有權通過參政權、選舉權、質詢權、批評權、建議權、罷免權、聽證權、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的行使，維護自身利益，制約權力行為，使民主監督成為確保國家權力合法運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人民并不直接享有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行使公共權力，如果權力機關破壞了權力與權利的平衡結構，人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英國學者哈林頓曾經斷言：“主權應該是必不可缺的東西，然而又是十分駭人的東西。這正像火藥對于士兵一 樣，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險。”因此，國家每設定一種權力，都要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當公共權力過于強大，超越權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圍，導致權力行為與人民的權利抵牾時，就必須運用法制的手段，從權力的生成、分配和實施各個方面來約束其不法運作。

違法的權力畏懼權利。民主監督的實質，在于動員各種社會的監督資源，形成社會內部的 多層次的權力監督網絡，實現對于權力控制的“綜合治理”。在此方面，亞里士多德給了我們許多警世名言，他說：“物多者比較不易于腐敗”，“多數群眾比少數人不易腐敗”，“ 若干好人的集體一定較不易腐敗”，都說明，大眾對于權力的約束是一種重要的約束。實際上，腐敗的力量在于把有著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會“撕成為碎片”，它是一種典型的“ 各個擊破”，而當人民形成聯合力量之時，腐敗就無藏身之地，也無用武之地了。在當代，人們已認識了社會控制力量的強大和深刻，并且通過多種途徑利用這種威力。諸如，新聞媒介的公開報道，人民群眾的信訪舉報，政協組織的協商對話，工會婦聯對于社會弱者的利益維護，社會自治團體日益發揮民間調解作用等。我們相信，當人民群眾普遍動員起來之日，就是腐敗分子無立足藏身之時。

他律的權力需要自律。從權力和權利的平衡關系而言，公民大眾對于政府權力的限制僅僅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眾社會的監控之外，還應該受內部自我機制的束縛，達到自律、自省、自勵的要求。對于各級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規制，遵循職業的紀律，迎合道德的評判，既是政府性質的體現，也是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則政府會與民眾社會格格不入。例如，政府會“主動”采取某些自我監控的措施，頒行各種行政法規，嚴格把握重大管理活動，審慎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并且通過內部罷免處分等手段使違紀的成員受到制裁等，以維護政府自身(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形象，防范內部機構和成員對于政府行為總體目標的反叛。所以，約束有外部和內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別，有強制與自愿之異，但無論如何，約束的目的均見之于政府權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概括言之，反腐敗必須治標又治本，將權力制約納入法制化軌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敗過程中，尤其需要從嚴格經濟監督的角度控制權力之濫用，將防范政經勾結型的腐敗類型 作為重任。同時，對權力腐敗者繩之以法，也是發揮監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們堅信，腐敗為敗類所為，為人類共憤，采取法律監督的綜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將控制腐敗于未然之中，打擊腐敗于已然之時。在此過程中，法律監督事業也必然對于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之大局立有功勛。

第二篇：權力導致腐敗

權力導致腐敗

辛向陽在《誰能當中國的企業家？》一書中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分粥故事。有7個人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時又是自私自利的。他們想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每天的吃飯問題——要在沒有計量工具或有刻度的容器的狀況下分食一鍋粥。大家發揮聰明才智，試驗了很多種辦法，多次博弈后形成了諸種規則。其中之一是，指定一個人負責分粥事宜，成為專業分粥人士。很快大家發現，這個人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換一個人，結果總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這就說明了一點：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回顧古往今來，腐敗現象不斷，打擊腐敗工作亦無間斷，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無論如何打擊，還是無法將腐敗現象扼殺。權力就是一把雙刃劍，用的好的話，可以披荊斬棘，為民做好事，辦實事。反之，則置民生不顧，只為一幾之私，棄百姓之疾苦，讓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執掌權力之人，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不可為一己之利，而濫用權力，讓自己立于危險的處境。新華村原黨委書記何遠東侵占資產近億，謀福利成謀私利；浙江永康窩案牽出27名校長，碩鼠當面育人背后腐敗；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貪污受賄6000多萬元，包養情婦，嫖宿娼妓。還有因網絡反腐中國大陸公務員領導們中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頻被爆出，僅在中共十八大后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貪官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貪官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貪官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數不勝數的腐敗案例，不得不讓人深醒，不得不讓人感嘆：權力導致腐敗，加大反腐力度迫在眉睫。

腐敗本質上就是沒有正確的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從而違背人民意志的行為。現在的腐敗形式多種多樣，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就必須要保證權力按人民的意志來行使，這就需要提高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化水平，以保證各項民主權利的正確行使。那怎樣去預制腐敗呢？進行理想和信念教育，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進行艱苦奮斗的教育，樹立勤儉的生活態度；進行法紀教育，增強自律自控能力；實行職權分解，加強對權力的約束；實行辦事公開，增強用權行為的透明度；健全監督機制；強化體制改革，重視制度建設。

只有提高國家的凝聚力，萬眾一心，才能努力使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大。反腐工作，是重大的政治任務，時刻不得松懈，要堅定不移的進行反腐工作，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做到權為民所用。

（江川供電有限公司秦躍婷）

第三篇：淺論權力腐敗的防治范文

淺論權力腐敗的防治

—拓展從源頭上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域問題研究

區物價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市場經濟的日漸成熟以及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權力腐敗的防治在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顯得尤其重要，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一項重大任務。權力腐敗的防治有眾多的論述，筆者主要從目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開展反腐工作的情況出發作一些顯淺的探討。

關鍵詞：權力腐敗；防治對策

在我國，職務犯罪主要表現是權力腐敗。在生活中，人民已充分認識到權力腐敗是可以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其產生的根源是復雜的。要加強對權力腐敗的防治，就必須從現實情況出發，分析權力腐敗產生的根源。

一、權力腐敗產生的根源

（一）社會經濟根源。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知我們，整個經濟學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基礎之上的，即經濟活動中的“人”時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馬斯洛的心理分析學說，人的欲望是無窮的，滿足層次是遞進的（即一種欲望滿足之后，新的更高層次的欲望就會產生）。相對于無窮的欲望而言，每一個人用以滿足的手段或資源是有限的（稀缺性）。這種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構成了對腐敗的成因的最基本經濟分析。即腐敗的最基本動力來源于無限欲望和有限

手段的矛盾；我們知道，當個人不掌握公共權力時，其欲望的滿足只能憑借個人所能獨立支配的私有資源（如勞動能力，當然也能通過尋租，偷盜等形式來滿足）。相反，政治權力的客觀存在，就為掌權者利用公共資源滿足個人私欲開避了一條新的途徑。也就是說，權力配臵資源是腐敗行為產生的制度基礎。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權力腐敗行為是不會產生。當異化了的權力和資源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必然會產生權與錢的交易。成克杰、胡長青、陳良宇等腐敗案件無一不是如此。

（二）社會政治根源。長期以來，對權力的制約問題缺乏足夠重視和有效的實踐，已成為目前一個薄弱環節。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對干部權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軟約束”，監督機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監督導致權力的腐敗；二是對“一把手”的監督機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敗，帶來的危害性更大；三是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開、民主、競爭機制，成為權力腐敗的源頭；四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管理體制還不夠健全和完善，為一些領導干部通過插手微觀經濟活動謀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條件。

二、權力腐敗的防治

權力腐敗的防治，是加強黨的建設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權力腐敗產生的根源和各種表現形式，決定了權利腐敗防治的重大意義。筆者認為應從從嚴治黨，強化監督，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等三方面來加強對權力腐敗的防治，并要達到既要治標，又要治本，標本兼治的效果，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權力腐敗。

（一）從嚴治黨。

在黨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社會上各種不良傾向和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和侵蝕黨的肌體，導致黨內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蛻變。這種現象的產生并不奇怪，問題在于黨對這種現象采取什么態度。是從嚴治黨，懲治腐敗，還是容忍遷就，養癰遺患？正確的答案，肯定是前者。這

樣反對權力腐敗的任務就顯得更加突出，從嚴治黨就成為權力腐敗防治的客觀要求。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是對我們黨長期從嚴治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在對世界上其他長期執政黨失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從嚴治黨，首先要治理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只有把從嚴治理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這個關鍵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級、在基層、在群眾中產生教育說服力，才能把權力腐敗防治的各項工作做好。從嚴治理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最根本的是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問題。要深入開展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引導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確立崇高的人生追求，使他們自覺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做到為政要廉，辦事要公，用人得當，作風正派，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

（二）強化監督。

監督，作為對權力運行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檢查和督導的一種手段，在權力腐敗防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認為要加強權力腐敗的防治，應堅持加強黨的監督。保證黨的組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嚴格遵守黨章和黨的監督條例以及黨的紀律處分條例，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加強行政監督。通過有效的監察監督和審計監督，促進行政機關和執法部門依法行政、廉潔高效地履行職責；加強法律監督。通過法律對權力腐敗行為防治強制性的體現，明確規定了貪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私分國有財產、財產來源不明罪等都要負上相當的刑事責任，情節嚴重的處以無期徒刑和死刑，以法律的強制性來制約權力腐敗；加強社會監督。首先是群眾監督。鄧小平同志曾強調：“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

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進行檢舉、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所以，人民群眾的監督，是完善監督與制約機制，防止權力腐敗決不可少的一環。人民群眾的監督制約所具有的廣泛性、敏銳性、自覺性等特點決定了這種監督制約能夠有效地避免國家權力被濫用而導致權力腐敗；其次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這種特殊形式，其作用是其他監督形式無法代替的，它將腐敗者揭露和曝光，從而產生全民公審的威力。所以，濫用權力者的“不怕處分和內部通報，就怕公開登報”，就是很好的說明。社會輿論的這種作用使權力行使者的一舉一動均處于眾目睽睽之下，眾口評說之中，稍有不規行為，便被輿論向社會發出呼喊，從而對被監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政治壓力。“眾怒難犯”與“有口皆碑”的截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及其影響，使任何人都不能不考慮到社會輿論的巨大作用。因此，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樣，輿論監督是權力腐敗監督的“第三種權力”。

（三）加強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

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開展權力腐敗的防治，必須深刻認識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主要作用，在實踐中走出一條依靠體現改革和制度建設保持廉潔，反對權力腐敗的新路子。

體制改革、制度建設在權力腐敗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簡單概括就是“治本之道”。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這主要是由于體制、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和弊端，是權力腐敗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條件。鄧小平同志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就分析了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同我們體制、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必然聯系。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講話指出了權力腐敗現象存在的體制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要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消除體制、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建立制約機制，規范權力行為，防止和克服權力腐敗現象。并且只有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從根本上消除體制、制度上的弊端和漏洞，才能真正減少，乃至鏟除權力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

不過從實踐中得知，黨和國家對權力腐敗防治的制度建設已經比較完善，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健全的黨內監督條例。但是根據目前權力腐敗的情況看，腐敗是打而不絕，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問題。究其原因，與監督體制有關。一般來說，在我國，不論那一級政府，對于腐敗防治的監督既有黨內的監督部門——紀委，也有政府的監督部門——監察局，甚至有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監察部門——檢察院。但是不論那一級紀委、監察局、檢察院，人事任免的最終權限都掌握在地方黨委，財政則掌握在地方政府，受地方黨委的領導。由地方黨委提名任命的紀委書記和由地方黨委提名人大任命的監察局長、檢察院長對地方黨委，政府主要領導的監督比較難，上級紀檢、監察等監督部門又監督不到，造成權力監督處于真空狀態，形成權力腐敗。

因此，筆者認為，要加強權力腐敗的防治，首先應在監督的體制上進行改革。對公權行使進行監督的國家機關應在人事任免和財政支付上獨立于地方的黨委和政府，使監督部門更加有效地行使監督的權力。可以借鑒在亞洲地區廉政建設做得非常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對腐敗的監督完全由獨立于政府任何部門之外，而直接受行政長官領導的“廉政公署”即“ICAC”負責，由于“廉政公署”直接受行政長官領導，且不能干涉其具體工作，政府其他部門難以對“廉政

公署”行使權力施加影響，減少了“廉政公署”行使權力的制約，減輕了“廉政公署”辦案的壓力，有力地打擊了腐敗的發生，使香港成為亞洲最為廉潔、高效的地區政府。所以，仿效香港特區政府打擊腐敗的方法，將各級地方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部門獨立于地方各級黨委而由中紀委統一領導，在財政上由中央統一支付，盡量減少地方各級黨委及監察部門與各級地方政府的利益關系，使地方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在行使監督權力的時候減少各種各樣的權力和利益牢制，有效地行使監督的各種權力，形成強大的監督壓力，對權力腐敗的防治起到極大的作用，從制度創新上有效地治理權力腐敗。

總之，依靠體制改革、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建立健全規范的廉政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等消除權力腐敗，將會大大減少職務犯罪的發生。

第四篇：公共權力的腐敗及其治理

【摘要】公共權力是人民賦予公共機構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力。但是，在政治權力運行中，因諸多原因產生公共權力異化，導致嚴重腐敗。因此，要預防和克服權力腐敗，必須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衡，健全民主政治機制，完善監督體制。從根本上預防腐敗發生和蔓延。

【關鍵詞】公共權力；腐敗；治理

公共權力是指人民賦予公共機構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力，但是，隨著公共權力的使用，以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應用而生，公共權力腐敗由此開始。由于它支配著巨大的壟斷性資源，公共權力主體可能會使公共權力表現出擴張的內在本能，容易背離“公共權力的行使應以公共福利為目的”的初衷而產生政治腐敗。通常表現為政府官員行使權力不是按照法律規范與政治公德謀求公共利益的實現，而是謀求私人和小團體利益。

一、公共權力腐敗的現狀

（一）公共權力使用上的腐敗。公共權力的腐敗通常是以權力來做交易、通過權力的作用來達到個人的目的。從***的案件就可以看出，把權力歸于個人，就可以謀取個人的利益，滿足個人私欲。

（二）金錢上的腐敗。公共權力的腐敗一般是以金錢獲取利益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個人的私欲最終也是通過金錢來滿足的。他們往往被金錢所誘惑，不擇手段地撈錢，成為金錢徹底的奴隸。

（三）用人上的腐敗。選人不憑才干，用人不憑實績，薦人不憑公認，任職不依程序，把用人看作是自己家事一樣，用所謂自己的人。

二、形成原因

（一）主觀方面：

1.喪失信仰。喪失信仰在那些落馬領導干部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對信仰的背叛是導致他們開始墮落或者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2.角色偏離。自我權力無限膨脹，領導干部對自己“一畝三分地”范圍的權力行使已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

3.自律癱瘓。領導干部既是政治人，也是社會人。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們必須降低、限制自我欲求，服從服務于職位權力的要求，但由于個體放松自我約束力，放任私欲膨脹，最后走向角色背離。作為“政治人”個體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機能的癱瘓，作為“社會人”自然欲望的膨脹最終讓領導干部落馬。

（二）客觀方面：

1.制度不到位。制度是預防腐敗的重要保障。中央頒布實施了《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紀委“廉政建設”若干規定》等很多相關制度。但現在的突出問題在執行上。制度要落實就必須符合實際。由于人們認識事物不可能一步到位，社會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任何制度都會有不完善甚至過時的地方。這就需要與時俱進加以修改。可是一項制度出臺后，往往就很少有人去研究它本身的缺點和在執行中出現的問題，甚至無法執行也不去修改。

2.監督“掛空擋”。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目前我們有一系列監督形式，如司法監督、政府內部監督、人大監督、民主黨派監督、群眾監督、網絡監督等等。可問題是為什么監督效果不佳？

暗箱操作，不好監督。監督必需知情，不論哪種監督，離開了對情況的了解，監督就無從談起。現在有些領導對上級的要求、政策，不向群眾宣傳，決策不走民主程序，領導雖是公眾人物，但不愿把自己與公眾利益相關的事置于陽光之下。雖然要求政務公開，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總是陽奉陰違，欺上瞞下。

三、治理措施

公共權力的腐敗有以上很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是對公共權力缺乏制衡。所以，遏制腐敗，必須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要真正制約與監督公共權力，最關鍵的是健全民主政治機制，實行陽光政治。在公眾的監督之下，使公共權力的行使主體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危機感，在相當程度上會減少暗箱操作的運作空間，“陽光是最好的反腐劑”，公開透明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監督。

在政治生活領域，信息不對稱往往容易導致公共權力異化，為公共權力腐敗提供便利。執政黨的黨員干部控制著公共信息的發布方式、時機，一般群眾無從檢驗所發布信息的準確度，只能充當被動受眾的角色。因此，要預防和克服權力腐敗，必須建立一套公共權力信息透明制度，盡力推動信息對稱狀態的達成。當公共權力公開運行，公共權力信息為社會絕大多數人所知曉時，腐敗行為自然就很難得逞。

必須建立健全政務信息發布制度，完善公共權力運行公開制度。把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類公共權力運作過程，納入政務公開的重點范疇，推進電子政務建設，加大信息發布的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切實保障和維護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推進陽光政務，努力實現公共權力運行的規范化、程序化和公開化，真正把公共權力和公共事務置于普通群眾的監督制約之下，防止公共權力失衡、決策失誤和行為失范。

此外，反對腐敗，監督是關鍵。通過決策監督和執行監督、體制內監督和體制外的監督、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機構監督和個體監督等各種手段的有機結合，大力培植多元化的監督主體，強化對公共權力和公共權力主體的社會化監督，擴大體系外監督在監督中的比重，實現與體系內監督的對接，增強監督合力，使各種公共權力合法、有序地在各自的軌道內運行，從而形成強大的外在糾偏功能。

經過長期的實踐和不懈的努力，我們一定會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懲治和預防公共權力腐敗的方法體制，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應當不斷地充實和完善其內容和形式，使之發揮更大的威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服務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

第五篇：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

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王西平等人的墮落，既是私欲膨脹、思想蛻化、靈魂畸變、防線失守的結果，同時制度疏漏和監督弱化亦難辭其咎。成摞的安全生產法規，頂不上官員一個招呼；名目繁多的地毯式、拉網式專項檢查，消滅不了叢生的隱患。連主司其事的局長、處長、科長也身陷利益泥淖難以自拔，其公信無存、權威蕩盡，哪里還有勇氣和能力將安全生產工作抓到實處呢？

泰戈爾說：“當人是獸時，他比獸還壞。”同此邏輯，當家貓將自己看作倉鼠時，它會比倉鼠更貪婪無恥。王西平、趙威等“白加黑局長”，走向暴富之路，確實比正宗的黑社會還黑。（“大學白讀論”不是遮羞布

2009-09-14 13:53:05來源:新華網 手機讀新聞

近日，應屆本科畢業生連峰（化名）“回爐”讀技校，感嘆“我的大學真是白讀了”的報道引起了輿論熱議。

本科生回爐，并非在今年就業艱難的背景下才有，在此之前，就有不少大學生跳出自己的專業，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毫不

相干的工作，其實，這也是本科生回爐的一種體現。具體而言，在筆者所供職的平面媒體中，就有五六個編輯與記者的專業是機電工程，但專業并沒有影響他們在平面媒體工作。具體到武漢這名回爐改造的大學生，找不到對口的工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當下計算機的普通人才已經嚴重過剩。

或許，這些被迫去技校回爐的大學生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幾乎每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實際上都可能面臨著回爐的過程，而且大學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所從事的工作與自己的專業沒有任何關聯，之所以這些人依然能干得非常出色，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個人的后天努力與重新學習。從這一點而言，本科生回爐其實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而非個別的小眾化的問題。

至于大學白讀論，怎么看都像是一塊遮羞布。誠然，決定一個人能否就業的因素非常多，但也與個人的能力和素質有著直接的關系，不能完全歸咎于大學教育。

盡管目前大學教育體系并非盡善盡美，但有一點不容置疑，即大學是讓學生學會心智健全地認知世界，學會正確的思維方法與判斷能力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學什么專業就必須終身從事這一專業的地方，如果大學生意識不到這一點，則令人遺憾。

畢竟，專業受到了限制，但人是可以活學活用的，不論什么情況，倘若都拿出大學白讀論來為自己辯護，那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更是這些學生沒有意識到為何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的體現。大學白讀論，本來就不該是塊人人適用的遮羞布。★

政協委員吃盒飯本不該是新聞

2009-09-14 13:54:51來源:新華網 手機讀新聞

協委員吃盒飯了，竟也成了新聞，不免讓人汗顏。這些年，我們這些大學老師參加學生論文答辯的時候，哪一次中午不是吃盒飯。為何教授吃盒飯、農民工吃盒飯、工人吃盒飯??不能成為新聞，而政協委員吃盒飯就能成為新聞呢？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政協委員吃盒飯本不是新聞，吃的人少了，也便成了新聞。按照“慣例”，廣州市政協應在白云國際會議中心培訓，吃的都是“大餐”，中午還能開房睡午覺。即便是這樣，平常還是有一些委員會在附近酒店“加餐”。我們無從得知“大餐”是什么樣的標準，也無法知道“加餐”會加到什么水平，我們只知道，政協委員吃盒飯確實并不多見。

“大餐”與“加餐”成了“慣例”，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的。但這個“慣例”肯定不會是傳統，因為我們黨和政府的傳統應該是“艱苦樸素、廉潔勤政”。當鋪張浪費成了“慣例”，于是乎，政協委員吃盒飯，也就成了新聞。

政協委員吃盒飯了，現在是新聞。但我更愿意看到，政府官員吃“大餐”與“加餐”之類的新聞——當這些事件重新變成新聞之時，或許便是“艱苦樸素、廉潔勤政”的傳統回歸之時。（劉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