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權利而斗爭讀書筆記

為權利而斗爭讀書筆記

一直想讀一本關于法律的文章，可是又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比較好。后來詢問學法律的朋友，其中一寫為我推薦了《為權利而斗爭》這篇文章。于是就讀了一番，讀后感慨頗多而且有了新的體會。

老實說在剛開始讀這篇文章時我本覺得“為權利而斗爭”更象是一個空洞的發概念或口號，雖令人振奮，但終究是理想主義的，象是缺乏血肉的骨架。而誠如耶林所言，在經理了一件事后，我真正體會到了“為權利而斗爭”是怎樣令人激動而又沉甸甸的六個字。

如果說前面耶林是在替權利人在較低層次上向權利侵害人開火，那在本書第六章《現代羅馬法與為權利而斗爭》中，耶林則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現行法，對其存在的兩個根本性的錯誤進行了強烈的抨擊。這種批判無疑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因為立法的失誤和缺陷無疑會給權利帶來更普遍、致命的傷害，對惡法的斗爭是“為權利而斗爭”的高級形態，是更根本的。“國家權利乃所以保護人民的權利，而今人民的權利感情反為國家權力所侵害，則人民將放棄法律途徑，這是事所必然！”

比如說，在證據上將非法等同于未經同意。證據的要求之一是合法性。我國司法解釋規定，未經對方當事人的同意非法錄制錄音錄像所取得的證據不能用。這里就將“非法”與“未經同意”劃了等號，認為只要未經同意就是非法的。但問題是，未經同意為什么是非法的？除去少數侵害隱私權的情況，債權人為證實債權的存在而未經同意錄音錄像，既不會違法，又能證明案件事實，為何不能作為證據采用？如果在過去，法律出于對債務人這一弱者保護的考慮，將法律的天平想其傾斜，那么，讓我們反思一下，在信用危機的現代中國社會里，究竟是債權人處于優勢，還是債務人處于優勢？從“借錢的是大爺，要債的是孫子”的俗語中看得一清二楚：如今的楊白勞已翻身做了主人，黃世仁則在借出錢后成了仰人鼻息的可憐蟲。所以，在債權處于優越地位的今天，如何加強對債權人的保護就成為立法的重點，合同法對債權人代位權、撤消權的規定即是明證。在西方，只要私人保全證據的行為未構成犯罪，取來的證據哪怕是具有非法因素也可以用。民訴采取“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如不承認公民私自的錄音錄像是證據，就直接限制了當事人的舉證資源，當事人保全證據的權利縮小了，很多事實就無法證明，債權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

所以正因為如此這般我們才應當學會運用法律，敢于“為權利而斗爭”。我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人都擁有這種信念我們的法律就會更加完善，我們的國家也將更加強盛！

第二篇：《為權利而斗爭》心得體會

《為權利而斗爭》心得體會

“為權利而斗爭”，魯道夫·馮·耶林于1872年7月17日在維也納的一次演講。初看這個題目，我就在思考：什么是權利？什么是斗爭？這二者之間具有什么聯系？為什么要為權利而斗爭？為了什么權利而斗爭？怎么斗爭？帶著這些問題，我開始閱讀《為權利而斗爭》這本經典著作。

文中，耶林并沒有具體闡述權利和斗爭的概念，而是把“貫徹斗爭與法權為一體的思想，指明斗爭對于法權的意義”作為主題進行論述。耶林以其精深的法理、緊密的論證邏輯，編寫了《為權利而斗爭》，該書短小而精悍，言簡而意賅。

第一部分，法的起源。在薩維尼-普赫塔關于法的產生的理論居統治地位的時期，耶林突破思維的框架，敢于思考，善于反思，對該理論加以否定。薩維尼認為，“一條新的法律規則（Rechtssatz）,如同某個語言規則，也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但耶林卻不是這樣。Recht，具有兩重意義——客觀意義的法和主體意義的權利，斗爭伴隨著歷史上的抽象法的產生、形成和進步，斗爭是為了實現具體的權利。

“法非不費吹灰之力便降臨于民眾，他們必須為之角逐和爭奪、斗爭和流血，正是這種情況把他們和他們的法緊緊聯系起來。”

“法所要求的斗爭，不是不幸，而是恩典。”

法權即斗爭，斗爭與法權的本性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第二部分，為具體的權利而斗爭，其目的指向權利人的主張。斗

爭不僅僅是為了物的價值，為了防止金錢損失，而且是張揚在物中的人格本身，主張個人的權利和名譽。權利受到侵害，權利人將面臨選擇，是主張權利，抵抗侵權者？還是逃避侵權者，置權利于不顧？無論其做出何種決斷，都將面對犧牲。“權利犧牲和平，和平犧牲權利。”將選擇問題提升一個高度，即根據事物與人的個別關系，哪種犧牲是更可忍受的。耶林在這個問題上，以兩國因一平方公里之爭，引申至私人之爭，最終提出了“是非感”這一概念。

第三部分，抵抗不法是義務，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是權利人對集體的義務。

上部，為權利而斗爭是一種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在此，是非感得到了全面的闡述。健全的是非感，是對個人自身的道德的維護，因此，為權利而斗爭，實際上是人格的詩歌。痛苦是創造所有奇跡的源頭。人的集體的病理學之于醫生有何意義，是非感的病理學之于法律者和法哲學家便有何意義。事實上，權利的全部秘密隱藏于是非感的病理學之中。健全的是非感的兩個標準：敏感性，即感覺權利受到侵害的痛苦的能力；行動力，即對侵權予以拒絕的勇氣和決心。對是非感的敏感性，不關涉一切權利本身，而是視個人、階層和民族的群體而減弱和增強，他們自己感覺到受侵害的權利對于道德生存條件的意義。是非感的本質是行動，行動力是純品質的事情，一個個人或民族對侵權做出的行為，是其品質的最可靠的試金石。權利是個人的道德的生存條件，主張它是對個人道德的自我維護。

下部，主張權利同時是一種對集體的義務。法的本質是實際的實

行，一個從未享用過的，或重又失去實行機會的法律規范，無權稱為法律規范。某個人從戰場上逃逸。在私法領域，這也完全適合于反抗不法的為權利而斗爭。但是，斗爭是共同的，所有的人都必須緊密團結，在一個民族的事業中，逃逸者犯下了背叛共同事業的罪行，因為當他大長了敵人的膽量和氣焰時，就是增強了敵人的力量。夏洛克和米歇爾·科爾哈斯，同樣的情況，卻得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不顧個人利益，為了權利之故，服務于權利，是道德的義務。我的權利就是法，在權利中，法被損害，且將得到維護。

第四部分，為國民生活權利而斗爭的重要性。對于一個愿意對外有尊嚴地屹立，其內部鑒定和不可動搖的國家而言，沒有比民族的是非感更值得它必須去守衛和呵護的財富了。呵護民族的是非感就是呵護國家的健康和威力。

第五部分，文章的最后，闡述了現代羅馬法與為權利而斗爭的相關內容，這部分不提及。

耶林在本文中，使用了眾多例子來輔助說明，將理論知識具體化，更有助于讀者理解和吸收。其中，最另我印象深刻的在耶林講述“為權利而斗爭是一種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這一觀點時，針對道德的自我維護的義務，分別列舉了軍官、農民和商人這三個例子。軍官，對名譽最敏感的階層，一個據其本性應該是體現了人格的勇氣的階層，不能容忍其成員的懦弱，不犧牲自己為代價，果敢地主張人格。農民，一個指向勞作而不指向勇氣的職業。商人，維護信用對商人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一個荒棄自己田園或輕率揮霍其所有的懶惰的農民，如同

一名在其同伴中不能保持其名譽的軍官，同樣會在其同志中受到輕視，就這點，失去了信用的商人也是一樣的。選取在某個領域極具代表性的三個角色，說明了遵從其道德的自我維護的獨特法則。從中，我確實感受到了，為權利而斗爭是對自己的義務，是肯定自己的存在意義，是肯定自己的價值的表現。社會角色繁多復雜，每個角色都有屬于自己的立場和尊嚴，為了維護自己而去斗爭，是顯而易見的。人是利己動物，這是誰都能理解和切身體會到的。

經過仔細閱讀，對《為權利而斗爭》這本書，仍只有一些粗淺的認識。盡管如此，閱讀該文對我在法理學、法哲學方面的學習具有極大的意義。耶林在文中，從法的起源開始，逐步論證法是在斗爭中形成的。在具體闡述觀點時，輔以簡單的例子稍加解釋，語言精煉卻不呆板，內容深奧但不脫離現實，思維縝密且邏輯清晰。簡單的說，耶林深入“法”的源頭去探尋真理，并用源頭的活水澆灌讀者的思想，讓讀者在閱讀中不斷思考、體會“為權利而斗爭”這六字真言。權利不是天賦的，同樣也不是自然生成的。權利產生于人們不斷斗爭的歷程，為了自由、信仰、生命、財富，為了取得這些所追求的所需要的東西，只能不斷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權利也就相伴而生，并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

權利始于斗爭，而斗爭又是為了權利而進行的。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就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樣的哲學問題一般，“為權利而斗爭”也是一個值得不斷探求的問題。

《為權利而斗爭》，雖然該書的篇幅小，但是蘊含著豐富的法哲

學和法理學知識，是本值得法律人好好品味的經典著作。

第三篇：《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斗爭的意義

唯有每天為自由和生活奮斗者，才配享有他們。——歌德

讀《為權利而斗爭》這本書，它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主要是讓我明白了斗爭的意義。當然，此斗爭是當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而進行的斗爭。雖然這是一本巨著，但在很多觀點上我仍然持有異議，也將在下文予以論述。

耶林首先認為法是一個力的概念。何為力？我們知道，力是有大小、方向的。換而言之，法的發展也是有大小和方向的。那么，法發展的大小和方向與哪些因素有關？耶林則認為是斗爭這一因素決定的。即權利被侵害者斗爭的意愿以及該斗爭是否是普遍的。用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該觀點：每一個旅行中的英格蘭人，他們以男子漢的氣概，拒絕客棧老板和馬車夫行騙（客棧老板和馬車夫以各種理由增收費用）的企圖，就像維護古英格蘭法一樣，在必要時，延遲啟程，在那里滯留幾日，支付十倍于他們拒絕付出的費用。人們嘲笑他們，不理解他們。在他們捍衛的幾個古爾登（德國古代貨幣）中，蘊含著古英格蘭的行為，在他們的家鄉，每一個人都會理解他們，且因此不敢輕易削弱他們的權利。看似僅僅為幾個貨幣而奮力爭辯，其實，蘊含著英格蘭的政治發展，無人能在政治上戰勝一個普遍習慣于每個人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堅持自己權利的民族。我想，這就是為權利而斗爭最好的表現。反而觀之，我們的社會是否有這種習慣？

我們該不該為小利益遭侵犯而斗爭？在社會中，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些人為了小的標的進行訴訟而花費于其幾倍的價值。我想，他們主要目的是主張物中的人格本身，主張個人的權利和名譽，為了其權利得到承認。這種行為之所以被嘲笑，是因為大部分人只看到物質利益，沒有看到這種行為更深遠的意義。這就是耶林所批判的唯物主義的害處。為什么我們的權利觀不強烈（雖未進行調查，但就身邊的人來說，大部分都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一方面由于我們一直受唯物主義思想影響，所以，我們的社會更多的是不理解，更多的是物質利益衡量；另一方面，“無恒產則無恒心”，由于我們國家國情特殊，很多財產為國有制，以至于人們所有權觀念不是特別強烈或者所有權很容易遭受公權力的侵犯，特別是農民。“一個人強烈地顯現出的所有感，對其造成了侵權之痛楚，對痛楚越是敏感，反應越是激烈”。我認為主要是這兩項原因導致我們的權利觀不強烈。

人的道德存在的條件是權利。即沒有權利，人類將淪落至動物的層面。恰如羅馬人從抽象法立場出發，始終不渝地把奴隸和動物同等看待。如今我們的社會已陷入道德危機，特別是“小悅悅事件”后，更彰顯出人們道德的缺乏。一些人認為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太快，拜金主義盛行。但我認為是道德生存的條件的喪失，即我們所享有的權利太少，以及保障機制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為權利而斗爭

這種行為并不普遍。既然道德存在的條件是權利，那么，為了我們社會的道德重建，我們更應該為權利而斗爭，哪怕是很小的侵權行為。一個民族對外的政治權利和地位與其道德力量相適應，所以，這即是我們國家在國際上不受尊重的原因。

斗爭伴隨著法的成長，法的誕生如同人的誕生，通常伴隨著劇烈的分娩陣痛。由此想到，國外立法是經過各利益集團博弈后而立。因此，該法則代表在博弈中獲勝利益集團的利益，其之所以獲勝，因為其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一些為公眾判斷早就譴責的制度，常常仍然可能長久地茍延殘喘，使之保全的，不是歷史慣性，而是關涉其存在的利益的抵抗力量。由于我們國家立法并非由利益集團控制，因此，在“斗爭”方面表現的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我想，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外立法模式會在中國成為普遍。

概括而言，為權利而斗爭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對個人而言，主張了物中的人格本身，使自己的權利得到承認；對國家而言，促進了道德的發展，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試想，未曾一次習慣于勇敢地去捍衛自身權利的人，又如何可意識到那種為了整體而獻出自己財產和生命的沖動。對法制而言，有利于法律的發展，法治社會的構建。

耶林認為，當我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時，無論我們作何選擇（訴訟或忍氣吞聲），我們都有犧牲。即當我們選擇訴訟時，我們犧牲了和平；當我們選擇忍氣吞聲時，我們犧牲了權利。既然斗爭意義之明顯，那么，我們應該選擇為權利而斗爭。

雖然此書是名家大作，但仍有觀點不敢茍同。

首先，其認為“捍衛權利人被攻擊的權利，不僅僅是對自己的義務，而且還是對集體的義務，即權利人通過其權利來維護制定法，通過制定法來捍衛集體不可或缺的秩序。”權利人捍衛自己的權利為什么就是對集體的義務？集體真的需要這部制定法嗎？還是權利人憑自己的主觀臆測，認為自己的權利遭破壞，集體的權利一定會遭破壞。既然斗爭伴隨著法的成長，那么，如果集體都來維護該制定法，那么，該法如何發展？一系列的矛盾，在此，耶林并沒有意識到或者指明。

其次，其為了解釋“為權利而斗爭，不惜一切代價是合理”的觀點，用了“目的補償了手段”的言語，或者說是方法。“目的補償手段”這種觀點我認為萬不可取，這種觀點用目的的合理性掩蓋了手段的非法性或者不合理性。比如，國家可以用為了集體的目的來強制拆遷，雖然，強制拆遷有些殘暴，但目的是好的，是為了集體的利益，因此，其就為強拆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所以，“目的補償了手段”這種觀點應該被否認，雖然為權利而斗爭，不惜一切代價是合理的。

最后，其認為“只要制定法不應是無用的游戲和空洞的廢話，制定法就必須被維護，與受害者的權利一同墮落的是制定法本身”。既然制定法隨著受害者的權利一同墮落，也就意味著制定法不能給受害者的權利帶來任何益處，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維護這個制定法？我們知道，我們的權利不僅會受到自然人或者組織的侵犯，有時還會受到法律的侵犯。如果該制定法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其自身的墮落，開始侵犯受害者的權利，我們是否仍要維護它？又回到剛才的觀點：斗爭伴隨著法的發展，如果我們所做的僅是維護，那么，法如何發展？

讀完本書，雖查過資料，但仍有很多不解之處。如下：

1.什么是實踐的概念？為何實踐的概念又是目的概念？

2.“斗爭，不和，正好是法權欲阻止的，不和包含著對法律秩序的妨礙、否定，它不是法權的概念的要素，作為德性的否定之惡習在德性定義中的成分越少，斗爭和不和在法權的定義中的成分就越少”。這句話是什么意思？

3.“認為他自己是所有人而占有我的財物的占有人，在我個人看來，并未否定所有權的理念，相反，他卻祈求于所有權的理念本身；我們雙方的爭執緊緊圍繞著，我們誰是所有人。但是，竊賊和強盜處在所有權的權利范圍之外，他們在否定我的所有權之時，同樣否定所有權的理念”。同樣是讓我的所有權遭到侵犯，為何二者區別之大？難道僅是因為過錯問題？為何竊賊和強盜在侵犯我的所有權的同時，同樣否定所有權的理念？

第四篇：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一）法律的另一面

張錄芳

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法通常與和平、安寧、秩序緊密相連。無怪乎有此理念。眾所周知，正是因為有了法的存在，與人類社會相伴相隨的復仇、暴力、流血才逐漸被理性、平和、安全所替代。然而，德國法學巨匠耶林在《為權利而斗爭》一書中，卻為我們揭示了法的另外一面——斗爭。而斗爭，勢必與矛盾、沖突、反抗相生相伴。

“法的誕生如同人的誕生，通常伴隨著劇烈的分娩陣痛。”與薩維尼“法是自然產生”的觀點不同，耶林認為，法的產生過程就是一部斗爭史，它必須要經過兩種或多種力量不斷博弈才能得到長足發展。但是，“一切法律規范把道路鋪在被踐踏的利益之上，利益必定被犧牲掉，以便新的法律規范能夠產生。”新的制定法的產生，必然涉及對舊有制定法的革新而招致其基于自我保護本能的強烈阻撓。而舊有的制定法之所以能夠持久存在，關鍵在于其背后所關乎的既存利益的抵抗。換句話說，法只有在與既存利益的斗爭當中，才能緩慢前進、脫胎換骨。在筆者看來，此處的既存利益，需要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它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現實利益主體，也包括國情、風俗、習慣以及自然人的生活習性和觀念意識。從這個層面理解，有助于我們對立法工作保持一種應有的理性和寬容。因為在表面上看來，法系統內部存在的種種瑕疵，某種程度上，或許正是法在產生過程當中而不得為的一種妥協藝術。譬如，在關于死刑存廢的論爭當中，廢除死刑論者常常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我國刑法依然保留的死刑規定。但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是：結合當前我國的特殊國情以及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報應論思維模式，短期內徹底取消死刑只能是一種激進的冒險主義做法。然而，在廢除死刑已經成為世界性趨勢的情況下，我國堅持“保留死刑、嚴格適用”的政策理念，在實體上，通過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削減了死刑罪名；在程序上，堅持比一般犯罪更加嚴格的證明標準以及更加嚴格的審批手續。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這是對死刑的一種折中態度。

為權利斗爭的過程就是維護制定法的過程。借助德語Recht這個核心概念的雙重語意，耶林通過提出客觀意義上的法和主體意義上的權利一組概念，詮釋了抽象意義的法與具體意義的權利之間的關系，并拋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具體的權利之于抽象的法而言并非簡單的依附關系，而具有相反的作用力。“具體的權利不僅僅從抽象的法中獲得生命和力量，而且它也還抽象的法以生命和力量。”之所謂顛覆，是因為在通常意義上理解法與權利，二者的關系是：抽象的法是具體權利的前提，權利的內容及邊界在制定法中被給定。只有當法律規定的條件存在時，具體的權利才得以實現。但是耶林認為，如果具體的權利沒有盡力實現時，那么抽象的法只是一張僅存在于紙上的鈔票，沒有絲毫價值。只有通過個體不斷的斗爭，將寫在紙上的權利在現實當中得到兌現，才能幫助制定法從實踐當中汲取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否則，制定法必將成為僵化的尸體。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每一個個體都是抽象的法的守護者和執行者。為個體的權利斗爭，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更是維護制定法尊嚴乃至人類共同體利益的需要。其實，這種精神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提出的“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法律權威的維護，既需要每一個個體信仰和遵守法律，同時更需要個體在遭受不法的利益侵害時，能夠堅決而果斷的拿起法律武器去抗爭，盡力維護受損害的權益。也即：“只要制定法不應是無用的游戲和空洞的廢話，制定法就必須被維護，與受害者權利一同隕落的是制定法本身。”

既然斗爭是維護法權的重要途徑，那么激發這種斗爭情愫的內生動力何在？表面上看，每一次訴訟的發生，都是一次利益爭奪的盛宴。然而，耶林認為，利益并非驅使人們投入到為權利斗爭的唯一動機。利益背后所蘊含的主體的人格和尊嚴以及社會對于某一問題的是非認知才是真正激發人們斗爭的驅動器，也即是非感。何謂是非感？這牽涉到權利與人格的相互關系。在耶林看來，權利是人格自身的一部分，權利源于人格。每一種利益之上必然伴隨著一種或多種權利。對利益的侵害，其實就是對利益至上的權利的侵害。繼而，對權利的侵害，就如人的肌體遭到疾病的侵襲一樣，首先產生痛苦感，對受威脅狀況發出緊急呼喊和求救聲，刺激著是非感的產生，進而引起人格的反應：權利受到侵害，自己亦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是非感就是個人對自身權利的珍視，對維護自身人格尊嚴的內在需求。梳理是非感的產生過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為權利斗爭的三個階段：最低層次是利益，其次是人格尊嚴的自我維護立場，最后是實現權利理念的最高境界。既然是非感如此關鍵，那么判斷它的標準是什么呢？耶林指出，敏感性和行動力是衡量是非感是否健全的兩個重要指標。敏感性也即感到權利受到侵害的痛苦的能力。行動力即對侵權予以拒絕的勇氣和決心。對于任何一個正常人而言，當權利受到侵害時所產生痛苦的能力—敏感性—是與生俱來的，區別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耶林在此用軍官和農民作為例證。但是行動力卻是只有少數人才可能具備的。因為，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權利受到侵害后，是否要采取行動，向不法宣戰，則取決于各種因素的考量。比如維權的成本、受侵害的利益與可能補救的利益之間的比例大小來作出判斷。從這個角度而言，那些“1元錢官司”的訴訟當事人、那名為了火車上一張飲料發票而不惜與國家稅務總局“法庭上見”的法律工作者，值得點贊。他們是具有健全的是非感、為權利而斗爭的勇士。

《為權利而斗爭》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素來具有“以和為貴”情結，視打官司為不光彩物事的社會，無疑具有啟迪心智、激發思晤的作用。

正義的運送，要靠斗爭來實現。

作者單位：陜西省麟游縣人民檢察院

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二）作者：王律論法

我是法律人！

這句近乎口號式的吶喊，更像是初出象牙塔的莘莘學子的壯志豪言，很難想像能從不惑之年的我口中道出。今讀得道夫·馮·耶林于1872年在維也納法學會上發表的演講《為權利而斗爭》一文，想寫一點感言，沖口而出的竟是這句話，在腦海中久久盤旋不下，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合適的標題了。

長久以來，對法律的由衷熱忱占據了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在身心閑暇和精神空虛時唯有法律能讓我感受到莫大的樂趣和無上的尊嚴，人生之不如意事大同小異，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還是法律人。可何謂“法律人”呢？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是在大學法理學課程上從張文顯教授的《法理學》教材里讀到的，其定義是從“法律職業”中抽離出來的，所謂法律職業是指以律師、法官、檢察官為代表的，受過專門的法律專業訓練，具有嫻熟的法律技能與法律倫理的法律人所構成的自治性共同體，這個職業共同體的成員就是法律人。可惜，我深陷公門，在這個職業共同體里無法以“代表”的身份占有一席之地，()怯生生地以法律人自居頓時少了一半底氣，乃至幾乎忘記了我為什么而學法。

一、法律信仰。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有言，法律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宗教作為一種信仰主導著信眾們的精神世界，對法律人而言法律亦復如是。大凡一門宗教必先探究人類起源，法律作為一種信仰，耶林開篇便直言法之起源乃是斗爭，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斗爭，斗爭乃是法律的全部生命。

現行法律總是滯后于社會發展，其“食古不化”地維護著既得利益，是大多數“理性的人”為了要建立起某種新秩序，以使他們能夠共同生活，而相互同意和妥協的一種權力。它有時似乎是由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決議中脫穎而出，而歷史是不斷摒棄不斷探求的進程，社會和平共存的前提在不斷地自我否定、自我毀滅，而又重生，多數人的民主或許只是多數人的暴政，多數人的“惡法”便是“食吾子的撒旦”.當社會看清楚自己、為自己而害怕時，我們便正式向既得利益宣戰，“現存的一切都是值得毀滅的”,新舊法的更替即如輿圖換稿，非經舉國人民前仆后繼的浴血奮戰不可。只有經歷這一場不惜流血犧牲的跨世紀斗爭，才能最終達成最適應現行全體國民利益共存的新契約，這浴火重生的“良法”是人們用血淚和骸骨換來的寫滿人民權利的紙，而不是天賦神授的恩澤。

為權利而斗爭，便是為法律的生命而斗爭，這是每一個法律人終其一生都不應拋棄的信仰。然而，生活的磨礪使我不經意間變得沮喪、消沉，甚至難以避免地為著現時謀生的職業而隱沒了初衷，說著讓我無顏直面正義女神忒彌斯的話，猛然發現那把為主張權利而斗爭的利劍正直指我的魂靈。今年年中的“雷洋案”一出，我還試圖從法律的角度為當事公職人員申辯著什么，適逢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典禮致辭出爐，王涌教授一句“如果有一天，你無力抵御沉淪，淪為鷹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將會喊你回家去‘抄憲法’”,猶如當頭一棒，打得我熱淚盈眶，自慚形穢。作為法律人，如果端不起衡量權利的天平，揮不動為權利而戰的利劍，隨波逐流，無力自拔，該當何恥！

此刻又讀耶林之作，幡然醒覺自己首先是一名法律人，之后才是公職者。如今的我憤世嫉俗已所剩無幾，質疑一切的習慣取代了過去對權威的崇拜，然而，聽著《我的祖國》那“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深情傳唱我仍會不自主地心潮澎湃，看到那只手遮天的地方政法勢力造就聶樹斌冤案的報道我仍會義憤填膺，讀到這義正詞嚴的《為權力而斗爭》我仍會忍不住振臂同呼：“我是法律人，我為權利而戰！”看來，我滿腔的熱血尚存，我的信仰自始未變。

二、人之為人。

人之所以為人，其區別于動物和機器的最大特點便是人具有意識，或稱精神，或稱感情。耶林毫不忌諱地道出了問題的根本，“人不只是肉體的生命……精神生存至關重要。人無權利則歸于家畜……完全放棄權利是精神自殺”,試想一個人在精神上自暴自棄、了結“生命”,這是否形同腦死亡，或是行尸走肉呢？

人類向來懼怕除自己以外的物種擁有自主意識，看那些想象力超離豐富的歐美國家在影片中描繪的天馬行空場景便可知一二——掌握超前科技的外星人攻擊地球引發的《星球大戰》，擁有獨立意識的機器人為統治地球而反攻人類的《終結者》，被人類囚禁虐待的黑猩猩因偶然機會獲得了智慧后奮起還擊的《猩球崛起》，由碎尸塊拼接而成經電擊復活并向人類索要其生育“人權”的《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如此種種驚心動魄、腦洞大開的電影情節看似引人入勝，實際上正是以人類最為恐懼的呈現來警示未來，人類必須要專制地獨裁地完全壟斷意識存在，這實際上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獨斷權利，不可讓渡，不可放棄。上述類型的影片所展示的情形，就是權利與人格相結合所衍生出的理念價值，擁有人格便意味著必須要主張權利，現行國際奉行的民事法理均無一例外地認為民事權利始于出生終于死亡，即使該人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也絲毫不會影響其民事權利的獲得，公權力應竭盡所能、不惜一切地為保護公民完整地享受民事權利而履職，哪怕戰爭，哪怕自損。

為權利而戰，這就是斗爭的目的。耶林認為，斗爭源于權利受侵害，這其中主要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是物質損失帶來的利益受損，二是人格受辱引致的倫理痛苦，其中以后者尤甚。此處的人格就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就是人對法律的信賴與期待——法感情。人們信奉其約定俗成的以和平共存為前提的社會契約，當此契約附著了足夠程度的意志力和強制力時便是為法律，人們基于信賴和敬畏遵照法律的指引來規范自己的言行，并信賴法律能為其帶來明文規定的預期利益，這種信賴一旦被擊破，人們的法感情便會遭受沉重打擊，精神倫理承受莫大痛苦。

法感情的定位因人而異，因其出生、職業、文化學識、生存環境及人生經歷之不同而有所差別，對此耶林舉了三種典型人群的例子，農民、軍人和商賈：農民世代以其辛勤勞作獲得基礎農產品，對其創造的勞動成果有天然和樸素的所有權認知，這種所有權觀念已經不限于個體物質的價值大小，而是因為“那是我的”,不是別人的，故誓死不棄；軍人以天生的勇武果敢維護著其職業榮譽，士可殺、不可辱，大敵當前敢于亮劍，戰斗到最后一顆子彈，對軍人而言怯懦和逃跑比殺死他們的刀子更凌厲；商賈以誠信經營博取業界尊重，贏得商譽信用，貨物交易流轉離不開賒貸預付，即使一時失利也可憑借金質信譽起死回生，若然信用喪失則寸步難行。農民對所有權的吝嗇，軍人對榮譽的珍重，商人對信用的金貴，都是他們的職業所固有的生存條件，是其階級存在造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處世觀，作為一種社會契機維系著人與人之間和平穩固的法感情。這種平衡一旦被破壞，必將招致強烈抵抗，階級會不惜代價地維護自己那個如生命般絕無二價的目的價值，正是此至高無上的目的性補償了不顧一切的手段行為。比如我國刑法在修正案八中對盜竊罪的加重情節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盜竊搶險救災物資的、致人死亡或精神失常的從重處罰情形，原因就在于行為人以非法手段奪取這些特殊的財物所造成的損失已經遠遠超過其價值本身，竊賊偷去一位年老多病的老人辛苦撿廢料換來的正準備給孫子交學費的2000元，這就如同謀殺其生命無二，導致的后果是無情剝奪了受害人賴以生存的條件，深深傷害了其淳樸的法感情。

三、“我要求法律”.“我要求法律！”（ich forore das gesetz）夏洛克在威尼斯法庭上斬釘截鐵的訴求是每一個職業法律人所不敢想不敢言的，我們只敢說主張自己的權利，豈敢大言要求法律？

要求法律做什么？要求法律滿足社會每一個對正當權利的期許，要求“每個人在各自的崗位上維護法律，在自己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執行人”,同時要求國家政府為了維護每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而萬死不辭。在私法上，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為著其獨立為人的人格尊嚴而抗爭，并恪守“不得為不法”的自律法則；在國際公法上，表現為國與國之間為著其統一的主權領土方寸不讓而戰斗，并信守“不得姑息不法”的公約條款。這就是我們為之斗爭的權利源泉，法感情是民主社會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基，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去積極維護、團結抗爭，以個體不妥協去排斥整體懶怠的道德觀，在權利面前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馬丁·尼莫拉有一首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我想，沒有什么比這直白明了的句子更令人震撼了，今天你不為別人說話，明天就沒有人會為你說話，今天你放棄法律，明天你就喪失人格“尚不如狗”.“專制主義無論在何處，都首先從侵害私權，虐待個人開始著手的”,然而吃人的社會并非獨有，魯迅的《人血饅頭》中冷漠、木然地縮頸旁觀的看客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度都不乏存在，這些默不作聲的看客們不是沒有法感情，也未必就要在精神上自行了斷，只是沒有人敢以“請自嗣同始”的勇氣決心去直面淋漓的鮮血。但是，我們背后還有國家，還有國家機器，還有警察、法庭、監獄，我們沒有理由動輒不惜生死來僭越這些政府集團應盡的職責。何以在社會灰黑鏡頭面前，人民群眾總是首先質疑公權力機關，對政府表現出極端不信任，制造這個“塔西佗陷阱”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司法殺人”的個體現象引發的，當“法律的看護人轉身變成殺害他的人”,人們沒有理由不大加唾棄這死有余辜的不赦大罪。這就是司法上個體不公正所招致的巨大危害，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佘祥林案、呼格案、聶樹斌案等“個案”都是在大樹根基上敲下的一個個釘子，即使后來又拔出來，那深深鉆刻進法感情里的傷洞是永遠無法復原的。

四、給一個說法。

既然法的目標是和平，詞訟只是手段，歸根結底是為了定紛止爭。耶林就此提出了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惡意推定”,他認為，“能夠左右當事人的唯一一點就是對相對人的惡意推定。因此，如果這一推定被巧妙地擊破，原來的抵抗心情也破碎了，使當事人從利益角度看事情，和解便易于成立”.侵權行為的產生往往基于兩種主觀心態，一種是知道具體權利的歸屬但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損該權利的行使，即不知而為之，另一種是明知道自己的行為侵害他人權利而故意為之，即知之而為之，顯然后者的明知故犯行為表現出深深的惡意，其透過訟爭標的所刺穿的是受害人的人格尊嚴。

早在2008年上海閘北曾發生過一起轟動全國殺警血案，行兇者楊佳只身闖入閘北區公安局手刃六名警員。且不論其原委何在孰是孰非，故意殺人犯罪無疑，但究其暴行的動機或許正是其自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遭受踐踏，自覺無上重要的“固有生存條件”被侵犯，法感情的底線被擊潰，故而“奮起斗爭”為自己的權利竭盡義務。當時，網上流傳著一句聲稱是楊佳被擒后受審時說的話——“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那么，到底該給一個什么說法呢？對應耶林提出的“擊破惡意推定”的理論，我想，或許就是給強烈抗爭的情緒以出口，給受傷害的法感情以慰藉，這是對精神損害的撫慰，但其本意又遠超現行法律設定的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物化范圍。

過去，我也一度認為在刑事犯罪中殺親之仇不共戴天，只有以命償命方可罷休，隨著對法律的深入認識和對人情世態的感悟，也知悉了許多死刑改判的案例都是基于行為人通過悔過、賠償獲得了受害方的諒解而免死，自己在刑事和解與受害諒解的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轉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始同態復仇觀從根本上說并不能使社會矛盾緩解。在民事訴訟實務中，人們對于法官調解行為的定性有不同見解，法院鼓勵并推行調解結案制度，并以調解率作為法官績效考核評分的一項重要因素，當事人則往往反感和抗拒調解，認為調解不過是和稀泥，通常都是在威逼利誘下以一方當事人的大幅度讓步而告結，或者就是久調不下無法進入程序。其實，這種調解之所以沒有達到化干戈為玉帛的預期目的，實際上與沒有真正擊破惡意推定，從而化解抵觸情緒很有關系。有時，法院或許考慮到調解結案能夠免除審判責任等后顧之憂，當事人或許考慮到進入程序可能會被故意拖曳無果，最終“懷恨”妥協，總言之未能基于調解行為而消滅矛盾本身。現行民事侵權訴訟的賠償責任中，其標的基本上已經量化為金錢賠償，“賠禮道歉”作為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之一幾乎已經淡出人們視野，甚至被嗤之以鼻，棄之不談，即使確有此類判決需要也大多通過由法院單方面代替敗訴方登報致歉同時判其承擔相關登報公告費用的方式而告終，其收獲的實際精神慰藉效果甚微。倘若當前司法工作能找到化解一方當事人心存惡意推定的抵觸情緒之妙法，著眼于撫平其法感情上遭受的創傷，使之不再固執地記恨對方的“惡”,才能真正做到互諒互讓、握手言歡的“善”.為了一個說法，我唯有永不停歇地行走在為權利而斗爭的路上。只因，我是法律人。

2016年12月20日

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三）讀耶林《為權利而斗爭》

邱祖芳

為權利而斗爭，不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還是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維護受傷害的法感情，因而，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而不愿為權利而斗爭，“法本身將遭到破壞”,因此，為權利而斗爭是“實現法所必須的”.“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斗爭。”

法本身是在斗爭中得以產生，并在斗爭中獲得發展，法亦是斗爭的結果，“無勞苦則國民無從獲得法”.然而，法是以權利為核心的，法本身體現的就是權利，通過斗爭獲得法，亦必然通過斗爭獲得權利。斗爭是艱辛的，權利的獲得更是緩慢和困難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通過斗爭主張法所彰顯的權利。畢竟，法對權利的彰顯是靜態的、消極的，要想實現法“和平”的目標，即權利得到保障和秩序得以維護，必須以斗爭為手段積極地、主動地主張權利。因此，“一切法都是經過斗爭得來的”,一切權利也是斗爭得來的，法和具體權利是統一的。

“斗爭”不是簡單的利益和損失衡量問題，更重要的是其體現的是權利的意識和人格利益。斗爭即主張權利。它是人類精神的生存條件之一，也是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形式的體現。當法對權利的彰顯仍以靜態的形式存在，仍然停留在紙面，權利受到侵害時，沒有權利人對權力的主張，則法無法實現其保障權利和維護秩序之功能，即法不能自動完全地滿足人之生存所需的各項條件，只能依賴權利人對權力的主張才得以啟動法所具備的防御不法侵害的功能，實現法對權力的保障和秩序的維護，使人之生存所需條件得以實現。權利本身正是人得以生存所固有的條件，當權利受到侵害時，權利人理所當然要為權利而斗爭，因為為權利而斗爭，已經超越了爭取私人權利的范圍，更重要的是對法理念的遵行和對法的維護，使法之價值得以實現。

法的生命在于斗爭，法需要為自身生存而與不法行為進行頑強抵抗。一個國家要繁榮富強就必須快速發展，而法則是他能否快速發展的根本，只有完善的法才能讓國家快速發展，因此國家與法相互依存的，兩者是一種互動的職能關系 ,并帶有相互從屬的性質。

為權利斗爭是對自己的義務！如果大多數的人對原本就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麻木不仁，漠不關心，其結果就是讓個別不法侵害者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孔地蓄意踐踏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那樣的社會將是可怕可悲的人間地獄。

所有的權利都面臨著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險，因為權利人主張的利益常常與否定其利益主張的他人的利益相對抗。所以權利的前提就在于時刻準備著去主張權利，要實現權利，就必須時刻準備著為權利而斗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斗爭的行列將是拯救自己從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徑。“正義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權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為主張權利而準備的寶劍。無天平的寶劍是赤裸裸的暴力，無寶劍的天平則意味著法的軟弱可欺。天平與寶劍相互依存，正義女神揮舞寶劍的力量與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處，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狀態之所在。”耶林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識地制造的”,因此從國家的角度，國家權力應當確實地保障權利的實現，包括為權利創造長遠存在的良好環境以及為受損的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

一個人放棄自己的權利，從法律本身的規定來說并無不可。因為權利只是一種選擇的自由，當事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是為和平而放棄權利還是為權利而犧牲和平。但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考察其社會影響，放棄權利的行為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這種行為成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的時候，無疑是對非法行為的縱容和鼓勵，法律自身的權威將受到嚴重的挑戰，法律的功能將得不到發揮，社會秩序也就很難得到有力維護了。

第五篇：為權利而斗爭（共）

《為權利而斗爭》讀后感

——1311,***，錢圣達

任何生靈從未停止過為自身利益的斗爭：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為的是自己生存的權利；保護自己的族群，為的是可以繁衍生息…..至于人類小到民事糾紛，大到發動一場革命，同樣是因為自己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奮起斗爭。可以說“為權力而斗爭”這件事，無時不刻發生在我們身邊，它與我們的距離遠沒有想象的那么遠。

1，為什么要為權利而斗爭。

或許到目前為止我們為自己權利而斗爭的經歷少之又少，但這只因我們至今任身處象牙 塔之中，與這社會的接觸還太少，所以我們并不能因此否認“為權力而斗爭”的重要性。

這是因為我們一方面在校園中被很好的保護著，也就是說從根源上我們并無很多需要自己親自斗爭才能換來的權利——這與真正的社會差別很大。另一方面，平和的世界似乎證明著在下“斗爭”的無用。其實正相反，從歷史上來看，斗爭是為了權利以及日后“安定”“和平”“享受”的開始。例如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而一旦人們因“安定”“和平”“享受”而腐化，而停止為權力的斗爭。那么這些輕而易舉就享受了安定的一代，就被必須在戰爭的煎熬中為安定的再次降臨而斗爭的一代人所取代。最好的例子無疑是羅馬帝國的強盛到覆滅。所以否定為權利而斗爭的重要性的人，都是片面的，主觀的，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沒有斗爭的和平與沒有勞動的享受，屬于伊甸園歲月，歷史只知曉，和平與享受兩者是不懈艱苦努力的成果”①

同時還有一種質疑不可回避，那即是這種斗爭是否合乎法的精神。而事實是，正義女神一手拿著天平用以衡量法權，一手握著利劍。沒有天平的利劍，當然無所謂正義，僅僅是一臺暴力機器。但是沒有利劍的法權也同樣毫無執行力，何來正義可言。而現存的法律制度的漏洞，法律的不完善，如沒有法典，法律解釋不到位造成的法律漏洞，法律制定者的不規范都說明我們的斗爭遠不可結束。

所以綜上，要為“為什么要為權利而斗爭”尋求一個答案，那便是“為了可以持續的安定”以及“為了正義的存在”

2,放棄為權力的斗爭是權利的毀滅

在這一部分的論述中，我想提前說明的是：這里的說明對象是某個群體，而非個人。因為作為個人來說，其對個人權利的放棄，至多對其產生惡劣的印象，而對權利本身是無害的。但是一旦這種行為以群體載體，上升為了行為的一般準則，那就意味著權利的毀滅。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在軍事上，逃兵可以被就地槍決。如此嚴厲的懲罰難道僅僅是為了懲罰這個人嗎？當然不是的，一百人的連隊與九十九人的連隊絲毫沒有戰斗力的差別。這懲罰的是這種行為，是為防止這種行為成為一般準則而被所有人模仿，已造成全軍覆沒的后果。那么在法律的領域中也是一樣的，法律的對象是人的行為而非個人，因為個人僅僅是個人；而一旦是一種行為就可能帶動所有人，以至于傷害法律的威嚴。

另一方面，我認為即使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這一群體并不是出于是非感，那么仍然會對權利造成傷害。而在生活中最占據多數的情況便是“因標的物的價值而進行抵抗”。同樣舉一個例子，一個陌生人搶走了我的一塊橡皮，那么對于這種非法占據我的財務的行為，無疑侵害了我對這塊橡皮的物權和排他性，我可以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但也可以不做追究，在心里罵兩遍了事。這兩者都是可以的，因為畢竟只是一塊橡皮而已。這便是典型的“因標的物的價值而進行抵抗”的行為，也即面對橡皮這種無足輕重的東西便放棄了斗爭，而下次損失了一臺電腦則會奮起斗爭。這種不出于是非感，而視價值大小來決定斗爭與否的態度究

竟來自何方。“在開化的國家，當當國家權力把一切嚴重侵害個人的權利，生命，人格和犯罪交由刑事法官和法庭處理時——警察和個人擔負著最主要的工作，國家權力大規模的參與到其中……當個人失去了刑事司法的支持，我們就處于古羅馬那樣的時代，對偷竊和搶劫的追究，純粹是受害者的事，權利的自我放棄必定導致某種后果……”②所以一旦當問題升級，例如國家間的交往，失去了這樣的刑事司法的支持，那么一國當面臨一塊橡皮大小的土地遭侵略時，不是出于“是非感的斗爭”就會因為這樣的土地“無足輕重”而停止斗爭，這樣的后果難道不同樣是權利的毀滅嗎？

所以放棄為權力的斗爭是權利的毀滅，且斗爭本身必須出于是非感。3，威尼斯商人事件

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按合約要割去安東尼身上的一磅肉，但卻在偽裝的法官與眾人的努力下，因“割肉時必然要發生的鮮血涌流”成為其致命傷而失敗。那么在這個故事中夏洛克本身貪婪，吝嗇，充滿了復仇情節。但是除去這所有的負面因素，有一點他沒有做錯，那即是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這樣問題就出現了，法官和眾人使夏洛克對權利的希望落空了，這種落空一旦造成對權利的放棄那根據上文的理解就是權利的毀滅。而作為法官面對這樣心懷惡意的人，是堅持程序正義，鼓勵為權力而斗爭（實際意義上）最后造成其他人生存的權利受損，還是堅持實質正義保護“安東尼”們的人身安全，但卻偏離了中立的角色呢？

要解答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就要回溯到故事發生時的十六世紀晚期。十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已經進行，封建制度瓦解，資產階級的地位上升，經濟繁榮。人文主義（當時確切的說不存在人文主義這一詞，在此提到憑后世的理解加以冠名）深入人心，而且衡平法已經出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下，人們更傾向于追求正義與公平，并趨向于前往法院解決糾紛。由此便出現了“割肉還債”這樣一幕。

我們面對《威尼斯商人》這樣一個故事，往往將夏洛克冠以惡名。但是從一個法學人的視角來看他的做法并無太多過錯，尤其是他對自己權利的追求以及對人性平等的渴望可以說是對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在文藝復興的大背景下，人的重要性以及人的權利被放到了首要的地位，夏洛克作為備受欺凌的猶太人希望在這個理性的新時代找回自己的尊嚴，他在劇中義正言辭的做了關于人性平等的辯論：“安東尼奧先生，好多次你在交易所里罵我，說我盤剝取利，我總是忍氣吞聲，聳聳肩膀，沒有跟你爭辯，因為忍受迫害本來就是本民族的特色。你罵我是異教徒，殺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猶太長袍上，只因為我用自己的錢博取了幾個利息......"夏洛克對于平等的以及法條的契約可以說人現今的人感到敬佩。另外，當時的威尼斯是個自由城邦，吸引了很多外國僑民，但是法律卻對他們沒有施以平等的保護。才加上文藝復興時期對正義的狂熱的追尋，導致一旦諸如安東尼奧的人被認為是正義的一方（在本劇中，夏洛克因為割肉額合同以及放高利貸的行為被認為是惡意的一方，安東尼奧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正義的一方，這里作者的主觀意識，以及對放高利貸行為的厭惡有著很大主觀性），甚至可以做出替換法官也要保護安東尼奧的行為，這無疑偏離了司法公正性。因此在公平正義條件下個人的權利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護，從這點來看，夏洛克是一個被害者也不為過。

再次援引現在的觀點（請求權是在近代才有德國法學家溫德塞提出）對于夏洛克來說他是否具有相應的請求權呢？我們不難看出夏洛克的請求權系債務請求權并基于夏洛克和安東尼之間的債務，確實有相應的請求權。

那么夏洛克是否真的生不逢時呢？是否在現代就會有完全不同的判決呢？答案是否定的，盡管夏洛克積極的為自己權利而斗爭，重視法律追求平等，但是割肉條款卻是不能被忍受的。也就說，盡管權利應該積極的去維護，應該為權利而斗爭，權利也確實沒有東西可以限制，但是權利的本身卻有著限制，即不可濫用權利，這也是權利的適用的原則之一。權利被認為是對事實關系的價值判斷，應該是一種正當的利益。所以不是所有的主張都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法律對各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都做了權利義務的界定，這就意味著，權利的行使

同時伴隨著相應的法律責任，這種責任最普遍的體現在“不侵害他人權利”這一前提上。耶林說：“權利是法律所保護的一種利益，但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是權利，只有法律所承認和保障的才是權利。所以縱使夏洛克再如何斗爭，也并不能最終取得自己的權利，下面引用《為權利而斗爭》一書中的看法“在我看來，夏洛克迫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十分悲慘的利益正是基于此，他事實上對權利的希望落空了。因此，至少法律這必須審查案件。當然，全聽詩人的便，做出起自己的判決，且我們并不愿遺憾，莎士比亞這樣做，或真確的說，原封不動的保留這個古代的虛構故事。但當法律者愿意承受一個批評時，他可能不外說，那個證據是無效的，因為它包含著非道德性；假如有朝一日讓“聰明的丹尼爾”起作用，那么，這是一個貧瘠的推辭，一個可恥的訟棍的花招，他已向那男子說過，從活生生的身體上割下一旁肉，卻不同意割肉時必然要發生的鮮血涌流。人們可能幾乎認為似乎夏洛克的故事曾在羅馬法中上演過；因為《十二銅表法》的編纂者認為這是必要的：關于“撕碎債務人”，明顯的感到，割多割少或許不重要，如果多寡可以保證，那就免去欺詐之虞”③

所以在講述了這么多之后，可以確認的是為權利而斗爭的行為不可或缺，其必須出于每個人的是非感，否則就是權利本身的毀滅。至于最后遺留下來的問題，對于政法學校的我們，應該以完善法律制度為學習的目標，希望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可以有更多地見解。這也是一種斗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