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阻礙中國發展的七大類利益集團

阻礙中國發展的七大類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阻礙中國的改革發展在中國學術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識。而中共高層在近年來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說法，不過這些公開場合對〝利益集團〞論述都是點到為止，并沒有捅破〝窗戶紙〞，指出究竟誰是〝利益集團〞的一員。近期，有大陸媒體轉載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利益提團〞分析的論述，總結出〝利益集團〞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體的狹隘性；二是形態的模糊性；三是獲利的非正常；四是集體行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權力的至上性。

前三點意思比較明確。第四點說的是，利益集團在維護或獲取他們特有的共同利益時，一般是通過對組織、制度、政策進行影響、干預，故其一切活動都有法律、制度層面的〝形式合理性〞，并為了顯示這種合法性，往往將小集團的利益置換成社會的共同利益。第五點說的是，由于社會總體資源有限，利益集團只熱衷于在集團內部分配和共享權力與利益，排斥其他社會成員的介入和分享。第六點說的是，利益集團以權力為核心，按照權力的大小和親疏遠近來分配和占有社會的公共資源與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委員會副會長王玉凱將中國的強勢〝利益集團〞劃分為權貴利益、壟斷利益以及地產資源利益集團。

有學者則把中國目前的利益集團分為以下七類。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別是有很大審批和管制權的部門

中國是一個集權制國家，社會的權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真正負責管理的是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權力其實被分割到各個部門，而部門的權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體操作者手中。由于這些年來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社會管理，在這一名義下，中共中央各部門特別是直接負有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之責的部門，管制權和資源配置權越來越大，他們在對經濟的調控和社會管理中形成了獨特的部門和個人利益，尋租和腐敗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級中共地方政府，沒有任何制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在招商引資、城市化、土地買賣、房地產發展等體現地方政府政績和利益的活動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權力市場化，通過各種途徑設租、尋租，輕易獲得超常規利益。

三、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

中共對經濟的主導主要是通過國企尤其是央企體現出來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國企憑藉國家和地方賦予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與金融特權，獲取政治租金及超額利潤。它們對重要公共資源的占用和支配權，把本應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企業利益，還利用對公權力的影響力，使政策向自身傾斜。

它們千方百計不讓其它社會資本進入，甚至就業也只對本企業或行業的子女開放。因此，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甚至世襲的、阻礙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體。

四、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

跨國資本之所以能在中國市場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個為自身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洋買辦〞，他們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組成，早年通過官倒或價格雙軌制起家，后來多數在國外金融財團、中外合資的金融企業、跨國公司等任職，通過與國內高層的親朋關系，充當外國機構的代理。改革開放前這些高層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現在他們同時取得了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權力與資本結合，也就改變著自身的性質：權力依靠資本自肥，而會主動為資本服務;資本利用權力，直到直接掌握權力。〝洋買辦〞近年在國內資本市場攻城略地，他們是國企改革和國內資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產開發商

在近年房價的瘋狂上漲中，開發商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產是一個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緊密結合的行業。無論從地方財稅、GDP增長還是就業來看，房地產在多數地方都是支柱產業，沒有房地產提供的財稅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連生存都成問題。正因為此，開發商也就有挾持政府的力量。在國家的多次房地產調控中，房地產商都聯手上書，改變國家調控的方向和內容。因而，房地產也是尋租和腐敗發生最多的領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員都倒在房地產上。另外，房地產也成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產生了國內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

他們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員。在他們的發跡過程中，少不了尋求政治權力的庇護。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不分性質，只問大小。資本在做大后，很少沒有與權力結合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權力主導市場的社會，用錢來換取安全和更多發展的資源與機會，就成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必然選擇。

七、依附于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

專家學者掌握著知識資源和專業權力，包括輿論和話語權力，他們通過為其他利益集團提供服務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論的指導，政策的諮詢，以及對財富〝合法性〞的論證等來進行利益輸送。比如，一些經濟學者、法學專家、行業協會領導以及媒體高層，與政府和資本的關系非常密切，成為后者的座上賓，他們往往身兼多個政府和企業的顧問，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獨董，以自己的影響力為這些政府部門和企業游說謀利;一些專家學者受雇于政府和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他們的資助下從事研究，名為其提供政策諮詢，實是他們想藉助專家學者的研究影響國家決策;一些媒體充當政府和資本的喉舌。更有一些專家學者(主要是某些名家)與中共政府官員、企業高官，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團體，結成隱秘的利益聯盟。

第二篇：如何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

如何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

文：鄧聿文

既得利益已成為中國深化改革的嚴重障礙，這已成為常識。但要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從目前來看，卻非常困難，連李克強總理都感嘆“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這就需要我們對利益集團有一個客觀的分析和判斷。

與西方的利益集團不同，中國的利益集團具有(1)發展的不平衡性，(2)形態的模糊性和過渡性，(3)獲利的非正常性和行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權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當性等特點。我們可以簡單地把中國的利益集團界定為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或者利益聯盟。

中國的七類利益集團

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而且，它們會變得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們就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機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會越來越知道該怎樣操縱，懂得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們的技巧越來越嫻熟，因而獲得的利益也就越來越持續、越多。最終慢慢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使得該國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個部門越來越僵化，最終，導致國家的衰落。這就是《國家的興衰》所闡述的內容。

從中國來看，利益集團自改革以來尤其是近十多年來一直在發展壯大，既得利益者的身影處處可見，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例如，水電系統，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利益集團，它強大到了不僅把中國的大江大河，而且連中等的江河，都圈過去，建電站大壩，每個項目都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資金。計生系統，這也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按照目前的人口發展規律，中國早就應該對實行了幾十年的計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可計生政策就是廢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過去幾十年中，計生系統已經造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員，靠著“計劃生育”當官、掌控錢權的。證券系統，也是一個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團。證監會的發審制度是三高(高發行價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額)、內幕交易等亂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變不了，原因在于中國股市上有強大的利益集團，政府、交易所、監管機構、中介機構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場的方方面面。房地產系統，在房地產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是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過高房價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GDP政績、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尋租腐敗機會。其次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房地產貸款等手段，從高房價中獲得了高額利潤。最后才是房地產開發商，它們通過與政府公權的結合，從高房價中獲得了超額利潤。

從學理上看，在中國，劃分利益集團的標準至少應該涉及與權力的結合程度、占有資源的程度、代言人、規模與影響力、訴求及隔閡與差異等因素。因此，筆者提出判斷既得利益者的三個標準。一是他們攫取了來自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將繼續從改革開放中攫取更多收益;二是進一步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會損害其利益，因而他們對限權的政治改革持消極態度;三是他們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擾改革的進行，或者將改革從有形化為無形，或者將改革帶來的危機和不利轉嫁出去。假如一個集團如果同時符合這三條標準，可以稱之既得利益者。以此衡量，大致可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劃分為七大類：第一類：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

員;第二類：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第三類：國有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國企及其高管;第四類：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第五類是房地產開發商;第六類：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包括民營房產商、煤老板等實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第七類：依附于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上述七類利益集團還可進一步把他們歸類，分為權貴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一、二、三類，其組成人員是政府官員和國企高官;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第四類和第六類一部分，其組成人員是“洋買辦”、民營金融資本家;實業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第五類一部分和第六類一部分，其組成人員是從事實業的民營企業家;知識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第七類，其組成人員是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他們基本囊括了中國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利益集團是如何形成的?正如一些學者所說，有些既得利益集團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變種;有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過渡體制中產生的;有些私人部門，包括部分外企，也是一種既得利益集團;有些投機主體則利用不健全的過渡體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利益集團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維護利益的方式，是通過集體行動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來影響或左右政府決策，從而達到所追求的目標。但和一般的以權謀私不同，既得利益集團謀取利益和好處，雖然形式隱秘，卻是通過合法的途徑，其理由是上得了臺面的。因此，即使事后被察覺其意圖，然因是合法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具體制定政策的官員還是背后的主張者，都可以不承擔責任，沒有政治風險。這是既得利益集團同貪污受賄的最大不同。

以央企和地方政府為例，央企擁有的各方面特權對民眾生產的經濟價值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再分配，它是通過三種作用方式實現的：一是免費或低成本使用國有資源，如土地、礦產等;二是利用行政權力阻礙非國有經濟的競爭，形成事實的壟斷，制定壟斷產品價格，獲取壟斷租金;三是以行政權力保證低成本的融資，如國有銀行體制和對利率的管制保證央企能以低成本獲取銀行貸款，央企的資本市場特權能夠保證其低成本的直接融資能力。地方政府則以中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為契機，利用其相當程度的地方經濟發展自主權和國有土地制度，通過土地財政模式獲取收益。它的具體作用方式又有兩種：一是掌控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供應，收取高額土地出讓金和各類型房地產開發稅收，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刺激地方經濟發展，獲得政治升遷，獲取政治收益;二是在政府掌控的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中，通過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獲取經濟利益，從而實現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活動。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作用機理。

分利聯盟

從利益集團的本質看，奧爾森認為，各種社會組織采取集體行動的目標機會，無例外地都是爭取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為了增加總的產出，因此，利益集體的分利活動不但降低了社會的經濟效率和人均收入，而且降低了經濟增長率，還給社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正鑒于此，奧爾森在闡述“分利聯盟”的影響時，指出其危害有三：一是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二是加劇政治分歧;三是造成“制度僵化”。具體到中國，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社會和改革造成的危害如下：

一是既得利益者使有利于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改革舉措出不了臺或延宕出臺，或者使已經實施的改革措施發生變異，成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的工具。無論哪種情況，結果都會導致嚴重

社會不公。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車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費改革等方面，表露無遺。

二是既得利益者侵蝕公共權力，阻斷國家與人民的聯系，嚴重侵蝕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伴隨國家形式出現的公權力，本是維護社會公平及社會和諧有效運轉的保證。但現在既得利益集團以特殊的權力身份，合法的政治決策參與，以巨大的政策影響力來達到和實現將公權力私有化之目的，侵蝕了每一個公民的權益。既得利益者還滲透執政黨內，借助執政黨的執政權威，將黨從全民利益出發制定的改革發展決策實際導向有利于其自身，使民眾享受不到改革和發展的收益，黨實際只代表某個或某幾個階層的利益，從而孤立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聯系，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處于對立狀態，從根本上有損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三是既得利益者還損害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發展、經濟改革及經濟治理方面，也損害了經濟體制的效率。比如，既得利益集團在機構改革、國企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價格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要素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對改革措施的扭曲，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國目前的發展只靠透支未來、透支資源、透支人口紅利來維持增長，嚴重陷入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從而變得不可持續。

四是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將弱勢群體排斥在國家的政策和公共參與之外，使得人數龐大的后者只能被動接受加之于自身的不利影響，日益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一種依附型關系，這種依附關系實際是封建社會人身依附關系的回歸，有違歷史的進步。

如何治理

既如此，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治理，成為中國當前改革和發展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治理不等于消除，要想完全消除利益集團對政策、立法及政治過程的影響乃至利益集體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美國政治學家麥迪遜所說的“遏制與平衡”，即一靠政府的遏制，二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法國啟蒙學者盧梭也曾指出，控制利益集團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通過增加利益集團的數量來控制利益集團的野心。

然而，要靠政府力量和增加利益集團的數量來遏制和平衡既得利益集團的膨脹，就必須要求政府的決策、立法和施政過程公開和透明，發育和壯大不同的社會群體及其力量，這就要解除對社會組織一些不必要的管制，放松對社會的控制，允許獨立工會、農會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發展，或者將現有的政府色彩濃厚的利益集團社會化，成為它所聯系和反映的行業和部門群體的組織。政府并且還要出臺一套法律和制度來規制利益集團的發展，使他們競爭利益的行為公開和合法化。做到這一點，社會就必須民主化。

因為民主的本質是競爭、開放和透明。民主的社會對公民沒有秘密(這里的秘密不是指外交意義上的秘密)，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權力的運作是透明的，其規則是明確的，政府權力向每個公民開放，也即每個公民都有進入權力體系里的機會，而且這種概率是非常大的。在一系列規則的制約和社會監督下，雖然不能保證每個利益集團的力量一樣大，獲取的利益一樣多——因為總有些利益集團基于行業特點或某種因素在某個行業或領域要比其他利益集團的力量大;但某個利益集團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團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當利益，很困難，即使一時通過某種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遠，造成利益的偏差或失衡——因為在民主國家，制度本身有一種自我糾偏的力量。所以，民主體制會帶來不同利益的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社會不同利益的大體均衡，利益集團大致發育正常。

因此，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濫，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會的整體和長遠角度考慮自身利益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向社會開放權力，使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和運作公開和透明化，將權力置于廣大民眾的監督之下。當前而言，則應該做好以下幾項改革：

一是從制度上切斷政府官員和商業活動的聯系。為此，要界定好政府與企業的邊界，哪些是企業的權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預或調節的，以減少政府對市場對社會不必要的干預;加快行政審批體制改革，弱化政府對投資的主導和配置資源的權力;明確規定政府官員不得參與任何商業活動，任職期間不能獲取額外的經濟利益，并嚴格限制官員子女配偶從事商業活動。

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破除國企壟斷。現在國企已經演變成為國家代理人的企業，和社會、公眾無關。國企內部變相私有化已非常嚴重，隱性福利大大超越所有其他企業，而其壟斷地位又意味著可以免于許多市場風險。即便國企發生虧損，最后政府還會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濟。所以，政府必須建立各種制度機制，讓社會監督國企，包括為國企劃定市場邊界，不能進入非壟斷領域;改革國企的治理結構，國企高管可以獲得高薪，但必須實行市場化招聘，且永遠不能回去擔任政府官員;改造目前的國資委，強化對國企的監管。

三是建立公眾參與的決策機制。政府的運作過程必須公開化和透明化，在政策法規、工作制度、監管工作、人事管理、財務開支、決策信息方面要做到公開透明，給民眾更多的知情權。同時，允許公民及其他社會團體參與政府決策過程;拓寬政務信息公開渠道，充分利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實現政府公開化辦公;建立民眾對政府工作的評議機制。

四是加強法治建設。上述制度建設，都必須從法律上規定下來，任何個人、企業和政府都必須受法治的規制，法治建設還包括實行嚴格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具體策略

除此外，針對利益集團本身，還可實行如下一些策略：

策略之一，是對社會的公共利益、公共決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臺進行公開辯論，在辯論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目前少數人參與決策、主張權力和利益的事情。過去的改革不主張爭論，現在應該變過來，這是因為，人們的權益意識已經大大提高，而且也學會了在爭論中維護自己的利益;與此同時，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微博、論壇等新媒體的出現，為人們的辯論和主張權利以及對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參與提供了極大的技術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辯論中才能達成最大共識，從而使過去謀于密室，少數人決策的公共政策很難出臺，既得利益者也難從中謀利，因為它想得到更大利益，就必須在辯論中說服其他利益集團和廣大人民，只有它獲得的利益更多，社會才能進步，其他群體才能得利，顯然，這是很難辦到的。

另一方面，在公開辯論中也易形成明確的規則和規則意識。如果有了規則，各利益集團都按規則來博弈，事情就變得相對簡單。這其實是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程序化。當前，我們在這方面有所進步，各種聽證會和意見征集等開始運用于公共決策中，缺陷是還不普及，聽證或或意見征集的結果還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議題本身還掌握在政府和相關機構手

中。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進的。

策略之二，是對某些影響較大的利益集團的行為進行規范，重建商業游戲規則，迫使其從經濟尋租、政治尋租，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高質量服務、良好信譽等，謀求利潤最大化。目前一些影響較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以地區、部門為依托，以行業利益為紐帶，借助公權力、行政性壟斷手段等，來獲取特殊的經濟性利益。對于這些已經形成的、客觀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承認其歷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時，必須限制其特權，將其由“貴族”降為“平民”，從“經濟人”與“政治人”的雙重身份，變為純粹的“經濟人”，并規范其壟斷行為，重新建立商業游戲規則，同時把市場準入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面向所有經濟主體開放，盡可能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地位。

策略之三，是對各既得利益集團分而治之。既得利益也并非鐵板一塊，它們之間也存在競爭和沖突，甚至比既得利益與普通公眾的沖突更嚴重，因此，在治理既得利益的過程中，應善于利用它們的矛盾和沖突，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最不好的辦法就是使它們感覺到“危險”從而串謀在一起。當前要有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先將那些民憤大而缺乏民意“正當性”的既得利益邊緣化，這樣，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就相對容易。

策略之四，是要在現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養出新的利益來，同時對既得利益者逐步改革，改變他們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養出來之后，再動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對既得利益構成了壓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產生的成本。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對既得利益的治理涉及改革的總體規劃，所以，要重視對改革的整體設計，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體規劃。就像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一樣，制定各個層次的改革規劃，通過規劃明確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主要路徑、具體措施和行動步驟，并將這些規劃落到實處。

（本文選自《中國經營報》）

第三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

第四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解讀中國利益集團。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調查報告《解讀中國利益集團》。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不平衡狀態同時凸現著潛在的社會危機。”利益集團的影響存在隱患。xx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構成了嚴重的惡果。犯罪集團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隱患還表現在：一是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二是利益集團經濟實力雄厚，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出現“領導傍大款”，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三是利益集團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四是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團，以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合法外衣為依托，以經濟、政治利益為紐帶，運用合法組織的資源，欺壓、剝削人民群眾，瓜分集體財產，謀取其成員的非法利益。政府如何應對利益集團“當前政府要正確反映和妥善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復雜利益關系，就必須根據利益集團形態、性質、資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針政策。打擊非法利益集團，保護合法利益集團，扶持公共利益集團;要限制和規范特殊利益集團;最重要的是要關懷、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程浩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程浩認為，政府在近期內應該達到的目標，主要是使社會利益集團行為的有序化，為其成長、發展并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性平臺，同時要創造條件使民間性利益集團合法化。弱勢群體在博弈中處于劣勢，他們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03年7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法律援助的全國性立法，體現了中央立法機關保護弱勢群體和公民權利的意愿及努力。次日，中國正式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與此同時，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國家行政管理學院教授杜鋼建指出，行政許可項目的泛濫在相當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權力部門腐敗的機理。今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生效后將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權力，在規定行政許可范圍和清理行政許可程序兩個關鍵環節上達到限制行政權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許可法》創立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行政許可法》的生效將制約官僚利益集團。目前，影響較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主要是以地區、部門為依托，以行業利益為紐帶，常常借助公共權力、行政性壟斷手段等，來獲取特殊利益的經濟性利益集團，如具有壟斷地位的電力、電信等企業。對于這些已經形成的、客觀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團，胡鞍鋼的觀點具有啟發性。他認為，應遵循三個原則來進行限制和規范:一是承認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壟斷行業集團;二是限制壟斷利益集團的特權，將其由“貴族”降為“平民”，從“經濟人”與“政治人”的雙重身份，變為純粹的“經濟人”，是企業家、銀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規范壟斷利益集團的行為，重新建立商業游戲規則，迫使壟斷行業從經濟尋租、政治尋租，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高質量服務、良好信譽等，謀求利潤最大化。此外，還應通過市場準入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盡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地位。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以維護公有財產權，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對合法的利益集團如民營企業群體來說，則意味著提供了一種有序的利益訴求傳遞機制。從長遠來講，應對社會利益集團，政府還要從利益集團的政治性影響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著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公開、透明、公正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決策參與機制，將利益集團行為納入制度化軌道;另一方面要實現利益調控制度化、制度建設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時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團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軟政權化。經濟學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學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說著自己的話，展示著自己的力量，這是現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觀察家認為，在各種合法的利益集團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利益表達渠道，讓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

第五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007-12-15 22:57:3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解讀中國利益集團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

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

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

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

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