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思想一脈相承管理與時俱進

思想一脈相承管理與時俱進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虞祖堯

江澤民總書記的這段論述,不僅告訴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必要性, 同時還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建設。他除了全面繼承了毛澤東同志有關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 系列思想,諸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 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 為中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等等著名的論斷之外,還根據新世紀中 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創造性地發展了毛澤東有關文化建設的思想,他特別指出: “必須結合新的實際和時代的要求,結合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積極進行文化

創新,努力繁榮先進文化,把億萬人民緊緊吸引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偉大旗幟之下。” 在這段話里,江澤民總書記響亮地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創新”命題。這就是必須結 合新的實踐和時代的要求,結合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積極進行“文化創新”。在 管理科學領域內,挖掘和整理中國古代優秀傳統的管理思想,使其為現代管理實踐服務就是 一種積極的“文化創新”活動。我們堅信,隨著江澤民總書記的這一號召的貫徹落實,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必將得到重大進步和繁榮。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一書,是成思危副委員長主編的《管理科學文庫》中的第 一批成果。迎著新世紀的曙光,響應江澤民總書記的最新號召,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文化的一項創新產品問世之際,我作為該書的撰稿人和總纂者,覺得有責任向廣大讀者們介 紹該書的編寫和出版的情況:

首先,該書的選題是經過叢書編委會三次無記名投票決定的,編委們一致認為《管理科 學文庫》要具有中國特色,這個選題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組織這部書稿的任務就落到了潘承 烈同志的身上。因為,潘承烈教授是中國企業聯合會(原中國企協)的副理事長、國內著名 的企業管理專家。他兼任中國企協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研究會的會長已有10多年了。這個研 究會是1984年根據當時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同志倡議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而產生的。開始時掛靠在國家經委的經濟管理研究所,這個研究會也隨之歸屬了中企協。然而,它雖然 名義上隸屬于中企協,實際上卻是一個無編制、無經費保證的單位,人們戲稱為“聚則成形 ,散則成氣”,純粹依靠他個人對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堅定信念和學術興趣,吸引和團 結了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部分同志。這個研究會在沒有得到外界任何經濟支持的艱難條件下, 10多年來為挖掘整理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方面做了許多前無古人的工作,先后出版了七、八 部有關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方面的論文集和專著。我們的行動口號是:“研究古代管理思想, 服務現代管理實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或簡稱為“古為今用”。

正因為有前面10多年的工作作基礎,我們才有條件找到比較理想的作者人選來完成撰 寫本書的任務,除了潘承烈和我各寫二子(潘寫孫子和鬼谷子,我寫老子和管子)之外,其 余六子都找到了國內相應的對先秦諸子和現代管理有較高造詣的教授和研究員撰寫,他們之 中有兩位是博士生導師,有兩位還是現職的管理學院、系的主任。

書稿經過總纂交稿后,出版社方面并沒有因為作者是資深學者而有所放松,曾采取“背 靠背”的方式聘請有關專家學者進行審稿,我作為全書的總纂者曾與審稿人進行“不謀面” 的交流,對于審稿人所提出的意見,我也經過仔細斟酌,加以接受和改正,對于不同意修改 的地方,我也做出適當的說明。所以,從本書的出版過程來看,也是十分嚴肅認真的。我應 該代表本書的全體作者向為提高和保證本書出版質量的策劃、責編、校對及未曾謀面的審稿 人致以衷心的感謝。

其次,本書究竟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能不能成為一部“古為今用”得較好的作品?對 于這一個問題,我希望廣大讀者給予客觀的評價,特別希望能聽到批評指正的意見。但我在 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七一”重要講話之后,在本書出版之際,我愿意結合個人在寫作和學習過程中所感覺到的激動,向廣大讀者匯報我的幾點感受:

第一,我感到本書可以作為全國廣大干部和群眾、企業管理人員以及高校師生深入學習江澤民“七一”重要講話的輔助讀物。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論述,關系到我們國家盛衰興 亡的大事,而本書的全部內容,可以幫助廣大讀者深入理解江澤民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必 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思想。江澤民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和 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而這“一切優秀的文化”中,既包括“幾千年來的優秀傳統文化”, 又包括“黨和人民從?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化傳統和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令人 不無遺憾的是,在當前的一些媒體宣傳里,對于“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文化,不能給予應 有的重視,特別著重的則是如何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與國際接軌”的內容,而對于

如何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則是比較忽視的。須知這種傾向 不僅在當前的宣傳工作中存在著,在高等教育和干部培訓中也嚴重存在著,這對于發展我國 社會主義新文化是極為不利的。本書的出版,至少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廣大讀者通過這 本書,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作為幾千年來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多么博大精深、豐 富多彩,而且對現代社會的人力(人才)資源、環境和自然資源、國家行政和公務員、道德 倫理和經濟行為、生產和消費、企業經營活動等等管理領域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指導意義。我可以保證,讀了本書各章之后,可以更深入理解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的內涵真義。

第二,我還感到在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中,對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的培養思路里嚴 重缺乏對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修養的重視。所培養的學生大多數正像毛澤東60年前所批 評的“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這樣一種情況。60年前毛澤東

批評的是少數留學生,我們現在的大學生并不言必稱希臘,而言必稱歐美的情況則極為普遍。我在高等學校教學第一線已經整整50年了,看到學生的這種狀況感到很痛心,也為祖國的長遠發展感到擔憂。本書的出版至少能為我國各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專業、工商管理專業和 公共管理專業及各層次的學生提供一本必修課或選修課的教材。衷心希望教育部門的各級領 導同志能重視我的呼吁,在人文科學的有關院系,特別是各種管理學科的專業課程安排上, 適當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比重。諸如《中國管理思想史》、《中國管理學原理》、《中 國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等,都應作為課程開出,這才是真正落實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 的具體步驟。

第三,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所闡述的“三個代表”思想的重要性和威力,將會隨著

學習的深入為越來越多的同志所認識,從而成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 建設的巨大力量。因此,我國的管理科學界的同志們都應該認真深入地學好江澤民同志“三 個代表”的思想,用“三個代表”的思想來審查我們自己的工作,更快、更好、更高地實現 我們的共同目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這個目標的提出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是究竟 怎樣才能實現它,大家仍是心中無數。不過,按照江澤民同志的“七一”講話的精神,是一 定可以使我們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的。

第二篇：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

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回顧黨的歷史，充分證明這一論斷完全正確。黨在奮斗歷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這三大理論成果雖然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著不同的歷史任務，但有著共同的特征：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具有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一而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

毛澤東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創立者。他在同黨內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帶領黨克服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當時的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使黨沿著正確軌道前進。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首先準確地搞清了當時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繼而明確了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質，把廣大農民群眾作為革命的主力軍，開辟了一條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從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又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一“過渡”的實踐，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又一重大發展。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且闡述了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辯證關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他還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帶領全黨糾正了“左”的指導思想，打破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是他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這個“初級階段”的提出，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從天上回到了地上”，成為植根于中國大地的社會主義，從而撥開了多年來的迷霧，使人們的頭腦豁然開朗。鄧小平同志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關于改革開放的思想，是以解放生產力的理論為基礎的，是他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鄧小平理論的突出貢獻是：回答了一個“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長期沒有真正搞清楚的重大問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江澤民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用鄧小平理論觀察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面對時代主體的新發展，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國內、黨內的新情況和黨的中心任務的新要求，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用一系列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斷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創造性地回答

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在思想路線上增加了與時俱進的內容，在發展道路上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第三步戰略目標，在根本任務上提出科技進步和創新是發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在發展動力上提出在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依靠力量上提出尊重勞動、知識、人才和創造的方針，在國際戰略上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領導力量上提出我們黨既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根本目的上提出把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不難看出，“三個代表”中的兩個“先進”、一個“根本”是相互聯系、辯證統一的整體，充分體現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趨勢和要求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趨勢和本質要求；充分體現出黨的先進性同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統一性，把黨的先進性放到推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中去考察；充分體現出社會發展規律與人民歷史主體地位、崇高理想與廣大人民利益、黨的事業與人民利益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和最高準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立黨、執政、興國三者統一的嶄新理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是對黨的執政規律富有成效的新探索。

綜上，可以看出，在我們黨的奮斗歷程中，毛澤東同志首先為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科學的思想基礎；鄧小平同志排除了“左”的指導思想，重新恢復和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并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結合在一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結合世紀之交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強調“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賦予了黨的思想路線以新的時代內涵。在當今中國，只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決我們黨和國家在前進與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因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具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指引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新世紀新階段的發展目標和宏偉藍圖而奮斗的根本指針。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載入我國根本大法——憲法，這是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執政黨建設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歷史必然，是黨心、民心所向。事實表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旗幟，就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旗幟；堅定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就是堅定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信仰。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他說：“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系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關系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關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長遠發展。”我們一定要從這樣的高度不斷增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牢固樹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導地位，自覺地運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單位乃至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功立業。

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要靠兩條：一是要真學，二是要實干。所謂真學，就是要按照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的“結合新的實踐，學習、學習、再

學習”，經過刻苦地學，以求深刻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歷史地位，真正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學懂弄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包括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論斷，絕不是“一圍、一看、一念”就能學到手的，而必須下一番苦功，方可收到實效。那種輕視理論學習，滿足于一知半解，乃至以干代學的思想，是切不可要的。所謂實干，就是要按照江澤民同志一再強調的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關鍵要落實到解決問題上”。他指出：“如果說了一大套，搞了很多活動，最后沒有落實在群眾的具體利益上，那就沒有成效”。“言貴從實”，“實干興邦”，只有堅持從實際出發，切實解決群眾所需、所盼、所想的問題，才是真正體現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那種學用游離，擺“花架子”，搞表面文章的做法，也是切不可要的。我國市經過九年堅持不懈的奮斗，提前一年實現了“三五八十”的奮斗目標，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新的飛躍，為我國發展實現更高水平的跨越打下了堅定基礎。可以堅信：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經過繼續堅持不懈的奮斗，也一定會奪取“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使我國現代化建設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和毛澤東思想一樣，鄧小平理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鄧小平個人頭腦里固有的。鄧小平理論與鄧小平所生活、所實踐的時代緊密聯系，與鄧小平所改造、所感受到的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關。

但是，社會意識又都是人以主觀觀念形式對社會存在客體的反映與再現。相同的客觀社會背景，相同的時代生活，在不同人、不同階級與群體的心目中，感受、認知、歸納、表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使用的話語不同、信仰的對象不同，所以必然形成不同的思想、學說和理論。

正如同一客觀物體在兩面凹凸不同的鏡子面前會呈現不同的鏡像一樣。我們理解鏡像，不僅要知道那客觀的物體，還要知道那反映客觀物體的是凹鏡還是凸鏡。

要理解鄧小平理論精神實質，必須搞清楚理論形成的主客觀條件，即不但要理解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人所生活、所實踐的中國與世界、歷史與現實等時空背景條件，同時也要了解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人所熟悉、所依據的理論與文化、話語與信仰等主體思維前提。

只有弄明白鄧小平理論形成的主客觀條件，我們才知道鄧小平理論和世界上所有的學說一樣不能不受到時間、空間的制約和限定，我們才不會把鄧小平理論當作萬世長存、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我們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真正繼承與發展鄧小平理論。

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說，“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失敗時期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錯誤、失敗也是寶貴財富。”

可見，鄧小平理論的形成，直接起源于鄧小平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思。或者直截了當地說，鄧小平的反思起因在于1966—19976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大革命被毛澤東看成是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稱：這次文化大革命對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而正是這場被賦予社會主義發展史第三個里程碑（馬恩為第一里程碑、列寧、斯大林為第二里程碑）的文化大

革命，給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帶來巨大的**和災難，也給鄧小平本人以及他的全家帶來刻骨銘心的折磨和痛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被當作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批判斗爭，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鄧小平全家受到株連，五個子女中三個下放邊疆、山區勞動，一個殘廢（大兒子鄧樸方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跳樓自殺，造成高位截癱、終身殘疾）；1969年65歲的鄧小平和夫人卓琳、繼母夏培根下放到江西新余監視居住，夫婦兩人每天除了到附近一家拖拉機廠從事手工勞動外，就是在家里照顧癱瘓的兒子。

鄧小平后來說：文革時期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時候，正是在文革時期，鄧小平有可能結合個人、家庭的不幸遭遇，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進行了深刻反思。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回憶，在江西新余被監視、被隔離的日子里，鄧小平每天晚飯后，都會繞著小樓周圍的一條小路不停地散步行走。他的人身受到限制、他的行動沒有自由，而此刻他的大腦卻在不斷思考、他的思考在醞釀著新的理論。

鄧小平必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災難的根源在哪里？為什么自己青年時代決心為之奮斗的、花費大半生精力參與建設的社會主義，搞成這個樣子？到底在什么地方發生了問題，導致了錯誤？

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歸咎于毛澤東個人品質，鄧小平卻認為：制度是決定因素。他說：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不是孤立的個人。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在推向了反面。關鍵在于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管理體制。

從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間，毛澤東政治上搞階級斗爭擴大化、經濟上急于求成、急于過渡，把高度集中經濟政治體制的弊端發展到極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一直發展到個人專斷、個人崇拜，領導家長制、職務終身制，破壞民主法制，制造冤假錯案，嚴重沖擊和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嚴重沖擊和干擾科技教育事業，使中國的現代化整整拖延了10—20年。悲劇還在于當毛澤東這樣做給中國帶來災難的時候，他還自認為自己在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純潔性。

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的形成同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中國共產黨長期認為蘇聯斯大林模式就是社會主義有密切關系。

新中國建立以后，為了對付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爭威脅，為了加強國防工業和實現國家工業化，中國從蘇聯斯大林那里學來一整套經濟、政治管理體制。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①發展戰略上強調戰備型，趕超型，重點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追求高速度，②經濟制度上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方式（計劃經濟）和以國有經濟取代多種經濟的產權制度，③政治上實行了一黨執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集權體制。（關于采用這個模式的歷史條件、作用以及被當作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因，將在第四講具體分析）

這種本來只是適應特定歷史條件的工業化模式，卻被毛澤東和許多人當成永世長存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加以神圣化、凝固化。每當出現動搖斯大林模式的跡象時，毛澤東總是以捍衛社會主義的名義起來討伐，1956年以后當蘇聯和東歐共產黨起來批評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號召反對修正主義；1957年當中國知識分

子對斯大林模式提出意見的時候，毛澤東號召反對資產階級右派；1962年當中國共產黨內健康力量主張突破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的時候，毛澤東號召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終于到1966年毛澤東再也不能容忍與他意見分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發動了所謂“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文化大革命。

反復的思考使鄧小平認識到，我們過去搬用蘇聯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得發揮，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嚴重。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

鄧小平的反思既為中國改革開放，又為探究“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奠定了邏輯依據。1986年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說：文革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沒有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刻反思，就沒有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一再強調，理論來自實踐，實踐進一步檢驗理論。因此鄧小平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實踐作為理論的根本源泉。1988年他向捷克總統胡薩克介紹中國情況時說：近十年來的成功是集體搞成的。很多事是別人發明的，群眾發明的，我只不過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他又說：共產黨就要干事情，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辦事情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可能萬無一失、不冒點風險，關鍵是要在干的中間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只有經過長期實踐，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鄧小平理論的形成，是和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認清世界潮流，尋找中國現代化特別是工業化、市場化轉型道路的偉大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和全黨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與創造性改革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實踐發展到什么階段，理論也就達到什么階段。

第一、要明確鄧小平比前人更多地提供了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成果 1，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于它提供了前人沒有提供的“四個新”。

——新境界：開拓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新水平：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水平

——新判斷：對時代特征、國際形勢正確分析的新判斷

——新體系：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體系

2、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理論的運用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的歷史作用。

馬克思說過，從來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鄧小平理論的偉大貢獻不僅僅在于提供了“四個新”，它的偉大在于因為它改變了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中國。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中國做到了毛澤東時代沒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中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出現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下，出現了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體系，在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出現了多種分配方式。中國農民在擁有土地的經營權以后，開始了擺脫土地束縛的漫長進程，中國居民在擁有支配自己體力、腦力的自主權以后，開始了擺脫傳統單位束縛、成為社會人的漫長進程。隨著被束縛、被壓抑的生產力的解放，中國進入了從經濟起飛到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新階段，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社會化程度有了長足進步。現代化，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已經不是夢想。這是鄧小平理論真正成功之處，是中國一切其他理論所無法比擬的、望塵莫及的。

第二、要明確，鄧小平理論的時空范圍。從時間說，不是近代，也不是未來，而是當代；從空間說，不是別的國家，也不是全世界，而是中國；從思想說，不是自由主義，也不是后現代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一步豐富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那些能夠豐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人，才有資格說他貫徹了、繼承了鄧小平理論。這就是我們21世紀大學生學習掌握鄧小平理論的唯一目的。

第三篇：為什么說 三個代表與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實際，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治黨治國治軍的方略作出新的概括。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信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這一基本原理，堅持黨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強調要在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指引下，立足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腳踏實地地為實現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而不懈努力，經過相當長歷史時期的努力，使先進生產力高度發達，先進文化高度繁榮，人的素質全面提高，從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人民是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的觀點，始終站在中國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不斷實現、維護、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第四篇：為什么說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模版]

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承”就“承”在牢牢把握住了發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主題。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本質上說就是發展的理論。列寧指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是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闡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研究發展問題，提示了物質運動和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研究發展問題，提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發展規律。科學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形態演進上研究發展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無產階段的解放斗爭、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推進，從根本上說，都是在推動人類社會朝著更加繁榮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發展問題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課題。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對于共產黨人來說，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闡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主要就是講生產力在歷史上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提到主要議程上來。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系統闡發了“發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有關發展的思想，強化和深化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認識。貫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的主題，也是發展，提出了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科學命題。科學發展觀以發展作為第一要義，從而實現了在發展這個主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推進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具有蓬勃生命力的關鍵所在，也是我們黨堅持生命力增強創造力的決定因素。

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并在長期奮斗當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論成果，指導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相結合的產物，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成果，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創造性地回答了為什么發展、怎么樣發展的重大問題，賦予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

我們講繼承的關系，在科學發展方面，就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同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生產過程、生產發展過程必須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發展要逐步消滅階級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使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極大提高，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創造新的、高的、多的勞動生產率。同時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加強文化建設等等。毛主席初步探索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提出要根據本國情況，走自己的道路。要著眼于最大限度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矛盾和問題，兼顧各方面的發展需要和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等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觀點。

小平同志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他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提出改革開放分三步走，全面實現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講質量、講效益等重要戰略思想和方針原則，實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歷史上的一次飛躍。

江澤民同志著眼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當中的問題，發展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發展包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實現區域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關系，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

我們講發展的關系，體現在科學發展觀上，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成果。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著眼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緊緊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認真研究和回答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不斷擴展理論視野，不斷作出理論概括，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創造性的回答了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賦予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要重點把握好這個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要把握好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發展問題上的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系。科學發展觀牢牢把握發展這個共同的主題，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當中的問題。同時，根據實踐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發展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深化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戰略、發展布局、發展動力、發展目的和發展要求的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堅持和最好實踐。

第五篇：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管理心得

以人為本

與時俱進

作為中層干部，我還是個新人。對于管理，只有一些淺薄的理解，權當拋磚引玉，與大家分享。我2006年參加工作，迄今已經10年。2009年升任工藝組副組長，2012年任分廠工段長，2014年任廠長助理，負責安全生產。對于領導和管理的心得和感悟，我總結為三個關鍵詞：人性、共贏、與時俱進。

管理與對人性的認知是不可分割的，對人性善惡的界定是管理的出發點和基礎。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莊子就提出了人性本“善”還是“惡”的論辯，而儒家和法家更是這兩種人性認知所衍伸的治國理念，或者說管理理念。誠然，從現代管理的角度來看，單純的善惡之分不足以闡述人性的復雜，儒家理學對人天性的扼殺和法家對人性“善”的摒棄，都存在偏頗之處，但其經驗教訓仍值得現代管理者咀嚼和回味。經過上百年的近現代工業化發展，管理學逐漸完善，推出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對人性不再是壓制而是疏導，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從制度管制到文化熏陶，其整個歷程都體現了對人作為生產主體的尊重。

制度的建設要人性化，體現抑惡揚善的宗旨。制度建設是管理的重要環節，而分配制度更是與人性攸關的。我所在的分廠是以手工團隊作業為主的單位，曾在2015年上半年產值訂單大幅度下滑，面臨任務量嚴重不飽滿的狀態。為保證職工基本收入，分廠修訂分配制度，大幅度降低了勞動量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消了職工崗位工資所需支付的“門檻工時”，增大了質量、現場、安全等方面的考核。制度修訂后，我們就意識到該次調整偏向保護低勞動量、低工時職工的基本利益。制度試運行期間，出現了因工時分值貶值，部分任務量較飽滿職工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效率下滑的現象。而令人詫異的是，低勞動量的職工因無“門檻工時”的壓力，工時占收入比重下降而懶于承擔更多工作，生產效率更加低下。如此狀態下，高工時職工因利益受損不愿提升產量和效率，低工時職工更不會因受到“照顧”而心存“感恩”。在這次調整中，“多勞多得”被削弱，“獎勤罰懶”不突出，過多的肯定了人性中的“善”而忽略了“惡”的一面。在面對任務量由松轉緊的變化下，生產提速困難，管理難度大。

人性化管理要因人而異。人的天性是自由的，要作為團隊的一份子，納入到管理體系之中，就必然對其天性有所約束，而如何使職工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企業管理中來，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古語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又有“無欲則剛”的說法。在一個企業中，有年輕人、有長者、有知識分子又有普通一線職工，我們的管理就必須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年輕人有沖勁、有想法，管理中就必須尊重鼓勵其創新，給與其施展的平臺和機會；長者價值觀成熟，更加務實，對實利會更看重一些。知識分子崇尚寬松、民主的管理氛圍，對一線員工就必須要嚴而有信、入情入理。總而言之，要科學引導人性的欲望，而欲望又很難跳脫“名”“利”二字。當然，受大環境和個人的局限，一個團隊中總有部分“無欲”之人存在，無欲則剛，對這類職工，一般的管理手段是無效的，尤其以國企最為典型，這就需要我們必須具備淘汰機制。

人性化管理要充分重視職工的責任感榮譽感。在管理活動中，職工都是社會人而不是機器人，工作不只是掙錢的工具更是實現人生價值和成就感的平臺，所以，管理要發揚其人性中“善”的一面，對管理的成效會事半功倍。君不見，職工對于質量問題返工怨聲載道，即使給與充分的經濟補償，也不愿意承擔該項工作，人人樂于看到從自己手中誕生合格品和精品。這就充分說明，即便是最調皮的職工，在其內心里，也是有著對自己工作的自尊和自信。

管理過程中要實現共贏才能取得良好、持久的效果。管理者和職工不能單純的被定義為對立的關系，而應該是雙向的。管理者不能只從自身角度考慮，要求甚至強迫職工接受管理、服從安排，而應該換位思考，決策盡可能合理而不損害職工的合法權益，在管理中實現雙贏。簡單單向的管理只會曇花一現，甚至引起職工的反彈；實現雙贏才能持久并激發職工自身的積極性，其管理效果甚至能給管理者驚喜。比如說降本、減員、增產、質量等，如果管理者在推行的時候，強調其對企業的利弊，而忽略了與職工共享管理提升所帶來的成果，那這個改革將是不接地氣的、不成功的。

領導和管理是要與時俱進的。兵無常勢，管理無常法。時代在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也在變化。經常在一些媒體和非公開的小圈子里面聽到不少領導，尤其是較年長的領導抱怨，和年輕人有代溝了、搞不懂年輕人在想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等。隨著近幾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深入，受教育程度提高尤其是互聯網的興盛，年輕一代人的公民意識覺醒，傳統的管理手段不管用了，思想政治工作越來越難做了。以加班為例，以前的職工對生產加班已習以為常，年輕職工對加班嗤之以鼻，認為生活更重要，加班是管理低效的表現。比如說手工，年輕人更傾向于自動設備操作，輕視手工技藝的傳承，簡單重復的體力勞動崗位很難留住人才。甚至于跟領導的溝通交流上，老一輩職工普遍存在一種對上級的敬畏，而年輕一代的職工則顯得更自尊自信從容。不只是年輕職工在管理中的變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職工普遍在觀念上發生巨大變化，不再單純為了錢而工作，對職業健康防護和安全更加的重視。時代在進步，觀念在變化，代溝不是“鴻溝”，這種變化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我們的管理應該順應變化，與時俱進，否則，被拋棄的只能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