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法學翻譯

我雖然是師出刑法學，不過現在卻是民事訴訟法的導師。做本科生的導師久矣，做碩士生的導師，還是剛剛開始。但是良心所在，不敢稍有懈怠。前幾天審閱一篇碩士學位論文，其中幾處引用某國民法典條文，就拿原版《小六法》來查對，結果發現所譯均有錯誤，或者張冠李戴，或者丟三落四，而其作為法律條文的意思，當然大相徑庭。論文作者不學這種語言，也沒有機會核對原文，而是引用其他人翻譯出版的成果。成果是成果，但也無非是誤人子弟的成果。莫若無有，干脆大家不會對這些發達國家的法律產生誤解。現在有了，反而給善良而無辜的人、或者偷懶而投奸取巧的人留下了空當。

翻譯法學著作的嘗試，吸引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大家爭相把翻譯

一、兩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論文作為自己學術的起點，而且翻譯的多是熱點，基礎性的還是較少。十多年前，我讀碩士的時候，就把某國某法導論作為教材，為的是當時恰有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可以參考。參考是參考了，學了幾段后，也是發現那個譯本不知所云，難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語句。

由此養成了逢譯文必要核對原文的習慣，從而干脆舍棄譯文，去研讀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種浪費和自負，但是心里踏實。法學教師、學生如果沒有這樣的習慣，那是最大的錯誤。有人開口柏拉圖，閉口德沃金，我想他們和我一樣也都是念了一些譯文，而且當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讀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學術經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學者們所玩味，譯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讀的。

問題在于那些屬于時尚的、流行的、熱門的西方學者的著作，已經沒有許多人可以坐下來仔細推敲，用“信、達、雅”的砝碼去衡量譯文的水準。譯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譯吧，確實是方塊漢字；算是翻譯吧，遣詞造句、語法、邏輯、修辭洋洋稀松，更無需說“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時尚”究竟是什么，已無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這讓我們想起日本來。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說不高，但是很多學者的英文不能說不憋足，不僅不會說，而且不會念。不過日本有很發達的學術翻譯隊伍，擲地有聲，學者即使沒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學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語作為敲門磚，甚至日本大學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日語水平這個門檻，也沒有多高的要求。過去好多中國學生在中國的高考中失敗了，然后就學點日語到日本留學，念大學、念碩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來年日本法律的，去學習發達國家法律的真諦和法學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歷程，他們移植了中國的文字，后來用中國的文字迻譯西方法律，我們中國人也從中受益非淺，從日本移植了難以數計的法律術語。假如日本的翻譯隊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國的學術方面還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學還能為中國人所向往？中國考不上大學才去留學的，還能被培養成人？這是個連鎖反應，最終會導致日本一無是處，形象大打折扣，結局很悲慘。不過，這些都是假設而已。

中國的一些法學譯著，讀的時候需要硬著頭皮，硬著頭皮讀了還是不能懂。反過來，如果有人問這本書怎么樣？只是翹起大拇指夸贊“好，好，好”，沒有敢說“不”字的，因為大多數人好大喜功，說好聽的就高興，說不好聽的就不高興；大多數人阿諛奉承是拿手好戲，溜須拍馬是小菜一碟。法學學者和司法機關是最為接近的，在社會關系方面的學習也是最為成功的。法學學者寧肯忍著耐著，也不肯說實話，假意逢迎，敷衍了事，還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對方照應，因為自己某一天也會給別人留下小辮子。

在官場上，官官相護，管他正義與邪惡，公平與偏私，遵紀守法與胡作非為，情面是很重要了，優先考慮，高抬貴手。在法學的學術上，當然多數情況也是心心相應，只唱頌人之長，莫掐算人之短，照顧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講究了。結果，錚錚鐵骨，鐵石心腸是沒有用場的。中國文化就是很少講究個人的價值，很少發揮個人的潛能，很少承載個人的責任。在經濟管理領域和管理管理領域推行責任制，個人享有了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才是對于文化的些許改變。除此而外，就都是集體義務，集體負責，其自然的后果就是這些個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學術領域也不例外。

還有一些，屬于點綴自己文章的虛榮，用柏拉圖、德沃金裝飾一下自己的論著吧，還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廢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湊合著從譯文里斷章取義，于是這些譯文雖然拙劣，卻受到很多的青睞。因為受到很多的青睞，譯者以為譯文水準很高，放棄了改進，實則以訛傳訛。如果是很拙劣的譯文，不斷改進也是可以彌補的，但是我們的好多譯本實際上都是“絕本”。譯的時候本來懷有某種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為榮耀。因為他們占了一個時間上的優先和空間上的優位，被人們所看重，結果急功近利變成了一勞永逸。

為這彌補我們本來匱乏的學術資源，有時候拙劣的翻譯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語傳達了一種思想的真諦，特別是理論性比較強的東西，也應當認為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法條的翻譯則應當慎之又慎。中國的法律體系正處于要完善而未實現的劇烈變動當中，翻譯了發達法制國家的法條就是為了能借鑒。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譯本，如果謬誤百出，那豈不貽害無窮。

一言以蔽之，翻譯需要不斷改進，而不是首先放在那里供奉起來，當作崇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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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中國文化背景下勞資關系的特點及中國經驗

淺談中國文化背景下勞資關系的

特點及中國經驗

論文關鍵詞：勞資關系；勞資矛盾：中國經驗

論文摘要：文章闡述了當前中國的勞資關系現狀，即總體走向規范與和諧，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沖突；指出了中國文化背景下勞資關系的特點，即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一定程度的對抗性，不平等性，不規范性，日益成熟性等；并總結出了構建和諧勞資關系的中國經驗，即完善勞動法律法規體系、加強政府的有效監管，建立現代企業分配制度、加強企業內部的規范管理，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工會在維權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勞動者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質、學會依法維權，加強企業和工會的社會責任建設等。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迅速騰飛，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也出現了緊張復雜的勞資關系問題。勞資關系已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勞資矛盾日趨復雜，嚴重損害勞資雙方的正當權益，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因此，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深人研究當代中國勞資關系的現狀，分析勞資關系的特點，并總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中國經驗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當前中國的勞資關系現狀(一)企業的勞資關系總體走向規范與和諧

在現階段，由于中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成為必然，與此相適應，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普遍的勞資關系。伴隨著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加人了企業雇工的隊伍，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然而企業雇工大多來源于農民，相對于企業主所擁有的資本優勢，其在勞資關系中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地位，受到企業主的剝削欺詐，從而造成勞資關系的緊張。但總體而言，當前中國企業的勞資關系整體上發展態勢良好:勞資關系將順應經濟市場化發展而逐步擴大范圍，最終將占據勞動關系的主體地位:隨著市場化機制發育、完善，勞資關系將走向完善和成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勞資關系的調整將從無序轉變為自覺、有序和規范:勞資合作將成為勞資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發展態勢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有利于企業自身的長遠發展。

(二)企業勞資關系中仍存在矛盾和沖突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企業勞資關系正在向平等協商型轉變。但在此過程中，由于勞資關系主體不成熟、法律法規不健全與執法不嚴并存、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工會的職能與獨立性有待增強、非公制企業經營管理者觀念上的偏差和全民性的道德教育的滯后等原因，造成資方主導勞資關系，工人的合法權益時常受到損害，而政府在勞資關系中持雙重性態度的局面，從而使企業勞資關系在整體走向規范與和諧的同時，仍存在一些矛盾和沖突。1.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大，勞動報酬低且常被拖欠。中國非公有制企業勞動時間普遍過長，除少數按照國家相關法規實行8小時工作制以外，多數非公有制企業工人的勞動時間遠遠超過公有制企業。然而企業并未將勞動時間與勞動報酬掛鉤，非公有企業大多實行計件工資，制定較多的計件定額使工人無法在s小時內完成，只得超時加班。此外，非公有制企業工人工資待遇差距大，增速慢且常被拖欠。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對外地務工人員都按照本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報酬，看似符合《勞動法》的規定，其實工人的實際付出要遠遠大于所得的報酬。在當前勞動力供給過剩的情況下，勞動者也無可奈何。即便如此，非公有制企業還要以種種理由拖欠工人工資，產生了諸如農民工討薪等一系列問題。

2.工作環境差，缺乏勞動安全保護。一般來說，非公有制企業忽視生產衛生和勞動安全問題，其安全生產形勢比較嚴峻。由于非公有制企業勞動保護資金投人不足，缺乏防護設施，生產工藝落后、設備陳舊，造成工人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常年工作在有毒、有害的環境中，給他們的身心健康帶來巨大傷害，這種現象在化工業、采掘業、紡織業、加工業中尤為突出。相當一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受市場利潤的驅動，為了降低成本，即使在生產穩步發展的情況一F，也不愿為改進有害工藝、增加勞動保護設施而投資，直接導致中國受到職業病危害的人數居世界前列。

3.勞動合同內容流于形式、簽約率低且歧視性用工現象嚴重。勞動合同本來是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的產物，也是解決勞資矛盾的基本法律依據。然而，目前非公有制企業中，招工不簽訂合同的現象非常普遍，勞動合同簽訂率遠低于公有制企業。即使簽訂勞動合同的，在工作內容、勞動報酬、勞動紀律、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等方面存在大量違法條款，這與當前勞動力過剩的現狀直接相關，侵犯勞動者的人身權利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民工與建筑施工隊簽訂合同中規定的生死條款:發生死傷事故后，建筑施工隊概不負責;非公有制企業中對女職工不實行“四期”(經期、孕期、產期和哺乳期)保護等等。可見，這類勞動合同的簽訂更多的是強調雇主的權利和雇工的義務，并不能起到應有的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作用，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勞動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

4.勞動保障覆蓋率低，福利待遇差。勞動保障是指我國為滿足公民基本生活而提供的安全性保護的公共福利計劃、措施和行為的總稱，通常包括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保險以及公共醫療衛生保健。當前，非公有制企業員工的勞動保障、社會福利待遇與公有制企業員工有較大差距。一些非公有制企業遵守國家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觀念相對滯后，為職工參保的覆蓋率較低，參加社會保險面窄，參保的范圍集中于養老保險，而參保生育、醫療、失業、工傷保險的很少。有些企業為職工只參保不投保，這樣一旦出現變故，將給社會和職工帶來沉重的負擔。

5.工會組織不健全，員工的民主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在我國的非公有制企業中，企業內部勞資關系管理混亂，維護私營企業工人合法權益的工會組建率僅達到53.3%。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建立工會組織機構，即使有些非公有制企業建立了工會組織，真正發揮作用的也不多，缺乏協調勞資矛盾的能力。集體合同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還沒有得到廣泛推行。雖然我國《工會法》中明確規定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但是非公有制企業中不斷出現的侵權行為和勞動爭議表明，工會組織作用微弱。由于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決策權完全被資方掌握，勞動者很難真正參與到其中，更談不上擁有基本的民主權利了。

6.勞資關系主體觀念偏差，全民性道德教育滯后。一方面，勞資關系協調主體—政府部門、非公有制企業主及勞動者對勞動法的認識都有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因擔心影響招商引資而有意無意地忽視履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通過勞動監察發現和查處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等職能;一些處于原始積累時期的非公有制企業，為追求最大經濟效益，有意違反勞動法規;一些勞動者，尤其是外地打工者，對勞動法認識不到位，擔心簽訂勞動合同后走留不便，也不愿繳納自己負擔的社會保險等。另一方面，從社會的角度看，全民道德教育滯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由于工大學學報2010年職業道德教育未能與時俱進、道德引導落后，法律法規不健全、措施不配套，以及一些企業主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扭曲，從而在客觀上給違法經營管理以可乘之機。

二、中國文化背景下勞資關系的特點

(一)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

雖然中國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矛盾仍然存在，但這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沖突和矛盾，是發生在勞資統一基礎上的矛盾，與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有著本質區別，中國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的性質決定了勞資關系是可以協調的，勞方和資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曾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這樣寫到:“這樣，資本以雇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互相制約:兩者互相產生。“資本只有同勞動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起來。雇傭勞動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增加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在某種意義上，企業對于資本擁有者和勞動者來說，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由于我國當前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而建立起來的，勞資雙方在商品生產中能夠結成相互依賴的利益共同體，存在著相互轉化的現實可能性，因此勞資雙方必然具有強化這種一致性的要求，為共同利益而合作，從而實現勞資關系的和諧發展。

(二)一定程度的對抗性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是一種新型的勞動關系，勞資雙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非公有制企業的勞資關系本質上仍是勞動從屬于資本的雇傭勞動關系。由于非公有制企業在擁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雇用勞動力，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帶有明顯的雇用剝削色彩，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程度的對抗和沖突。目前在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落后的企業管理并存，勞資雙方在目標追求上的差異并存以及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這些因素都加劇了勞資關系內在矛盾的激化。(三)不平等性

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是一種以資方為主導的不平等的勞動關系。當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力相對于資本過剩，出現了勞動與資本之間的不平衡現象，這種不平衡性幾乎是每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人口大國，在工業化過程中遇到的“資本短缺，勞動力過剩”比其他國家要突出得多。在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勞資雙方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資方負責企業的經營與管理，處于企業的最高層，而勞動者大多從事直接物質性生產活動。

(四)不規范性

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表現形式不同，但其現階段的共同特征是仍不成熟、不規范。一方面，政府在處理勞資問題時，采取特殊性的臨時行政措施，而不是法律手段:政府的立場及態度尚未相對穩定，在勞動者與私營企業主之間徘徊:三方機制、集體談判平等協商等制度尚不完備:工會還不能真正發揮代表勞動者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的國際化程度低，現代市場經濟氣息不夠，很多人通過親戚、家族、同鄉等地緣、血緣關系建立起事實上的勞資關系，這往往導致企業內部分裂為不同幫派、集團。

(五)日益成熟性

中國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是一種發展中的勞資關系，并且日益走向成熟，其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發展的層次性、階段性相當明顯:勞資關系中的一些基本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如勞動時間、勞動報酬、工作環境、勞動安全保護等;勞資關系中的一些較高層次問題己引起廣泛重視并已得到部分解決，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民主權利等;勞資關系中高層次的并與社會關系聯系緊密的問題，已在經濟發達、條件具備的地區開始著手解決，如怎樣保持勞資關系的和諧穩定、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等。其次，勞資雙方對如何處理勞資矛盾、勞動爭議、建立和諧勞資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提高。第三，針對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的制度設計和立法也日臻完善，其必然引導非公有制勞資關系向和諧穩定的方向發展。

三、構建和諧勞資關系的中國經驗

(一)完善勞動法律法規體系，加強政府的有效監管

政府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代表者和勞資關系的仲裁者，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要大力發揮政府的作用。立法機關要完善勞動法律法規體系，使各種勞資關系有法可依。具體說來:第一，國家立法機構要加快完善勞動法律法規，使勞資關系有法可依。國家立法機關要立足中國國情，借鑒國外經驗，加快立法步伐，盡快形成以《勞動法》為主，以《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法》、《工資法)、《就業促進法》等為輔的法律法規體系，確保勞資關系的種種矛盾都能有法可依，同時通過制定較為明確細致的實施細則，提高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第二，政府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對于非公有制企業，政府要將其納人社會保障體系，督促其為員工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可以采取符合實際的由工傷到醫療再到養老的保險順序，來解決目前非公有制參保面窄的情況。第三，政府要加大勞動執法力度和勞動監察隊伍的建設。當前中國尚缺乏一支具有較高勞動法律素質和相關科技知識的勞動監察隊伍，不能對非公有制企業實施有效監管，因此要加強勞動監察隊伍的建設，為構建和諧勞資關系提供有力保障。第四，政府要加強對勞資雙方的培訓，提高其素質。政府既要對非公有制企業經營管理者加強教育與培訓，使他們能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自覺遵守有關勞動和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要加強對勞動者的教育和培訓，全面提高他們的素質，要讓勞動者學會依法維權。

(二)建立現代企業分配制度，加強企業內部規范管理

第一，建立現代企業分配制度，實現勞資雙方互利共贏。現代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是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建立起來的，能夠實現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要實現勞資雙方利益共享，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鼓勵非公有制企業職工投資入股參與利潤分配;另一方面，允許職工以其擁有的人力資本參與利潤分配。這些措施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企業職工努力提高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參與意識，使勞資雙方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第二，要使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規范化。按《勞動法》規定，企業與勞動者之間建勞資關系時必須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作為勞資雙方之間的一種契約關系，明確規定了勞資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從法律上明確了雙方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三，改善勞動者的工作環境，給勞動者提供勞動安全保護。非公有制企業要增加勞動保護資金投人，改進生產工藝，更新設備。勞動者工作在安全舒心的環境中，勞資矛盾自然會減少很多，而且可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三)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工會在維權中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法律明確規定，非公有制企業必須依法建立工會組織。因此，相關部門要指導、督促非公有制企業依法建立工會組織，對有條件而不愿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要采取強制措施，對暫時不具備條件的企業要引導其加人社區工會、行業工會，對于已經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要充分發揮其在維權中的作用。在發生勞資矛盾，勞方合法權益受損時，工會就應該履行維權的職責，通過依法維權、民主維權、科學維權的方式，把維權納人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引導勞動者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依法規范自身的維權行為，減少和杜絕維權的隨意性，提高維權的有效性，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維護。

(四)建立完善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

在中國建立完善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既是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要求，也是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勞資矛盾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現實需要。要建立完善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要完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的基層機制。積極探索建立適合各地實際情況的商會和行業協會，同時重視建設企業一級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政府要加以扶持保護，以便更好的發揮作用。第二，勞資關系協調機制的各主體要積極轉變觀念。從政府的角度看，要嚴格遵守國際勞工組織144號公約，樹立政府與企業和工會之間的平等意識，從宏觀的角度去管理勞動力市場，處理勞資糾紛;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經營管理者要以維護經營者合法權益為首要職責，積極參與有關勞動立法與相關政策的商定，并與政府和工會組織保持經常性的溝通與合作;從工會組織的角度看，工會要努力增強獨立性，努力擴充工會經費來源，而不是僅僅依靠企業和政府的行政撥款，同時工會領導應樹立以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首要目標的意識，來取代工會領導向行政負責的價值取向。第三，完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應大力宣傳勞資關系的作用，設立專門機構來管理日常事務，并從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強化國家政策導向，加強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對勞動法規的執法監督。

(五)加強企業和工會的社會責任建設

社會責任建設在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加強社會責任建設能為構建和諧勞資關系提供重要保障。做好社會責任建設工作，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增強企業社會責任。要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樹立正確全面的社會責任意識，抓緊建立系統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設計出一套完整、可操作性強的評價指標，從經濟與社會、人與環境等關系中全方位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第二，加強工會社會責任建設。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的性質決定了它是廣大勞動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是構建非公有制企業和諧勞資關系重要保障。工會從經濟角度看，它主要在勞動關系領域開展工作，在勞動力市場運行過程中，其基本職責是調節勞動關系;從社會的角度看，工會能很好的滿足企業職工基本生活需要;從政治的角度看，工會能在上層建筑領域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提供社會制度保障。

總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工程，不可能一跳而就。勞資關系作為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關系之一，積極穩妥地化解勞資沖突，緩和勞資矛盾，形成勞資雙方互利共贏的機制，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標志，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因此，中國必須以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思想為指導，盡快扭轉資強勞弱的失衡局面，全社會共同努力，這樣才能促使中國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朝著健康有序和諧的方向發展。

第三篇：數學文化背景下的數學教學

數學文化背景下的數學教學

近日有幸聆聽了南開大學數學科學學院顧沛教授關于數學文化的一堂公開課，受益匪淺。數學文化從狹義方面來理解就是數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以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廣義是除上述內涵以外，還包含數學家、數學史、數學美、數學教育以及數學發展中的人文成分、數學與社會的聯系、數學與各種文化的關系等。既然數學文化有這么高的研究價值，那么其在教育教學方面具有哪些較為深刻的影響呢？下面我們就來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以前學數學、講數學，對數學思想的認識都沒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從而忽略了其重要性，在數學教學過程中數學思想的提升是講究策略的，數學文化就是一個很好的標桿，我總結為：

一、認清數學學科的目標

2011年以前的課程標準要求數學學習要做到“雙基”教學，即數學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而新課標由原來的“雙基”教學變成了“四基”教學，除了我們熟悉的雙基外，還增加了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動經驗，由數學教學目標的改變，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了其重要的思想價值和社會價值；那么在數學教學中為什么要引進數學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動經驗呢？那是因為數學基本思想貫穿于數學的學習過程，是對數學本質理解的集中體現；基本活動經驗是學生在參與數學學習的活動中積累起來的，小學數學的四個方面，即數與代數、圖形與幾何、統計與概率、綜合與實踐就是“四基”教學的必然產物，所以認清學科目標，就是對數學文化的一種深層次的認識，反過來也促進著課堂教學，讓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有了依據，各知識之間也因為數學文化的引領有了自身的發展體系。

二、構建數學教學體系，發展數學思想意識形態

我們說任何兩種事物之間都有其必然的聯系，數學也不例外。數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歷史的進步史，看似雜亂無章的知識之間卻有著奇妙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因為數學本身的文化性。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研究個體我們用數數來描述它，再根據這些個體不同的特性逐一分析，那么研究多個事物之間的關系呢？數學里面就引進了集合，由集合的思想映射出了函數的概念，體現了事物的一一對應關系，而集合就是近代數學的基石，實變函數、復變函數、泛函的研究都離不開它，群環域的近代思想也是其必然產物，這些都是一些代數學的思想，那么幾何學有沒有它的認識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幾何學中以解析幾何的發展最為突出，自從笛卡爾創立了解析幾何之后，幾何學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數形結合的思想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也讓數學的學習變成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著名的數學大師陳省身教授曾經題詞“數學好玩”，對數學的發展影響很大，而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微分幾何。所以想要構建一種良性的數學教學體系，發展數學思想意識形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最為有效的方法，從而改善了課堂學習氛圍，使課堂教學行之有效。

三、培養創造性思維能力，提升學生自身數學素養

前面我們認清了學習目標，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學習體系，接下來就要學以致用，利用所學的知識去解決我們實際生活中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教育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在學了《長方形與正方形》后，我讓學生去找一找生活中哪些物體的面是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從而感覺到它們的奧妙所在。學了《生活中的大數》后，讓學生們到校園中去找一找，數一數，在活動中尋找，體會千和萬到底有多大。學生獲取一種數學結果，遠遠比不上他獲取這個過程重要。課后進行社會調查，學有用的數學，讓學生進一步體會數學像空氣，生活中離不開數學。

最后用一句話來共勉：當數學文化的魅力真正滲入教材、到達課堂、融入教學時，數學就會更加平易近人，數學教學就會通過文化層面讓學生進一步理解數學、喜歡數學、熱愛數學。

作者單位 陜西省寶雞市陳倉區赤沙鎮西馮小學

編輯 薛小琴

第四篇：法學專業課程翻譯

保險法Insurance Law

大學英語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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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論法律仲裁的中國文化背景

內容摘要：

論文 關鍵詞: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態 論文摘要:仲裁作為一種 法律 調解制度，從西方植入我國只有短暫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國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卻為仲裁在我國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學 為基礎，闡述了 中國 國情下民族文化與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論文 關鍵詞: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態 論文摘要:仲裁作為一種 法律 調解制度，從西方植入我國只有短暫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國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卻為仲裁在我國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學 為基礎，闡述了 中國 國情下民族文化與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仲裁是一種法律制度，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圍繞著該法律制度的產生、推行、應用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文化效應，形成特定的文化類別。法律制度的 發展，始終與該環境下的社會 經濟 形態和文化形態相關聯，是特定社會文化價值理念的集中體現。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傳人我國大約才有10年左右的時間，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單從制度來講，仲裁是一個舶來品，在我國推行帶有很強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特有心理，卻為仲裁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提供了深厚而滋潤的土壤。

一、特定社會 歷史 鑄造的中國人尚和心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典型的農耕型社會。農耕離不開土地，而土地是不動的，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夠長久穩定在居住地而有較少流動。只有在 自然 災害或戰亂時，人們才會被迫背井離鄉，尋找新的土地。正如費孝通所說:“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徙是變態。在穩定的生存空間中，生于斯，長與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對穩定的人際關系。人們之間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個熟人的社會。而熟人社會又必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在群體規范的壓力之下，每個人都遵循著以和為貴的社會規則，這為中國人民的尚和心態的養成制造一個了良好的溫床。另一方面，農業的生產完全依賴著氣候的變化，旱災水災的整治以及因時令限制而導致的高強度勞動，這些都是個人或少數人無法完成的，所以必須依靠多個人的齊心協力來共同完成。同時，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強化了人們的農本思想，輕視財富利益，并把安貧樂道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狀態。這種經濟背景還使中國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態，使得中國人更加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以“尚和”作為平衡人我關系和群我關系的根本準則。

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很早便確定了一個人的觀念，由人的觀念中分出己與群。但己與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觀念中，因己與群全屬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則全賴所謂大道，即人相處之道。中華文化一貫主張社會重于個人，提倡群體內部的團結與和諧的社會取向成為中國人社會生存與適應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態也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而影響著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處世之道。

二、中國人尚和心態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歷史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儒、釋、道三家，同時它們對于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義。自漢魏兩晉南北朝以來，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體系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經過相互對立、相互滲透、彼此轉化，融合成中國的傳統文化，形成中國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一直滲透在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

在動蕩的東周時代，諸子百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維的儒家將“和”字賦予了“和諧”、“謙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義。和，是處理人際關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準則，也是人行動自律的內在原則。孔子曾說:“禮之用，和為貴”、“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于將個體視為一個成就圣賢積極主動的自我，因此儒家強調，每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不斷地自我修養以完成“自我”的超越與轉化。自我修養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壓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禮制和規范。而悟守規則的最終目標和結果，則是最大程度的減少了人與人之間沖突的存在，營造了平和的社會環境，從而鞏固了封建王朝了統治。

如果說儒家帶有自上而下的 政治 色彩，那么作為儒家補結構的道家，則以自然為依歸，崇尚“無為、不爭”，“至虛、守靜”，“寡欲、知足”及“安時而順處”以達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讓長期處在“克己復禮為仁”的心理緊張和裹足在社會關系和責任中不自由的中國人，獲得一個消解內在沖突和緊張的處方。如果說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產生了中國人的內在緊張，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個中國人可以繼續忍下去的心理空間，透過它的“不爭 哲學 ”而有了一個可以保持內在平衡的心理場。“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意思就是說，和是萬物的本質與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道家強調出世、適意的人生觀擴展了中國人的心理空間，其“正言若反”的樸素辯證法則大大地增加了中國人謙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學則經由苦、集、滅、道四諦的精細論證，來說明人生是苦的判斷，進而強調通過抑制自我、排除我欲，達到無我的狀態，以進人涅架的解脫境界。佛教所宣揚的忍辱哲學，讓中國人更能無條件地忍受他人諸般惡行，其心性學說，對極力主張禁欲的理學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更是佛教學說對中國文化的最大影響。

總體而言，中華文明所重視的以道德修養為人生主要目標的禁欲思想，是中國人時時刻刻皆須要忍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歷史文明從未斷裂并頑強地傳承至今仍生機勃勃的國家，它與這種國家至上、以和為貴的民族集體無意識不無關系。正是在這種“和”文化氛圍的幾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態深深浸潤了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給中國人的“和諧”氣質烙下了一層重重的文化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