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專家解讀!日本大學留考難在哪里

上海外國語大學海外合作學院

專家解讀！日本大學留考難在哪里

日本作為亞洲國家，教育質量是最高的（沒有之一），在數年的世界大學排名中，代表日本教育最高水平的東京大學都位列前二十名。除了東京大學，其他的許多大學教育質量在亞洲名列前茅。近些年留學日本成為了中國學生和家長越來越多的考慮方向。

想讀取日本的大學，都必須參加一個留學生考試簡稱留考。只有憑借這個留考成績才能申報日本的大學。日本的留考難不難，難在哪里。上海外國語大學海外合作學院的日本留學專家給我們帶來了答案。

專家指出，留考成為了留日學生背上的三座大山。哪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日語。總所周知，留考中日語成績占到了總成的50%，針對大多數從小背著ABC的學生來說，在短短時間里掌握起形平假片假字的難度可想而知，更何況用這些語言進行考試，饒是“應試能力”全球有名的中國學生也不得不發憷。

第二座大山，日本文綜。讀過高中時代文綜合的學生都知道歷史、地理是多么的萬惡，學生們幾乎都被那些時間、事件等等瑣碎的東西困擾。更何況要去記憶那些電視里沒有，漫畫書上不畫的日本歷史？現在的學生更知道宇智波佐助、海賊王而不懂什么是應天門之變和織田信長。

第三座大山，日本理綜。理科類項目倒比文科類的壓力要小，畢竟這些自然科學是不會因國家不同而不同，但是學生無法適應的是卷子上充滿了日語的專有名詞而不是H2O這種通俗的國際簡寫，以及生物學科上的各種專業怪詞。考試的難度隨著日語的難度而提升。

日本留考的難度在這種語言障礙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上海外國語大學海外合作學院的專家同時也指出，隨著國際化教育的趨勢，一些日本的院校也主動同中國的高校提出校校之間了合作，這種合作可以說是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對華招生和留考等方面都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比如一些高中生留學日本直通車項目，就是中國高校與日本高校進行的密切合作，為中國留學生提供保底大學。

第二篇：專家解讀：公務員工資改革方向在哪里？

12月2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有專家指出，此舉將拓寬基層公務員發展通道，公務員待遇會隨著職級的提升相應提高。

上述對縣以下公務員的利好消息，再次引發網友對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關注。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負責人在就公務員工資問題答問時表示：“目前公務員工資是2006年公務員法出臺后實施的，總的來看，實施得還算平穩，當然現在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工資結構不合理，基本工資比重低，津補貼部分比重高，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也沒建立，向基層傾斜不夠。” 從中，我們大致也可看出未來公務員工資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職務與職級并行

拓寬基層公務員發展通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制度。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接受人民網采訪時指出，深改小組此次審議《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是對三中全會《決定》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進一步細化和落實。

據公開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公務員隊伍中，有超過90%的公務員屬于科員及科員以下職務，有60%是在縣級以下政府機關。而在現行公務員管理體制下，行http://jx.offcn.com/?wt.mc_id=bd8377

政級別決定公務員的一切薪酬待遇。一個單位的規格又決定了其領導級別，以致于很多基層公務員熬到退休，還只是科員待遇。

“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將解決縣以下公務員的職業生涯發展通道問題，改變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去爭當‘長’的局面。”蘇海南指出，職級將與工資待遇掛鉤。當一個公務員基于自身工作能力、承擔責任和所做貢獻等提升到相應的職級后，他的工資待遇也能夠得到合理的調整和改變。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期待職務與職級并行將帶來的另一個改變：縣以下機關公務員晉升難度降低，對自身職業發展的期待將大大提高，能在較大程度上提高正向心理預期、改變腐敗動機，將有利于減少基層公務員腐敗問題。

據悉，目前，安徽、山東、江蘇、河北、遼寧等省已陸續開始嘗試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內蒙古、福建等省區也在近期先后推出在縣級以下全面推行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

提高基本工資比例

縮小公務員收入的地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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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何憲曾經表示說：“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解決工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使基本工資占主體，優化工資結構。”

根據《公務員法》，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由于公務員的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財政支付，而津補貼由地方財政和各部門財政安排，由此導致了不同地區間甚至同一地區不同部門間公務員收入的差異巨大。

2006年6月，國務院頒布《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在清理規范津貼補貼的基礎上，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和崗位津貼制度。方案同時提出，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方案“另行制定，適當時候出臺”。

地區附加津貼制度被寄望于縮小公務員收入的地區差異，并促進公務員這部分收入與當地生活成本相匹配。7年過去了，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實施方案仍未有定音。“難度在于科學、客觀地確定各個地方的附加津貼，這涉及到對各地物價等的測算，比較復雜。”蘇海南表示，希望這一方案能盡快出臺，讓不同地區的公務員，能夠享受同等的生活水平。比如北京，物價和房價相對高，相關的補貼可能高一些，青海這方面的補貼相對可以低一些。但是青海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要給到合理水平，要體現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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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貨幣化陽光化

提高公務員現期工資性報酬

長期以來，普通公務員與“官員”的概念被混淆，被認為普遍福利優厚，權力尋租的機會俯拾皆是。

一個在國家某部委工作的公務員向記者表示，并不是所謂發達城市、“實權單位”的福利就普遍好、普遍有權力尋租，關鍵是得看崗位和級別。這位公務員回憶：“早些年沒有實行工資陽光化的時候，同樣是過節，我們單位有的處室就發過節費，有的處室就不發。而灰色收入，得是在‘關鍵處室’掌握權力的人。還有分房子，大部分近兩年，隨著財政和審計制度的完善，福利不能隨便發了，尋租空間也越來越小。”

有專家指出，將公務員福利貨幣化、陽光化，同時阻斷權力尋租的暗道，是公務員薪酬改革不能繞過的內容，也是化解民意與公務員群體之間情緒沖突的良方。

“公務員的現期報酬(貨幣性工資)和延期報酬(養老福利等)之間比例關系與社會是相反的：大部分企業職工是工作時的貨幣工資水平相對較高，而在退休后得到的貨幣性收入(主要是養老金)相對較低，而公務員的工資性報酬確實現期低、未http://jx.offcn.com/?wt.mc_id=bd8377

來高。”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指出，這種結構性的錯位不僅導致社會公眾不滿，同時也導致整個公務員隊伍的不滿，因為他們為了換取退休后的所謂高待遇，不得不在正需要花錢的年富力強時期領取較低水平的現期工資。

劉昕支持“限高提低”的思路：將公務員的工資性報酬與企業職工的工資性報酬的支付規律大體吻合起來，即削減社會公眾無法享受的一些備受爭議的公務員福利，比如替代率過高的退休金待遇，同時將合理的福利貨幣化、陽光化，將公務員的現期工資性報酬提高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上來。

建立比較機制

實現公務員工資動態調整

《公務員法》明確，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國家實行工資調查制度，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并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的依據。2006年7月起實施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進一步明確，國家根據工資調查比較的結果，結合國民經濟發展、財政狀況、物價水平等情況，適時調整機關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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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海南指出，這里所稱“相當人員”，應該是指企業的管理人員。在這個對比過程中，可以劃分若干對照組，比如全部公務員對所有企業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公務員對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而且公務員當中的司局級、處級、科級和科員，與企業可比層級管理人員比較起來得出的結論又不一樣。

“公務員不需要都是‘精英’，不需要都具有企業管理人員素質，所以不能籠統的跟企業管理人員工作做比較。”劉昕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我國政府部門缺少市場化的管理的心態，存在“人才高消費”的情況。政府的重要職能是“服務”，所以公務員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需要扮演好服務而不是管理者的角色，不需要都是博士、研究生。譬如某部門招聘了一個博士當司機，那么這個博士的工資水平應該跟企業司機比，而不能跟在企業做管理或者研究工作的博士比。

引入績效管理

發揮工資的激勵性

保護和激勵被雇傭者的積極性是薪酬管理。在深圳市人社局局長王敏看來，現有公務員工資基本上失去了這一功能。《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在定期考核中被確定為優秀、稱職的，按照國家規定享受年終獎金。然而實際操作中，考核優秀可以獎勵一個月的基礎工資。然而基礎工資占整個工資的比例非常少，這個獎勵也就是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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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進窗口人員的工作作風，深圳市人社局曾經引入第三方暗訪的方式。社保局下面50多個工作站，哪些窗口的工作人員遲到、回答問題態度不好、上班時間打游戲等，都會被暗訪人員記錄，并在月底的暗訪測評表中體現。起初這種“點名”的方式很有效果，大家的工作作風和效率都有很大改進。可時間久了，效果就不那么明顯了。“這種沒有獎懲手段的持久加壓，是不可能長久的。”王敏些許無奈的說，如果我是一個企業老板，為了讓員工持續改進工作，我會加發紅包。可現實中我連一分錢的績效權力都沒有。”

今年7月1日起實施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明確，建立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事業單位工資制度。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和津貼補貼。事業單位工資分配應當結合不同行業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職責、工作業績、實際貢獻等因素。

王敏建議，把公務員工資的30%抽出來做績效。當然前提是制定出嚴格、細致的考核標準，根據每一位公務員的工作表現，來發績效工資。

引入第三方機構

多方商討論證公務員工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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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公務員工資水平的合理性，北師大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建議，引入第三方機構，成立 “公務員薪酬委員會”。由委員會的專家通過調研拿出工資調整方案，然后經多方協商論證決定。然后建立“微調”機制，綜合考慮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物價變動、市場工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不斷的進行調整。

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也支持設立公務員薪酬專門調查機構，每年對公務員工資水平及企業同類人員工資水平進行調查比較，研究薪酬調整幅度。由此改變目前公眾對公務員工資調整“不透明”、“只升不降”等錯誤看法。

“不同省、城市之間，經濟發展之快，社會變化之大，不是一個部委或者一個委員會能完全摸得清的。”王敏提出了不同意見。建議將公務員工資的部分決定權下放給地方，“國家可以定一個基本的原則、基本的標準。比如規定公務員的工資增長不能超過GDP增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超過社平工資增長，但是不能全部管死。至少把權力下放到省，然后由省里根據各省的情況去決定放權的權限，逐級下放。”

王敏建議參照香港特區的做法，由地方每年拿出公務員工資的調整方案，然后進行全社會評估，根據評估的結果來確定當年公務員的工資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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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專家解讀：公務員工資改革方向在哪里

12月2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有專家指出，此舉將拓寬基層公務員發展通道，公務員待遇會隨著職級的提升相應提高。

上述對縣以下公務員的利好消息，再次引發網友對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關注。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負責人在就公務員工資問題答問時表示：“目前公務員工資是2006年公務員法出臺后實施的，總的來看，實施得還算平穩，當然現在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工資結構不合理，基本工資比重低，津補貼部分比重高，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也沒建立，向基層傾斜不夠。” 從中，我們大致也可看出未來公務員工資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職務與職級并行 拓寬基層公務員發展通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制度。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接受人民網采訪時指出，深改小組此次審議《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是對三中全會《決定》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進一步細化和落實。

據公開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公務員隊伍中，有超過90%的公務員屬于科員及科員以下職務，有60%是在縣級以下政府機關。而在現行公務員管理體制下，行政級別決定公務員的一切薪酬待遇。一個單位的規格又決定了其領導級別，以致于很多基層公務員熬到退休，還只是科員待遇。

“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將解決縣以下公務員的職業生涯發展通道問題，改變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去爭當‘長’的局面。”蘇海南指出，職級將與工資待遇掛鉤。當一個公務員基于自身工作能力、承擔責任和所做貢獻等提升到相應的職級后，他的工資待遇也能夠得到合理的調整和改變。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期待職務與職級并行將帶來的另一個改變：縣以下機關公務員晉升難度降低，對自身職業發展的期待將大大提高，能在較大程度上提高正向心理預期、改變腐敗動機，將有利于減少基層公務員腐敗問題。

據悉，目前，安徽、山東、江蘇、河北、遼寧等省已陸續開始嘗試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內蒙古、福建等省區也在近期先后推出在縣級以下全面推行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

提高基本工資比例

縮小公務員收入的地區差異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何憲曾經表示說：“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解決工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使基本工資占主體，優化工資結構。”

根據《公務員法》，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由于公務員的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財政支付，而津補貼由地方財政和各部門財政安排，由此導致了不同地區間甚至同一地區不同部門間公務員收入的差異巨大。

2006年6月，國務院頒布《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在清理規范津貼補貼的基礎上，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和崗位津貼制度。方案同時提出，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方案“另行制定，適當時候出臺”。

地區附加津貼制度被寄望于縮小公務員收入的地區差異，并促進公務員這部分收入與當地生活成本相匹配。7年過去了，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實施方案仍未有定音。“難度在于科學、客觀地確定各個地方的附加津貼，這涉及到對各地物價等的測算，比較復雜。”蘇海南表示，希望這一方案能盡快出臺，讓不同地區的公務員，能夠享受同等的生活水平。比如北京，物價和房價相對高，相關的補貼可能高一些，青海這方面的補貼相對可以低一些。但是青海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要給到合理水平，要體現補償。

福利貨幣化陽光化 提高公務員現期工資性報酬

長期以來，普通公務員與“官員”的概念被混淆，被認為普遍福利優厚，權力尋租的機會俯拾皆是。

一個在國家某部委工作的公務員向記者表示，并不是所謂發達城市、“實權單位”的福利就普遍好、普遍有權力尋租，關鍵是得看崗位和級別。這位公務員回憶：“早些年沒有實行工資陽光化的時候，同樣是過節，我們單位有的處室就發過節費，有的處室就不發。而灰色收入，得是在‘關鍵處室’掌握權力的人。還有分房子，大部分近兩年，隨著財政和審計制度的完善，福利不能隨便發了，尋租空間也越來越小。”

有專家指出，將公務員福利貨幣化、陽光化，同時阻斷權力尋租的暗道，是公務員薪酬改革不能繞過的內容，也是化解民意與公務員群體之間情緒沖突的良方。

“公務員的現期報酬(貨幣性工資)和延期報酬(養老福利等)之間比例關系與社會是相反的：大部分企業職工是工作時的貨幣工資水平相對較高，而在退休后得到的貨幣性收入(主要是養老金)相對較低，而公務員的工資性報酬確實現期低、未來高。”中國人民大學公共

管理學院教授劉昕指出，這種結構性的錯位不僅導致社會公眾不滿，同時也導致整個公務員隊伍的不滿，因為他們為了換取退休后的所謂高待遇，不得不在正需要花錢的年富力強時期領取較低水平的現期工資。

劉昕支持“限高提低”的思路：將公務員的工資性報酬與企業職工的工資性報酬的支付規律大體吻合起來，即削減社會公眾無法享受的一些備受爭議的公務員福利，比如替代率過高的退休金待遇，同時將合理的福利貨幣化、陽光化，將公務員的現期工資性報酬提高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上來。

第四篇：解放思想難在哪里

解放思想難在哪里

添加日期：2008-10-06 閱讀：128 發布人：葛虹

字體：大 中 小

作者：范登生

來源：人民網

主持人的話：

解放思想是十七大精神的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范登生同志在來信中從五個方面對當前解放思想難的成因進行了系統梳理，富有啟發。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也是我們黨大力弘揚的優良傳統。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這是對解放思想恰如其分的歷史定位和科學評價。縱觀我們黨發展壯大的歷史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每一次大發展都伴隨著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每一次大的挫折和失誤，也都能從思想封閉和僵化中找到直接原因。可見，解放思想不僅是一個思想路線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一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既然解放思想這么重要，而且我們黨一再反復強調，那為什么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領導同志解放思想的步子邁得不大呢？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本文試圖從解放思想難的成因上作些分析。

成因之一：陳舊思想觀念束縛，不愿解放思想

鄧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確實有些同志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不愿接受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思維方式，仍然抱著過去的老觀念、老套路、老經驗不放，總覺得老辦法省時省力，老套路駕輕就熟，老經驗實在管用。雖然口頭上也強調更新觀念、開拓創新、與時俱進，但在新情況、新問題面前，卻不愿開動腦筋，習慣于用僵化的思想應對生動的社會實踐，用陳舊的思路應付上級指示，甚至對新觀念、新事物視為異物，予以排斥。特別是個別領導同志工作作風漂浮，官僚習氣嚴重，自己不愿解放思想，也不許別人解放思想，致使單位死氣沉沉，工作平平淡淡。我們說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從這些陳舊的、過時的、僵化的思想觀念中解放出來，堅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狀態、改革創新的思想作風、改革創新的工作方法推動事業發展。

成因之二：民主空氣不濃，不便于解放思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過程，也是社會主義民主不斷進步發展的過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人民民主的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創新、實踐不斷深化，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獨特優勢和強大生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從局部看，一些單位民主氣氛不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有些問題帶有一定普遍性。比如，有的黨組織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不夠有力，重大問題集體討論不夠充分，存在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的現象；有的領導同志調查研究不夠深入，對一線和基層情況若明若暗，甚至心中無數；還有的調動基層群眾民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夠，形式單一，渠道不暢，群眾的意見難以反映，群眾的心聲難以表達，群眾的公論進入不了決策，等等。這些都無形地給自身和群眾的思想解放設置了障礙，增加了難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群眾解放思想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先決條件。這就告誡我們，解放思想不僅要大力發揚黨內民主，更要大力拓展黨外民主渠道，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機制。這將是一項迫切的、現實的任務，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成因之三：素質能力欠缺，不善于解放思想

我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黨員干部隊伍的素質能力與解放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應當看到，這些年我們在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上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政治思想覺悟、政策理論水平、學歷知識結構、實際工作能力等已經大為改善和提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同志自身的素質能力與崗位需要還存在較大差距。比如，有的干工作事無巨細、不抓大事，深陷事務主義的泥沼，總埋怨自己分身無術；有的整天泡在會議上，泡在文件中，泡在講話中，不論大事小事，似乎不開會就不夠重視，不講話就不夠力度；有的沒有經過系統學習，知識結構不夠系統、不夠厚實；有的雖然政策理論水平比較高，但現代高科技知識卻比較貧乏；有的做具體工作可以，但把關定向的能力卻比較薄弱；還有的工作崗位變動后，對新的角色不愿去適應，對新的情況不愿多了解，靠吃老本過日子，等等。這些素質能力上的欠缺，制約著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即使這些同志有解放思想的強烈愿望，由于素質能力的局限，卻往往不知如何去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解放思想。因此說，提高解放思想的能力，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從而也才能為不斷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打下堅實基礎。

成因之四：害怕風險，不敢解放思想

干任何事業甚至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承擔一定風險的，解放思想也不例外，同樣需要經受各種風險的考驗。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同志為什么總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解放思想呢？主要是怕擔責任、擔風險。有的抱著“出頭椽子先爛”的想法，不敢勇為人先，擔心“槍打出頭鳥”，丟了“烏紗帽”；有的認為面對新情況和新問題，確實需要解放思想，推陳出新，但就怕演“砸”了，影響了自己的政績，敗壞了自己的名譽，得不償失；還有的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思想，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平平穩穩守攤子，缺乏一股干事業的闖勁。究其原因，這些都是私心雜念在作怪，總怕官位不保、利益受損，甚至影響升遷。我們知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事業，嶄新的事業需要嶄新的思想。如若干什么事情總是左顧右盼，謹小慎微，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挑戰精神，長期下去，我們的思想就會凍結，我們的事業就會停滯。我們要永遠銘記鄧小平同志的這段名言：“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成因之五：風氣不正，不利于解放思想

對于我們黨的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來說，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在解放思想、改革創新上也是走在前列的。但在個別領導干部身上，也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些現象：有的不能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對待解放思想，而是借“解放思想”之名，熱衷于打政策上的“擦邊球”，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局部不顧全局，為了眼前不顧長遠，為了個人政績不顧群眾利益。更有甚者，一些領導干部以“解放思想”的名義，把下舞廳、洗桑拿、跑關系、忙受賄當成家常便飯，思想由低俗變成骯臟，行動由扭曲變為無恥。試看一些下馬的高官，身邊有多少依附的紅顏，家中有多少不義的財產，交往中有多少不正常的關系。對于他們來說，不是思考如何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問題，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尋求個人的精神刺激和滿足私欲。這些害群之馬，往往唱著“解放思想”的高調，干著損黨、損國、損民的齷齪勾當，玷污了解放思想的聲譽，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致使部分群眾對“解放思想”產生了誤解，負面作用很大。

作為黨的領導干部，一定要堅持解放思想的正確方向和基本原則。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分民所憂，解民所難。在解放思想的同時，必須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環境，打牢解放思想的群眾基礎，聚集解放思想的動力支持。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

第五篇：解放思想大討論：解放思想難在哪里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也是我們黨大力弘揚的優良傳統。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這是對解放思想恰如其分的歷史定位和科學評價。縱觀我們黨發展壯大的歷史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每一次大發展都伴隨著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每一次大的挫折和失誤，也都能從思想封閉和僵化中找到直接原因。可見，解放思想不僅是一個思想路線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一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既然解放思想這么重要，而且我們黨一再反復強調，那為什么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領導同志解放思想的步子邁得不大呢？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本文試圖從解放思想難的成因上作些分析。

成因之一：陳舊思想觀念束縛，不愿解放思想

鄧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確實有些同志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不愿接受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思維方式，仍然抱著過去的老觀念、老套路、老經驗不放，總覺得老辦法省時省力，老套路駕輕就熟，老經驗實在管用。雖然口頭上也強調更新觀念、開拓創新、與時俱進，但在新情況、新問題面前，卻不愿開動腦筋，習慣于用僵化的思想應對生動的社會實踐，用陳舊的思路應付上級指示，甚至對新觀念、新事物視為異物，予以排斥。特別是個別領導同志工作作風漂浮，官僚習氣嚴重，自己不愿解放思想，也不許別人解放思想，致使單位死氣沉沉，工作平平淡淡。我們說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從這些陳舊的、過時的、僵化的思想觀念中解放出來，堅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狀態、改革創新的思想作風、改革創新的工作方法推動事業發展。

成因之二：民主空氣不濃，不便于解放思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過程，也是社會主義民主不斷進步發展的過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人民民主的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創新、實踐不斷深化，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獨特優勢和強大生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從局部看，一些單位民主氣氛不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有些問題帶有一定普遍性。比如，有的黨組織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不夠有力，重大問題集體討論不夠充分，存在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的現象；有的領導同志調查研究不夠深入，對一線和基層情況若明若暗，甚至心中無數；還有的調動基層群眾民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夠，形式單一，渠道不暢，群眾的意見難以反映，群眾的心聲難以表達，群眾的公論進入不了決策，等等。這些都無形地給自身和群眾的思想解放設置了障礙，增加了難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群眾解放思想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先決條件。這就告誡我們，解放思想不僅要大力發揚黨內民主，更要大力拓展黨外民主渠道，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機制。這將是一項迫切的、現實的任務，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成因之三：素質能力欠缺，不善于解放思想

我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黨員干部隊伍的素質能力與解放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應當看到，這些年我們在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上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政治思想覺悟、政策理論水平、學歷知識結構、實際工作能力等已經大為改善和提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同志自身的素質能力與崗位需要還存在較大差距。比如，有的干工作事無巨細、不抓大事，深陷事務主義的泥沼，總埋怨自己分身無術；有的整天泡在會議上，泡在文件中，泡在講話中，不論大事小事，似乎不開會就不夠重視，不講話就不夠力度；有的沒有經過系統學習，知識結構不夠系統、不夠厚實；有的雖然政策理論水平比較高，但現代高科技知識卻比較貧乏；有的做具體工作可以，但把關定向的能力卻比較薄弱；還有的工作崗位變動后，對新的角色不愿去適應，對新的情況不愿多了解，靠吃老本過日子，等等。這些素質能力上的欠缺，制約著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即使這些同志有解放思想的強烈愿望，由于素質能力的局限，卻往往不知如何去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解放思想。因此說，提高解放思想的能力，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從而也才能為不斷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打下堅實基礎。

成因之四：害怕風險，不敢解放思想

干任何事業甚至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承擔一定風險的，解放思想也不例外，同樣需要經受各種風險的考驗。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同志為什么總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解放思想呢？主要是怕擔責任、擔風險。有的抱著“出頭椽子先爛”的想法，不敢勇為人先，擔心“槍打出頭鳥”，丟了“烏紗帽”；有的認為面對新情況和新問題，確實需要解放思想，推陳出新，但就怕演“砸”了，影響了自己的政績，敗壞了自己的名譽，得不償失；還有的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思想，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平平穩穩守攤子，缺乏一股干事業的闖勁。究其原因，這些都是私心雜念在作怪，總怕官位不保、利益受損，甚至影響升遷。我們知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事業，嶄新的事業需要嶄新的思想。如若干什么事情總是左顧右盼，謹小慎微，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挑戰精神，長期下去，我們的思想就會凍結，我們的事業就會停滯。我們要永遠銘記鄧小平同志的這段名言：“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成因之五：風氣不正，不利于解放思想

對于我們黨的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來說，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在解放思想、改革創新上也是走在前列的。但在個別領導干部身上，也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些現象：有的不能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對待解放思想，而是借“解放思想”之名，熱衷于打政策上的“擦邊球”，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局部不顧全局，為了眼前不顧長遠，為了個人政績不顧群眾利益。更有甚者，一些領導干部以“解放思想”的名義，把下舞廳、洗桑拿、跑關系、忙受賄當成家常便飯，思想由低俗變成骯臟，行動由扭曲變為無恥。試看一些下馬的高官，身邊有多少依附的紅顏，家中有多少不義的財產，交往中有多少不正常的關系。對于他們來說，不是思考如何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問題，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尋求個人的精神刺激和滿足私欲。這些害群之馬，往往唱著“解放思想”的高調，干著損黨、損國、損民的齷齪勾當，玷污了解放思想的聲譽，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致使部分群眾對“解放思想”產生了誤解，負面作用很大。

作為黨的領導干部，一定要堅持解放思想的正確方向和基本原則。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分民所憂，解民所難。在解放思想的同時，必須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環境，打牢解放思想的群眾基礎，聚集解放思想的動力支持。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