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戰后民主改革時期憲法的修改

日本戰后民主改革時期憲法的修改

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后，為了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軍事威脅，麥克阿瑟以本國政治制度為模式，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實施了大規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圖將日本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其基本的依據和政策指導是美國政府頒布的兩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日由杜魯門批準、9月22日發表的“美國戰后初期對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發給盟軍最高統帥的“有關投降初期占領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麥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這兩份文件的規范和指導下進行的。其中，修改憲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日本的首部現代憲法是明治憲法，又名大日本帝國憲法，頒行于1889年，在明治維新時期獲通過，是根據普魯士模式建立出來的一套君主立憲制．在該憲法中，天皇是一位活躍的統治者及擁有相當的政治權力，但國家財政預算的批核權力卻在國會手上。

在亞洲諸國中，該部憲法的歷史僅次于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奧斯曼帝國憲法》，在東亞范圍內，則是首部近代意義上的憲法。但是在實際運用中，奧斯曼帝國憲法并沒有發揮實質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說《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首部真正得到實行的近代憲法。或許與憲法發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滅之大典”有關，在制定《日本國憲法》前的大半個世紀里，這部憲法沒有經歷任何修改或變更。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據宣言的原則，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麥克阿瑟將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要求。為此，政府在內閣中設立了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討論憲法修改的議題。政府根據松本委員會提出的綱要召開內閣會議，最終整理出《憲法修改綱要》，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給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下也紛紛展開對憲法修改的議論，出現了多種版本的憲法修正案。

1946年2月，麥克阿瑟親自規定了修憲三原則，（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權利必須受憲法的限制并從屬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 日本永遠放棄戰爭和戰爭準備；三 廢除日本國內現存的一切封建制度。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則稱：“在現代政治史上還沒有一個人物能像麥克阿瑟那樣被稱作法典制訂者。他幾乎成了一個半神話式的人物——在政治上高瞻遠矚，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獨力改造一個社會。”

經過短短六天的準備，修憲班子就以美國政治制度為藍本制訂出了一部日本的新憲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該草案。4月10日日本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政府在選舉結束后的4月17日，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修改草案，并于6月8日通過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73條的 憲法修改程序，向眾議院提出了憲法修改案。6月25日，眾議院開始審議，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8月24日通過了草案。接著，8月26日，貴族院開始審議，同樣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礎上，于10月6日表決通過。次日，眾議院也表決同意了貴族院增加的修改內容，從而結束了帝國議會的審議程序。此后，憲法修 改案再次經樞密院審議，并于10月29日通過。經天皇批準，11月3日，作為《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結果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國憲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臺。新憲法除兩項條款外，幾乎完全是美國憲法的翻版。這兩項條款是：變絕對天皇制為相對天皇制，規定“天皇是日本國之象征，是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國民之總意，主權屬于日本國民”，廢除樞密院、內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屬機構，首相由國會提名通過，內閣對國會負責；

放棄戰爭權利，規定“日本國民誠實希求基于正義與秩序之國際和平，永遠放棄由國家權利發動之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

日本國憲法是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憲法，它體現了主權在民、反封建、反壟斷、反軍閥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對日本戰后政治的穩定，社會改革的推行和經濟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這部憲法從日本國情出發，保留了天皇制但排除了天皇對日本社會政治軍事事務的任何干預和影響，在日本建立起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縱觀日本戰后的重新崛起與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平憲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它有效地防止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使日本能夠集中國力發展經濟，為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提供了保障。

第二篇：戰后 日本民族工業

戰后日本保護民族工業的基本政策經驗研究

林晨輝

戰后的日本經濟陷于崩潰和破產境地，但經過20 年左右的發展，到70 年代初，日本便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戰后日本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最關鍵的一點是日本政府始終堅定不移地采取有效措施實行保護和扶植民族工業的基本政策，使其免受先進國家不平等競爭的沖擊和威脅，安全地度過成長時期，奠定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結構高級化的產業基礎。主要做法是貿易保護和限制外資并舉，突出對外資進入的限制政策。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抵御進口產品對民族工業的沖擊 戰后初期，日本政府決定保護和扶植本國民族汽車工業，選擇了以資本密集型的、吸收就業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學工業化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戰后日本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抵御外國進口產品對本國民族工業的沖擊，另一方面是為了給本國民族工業在幼小階段創造一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環境。從50 年代到70 年代，與本國民族工業以及整個經濟實力狀況和國際形勢相適應，日本的貿易保護政策經過了從全面保護轉向有選擇地保護的調整和變化，在具體措施上經歷了從管制措施為主到關稅措施為主，再到非關稅措施為主的三個階段。

（一）戰后初期采取以外匯配額制度為主要手段的進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 1949 年制訂的《外匯及外貿管理法》，規定實行外匯配額制度，管制進口。日本通產省在執行過程中，盡一切力量減少成品進口，特別是那些直接與日本制成品競爭的商品進口，為日本民族工業戰后的恢復創造了必要條件。作為行政管制措施，外匯配額制度是50 年代日本貿易保護政策的主要手段。

（二）從 60 年代開始采取以關稅措施為主抑制進口的貿易保護政策。進入60 年代后，由于國際壓力，以外匯配額制度為基礎的進口管制措施被迫廢止，關稅成為抑制進口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于1961 年進行了一次關稅制度的重大調整，把稅收項目由原來的900 多項增加到2200 多項，并提高了關稅稅率。隨著日本先后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加上對外貿易出現順差，關稅保護措施也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貿易摩擦日益嚴重，日本不得

不加快實施所謂貿易自由化政策。盡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采取多方面措施繼續利用關稅壁壘對民族工業實施保護。一是有意拖延，盡可能推遲貿易自由化的實施時間。二是根據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陸續有計劃地開放，扶持成熟一個開放一個，用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產業掩護繼續保護扶持的產業。三是利用有效保護與名義保護的差別來實行保護。日本對工業

產品的保護性關稅壁壘一直持續到70 年代中期才基本拆除，但農產品的關稅壁壘仍在繼續實行，實行保護的農產品多達24 種。

（三）強化以非關稅壁壘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政策。從 70 年代后期起，日本產業面臨的主要競爭威脅從發達國家逐步轉向趕超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和一些傳統工業產業，這些國家或地區已經不僅在本國市場排斥日本產業和與日本爭奪第三國市場，而且開始直接進軍日本市場。因此在實行貿易自由化后，日本并沒有完全放棄產業保護政策，但保護從關稅壁壘轉向了越來越高的非關稅壁壘，如提高衛生檢疫標準。排污標準等商檢標準，強化行業組織等。

采取限制和排斥外資的政策，把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拒之國門之外與大多數國家鼓勵外國投資的政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一向對外國企業在日投資采取限制和排斥政策，這實際上是日本產業保護政策從商品領域向資本領域的延伸。戰后初期限制措施最為嚴格，到60 年代中后期和70 年代開始有所松動。日本外資政策由嚴格限制到有控制地有限開放的調整和變化，都是以日本民族工業對保護的需要程度為基礎的。

（一）戰后初期規定了嚴格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的審批條件和程序，把引進外資和與外資合作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日本政府于1950 年頒布了“外國資本投資法”，規定引進外資項目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要求引進外資要有利于改善日本國際收支狀況，有利于日本國內重點產業和公益事業的發展，不得沖擊國內中小企業，擾亂產業秩序。該法規定了外資進入的兩條認可標準和一條不認可標準。認可標準是：有助于直接或間接改善國際 收支者；可直接或間接對發展重要產業或公益事業做出貢獻者。不認可標準是：認為將對日本的經濟復興產生惡劣影響者。日本對外資進入的這種限制政策是進行了多方面利弊權衡后的結果。50 年代初期，日本的資金積累能力并不能，外匯嚴重短缺，引進外資顯然有助于解決當時經濟發展的困難。而且當時日本的技術水平也遠落后于歐、美，引進外資還有助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但日本政府認為，一時之利可以會帶來長遠之弊，在經營資源和經營規模上擁有明顯優勢的外國企業

在日本大量直接投資，必將導致本國企業被兼并、收購，從而妨礙本國產業和獨立技術的發展。日本政府還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把引進外資或與外資合作權交給企業，在市場導向下，企業將難以避免圖短利而招遠禍。因此，日本政府決心采取限制外資進入日本的政策，并把控制權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對引入外資的審批標準，對外只有上述的原則界限，并無明確細則。因而其中政府的權力余地相當大。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政府進行了極為嚴格的控制。在具體的審批過程中，日本往往附加極其苛刻的條件，而且故意拖延審批時間。在 50 年代，幾乎沒有外資企業能獲得投資許可。60 年代，在實行了“日元股票自由購買制度”后，政府的控制稍有緩和，開始有少量外資流入。但外資直接投資的進展仍極為緩慢。

（二）在民族工業國際競爭能力大為增強的條件下，日本政府迫于國際壓力才逐步對外資實行嚴格控制下的有限開放政策。到

了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日本國內產業基礎已相當雄厚，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國際收支狀況也得到改善，1965 年日本對外貿易首次實現由逆差向順差的轉變。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府迫于強大的國際壓力，不得不宣布分步驟陸續實行所謂“資本自由化”。但是在具體做法上，一是與貿易自由化措施一樣，資本自由化的實施也是采取拖延戰略；二是針對不同產業情況規定所謂自由化比率；三是加強對國際交易中違法行為的控制，特別是針對外資項目強化反壟斷法的執法；四是在開放外國投資的過程中推動國內大型企業的合并和業務協作。在制定《資本自由化實施標準》后，日本從1967 年至1975 年分五次實施逐步放寬外資政策的資本自由化措施。但是到80 年代初期，農林水產業、礦業仍然只準在外資比率不超過50％以內實行資本自由化。日本放寬對外資進入日本的限制是有條件的。開放投資的過程是以保護主義為基調的，對外資由限制到逐步放寬，所依據的標準最主要的是日本的經濟實力。

（三）戰后初期引進外資以借款為主，后來有限開放證券投資，引進外資的方式嚴格限制在間接融資為主的格局上，使外國出資者與日本企業實際經營保持盡可能嚴格的隔離。1950 年至1965 年的15 年間，日本引進外資的方式大部分是借款，主要是通過銀行，少量是由銀行擔保、由企業直接借人。這一時期引進的各類外資總額僅46.43 億美元，平均每年只有3.1 億美元，而且其中絕大部分是間接融資，占94.12％。在間接融資中，以外國貸款為主，總額達31.32 億美元，占71.1％。

從 1968 年開始，以證券投資的方式引進的外資有所增加，直接投資也略有增加，但大部分卻是經由市場的股票投資。1956 年至1965 年，日本引進的外資總額中公司股票占17.3％。1966 年至1969 年，引進外資中公司股票比重上升到48％，1970 年至1973 年進一步上升到72.3％。戰后日本采取限制和排斥性的外資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產業安全的考慮和自身產業

結構的選擇日本在經濟趕超過程中，并不是不需要資金和外匯，實際上日本長期受到資金和外匯不足的困擾。必要的進口和技術引進都需要巨額外匯，從1956 年到1973 年，日本共計進口商品2015 億美元，引進技術支出近43 億美元，合計2058 億美元。這相當于同期日本總積累的24％。從戰后初期到1965 年，日本的國際貿易一直處于逆差，要支付這樣一筆資金并不容易。如果加上日本當時國內大規模經濟重建和后來實行的以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學工業化戰略，資金總的缺口是相當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為什么不僅不鼓勵引進外資，而且對外資的進入實施世界上少有的嚴格限制，通過各種政策手段長期排斥那些企圖向日本進行直接投資的外國企業？產業安全的考慮和產業結構的選擇是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一）防止引進外資所帶來的外國資本對日本產業和市場的壟斷與控制。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擔心就是國際壟斷資本把日本尚處在幼小階段的產業扼殺在成長過程中。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重視民族資本的純潔性的習慣根深蒂固，同時看到美國巨大的跨國公司迅速打進并占領西歐市場的先例，認為一旦跨國公司登陸日本，那用不著多久，經營權就會被奪走，市場被占領。另外，日本要靠“國際貿易立國”，要把商品輸出到海外去，是絕對不可能甘于依附外國資本的。

（二）防止外國資本的利潤匯出造成日本經濟發展的利益流失和對日本國際收支的沖擊。外國投資最終是要取得利潤的，日本人擔心當外國資本把在日本取得的大量利潤以投資收益或上繳總公司的形式向外匯出時，造成利益流失，使日本在國際間的利益分配上長期處于不利地位。同時，擔心外國資本的大量利潤匯出造成的外匯流出導致國際收支惡化。

（三）防止因引進外資強化日本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關系，喪失產業技術進步的主導權。日本人始終認為，外國資本投資建立的子公司不可能在資本輸入國積極開發技術和產品，最新技術和產品的研制主導權一定掌握在母公司手里。

（四）防止日本產業政策的貫徹受到影響。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歷史上形成的社會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取向具有排斥外來和內部協商的機制。日本產業政策在貫徹過程中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實行所謂“官民協調體制”、“勞資協調體制”、“行業組織協商體制”。如果在企業構成中有一定比重的外國企業存在，這種內部協商的政策貫徹方式就將受到嚴重威脅。產業政策將難以收到理想效果。而且，通產省的多數人認為，如果在戰略產業部門，民族企業和外資企業展開競爭，進行混戰，誘導性的產業政策就更難以推行了。

（五）產業結構的戰略選擇也決定了日本不可能鼓勵引進外資。日本所要扶持與發展的重點產業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它們并非是當時發達國家正在轉移出去的產業，而剛好是將與資本輸出國在獲取國際比較利益方面競爭的產業；二是日本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并無特殊 自然優勢。這樣，外國資本不會集中向日本希望的產業投入，也就是說通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形成的國際分工格局不可能滿足日本的結構選擇要求。實現這些產業的發展，只能靠政府政策扶持下的自我積累。在拒絕引進外資的情況下，日本通過高積累、盤活存量和借用少量多邊或雙邊的優惠貸款三種基本途徑，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資金緊缺的難題。日本人素有高儲蓄率的傳統，再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費的政策，使日本在趕超過程中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通過固定資產特別折舊制度和大力發展金融業等辦法。盤活用活國內存量資金。另外從世界銀行和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用少量貸款。研究借鑒日本經驗，對我國民族工業實行保護和扶植并重的政策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經濟關系的發展上也存在著一定的盲目和失控現象，對

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民族工業受到進口和外資企業的雙重沖擊陷入相當困難的境地。

借鑒日本的經驗，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保護和扶植我國的民族工業，已勢在必行。

（一）要制定以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為目標的國家戰略。作為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我國要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除了趕超別無選擇。日本當初缺乏重化工業基礎，但卻能作出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果斷戰略選擇。我國經過四十多年努力早已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

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具備雄厚物質基礎，比日本當初更有條件實施趕超戰略。

（二）盡快明確對民族工業實行保護和扶植并重的政策。許多人主張不保護落后，國內企業應當推向國際市場，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自己。問題是，我們民族工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實力懸殊。在這種情況下盲目去跟人家競爭，就如拿雞蛋去碰石頭。正因為我們落后，所以才需要保護。我們自己不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發善心來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的，遵循優勝劣汰法則的市場機制也不會自動為我們的民族工業提供保護的。

（三）加強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之間的銜接和協調。日本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在采 取對外政策行動之前，都要全面、深入地評估這項政策行動對國內產業和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同時，把對外經濟政策作為實施國內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手段，根據民族工業發展的需要適時確定和調整有關的對外經濟政策。我國應當借鑒這一經驗，加強對涉外政策的綜合平衡和協調，防止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的脫節，更好地使對外政策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當前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各種努力應當充分考慮民族工業的現狀，并與國內做好銜接，進一步為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做好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環境的各項準備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安排、組織引導和特殊支持。二是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考慮保護民族工業的需要，搞好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銜接和協調，保證進口

不構成對民族工業的威脅。貿易政策的關稅和其他非關稅手段應當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工具

來運用。此外，應當盡快制定反傾銷法律，加強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涉外執法力度。

（四）進一步加強對引進外資的規模和項目構成的宏觀控制，加強對大型跨國公司的在華投資活動和在華外資企業經營活動的管理。日本對特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態度歷來是“敬

而遠之”，外國企業想把日本尚處在幼小階段的民族工業扼殺在成長過程中，使日本成為外

國資本的附屬物。日本人對于外國投資所能帶來的技術引進不抱任何幻想。我國最近幾年的經驗也表明，引進外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產業技術差距問題。當前應當進一步完善

外商投資導向目錄，完善項目審批制度，把宏觀經濟緊縮政策的重點調整到利用外資上。盡

快制定反壟斷法，強化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維護國內市場正常的國際競爭秩序。__

第三篇：2018憲法修改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3月5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說，憲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對我國現行憲法作出21條修改，其中11條同設立監察委員會有關。

具體修改內容如下。

（一）確立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同時，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前增寫“貫徹新發展理念”。

主要考慮是：科學發展觀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黨的十八大黨章修正案已經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根本理論指引，其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已被實踐所充分證明，在全黨全國人民中已經形成高度共識。黨的十九大黨章修正案已經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憲法中把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在一起，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明確了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把“新發展理念”寫入憲法，有利于從憲法上確認這一重要理論成果，更好發揮其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作用。

（二）調整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此相適應，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三節第八十九條第六項“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后面，增加“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

主要考慮是：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豐富和完善。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黨的十九大確立的奮斗目標。作這樣的修改，在表述上與黨的十九大報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領全黨全國人民把握規律、科學布局，在新時代不斷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齊心協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三）完善依法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修改為“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主要考慮是：從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到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是我們黨依法治國理念和方式的新飛躍。作這樣的修改，有利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時，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主要考慮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于2015年7月1日通過了關于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定，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作了修訂，將憲法宣誓制度在憲法中確認下來，有利于促使國家工作人員樹立憲法意識、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也有利于彰顯憲法權威，激勵和教育國家工作人員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加強憲法實施。

（四）充實完善我國革命和建設發展歷程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修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將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修改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

作這些修改，黨和人民團結奮斗的光輝歷程就更加完整。

（五）充實完善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系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修改為“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主要考慮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成為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最大公約數。實現中國夢，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奮斗。只有把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都團結起來、凝聚起來，實現中國夢才能獲得強大持久廣泛的力量支持。

將憲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加強。”修改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加強。”與此相適應，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四條第一款中“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系”修改為“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

主要考慮是：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思想。作這樣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六）充實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后增加“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這樣的修改，有利于正確把握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為我國發展拓展廣闊的空間、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七）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后增寫一句，內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主要考慮是：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國家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憲法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角度對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行規定，有利于在全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識，有效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八）增加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修改為“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

主要考慮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作這樣的修改，貫徹了黨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會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九）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定。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刪去。

主要考慮是：這次征求意見和在基層調研過程中，許多地區、部門和廣大黨員干部群眾一致呼吁修改憲法中國家主席任職期限的有關規定。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召開期間，與會委員代表在這方面的呼聲也很強烈。大家一致認為，目前，黨章對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憲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都沒有作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憲法對國家主席的相關規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利于加強和完善國家領導體制。

（十）增加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后施行。”

增加這一規定，有利于設區的市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制定體現本行政區域實際的地方性法規，更為有效地加強社會治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規范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行為。

（十一）增加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各項規定。為了貫徹和體現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精神，為成立監察委員會提供憲法依據，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節后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監察委員會”，就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與此相適應，還作了如下修改。（1）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三條第三款中“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修改為“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2）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十五條第四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3）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零三條第三款“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4）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后增加一項，內容為“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后增加一項，內容為“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六項中增加“國家監察委員會”；在第十項后增加一項，內容為“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5）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中“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并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并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員會主任、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將憲法第一百零四條中“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修改為“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6）刪去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八十九條第八項“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中的“和監察”。刪去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監察”。

作上述修改，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貫徹了黨的十九大關于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職權的新變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第四篇：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題目：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院系：歷史文化學院 專業：歷史學 班級：11級歷史漢班 姓名：梁永輝 學號：20111104545

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沉重災難之后,人類社會本應享受更多的安寧與和諧,但令人遺憾的是卻進入了東西方政治與軍事全面對峙的冷戰時代。對這種形勢發生重大影響的,無疑是個別大國推行的對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寫的《戰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審視了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與時代氣息,稱得上是冷戰結束后中國學者以全球視角研究日本戰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戰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編占領時期對美一邊倒外交路線的確立。戰后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的徹底失敗,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義體系瓦解，近代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傳統的國際關系格局被打破，歐洲的影響開始下降，亞洲的影響將要上升。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美國以盟軍的名義對日本進行了單獨占領、并實施以服從美國的全球利益為目標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一系列改革，成為日本戰后民主化的主潮，給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戰后日本外交史》始終把握了這樣一種趨勢：以美蘇為兩極的新大國強權政治代替了凡爾賽體系的舊的強權政治，兩極的矛盾與斗爭在世界范圍內以多種形式全面展開，成為影響戰后國際關系的主導因素。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納入美國全球戰略的框架內，是為冷戰服務的亦步亦趨的追隨外交。該書在探究日本外交活動的宏觀國際環境的同時，還探究了日本國內領導人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問題。由于美國對日占領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內閣起，日本依托美國的庇護尋求自己的發展已成為其外交的既定方針。

第二編是對美一邊倒追隨外交路線的局部調整。在這一階段，單純地由美國支配的外交路線越來越受到國內的反對與批評，同時由于國內經濟恢復和增長，因此出現了對美日關系框架內的局部調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試圖減少美國人控制的勢力。

《戰后日本外交史》對日本與中國的關系特別重視。例如在《日中關系的進展與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為推進日中關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數十人, 面對日中關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卻逆流而上為改善日中關系而努力。他們當中有政治官員、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學者和工商業巨頭，活躍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間外交中，為推進日中關系的發展扮演著十分重要的社會角色。

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也是該書著力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作者認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修復與改善關系，是在東西方冷戰體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實現的，既有追隨美國政治路線、作為向其討價還價的政治砝碼的一面，也有渴望獲得東南亞資源與市場的現實考慮。作者具體地剖析了日本與東南亞的復雜關系，為讀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來龍去脈，有助于我們今天對日本問題的研究。

第三編是走向自主外交階段。到6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國內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生產總值、對外貿易、黃金外匯儲備等急劇增長，日本領導人對走向以經濟實力為后盾的自主外交躊躇滿志。因此，日美關系進入了一個難以逆轉的新階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本編富有特色的內容。在本編中，讀者可處處感受到日本為走向自主外交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感受到中日兩國領導人為實現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艱辛努力。

第四編是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等距離、全方位外交階段。70 年代在保持日美特殊同盟關系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開展與中國、蘇聯、東南亞、大洋洲、中東和歐洲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外交活動，以樹立作為經濟大國的國際形象；同時強調自主性，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有了自己的獨立看法與行動，如搶在美國之前恢復與中國的邦交關系，增加對第三世界的對話和援助, 加強同中國、東盟的協商與合作等等。作者探討外交中的多邊關系，實質是在探討一種全球機制，在國際活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是相當富有教益的。但是作者也指出，無論“全方位自主外交”還是“多極自主平衡外交”，日美關系仍是日本對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第五編是走向分享世界領導權的大國外交階段。進入80年代，日本成為全球性經濟大國之后，已不滿足于以往的“多極自主”、“ 等距離” 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針，力圖以“西方一員”外交來取而代之，擔更多的國際重任。該書指出，在國際社會抵制蘇聯勢力南下與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聯合行動中，日本“旗幟鮮明地加入到對越南的抵制與制裁的行列”，主張召開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愿意在資金、技術和其他領域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聯系；日本越來越多地插手世界熱點地區與熱點問題，突出日本在當今世界的大國地位；1987年以來，日本軍費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軍費投資大國??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大國的整體形象。

讀罷全書,感到《戰后日本外交史》有兩個顯著特色：一, 視野廣闊, 取材宏富。該書并沒有局限在傳統的政治外交, 而對當今高科技時代經濟規模與質量、人力資源與素質、科技水平以及綜合國力等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特別是把冷戰結束后解密的歷史材料攝于筆下, 更增添了它的學術分量。許多立論新穎別致,反映出作者寬厚扎實的理論功底與信手拈來的史學功夫；第二, 研究歷史, 關注現實。作者在目睹了近年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種種活動之后,得出了憂心忡忡的結論：“可以肯定,日本會進一步加快走向政治大國、積極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步伐。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在國際上發揮大國作用將是日本不變的外交目標”。確實,日本近年來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活動不同凡響, 國內不斷有人否認戰爭責任, 這些消極勢力每每為厲為祟,困擾著日本與世界、尤其是與亞洲各國建立真正平等、友好與合作的關系。

第五篇：日本憲法

日 本 國 憲 法

明治憲法即欽定憲法，日本國憲法即民定憲法，后者以國民主權、和平主義、權力分立與議院內閣制為基本原理。以和平主義原則為核心，譽為“和平憲法”，放棄戰爭和武力威脅、武力手段。嚴格修憲程序。實行多黨制。

第一節憲法的歷史發展

一、明治憲法

迫于朝野民主力量的壓力，天皇于1875年4月下令制憲。1882年伊藤博文等考察歐洲憲政，1883年回國負責起草憲法。1889年天皇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由日本帝國議會通過，11月29日生效。

明治憲法的特點：

1、確認天皇為萬世一系的統治權總攬者的地位。

2、確認有限的民主主義，如民選議會、司法權獨立、有限保障臣民權利等。

3、國民主權、基本人權等近代憲法原理并未得到確認。

軍國主義勢力膨脹以后，僅有的一點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也被扼殺。

二、日本國憲法

戰后日本國政治的方向是消除軍國主義影響，保障國民基本人權。1945年10月盟軍最高統帥先后兩次要求幣原內閣進行憲法修改工作。幣原內閣指示松本蒸治等起草了憲法草案，即松本草案，麥克阿瑟對其內容非常不滿意，認為民主化不夠，無法證明日本吸取了戰敗教訓。麥克阿瑟責令盟軍總部代為起草了日本憲法草案，并提出修憲三原則：

1、保留天皇制，天皇依憲法行使職權，對人民負責；

2、放棄戰爭權力；

3、廢除封建制度。

日本與盟軍總部交涉后，為保住天皇制，以麥克阿瑟草案為基礎發表了“憲法修改草案要綱”。日本帝國議會兩院對該草案稍作修改后于1946年10月通過，經天皇裁可公布，該憲法定名為《日本國憲法》，于1947年5月3日施行。

與明治憲法比，日本國憲法改二元君主立憲制為議會內閣制，改君主主權為國民主權，改形式上的權力分立為實質上的權力分立，改臣民的權利義務為國民的權利義務，改形式上的法治主義為實質上的法治主義，改有限選舉制為普遍選舉制，一躍為典型的資產階級憲法。

三、日本國憲法原理

日本國憲法形式上是對明治憲法的修改，實際上是重新制定。103條，11章。其基本原理：

1、權力分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屬國會、內閣、法院，三權分立與制衡。

2、議院內閣制：國會由選民選舉產生；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議決在國會議員中提名；內閣總理大臣任命國務大臣，國務大臣半數以上須是國會議員；內閣向國會負責；內閣須得到國會眾議院信任方能執政。

3、國民主權：主權屬于國民，國政仰賴國民信托，權威來自國民。天皇是日本國和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征，其地位以國民意志為依據，天皇制存在的前提是國民主權原則。

4、和平主義：根絕戰禍，期望和平，維護和平，放棄戰爭、武力威脅、武力手段，不保持海陸空及其他戰事力量，不承認交戰權。

第九條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第二節國民的基本人權與義務

一、國民基本權利

（一）國民在法律下一律平等

1、廢除華族和其他貴族，僅僅保留皇族，人人平等。

2、不授予任何人任何特權，榮譽、榮典、勛章只及于一代。

3、夫妻平等，男女平等，廢除家族制度。

4、廢除差別待遇，禁止歧視性規定。國民權利義務不因種族、信仰、性別、社會身份、門第、教育程度、財產或收入而有差別。

（二）精神自由

1、思想、良心及學問自由。包括沉默自由、邏輯自由、倫理自由、大學自由等。

2、信教自由。包括信仰自由、進行宗教儀式自由、宗教結社自由。國家不得進行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動，宗教不得接受公款和共有財產支持。

（三）集會、結社及其它表現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護

21條規定：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現的自由。不得進行檢查。通信的秘密不受侵犯。

（四）人身自由

1、擺脫奴隸性拘束及苦役的自由。

2、在刑事程序上的人身自由。推行罪行法定主義、刑事程序法定主義、行政程序法定主義；不受非法逮捕、非法監禁；居所及所有物不可侵犯；禁止拷問及酷刑；廢止預審，刑事被告有要求公正公開迅速審判、向證人發問、公費幫助尋求有利證據、委托律師的權利；一事不再理，禁止適用事后法。

（五）經濟自由

1、居住及遷徙自由。

2、選擇職業的自由，包括營業自由。

3、脫離國籍的自由。

4、財產權不受侵犯，公共使用須有正當補償。

（六）受益權

1、裁判請求權。

2、刑事無罪補償請求權。

3、賠償請求權。

4、平穩請愿權。

（七）生存權

1、最低限度生活保障權（狹義生存權）。

2、受教育權。

3、勞動權。

4、勞動者的團結權、團結交涉權及其他團體行動的權利。

（八）參政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國政的權利。

二、國民的基本義務

1、讓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義務；

2、納稅的義務；

3、勞動的義務。

第三節天皇

一、天皇制的發展

戰后，除共產黨外其他政黨都要求保留天皇制，天皇制是日本人民的傳統信仰和習慣。日本國憲法規定的天皇制與明治憲法的規定大不一樣：

1、否定天皇主權或神敕主權原則，以國民主權為根本原則；

2、否定天皇是神的子孫，天皇是人，宗教與國家相分離；

3、否定天皇總攬統治權，天皇僅僅是國家的象征。

二、天皇的地位

1、天皇的象征地位。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征。多數學者認為天皇沒有國家元首的實質權能，不能視為元首。

2、皇位繼承。限于皇統男系世襲繼承，長輩優先，長者優先，順序為皇長子、皇長孫、皇長子的其他子孫、皇次子及其子孫、其他的皇子孫、皇兄弟及其子孫、皇伯叔及其子孫、其他最親近的皇族。

3、皇族特權及義務。特權：皇位繼承、攝政、接受敬稱、國庫支付費用、成為攝政任期內不受刑事追訴。義務：男子婚姻須經皇室會議決定；不得收養養子；財產轉移須經國會議決。

三、天皇的權能

天皇沒有國政權能，只能依據憲法行使有關國事行為，進行國事行為須有內閣的建議和認可，由內閣負責任。

1、根據國會提名任命內閣總理大臣。

2、根據內閣總理大臣的提名，任命最高法院院長。

3、根據內閣建議和認可行使以下十項權利：公布法律、召集國會、解散眾議院、公告大選、授予榮典、舉行儀式、接受外國大使及公使、認證各種任命、授權及外交文書等。

可見，天皇的權力遠沒有英王的權力完整系統，地位也沒有英王至尊至敬。

第四節國會

一、國會的選舉

1950年通過《公職選舉法》，1994年大幅度修改，規定選舉辦法。滿20歲有選民資格，25歲可參選眾議院議員，滿30歲可參選參議院議員，判處監禁以上刑罰者、違反選舉犯罪者、禁治產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比例代表制與多數代表制相結合。競選活動和政黨接受政治資金要受法律限制。

二、國會的地位和權能

（一）國會的地位：

1、國民代表機關；

2、唯一立法機關；

3、國權最高機關。

（二）國會的權能

1、立法權：兩議院議員和內閣可提出法律案，經兩院審議通過后，眾議院議長交內閣總理大臣上奏天皇予以公布；預算案只能由內閣提出，兩議院議員可以提出修正案，但得有50名以上眾議員或20名以上參議員贊成。

2、監督政府權：

（1）提名和選舉內閣總理大臣，兩院不一致眾議院優越；

（2）眾議院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或否決對內閣的信任案。通過后內閣10日內不解散眾議院就總辭職；

（3）議員有權對內閣提出的施政方針和議案提出質詢。

3、財政監督權：預算、補充預算和決算均須國會審議通過，兩院分歧眾議院優越。拒絕通過預算案或否決決算案，意味對內閣不信任。

4、外交監督權：內閣與他國締結條約，需得到國會批準或承認，否則無效。

5、修改憲法創議權：各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可向國民提出建議修憲。

6、其他：國政調查權、接受國民請愿權、對法官彈劾案的審判權。

（三）參議院緊急集會權：眾議院解散期間，限于國家緊急需要時，基于內閣的請求，參議院可以緊急集會，所采取的措施屬臨時性的，須經下屆國會開會后十日內眾議院認可方為有效。

三、國會組織

（一）參眾兩院的組成：眾議院議員480人，任期四年，參議院議員242人，地方選區選146人，全國選區選96人，任期6年，每3年改選一半。眾參兩院各設議長、副議長一人，分別由各議院選舉產生，各設18、16個審議議案的常任委員會。派相等數量議員組成法官追訴委員會和法官彈劾法院，并組建其他國會輔助機構。

（二）眾參兩院的關系

1、兩院活動獨立，決議必須一致，有分歧或修正應及時通知另一院。在修改憲法創議和國政調查權上完全平等。

2、稱“跛行兩院制”，許多國會決議事項眾議院有優越地位,如法律議決、預算議決、條約批準、內閣總理提名等兩院意見不一致最終以眾議院決議為國會決議。

3、兩院協議會：兩院意見不一致時，眾議院提出必須召開，參議院提出眾議院可拒絕，各派委員十人組成，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

（三）眾議院的解散

天皇基于內閣建議解散眾議院，40日內大選，30日內召集。國會重新召集后，另行提名總理大臣，組成新內閣。

四、國會議員

（一）議員的地位和權能

議員代表全體國民，卻受政黨指令約束，其權能如下：

1、提案權；

2、質問權；

3、質疑權（類似詢問權）；

4、討論及表決權；4報告少數意見權；

5、成為議院委員會委員、法官追訴委員會委員及彈劾法院成員的權利。

（二）議員的特權

1、不受逮捕權；

2、言論免責權；

3、待遇上的特權：配備辦公室和兩名秘書；給與旅費支持；月薪相當于政務次官（副議長相當于大臣，議長相當于首相）。

（三）對議員的懲罰：遵守國會紀律規則，否則，警告，道歉，停會，除名。

五、國會的活動

（一）會期：常會（通常國會）每年一次，12月中旬，150天，天皇應內閣建議召集；臨時國會一般在春秋兩季召開；解散后重新召集的特別國會，與常會不重合時由兩院決定會期，可延長。

(一)國會議事規則

1、議事公開原則：包括報道自由、旁聽自由、公布會議記錄。

2、討論自由原則：不追究議會言論。

3、議事法定人數原則：三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可議事。

4、多數議決原則：過半數表決通過，可否票相等由議長決定；撤銷、開除議員、復決法律案等特別情況須出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修憲創議須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第五節內閣

一、內閣的地位和權能

（一）內閣地位：

1、天皇國事行為的建議和承認機關；

2、獨立行使行政權的機關。

（二）內閣的權能：執行法律，制定政令，總理國務，處理外交，締結條約，掌管官吏，編制預算，決定大赦、特赦及刑罰減免；建議天皇國事行為，提名最高法院院長，任命高級法官，提出預算，報告財政，要求參議院緊急集會。

二、內閣組織

（一）內閣的成立：國會兩院從議員中提名和選舉總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任命國務大臣，之后同到皇宮履行認證儀式。內閣總理大臣及其他大臣必須是文職人員，且半數以上須是國會議員。

（二）內閣總辭職

內閣對國會負責，三種辭職情形：

1、眾議院通過對內閣的不信任案或否決對內閣信任案，內閣十日內不解散眾議院時；

2、總理死亡或喪失議員資格導致首相缺位時；

3、眾議院被解散后經選舉重新召集新一屆國會時。

辭職內閣在新內閣總理大臣產生前繼續履行職務。

（三）內閣總理大臣的地位和權限

1、任免國務大臣并同意對其公訴；

2、指揮監督個行政部門，協調、裁決各省、廳權限爭議；

3、罷免都道府縣知事；

4、主持內閣會議，中止行政各部處分或命令；

5、向國會提出法律案并報告工作；

6、與主管大臣連署法律和政令；

7、建議召集國會，決定解散眾議員，要求召集參議院緊急會議；

8、調動國家警察和自衛隊，宣布緊急狀態；

9、提名最高法案院長，任命其他法官；

10、任命法制局長、宮內廳長官、侍從長等高級官員。內閣總理大臣擁有行政、外交、人事、軍事等各項大權，指導和統制國家機器運轉。

內閣對國會負連帶責任，召開閣員會議做出閣議，閣議內容須全體閣員表示一致贊同。

（四）內閣的組織機構

1、內閣輔助機構：1）內閣官房，國務大臣任長官；2）內閣法制局，設主管一人；3）人事院，設總裁一人。

2、總理府，總理為首長，另設總務長由國務大臣擔任。

3、獨立行政委員會，經兩院同意任命，有準立法權和準司法權。

4、內閣直轄行政機關，稱行政省，由12個，相當于部。

5、會計檢察院：任期七年，經國會同意內閣任命，獨立于內閣，對國家會計進行一般監督。

第六節司法機關

一、司法原則

1、司法權由各級法院統一行使；

2、司法獨立：最高法院法官終身制，地方法官任期十年，可連任，高薪制，懲戒不得來自行政機關，非經彈劾不得罷免。

3、審判公開。

4、三審終審制：初審、控訴審、上告審。

二、法院組織體系

1、最高法院：設于東京都，院長及14位大法官，有司法終審權和司法行政權。大法庭由全體法官組成，審理違憲案件和與最高法院判例相抵觸案件。小法庭至少由3名法官組成，審理對下級法院判決不服的上訴案件。

2、高等法院：8所，6個分院。

3、地方法院；

4、家庭法院；

5、簡易法院。

三、法官

（一）擔任法官須具備廣博閱歷和豐富法律素養，擔任過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法學教授，最高法院要求曾有20年法律經驗，下級法院要求3年以上。

（二）法官任職身份有安全保障，除非：

1、因身心障礙被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2、被國會組成的法官彈劾法院彈劾；

3、經國民審查制度選舉議員時被國民投票罷免。

第七節 違憲審查制度

一、違憲審查類型：實行美國型的司法審查制，審理具體案件時對適用的法律、命令進行附帶性審查，無權進行抽象審查。最高法院為有權決定一切法律、命令、規則及處分是否符合憲法的終審法院。

二、行使審查權的主體：因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先例約束原則，故除最高法院外下級法院也行使違憲審查權。

三：違憲審查的對象：

1、國會的法律和地方議會的條例；

2、行政機關制定的政令和規則；

3、國會兩院和各級法院制定的規則；

4、國家機關對具體、個別問題所作的處分。

四、違憲審查的效力：實行由普通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的司法審查制，審理具體案件時進行附帶性審查，發現法律違憲，判決時有權拒絕適用該項法律、命令、規則和處分，但無權撤銷，只對爭議雙方當事人有效，只具有個案的效力，被拒絕適用的法律對特定案件以外的社會成員仍然有效。充分反映了日本司法體制與違憲審查體制相互脫節。

美國判決雖然也只有個別效力，但結合先例約束原則，被拒絕適用的法律下級法院也不能再適用，使被法院判決違憲的法律被廢除，達到了一般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