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地震對日本政治與外交的影響

日本地震對日本政治與外交影響

摘要：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9.0級地震并引發海嘯，隨之造成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1-4號機組發生核泄漏事故。此次地震影響巨大，不僅對日本的社會經濟造成巨大打擊，而且也在深層次上影響著日本當今的政局及其外交活動。本文章分三部分對震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做了簡要地分析：①地震前后當局政府面臨的政治局面；②地震后的日本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系；③日本大地震對東亞格局的影響。

關鍵詞：日本大地震、“危機”、日本外交、東亞格局

正文:雖然，野田佳彥在2011年9月2日就任日本第95任首相，但是，歷史是有連貫性，不能割裂開來，所以這并不影響我們研究前任首相菅直人在任期間對日本政治與外交方面的作為。

民主黨執政時間并不久，從1955年開始執政黨都是自民黨，直到2009年大選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獲勝，當選為日本第93任首相，才改變了自民黨“獨攬大權”的局面。鳩山由紀夫在任時，對外主張“日美對等”、構建“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行政刷新”、對官僚實行“大掃除”。應該說民主黨執政家一改自民黨長期執政的頹廢態勢，給人以煥然一新之感。然而好景不長，民主黨的上升態勢維持了半年左右時間，就出現了頹勢。在外交上，美國不斷對其施加巨大壓力，日本國內保守派也反對民主黨外交政策。在對內政策上，忽視官僚，致使官僚主義又逐漸興盛起來，使得民主黨舉步維艱，鳩山首相被迫下臺。

一、菅直人政府面臨的“危機”

（1）地震前的菅直人政府

民主黨是帶有偏左性質的政黨，菅直人在鳩山由紀夫之后上臺，其黨內派閥斗爭嚴重，執政根基并不牢固，本來該吸取他的教訓，及時糾正鳩山政權中的錯誤政策與手段，但菅直人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沿用鳩山政權的執政理念和方向，導致權力斗爭突出，大大削弱了民主黨的執政能力。之后菅直人的支持率不斷下降，政權搖搖欲墜，大有垮臺之勢。“政治獻金”在拖垮菅直人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外相前原誠司于2011年3月6日引咎辭職，其原因是他接受了外國人20萬元的政治捐款，這違反了日本政治資金歸正中關于禁止接受外國人政治捐款的規定。前原的辭職對于菅直人政權來說

可謂雪上加霜。前原在日本具有良好的政治形象，菅直人能上臺他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前原是菅直人在民主黨內制衡小澤一郎的得力助手。所以，前原的辭職勢必加重小澤派系在民主黨內的權重，致使黨內斗爭愈演愈烈，加重菅直人政府的執政困難。

同時，據共同社報道，2011年3月11日上午，在內閣會議后的閣原懇談會上，菅直人承認曾接受韓國人的政治捐款，但他解釋不知道捐款人是韓國人，并表示將全額返還。菅直人稱“今后也將為工作竭盡全力，希望得到大家諒解”，并表示不會辭職。兩大政治獻金丑聞勢必會對菅直人政府造成巨大打擊，菅直人在地震前，其民意支持率只有15%-20%，他的許多政策，包括在日外國人可以參政政策，都得不到民眾的認可。據日本媒體調查顯示，70%的選民認為菅直人應在7月前辭職。可見，菅直人政權在政壇上已經是步履維艱，甚至奄奄一息。當然，從現在看，菅直人無論怎樣也是不得民心了。

（2）地震后的菅直人政府

當菅直人正在為政治獻金而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恰逢日本發生了大地震，這對于日本是一個大災難，但對于菅直人政府可謂是一個機遇，因為當時國內的焦點都轉移到如何有效應對地震上面了，如果菅直人政府能夠展現良好的執政能力，從新獲得民眾的信任，或許還能夠延續政權。但是菅直人在地震中的表現讓民眾徹底失去了信息。

隸屬于東京電力公司的核電站泄漏爆炸事件一再瞞報，加上信息公布不及時，對當地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菅直人政府在救災中表現不甚好，民眾顯然不買賬，從而也成為在野黨攻擊當局的有利因素。最大在野黨自民黨的總裁谷垣禎一也要求菅直人下臺，且民主黨內以前黨代表小澤一郎的支持派為主正在提高對政府的批判聲調，菅直人政府陷入深深的困境。

（3）震后重建以及對本國的社會政治影響

由于地震，引發了海嘯，核泄漏，重重打擊帶來的損失無法估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對日本造成了重創。經濟損失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受地震和海嘯沖擊的直接損失。雖然這次地震的重災區東北部不是日本最主要工業區，但該地區也集中了汽車、核電、石化，半導體等眾多重要產業工廠，該地區經濟規模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8%左右。其次，地震導致了社會經濟混亂，由于地震導致交通線路癱瘓，交通中斷，限制了日本進口，也影響了日本出口。受核輻射恐慌情緒影響，人心惶惶，國民都出國避難，并且由于日本是核電大國，核泄漏事故使電力供應成為難題，核電站不能正常運轉，甚至面臨被關閉的危險。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世界銀行首都經濟學家林毅夫報道稱，日本地震及次生災害對該國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初步計算在2.5%-4%之間，約1000億-2300億美元。經濟基礎決定上

層建筑，日本經濟重創勢必會影響到日本的政治。由于經濟地位的下降，日本政府在國際上影響力也會下降。

核泄漏必然會帶來安全隱患。日本在沒有通報鄰國的情況下把放射性物質污水大量排放到海中，事實上，從核電事故爆發至今，到底有多少放射性物質污染的水排放至大海中無法得知。”核泄漏所帶來的安全方面的隱患，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壓力。

從而，日本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政府失去信心。從此次地震中，可以看出日本的防災是不利的。海嘯襲擊日本之前，無論如何是有很長預警時間的，可日本政府應對不利，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日本地震頻發安全意識極高，但在這次地震中卻還是死傷無數，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府的“無能”，災民們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許多老人在饑寒交迫中遺憾死去。核危機搶救也是一塌糊涂。

二、地震后日本外交走向

此處，僅分析與日本關系比較復雜的中美俄的外交關系趨勢。

日本以美國馬首是瞻，關系密切，在經歷了重大的災難后，國內經濟遭受重創，國家政策發生變化，必將引起日美兩國關系的變化。大地震發生后，美國派出航母進行救助，但是后來聽說有核輻射，擔心救援人員受傷害所以馬上撤離了相關海域。美國此舉雖然可以理解，但是讓我們看到了美日同盟根基的不穩固性，即日美同盟更加側重于傳統安全上的合作，并且美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此外，由于地震日本政府的重點肯定是國內，對周邊國家的威脅會相應減少，這顯然不符合美國全球霸權理念，也會影響美日同盟關系。

地震發生之前，日俄兩國關系因“領土爭端”問題還很緊張，不僅政要之間大打“口水仗”，兩國關系也一度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日本發生強烈地震后，俄方顯示出了積極的態度，在第一時間派出救援隊參加救災工作，并迅速提供救援物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第一時間向日本首相菅直人發去慰問電，表達對遇難者家屬的慰問之情，總理普京立即表示俄羅斯愿意向日本提供煤、天然氣等能源援助，以緩解日本因福島核電站事故導致的電力緊張問題。同時，俄羅斯廣大民眾也紛紛為日本地震死難者獻花，表達同情和哀傷之情。俄方在日本遭受了災難后不僅顯示出了“純粹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可以看出，俄方正在尋求日俄關系的突破口，期待借此機會軟化日本在領土爭議上的態度，并試圖通過支援等周到的“地震外交”來改善兩國關系。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使日本內閣面臨巨大考驗，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強勢外交轉為國內災后重建，對于與俄方存在領土爭議的日本而言，今后將會在某種程度上在資源等方面對俄羅斯出現“依存”的傾向，此前炙手可熱的“北方四島”問題將被冷卻，擱置一旁。而隨著俄羅斯社會轉型的完成，經濟的復蘇使

其更有實力從容應對，同時，會加強島上的軍事力量，部署更多的先進武器。“北方四島”蘊含的豐富資源和處于太平洋咽喉要道的戰略地位，俄羅斯將長期掌握該群島的控制權。

中日兩國淵源很深，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抗日戰爭，釣魚島問題，撞船事件等等。日本發生大地震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時間向日本民眾表示慰問，中國政府派出救援隊赴日協助救災，并提供了積極人道主義援助物資以及燃料。面對災難，中日兩國政府及人民互支互援，體現了超越國家及民族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給修復中日關系提供了一個好的機會。但是由于此前日本政府不斷參拜靖國社，不對侵華戰爭進行反思，時不時的激起我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中日關系也曾一度降至低谷。

三、日本大地震對東亞格局主要影響

由于地震的影響，日本政府的戰略重心在今后幾年內將轉向國內，全力投入災后重建工作。在外交方面不會再像原來一樣劍拔弩張，而會做出相應調整，從而會有利于緩和東亞局勢。

首先，對朝鮮是極為有利的。在此之前朝鮮半島充滿了火藥味，局勢異常緊張。日本大地震打亂了美日韓的軍事部署，原訂的針對朝鮮的聯合軍事演習全部停止，朝鮮半島局勢趨于緩和。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過去一直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自去年以來，每次朝鮮半島出現危機，日本都會追隨在美國后面，時刻準備援助美國對朝鮮進行軍事打擊。但現在，日本暫時無力介入朝鮮半島事務。同時，在近期內，美國把重心放在了處理中東、北非等國**，以及援助日本災后重建，無暇顧及朝鮮半島事務。美國、日本各有關注重點，韓國在沒有美日這兩個國家的支持下，不敢對朝鮮動輕舉妄動，朝鮮可以暫緩一口氣，領導人將會贏得很長一段時間的和平環境，從而推動朝鮮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進行。

其次，中國也從中受益。去年以來，在日本的操縱下，東亞地區儼然出現了一種新冷戰格局，即美日韓聯合對準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拒絕與中國共同開發，進行實則對準中國的美日韓聯合軍演，借美國力量打擊中國。美日韓聯盟成形，東亞新冷戰局面隱約出現。中日關系惡化，甚至不少人懷疑會爆發中日間的軍事戰爭。但日本大地震后，東亞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東亞局勢得到緩和。

最后，加速東亞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特大災害沖擊了過去的傳統安全觀，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是中國嗎，還是其他因素？在我看來，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恰恰來自它自己：日本是一個島國，而且身處火山地震活躍的亞歐板塊與太平洋板塊，所以其更大的威脅來自于傳統安全因素。這個因素恐怕有些時候日本本身無力面對的時候，恰恰需要

其他國家的協作，尤其是東亞國家之間的相互合作和協調。日本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增強東亞其他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認識，由此加速東亞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

日本的大地震不僅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災難，造成了難以挽回的經濟損失,同時也對全球經濟帶來巨大影響，造成全球市場動蕩，勢必也會對日本的政治與外交策略產生影響，進而也給東亞地區的局勢帶來了影響。

參考文獻：

1、德國《明鏡》周刊網站，2011年3月11日

2、《華爾街日報》，2011年3月21日

3、韓國《中央日報》，2011年4月7日

4、美國《時代周刊》，2011年4月6日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的影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

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的影響

摘要：文化是影響國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從文化角度理解一國對外關系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中國有著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的傳統文化, 幾千年薪火相傳，對后代影響深遠。其所蘊涵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準則不僅具有強烈的歷史感,而且還帶有鮮明的現實性,從最深處影響著包括當代中國外交在內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致力于建立新的外交形象，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外交戰略、政策實踐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傳統文化；當代中國外交；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中國擁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在長久的歷史演變和社會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遺產，這也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的精神體現。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容外，還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態，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1]。

文化通過影響一個國家的決策者的認知模型,影響他們對環境的感知,進而影響一國的外交政策。正如諾威爾(John P.Lovell)所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價值觀、風俗習慣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個社會中握有政治權力的人易受社會文化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與態度將有許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個民族國家,統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種文化背景中發生的”。一個國家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宗教信仰及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決策者的思維方式、處世態度和價值取向,而這些因素會在他們制定外交政策和進行外交行為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表現出來[2]。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的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

交思想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烙印，體現在外交思想的不同方面。儒家文化對中國的外交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儒家的“仁義”，“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時至今日仍在我們的思想理論當中起到一定的影響，而在中國的外交理論當中仍然可以找到其歷史思想的支撐。尤其是現代社會以來，“和合”命題始終是貫穿當代中國外交思想的一條主線，從周恩來總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鄧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今天“和諧世界”理念的提出，無一不是在“和合”思想和國際大環境下中國的外交選擇。盡管不同時期“仁義”在中國的外交中所具有的含義不同，但中國外交思想在延續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或多或少地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始終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堪稱是仁義外交、“儒家外交”;隨著環境問題的世界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引起重視，成為環境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我國環境外交提供了傳統的理論基礎[3]。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歷來主張以和為貴，這與與西方文化所倡導的競爭意識形成強烈反差。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農耕文明和商業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國傳統文化植根于小農經濟上，表現出一種“ 靜態” 的特征，重視自然、和諧，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諧等。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價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發展道路及戰略目標。

“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規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國家以及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指導原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中國政府就以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作為中國對外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準則,即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最充分地體現了中國的“和”文化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是“和而不同”哲學觀的具體體現，也是辯證法中的儒家精華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典巧妙融合吸收和成功運用。其主張以和平作為各國相處的方式和目的,蘊含了“貴和”的思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各國要承認彼此的差異與區別,并在此基礎上尊重這種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存在的問題,以謀求最終“共處、互利”和諧發展的國際環境,體現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個性,和平共處而非消滅異己。“和而解”是解決國際關系中矛盾沖突的一種有效方式，這種非爆發式的方式能夠保持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相對平衡與穩定，同時也能夠避免和化解矛盾沖突所造成的破壞。重視“和而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

體現了一種博大的道德情懷，以“和而解”為解決矛盾沖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價值取向。同時，也表現出中華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寬容但不失原則的高尚一面。

中國提出“和平發展”的理念和戰略,走“和平發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華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國家的發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擴式”的,即國家的發展崛起伴隨著侵略戰爭、征服別國、并吞他國領土或建立殖民統治。這種方式在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并不鮮見。另一種方式是“內斂式”的,即發展崛起不向外擴張,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國各方面的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無疑屬于后者。在20世紀80年代在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對外關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謀求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同時，進一步要求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為和平的長久存在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主張為了謀求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營造了良好的周邊環境，為國家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推進世界和平事業[4]。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 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2002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江主席在布什圖書館發表演講時引用《論語》“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間、國家之間應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和差別是正常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我們主張，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和”強調和平,和諧。在承認和尊重事物之間差異的同時,還要追求事物之間的協調和融合,達到和諧的狀態。從古至今中華民族都在追求五種和諧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人與社會的和諧;三是人與家庭的和諧;四是人與人的和諧;五是國與國的和諧。“和諧世界”的提出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諧的精神。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動和諧世界的構建,為中國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國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進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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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對中國的發展起到內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國的崛起不會對它國構成潛在或實在的威脅。相反，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使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更為豐富多彩，為人類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鑒。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為國際關系的歷史帶來新的范例和素材，證明人類可以通過理性和和平的方式處理好國家沖突這一千古難題。每個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無不根植于它的歷史文化傳統。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而不曾斷裂，“和合”精神始終貫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講融洽，求和諧。中華文化傳統的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現為三大理念與追求:貴和慎戰、包容兼蓄。中國的外交實踐證明著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平自主，善結與國，慎戰避戰。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守護者，絕非世界和平的破壞者和威脅者。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從實際生活出發，要求合理地保護自然資源，維護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這種主張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對于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具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表明現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實實在在的內容，它不僅僅是一種哲學觀念，也是一種生態價值觀、經濟價值觀，對我國制定環境政策，指導環境外交思想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新世紀，我們放眼未來，發展并穩定多邊，積極促進國際環境合作的全面發展，為促進全球環境安全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時又要著眼于現實，認清形勢，吸取傳統文化的精粹，制定出正確的環境外交理論和政策，切實保護世界環境，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人 類和諧共生。

胡錦濤主席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指出中國要著力培植文化軟實力，這對于擴一大中國的影響力，推廣沉淀了五千年的華人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國的外交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下，要著力從傳統儒家文化中找尋適合于當今外交的有用理論價值，應用于我國外交思想理論的構建，最終形成自己的文化外交思想。一國制定和推行的對外政策并非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代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發展道路和戰略目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將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外交的未來發展。當前,中國外交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在國際事務中謀求合作,以及積極追求世界和諧的誠意和舉動,也逐漸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信任,相信在未來的國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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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外交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與收獲。參考文獻：

[1]謝慧.淺析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期刊論文]-文化論壇.2011 [2]肖晞.牛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期刊論文]-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3]王麗麗.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外交思想的關系[碩士論文]-青島大學.2009 [4] 楚樹龍.王青.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影響[期刊論文]-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

第三篇：理論對外交決策的影響

理論對外交決策的影響

——以遏制理論為例

課程：外交決策分析 班級：國政1002班

2011年4月20日 理論對外交決策的影響——以遏制理論為例

【摘要】國際關系理論產生較晚，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過程中。戰后美國的遏制戰略成為美國對蘇戰略的核心。本文以美國的遏制戰略為例分析理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理論在決策前為決策提供了多條選擇路徑，在決策中促進決策的科學化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從而作用于決策實踐，然而理論也存在諸如與實踐脫節、不為決策者所重視等種種局限性，因而探討理論和外交決策關系對中國當前理論研究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關鍵詞】外交決策 遏制理論

一.國際關系理論的演變和發展概述

國際關系理論一般是指研究國際政治事件或過程的個性與共性，并據以提出命題、得出結論或總結出規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大體經歷 “從描述性到分析，從具有濃厚的法

1理主義道德主義色彩轉變為比較冷靜和客觀科學的政治研究”。

早期的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為了向君主這提供實際的咨詢，并未對國際關系現象作抽象的分析；20世紀初國際關系研究最先在英美興起，二戰以來國際關系理論出現了諸多的流派，形成了包括對理想主義學派的批判和對二戰反思中的現實主義理論，對現實主義進行修正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制約作用的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機制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強調國際體系中的社會結構的建構主義等一系列理論和理論學派。這些理論通過學者的批評、政策的辯論等各種途徑在診斷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預測國際形勢的發展、評估政治決策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并不斷繼承發展完善。

二.遏制理論的產生和實踐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共同敵人的消失，兩國均憑借自己在戰時所形成的強大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實現本國的安全和擴張的目標。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蘇聯作為國家最高戰略目標的“杜魯門主義”標志著美蘇冷戰的正式開始。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中，美國始終將遏制戰略作為美國對蘇戰略的核心，對戰后國際關系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 周桂銀 主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第2頁 遏制理論的產生：1946年2月22日喬治·凱南在從 莫斯科發回國務院的一份長達八千字的電報中對戰后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當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議，引起決策層的注意。1947年5月，凱南擔任新成立的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并從此進入了美國決策的核心。7月凱南在美國的《外交》季刊上發表了著名的《蘇聯人行為的根源》，正式向美國公眾公開美國的遏制戰略。

遏制理論的主要內容和實踐：蘇聯對外擴張的根源在于俄國人傳統的不安全感；蘇聯行為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蘇聯的政策目標是試圖削弱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和影響以擴大蘇聯的影響范圍；美國對蘇政策應是遏制蘇聯擴大勢力范圍的努力，限制蘇聯的影響范圍并促使其內部發生變化。遏制戰略提出后美國的政治上實行了以遏制蘇聯為目標的杜魯門主義在經濟上實行了擴大美國在歐洲勢力的馬歇爾計劃，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后對蘇聯實施了包括圍堵，威懾、脅迫、預防等多種手段對蘇聯圍追堵截，相當程度上在對蘇聯的解體上起了促進的作用。

三.理論對外交決策的影響

理論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選擇的路徑。首先，理論的產生過程決定了理論的直接價值。理論是古代向君主提出的合理的建議在近代的抽象化規律化的演生產物。它的直接而實質的價值便是通過專業的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研究為決策者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選擇，減少在決策者的非專業性造成的對國家利益的損失。其次，不同理論的直接價值需要在不同具體環境中有不同的體現。不同的具體環境下理論所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弱肉強食的年代，列強紛爭諸強割據的時代，實用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往往發揮更顯著更有效的作用，而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帶有溫和色彩的自由主義往往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因此，不同理論的不同的適應性帶來了理論選擇的多樣性。理論的多樣的紛爭使得決策者有更多的可選擇理論，改變了以往少數“謀士惑君”的非科學的局面。

二戰結束后美國面對一個戰后國際地位空前提升的蘇聯面臨諸多的戰略選擇。由于在二戰結束前后美蘇之間在東歐、德國等諸多問題上的爭奪，加之二者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兩國無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抗。然后關于對抗方式當時不同理論給出了不同的回答，杜魯門政府正是在此時選擇了遏制戰略作為其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可見，專業化的學者理論對外交決策提供了更多合理而可行的新路徑，促進政策實踐利益的最大化。

理論促使外交決策的科學化。決策者常常同時以政務官的身份出現，不僅參與決策且需要處理大量包括外交活動、競選活動等事務，因此往往在相關專業能力難以與專業學者相匹。決策者更多依賴個人素質、經驗等因素制定政策，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非科學性，可能給國家利益帶來極大的損失。六十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決斷的赫魯曉夫在過程中以冒險主義開始而以投降主義結束使得蘇聯在世人面前丟盡臉面。而肯尼迪政府團隊的科學決策不僅使美國在危機中獲得勝利，也成為“危機決策”的經典案例。科學的決策離不開抽象化的理論指導，危機的科學決策是常態化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研究理論無論對于常規型決策亦或是非常規型決策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凱南的遏制理論并非僅僅是書齋簡單邏輯分析的產物，長期在蘇聯的實踐工作使之擁有了超過普通美國學者官員對蘇聯的認識，專業化的分析方法和可靠而廣泛的信息來源是其戰略理論提出的前提。在《蘇聯人行為的根源》中凱南從俄國人傳統的不安全心態入手，對蘇可能采取的方法進行了科學化的估計，從而得出以遏制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目標。因此，理論不僅提供了多條決策的路徑，更使得路徑的可行增加了專業和科學的砝碼，減少了因決策者的武斷、少數政策建議提供者的片面性帶來的風險。

實踐對理論的修正作用促進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國際關系理論由于始終處于不斷的發展 和變革之中，難以有一種完善的理論能夠真正診斷、指示、預測和評估所有的國際關系現象，因而實踐對理論的不斷修正和完善成為理論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后的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和評價也就越具有說服力。

遏制理論自提出到發展并非一成不變，遏制是美國對蘇外交的主軸，然而在不同時期伴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遏制理論的內涵也在不斷完善及變化。冷戰中，遏制理論的具體內容大致隨美蘇實力對比以及不同的總統而有所區別。冷戰初期，蘇聯綜合國力與美國有一定差距，處于美攻蘇守階段。美國憑借在展示膨脹起來的政治軍事實力在全世界范圍內遏制蘇聯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包括拉攏歐洲出兵亞洲和支持鎮壓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等。但隨著美國深陷越戰，蘇聯軍事實力的增強，全方位的激烈對抗和遏制已經難以符合實際的情況。70年代起，遏制理論的內涵悄然發生改變，尼克松上臺采取收縮戰略，包括結束越戰、改善中美關系、對蘇緩和、加強與西歐日本的關系，但目的仍然是與蘇聯對抗來遏制蘇聯，是美國實力衰微的無奈之舉。蘇聯入侵阿富汗和保守的里根的上臺使美蘇實力對比和遏制戰略再次發生改變，在蘇聯內部出現了經濟發展的停滯，美國以經濟和科技實力實力加快遏制蘇聯的步伐，直至冷戰結束。

縱觀冷戰，遏制理論為美國對蘇政策提供了原動力，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因美蘇實力對比變化而出現的新問題尤為遏制理論注入了新的內涵使之更可行地知道現實政策。這無疑體現了理論與實踐之間互生共榮的關系。

理論對外交政策作用的局限性。首先，理論同時具有超前性和滯后性，理論的兩性使理論往往與實踐脫節，造成理論與實踐的鴻溝。理論的超前性體現在理論由于學理上的分析和發展，使之超前于現實的生活和發展，提供了一幅未來的藍圖和愿景，它可能提供了為現實預測的功能，也往往是書齋的產物，因此常常脫離現實的存在，不僅短時間內無法實現理論的價值也造成了民眾及決策者的不信任。相同的，理論還存在著與超前性截然相反的滯后性。由于理論常常對已有現象事實的概括抽象，若無法提升理論之所以為理論的一般性，就會出現就事論事、“事后諸葛亮”的誤區，出現與超前性共同的問題，即無法實現理論的價值及失去信任導致理論研究的持續性遭受挫折。

再者，許多正確的決策并未能為當政者和決策者所看重。理論為決策者提供多條路徑選擇，卻并非都是盡善盡美，可行而可持續的。學者在為決策者出大量“選擇題”的同時卻無法為其確定最后的答案，這使得最后的政策實施難以符合期望。同時，眾多研究的非科學化、書齋化增加了非良性路徑的數量導致了正確建議為決策層所看重的可能性。多重理論的缺陷使其失去決策層的信任，他們往往更愿意將理論作為其行動的美好外衣，實行宣傳和行動兩副面孔，失去了理論作為實踐指導的現實價值。

四.研究理論與外交決策的影響對中國的啟示

理論研究的發展應該兩條路并行。所謂的兩條路并行即不僅需要發展具有超前指導意義的理論也應該同時發展與現實問題相關的理論研究。沒有所謂超前艱深的理論拓展，理論的未來出口將變得有限，理論的現實瓶頸將很快到達。但沒有著眼于現實問題考量的具有短期成效性的理論研究將造成許多現實問題，即理論難以服務于實踐，社會對理論的期待的減少導致理論研究的保障和激勵的減少，理論發展同樣將陷入困局。

現實的做法為形成并不脫節的但各自有所側重的兩套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形成以實務理論研究和非實務理論研究的兩套體系，兩者并重。以前者作為后者研究的現實保障和現實出口，以后者研究作為前者的基礎。

科學化的理論決策關系是最佳的路徑選擇。現實中在中國部分地區的決策不調查不研究脫離實際情況，以領導的個人喜好濫用決策權，被群眾譏之為“先拍腦袋決策，再拍胸脯 保證，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為了減少傳統的“拍腦門”決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科學化的理論決策關系是決策正確優化的最佳選擇。科學化的決策理論關系不僅在于學者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更在于決策者改變觀念，轉變在過去以研究者作為其政策粉飾者的地位。借鑒部分國家現實在實行的政府官員、智庫、大學學者之間的職務互換的“旋轉門”形式，改變理論研究和現實決策的關系。

理論的成果應該符合決策者的需要。國際關系領域的重要著作一般過于抽象化，他們所提供的一整套專業術語往往難以很快令決策者了解，難以使決策者完全理解和實施貫徹研究者的意圖而出現偏差，并且時常在決策者采用該成果之前已經為決策者所拋棄。決策者在處理大量事務性工作時需要的往往是可信度強的而方向性明確易懂的決策方案，而非艱深難懂的理論過程。可信度源自于方案提供者以往的理論研究對現實的可行的積累，而在做到可信度足以和決策者溝通時，方向性明確且易懂的方案就顯得尤為重要。系統的專業加工而產生的有力而要的政策選擇在未來也將成為理論服務于決策的最佳道路。

【主要參考資料】

1.周桂銀 葛騰飛 主編：《當代國際關系史（1945-2005）》，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 2.方連慶 王炳元 劉金質：《國際關系史（戰后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周桂銀 主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4.陳岳 著名：《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張曙光：《美國遏制戰略與冷戰研究》，載于2006年第10期《社會科學》； 6.何蘭：《美國冷戰與遏制戰略評析》，載于1997年第4期《高等函授學報》； 7.臧永祥：《外交決策理論探析》，載于2008年第1期《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

第四篇：(俄羅斯外交論文)中俄能源合作及對東北亞經濟的影響

《俄羅斯外交》

論文

論文題目:中俄能源合作及對東北亞經濟的影響

系別：人文學院國際政治專業

年級：2005級

中俄能源合作及對東北亞經濟的影響

【摘要】 中國與俄國是東北亞地區的大國，兩國經濟上的合作影響著整個地區的局勢。本文通過對中俄之間能源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的分析，對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取得的成就的回顧，著重分析了兩國合作對東北亞經濟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 能源外交 中俄關系 能源合作

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技術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人類社會對能源的需求量不斷加大，能源也從人類富有的財產漸漸走向枯竭。為了生存，能源短缺的國家必須向外尋求幫助，能源問題也就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成為關乎一個國家的最高利益的問題，成為國際戰略的重中之重。中俄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已達十多年之久，但合作路途并不平坦，其中出現的“安大線”和“安納線”之爭等，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石油問題是中俄關系中的軟肋 [1]。

盡管如此，兩國在該領域的合作還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那么兩國進行能源合作的動因是什么呢？兩國的合作無疑會極大的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但對整個東北亞經濟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下面，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中俄能源合作

（一）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世界性能源緊缺

眾所周知，世界能源危機是人為造成的能源短缺。石油資源的蘊藏量不是無限的，容易開采和利用的儲量已經不多，剩余儲量的開發難度越來越大，到一定限度就會失去繼續開采的價值。在世界能源消費以石油為主導的條件下，如果能源消費結構不改變，就會發生石油危機。

近年來，世界能源市場的發展受到一系列因素諸如伊拉克戰爭、“卡特里娜”颶風的影響，導致能源產品價格暴漲、能源消費中心由發達國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影響力增大 [2]。談到戰爭，由于其本身對石油產生大量的需求，使得石油供給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引發世界各石油輸入國大幅增加石油儲備，從而助推了油價的升高，導致石油危機的加劇。

為應對這些新變化，世界各國積極尋求與產油大國開展廣泛的以石油天然氣為主的能源合作。中國也趕在隊伍的前列，不僅努力謀求與中東產油大國的合作，而且積極探索從毗鄰的能源大國俄羅斯那尋求幫助。國際能源危機的加劇為中俄兩國能源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中國能源危機嚴重

如上所述，在國際能源危機日益加劇的背景下，隨著工業的發展、能源消耗量的增多，以及能源利用技術較低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過，面臨的能源短缺問題更加嚴峻。據西方專家評估，2005年世界對石油的需求量增長了1.3%，而中國的增幅為2.8%。由此可見，加快與俄羅斯建立有效的能源合作機制是解決中國能源短缺問題的必要途徑。

不難看出，中俄進行能源合作對中國的好處是明顯的：在當今世界格局趨向多極化和必須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勢下，把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和核能)作為鞏固和發展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長期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物質基礎；從地緣政治和經濟考慮，加強與俄羅斯能源合作可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另外從安全角度看對中國也有較重要意義。[3]

3、俄國大力推行能源外交

能源是當今世界各國發展的必要物質基礎。在由于伊拉克戰爭使中東地區石油產量不穩、世界市場油價不定的情況下，俄羅斯利用其得天獨厚的豐富能源，以及地跨歐亞、聯接東西、輻射性強、緊鄰世界主要石油天然氣消費區、能源供應渠道穩定且安全等有利條件，大搞能源外交，賺取經濟利益，提高政治地位。

所謂能源外交，就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個國家在能源的進口、出口及能源的相關事項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把能源優勢，特別是豐富的石油資源優勢作為其外交砝碼，作為撬動東亞，西歐乃至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的工具，這就是俄國的能源外交。其具體戰略是：穩定西歐，鞏固獨聯體，爭奪里海，開拓東方，突破北美，挑戰歐佩克。[4] 在上述戰略中，中國理所當然的成為俄羅斯手中的一顆棋子。在俄中關系方面，俄國為了改變自身在經濟上面對中國的巨大劣勢，不斷調整對中國的能源供給。左右逢源的俄國有其自身的能源戰略圖謀。“中俄兩國互為最大鄰國，因此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石油和天然氣在經濟上最劃算，在政治上也最安全。加上中國能源市場大，因此也是最穩定的市場。而如果失去這個市場才是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俄政治經濟學家舒別爾強調說。[5]因此，在中國深陷“能源危機”的背景下，俄羅斯更有可能以石油作為談判的籌碼，換取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報酬。

(二)中俄能源合作的挫折與成就

如前文所述，中俄兩國在能源合作領域有波折也有重大的成績。

從1994年到2003年，歷時9年，中俄兩國終于達成協議，準備從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安加爾斯克油田直達中國東北大慶，修建一條長達2400公里的跨國石油輸送管線，簡稱“安大線”。這一工程，卻因日本的強力介入競爭、提出新線路而頻生變數，“安大線”方案頓時擱淺。

但隨后，中俄兩國排除障礙，開創新的交往方式。在2006年的“中國俄羅斯年”里，普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在中俄石油天然氣合作方面達成了一系列共識，為長遠合作奠定了基礎。[7]送走了中國“俄羅斯年”，又迎來了共有190項活動的俄羅斯“中國年”。期間，中俄兩國簽署了超過43億美元的合作協議，項目涉及能源、高科技等領域。在中俄經貿關系中，能源合作無疑是最受外界關注的領域。能源合作的進程，無疑在俄羅斯“中國年”中得到加速。

從2004年開始，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數量開始迅速增長.2006年，中石油分別與三家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公司簽訂了有關石油、天然氣和管道建設的三個合作文件。2007年11月10日，俄羅斯工業和能源部部長維克托·赫里斯堅科稱，“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國支線將于2008年開始修建。[8]該管道的建成無疑將會走中俄兩國帶來巨大的利潤，給整個東北亞都帶來巨大的便利。

另外，在中俄雙方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推動下，中俄石油天然氣合作目前形勢良好，正以多種形式開展起來。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將合作成立東方能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將與俄羅斯石油公司合作建設1000萬噸煉油廠，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與俄羅斯盧克公司簽訂在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建設100座加油站的協議，中國石化總公司參與庫頁島的勘探工作，所有這些都說明，中俄石油天然氣合作在不斷擴大和深入。

二、中俄能源合作對東北亞經濟的影響

能源合作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已經看到，中俄兩國的能源合作已經為兩國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在安全環境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利益和好處，那么作為東北亞地區兩個最大的國家，他們的合作給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又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俄兩國的能源合作只會給東北亞的經濟發展帶來好處，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

（一）符合當今時代的潮流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 能源自被開發利用以來，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源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冷戰結束后，軍事因素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相對下降，經濟因素則相對上升，涉及能源的國際問題變得敏感。在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集團化的大背景下，國際關系日益體現為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相互依存，各國關系與利益的交織為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9]在能源領域也是如此，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能源合作機構和世界能源憲章組織等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從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屬于非傳統安全范疇。非傳統安全威脅超越了傳統安全以各國疆界為主的地理空間，具有突出的跨國性和明顯的擴散效應。針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跨國和跨地區的特點，相關各國只有通過雙邊和多邊協調以及建立互相信任等措施，擴大交流與合作，才能逐步解決彼此間的沖突和矛盾，實現共同安全。[10]可見，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合作是符合當今時代的潮流和順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的。

（二）有利于加快構建東北亞多邊能源合作機制的步伐 東北亞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和俄羅斯亞洲部分。由于經濟快速增長，東北亞地區的能源需求增長明顯快于世界其他地區。其中，俄羅斯是世界能源生產大國，而日本所用石油99%以上靠進口，中國也已經由產油出口大國轉變為進口大國。因此，中國與俄國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就給日本等國帶來了恐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國對抗從而加劇了該地區緊張。“安大線”和“安納線”之爭即是最好的說明。

盡管日本可能對石油路線選擇問題耿耿于懷，但我們相信，通過重要的新形式的合作，各國之間的矛盾可得到化解。有關專家認為兩國之爭主要在于兩國在能源供求方面的趨同性，在于兩國在能源利益方面的重疊性。正是中日兩國在能源消費結構、來源渠道、能源戰略方面的趨同，才使得雙方利益重疊，沖突不斷。從一定意義上說，區域內國家的能源競爭說明這些國家面臨著共同的問題和利益的重疊，這既可以是區域內國家的能源激烈競爭的主要原因，也可以是加強合作、維護共同利益、構建有效能源供應體系的基本動因。

另外，中國與俄國能源合作的成功無疑可以成為該地區的典范。中俄的合作為其他各國與俄國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俄羅斯在享受的合作帶來的成果時，定會尋找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也會竭盡所能的去幫助他國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東北亞區域多邊能源合作機制的建立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有利于加強本地區的能源安全 實際上，能源合作和各國的能源政策是與能源安全密切相關的。能源安全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一位韓國學者基于對能源危機的分析得出的能源安全的概念是：“獲得穩定的、價格合理的和可持續的能源供應。要建立一個高效的和環境友好的能源供應體系、能源危機預備機制和國際合作。”[11] 作為東北亞地區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合作不僅有利于維護兩兩國的能源安全，也能極大地推動該地區整體的能源合作進程，有利于維護整個地區的能源安全。

結語

隨著經濟的發展，能源的消耗，能源短缺問題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國由石油出口大國變為嚴重依賴進口的國家，面臨著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尋求能源幫助的困境。而其優勢就在于與能源大戶俄羅斯毗鄰，而且兩國還有著較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因此，中俄合作成為中國尋求發展的必然出路。

對于俄羅斯而言，向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出口自己的優勢商品，既有利于取得較高的利潤，又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其推行能源外交戰略，俄羅斯當然是以經濟態度來迎接中國的合作了。

對于整個東北亞地區來說，能源合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區域經濟發展、保障區域安全的重要手段，對各國而言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中俄的能源合作的深入開展不僅會促進整個東北亞地區的能源優質化,改善該地區的能源結構,而且將加強東北亞各國間的相互聯系,為東北亞地區經濟的更加繁榮注入強勁的動力。

【參考文獻】

[1]石油管道之爭背后的俄中關系不均衡，孔寒冰，《世界知識》2003年第21期 [2]受美國颶風影響 能源等產品價格上漲http://www.tmdps.cn>時事聚焦>國際時事>中俄能源合作不斷加溫

[8]俄高官表示東線石油管道中國支線將于08年開工,中國經濟網 > 產業市場 > 能源 > 石油 > 正文www.tmdps.cn [9]國際政治背景下東北亞多邊能源合作機制的構建http://www.ebtime.net 2006-12-14 來源:《西伯利亞研究》

[10]國際政治背景下東北亞多邊能源合作機制的構建http://www.ebtime.net 2006-12-14 來源:《西伯利亞研究》

[11]［美］丹尼爾·耶金．全球能源安全．國際經濟評論，2003

第五篇：論日本大地震對中國及世界能源供需的影響

論日本大地震對中國及世界能源供需的影響

作者：唐艷秋

鐘丹妮

摘要：日本地震致使許多能源基礎設施遭嚴重破壞，福島核電站在此次地震中發生核泄漏，由此引發了世界人民對核能源的質疑，尤其是日本民眾反核情緒十分嚴重，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拆除全部核電站，這些都可能成為改變日本能源結構的因素。誠然，核能所存在的安全隱患絕不容忽視。另一方面，當今的世界能源結構是以化石燃料為主，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核能作為一種新能源，大大緩解了不可再生能源日趨枯竭的壓力。核能的減少，將有可能改變世界能源結構，并迫使各國加快對新能源開發的步伐。

東京時間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里氏9.0級地震，并引發大規模海嘯，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在此次地震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因為核物質泄漏的源頭未能及時堵住，大量帶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水源源不斷地流入大海，引發了世界人民的恐慌。

核污染已經不是新鮮詞了，自1951年人類利用原子能發電以來，對核電的反對就從來沒有停息。特別是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后，上世紀80年代末和整個90年代，西方國家曾掀起一波更加強大的反核行動，不少歐洲國家或者關閉已有核電站，或者停止建設新的核電站，有的還將“無核”訴求寫進憲法。就切爾諾貝利核能發電廠發生的嚴重泄漏及爆炸事故來說，該事故導致31人當場死亡，上萬人由于放射性物質遠期影響而致命或重病，至今仍有被放射線影響而導致畸形胎兒的出生。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此事故引起大眾對于前蘇聯的核電廠安全性的關注，事故也間接導致了蘇聯的瓦解。蘇聯瓦解后獨立的國家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等每年仍然投入經費與人力致力于災難的善后以及居民健康保健。在過去20年間，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受害者總計達900多萬人，隨時可能死亡。

對于這一點，經歷過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日本民眾更是深有體會，這次日本核泄漏，國家乃至國際社會在核危機事態面前的應對失措，無疑會加深公眾對核電的恐懼心理，從而為反核群體提供新的動力，日本人民的反核情緒更是被徹底激化。在日本國內舉行了示威游行活動：

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使用核能源，拆除所有的核電站，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對此采取模凌兩可的態度。另外受地震影響，日本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境內的核電站相繼關閉，包括日本核電公司東海第二發電所在內的11個核反應堆停運，多家火力發電站也停止運營，日本的電力供應能力大幅下降。

據資料顯示，日本有54座核電站，提供國內三分之一的電力。日本是一個工業大國，對能源的需求極其巨大，核能作為一種新型能源，具有清潔、高效率的優點，對于日本這個資源匱乏型島國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是，核能一旦利用失控，對人類造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從消極角度來講，如果日本政府順應民意，停止使用核能源，勢必會造成日本能源結構的變化。日本能源資源貧乏，只有少量水能和煤炭，必須大量進口原油、天然氣、煤炭及鈾等能源，是世界第 2 大能源進口國，同時也是世界第 4 大能源消費國。自發生“世界能源危機”后，日本為了減輕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大力發展核電，開發水電、煤電、液化天然氣發電，開發新能源，從供需雙方開發節能技術，進口能源的比重已明顯降低，但到 1999 年，一次能源進口比例仍超過 79%。在日本的能源需求中，石油占 52%，煤占 15%，核能占 15%，天然氣占 13%，水能占 4%，可再生能源占 1.3%。停止核能，意味著日本15%的能源要靠其他能源來承擔，再者，此次地震損壞了許多日本的能源基礎設施，重建的話也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一時之間沒辦法找到新能源，只有進一步依靠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這樣一來，世界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進一步擴大，世界能源結構趨向優質化的進程更為艱難。

另一方面，日本一直致力于開發“可燃冰”等新型能源，日本經濟產業省準備于2011年年底，在東海洋面至熊野灘一帶的海底，從海洋中開發可代替石油的能源“甲烷水合物”。此次挖掘工作是世界首次，如果一切順利預計2018年可以投入商業生產。預計向海底挖掘數百米。由于海底的可燃冰是固體，不會像石油和天然氣那樣自己噴發出來，因此準備嘗試新技術，通過降低含可燃冰地層的壓力，使其分解，從而取出甲烷氣體。經產省從2003年到2006年實施了鉆探調查，確認了該地區含有可供日本使用13.5年的天然氣資源。至今，還沒有把可燃冰投入商業生產的國家，對于日本來說這有可能成為珍貴的自主開發資源。停止使用核能源，將使日本加速開發新能源，用可燃冰等代替核能。如果日本的能源轉型成功，可能帶動世界能源結構的改變。

日本能源結構變化對于中國影響最大的方面就是煤炭的供給，“日本遭受地震以及海嘯災難之后，造成短期煤炭需求呈現短期回調，加之日本主要煤炭接卸港之一仙臺港遭到嚴重破壞，其港口煤炭接卸才能總體降低，短期煤炭進口呈現一定幅度降低。”煤炭資深專家李朝林分析道。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著手，對煤炭的需求一定會增加，中國作為一個煤炭資源較為豐富的日本鄰國，必然會成為日本煤炭資源的主要來源國。中國煤炭的出口量加大。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的能源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大國。因此僅僅在東亞就存在了兩個世界前三位的能源消費大國，這也造成了本區域內的能源安全的競爭。

短期來看，福島核危機會放大以往歷次核電站事故所產生的恐懼效應，這又會迫使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要更加慎重考慮核電發展。但核電站不會消失，對核能的利用也不會消失，世界能源利用格局不會因此發生大的改變。

長遠來看，人類的能源利用還是無法離開核能，比如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后，世界一些國家曾引發核利用的爭論，但進入新世紀以來，核能在歐洲又出現回歸，部分反核人士對核能的態度也發生了逆轉。過去六十年來，核能技術不斷發展進步，目前第三代核能技術已進入實際應用階段。這是人類技術發展的必然過程。當然，核能技術應用中發生的事故、遇到的問題，更會刺激各國政府或核電企業要下大力氣組織專家，對現有的安全標準進行檢查，尋找漏洞，對核能技術進行更新升級，從而提高核能技術應用的安全程度，提升核安全管理水平。這次危機再次將核安全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無疑會推動世界核能技術的進一步更新換代，沒有人愿意看到今后再次發生類似的事故。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如上所述，此次的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將激發人們完善核技術，進一步加大核能源在世界能源結構中的比重，核能源也會在未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附注：1）本組資料搜集人員：譚明鳳、唐偉、任巧

2）本文引用圖片摘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