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深度報道與新聞記者思維方式的變革

論深度報道與新聞記者思維方式的變革

內容摘要：本文著眼于傳媒變局與深度報道構成的互動關系，分析深度報道理念在我國傳媒業嬗變過程中所帶來的觀念變構，并進而探討中國深度報道及傳媒發展的未來空間。本文還深入分析了深度報道在傳媒變局中的角色扮演，認為新聞觀念的質變是引發傳媒變局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傳媒變局、深度報道、觀念。

當今傳媒面臨著進入市場、重新“洗牌”的新形勢。面對如此劇烈的傳媒變局，新聞報道如果只是在單向度的傳統思維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細化，如在新聞主題的提煉、文體的創新、表達的新穎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現實格局的變化所帶來的重大發展機遇。傳媒變局的“戰略思考”帶來的思維轉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為多個層面：它既有對新聞媒介生存法則的重新認識，也有對媒介功能的新的詮釋，當然還涉及到新聞媒介如何反映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等操作性問題。后者盡管在傳媒視野中屬于戰術性問題，但“動一發而牽全身”，如果傳媒賴以立足的新聞報道本身缺乏影響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這場“洗牌”、競爭中全盤皆輸。

喻國明教授在談及“未來我國傳播領域受眾需求的三大趨勢”時指出：“媒體，尤其是試圖成為最具社會影響力或特定領域影響力的主流媒體，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訣就在于‘隨動’——伴隨這一主流社會人群的轉移而轉移自己的目標受眾的定位，力爭成為服務于現階段社會或某一特定領域內主流人群的傳播媒介，成為他們所倚重的基本資訊來源、思想來源和觀念來源。”①就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傳媒業發展看，這個判斷是相當準確而深刻的。事實也是如此，主流媒體的制勝“法寶”恰恰在于媒體在與目標受眾的“隨動”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適合于主流人群的資訊和觀念，從而鞏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這一切，從報道模式看，傳統的客觀報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資訊，已不足以滿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資訊訴求，而以深度報道為代表的新一代報道模式，恰恰與現代思維方式之變化構成一種深度契合和互動，滿足了目標受眾之需，從而成為新聞報道中的“主流新聞”。

一、我國傳媒業觀念形態的嬗變

我國大眾傳播業20年來的發展歷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從功能的單一到功能的多樣；從傳播者本位到受眾本位；從宣傳本位到新聞本位；從僅僅把新聞事業視為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到承認新聞事業的產業化性質并將市場機制引入傳播領域。”②這大致可以看作是對20年來我國新聞傳媒變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對于上述傳媒變局，當然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從“發生學”角度分析，在我看來，推動我國新聞傳媒發展的關鍵力量主要來自三方面：

一是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引發的意識形態變遷。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

和宗教的。”③新聞媒介作為反映社會經濟和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它的性質、功能和發展必然受到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這雙“無形之手”的影響。

二是以“受眾”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影響。新聞媒介作為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的“橋梁”，它受到來自兩方面的雙向制約，但同時也可能構成兩者之間的“紐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是分離的，新聞媒介也出現了傳播“偏向”，因此受眾因素實際上是被忽略了，其結果是導致本來的新聞受眾無法從新聞媒介獲知信息，而只能轉而從其他渠道尋找資訊和思想來源。這種傳、受之間的斷裂，必然使新聞媒介的生存空間遭受擠壓，難以擔當起輿論“公器”的職責。表層地看，從90年代初開始，新聞傳媒逐漸找回“受眾”意識，并在結構與選擇內容的標準上首次向著“受眾本位”的方向發生根本性轉移，而究其實質則是新聞媒介直接感受到了來自以“受眾”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巨大壓力，并且調整了傳播關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兩端的平衡點。盡管在實現過程中“失衡”現象經常存在，也難免出現兩面不討好的尷尬。

三是新聞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果。我國有著異常復雜的國情和特點，許多現象往往不是經典理論所能涵蓋和解釋的。新聞媒介的嬗變也能印證這個判斷。自然，人們不能否認理論對具有實踐的指導乃至引領作用，但就我國新聞的實際情況看，往往是在理論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時，而某種現象卻已經有了，或者說新聞實踐走在前面了，從而引起新聞觀念和理論的探索和更新，最終駛入官方認可的“快車道”。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認新聞實踐所蘊涵的巨大推動力量。

以上是我國傳媒變局的整體軌跡，而所有與此相關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都與深度報道觀念有著深切的關聯。這里僅著眼于“觀念”形態，分析深度報道理念在我國傳媒業嬗變過程中所帶來的觀念變構：

首先，擴展了對媒介功能的認識。一種主流報道形式的出現，事實上總與這個時代的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社會主流訴求聯系在一起的。深度報道作為黨派新聞、客觀報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報道形式，不僅賦予新聞報道以信息功能、服務功能，而且還以啟思性的透視功能、監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審美功能給人以多方面滿足。譬如有些記者就認為：“扎實地讀懂中國社會這本大書，用學者的眼光觀察和審視生活。”這種認識，表明深度報道帶來的是記者撇開了多年形成的線性思維，而漸漸趨向對新聞的多種功能的整合認識。深度報道中“讓事實經過理性的過濾”，在作品中帶有“全息攝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聞從單純齊一向多樣統一的認識超越，更表明了駕馭深度報道的新一代記者審美意識的長足進步。所有這一切，自然會擴展為對媒介功能的重新認識。

其次，回歸新聞的本質。新聞具有宣傳的社會屬性，但宣傳畢竟不是新聞的本質屬性，更不是唯一屬性。以往的新聞只強調單向度的宣傳，忽視新聞之所以成其為新聞的本質屬性。深度報道的目標訴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實現“重要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就從本真意義上重新闡釋了新聞的含義，糾正了庸俗化宣傳隱含的單一屬性認知。深度報道最基本的社會品格，即“深度報道是否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否具有新聞要說真話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歷史真實記錄的新聞使命感”。④從這一個性設定中不難看出，深度報道對于新聞媒介確立以新聞為本位，摒棄宣傳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聞事業的產業性質引入傳播領域。新聞與市場結緣，其前提是新聞的品牌節目獲得廣大受眾的認可，并由此凸現新聞的經濟屬性，進而擴大為把市場范疇引入傳播領域。這里有一個隱形的邏輯延伸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深度報道節目和作品作為媒介的“第一賣點”，吸引過受眾的眼球，也贏得了“市場效應”。眾所周知，傳播市場是建立在社會注意力資源基礎上的，而深度報道在各種新聞中最大程度上吸納了這種社會注意力資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進一步裂變、釋放出能量，最終實現了對社會注意力的占有。某種程度上講，傳媒的產業性質最終確立，也不能忽略深度報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期待視野中的傳媒功能變革

傳媒業態的嬗變，歸根結底是緣于傳媒業對傳媒功能有了新的認識。無法否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意識形態掌管者慣常地把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僅僅看作是宣傳教化的工具，而且在這個精神空間，領袖們、精英們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輸者的代名詞，而“凡夫俗子”的個人則是受教育者、被灌輸者、服從者、行動者的另一種命名。它還只承認思想與認知的一種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與認知的多元性、豐富性、多樣性、多層次性的思維模式。

80年代以后，隨著整個社會思想的解放，新聞媒介的文化傳承功能和娛樂消遣功能逐漸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擴大，但在表達思想言論方面仍多有“禁

區”——它與同時代哲學中的“人道主義”大討論、文學領域中的報告文學揭露和批判現實陰暗面的“社會共振”和引起的時代激蕩相比較，新聞媒介在直面時代主題、反映現實問題、觸及時弊痼疾等方面明顯滯后于其他社會科學。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進一步解放，由此引發了報紙新聞中深度報道的崛起，特別是1993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節目的開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為代表的報刊的創辦，顯著地標志著新聞開始直面現實問題，揭露和批判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面，并擔當起輿論監督的職能。這些新聞類節目或欄目提示人們，新聞的“社會守望”功能已被實際地上升為大眾傳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認識媒介功能在我國是一個艱難進程，但在新聞傳播史上卻是一個 “老話題”。1948年，傳播學奠基人之

一、美國學者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就運用社會學的結構功能理論，把整個社會比擬成生物有機體，提出傳播活動對于社會的存續和發展具有三大功能。它們是：

1、監視環境功能；

2、協調關系功能；

3、傳承文化功能。就監視環境而言，深度報道以其全面的生態環境掃描、社會環境報道和輿論環境反映，使人們對社會問題形成整體印象和思考；就協調關系而論，深度報道通過提供詳實的資訊和社會各方面意見，使問題的討論能在最大范圍內得到溝通，以實現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識。

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傳媒表現，或許有助于認識問題：2003年1月，一場沸沸揚揚的“非典”事件使廣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見的社會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當地有頗多傳媒在既有的宣傳管理慣性思維控制下，在廣大讀者最需要新聞事實和輿論導向的關口，始則裝聾作啞，再則隱約其詞，而與此同時，網絡信息空前暢通，不實的流言也盛行一時，促發了廣泛的社會混亂。直至2月11日、12日兩天，廣州各大報紙紛紛開始大篇幅詳細報道該事件，一時間，有關新聞報道和深度分析鋪天蓋地而來。新聞媒介的大規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對板藍根、白醋、口罩的搶購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與此同時，民間和網上的有關“非典”流言也逐漸趨于平靜。從前、后對照中不難看出，新聞媒介“裝聾作啞”，實際上也就放棄了監視和協調的基本職能，其結果只能使視聽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過對社會問題、新聞事實的分析、評論，起到了解疑釋惑、引導輿論的作用，從而實現了媒介聯系社會、使社會各個部分協調一致的目的。⑤

對媒介功能的重新詮釋其實并非新鮮之見，也基本上為我國新聞媒介管理者所認識，但在現實中履行中，許多問題仍然存在。以近年來新聞媒介中的突發性事件報道和輿論監督類報道為例，為什么媒介經常會顯得如此尷尬？個中原因值得總結：首先，突發性事件的起因短時間難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聞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報道”，這樣就必然扼殺報道時機，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島湖發生的32名臺灣游客被搶劫殺害特大案件，報道明顯滯后、反應遲鈍，造成臺灣民眾的不滿，損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數突發性事件“后果消極”，與我們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門動輒以“容易引起恐慌”為由，進行新聞限制和封鎖，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誤。震驚全國的廣西南丹礦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體記者的調查報道，真相很可能被掩蓋；再次，有些實際工作部門的官員為了逃避監督，在遇到突發性事件時往往采取文過飾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聞記者進行調查采訪。這是媒體現狀中特別是深度報道令人擔憂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面前，在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歷史進程中，一些學者著眼于我國民主建設的大方向，不斷思索著中國媒體發展的未來空間。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以建設性態度，對媒體應該有什么健康的環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體應該有它的活動空間，能夠按照自身的邏輯做事，幾百年來，新聞界已經有了自己行業的一些公認準則，超越了這些準則，就是不道德的。而當他們受到不正當干預的時候，這一行業的行為準則就會被破壞，規則被破壞的結果就是行業的墮落。其次，新聞界應該有好的制度和機制，一個好的制度會使越來越多優秀者出現，而壞制度只能使人越來越墮落。第三，要處理好媒體與官員的關系，因為官員絕不會允許媒體報道對他不利的消息，這樣的結果就是新聞不能提供真實信息，同時也加大了新聞成本。最后，不要出現太多的媒體敗訴。”⑦他還舉例說，耶魯大學的陳志武先生曾作過研究，他發現，中美兩國類似訴訟的勝訴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國因為名譽權而狀告媒體的案件中媒體的敗訴率高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如果這種狀況不加以改變，長此以往，新聞就會無法生存。這些見解相當深刻，足以啟示包括深度報道在內的所有媒介報道。

三、深度報道在傳媒變局中的角色扮演

傳媒變局帶來新聞業態的諸多變化，也引發了一系列的業界的連鎖反應。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詞來形容80年代以來傳媒界的變革，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張。

當然人們注意到，發生在傳媒界的這次“革命”，誘發的因素可以從多個視角來探討，但不可否認，深度報道在媒體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大眾傳媒以新聞立足，新聞觀念的質變，必然引起媒介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傳播手段、資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劇變。那么在這場傳媒變局中，深度報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從傳媒業態的嬗變看，深度報道凸現了社會“注意力”因素，由此構成了媒體力量的重新配備和整合。深度報道是講大事的，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構成社會強力關注的突發事件或重大時事，如伊拉克戰爭報道、非典事件報道；也可能是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某種觀念形態，如對改革中某些問題的認識或重要政策；還可能是某一重大問題的綜合剖析，如西部地區貧困探源等。它凸現焦點、熱點，以社會注意力為中心（“受眾中心論”），著力于“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說”，使新聞更具有可看、可聽和可讀性。

社會注意力，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它變動不居，彌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聞傳媒依據傳播學中的“議題設置”理論，有效地捕捉時代的社會公共性事件、問題或話題，通過必要的策劃和智力投入，使本來彌漫的社會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時期、時段的“問題”上，構成新聞的“看點”。一般來說，客觀報道由于孤立、就事論事地對待事件和問題，所以受眾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報道因其深入性、關聯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眾探索的目光，使之關注某個特定的“焦點”。也正因為它的這個特點，媒介就不能像對待客觀報道那樣處理事實，而需要足夠的力量（包括人力、財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報道、分析、評說事件或問題，以伊拉克戰爭報道為例，世界各國為深度報道戰爭進程，媒介投注的人員、設備和資金，是傳統業態的媒介所無法想象的。

其次，從傳媒的功能變革看，深度報道強化了新聞的“社會守望”職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會職能，逐漸構建起一種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報道是否反映了廣大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敏感點”問題，是否具有新聞要說真話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歷史的真實記錄的新聞使命感，這是深度報道最基本的理論依據。這個理論依據，如果演化為媒介自身的職責，可以看做是“社會守望”的職志是否實現。以“新聞調查”為例，它的“調查”對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權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觀念和偏見遮蔽，還有的被我們狹窄的生活空間和集體無意識遮蔽。如果進一步分析，它一般有兩種狀態：一種是屬于通常所說的內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權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種是復雜事物的混沌狀態，一般是被道德觀念、認識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會守望者的新聞就要通過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實回歸常識或真理。

深度報道應關注國計民生，張揚人文情懷，應為凈化社會空氣盡力，為中國的民主進程實施輿論監督等，是轉型期中國的根本期待。這種期待能否實現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已日益上升為人們對媒介品格的一種認定，或一種身份符號。以《南

方周末》為例，它的彰顯愛心，關注民生，維護正義，平民視點，以及體現出來的啟蒙思想、弘揚理性等特征，已構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讀者在給《南方周末》的來信中寫的：一個禁錮思維的民族不會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國脈與民瘼，為人們開啟了一個思維的空間。

再次，從傳媒經濟發展看，深度報道作為一種重要的注意力資源，已直接成為媒介注意力經濟的內容，并成為媒介經濟的標識或品牌。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麥克魯漢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指出：傳媒所獲得的最大經濟回報來自于“第二次售賣”——將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時段上的受眾“出售”給廣告商或一切對于這些受眾的媒介關注感興趣的政治宣傳者、宗教宣傳者等等。那么，這種所謂“出售”受眾的行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對此，麥克魯漢的回答是：受眾的注意力資源。從一定意義上說，作為文化產業的傳媒業，是以社會注意力資源為主要經營對象的經濟產業。媒介的注意力經濟品質，是一種固有屬性，其構成社會影響力的，主要取決于媒介的內容。從實際情況看，由于現實中人們認知、社會判斷和社會行為的需求，幾乎所有媒介的深度報道都已成為看點和關注點，這些節目或欄目一般都已具備“品牌效應”，直接影響收視率、點擊率和閱讀指數，這無疑有助于傳媒經濟鏈的不斷延伸，并且其影響將是十分寬廣、持久的。

注釋：

①、②喻國明：《解析傳媒變局：來自中國傳媒業第一現場的報告》，第20頁、第6—7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時統宇：《深度報道范文評析》，第16頁，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駿飛：《流言止于傳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傳媒危機》，《新聞記者》2003年3期。

⑥、⑦見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國媒體：責任與方向》。

第二篇：計算機畢業論文：信息時代與思維方式變革

信息時代與思維方式變革

——笛卡爾思維和打破現狀思維

【 正 文 】

《中國科技信息》雜志1997年第16期上發表了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陳穎健先生的一

篇文章，題目是《打破現狀思維的概念引入》（以下凡引該文皆不另行注明出處）介紹

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就是“打破現狀”的思維方式，其核心概念是“概

念引入”與“概念工程學”。

“打破現狀思維”的關鍵是引入新概念。新概念當然不是現成的、原來就有的概念，而是人們創造出來的符合產品、生產方式和營銷系統所需要的概念。為了創造出產業

和市場需要的新概念，就形成了一門新學問，這就是研究概念工程學。

“打破現狀思維”與笛卡爾思維是相互對立的。笛卡爾思維的基本原則是要素還原

主義，它包含三條基本假定：

1.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還原為要素；

2.將所有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的整體；

3.如果解決了各個要素的問題，就相當于解決了整體的問題。

我們對這種笛卡爾式的思維方式并不陌生，我曾把這種思維方式稱作“構成論”思

維方式并作了分析批判。（金吾倫：《生成哲學導論》，載《自然哲學》第一輯，科學

出版社，1994）笛卡爾式的思維方式是工業時代，尤其是機械論時代的產物，今天已經

不能完全適用了。有人還繼續把一些舊思維方式奉為圭臬。這實在是我們時代的悲劇。

我們正在邁向一個全新的時代：信息時代。我們的思維方式應適應時代變革的要求

有一個全新的變化。許多人都在孜孜探求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以及用什么樣的概念來清

晰正確地表達這種思維方式。托夫勒認為，“我們正在經歷的震撼性的變遷不是混亂不

堪或偶發無序的，事實上，它們形成了一個明顯的，清晰可辨的模式。而且，我們的觀

點還認為，這些變遷是累積性的——他們日積月累，直至形成我們生活、工作、休閑和

思維的巨變。”托夫勒將這種新的思維方式稱為“浪潮前鋒分析”。他指出，“按照這

一分析方法，它們并不是互不關聯的偶發事件，而是以一定速度前進的一次浪潮變遷”

。（托夫勒：《創造一個新的文明》，4-6頁，上海三聯書店，1996）

如果說，托夫勒對新思維方式的概括尚失之籠統，那么，用“打破現狀思維”來概

括新思維方式之特點就具體深入得多了。

陳文介紹說，“打破現狀思維”是作為笛卡爾思維的對立命題而提出來的。與“從

事物的分析開始”的笛卡爾思維不同，打破現狀思維則主張“從整體看事物”。

“打破現狀思維”的基礎是以下七項原則：

1.獨特性原則：每個問題都具有獨特性，并需要一個具有獨特的解決方案；

2.“展開目的”原則：擴展并將注意力集中在目的上，有助于排除問題的非本質方

面；

3.追求“應有狀況”原則：具有目標解決方案，能夠為近期解決方案指明方向，并

能向近期方案中注入較大的目的；

4.系統思維原則：每個問題都是較大問題系統的一部分，解決一個問題不可避免地

導致另一個問題。擁有一個關于什么樣的要素和尺度構成解決方案的明確框架，能夠確

保解決方案的可使用性和實現。

5.收集必要信息的原則：過多地收集數據也許會產生問題領域的專家，但是，知道

過多的數據會妨礙發現某些極好的替代方案。（這里強調“必要的信息”，收集過多的、不必要的信息就會形成信息垃圾——金注）

6.參與、介入原則：將來貫徹和使用解決方案的人，應始終密切地參與到解決方案的開展過程中來；

7.繼續變革的原則：保持解決方案生命力的唯一辦法是，在解決方案中加入一個不

斷變革的計劃，然后對其進行控制。因此，一系列打破現狀的解決方案將成為通向美好

未來的橋梁。

如前所述，“打破現狀思維”的核心是創造新概念，這正是概念工程學的任務。

“概念工程學與現存的、研究對象明確的工程學不同，它從‘無’到‘有’，創造

新對象。”

為了創造新概念，需要確定新的著眼點（目的），同時提出新的價值觀，決定新的評價標準、評價尺度，也就是要從轉變思維方式、設計方式開始。打破現狀的概念創造

是從創造新框架新著眼點目的開始的。而這樣的創造只能從“無”中生成出“有”來。

從這種意義上，是與我一貫主張的“生成論”不謀而合的。不過，生成論不只是著眼于

概念生成。

打破現狀思維主要表現于研究開發領域中的思維方式，但它仍然具有普遍意義。它

采用重視整體、綜合及相互關聯的“系統”觀點，從考察事物的本質出發進行思維。“

系統具有自身的目的性，整體性和相容性，因此，‘目的’是事物的本質，對概念創造

來說重要的是從目的著手，不斷地追求目的；從系統的整體性和相容性出發，尋問目的之目的是達到全體、達到本質的途徑。”笛卡爾式思維在研究開發方面具有以下五個特

點：

1.以過去的經驗和現狀為基礎進行思考，即：在過去的延長線上創造概念；

2.以現狀分析為主，將問題分解，這樣做容易犯“分析麻痹癥”；

3.從因果關系主面尋找問題點，追溯到過去，創造對策型概念；

4.使用從過去推測未來的“推進式思維”方式；

5.解決部分問題。

陳穎健文章強調，事實上，“未來不存在于過去的延長線”上。今天，我們正在逐

步進入用笛卡爾思維方式不能進行概念創造的時代。這正是在創造關于未來的概念時必

須轉變思維方式的根本理由。”

未來不存在于過去的延長線上，未來是對現狀的突破；未來難以預測，它是設計和

創造。因此，“考察過去，研究現狀，然后在其延長線上描繪未來”這種“推進式思維

”是非常有害的。我們要用“牽引式思維”代替笛卡爾式的“推進式思維”，著眼于未

來，根據事物的本質來描繪未來的“應有狀態”，并以此來改變現實，創造未來。

本文之所以較詳細介紹陳穎健的文章，并較多篇幅的引述，是因為我意識到思維方

式的變革是時代的需要，是哲學探索的緊迫任務，而陳文恰好提供了新思維方式的很有

意義的素材。思維方式的變革定將為迎接新時代的到來，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哲學的繁榮作出巨大的貢獻！

第三篇：南方周末與深度報道

《南方周末》與深度報道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南方周末》的讀者定位和報道風格，進一步探討其在深度報道領域所取得巨大成就。并提出在如今新媒體的沖擊下，深度報道該如何進一步發展方向。

關鍵詞：《南方周末》；深度報道；讀者定位；報道風格；新媒體沖擊

《南方周末》作為中國深具公信力的嚴肅大報和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新聞周報，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報業競爭中脫穎而出,離不開其獨具一格的創辦思想和內容風格。其在深度報道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一．深度報道與《南方周末》

1.深度報道

根據《新聞學大詞典》的定義，深度報道是指“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的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關系、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道新聞的形式。”在這個解釋的引領下，深度報道對于新聞事件是更深層次的剖析，它以其題材重大、報道面廣、深刻透視新聞事件、富有思辨色彩，成為各家新聞媒體的報道重點，同時也因為深度報道在選擇題材時往往能緊抓住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疑點問題，挖掘新聞背后的新聞，事實背后的事實，針貶時弊，直擊要害，起到監督的作用。

近些年來，西方新聞業界往往從操作的角度去理解深度報道，最廣為人知的是美國專欄作家朱蒙得的觀點“:以今日之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明日的意義”，也就是說深度報道使昨天的新聞背景與今天的事件發生關系，以獲得明天的義；也有說深度報道是在“5W”理論的基礎上，將五個“W”和一個“how的內涵加以擴大；而美國哈欽斯委員會也在其著名的報告《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 中為深度報道下定義。“所謂深度報道就是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真正意義的脈絡中。”換句話說，深度報道“深”就深在以實問題的解釋分析為核心，為呈“點”狀分布的有關新聞事實編織出一個正確地確定其社會位置的經緯度坐標系來。如果說，客觀報道的基本要求是 “實事”，那么，深度報道的本質要求就是“求是”。

然而上述幾種觀點也還并不能夠完整地揭示出深度報道的理論本質，它們更多地體現在指導新聞從業人員的深度報道寫作實踐上。

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起，深度報道也異軍突起，而且在隨后的日子里得到長足發展。1986年全國好新聞獎評選首次設立了“深度報道獎”；20世紀90年代，隨著廣播電視在中國的逐步普及，深度報道也開始進入電視領域。1993年5月1日 《東方時空》橫空出世；19945月1日年中央電視臺新聞紀實性欄目 《焦點訪談》 以極高的收視率吸引了全國觀眾的眼球；1996年5月17日 《新聞調查》等欄目也先后創立。中國報業市場也一下子開始了“擴版熱”，各類大特寫、大掃描、大透視遍布各報紙的重要版面。

2.《南方周末》

創辦于20世紀80年代的《南方周末》, 早期的定位還是一份追求娛樂品位的大眾型周報。定位為“文化娛樂類小報”，所以組稿內容多為“三星”，即演藝界明星、體育界明星、明星藝術家。受眾面向全國大眾，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針對。

之后隨著時代的變革和周報的細分環境, 繼1996 年第二次擴版之后，就有了嚴肅、主流的時政報道的定位。受眾群體便開始發生改變，開始定位為600萬的知識型讀者。這群讀者屬于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關心中國社會發展和國際時局的熱點，不滿足于周邊的瑣碎消息，希望透過更多的事件，來探索這個社會的真實情況；他們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看到社會的黑暗，依然能關懷所有不幸的人，以自身的力量熱愛社會；他們也是中國最具有可能誕生民主政治的一代，堅持公理觀、進步觀、社會觀以及科學觀，積極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南方周末》的報道風格

1.風格上：以獨特的視角，跳出固有模式，理性不失溫情

以獨特視角細挖故事背后被人忽視的內容，轉移輿論焦點，并讓讀者用全新的思路判斷事件。當主流輿論都在關注事件的一般方面的時候，該報紙總能迅速地找到一個大家都可能忽視的切入點，并對其深挖，從而給讀者開辟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

在2009年發生的荊州大學生救人溺亡事件中便充分體現。當全國的輿論都提出漁民見死不救，還漫天要價撈尸費，各種混論、不明事實真相的言辭充斥在群眾中；各路主流媒體也處于跟風褒貶不一的狀態下；家屬們混亂之中不知找誰算賬。只有《南方周末》另辟角度，多方訪談，還公眾一個事實。從事件的起因到發展過程，都進行了各方面的驗證。以細描的手法把讀者帶進荊州長江岸邊的公園，這時全是大學生們燒烤郊游的好去處，同學們紛紛玩得很盡興。文章便開始描述發生的經過，讓讀者親歷現場，了解各方人員的反應。大學生的驚慌和救人鏈的形成，老漁民的出海，撈尸主管人的無情，各級部門的態度都一一呈現。再接下來描繪了老漁民們被冤枉的現狀，讓讀者明白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并對已經發生的一些過激行為無形中提出了批判，幫老漁民陳選德、陳恒云還清了公道，也對跳江救人的大學生表示惋惜，同時也呼吁救人前需要理性思考，不可盲目救人，造成更為巨大的損失。

在傳統的輿論導向中，我們常常會形成對立的價值判斷。一個社會事件出來了，我們就會對該事件形成一種不是好、就是壞的觀念立場，而接下來的工作，便統統圍繞著這個既定的觀點進行，一切的宣傳工作都為了加強這個觀點。但在如今這個觀點豐富的時代，過去的那一套顯然是應付不了。于是，尋找讀者一般思維范圍里可能被忽視的報道角度就成了媒體引導的一條新路。從讀者忽視的角度讓讀者記住你，用讀者從未預想過的事實讓讀者改變觀念。最終，達到以新聞事件本身的邏輯服眾、以詳實而獨家的事實服眾。理性的報道整個事件，不隨大流，卻又充滿著人文情懷。

2.語言內容上：多元化發展，文學性強

《南方周末》的讀者群體數目不是很龐大，只是一些有限的數目。知識分子們的欣賞品味也不盡相同，但無論如何，對于社會上發生的大事，南方周末都會各方面出動記者去調查去還原事實的真相，每期32版，分新聞、經濟、文化三大板塊，內容緊扣時代發展得熱點與焦點，通過全面、深入、生動地反映和報道新近發生的重大事實，向廣大讀者提供更完整、真實的中國社會邁向未來的脈絡、趨勢和圖景。并以政府、經濟、民生為主,運用了多種通訊類新聞體裁,以調查性、解釋性報道為主,容量大,篇幅長,內容詳盡，多元化發展。

《南方周末》作為出版周期較長的周報,在時效性上比不過日報和電視,正好在報道的深度和廣度上做文章。但是深、廣并不意味著凝重和刻板。在荊州大學生救人溺亡事件中有一段描述：當時王守海立在船頭,一手拉著一根尼龍繩,繩子的盡頭是一把鉤子,跟鉤住的那具年輕的遺體一起隱沒在水面下。王守海的背后是撈尸隊的一名同伴,他同樣拉著一條繩子,系住遺體的手腕。撈尸的小船在緩緩地靠向岸邊。岸上等待著的是溺水者陷于絕望和驚慌中的同學們。

這些細節描寫,豐富了人物的形象,展現了物的個性和內心情感,又通過微小的細節交代了一些容易被隱藏的事實,讀來別有一番味道。

3.新年獻詞的魅力

《南方周末》每年的第一期都會在頭版刊登新年祝詞，這已經基本上成為它的精神內涵的展示。從1999年新年獻詞為《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2000年新年獻詞為《我們從來沒有放棄 因為我們愛得深沉》，2001年新年獻詞為《愿新年的陽光照亮你的夢想》·····到2010年新年獻詞《這是你所擁有的時間這是你能決定的生活》，每一年每讀一次就能感覺到媒體的力量。

從“陽光打在你的臉上，溫暖留在我們心里。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樹葉已經落盡，南方的樹葉還留在枝上，人們在大街上懶洋洋地走著，或者急匆匆地跑著，每個人都懷著自己的希望，每個人都握緊自己的心事”這樣溫柔美好的文字開始，我們便對南周懷有一種信仰，中國的真實都在他們的筆下，這個世界因為有他們而變得更明亮。

三．《南方周末》深度報道的困境及應對

面對多媒體數字網絡的沖擊和人們日漸浮躁的心態，報紙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危機所在，適應新的社會形勢，及時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生存理念和信心。因為報紙自身所具有的長處和優勢是網絡所不具備的。

挖掘新聞背景，解讀新聞背后的“新聞”。把新聞做深做透，以其深刻性吸引讀者，滿足讀者的新聞信息需求。處在自媒體時代的我們是很容易從其他渠道獲取新聞信息，但對一些現象出現的深層次原因，則需要通過報紙的深度報道來解疑釋惑。

尤其是在當今這樣一個快節奏的社會里，標題黨式的新聞越來越多，受眾更加渴望具有深度的新聞出現。深度報道不僅在向受眾提供一般化的新聞信息，而且由此及彼，把個案的問題推而廣之；它既要探討事實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又要揭示事實的意義、影響，預測其發展的趨勢和規律，幫助受眾在紛繁復雜的信息中評判認識。

文獻參考：

1.甘惜分:《新聞學大詞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3頁 2.尹亞杰，《多媒體時代的報紙深度報道》，《青年記者》[J],2008（17）3.《南方周末》深度報道風格的變遷 王 健

4.喻國明 《深度報道：一種結構化的新聞操作方式》

5.查本恩:《西部大開發報道的全局觀與多視角化—“南方周末走西部”系列報道探析》

中國論文聯盟網

6.鄭興東、陳仁風、:《報紙編輯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337頁

7.淺談《南方周末》的深度報道 韓曉梅 8.百度詞條 《南方周末》

第四篇：論羊城晚報報道方式創新（定稿）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

本 科 課 程 論 文

課程名稱：《新時期廣東新聞業務創新研究》 課程主講人：程道才課程開設單位：文學系

論文題目：論羊城晚報報道方式創新

系別：公共管理學系專業：公共關系學姓名：梁均霆學號091052059指導老師：

二〇一一年 十一月

論羊城晚報報道方式創新

摘要：全國省級報紙中，綜合性報紙數量不多，但發行量大，社會影響力更大。在這些綜合性省級報紙中，《羊城晚報》作為獨立省級晚報，可算佼佼者。因之，《羊城晚報》的改革與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總體來看，《羊城晚報》改版后收到了良好效果。用《羊城晚報》自己的話說是實現了“雙贏”。當然，“百尺竿頭”總有“更進一步”的余地，筆者作為新聞工作的研究人員，又承蒙《羊城晚報》新聞研究所的信任，不揣冒昧，以誠懇而不無挑剔的眼光，談一談《羊城晚報》猶可改進之處，供報社同仁參考。

為了將建議落在實處，筆者選看了2006年2月17-23日一個星期的報紙，尤其仔細地閱讀了七個頭版，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羊城晚報、報道方式、創新

正文：

一、出發點：應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

《羊城晚報》改版后，雖然在拓寬報道廣度與加大報道深度方面頗見成效，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似乎仍嫌不夠。

首先，報紙改革的關鍵在于“凸現新聞”。報紙的英文直譯就是“新聞紙”，它應以報道消息為主。新聞不同于理論闡述，不同于思想宣傳，不同于文藝創作。把新聞當成紅頭文件，當成經驗總結，甚至當成領導人的起居注，都是對新聞的誤解。倘若報紙上缺乏鮮活的新聞，就難以稱為真正的報紙。報紙辦得好不好？這個問題要由讀者回答。新聞價值是針對受眾而言的，只有傳者的意愿，沒有受者的認可的新聞，通常沒有新聞價值。讀者買報，目的是想知道昨天、今天發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沒有新聞，是我們當前報紙致命的問題。早在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的第一個要義，就是增加新聞，而且增加新聞一倍半！胡喬木為《人民日報》寫的改版社論說：“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報紙上多看到一些，我們也應該多采集、多刊登一些。”——今年是2006年，這段50年前的話，今天依然是如此親切而一語中的，依然是報紙改版應該遵循的原則。在這里，“關注人民生活”、“抓住新鮮事物”是關鍵，即報紙應該抓住讀者迫切想了解的、與其生活相關的、時效性較強的、事件性的新聞。但是，目前狀況多少還有些不盡如人意。我們來看看《羊城晚報》七天的頭版頭條吧：

17日的《創新型建設 廣東再領跑》，是一則沒有“訊頭”的工作總結。《人民日報》2月16日發了頭版頭條《廣東：新征途上再領跑》，廣東沒有必要再說一遍。

18日的《“上帝”被“環保”撞腦》，也是一篇沒有“訊頭”的文章，其副標題明確表示：“知名跨國企業??引發消費思考”，文章既然落于“思考”二字，也就談不上什么時效性了。

19日《貧困生用手機：必需品？奢侈品？》相對較好，有“本報訊”，是一則有新聞由頭的非事件性新聞。不過，這則新聞的標題實在不像消息標題，反倒像評論標題。

20日《肇慶，追求新突破》是最具“典型”意義的綜合性報道，沒有“訊頭”。文章分“心態突破”、“資本突破”、“人才突破”三個小標題，敘述一個“面兒”上的事，交流經驗，鋪陳成績，暢談感想。21日《省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今天開幕》、22日《省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23日《張德江：讓發展成果惠及老百姓》則是連續三天的會議新聞。

如上所示，七則頭版頭條中，一條非事件性新聞，三條會議新聞（可被看作是事件性新聞，但未必是讀者迫切想了解的），三條不是真正的新聞。可見，《羊城晚報》在增加時效性強的事件性新聞方面確實還有提高的余地。像《肇慶，追求新突破》這樣的典型報道，本身缺乏新聞性事實，放在新聞紙的頭版頭條，終歸是不太合適的。列寧說：“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現實，多提供一些具體的知識。” ——這正是新聞規律的重要支點，撤掉了這個支點，新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其次，即便增加了時效性較強的事件性新聞，還要注意新聞報道內容的“三貼近”。大眾傳播媒體為“大眾”而存在，它首先關注的是傳播效果的問題，而要達到“最理想的傳播效果”，媒體就應該以受眾服務者的身份出現，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的身份自居，更不能把媒體變成政府的紅頭文件或領導人的“起居注”。

中央要求新聞傳媒“三貼近”，當然不是拍拍腦袋隨便想出來的，而是針對現在的普遍問題，也就是說，現在的傳媒存在著“三脫離”的傾向。這當然不僅僅是《羊城晚報》的問題，各大報紙都有這樣的問題。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等工作，會議討論了《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意見》指出，中央領導同志出席部門召開的會議，一般不做報道。中央領導同志題詞、作序、寫賀信、發賀電、參觀展覽、觀看演出、給部門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門舉辦的頒獎、剪彩、奠基、首發、首映等儀式和接見、照相、聯歡、探望、紀念會、聯誼會、研討會等活動，一般不作公開報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會議外，會議報道不應把中央領導同志是否出席作為報道與否和報道規格的惟一標準，不應完全依照職務安排報紙版面和電視時段。《意見》要求地方黨報關于地方領導的報道規格，不得簡單比照中央領導，因為中央領導同志擔負著國務活動的任務。（這里我們做了著重表示）

很多報紙的重要版面常常是領導人的講話或行動。不是說這樣的消息不能要或不重要，但切不可過多、過濫，更不可只有領導的身影而無群眾的蹤跡。《羊城晚報》2月23日頭版刊登了《張德江陳紹基觀看粵劇〈雙槍陸文龍〉》的消息，這算得上是時效性較強的事件性新聞了。可惜這則“本報訊”和《廣州日報》同天刊登的頭版消息《省領導觀看〈雙槍陸文龍〉》幾乎分毫不差。兩則消息幾乎用完全一樣的詞句寫了如下導語：“為慶祝廣東省繁榮粵劇基金會的成立，昨晚，湛江粵劇團在友誼劇院隆重上演粵劇古裝長劇《雙槍陸文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省政協主席陳紹基，省委副書記蔡東士，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朱小丹，副省長雷于藍，省政協副主席韓大健、周天鴻、陳蔚文觀看了演出。”——領導人的名銜占了一半以上篇幅，而對于這次活動的真正主題——粵劇的發展狀況卻幾乎沒有提及，更沒有關注本次演出最辛苦的劇團演員，也沒有關注粵劇發展的目的——滿足廣大普通觀眾的需求。不能不說，這樣的新聞報道是寫給領導看而不是寫給市民看的。再以2月23日《羊城晚報》的整個頭版為例，“脫離市民生活”的失衡情況就更明顯了。該版一共刊登了十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特寫），其中報道領導人行動或轉述領導人言論（提案）的竟達七篇之多。其余三篇中，《羊城晚報改版雙贏》一文屬于自說自話。真正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只剩兩篇而已——兩篇中還有一篇《業主委員會協會找不到“娘”》毫無時效性可言。

上述分析，可能有些殘酷——我們也許應該把領導們的發言與提案理解為對市民生活的關注與反映吧！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然而，生活中每天都發生著許多有意思的事情，工作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的普通人，其值得報道的事情真是難以數計，只是我們沒有去發現和表現他們而已！更何況，廣東是充滿著無限活力與生機的省份！可是現在，在領導的身后，有大批記者追逐，而在群眾的身后，卻鮮有記者的身影。領導在媒體亮相已經習以為常，而老百姓的偶然一次上報，對任何人及其親友都是一件大事！讓人民群眾成為新聞的主角，人民群眾就會對市、對省、乃至對國家更關心，更上心，更貼心，在工作生活中更加發奮努力。這是我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也是應當做到的事！

綜上所述，“時效性較強的事件性新聞”和“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可以作為兩個層面的標尺來衡量新聞報道的水平。只有不斷增多符合這兩個標準的新聞，《羊城晚報》才會切實地更上層樓。

二、操作層：新聞報道應更有深度

前面談到《羊城晚報》“應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這個建議落實到操作層面，方法之一就是加強深度報道。

先看一例。《羊城晚報》22日頭版刊登《“的士報廢”不應損害司機利益》一文，說廣州最新規定“的士”行駛50萬公里就必須報廢，意味著“的士”報廢期從8年縮減為5年。在這篇篇幅不短的新聞報道中，記者下了不少力氣，采訪了多位省人大代表，文章寫道： 甲代表說：“政府出臺一項政策，應該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預見性。”乙代表說：“司機、出租車公司的利益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受到保障。”丙代表說：“‘供車’司機的利益如果受到間接損害，應該出臺配套措施適當予以保護。”——這篇報道分別引證了三位代表的話，說完了報道也就完了。試問，如果您是一位出租車司機，讀了這樣的報道會作何感想？將心比心，頗有“隔靴搔癢”之感。閱讀此報的廣大“的士”司機恐怕還是一頭霧水、心急如焚。因為《羊城晚報》的報道沒能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更沒有對未來事態發展做出任何實質性預測。平心而論，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誰也不能奢求省人大代表能在很短的采訪中想出兩全其美的方法，因此他們說一些空話、套話在所難免；但是，如果記者的報道停留于“代表怎么說我就怎么寫”而不再繼續深入調查，那報道的價值肯定打折扣。

相比之下，《廣州日報》同一主題的新聞報道就深入了不少。《廣州日報》明確指出了解決問題的一些對策。譬如，文章引用法律專家的話說，出租車應該單獨執行8年報廢的標準，而不應執行50萬公里的報廢標準——這就給的士司機以很大的希望。文章還指出，讓出租車在達到報廢標準前提前轉入二手車市場也是一條解決之道，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這些深度采訪所獲得的建議，畢竟讓人有了一個方向，起到了一定“解惑”的作用。

深度報道的理論是西方新聞界提出的。實踐證明，目前在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傳播手段以其時效性強和形象鮮活而占壓倒優勢的情況下，報紙的深度報道則是其在傳播競爭中出奇制勝的絕招。深度報道要求闡明事件因果關系與其深刻背景，預測事件的發展趨向，分析事件的意義。筆者認為，《羊城晚報》在深度報道方面似乎還大有可為。

深度報道問題，既可以說是個形式問題（譬如要多采訪一些新聞源而不宜采用孤證等），也可以說是個理念問題。這個理念就是：記者應該始終保持開放、獨立、能動的思考狀態。為什么《羊城晚報》的記者停滯于“代表怎么說我就怎么寫”呢？因為記者的思維封閉了，他們沒有能動地從各種可能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在其思想深處，他們天然地認為肯定有人已經替他們考慮過了。值得著重指出的是，在各種角度當中，受眾的角度無疑是最重要的，這其實就回到了本節、甚至本篇文章的起點——記者是否能從傳、受雙方來考慮問題。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這絕不是一句空話，若能落到實處，恐怕新聞報道的深度自然就有了。群眾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明白的，絕不僅僅是被動的傾聽者。《羊城晚報》17日發表消息《珠江新城地下將走膠輪車》，18日又發表《珠江新城“膠輪車”也似地鐵走“道

軌”》一文，文中說：“本報昨天報道了??膠輪車，許多市民希望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東西’。”僅從這條不長的科技新聞中，就可見端倪：正是群眾們“欲知”的要求，促使新聞報道必須走向深入，走向理性。

誠然，上述所探討的深度報道的理念問題，是個比較大的問題，它和我國過去新聞報道的傳統思維方式息息相關。而傳統思維方式則可以歸納為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因果單一的思維方式，今必勝昔的思維方式，證實不證偽的思維方式，等等。幾十年下來，積重難返，也不是幾天、幾個月就能解決的。

報紙的自我表揚報道不符合職業規范

關于“應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聞”，還有一條可操作的方法，就是盡量減少對報紙自身的報道，把版面“騰”出來。這不僅是一個操作問題，也是新聞職業規范的問題。自己報道自己做的好事或獲得的成績，還特別占用寶貴的頭版位置，這對于媒介來說是一種職業恥辱，可是我們現在普遍對此麻木。讓其他媒體報道自己，自己不宜自夸，則是新聞業的無形規則。否則，這假媒體會被人看不起。

也可能是湊巧，筆者選取的7天報紙中，竟然有3天的報紙——都在頭版對自己做了報道！19日刊登《本報業集團12件作品獲獎》，20日刊登《王選的五個夢和〈羊城晚報〉》，23日刊登《羊城晚報改版雙贏》。其中，《王選的五個夢和〈羊城晚報〉》尤其扎眼，文章寫道：“‘王選老師曾經對我說過，他的一生中有十個夢想，其中有五個都在羊城晚報得以成功體現！’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總經理林志東今天撰文回憶當年往事，講述王選在羊城晚報實現的五個夢。”

《羊城晚報》對自身曾經的榮耀有自豪感，這完全合乎情理，但這樣的報道應盡量減少。因為，報紙應該是個公正的“旁觀者”，這是大家對報紙的心理預設。一旦“旁觀者”成了“參與者”，“報道者”成了“被報道者”，自己報道自己，自己夸獎自己，那“客觀”與“公正”就會受到懷疑，報紙的“信譽度”也很可能在無形中被降低。譬如《羊城晚報改版雙贏》一文，借2006年上海新春推介會的由頭，講《羊城晚報》如何得到讀者的贊許，文中寫讀者“普遍認為當天新聞多了，內容更豐富了，觀點更獨到了??”報道的情況也許確是實情，但這么報道的效果恐未必佳。

國外一本經典的新聞寫作教材曾經轉引一位寫作教練的話說：“太多的報道沒有回答讀者最有挑戰性的問題：跟我有什么關系呢？” 試問，《羊城晚報改版雙贏》這則新聞跟讀者有什么關系呢？讀者需要么？這種“自吹”的作風也不符合中國文化的一貫傳統。王選先生的五個夢想都在《羊城晚報》得以實現，以此作為對王選先生的紀念也無可非議，是否可以把文章放到后面的版上去呢？王選先生剛剛過世，《羊城晚報》便立刻將人家的“悲痛”化為自己的“力量”了！

由此深入地思考下去，筆者認為，《羊城晚報》在報道作風上確實有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報道內容應該是客觀事實，而不是由媒介策劃并促成其發生的“事件”。坦率地講，雖然上述三篇文章并不是典型的新聞學界所堅決聲討的“天下本無事，新聞策劃之”的新聞，但《羊城晚報》卻實在有向這個方向靠近的趨勢。譬如，20日消息《用手機就像出門穿衣服》開門見山地說：“本版昨日頭版頭條推出相關報道后，讀者熱議之中??”注意，這可不是評論，而是一篇有“消息頭”的消息！其意思是，正因為《羊城晚報》做了“昨天”的報道，才促成了“今天”事實的發生。這種報道作風不宜提倡，至少在消息的寫作中不宜提倡。

三、細節處：新聞標題用語應更考究

《羊城晚報》的少量新聞標題在用詞用句上還存在著不夠精準的情況。譬如：17日《天山“娃娃”羊城獲“最好”》、18日《“上帝”被“環保”撞腦》、18日《珠江新城“膠輪車”

也似地鐵走“道軌”》、21日《冷空氣又來，陰天雨濕濕》等。

這些標題有些是詞義晦澀，有些是句義晦澀。諸如“撞腦”、“道軌”等詞匯，筆者生平第一次遇見；而“陰天雨濕濕”一句，除了讓筆者聯想到杜甫《兵車行》中“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句子外，實在是沒覺出什么美感來；《天山“娃娃”羊城獲“最好”》一題則讓人迷惑不解。

廣東報紙的標題很可能采用一些本地語言或特殊用法，這本無可厚非，筆者在此也沒有多少發言權。但筆者還是認為，作為一份有著全國影響力的對開大報，作為一份與《北京晚報》、《新民晚報》齊名的著名晚報，作為獨立省級晚報的“樣板”，《羊城晚報》似乎應在新聞標題上再下些功夫。2月16日《羊城晚報》赫然將“呵呵”兩個字寫到了頭版頭條的副標題中去！頭版頭條標題，真乃寸土寸金之地，怎容得下“呵呵”這個幾乎沒有意義的詞兒呢？活潑也要有個限度。

此外，新聞標題切忌“以辭害義”，沒有必要為了對仗、對偶去硬湊那幾個字。真正好的標題首先在于它對新聞事實的準確揭示，其次才考慮它的生動形式。標題的風格要和報紙的總體定位相一致。

總之，媒體應該如法律和醫學一樣，有自己獨立的運行方式和規則，這種運行方式和規則中的關鍵是：務必時刻從傳、受雙方來考慮問題。如果《羊城晚報》能始終實事求是地服務市民、反映社會，那么，《羊城晚報》改版是否成功，人民自會心中有數。說到底，報紙的榮譽，絕不能是“傳者”自封的，而只能是人民給予的。相信《羊城晚報》在這次改革中提定能夠真正把黨中央要求的“三貼近”落實到筆觸間和版面上，收獲得多的群眾的認同。

第五篇：大數據誘發教學深度變革的實現方式

大數據誘發教學深度變革的實現方式

在“互聯網+”、云技術等的支撐下，大數據以慕課、翻轉課堂、微課程、自媒體教學等多種形態沖擊和變革教學活動。對于被賦予獨特社會職能的教學活動，大數據實質上從哪些方面變革教學活動、在何種條件下變革教學活動、以什么方式變革教學活動等，就是提高大數據變革教學活動有效性所必須審視的問題。大數據誘發的教學深度變革

自從17世紀夸美紐斯確立班級授課制以來，教學活動的基本樣態就被定型了，并且教學理論的基本架構也日益變得穩固，相應地一種特殊現象就是“科學意義上的教學論正是現代班級授課制度的產物”。對于社會發展及其所產生的新技術，教學活動在理論與實踐層面上通常有限地接受它們所帶來的影響，仍然固執地堅守著以傳統班級授課制為主的教學樣態。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趨勢正在被改變。大數據快速地傳播、聚集及衍生人類世界的知識信息，還將教學活動及師生教學行為系統而動態地轉變為數據信息，極大地豐富了數據信息的數量、類型與價值，從而將教學內容及教學資源的深度與廣度無限放大。

（一）大數據引發教學思維的深度變革

互聯網技術將師生拋擲于浩瀚的大數據之中，豐富了他們獲取信息的途徑與方式，使他們從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獲得者變為大數據背景下的知識獲得者與創生者。因此，大數據深刻地影響著師生認知知識世界的內容與方式，從根本上延展和改變了教師、學生、教學內容等核心教學要素的內涵與特質，甚至構建了師生與教學內容之間、師生之間的新型關系。

大數據使人類思維發生三個轉變：在信息世界里人類所面對的“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這些思維轉變強烈地影響著教學思維。首先，教學活動要更多地關注“不確定性”的知識。面向全體數據及其混雜性使師生在理論上需要關注所有知識，但是在實踐上又無力關注所有知識。這一教學認識悖論使師生不僅要接受被人類社會所精確地確信的知識，更要接受具有一定模糊性、結構不良的知識。其次，教學活動要更多地遵循發現“是什么”的認識路線。對相關關系的探索將適度降低師生對因果關系的過度依賴，引領師生動態地跟蹤快速演進的事件與現象，以連續不斷、整體性層面的“是什么”相對準確地把握事件和現象的真實發展趨勢，從而部分地代償事件和現象發展背后所遵循的“為什么”。

（二）大數據引起教學結構的深度變革

受教學思維變革的深刻影響，教學活動的結構也發生了變革。第一，教學目標實現“基礎知識”與“學習方法”并重。引導學生掌握普遍性與適應性最廣且有生發性功能的基礎知識與技能，構建學生有效掌握大數據的支架，進而引導學生在教學活動中依據自己的個性特征、認知方式、發展需求等，定向、專業地構建個性化的大數據知識圖景。同時，引導學生構建有效認知與運用大數據的學習方法。一是適應情境流變的邏輯直覺方法，便于學生有效地利用大數據符合邏輯地透視問題本質、探尋基本規律、提出解決方案等；二是面對復雜數據的意義關聯方法，促使學生在類型繁多甚至雜亂無章的大數據中迅捷地發現數據之間的內在聯系，實現意義創生，覺察意義所負載的情感情緒等。第二，教學內容實現“基礎”與“現代”的有機結合。對于課程和教材，需要根據教學目標回歸基礎的要求，有意識地剔除相對陳舊的知識和過于凌亂的“知識碎片”，著重選擇與組織學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結構、基本原理等。同時，改變 “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教學內容觀念，跟上大數據快速更新的步伐，隨時挖掘大數據中有教育價值的信息，動態更新教學內容，保證教學內容的時代性和新穎性。第三，教學時空向“課外”延展與拓寬。師生可以隨時隨地利用信息終端鏈接大數據平臺及互聯網世界，突破傳統教室對于教學信息的封裝及對教學環境的限定，構建面對面教學與在線教學有機融合的教學時空場域。第四，教學方式更加凸顯學習方式。教師基于學生的學習觀念而調整自身的教學觀念，利用大數據有針對性地設計并組織促進學生自主發展的教學活動。學生在教師所引導的開放性教學活動中，依據自身的學習水平、學習方式、學習風格有效地進行個性化學習。第五，構建“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生師關系。大數據為師生在知識獲得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從而降低了“知識擁有式”的教師權威性，使教師的職責更多地轉向引導學生有效學習、培養學生健康的情感等方面。正是因為大數據拓展了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創設了學生創生知識的方式，學生在知識世界中才可以進行適合自己認知風格、學習水平的意義建構，進一步將自己變成學習的真正主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師生關系由“教師引導我學”轉變為“我需要教師引導我學”。

大數據誘發教學深度變革的條件

雖然大數據以多種方式影響著教學活動，甚至給教學活動帶來很大的沖擊，但是由于教學活動具有因班級授課制而形成的自我封閉性，大數據仍然主要以“嫁接”方式影響教學活動，這難免有隔靴搔癢之嫌。針對這一問題，為了將大數據對教學思維與教學結構的深刻影響有效地落實到教學實踐之中，首先要基于大數據的特性與教學活動的本質，探尋促進大數據與教學活動“有機融合”的契合點。

（一）挖掘大數據深度描繪師生教學行為

利用大數據準確、真實和全面地把握師生教學行為，深度描繪師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形象及個性，是提高教學設計水平與教學活動育人效益的首要前提。大數據憑借師生教學行為數據采集系統，經過嚴格的數理分析與邏輯構建，可以基于教學過程生動而精細地描繪師生教學行為的變化。這種數字化的師生教學行為變化描述破解了小數據視野下師生教學行為不可測的難題，相對客觀全面地評估師生教學行為，比較容易逼近師生在教學活動中的真實狀態。大數據還可以采取所見即所得的方式對師生教學行為進行可視化呈現，使師生教學行為更加立體化和具象化，從而增強師生教學行為的可感性。深度描繪師生教學行為有利于從教學主體的角度為教學活動提供更為真實的科學依據，從而有效地調控和改進師生的教學行為。如美國教育部2012年發布的《通過教育數據挖掘和學習分析技術來提高教與學：問題簡述》報告指出，大數據可以客觀全面地展示每個學生的形象，將學生置于真實的教學場景中進行評估，針對其學習狀態進行教學改進，促進學生個性化學習。

深度描繪師生教學行為的方式可以按照全面收集原始教學行為數據、提純量化教學行為數據、探尋教學行為規律、可視化教學行為規律的步驟展開。首先，全面收集原始教學行為數據需要對教學活動進行全景式觀察，盡量系統地記錄教師教的行為、學生學習行為、師生教學互動行為、課前教學準備行為、課后教學反饋行為等。其次，由于大數據是一種低價值密度的數據，存在大量冗余的數據，提純量化教學行為數據就是歸并整理師生教學行為數據，排除與其無直接關聯的數據，然后將提純后的師生教學行為數據按照一定標準分級量化，尤其需要有效地刻畫有關師生的小概率教學行為和異常教學行為的數據。再次，探尋教學行為規律是利用云計算、分布式計算等技術手段挖掘師生教學行為數據之間的內在關聯，基于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原理確證這些關聯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并作出符合教育邏輯的意義闡釋，甚至發現新的師生教學行為規律。最后，可視化教學行為規律是利用信息技術手段，立體、直觀地呈現有關師生教學行為規律的類型與指數、內涵與特征、意義與價值等。

（二）建設富有教育價值的大數據教學資源

大數據的開放性、多元性及混雜性使教學活動運用大數據的有效性偏低，甚至對正常開展教學活動產生干擾與阻礙，如大數據形式多樣的界面、豐富多彩的主題、貼近生活的信息、隨手可及的鏈接等特征容易過度地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極有可能分散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注意力，甚至誘導學生偏離教學活動的基本預設方向。因此，為了讓大數據有效地服務教學活動，基于教育教學規律開發大數據資源就勢在必行。首先，構建符合教學需求的大數據教學資源庫。大數據教學資源的來源需盡量廣泛，至少包含國家設置的課程及相關課程資源、學校和教師開發的課程素材、師生傳承和創生知識文化的數據、師生教學行為的數據、互聯網世界的數據信息等。大數據教學資源的構建方式不是隨意地植入教育價值低的數據信息，也不是簡單地變形與移植學校課程，而是必須結合學校核心課程的知識體系、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及知識基礎、適應師生的教學活動方式等，構建符合教育教學規律且與學校課程目標有機融合的大數據教學資源庫。

其次，打造智能化的大數據教學資源運行平臺。這一平臺在功能上至少需要基于教學情境即時分析判斷師生的教學行為、推薦與教學主題密切相關的教學資源、為師生提供高效教學的實施建議等。更為重要的是，運行平臺需要系統分析較長時間內師生教學行為的數據，綜合刻畫師生教學行為的特性、習慣、偏好等，基于此為師生定制個性化的教學資源使用方案及教學活動方案。此外，建立大數據教學資源平臺與互聯網世界的良性聯系，基于師生使用大數據教學資源平臺的個性化情況，動態推薦與更新互聯網鏈接資源庫。在實現方式上，大數據教學資源平臺必須對互聯網數據信息進行智能化甄別與篩選，以此確保互聯網鏈接資源庫具有較高的教育價值。

（三）培育和諧共生的大數據教學文化

大數據的硬件支撐環境是互聯網，它的無中心化特征導致大數據的生產、傳播、運用等具有明顯的自發性和無序性，甚至常常處于一種叢林式的混亂狀態。但是教學活動需要在和諧共生的教學文化氛圍中，妥善處理與教學活動關涉的師生關系、生生關系、師生與社會之間關系等，才能保證教學活動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于是，為了規避大數據可能帶來的混亂狀態，在大數據環境中培育和諧共生的教學文化，才能保證教學活動得以有序而高效地實施。

首先，培育大數據環境中的教學自律文化。針對在大數據環境中因身份匿名而帶來的言行隨意、責任泛化、道德虛無等問題，引導師生在利用大數據進行教學活動時自覺養成為自己、他人及社會負責的態度和言行，促使師生真正為了有效教學而使用大數據，從而保證大數據環境中教學活動的科學性和嚴肅性。

其次，培育大數據環境中的教學共享文化。利用大數據的共享交流特性，培養師生在大數據環境中勤于交流、共享信息、共同進步等方面的習慣與能力，使師生在有利于共同交流、相互切磋的教學過程中獲得更佳的教學效果。尤其是大數據環境中教學時空在一定程度上的錯位與分離減少了師生之間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而且個性化教學的過度強化也加大了學生自我封閉式學習的傾向性。對此，教師需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在大數據支持的教學活動中與其他學習者展開積極的交流討論與合作探討，從而有效地實現教學相長。

大數據誘發教學深度變革的策略

大數據誘發教學活動在思維與結構層面發生深度變革，基本指向是教師利用大數據引導學生實現個性化學習，從而更加有效地促進每一位學生得到個性化發展。循著這一變革路徑，需要挖掘大數據具有的教學價值，系統地提出教學變革的策略，在實踐層面實現大數據誘發的教學深度變革。

（一）教學目標的精準化確立

因教學活動涉及的因素眾多、教學活動的過程復雜多變，教學目標的設定與表述大多處于較為模糊的狀態，主要是描述班級中大多數學生能夠和需要達成的普遍性目標，忽視針對個別學生的差異化目標，或者是重點描述可以量化的知識技能目標，難以設定情感變化和方法掌握方面的目標。而大數據可以大幅度提升教學目標的精確度。一是大數據將每一位學生的學習行為數據化，系統分析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風格、學習需求、學習水平等，構建每一位學生學習狀態的綜合指數，找出這一指數與預設教學目標之間的差距，進而統計分析班級中所有學生關于這種差距的范圍跨度，從而使教學目標更加具體化、精確化和個性化。二是大數據記錄學生學習方法使用過程和捕捉學生情感態度變化，量化分析學生使用學習方法的程度和情感態度狀態的穩定性及趨向性，探尋教學情境變化與學生使用學習方法及養成情感態度之間的關系，從而相對準確地提出學生在掌握學習方法與發展情感態度方面的教學目標。

（二）教學內容的全景式選擇與認知化組織

大數據為教學內容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有利于突破過度囿于學科領域的教學內容選擇方式，支持全景式選擇方式。大數據通過互聯網聯通了整個人類知識信息世界，使教學內容的選擇突破教科書、教學參考書等學科知識來源限制，可選擇直接闡釋學習主題的基礎性知識、與知識產生過程相連的背景性知識、與知識運用現場相連的情境性知識、學生參與生產生活的實踐性知識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參照其他學習者學習特定教學內容的行為大數據，依據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大數據、教學評價大數據及情感態度發展趨勢大數據，為學習者學習特定教學內容提供針對性的學習方法論知識和適宜的情感養成方案。

對于組織方式而言，大數據強化了學生認知次序和學科知識次序相結合的教學內容組織原則。利用大數據記錄并分析教學活動中學生學習行為，可以直觀地反映學生認知發展的內在程序性與連貫性，對學生從已知到未知、從感知到理解、從鞏固到應用、從具體到抽象、從易到難、由簡到繁、由近及遠、由外而內、由舊到新等認知次序的水平與狀態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基于此調整教學內容出現的先后次序與形式樣態，使教學內容更容易被學生掌握與理解。此外，基于大數據對師生教學活動情境的動態記錄與分析，可以判斷學生在有效地學習特定的教學內容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在規避、適應、協同這些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優化組織教學內容，從而獲得最優化的教學內容組織效果。

（三）教學方法的針對性選用

大數據引發的教學內容全景式選擇使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之間的關系更為豐富，需要根據知識的特性更有針對性地選用教學方法，如背景性知識可以選用直觀式教學方法，基礎知識偏重選用推理式教學方法，情境性知識適宜選用體驗式教學方法，實踐性知識可以采用實操式教學方法，等等。而且，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大數據分析也可以更加明確學生認知方式與教學方法之間的關聯，進一步發揮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方面的作用。如偏形象思維的學生傾向從具體感知到抽象提煉的方法論路線，選用直觀式教學方法、體驗式教學方法、實操式教學方法等就更為恰當。而偏邏輯思維的學生傾向從概念把握到現象印證的方法論路線，采用推理式教學方法就更加重要。顯然，大數據使學生認知特征、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三類因素之間的關系更加清晰，提高了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及學生認知特征之間的匹配程度，有利于教師依據學生的認知偏好、基于知識的特性，選用適切的教學方法，更加有效地指導學生開展個性化學習。

（四）教學組織形式的混合式實現

教學組織形式是根據一定的教學思想、教學目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學主客觀條件組織安排教學活動的方式。大數據改變了與教學思維有關的知識獲得方式、豐富了教學內容的來源、擴大了教學活動所處的時空環境等，從而將個性化學習的要素深度融入教學活動，改變了以班級授課制為核心的主流教學組織形式，也把多種教學組織形式有機地混合在一起。

首先，大數據深化了傳統的班級授課制，將同一時間內完成同一教學任務的班級準則弱化，學生可以基于自己的認知方式選取教學內容的表達形式、依據自己的認知偏好安排教學內容的呈現順序、根據自己的知識水平與構成確定對不同教學內容的關注程度、遵循自己的學習習慣靈活調控教學時機與氛圍等。這使在班級授課制下由教師完全主導的統一步調式教學過程轉化為在教師適度引導下、由學生自主安排的、多線程的異步化學習過程。因為即使在由教師完全控制步調的課堂中，學生真正的學習還是由學生自己決定的，而在課堂中運用大數據實施教學使學生自我決定學習發生的規律被極大地凸顯。

其次，大數據改變分組教學主要基于學生空間分布、學習任務分工、學生之間的友情等因素建構學習小組的準則。通過對學生的學習行為數據與學習效果數據進行精確分析，將學生的學習認

知方式、合作態度與技能、對教學內容的喜好程度等因素納入建構學習小組的準則之中。由大數據教學系統更為科學合理地建構高效、和諧的學習小組，從而提升學習小組的合作水平與學習效果，讓小組成員完全做到各展其能、各司其職、各有所獲。再次，大數據在互聯網、云技術等技術手段的有效支撐下，實現了“面對面教學與在線學習的結合”，將多種教學組織形式有機地融合。尤其是將班級授課制、個別教學組織形式、在線教學組織形式等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既繼承了班級教學中由統一教學步調而獲得較高教學效率、師生面對面交流而養成良好的教學情感等傳統，又通過在線教學組織形式給學生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拓展教學活動的時空場域等，還通過個別教學組織形式激發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自覺性、獨立性等。

（五）教學模式的個性化構建

利用大數據對師生教學行為的精細化與個別化分析使師生的教學個性變得更加鮮明與具體，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個性化教學發展。首要的是根據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大數據分析而定制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同時也基于對教師教的行為的大數據分析而提升教師個性化教的水平，尤其是引導學生個性化學習的能力，從而構建大數據背景下以學生為中心的個性化教學模式，實現大數據支持下的學生“個性化自適應學習”。這種教學模式的構建方式涉及三個基本方面。一是引導學生自主選用教學資源。在教師對教學資源進行集中管理、科學分配、實時分析的條件下，學生充分利用豐富的大數據教學資源，自主地選擇、組織、利用及開發教學資源，提升教學內容對學生的吸引力。二是引導學生自主調控學習行為。在教師對教學過程實施智能化決策與管理的條件下，學生依據大數據教學行為分析而自我監控、評價和改進自己的學習行為，保障教學過程和學習活動得以順利展開。三是引導學生自主選擇學習方式。教師利用大數據準確地把握學生的知識基礎、認知特點、學習風格等，引導學生依據教學內容及教學目標自主選擇最符合自身認知特征的學習方法、學習策略、學習路徑等，讓每位學生利用自己最擅長的學習方式實現高效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