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加強我市新農村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的再建議

關于加強我市新農村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的再建議

當前，我市正在大規模地開展新農村建設，做好新農村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已成為當務之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新農村建設要保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為了有效保護文物資源，傳承歷史文脈，使曾經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不要再在新農村建設中重演，我在去年政協會上提出了《關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建議》的提案。一年過去了，我所擔心的事情不幸被一次次地應驗，甚至情況比預想的還要嚴重。

一是大規模拆改，甚至“推平頭”，使一些有文化價值的建筑永久消失；比如城區古書院村的革命遺址，剛被市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半年就被野蠻拆除。二是許多民眾要求走出狹窄陰暗、甚至已成危房的老房子，而這些房子有的很有歷史、人文和文物價值，民眾的要求和文物保護之間發生了沖突，結果往往是“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三是當舊村保護和新區建設發生矛盾時，往往在政策上偏重建設而對文物保護有所偏廢；四是依照“不破不立”的思維定勢去拆老建新，結果造了一批假古董，毀了真古董，致使“偽造文化”盛行。五是有些地方熱衷于純粹的旅游項目建設，搞得土不土，洋不洋，不倫不類。

在很多人，或者說是大多數人，包括領導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思想認識里，新農村建設就是蓋新房、遷新居，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更是可怕的。它導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很多古村落、古建筑在我們還沒來得及認識它的時候就已經永遠失去了。晉城歷史悠久，擁有數量眾多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是構成我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文化遺存又大多位于我市廣闊的農村，廣大農村至今保持著極其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根脈，但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遺產是非常脆弱的，鄉土建筑及其周邊環境的原真性保護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

中央在有關加強新農村建設的文件中特別強調：“村莊治理要突出鄉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要本著節約原則，充分立足現有基礎進行房屋和設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加重農民負擔，扎實穩步地推進村莊治理。”這說明，新農村建設與文物保護本身是不矛盾的，而且這也是中央提出要重點保護的。

另外，新農村建設往往也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業績工程的“棋子”。有些地方對新農村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把建設新農村作為短期工作目標來要求和部署。極少數地方甚至以“大會戰”的方式要求短期內取得明顯成效，將新農村建設簡單理解為只是蓋新房子、建新村，搞成了“大躍進”式的運動，大建農民公寓和別墅，不但耗費了大量資金，而且農民也不滿意。

最可怕的是，一些有地方特色、歷史悠久、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古村落、古建筑也被“一刀切”，大拆大建。有一個地方領導曾對我說：我們現在是沒有錢，先拆了，等有錢了，我們還可以重建嘛！他可能也是一番好意，但他不知道這些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可悲的是，像這樣的故事在新農村建設中還在陸續上演。所以，我在此緊急呼吁：搶救的時候到了，不能再等了！也許，在我們所謂的“研究研究”、“調查調查”、“考慮考慮”之際，一個村子在一天之內就會全部消失了。在我市，絕大多數的古村落和古建筑，不僅其本身擁有百年歷史，有著重要的文物價值，而且它們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如果古村落、古建筑被拆了、毀了，與之相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會“魂不附體”。到那時，我們也許會發現，失去的不僅僅是幾座“破房子”，而是我們的精神脈絡。為了將新農村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做好，我再建議：

一、認真詳細地做一次全面的普查，查清我們到底有多少家底。

做好新農村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必須心中有數，弄清我市特別是農村的文物分布、現狀及保護重點。我市自＿＿＿年以來，沒有進行過文物普查，即便＿＿＿年進行的文物普查，也不夠深入系統，對文物保護對象缺乏全面系統的了解。

因此，有必要對全市文物進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弄清全市文物的分布情況及保護重點。通過文物普查，在全面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才能按照國務院提出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加強對重要瀕危文物的保護，以促進新農村建設的協調發展。

二、進一步做好宣傳工作，提高全社會的文物保護意識。各地、各部門要充分運用各種輿論手段和宣傳形式，廣泛宣傳《文物保護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努力提高全社會的文物保護意識。各級政府以及司法、文體、教育等有關部門要把《文物保護法》宣傳教育列入“十一五”普法規劃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利用新聞媒體、網絡以及通過舉辦展覽、講座、知識競賽、編印資料等多種途徑和形式，充分利用農村文化科技屋等有效載體，重點宣傳文物保護的對象、內容和措施等，有的放矢地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讓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保護好文物的重要性和意義。

三、做好規劃，使古村落民居得到動態保護。

在制定村鎮規劃時應注意保護好古村落，充分體現古村落的歷史文化特點，堅持人與歷史文化環境和諧、協調發展，保持和發揚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制定村鎮規劃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要參加審定。

當然，我們要在新農村建設中加強文物保護，不是要將這些

古村落、古建筑變成博物館，而是應該進行動態的保護，要讓人們住在老房子里也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

對于古村落來說，要讓村民愿意住在古民居里，就必須對其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否則即使政府表示這里需要保護，但人一走，村民就會大拆大建，因為房屋是村民自己的，他們急需改善居住條件。那么這個問題應該怎樣來解決呢？我認為，可以發動政府、村民個人和社會力量來共同解決，可以依據事先制定好的修繕計劃和確定的圖紙，通過“政府補一點、個人出一點、社會贊助一點”的辦法來解決，也可以讓開發商參與，但前提是原則性的東西不能動。

事實證明，只有解決了村民的居住問題，并讓其在接下來的文化旅游中獲利，這些古村落才能切實得到保護。等到這些舊房子為村民賺來實惠的時候，不用政府下大力氣，他們就都會自覺保護，變成了一種自覺行為，這就形成了良性循環。動態保護還體現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上。如果在新農村建設中僅僅保護了古建筑，而原有的文化傳統、飲食、手工藝、風俗習慣等都遭到了破壞，這里也無疑是一座“死村”，因為它缺少了最靈動的東西——文化。

四、嚴格監管，加大文物保護工作的力度。

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或者爆破、鉆探、挖掘等作業；在文物保護單位的建設控制地帶內進行工程建設，其設計方案應報當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門

同意后再辦理工程報批手續。

對古建筑、古民居進行維修時，應注意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修繕，不得隨意拆除舊的建筑材料，采用新的建筑材料；不得改變原有文物的真實性，更不得損毀、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確保其所蘊涵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的完整性。

在進行工程建設或者農業生產中，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發現地上或者地下出土文物時，應當立即保護現場，并報告本縣（市、區）文物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處理；對地下出土文物不得哄搶、私分、藏匿和販賣。

除以上工作要積極開展外，在新農村建設中還要廣泛吸納各方面的人才參與其中，比如文物專家、民俗學家、歷史學家和建筑設計大師等專業人才的廣泛參與，才能使新農村建設達到預期目標。

保護和利用好祖國的珍貴文物，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我們一定要努力走好“保護——開發——利用——發展——保護”的良性發展之路，達到文化與農村經濟的互促共贏，全面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

第二篇：新農村建設中對人口計生工作思考和建議

新農村建設中對人口計生工作思考和建議

農村人口問題事關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我省既是農業省份，又是西北地區人口大省，在建設新農村大背景下必須抓緊抓好農村人口計生工作。經過這幾年的初步探索和實踐，我們認為，建立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協調各部門制定出臺有利于計劃生育家庭（尤其是農村獨生子女領證戶和二女節育戶，即農村“兩戶”）的優先優惠政策、把控制人口目標與給群眾給好處的各項活動結合起來等等方式方法和政策措施，是統籌解決我省人口問題，有效緩解人口壓力，推動新農村建設的根本途徑。為了在新農村建設中更進一步抓好人口計生工作，我們以為還需強化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城鄉人均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使農村廣大計生戶的生殖健康服務缺乏資金保障，建議在新農村建設中全面加強基層計劃生育服務網絡建設，加大對農村群眾尤其是農村“兩戶”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務的投入。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在第二屆中國醫院院長大會開幕式上說，現在中國醫療資源80％在城市，廣大農村僅占20％。在聯合國公布的醫療衛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國位列192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測算顯示，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村居民所花費的醫療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她指出，政府承擔維護公共衛生和公民健康權益的責任不能變。計劃生育縣、鄉服務站（所）作為為廣大農村群眾提供生殖健康和避孕節育的服務機構，義不容辭地承擔著維護公民健康權益的職責。如何有效解決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公，為廣大農村地區90%的人群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和公共衛生服務，確保我省廣大農村育齡群眾享有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優質服務，切實維護公民的健康權益，是新農村建設中必須破解的難題之一。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省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網絡日趨完善，服務能力得到提高，科技管理逐步規范，技術服務成效明顯，在有效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促進育齡群眾身心健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基層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主力軍，但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諸如，服務能力較弱。全省40%的縣服務站服務能力不足，鄉鎮服務所54%達不到規范化標準，3/4不能單獨開展結扎、皮埋和婦女病普查。技術人員素質較低。具有醫學本科學歷的僅占1.94%，高級職稱技術人員僅103人。從業人員大多為近年醫學中專新分配畢業生，未取得執業資格人員占41%。服務機構、設備老化。全省縣級服務站需要改、擴建、新建的34個，鄉級服務所582個。縣站缺少開展服務急需的基本設備，鄉所開展育齡婦女生殖健康管理、教育、宣傳、婦女病查治等工作缺乏必備設備。技術服務成本高，自主發展能力不足。我省地域遼闊，服務半徑大，如瑪曲、碌曲、肅南、肅北、阿克塞、敦煌等縣、市面積在1～3萬平方公里左右，隴南、定西等地山大溝深。據肅南縣測算，放一個環僅車輛往返汽油費就需要近200元。宕昌縣技術服務人員到有些邊遠鄉、村開展環孕情服務必須背著發電機、b超上門。這些因素造成我省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成本很高，服務站（所）很難良性發展，自主發展能力很弱。

要實現“十一五”期間我省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提出的“群眾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出生缺陷發生率逐步降低，嬰兒死亡率降到23‰以下，孕產婦死亡率降低到42/1

0萬以下”、“縣級服務站達到國家標準，規范化鄉鎮服務所達到80%”的目標，我們認為，必須加大對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網絡建設的投入。建議實施四個項目：

第一、縣、鄉（鎮）服務站（所）標準化建設項目

該項目直接成本屬于一次性固定資產投資，符合成本遞減原則。主要是在目前網絡已基本形成的基礎上，進行規范化建設，一并進行鄉鎮服務所和婚育學校一體化改造，增加農村公共醫療資源、改善農民生殖保健條件和計劃生育服務的基礎設施條件，有效提高項目區計劃生育公共服務邊際成本的收益率，使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網絡成為農村公共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農村出生缺陷干預項目

此項目含三個子項目，以鄉鎮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所為依托，對重點地區以提供免費藥物的方式進行干預。甘肅每年出生1.5萬缺陷兒，按干預成功率40％測算，每年可少出生6000名“缺陷兒”，減少6000個家庭近2.4萬的貧困人口，緩解了給衛生資源帶來的壓力，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新生兒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質，增加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將使農戶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優質服務。

第三，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婦女生殖健康促進項目

充分利用“十五”期間全省普遍開展婦女病普查及所建立的婦女健康檔案等資料，在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等婦女病高發地區，開展以婦科病普查和宣傳教育為主的婦女生殖健康干預項目，提高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婦女健康水平和提高節育措施的有效率，減少對醫療衛生資源的投入，改善項目區婦女的健康意識和生育觀念。

第四、甘肅省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技術公共服務項目

依托西北地區人口信息中心（待建）和甘肅省計劃生育科研所，建設全省人口計生綜合技術公共服務平臺和居西北地區領先地位的省級計劃生育技術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甘肅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技術指導中心（甘肅省生殖保健院）；甘肅省計劃生育不孕不育/生殖技術服務中心；甘肅省計劃生育遺傳優生指導中心；甘肅省計劃生育避孕藥品/藥具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甘肅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技術信息中心；甘肅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學術交流中心（甘肅省性學會）；甘肅省計劃生育病殘兒醫學鑒定中心。

二、當前出臺的一些政策對控制農村人口有不利影響，建議在新農村建設出臺政策中，充分體現農村“兩戶”的現實利益，實現農村“兩戶”享受政策的利益最優化。

自二十世紀70年代推行計劃生育以來，經過各級黨委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我省人口計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省因實行計劃生育少出生955萬人，使人均gdp相對提高了1590元，為全省提前4年完成翻兩番奮斗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和社會事業發展的壓力，人口控制的重要性逐漸被社會各界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接受。但是，當前新農村建設和國家出臺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和社會保障制度中，諸如發改部門的以工代賑易地搬遷、扶貧部門的整村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教育部門的“兩免一補”等等，均按人頭分配資金（項目），如此累加，必然使人口數量相對較少的計劃生育戶受助程度降低，政策幫扶力度減弱，現實利益受損。由此將嚴重挫傷響應國策實行計劃生育戶的積極性，對控制農村人口數量產生不利影響。針

對此，我們提出兩方面的建議。

第一，在發改部門以工代賑易地搬遷和扶貧部門整村推進等項目中，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兩戶”的扶持力度。實踐證明，以工代賑易地搬遷、整村推進的扶貧措施和配套政策是貧困地區新農村建設的最有效形式之一。2009年，在扶貧、發改等部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全省7萬多戶農村計生戶得到項目資金8000多萬元，這對平抑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有效控制農村人口增長，引導群眾少生快富、轉變生育觀念起到十分明顯的政策引導作用，產生強烈的激勵效應。建議一是在整村推進等扶貧項目和配套政策中，能盡可能以家庭為單位實施資金（項目）補助，確保農村“兩戶”得到扶持；二是充分體現城市和農村計劃生育兩個利益導向，對農村超生者扶貧部門暫不扶持、民政部門暫不救濟、其他部門暫不幫助，對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群眾給獎勵、給幫扶、給好處。建議在整村推進、以工代賑易地搬遷等扶貧項目中對超生戶的扶貧補助資金加以限制，在總資金不增加的基礎上，向農村“兩戶”傾斜。

第二、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和教育部門“兩免一補”中，建議對計生“兩戶”加大扶持力度。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需要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2009年，經過各級共同努力，我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中，為計生戶落實資金592.8萬元；在國扶縣有26萬名農村“兩戶”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享受了“兩免一補”政策，受助群眾反響強烈，十分擁護。但是由于按人頭實施補助，在同等條件下，未能更好地體現對計生戶的優先優惠。建議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地區和人群逐步擴大，農村醫療保障成為普惠性政策的大前提下，由政府出資對農村“兩戶”自籌資金全免，實施全額資助參保；教育部門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基礎上，對農村“兩戶”全部免除課本費和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費。

三、計劃生育特殊困難人群成為農村中的不和諧因素，建議在新農村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計生特困家庭的幫扶救助力度。

省委發[2009]2號文件《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探索完善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認真實施對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貧工程，落實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救助辦法。”這是省委統攬全局，結合人口計生工作重點和實際作出的科學規劃和決策。同時提出，對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主要指計劃生育家庭中因父母或子女死亡、傷殘、手術并發癥等原因造成家庭生產、生活特別困難的，在我省有16萬戶，其中獨生子女、二女戶家庭因父母、子女死亡、傷殘后喪失勞動力的有3515戶。這部分為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貢獻的家庭雖然數量不大，但在社會上造成很大負面影響，是導致新農村建設不和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們建議各級黨委、政府及社會各界應該共同關心這部分人群，大力實施“兩項工程”，增強新農村建設和諧音。

第一、全面實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救助工程。對農村“兩戶”因夫婦本人或子女死亡、病殘造成的特殊困難家庭，由省、市、縣三級財政按比例負擔經費，進行救助。目前的13293戶是多年來形成的，按照《甘肅省特殊困難家庭救助辦法》規定的標準，一次性解決需

要1675.40萬元。目前，已經為1萬多個家庭每戶給予1000元的一次性救助，解決了近900萬元，尚需775.4萬元。根據調查和測算，今后每年將新增140如需轉載或摘錄請注明出處:0戶左右，每年還需增加一部分救助金。建議通過政府救助、結對幫助、社會捐助等多種形式予以保障，體現黨和政府親民、務實，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廣大民眾的執政理念，營造實行計劃生育光榮的良好社會風尚。

第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工程。在近期的工作調研中，我們普遍感到，僅有計生部門的獎勵優惠政策不足以幫助農村“兩戶”困難家庭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僅僅能做到“雪中送炭”，如果加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措施加以扶持，可謂“錦上添花”，就能徹底幫助一部分家庭從根本上擺脫貧困，逐步減少計生戶中的貧困戶，進而提高我省農村地區整體扶貧水平。因此我們建議，選擇在為國家做出奉獻的農村“兩戶”困難人群中首先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工程，逐步為我省全面建立和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借鑒。

目前，民政部門已將5.3萬計生戶納入了低保，落實資金3112.9萬元，為試點工作奠定了較好基礎。根據測算，今后每年安排相應試點經費，就可以啟動此項工程，以此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強農村人口自我保障發展能力。

以上是我委結合當前人口計生工作實際提出的一些粗淺的看法和建議，我們非常感謝貴黨多年來對人口計生工作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我們熱切期望兩方加強交流，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共同推進我省人口計生事業健康穩定發展。也期望貴黨一如既往、繼續關心支持我省的人口計生工作，為人口計生工作鼓與呼，在新農村建設中提出更多有利于計劃生育戶的重大政策建議，解決計劃生育戶的實際困難，開創少生快富新局面，為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人口環境共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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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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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再分析 作者：蘭岸平

來源：《新農村》2010年第06期

摘要：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形勢下，鄉鎮政府的職能顯然需要明確的界定。目前，我們的各個鄉鎮政府仍有與服務型政府職能不相稱的地方，干部隊伍建設不夠完善，壓力型行政環境仍在，人權，事權，財權不相對稱，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分析，思考。

關鍵詞：鄉鎮政府；職能；分析

新世紀以來，“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至今，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出臺七個“一號文件”，直指“三農”，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采取了取消農業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統籌城鄉發展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鄉鎮政府作為國家最基層政權組織，承擔著貫徹、落實黨和政府的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帶領農民群眾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重大責任。如何適應新形勢下的需要，轉變職能，是今天鄉鎮政府所面臨而必須解決的問題。

1、鄉鎮政府職能的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六十一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職權：(一)執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發布決定和命令；(二)執行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三)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

(四)保護各種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五)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和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六)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婦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項權利；(七)辦理上級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顯然，這法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雖在此后經過四次修改，仍不免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地方組織法》賦予鄉鎮政府和職能，幾乎是對本區域內所有的社會事務大包大攬，讓鄉鎮政府成了事無巨細都要過問、操心的“全能型”政府。不可否認，我們的鄉鎮政府，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能，為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鄉鎮政府的職能顯然需要重新界定，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是新時期的必然要求。農村費稅改革以后，鄉鎮政府職能的轉變就一直是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在各項的鄉鎮改革的制度設計中，諸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鄉鎮政府職能的界定、轉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理論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為推動我國鄉鎮政府改革的實踐，實現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發揮了積極作用。2007年，在全國農村綜合改革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明確提出鄉鎮政府職能轉變重點是強化三個方面的職能：一是為農村經濟發展

創造環境，包括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維護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和權益，加強對農村市場的監管，組織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二是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發展。三是為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加強社會管理中的薄弱環節，開展農村扶貧和社會救助，化解農村社會矛盾，保持農村社會穩定，推動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村民自治，提高基層自治能力。在履行好政府職能的同時，要把不應該由政府承擔的經濟和社會事務交給市場、中介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求是》2005年第18期)。溫總理的講話，對今天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給予了準確的定位：鄉鎮政府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重點發揮鄉鎮政府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尤其是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在我們明確的界定了鄉鎮政府職能以后，近幾年來，我們的各個鄉鎮政府都在認同和踐行著這些職能，問題在于實踐中，職能的履行和理論要求，總是有一定的偏差，有諸多的困難甚至困惑，需要我們對鄉鎮政府職能的轉變再分析和思考。

2、鄉鎮政府職能轉變中仍然存在的問題

2.1干部隊伍的問題

2.1.1思想認識不到位。鄉鎮政府職能的轉化，勢必對傳統的農村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思想觀念帶來強烈的沖擊。農業稅的免征，稅費改革的實施，各種強農惠農政策的出臺、農民群眾對新生活的渴望，都讓基層干部的思想觀念，工作的方式、方法經歷著質的蛻變。由于缺乏應有的學習、培訓，加上自身文化素質不高，面對鄉鎮政府新的服務職能，不少鄉鎮干部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干什么和怎么去干。一些干部“管理無門，服務無路”，“老辦法不能用，新辦法不會用。”在職能的履行上，習慣于發號施令，對發展農村經濟，引導農民致富增收無法實施有效的指導，引起群眾不滿，甚至造成干群關系緊張。按一些干部的說法，“不知道怎樣去當鄉鎮干部了。”

2.1.2隊伍結構不合理。作為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必須要有大量有知識，有技術，能服務的干部隊伍。但我們現有的鄉鎮政府干部隊伍結構，更多的是計劃經濟的模式，農業型的干部多，經濟型的干部少；行政管理型的干部多，技術服務型的干部少；經驗型的干部多，知識型的干部少。

2.1.3內在動力不足。但凡改革，總有利益受益或受損者。鄉鎮政府職能的轉變，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權力，利益的再分配。就鄉鎮政府而言，可能是利益受損更多，權力更小，責任更大。就干部個人而言，職能的轉變，導致除國家工資之外的非預算收入的喪失，各種可預期收益并不確定。鄉鎮領導職數的銳減，意味著個人升遷的路徑和機遇更加有限。這種“提拔無望，致富無門”的處境讓部份干部心里難免有失落之感，不滿之處，更難有促進職能轉變的內在動力。

2.2壓力型行政環境。

鄉鎮政府作為最基層的政權組織，是各級政府中處于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俗語說“上面一條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分系統，下面當總統”。上級政府和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對其發號施令，上級機關為求得政績，制定了各種目標和任務下派給鄉鎮政府，責令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并以此作為考核評價的主要依據，有的指標甚至是“一票否決”。如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鄉鎮干部的升遷，工資福利，獎勵懲罰等都與這些指標的完成情況休戚相關。而且，這些考核指標過多過細，考核方面也不盡科學，層層簽“責任狀”，事事有“責任人”。這種壓力型的行政環境，導致鄉鎮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上，放在應付檢查評比上，正常的運作日程被打亂，根本沒有時間、精力來謀劃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更談不上為農民群眾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2.3權力、責任不對稱

首先，近幾年的縣鄉關系調整，都是加強縣直部門權力，削弱鄉鎮政府的權力。“權力部門化”現象越來越突出。如工商、稅收、林業、教育、衛生、國土部門管理體制的調整。這些職能部門在鄉鎮派駐機構、代表各自部門行使職能，人權、事權、財權屬上級部門，鄉鎮政府對它們的管理權早已名存實亡。這些機構對鄉鎮政府布置的工作也是可聽可不聽。

其次，上述職能部門的權限從鄉鎮政府剝離出去以后，責任和義務并沒有隨之脫鉤。由于鄉鎮機構設置，職能設定和政府行政行為立法的相對滯后，鄉鎮政府逐步深化成一個權力“空殼化”，責任無限化的行政組織。補人戲稱為“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權，天大的責任”。而且，這種職能弱化，責權分離的趨勢仍在進一步加劇，直接影響到鄉鎮政府行政職能的有效發揮(杜萬忠，2010)。如稅收本是稅務部門負責的事，“稅收任務”考核的都是鄉鎮政府。計劃生育在鄉鎮政府工作仍是頭等大事，屬“一票否決”之列，但鄉鎮干部所享有的權限極其有限，工作方法也極其有限，根本不能強制執行。

2.4財權、事權不對稱

農業稅的廢除，讓億萬農民群眾如釋重負，歡呼雀躍。此舉對減輕農民負擔，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也讓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驟減，財政周轉更是捉襟見肘。由于鄉鎮經濟基礎薄弱，鄉鎮的財政收入構成是以農業稅為主，國稅、地稅所占比重很低，而且分稅制改革以后，留給鄉鎮政府的只是些小稅種，稅源零散，征收成本高，難度大，數額小。農業稅的廢除讓原本就負債累累的鄉鎮政府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有限，大多數鄉鎮還在為爭取財政保人頭工資，保正常運轉忙得焦頭爛額。

而今天，我們對鄉鎮政府的要求是：作為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就必須對農民群眾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明確要求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路水電氣房的重點建設服務。優撫、五保戶贍養、計劃生育支出等都列入了鄉鎮財政預算的開支之中。收入減少，支出依舊，甚至更高，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讓鄉鎮政府陷入于兩難的窘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目前的財政狀況下，鄉鎮政府想要為農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更完善的公共服務，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3、幾點思考

3.1如何看待鄉鎮政府政府時有發生的越位、借位、缺位現象

現在仍有許多鄉鎮政府職能泛化，管理的事越來越多，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無所不包；收稅收費、計劃生育、糾紛調解、環境保護，無所不干，顯然是一個無限責任政府，該管的，不該管的，鄉鎮政府都管了。不僅加大了自身的工作量，也沒管出預期的效果，落得吃力不討好的結果。在經濟發展中，鄉鎮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經常扮演經營，管理的多重角色，“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有許多鄉鎮政府隨意為企業、農民擔保，有的則代替中介組織與農民簽合同，許多需要市場來自動調節的問題，政府卻下指標、下任務。與上述越位、錯位相反，缺位是本該由鄉鎮政府管理的事情沒有管，使管理出現真空、盲點。不恰當的把由鄉鎮政府自己或以政府為主向社會提供某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如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等，推向市場、推向社會(曹鄭日，2007)。四川省委黨校師麗教授曾經向鄉鎮黨委書記發放1000份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710份。其中，對“鄉鎮政府的職能主要是什么?”這一問題，回答“發展經濟”的占83.8％。對“目前你所在鄉鎮的工作重點是什么?”這一問題，回答是“招商引資”的占20.42％。(人民論壇，2009)由此可見，發展是硬道理，在職能轉型時期的今天，要讓鄉鎮政府不履行經濟職能是不現實的。這畢竟事關鄉鎮政府的政績，本區域內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的增長和農民群眾的致富。關鍵是鄉鎮政府要轉變發展經濟的思路，改革經濟管理的方式，改變經濟發展的手段，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提供技術、信息、資金等服務，引導農民群眾合作，自治和有組織地進入市場，使鄉鎮政府逐步減少經濟干預而將更多的公共資源轉身公共服務領域。把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如果說“越位、錯位”可以原諒、理解，并期待逐步改進。“缺位”則絕不能再出現。

3.2公共服務的資金需要上級政府的支持

作為一個轉變職能的服務型政府，需要在農村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群眾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務，這也需要有雄厚的資金支撐，這對絕大多數負債累累的鄉鎮政府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有的學者對如何化解鄉鎮政府財政危機，提出了諸多建議，如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快鄉鎮財源建設等，這不失為有效的措施，但有限。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歷史欠帳太多，靠有限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只能是空想。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其主題就是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我們的各級政府，尤其是縣(市)級政府，要接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統籌城鄉基礎設施規劃，增加資金向農業農村傾斜，為城鄉市民、農民提供同等的教育、衛生、文化、醫療、救災、扶貧、養老、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并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農業農村。鄉鎮政府應該在公共服務中，發揮最基層政權組織的作用，貫徹、落實黨和政府各項強農惠農政策，維護農民群眾的公共合法權益，實施各項公共服務的具體措施，讓農民群眾真正感受到城鄉統籌發展的實惠，讓公共服務的陽光普照城鄉大地。

3.3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在上級政府

第四篇：關于在新農村建設中加強民主管理的建議

關于在新農村建設中加強民主管理的建議

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進步的重要條件和切實保障。多年來，我縣廣大農村認真貫徹落實《村委會組織法》，村委會自治工作在實踐中取得了成效。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民主權利觀念和民主意識淡薄，民主管理有“過度自治化”的現象，村民自治有的內容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村委會擅自做出不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決定或隨意增加村民的非法義務；民主監督中存在形式主義等。

建議：

一、嚴格執法，保障村民的民主權利。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積極指導村委會開展自治活動，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對違反《村委會組織法》，侵犯村民利益的行為要及時查處，保障村民的民主權利，促進村民自治工作的健康發展。

二、轉變觀念，改進農村的管理方式。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要引導村民正確行使民主權利，正確指導和幫助村民開展自治工作。鄉鎮部門工作人員要提高認識，轉變觀念，改進政府對農村管理的工作方式、方法，依法履行職責。村民自治雖然是農民自己的事情，但政府主動推進是村民自治規范發展的重要動力，是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三、發展教育，提高村民的綜合素質。村民自治是我國農村的民主政治實踐，它的運作與村民主體的思想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目前，我縣農村人口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村民的思想價值觀念對村民自治運作有著直接的影響。在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壯大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村文化教育事業，提高村民的文化思想水平、民主素養和政治參與意識，是保證村民自治規范運作、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和必要的前提。

四、保駕護航，加強農村的法制建設。要在新農村建設中促進民主管理進程，就要進一步加強農村的法制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法制環境，使村委會自治運作中的民主管理與法律化、制度化相匹配。

第五篇：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環境保護問題的建議

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環境保護問題的建議

致公黨中央

2008年04月22日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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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環境保護是關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改善農村面貌、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近年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三農”

問題，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指導下，全國各地大力實施新農村發展戰略，新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注重發揮自然生態條件優勢，實現旅游業發展與新農村環境建設相互促進提高。如江西省婺源縣、玉山縣等地，把新農村建設與古村落保護有機結合，在發展旅游產業的同時，提升村容環境，實現旅游業發展與新農村環境建設相互促進提高。二是通過農村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推進城鄉環保工作統籌發展。如浙江省以“生態省建設”為契機，大力推進“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取得了較好成效。三是以挖掘地方歷史文化、古村落保護為載體，帶動鄉村面貌逐步改善。如安徽省堅持保持農村徽文化歷史脈絡，突出徽派建筑風貌，同時集中資金用于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與鄉鎮企業污染治理，收到較好成效。

但同時也應看到，農業集約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城鎮化和工業化對農村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加劇了我國農村環境的總體惡化，給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帶來了巨大障礙。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農村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協調，部分農村地區由于受到所處特殊區位、生態條件的限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開發必然受到制約；二是農村環境保護與城市環境保護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理順，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村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人居環境亟待改善；三是農村環境監督管理能力薄弱，沒有人管環保，沒有能力管環保的現象比較常見；四是城市工業污染向農村轉移的趨勢加劇；五是農村環保資金短缺問題普遍存在；六是農村環境保護意識尚待提高。

為此，我們建議：

一、建立統籌城鄉與區域的環境保護管理機制

堅持以城帶鄉、以鎮帶村，將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城鄉統籌范疇。加強城鄉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加強城市各項環保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向農村地區的輻射和延伸，并根據鄉村地區的特點，合理確定服務的內容和配套的標準。離城鎮較近的村莊，生活污水、垃圾盡可能就近納入城鎮收集、處理網絡，由城鎮處理設施統一處理；遠離城鎮的偏遠村莊，在充分考慮當地地理條件、經濟發展程度和人口規模等因素下，自愿選擇適合當地的污染治理模式。城鎮環保部門應切實加強對城郊結合部及遠郊的農村環境保護，逐步實現城鄉環保一體化。

二、制定各級農村環境保護規劃

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將農村環境保護納入城鎮總體規劃予以考慮。以改善農村環境、優化經濟增長、提高生態文明為核心，制定各級農村環境保護規劃，統籌各部門的資源，集中解決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環境問題。在國家層面應盡快制定出臺《全國農村環境污染防治規劃》（已制定，但尚未公布），明確指導思想、分期目標與重點方向，引導新農村建設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縣、鄉鎮政府制定村鎮建設規劃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注重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強化環境保護內容的前置約束作用。

三、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制度性基礎工作

建立健全有關政策、法規、標準體系，把農村環保作為對干部政績考核的硬性指標之一，把農村環境治理納入政府綜合決策機制和重大事項督察范圍。盡快制定、頒布《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農村環境保護條例》等，依法加強對農村環境的監督管理。制定促進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有機食品發展、有機肥推廣使用等有關政策。加快農村環境保護機構的建設，提高農村環保機構的業務能力。省、市環保部門應專人專職負責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在鄉鎮或中心鎮設立縣環保部門的派出機構，充實基層環保力量。保證必要的工作經費，逐步建立農村環境應急預警體系，妥善處置農村環境污染突發事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

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促進全流域在整體上達到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促進和最佳發揮。首先，建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資金，用于跨省行政區域的流域生態補償；建立省級生態補償專項資金，用于跨市行政區域的流域生態補償。補償專項資金每年由國家或省政府統一劃撥，專款專用。其次，開征生態補償稅，集中財力支持重點生態區域的生態保護與建設。第三，建立財政轉移支付機制，上游地區為保育和改善生態環境限制了地方經濟發展，流域下游地區政府應對上游地區進行財政轉移支付。

五、強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資金保障機制

農村環境整治工作量大、面廣，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僅靠地區財政或單方面的力量無法滿足，必須建立完善以各級政府財政支持為導向、農村集體和農戶投入為主體、工商企業及社會團體等其它社會資本共同參與的穩定投入渠道。加強財政資金的專項轉移支付力度，明確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資金渠道和部門責任，統籌安排新農村建設的各項資金使用。從財政、稅收、信貸、價格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多方面配合建立鄉鎮企業的進園機制，以利于污染集中治理。同時，積極建立污染治理市場化機制，變“誰污染誰治理”為“誰治理誰收費”，積極構筑面向市場的環保技術服務體系。

六、研究并普及農村環保實用技術

加強科技研究，因地制宜地開發低成本、高效率的污水、垃圾處理技術。農辦、環保、農林、科技等部門應加強對農村污染治理技術的服務指導，并把這一工作納入各部門的職責范圍，加強試點工作。加快現有成果的轉化、推廣，特別是針對不同地區環境特點，采取成本較低的環保技術，結合發展農業循環經濟、清潔生產，把畜禽養殖污染治理、秸稈等廢棄物綜合利用有機結合起來，實現農村生活污水的生態化處理和糞便、垃圾、秸稈等的資源化利用。應著重推廣太陽能、沼氣等適合農村使用的清潔能源。

七、加大農村環保宣傳教育力度

廣大農民群眾既是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受益者，也是主力軍。應加強指導、培訓、宣傳教育，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手段，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輿論宣傳和科普宣傳，積極引導廣大農民從自身做起，自覺培養健康文明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農村主要領導干部，在農村環保中具有導向性作用，應采取有效措施，著重提高其環境保護意識。在中小學開展環境保護教育，組織實施環境保護實踐，樹立保護環境的理念。充分利用“3·25”中國生態日、“6·5”世界環境日等載體，以生態人文為特色，提升農村文明程度，使環保意識、綠色消費等觀念深入人心。開展農民素質培訓活動，鼓勵農民積極參與新農村環境建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