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鄉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取的是實施農村專項扶貧開發與推動宏觀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的扶貧戰略體系。在農村專項扶貧開發方面，采取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全面發展”的基本模式。政府更加注重采取綜合措施解決貧困”，國務院扶貧辦前主任劉堅曾介紹說。自2000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致力于扶貧和社會保障事業。2000年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旨在通過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扶持人力資本形成、保護環境、改善地區投資環境，以及促進當地的資源型產業發展，實現“西部的全面開放”。2001年，部分考慮到貧困人口的分散性，國家重新調整扶貧投入方向，將原來指定的592個國家級貧困縣轉變為14.8萬個貧困村。除此之外，城市社會保障體制逐步建立并完善。2003年以來，各項工作的步伐逐漸加快。2004年，國家實施一項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培訓和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陽光工程”，該計劃的目標是到2010年前培訓和轉移4000萬農民。“十一五”規劃期間，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力度，農業政策從凈稅收改變為對農業的凈補貼，2006年中央政府全部廢除農業稅。覆蓋全國的農村社會救助體系于2007年開始建立，在政策的推動下，農村低保已在全國范圍展開，農村低保在2007年底即達到3500萬人。此外，國家還推出了由縣級政府負責實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資補貼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醫療保險覆蓋城市失業居民、學生和兒童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市及農村醫療救助計劃、免費義務教育等舉措，重點加大對民生的投入。扶貧戰略新考量然而，為了貫徹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所強調的“搞好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對確保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作為長期歷史任務持之以恒抓緊抓好”，《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決策層已經對此明確指示，“必須依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研究完善國家扶貧開發戰略，進一步明確戰略任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戰略措施；研究完善國家扶貧政策體系，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要繼續堅持并不斷強化，對不適應的政策要及時調整并不斷完善，并與時俱進地出臺新的政策措施關于研究新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相關政府人士和學者認為，需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的問題。應關注經濟增長對貧困人口脫貧的作用是否在減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徑進一步促進貧困人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以扶貧工作重點縣和整村推進為標志的瞄準貧困地區政策的效果，是否有更有效的瞄準貧困地區的政策；農村公共財政政策特別是農村教育、農村低保等制度對扶貧的影響程度，財政專項扶貧政策如何瞄準貧困人群等三個方面需要審視。因為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扶貧體制的完善、財政扶貧政策的搭配，而且關系到專項財政扶貧政策方向。其次，農業農村發展新特征對扶貧影響問題。研究人士表示，一方面，隨著絕對貧困人口的急劇減少，中國扶貧的首要任務從解決溫飽問題向穩定溫飽并脫貧致富轉變。目前，中國的農業發展出現了階段性變化，即由原來的農產品短缺過渡到農產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提高農產品質量。這一變化意味著在目前農業經營規模不變的前提下，土地投入邊際效率出現遞減的特征，傳統農業對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作用在下降另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給農村社會帶來影響。中國獨特的農民工問題不僅引起了對短期農民工收入的關注，而且引起了對長遠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關注。從長遠看，隨著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性因素逐漸消失，農村人口減少必然帶來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

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將這些問題作通盤長遠考慮，非常有可能降低政策效果和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費。相關研究者認為，這些是研究新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時需要作前瞻性考慮的問題。政策新思路針對專項財政扶貧的體制機制問題，相關人士認為應該明確三個取向：一是財政扶貧資金管理重心進一步下移，賦予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權責，完善省以上監督和績效考核機制，進一步提高扶貧效率；二是促進貧困人群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扶貧的進程中去，提高貧困人群自我發展的能力；三是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創新財政扶貧機制。“除專項財政扶貧投入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公共財政政策覆蓋農村的進程。從近年來的公共財政政策趨向看，這一進程在加速，中國未來將不斷改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公共需求狀況和促進社會公平。”吳文智點評世行報告時說。當前，根據減貧工作在新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要求，我國正建立開發扶貧和社會救助兩輪驅動的新的專項扶貧開發模式。目前，我國專項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繼續實施整村推進，即在重點貧困村開展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二是繼續強化“雨露計劃”，培訓貧困地區勞動力，促進其非農就業和務農技能的提高；三是繼續推進產業化扶貧，通過支持產業化扶貧龍頭企業和貧困地區發展優勢產業，帶動貧困地區農業結構調整，將貧困農民納入現代化的農產品購銷體系當中，進而實現脫貧致富；四是繼續擴大移民扶貧搬遷，對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地區的貧困人口，按照“搬得出、穩得住、富得起”的要求，實行異地移民搬遷；五是加大對特殊類型貧困地區的綜合治理，即解決一些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特殊難題，涵蓋教育衛生發展、生態環境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在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促進減貧的基本戰略包括：第一，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不斷深化體制創新，為農村減貧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第二，強化社會經濟發展基礎，努力促進經濟增長，為農村減貧和發展創造基本動力；第三，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戰略，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第四，采取有效措施，扶持特殊群體。對少數民族、婦女、老人、兒童及殘疾人予以長期持久的有資金和機制保障的扶持我國扶貧規模依然龐大，貧困程度依然較深，貧困人群的脆弱性依然明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部門之間、人際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十分突出，相對貧困問題還在不斷凸顯。4月8日，國務院扶貧辦國際合作與社會扶貧司司長張磊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扶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持了全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也為促進全球減貧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中國扶貧工作面對的挑戰仍然較大。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從1981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間，中國農村的貧困率（人口數量比例）從18.5%下降到了2.8%；農村貧困人口的數量從1.52億下降到2600萬。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按2003年農村價格計，平均每人888元）計算，中國在這個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從65%下降到10%，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由6.52億降到1.35億，5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對此，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杜大偉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

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如果沒有中國的扶貧努力，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不會有所減少。”他也同意張磊的判斷，中國扶貧重任仍將繼續，“在某些方面，任務將更加艱巨。”就目前中國扶貧工作的新進展，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在點評世界銀行題為《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的評估報告時介紹說，中國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進入了關鍵的最后兩年，一方面要在現行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下完成綱要確立的目標和任務；另一方面，為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和扶貧新形勢，應進一步研究和制定下一個時期新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財政部農業司扶貧處吳文智也說，“中國的扶貧工作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扶貧新挑戰扶貧工作之所以進入關鍵期，在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了結構性變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景觀，而在此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扶貧挑戰。首先，減貧的任務繼續存在。按照國際標準度量，中國的貧困人口人數仍然很多，中國是世界上貧困人口第二多的國家，僅次于印度。另一方面，有專家認為，因為中國采用較為嚴格的貧困標準，不僅低于國際標準，而且相對于中國人口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和愿望也比較低。而中國人口基數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困標準的提高面臨著諸多難題，相應的財政轉移支付等制度還有待建立和完善。其次，面對貧困的脆弱性仍普遍存在。在一個計算年里，脆弱性貧困人口的數目比實際貧困人口的數目多一倍左右。三年中至少有一年總人口近1/3屬于貧困之列，而貧困的嚴重性很大一部分是風險所致。相對高比例的暫時性貧困并不意味著貧困的嚴重性會降低，或者相對容易解決，相對于以長期貧困為主要形式的時期而言，社會政策需要更多地關注風險降低和風險管理。其三，消除剩余的貧困變得更加艱難。隨著貧困率的下降，余下的貧困人口在地理上更為分散，扶貧措施更加難以達到。與此同時，減貧對經濟增長的反應已經減弱。有關數據顯示，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能帶來貧困率下降2個百分點，而在“十五”期間，貧困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已經下降到1左右。其四，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城鄉內部的不平等現象也在上升。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向《瞭望》新聞周刊介紹，“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擴大最快的國家之一。”由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收入對于獲得醫療、衛生、教育等服務比過去更為重要，貧困人口的家庭醫療教育支出負擔加重。此外，城市勞動力市場結構重組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失業率上升，同時勞動力參與率下降，而且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日益非正規化，引起對城市職工福利的擔憂；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始終是減少貧困的一個重要渠道，但城市的大量流動人口使得農民工及其家庭如何融入城市也成為不得不考慮的難題。

第二篇：城鄉統籌發展

關于社會管理的思維創新與路徑

社會管理與群眾利益有著內在的相關性，要從根本上解決公權力與群眾的關系。“黨建統領、社會協同”其內在的機理是處理好預算跟服務的關系，社會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問題在于其結構關系，新時期的黨群關系要處理好黨委與公眾的關系、黨委與政府的關系，在加強社會管理中，黨的各級組織要貫徹群眾路線，客服官僚主義，發揮統領和協調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矯正各級權力的濫用，防止社會過渡分化，新時期的社會管理要重視公眾參與的新特點，正視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包括參與政府動員與維護群眾利益方面的功能，通過培育自主性的社會組織，整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于加強社會自治和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具有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急劇的社會轉型也給社會管理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為此，在多元的社會治理格局中，需要培育社會力量，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構建和諧社會。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路徑上，一方面需要在觀念上進行創新，在機構設置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另一方面需要了解社會需求，加強社會管理的主題能力建設。同時，需要在組織、體制、機制上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保障。

改善黨群關系與社會管理創新密切關聯，當前社會結構變化與社會規范、價值變遷在進一步催促社會管理加速，時空壓縮使得中國用30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300年的發展，在正面發展效應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帶來諸多社會矛盾等負面效應。當單個或是局部是正確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錯誤的結果，合成腐敗即是一類，當前各地貧乏的群體性事件即是集體無意識的多重疊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視研究，通過改善新時期黨群關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

第三篇：城鄉一體化發展

淺析城鄉發展一體化

內容摘要：黨的十八大報告把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戰略措施，深刻認識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原因、舉措，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小康社會、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加快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經過這幾年的發展，城鄉經濟社會關系開始發生了新變化。農民的人均純收入較快增長，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減小。但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后，經濟體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障礙明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中最嚴重的制約仍然是城鄉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研究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舉措具有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原因

（一）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中國二元經濟矛盾，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途徑。城鄉發展一體化一方面可以落實擴大消費，另一方面可以消化過剩產能，第三方面可以保證經濟增長。我們現在所推動的城鄉發展一體化與之前啟動的“城市化”進程是不同的，當時的概念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和無限的擴容，而本次則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背后，不僅隱藏著巨大的內需擴容的空間，也是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一個分拆與重塑的過程。現在農民工進城，但他們并沒能真正的融入城市，每年春節又出現返鄉客流這種人口的不正常流動，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他們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沒有城鎮的醫療保險，他們建了很多高樓大廈自己是沒法住的。農村發展滯后，很多農村留守兒童被拐賣的、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樣對于建設新農村也不利。

（二）城鄉發展一體化在下一步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把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結合起來，大力拓展發展空間。城鄉發展一體化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極為重要的動力，城鄉發展一體化統籌發展是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根本矛盾的重要途徑，從國情上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的發展，在資源、土地方面更加寬松，也有利于降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成本，都轉移到北京、上海是不可以的。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使農民享受教育、醫療、廉租房等城市公共服務的前提。中央的重大舉措將使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流動逐步穩定下來，為消費提供較大的增長空間，并推動城鄉差距的解決和維護社會穩定。

（三）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重大問題。由于農業發展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占中國人口3/4的是農村人口，實際上我們3/4還在農村。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從理論上講，是由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內在聯系決定的。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系，彼此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作為一個有機統一整體，充分發揮彼此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充分發揮工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從實踐上講，是由制約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決定的。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導致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嚴重不均等，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據統計，農村還有幾千萬人口飲水不安全、一些村莊還不通公路、一部分農戶還沒有通電，農村義務教育生均經費、人均醫保支出、千人平均衛生技術人員數量、低保標準、合作醫療補助標準、社會養老保險補助水平等都明顯低于城鎮；特別是1億多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由于戶籍限制無法在城市安家落戶，難以與城鎮職工同工同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長期游離在城鄉之間，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護。既然制約“三農”問題有效解決的深層次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那么，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這是解決好我國“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

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舉措

（一）加大城市反哺農村的力度

雙向的城鄉一體化不是僅僅以城帶鄉那么簡單，需要從城市和農村兩個方面做文章：一方面要增強城市的輻射功能，比如城市的相關發展項目應向農村延伸或轉移，也可在考慮資源與環境因素的基礎上，形成城鄉一體的具有內在聯系的地域產業配置圈；另一方面農村要提高接受城市輻射的能力，比如農村要制定向城市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根據本地資源的特點，選準與城市對接的項目，以便于城市產業的延伸和轉移。就統籌城鄉發展來說，強化政府服務職能，重在強化對農村公共服務的職能。政府對農村服務的職能體現在許多方面，比如涉農信息服務、涉農項目會辦服務、政產學研協作服務、涉農人才培養服務、銀企合作融資服務等等。目前應高度重視這幾個方面的服務，一是以項目推進服務農村建設，大力實施專項資助計劃。如就秸稈處理而言，政府可以用科技項目推進的辦法來促進秸稈還田或秸稈能源的綜合利用。二是要著力搞好面向農業現代化的技術服務，建立布點合 理的專業技術站所，形成能覆蓋全程、綜合配套、便 捷高效的農業服務體系。三是著力打造面向農業現 代化的金融服務平臺，促進金融機構業務向農村延 伸，并完善涉農金融擔保制度，為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保證。目前農村的金融機構主要以農村信用社為 主，遠不能適應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為此，要進一步健全農村金融體系，引導各類商業銀行在農村設立金融網點，并鼓勵發展農村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組織等適合農村特點和需要的新型 金融組織。

(二)加大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力度

要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關鍵是要落實 好強農、惠農、富農的相關政策。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 給。”現代農業是農村發展極為重要的基礎，也是提高農民收入的基本途徑。現代農業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為此要注重打造主導產業明確、產業發展良好、輻射帶動有力、功能布局合理、公共產品配套、生活設施齊全、城鄉面貌清新、農民安居樂業、城鄉 一體發展的現代農業示范園，以園區帶動高效農 業、設施農業、設計農業的發展。發展現代農業要創新土地流轉機制：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創新吸引投資，將土地流轉給有投資能力的農業生產大戶和有金融機構支持的農業合作組織；另一方面要將農民原有分散的聯產承 3 包地，通過流轉向專門從事農業 生產的人集中，改變一家一塊田或一家幾塊田的零 散生產經營狀態。同時，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要充分 保證農民的利益，確保農民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 中增加權益收入。(三)堅持改革創新，是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強大動力

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質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顯然，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城鄉兩方面都大力推進改革創新。深化農村改革，要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中農村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要針對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市場經濟的觀念和機制在農業農村中不斷深化、現代農業技術和裝備更普遍應用等新情況，在切實保障農民各項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的組織和制度創新。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此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總體要求：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在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在切實保障農民合法財產權益基礎上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要在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力和服務能力的同時發展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和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集約化、規模化、社會化、組織化程度

三、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農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的現實條件下，城鄉一體化的戰略意義將更加突出。實現城鄉一體化是城鄉二元結構轉換的需要，盡管我國城鄉面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典型的二元結構仍然存在。要從傳統的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就必須要打破傳統的二元結構束縛。隨著二元結構的轉換，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商品交換就構成了城鄉間最重要的聯系機制。因此，就必須以城鄉一體化戰略作為城市—鄉村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城鄉復合系統發展的需要，城市離不開鄉村，鄉村也離不開城市。城市和鄉村本為“一家”，只是隨著 4 社會分工及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才逐漸從空間上分離，并由此產生了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一系列的差別。歷史上的城鄉關系經歷了混沌—對立—隔離的過程，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重心將逐漸由城市轉向了城市—鄉村地域，城鄉系統也將趨向統一融合。對城鄉這樣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不應將各亞系統分別對待，必須重視整體綜合。在城鄉系統中，各子系統的發展是相互依賴的，都要求其他系統的配合與支持。因此，要建設現代化的城市和鄉村，就必須以城鄉一體化為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采取積極有效措施，保證城鄉間的順利貫通。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人口與就業問題，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安置問題，是我國城市化和農村發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所在。我國目前有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財富，又是城鄉進一步發展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全部涌入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滯留農村。要保持城鄉這一復雜巨系統的高效率運轉，必須要強調和重視系統內部各子系統及外部系統間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城鄉間人口的合理流動，將會促進城鄉間人才、科技、信息、文化等的交流，從而繁榮城鄉經濟。解決農村剩余人口問題，必須要從城鄉兩方面統籌考慮，重在疏導和分流。

第四篇：統籌城鄉發展

申論熱點：統籌城鄉發展

【背景鏈接】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當前，農業農村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之一，但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仍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衡量城鄉統籌發展的成效，關鍵要看農業基礎是否不斷加強，國民收入分配是否真正向農村傾斜，公共事業發展的重點是否切實向農村傾斜，改善民生的舉措是否更多惠及農民。歸根結底，要看立足點是否真正放在加強“三農”上。決不能以犧牲農業農村為代價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決不能借統籌城鄉之名削弱農業農村、損害農民利益。

【標準表述】

統籌城鄉發展，夯實農業基礎，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明確方向，突出重點，在關鍵環節上花氣力、下功夫。

繼續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力度。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的政策信號不能變、支持不能減。完善農業補貼制度，調動農民務農種糧和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加強和改進農產品市場調控，保持價格合理水平。

不斷增強農業發展支撐能力。抓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能力，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升農業機械裝備水平，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促進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再上新臺階。

加快改善農村民生。將政府的公共資源更多地投向農村，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要素向農村聚集，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多渠道就業，加快解決農村發展最急需、農民要求最迫切的飲水、用電、教育、醫療等問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加大扶貧開發力度。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更加注重城鄉聯動、協調推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有序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步伐，繼續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農民工融入城鎮、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作為城鄉改革聯動的突破口。

第五篇：關于統籌城鄉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是科學發展觀中五個統籌（統籌區域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統籌人和自然和諧發展;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其中的一項內容。就是要更加注重農村的發展，解決好“三農”問題，堅決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黨中央根據新世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特征和主要矛盾，致力于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破解“三農”難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要落實這一戰略決策，必須從戰略高度考察其時代背景和重大意義，明確其戰略思路和主要內容，給出其戰略重點與對策建議。

一、統籌城鄉發展的時代背景與戰略意義

1、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看，已具備統籌城鄉發展的現實條件

城鄉關系一般是與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的。工業化通常經過三個階段，即依靠農業積累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初期階段，工農業協調發展的中期階段，以及工業支持農業發展的實現階段.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后，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主要來自非農產業，不再需要從農業吸納資本等要素。農業應獲得與工業平等發展的機會與權利，并逐步成為接受“補助”、“補償”的部門。這個階段就是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換過渡，工農、城鄉關系開始改善由城鄉分割走向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階段。有關統計指標顯示，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未來二十年，如果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得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將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如果繼續將農民排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之外，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化和尖銳化，也會使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陡然增大。因此，在這一關鍵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既與這一階段我國城鄉關系的基本特征相適應，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2、從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看，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重視“三農”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我們黨對待農民的基本準則：要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改革以來各級政府致力于農村改革和社會發展，但目前中國城鄉差距仍過分懸殊和不斷擴大，“三農”問題依然是制約中國全面建設小康、實現現代化的難題。主要原因是，過去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農村內部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這種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與社會其他單元的有機關聯，把“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孤立的系統單獨加以研究，因而實現不了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之間的良性轉換與互動。“三農”問題表面上看是農村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農村自身，必須在城市與農村的互動中逐步解決，可以說沒有城市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農民的小康難以順利實現。只有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路，創新城鄉發展戰略，才能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加速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步伐。因此，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用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和戰略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就是要在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機制上有一個大的轉變：跳出“就三農論三農，就三農抓三農”、“以農言農”的傳統思路，統籌考慮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通過城鄉資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場互動、產業互補，通過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帶動農業，建立城鄉互動、良性循環、共同發展的一體化體制。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總體思路和戰略選擇，是加快我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步伐的重大戰略舉措。

二、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路與主要內容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相對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而言的，它要求把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納入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之中進行通盤籌劃，綜合考慮，以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為最終目標，統籌城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環境建設，統籌解決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打破城鄉界線，優化資源配置，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優先位置，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是給城鄉居民平等的發展機會，通過城鄉布局規劃、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進城鄉各種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不斷增強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和地區差距，使城鄉經濟社會實現均衡、持續、協調發展，促進城鄉分割的傳統“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的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統籌城鄉發展，需要觀念、機制和體制的諸多變革，是一個長期、艱巨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

1、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路

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思路和戰略目標，就是要通過積極促進城鄉產業結構調整、人力資源配置和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既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又充分發揮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城鄉之間全方位自主自由交流與平等互利合作、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和機制，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發展良性互動，通過文化、人員、信息交流，經濟、教育與科技合作，把城市現代文明輸入農村，從而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三農”問題的解決，推動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

在如何通過統籌城鄉發展，解決好“三農”問題上，目前從上到下已形成共識，達成了明確的戰略思路：那就是必須跳出“三農”抓“三農”，把“三農”問題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戰略布局中統籌考慮，通過工業化、城市化與“三農”的充分互動加以解決。“城里人”要關心“鄉下人”，城市要幫扶農村，工業要反哺農業，應當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無論從我國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來分析，我們都不難得出結論，新階段農業的問題需要工業參與解決，農村的問題需要城市參與解決，農民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勞動力轉移來解決。

2、統籌城鄉發展的主要內容

統籌城鄉發展的內涵不僅僅指經濟范疇，它包括城鄉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三個方面都要實現城鄉統籌。在經濟上應把農民致富與轉移農民、減少農民結合起來，長富于民，藏富于民，實現農民“有其利”；在政治上應把善待農民與尊重農民、組織農民結合起來，給農民國民待遇，讓農民當家作主，實現農民“有其權”；在思想文化上應把教育農民與轉變農民

觀念、提高農民素質結合起來，弘揚勤勞、善良、講修養的傳統美德，增強民主、科學、講公德的現代文明意識，實現農民“有其教”。具體說來，統籌城鄉發展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籌城鄉規劃建設。即改變目前城鄉規劃分割、建設分治的狀況，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統一納入政府宏觀規劃，協調城鄉發展，促進城鄉聯動，實現共同繁榮。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統一編制城鄉規劃，促進城鎮有序發展，農民梯度轉移。主要包括：統籌城鄉產業發展規劃，科學確定產業發展布局；統籌城鄉用地規劃，合理布局建設、住宅、農業與生態用地；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構建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體系。尤其要在農村地區缺乏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情況下，政府要調動和引導各方面的力量著力加強對農村道路、交通運輸、電力、電信、商業網點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投入，使鄉村聯系城市的硬件設施得到盡快改善。優先發展社會共享型基礎設施，擴大基礎設施的服務范圍、服務領域和受益對象，讓農民也能分享城市基礎設施。

二是統籌城鄉產業發展。以工業化支撐城市化，以城市化提升工業化，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促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建立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發展機制，加快現代農業和現代農村建設，促進農村工業向城鎮工業園區集中，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促進土地向規模農戶集中，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促進城市社會服務事業向農村覆蓋，促進城市文明向農村輻射，提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三是統籌城鄉管理制度。突破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糾正體制上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殘留影響，保護農民利益，建立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就業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給農村居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完整的財產權利和自由的發展空間，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

四是統籌城鄉收入分配。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改變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降低農業稅負，創造條件盡快取消農業稅，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加快農村公益事業建設，建立城鄉一體的財政支出體制，將農村交通、環保、生態等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都列入政府財政支出范圍。

三、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重點與對策建議

1、統籌城鄉發展首先要轉變觀念，抓好落實

農民處于末等公民地位是農業和農村不景氣的深層根源。還農民一個平等的社會地位、解決農民“國民待遇”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背景，對很多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有些人自覺不自覺地認為，中國這么大的地域中，到處都搞得比較漂亮，所有人都過上富裕生活在短時間內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覺不自覺地考慮到，首先要滿足城市，然后滿足農村。不改變這樣的觀念，就無法真正實現統籌城鄉發展。只有各級政府和城市市民徹底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不正確的觀念，真情關愛農民，真誠對待農民，真心幫助農民，建立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投入機制，才能真正實現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作為城鄉統籌的主體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率先帶頭轉變觀念，樹立以民生為本的新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把改善民生作為發展的第一要義，把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態環境作

為最重要的政績，把增進最廣大群眾的物質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統籌城鄉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重點，因為沒有統籌城鄉發展，也就談不上“統籌區域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基礎。目前在樹立科學發展觀上，思想已基本統一，關鍵是抓好落實。科學發展觀能否有效落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政績觀能否確立。樹立正確政績觀的關鍵是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績考核機制。其考核內容應當遵循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作新的調整和補充。其重要內容要把各級政府統籌城鄉發展的做法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業績作為重要指標，加大這方面的權重，考核中要多傾聽農民和民工的建議和心聲。

2、統籌城鄉發展要注意以“三化”帶“三農”

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城鄉統籌解決“三農”問題應“三化”并舉，以“三化”帶“三農”：即以工業化帶動農民收入提高，以城鎮化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以農業產業化帶動農業經濟效益增長。這是近幾年我國解決“三農”實踐經驗的集中概括，也是我們調整發展戰略的重要實踐依據。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是辯證的統一體。工業化居于主導地位，是城鎮化和產業化的核心，只有通過工業化才能逐步“化”傳統農業為現代農業、“化”農業社會為工業社會、“化”農民為市民；城鎮化是工業化和產業化進一步擴張的載體，可以通過城鎮的要素聚集促進工業化和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產業化有利于農村土地集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前提和基礎。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農業經營企業化。企業化寓于產業化之中，貫穿于農業產業化的全過程。為推進農業企業化，要下大力氣培育農業龍頭企業，用市場牽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連農戶，形成“企業＋基地＋農戶”、“專業協會＋農戶”等多種運行模式。今后不管是哪種所有制和經營形式的龍頭企業，只要能帶動農戶，與農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給農民帶來實惠，政府都要在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一視同仁地給予支持。

3、統籌城鄉發展要把統籌城鄉教育作為首要工程

城鄉差別大、農民增收難的根子，集中體現在教育、醫療、養老上。農村教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作用，農村教育質量的高低，關系到農村各類人才培養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關系到農村經濟社會的進步。因此，抓好農村教育工作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工程和希望工程。當前農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教育發展相對薄弱，難以實現均衡發展和高水平、高質量提高；農村初中生輟學現象仍然存在，受校舍、師資及學生就學愿望的制約，高中段教育實現全面普及面臨困難，城鄉之間、校際之間不平衡現象有繼續拉大的趨勢；稅費改革之后，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機制尚未建立，與發展現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適應，學校正常運轉受到影響，農村教師工資發放標準不統一，來源不穩定；農村教育辦學思想和方法落后等。因此，要統籌城鄉教育發展，就必須從實踐“三個代表”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出發，將農村教育工作作為整個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打破與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相伴隨的城鄉教育差距，優先發展農村教育。

一是努力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發展保障機制，增加農村教育投入。為確保稅費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青島市的做法是與縣區政府簽訂《保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責任書》，將高標準、高質量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納入區縣領導任期責任目標和責任目標，對工資發放、公用經費增長、學校布局調整、危房改造

等提出具體的目標要求。針對農村學校規模小、布局不合理、校際差距較大等問題，以鄉鎮為單位，重新規劃農村鄉鎮中小學布局，實施農村小學、初中標準化、規范化建設工程，促進縣域內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全面推行農村義務教育“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改革，鎮初中、小學校長的選拔、任命以及教師的聘任、調配交流等實行區市教體局統一管理，建立教師工資按照區市統一標準發放制度。二是加強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打造城鄉教育發展共同體。首先是建立城鄉學校幫扶制度。城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可以組織市區的學校與農村學校簽訂結對幫扶協議，通過教師定期交流培訓、聯合舉辦教研活動、經濟支持等形式，實現理念共享、成果共享、利益共享。其次是完善流動人口子女和殘疾兒童少年就學保障辦法，使農民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在城市的中小學取消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借讀費等額外收費項目，使其享受與城市孩子相同的錄取條件、收費項目；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殘疾兒童少年全部實施免費教育，免費項目包括雜費、住宿費和教科書費。流動人口子女、殘疾兒童少年教育所需經費按管理權限分別由市、區級財政負擔；第三是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實行就讀資助。縣區政府要按有關規定設立專項資金，確保農村學生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

三是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要根據市場和企業的需求，按照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對從業人員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訓內容，實行定向培訓，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適用性。要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的積極性，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各級財政都要安排專門用于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為提高培訓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訓效果，應由農民自主選擇培訓機構、培訓內容和培訓時間，政府對接受培訓的農民給予一定的補貼和資助。

4、統籌城鄉發展要把統籌城鄉社會保障作為突破口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保障。目前農村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工作薄弱，廣大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殘、因病返貧的問題在貧困地區十分突出。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處于分割狀態。在國家財政的支出中，只有少數用于農村社會救濟；在農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上，國家基本沒有承擔責任。農村目前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在小范圍進行改革試點以外，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只有幫助農村地區建立起與城市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把土地從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中解放出來，城鄉統籌發展才有基本的制度基礎。因此，完善農村社會保障，促進農民土地保障轉向社會保障，是統籌城鄉社會保障的重中之重，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穩壓器”。

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總體思路是：堅持城鄉一體化的政策導向，堅持分階段、逐步完善、地區差異的原則，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優先解決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建立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應從條件已基本成熟的經濟發達地區，逐步推廣到全國；先在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再逐步建立養老保險。其主要內容有：健全被征地農民社會養老制度，減少和消除“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階層的產生，政府應從財政和土地出讓金中安排一定比例，通過“以土地換保障”的形式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逐步提高養老保障水平，穩步推進城鎮社保向農民覆蓋，最終實現與城鎮社保接軌；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形成與城鎮低保水平的合理比例關系；穩步建立以大病醫療統籌為主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

5、統籌城鄉發展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切入點

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減少農民” 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特征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在GDP中比重越來越低。只有農村人口也同步降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能進入良性的循環狀態。否則，農業人口不減少，大多數的人口只能創造和占有越來越少的財富，是難以富起來的。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適時轉移與充分就業，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促進經濟長期繁榮的必要前提。

首先，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為農業生產帶來巨大效益。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一方面可以增加從事農業勞動力的資源占有，為農業走規模經營之路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可以使農副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發生逆轉，在農業生產效益、市場需求不變的情況下，能使農副產品生產者獲得成倍的效益。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促進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其更大的作用在于潛移默化地改變著農村勞動力的觀念和意識，使城市中的先進思想和文明生活方式在農村廣泛傳播；同時市場信息、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能夠迅速在農村擴散，從而促進農村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第三，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主要動力。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收入差別是造成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原因。從近幾年山東省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收入的關系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據統計，勞動者報酬增加額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比重，2000～2002年依次為54.2%、79.2%和60.9%。可見，勞動者報酬收入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由此看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三農”問題，能夠取得多重效果，可以加速農業發展、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對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值得研究和關注的問題。當前，各級政府應當注意加強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協調和指導，維護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合法權益。2004年中央1號文件確立了公正對待農民工，讓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的完整政策框架。當前，必須解決的政策問題有：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各種準入限制，實行一視同仁、平等競爭；取消專門面向外出就業民工的就業證卡，簡化農民外出就業手續，實行暫住申報制度；清理整頓對外出或外來務工人員的亂收費，輸入地政府必須將對外來人口的管理費用納入財政預算中，不能變相向企業或個人轉嫁負擔；建立并完善保障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的工作制度和經費籌措保障機制，保障農民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在公共衛生領域給民工市民待遇；把農民進城務工納入《勞動法》實施范圍，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做好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范圍的工作，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將農民工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按照中央１號文件的要求，做好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工作；讓農民能充分享受自由進城和自由遷移的權利并妥善解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