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二

案例二：仔細閱讀下列案例，根據公共關系學理論，分析鐵道部的應對措施，并提出自己的處理方案。

中鐵九局鐵路項目被指騙子承包廚子施工

來源：新華網 作者：舒靜

一個總投資23億的重要鐵路項目，竟被層層轉包、違規分包給一家“冒牌”公司和幾個“完全不懂建橋”的包工頭；本應澆筑混凝土的橋墩，竟在工程監理的眼皮底下，被偷工減料投入大量石塊，形成巨大的安全隱患。

記者調查東北的一項在建鐵路工程時發現，工程中潛藏的管理漏洞與質量問題令人驚心。一條連施工者都直言“通車后我可不敢坐”的鐵路線，究竟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又在滋生怎樣的灰色鏈條？ 施工隊負責人稱“不懂建橋”

曾做過廚師、開過飯店、修過路的農民工呂天博對建橋一竅不通，然而，2010年7月，呂天博卻簽訂了一份“施工合同”，帶著幾十名農民工開始修建一項重要鐵路工程的一座特大橋。

呂天博參與修建的鐵路名為“靖宇至松江河線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山市的靖宇縣和撫松縣境內，線路全長74.1公里，2009年由鐵道部批準建設，項目業主單位為沈陽鐵路局。

2009年6月，沈陽鐵路局對該項目進行公開招標，中國中鐵九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九局)中標，隨后將這一工程分割為多個標段，分包給多家建設公司，而其中一家江西昌廈建設工程集團公司(以下簡稱江西昌廈)又將工程包給幾個并無資質的農民工隊伍。呂天博向記者介紹說，江西昌廈承包的工程內容包括頭道松花江二號特大橋、三號特大橋與勝利村隧道等，呂天博自己負責二號特大橋的施工，而三號橋及隧道工程的施工負責人和他一樣，都是沒有路橋建設經驗的農民工，簽訂施工合同前，沒人對他們進行過資質審查。更蹊蹺的是，記者在調查此事時，又得到一個匪夷所思的消息：負責承包該項目的江西昌廈突然于2011年9月發表聲明，稱該公司從未與中鐵九局簽訂過靖宇至松江河新建鐵路項目的合同，并稱被犯罪分子偽造該公司印章承接了該項工程。

為證明此事，江西昌廈一名姓黃的法律顧問還向記者出示了由南昌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幾份公司印章鑒定文書，黃律師稱，與中鐵九局和施工隊簽合同的并非江西昌廈的人員，而是一伙詐騙分子。

于是，一條投資數十億的鐵路工程，竟出現了被“騙子承包、廚子施工”的荒唐局面。

更為嚴重的是，在幾座特大橋的施工過程中，還普遍存在偷工減料問題，由此帶來的質量與安全隱患難以預測。

據呂天博、鄭偉等施工人員反映，幾座特大橋在修建過程中，一些原本應全部由混凝土澆灌的橋墩基座，都被填放了大量碎石、砂石等混合物，給橋墩留下極大的安全隱患，而項目經理部卻照樣簽字驗收。

通過多方取證和現場調查，記者找到了3號特大橋12、13號橋墩被投放石塊的多份相關證據。

記者搜集到了3號特大橋的設計圖紙，按照圖紙，所有橋墩基座必須全部由混凝土澆灌。那么，在混凝土中摻雜石塊，會有怎樣的質量問題？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鐵路規劃設計院橋梁設計研究所的一名趙姓研究員。他表示，這種偷工減料的行為會帶來巨大隱患。“基座就好比是鞋，混凝土澆筑的橋墩是腳，鞋里如果有大量碎石子，能站得穩嗎？”他介紹稱，在橋墩低部投放石料會使橋墩底部出現斜坡或嚴重的受力不均。一旦鐵路建成，長期遭受到各種力作用，就可能出現橋墩傾斜甚至斷裂的后果。

對于這樣的工程質量，一位叫麗明的施工人員更是直言：“他們扔石頭，我說千萬別這么整。將來這趟火車通了，我可不敢坐。”

帶著對違規分包和工程質量的種種疑問，記者先后兩次來到工程承包單位中鐵九局和業主單位沈陽市鐵路局。

按照合同法和建筑法的相關規定，承包人不得將工程轉包給第三人或將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義分別轉包給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相應資質條件的單位；建設工程主體結構的施工必須由承包人自行完成。然而，中鐵九局的轉包行為恰恰違反了這三條規定。在違規分包中，最令人不解的便是為何會出現“騙子承包、廚子施工”的荒誕局面。對此，記者先是從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于2011年1月26日的一份文件中看到這樣的說法：“由于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在勞務分包資質審查時把關不嚴，導致江西昌廈建筑工程集團公司在無隧道施工資質的情況下，承攬了隧道施工任務。”

項目部的一名負責人聶喜峰稱：“負責資質審查的是公司的成本管理部，審查時只是直接看的原件，上面都蓋了公章，并沒有用別的方法進行審查，證件全了就行了。”而中鐵九局三公司的一名王姓負責人則不經意透露了事情真相：“江西昌廈是沈陽鐵路局的一個高層領導介紹進來的，你說我們怎么審查。”

對于分包問題，聶喜峰先是稱，他們與江西昌廈簽訂的合同并非包工包料的分包合同，而是“勞務分包合同”。而記者指出，中鐵九局與江西昌廈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專業分包合同》明確顯示是包工包料；而且，如果只是包勞務，施工隊就沒必要偷工減料來獲取利益。聶總最終承認，九局沒有偷工減料，但的確存在工程分包的問題。隨后，記者出示多份證據指出工程質量的問題，聶喜峰先是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此事，記者隨即拿出一份項目部在2010年7月印發的《處罰決定》，文件稱，“江西昌廈公司，由你公司負責施工的頭道松花江3號特大橋工程，在灌注C35混凝土時野蠻施工，擅自用吊車掛吊斗向澆筑的混凝土中添加塊石，嚴重影響基礎混凝土強度??情節惡劣，后果嚴重”，并在最后作出處罰一萬元的決定。

對此聶總又表示，當時是現場監控發現存在問題，公司讓他們清理，并下發了文件。然而，記者調查發現，項目部在2010年7月后并未就此進行徹底調查，這樣的行為也并未停止。

記者向沈陽鐵路局和中鐵九局相關負責人詳細反映了宇松工程的問題后，引起其重視。中鐵九局副局長趙鐵軍向記者表示，中鐵九局已就此成立專門調查組，將對相關橋墩進行鉆芯取樣，絕不容許存在工程質量問題；對于暴露出的管理缺失，則應充分總結教訓，避免再次出現此類問題。沈陽鐵路局副局長王凡也向記者表示，已成立專門調查組梳理問題、實地檢測，并將按照規定對暴露出的問題進行嚴肅處理。

鐵道部13日對媒體反映的宇松鐵路嚴重質量問題公布了查處結果。涉及單位和人員做了相應處罰，不合格工程全部返工處理。

鐵道部有關負責人稱，10月20日，有媒體報道在建靖宇至松江河鐵路存在“騙子承包、廚子施工”和工程質量隱患等問題。鐵道部高度重視，當日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

經查，媒體反映的合同詐騙、工程違法分包轉包、工程質量問題等屬實，是一起典型的工程質量重大責任事故；媒體反映的沈陽鐵路局一高層領導介紹施工隊伍問題，事實是宇松鐵路建設指揮部一副指揮長所為，沒有發現沈陽局領導班子成員介紹江西昌廈公司進場施工的問題。

為加強鐵路工程建設管理，嚴肅法紀政紀，確保鐵路工程安全質量，鐵道部對在建宇松鐵路相關責任單位和人員做出嚴肅處理：

1.中鐵九局作為宇松鐵路項目的施工總承包單位，對這起質量事故和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主要責任，責成其對事故涉及的16個墩臺全部返工并承擔直接經濟損失的90%；對其在全路范圍內承建的在建工程停工整頓；取消其一年鐵路建設工程投標資格；將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原項目經理清除出鐵路建設市場；對宇松鐵路項目涉及的其他違法分包合同徹底調查清理，對涉及的包工隊清除出場，發現腐敗問題徹底追查。根據隸屬和管理權限，對中鐵九局相關領導及相關責任人，交由其上級主管部門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依紀嚴肅處理。

2.沈陽鐵路建設監理有限公司作為宇松鐵路的監理單位，對這起質量事故負重要責任，對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次要責任，責成其對事故涉及的16個墩臺承擔直接經濟損失的10%，取消一年鐵路建設工程投標資格，將該項目總監、副總監及有關現場監理人員清除出鐵路建設市場。

3.沈陽鐵路局宇松鐵路建設指揮部作為宇松鐵路建設項目的建設管理機構，對這起質量事故負重要責任，對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主要責任；沈陽鐵路局負有監管責任，給予沈陽鐵路局全路通報批評，2011年度建設單位考核直接定為不合格；鐵道部、沈陽鐵路局對相關責任人予以撤職、免職、降級等處分。

鐵道部要求，中鐵九局對質量問題嚴重的頭道松花江2號、3號特大橋全部返工處理，對宇松鐵路全線安全質量進行排查整改；沈陽鐵路局派出工作組進駐宇松鐵路項目，對全線所有路基、橋梁、隧道進行全面檢測，對所有合同進行檢查梳理，對發現的工程質量和違法違規問題徹底整改；沈陽鐵路局所管鐵路建設項目立即停工整頓；對

宇松鐵路項目涉嫌合同詐騙人員，交公安機關依法處置。

同時，為深刻吸取教訓，舉一反三，鐵道部將制定措施，切實加強鐵路工程管理。

第二篇：模塊二案例A

《教學從了解學生開始》案例分析

1、為什么同樣的課，安老師在不同的班級里實施會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答：安老師在初二（1）、初二（2）班的教學之所以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生是有差異性的，一種教學模式不一定適合所有的學生。雖然課的內容相同，但由于學習者的學習態度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不同，導致的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會有差異。

（1）班學生大部分都是聽覺或者聽動覺綜合的；（2）班的學生中大部分是視覺型或者是視動綜合型的。對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需要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而安老師在兩個班的首次教學中采用了相同的教學方法，而沒有考慮學生的學習風格的不同，所以才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2、您認為安老師通過查閱試卷可以得到哪些信息？為了得到這些信息，您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答：我認為安老師通過查閱試卷可以了解到學生的基礎知識水平，學生的已有知識水平或起點能力，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動機等因素。在哪一部分較弱，存在哪些問題，老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問題具體對待，對癥下藥，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為了得到這些信息，要得到這些信息，還可以采取課堂提問，測評，以及向其他任課教師詢問，或者用觀察、談心交流的方法來進行學習態度的分析。

3、安老師用學習風格問卷測試學生們的學習風格，您認為這樣做可靠嗎？如果您是安老師，您會怎么做？

答：我覺得安老師進行學習風格測試得到的暫時結果是可靠的。如果我是安老師，我要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我可能會通過問卷調查進行分析，分析出學生的學習風格。再根據調查中的數據分析，制定出相應的教學對策。我也可能會通過學生的做題練習中了解學生的認識情況，進而了解學生的相關信息。這樣做既方便快捷又有權威性。

4、在這個案例里，安老師對學習者哪些方面的特征進行了分析？她的分析是否合理？答：安老師通過問卷調查對學習者的認知結構、學習風格、學習動力、學習環境等特征進行了分析，還對以前的任課教師的教學方法進行了分析。她這樣分析比較全面、合理，為制定出適宜的教學對策做了準備。

5、除了安老師分析得到的原因外，您認為可能還有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兩個班級如此不同的學習結果？

答：除了安老師分析得到的原因外，我認為還有可能是老師對兩個班級的關注程度不一樣，教師在設計教學時沒有充分了解學生，對學生的學習風格和學習者特征沒有進行分析，不了解學生存在的差異。另外可能還有班上的學習風氣問題，學習氛圍不濃及學生家庭影響等。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兩個班的學習成績的差異。

第三篇：案例二

案例二：集中支付下的政府采購

一、財政總預算會計將財政預算內、外資金劃入“政府采購資金專戶”時的賬務處理，單位不作處理。

二、采購單位將單位自籌資金劃轉到“政府采購資金專戶”時的賬務處理

(1)行政單位會計記

借:暫付款——××財政支付中心——政府采購款

貸:銀行存款

(2)事業單位會計記

借:其他應收款——××財政支付中心——政府采購款

貸:銀行存款

三、從“政府采購資金專戶”向供應商撥付價款的賬務處理

㈠行政單位

(1)財政撥入預算內資金

采購單位主管部門憑財政集中支付中心開具《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收支轉賬通知書》有關記賬:

借:撥出經費———×××單位

貸:撥人經費———×××單位

采購單位憑《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招投標中標通知書》、《采購合同》、《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實物調撥單》、《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商品驗收報告》、《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集中支付撥款申請書》、《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收支轉賬通知書》、發票等有關資料(下同)登記有關賬目:

借:經費支出——××類——××款——××——××目

貸:撥入經費———財政撥入×××資金

采購物品屬于固定資產管理范圍的,同時還應記:

借:固定資產———×××

貸:固定基金

(2)財政撥入預算外專戶資金

采購單位主管部門憑財政集中支付中心開具的《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收支轉賬通知書》有關聯記賬:

借:暫存款———×××單位

貸:暫存款———×××單位

采購單位記:

借:經費支出——××類——××款———××項——××目

貸:預算外資金收入一一財政撥入×××收入

采購物品屬于固定資產管理范圍的,同時還應記:

借:固定資產——××

貸:固定基金

(3)自籌資金的核銷

借:經費支出——××

貸:暫付款——××財政支付中心——政府采購款

㈡事業單位

(1)財政撥入預算內資金

采購單位主管部門憑財政集中支付中心開具的《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收支轉賬通知書》有關聯記賬:

借:財政補助收入———×××單位

貸:撥出經費———×××單位

采購單位記:

借:事業支出——××類——××款——××項——××目

貸:財政補助收入———財政撥入×××收入

(2)財政撥入預算外專戶資金

采購單位主管部門憑財政集中支付中心開具的《行政事業單位政府采購收支轉賬通知書》有關聯記賬:

借:其他應付款———×××單位

貸:其他應付款———×××單位

采購單位記:

借: 事業支出——××類——××款——××項——××目

貸:事業收入———財政撥入×××收入

(3)核銷自籌資金

事業單位會計記

借:×××支出

貸:其他應收款——××財政支付中心——政府采購款

(4)補記固定基金

采購物品屬于固定資產管理范圍的,同時還應記:

借:固定資產———×××

貸:固定基金

第四篇：《國際公法》經典案例(二)

《國際公法》經典案例

（二）案例八 執行聯合國職務時遭受傷害賠償案

1948年,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一些聯合國官員、警察人員和觀察員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9月17日,聯合國瑞典籍調解專員伯納多特伯爵和法籍首席觀察員塞雷上校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區內遭到暗殺事件發生以后,聯合國秘書長承擔了對那些在聯合國領取薪金或津貼的受害人支付適當賠償的責任,同時將國家對聯合國應負責任的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大會鑒于會員國在這一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遂于同年12月3日通過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下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一、如果聯合國代表執行職務時,在涉及國家責任的情況下受到傷害,聯合國作為一個組織是否有能力對應負責任的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政府提出國際請求,以便就a.聯合國和b.受害人或經其授權的人員所受的損害取得應有的賠償?

二、如果對問題b的回答是肯定的,應如何協調聯合國的行動與受害人國籍國所可能享有的此類權利之間的關系?”

1949年4月11日,國際法院就本案發表了咨詢意見.法院認為,要確定聯合國是否具有提出國際請求的能力,首先必須確定《聯合國憲章》是否賦予了聯合國以其會員國必須予以尊重的權利, 換言之,首先必須確定聯合國是否具有國際人格.由于憲章對這一問題沒有任何明確的規定,因此必須考慮憲章想要賦予聯合國以哪些特性.法院認為,聯合國是國家集體活動逐漸增加的產物,為了實現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須要具備國際人格.從憲章的規定來看,它并不限于使聯合國僅僅成為“協調各國行動”的中心,而是為它建立了機關,設定了具體任務,并規定了它和它的會員國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聯合國和有關國家締結條約和它在廣泛領域內負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實也證明它和它的會員國具有明顯不同的身份.鑒于聯合國預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實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職能和權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國際人格和國際行為能力的基礎上得到解釋,法院得出結論,認為聯合國是一個國際人格者.不過,按照法院的解釋,這并不是說聯合國是一個國家,或者說它國家具有相同的法律人格和權利義務,也不是說它是一個不論何種意義的“超國家”.這甚至并不意味著它的所有權利和義務都是國際性的,只是說它是一個國際法主體,能夠享有國際權利和負擔國際義務,并有能力通過提起國際請求來維護它的權利.在確定聯合國具有國際人格之后,法院進一步討論聯合國的國際權利當中是否包括提出大會決議中所稱的那種國際請求的權利的問題.法院認為,諸如聯合國一類的實體的權利和義務取決于其組織文件所明示或默示規定的以及在實踐中加以發展的其自身的宗旨和職能,而聯合國的會員國已經賦予了它在履行職能所必要的情況下提出國際請求的能力.對于因違反其對聯合國所負擔的國際義務而對它造成損害的它的會員國,聯合國無疑有提起國際請求的能力.這種損害包括對聯合國本身的利益、它的行政機關、財產和受它保護的利益所造成的損害,即問題a中所稱的損害.問題b是法院遇到的一個新的問題,這一問題不能從傳統的外交保護的規則中得出答案,而只能根據國際法的原則并考慮憲章的規定來加以解決.法院認為,憲章并沒有明確賦予聯合國就該問題中所稱“受害人或他所授權的人員”所受的損害提出賠償請求的能力,然而根據國際法,必須認為聯合國擁有為使它履行自身職責所必須默示賦予它的那些權利.為了實現自身的宗旨和履行自身的職能,聯合國必然要委派代表去局勢動蕩的地區執行重要任務.為了確保這些任務能夠得以有效而獨立地執行,為了對其代表提供有效的支持,為了保證這些代表以及聯合國本身的獨立性，聯合國必須對其代表給予充分的和可以依靠的保護.因此,一旦損害發生,聯合國應能要求責任國對其過錯予以補救,特別應能就聯合國代表因該國過錯所可能遭受的損害自該國獲得賠償.不過,在因其代表遭受損害而請求賠償時,聯合國并不是在代其代表求償,而是在維護自己享有的、確保有關國家遵守其對聯合國所負擔的義務的權利.法院指出,作為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代表,聯合國會員國有權依國際法創立一個具有客觀的國際人格和國際求償能力的實體(即聯合國),因此,法院對問題一的上述見解同樣適用于責任國屬于非聯合國會員國的情況.關于在聯合國對其代表的職能保護權與該代表的國籍國對他的外交保護權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的問題,法院認為,任何法律規則都沒有規定哪種權利當屬優先,也沒有規定在兩者發生沖突時聯合國或有關國家不得提出國際請求.在法院看來,聯合國和有關國家應當從善意和常識出發來求得這一問題的解決,它們可以通過締結一項一般性的條約或在某一特定案件發生時訂立協定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彼此之間的沖突.法院最后指出,聯合國對其代表的保護行動的依據并不是受害人的國籍,而是他作為聯合國代表的身份.因此,即使責任國是受害人的國籍國,也不影響聯合國的國際求償能力.結果,法院分別以15票對0票和11票對4票對問題a和問題b作了肯定答復,并以10票對5票就問題二發表咨詢意見如下:“聯合國作為一個組織就其代表所受的損害提出賠償請求時,它只能以對它自身所負擔的義務遭到違反為根據;遵守這一規則通常會防止聯合國的行動和代表的國籍國可能享有的權利之間的沖突,并從而協調它們的請求;此外,必須考慮每一特定案件的情況,并由聯合國和個別國家締結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協定來實現這一協調.”法院的上述咨詢意見發表之后,大會通過決議授權秘書長采取必要步驟執行聯合國的賠償要求.秘書長要求以色列正式道歉,采取進一步措施逮捕兇手并賠償54624美元.以色列政府于1950年6月接受了這一要求.由于伯納多特伯爵的家屬沒有提出賠償要求,上述賠償款項只作為對聯合國本身所受損害的賠償.案例九 卓長仁劫機案

1983年,從沈陽機場運載105名乘客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班機,自沈陽東塔機場起飛后,被機上乘客卓長仨、姜洪軍、安衛建、王彥大、吳云飛和高東萍等6名持槍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脅的方式劫持.他們用槍射擊駕駛艙門鎖,破門闖入駕駛艙后,對艙內人員射擊,將報務員王永昌和領航員王培富擊成重傷.威逼機長王儀軒和副駕駛員和長林改變航程,并用槍頂著機長的頭和威脅乘客要與全杌同歸于盡, 還強行亂推駕駛桿，使飛機在顛簸傾斜、忽高忽低(最低離地面600米)的狀態下飛行,嚴重危及著飛機和全機人員的安全.飛機被迫在我國渤海灣、沈陽、大連和丹東的上空盤旋后飛經朝鮮人民共和國,又飛人了韓國領空,被韓國4架鬼怪式戰斗機攔截,迫降在該國的春川軍用機場.飛機降落后,罪犯們又控制飛機和機上人員長達8小時之久.最后向韓國當局繳械并受到拘留.事發后,韓國有關當局對事實進行了調查,并迅速將情況通知了中國政府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理事會.中國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韓國提出請求按照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立即將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機組人員和乘客交給中國民航當局,并將劫機嫌疑犯引渡給中國處理.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理事會主席阿薩德?科泰特,秘書長朗貝爾致電韓國當局,表示對中國民航296號班機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關注,并相信韓國將不遺余力地安全地交還乘客、機組人員和飛機,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大會的決議和韓國參加的1970年《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規定對劫機嫌疑犯予以懲處.隨后經韓國民航局局長金徹榮的同意,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率民航工作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漢城協商處理這一事件.經與韓國代表談判簽署了一份關于交還乘客、機組人員和飛機問題的備忘錄.按備忘錄規定,被劫持的飛機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國乘客和機組人員都先后返回中國.被劫持的飛機經韓國有關部門作了技術檢修后歸還了中國.對于劫機嫌疑犯,韓國拒絕了中國的引渡請求,而堅持由其自行決定進行審訊和實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韓國漢城地方檢察院以違反韓國《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對6名劫機嫌疑犯提起訴訟.7月18日,漢城地方刑事法院開始審判.經審理后法院作出判決,判處卓長仨、姜洪軍有期徒刑6年,安衛建、王彥大有期徒刑4年,吳云飛和高東萍有期徒刑2年.案例十 張振海劫機案

張振海,別名張螢,男,中國公民,生于1954年1月10掃,系中國河北省邯鄲市叢臺區四季青鄉四季青村人.1987年10月至12月,在他擔任邯鄲市叢臺區四季青鄉四季青村棉機配件廠廠長期間,曾單獨或伙同他人貪污公款9639元人民幣,他本人分得5505元人民幣.邯鄲市叢臺區人民檢察院認定張振海的行為已構成貪污罪.鑒于他能坦白罪行,積極退賠贓款,故于1989年12月2日該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他免予起訴.但張振海卻對人民檢察院的審查不滿,蓄意劫機外逃.1989年12月16日,他攜其妻張××,子張××登上了從北京經由上海、舊金山飛往紐約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 981航班B2++8號飛機(機上共有乘客和機組人員223名.張振海及其妻和子買的是去上海的機票),飛機起飛約20分鐘后,張振海將他在背面寫有“飛行員請把飛機降落在南朝鮮,3分鐘不答應我就把飛機炸了”的壹角人民幣紙幣遞給機組乘務員交機長.后又對乘務員和機長威脅說:“我要去南朝鮮,我帶了300克TNT炸藥”, “我們全家都來了,不想活了”,“你別騙我,你要是騙我,落地后我也把飛機炸掉”.同時,他還用右手食指拉著一根尼龍引線作出隨時引爆腰間爆炸裝置的姿態來威脅機組人員.鑒于此種情形,機長為了保護飛機和乘客的安全,不得不同意將飛機飛往韓國.由于韓國的機場拒絕飛機降落,飛機在油料不足的情況下,被迫降落在日本國福岡市的福岡機場(降落時間是1989年12月16日14時52分).事發后,中國駐日本使、領館非常重視,派人親臨現場處理有關事宜.日本當局也給予了合作,使得被劫持的飛機和機上人員包括張振海的妻和子順利返回中國.對于劫機嫌疑犯張振海,中國要求日本將其引渡回國處理.按照日本的《逃犯引渡法》,在決定是否引渡時須經法院審理.故中方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請求日方將張振海臨時拘留的照會,和中國有關機關簽發的逮捕令.日方收到照會和中方的逮捕令后,其法院于12月末將張振海臨時拘留,并將其從福岡轉移到東京關押.后又應日方要求,中國派出了一個由有關機關派員組成的小組于1990年1月赴日就引渡張振海一事進行商談.2月,中方正式提交了請求引渡的照會和對解釋中國法律的一份法律意見書,以及證明張振海犯有劫機罪行和有關證據.其后又提交了補充照會.中國在照會中指出:張振海非法劫持中國民航班機,嚴重威脅了飛機、機上人員和財產的安全,并直接損害了世界人民對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o條、第79條、第1o7條和中日雙方均為締約國的1970年訂于海牙的《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第1條,已構成劫持飛機罪.中方還明確表示,為對張振海的犯罪行為依法進行制裁,請求日本政府將張振海引渡給中國，中國司法機關將就其劫機犯罪行為對他依法進行審判,而不對他以劫機罪以外的罪行進行處罰.日本法院經過審查決定同意引渡張振海.故日方于1990年4月28日將張振海引渡給中國.張振海被引渡回中國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以張掖海的行為已經構成劫機罪為由,于1990年6月30日對他提起訴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990年7月18日對本案依法進行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張振海以爆炸飛機威脅乘客生命安全的危險方法劫持飛機,危害公共安全,其行為已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飛機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罪犯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第1o條、第79條、第52條(??對于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在必要時候,也可以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及第6o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予以沒收),比照第107條,對張振海的罪行類推定為劫持飛機罪,并宣布判處張振海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張振海對該判決不上訴.此案經移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后依法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振海劫機案的判決.案例十一 美國駐德黑蘭的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1979年11月4日,在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外示威的一部分伊朗人襲擊了美國使館.盡管美國使館一再請求伊朗當局給予幫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隊并沒有進行干預或試圖解除這一局勢.結果,美國使館的整個館舍被侵占,美國使館人員和當時位于使館內的來賓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國駐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也在伊朗當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況下遭到占領.自那時起,占領者一直控制著上述美國使領館,他們洗劫了使館及其領事部的檔案和文件,并將至少28名使館外交人員、至少20名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和其他兩名美國國民扣押在使館館舍內作為人質.此外,美國駐伊朗代辦及另兩位外交人員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內.扣押人質者在11月18日和2o日先后釋放了13名人質,但從此后拒絕釋放其他人質,以迫使美國滿足他們提出的各種要求.據稱,人質們經常被捆綁和蒙面,處于極端困難和與世隔絕的境地且受到審判甚至被處死的威脅.自美國使館遭到占領之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對美使館館舍及其人員的侵犯行為,也未對美使館及有關人員遭受的損害進行賠償,相反卻對伊朗人占領使館和扣押人質的行為表示贊同和認可,并拒絕與美國就此問題進行談判.1979年11月29日,美國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對伊朗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許、鼓勵以及未加防止和懲處伊朗人侵犯美國使領館及其人員的行為,違反了它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L963年《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關系和領事權利條約》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對美國所負的國際法律義務.(2)依上述國際法律義務,伊朗政府負有特別義務立即保證釋放目前被扣押在美國駐德黑蘭使館館舍內的所有美國國民,并保證允許所有這些人員以及在德黑蘭的其他所有美國國民安全地離開伊朗.(3)為維護美國自身的權利和它對其國民進行外交保護的權利,伊朗政府應按照法院確定的數額,就其前述違反其對美國所負的國際法律義務的行為向美國支付賠償.(4)伊朗政府應將對美國使館館舍、使館人員和領館館舍犯有罪行的有關人員交送本國主管當局追訴.同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長代表伊朗政府致函國際法院.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審理此案”,理由是這一所謂“人質問題”涉及美國過去25年向在伊朗從事的“無恥剝削”、顛覆合法政府、干涉內政等各種違反國際法和人道準則的活動,它僅僅是這一全面問題的“一個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而且是伊朗伊斯蘭革命所引起的反響之一,而對這種反響的任何審查“在本質上直接屬于伊朗國家主權范圍之內的事項”.1979年12月1o日,國際法院在伊朗未出庭的情況下開庭審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實質問題作出判決.法院認為,作為外交代表的接受國的伊朗有義務采取適當步驟保護美國使館不受侵犯.在1979年11月4日的事件中,伊朗當局能夠充分認識到它們根據有效條約所負擔的義務,也能充分認識到迫切需要它們采取行動,而且也擁有受其支配的、可用來履行其義務的手段,但對于襲擊使館的行為沒有采取任何預防和制止措施,也沒有迫使襲擊者撤出使館館舍和釋放人質.在美國使館遭到占領以后,伊朗政府有義務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結束對使館館舍及使館人員的侵犯,并賠償由此造成的損害,但它并沒有履行這些義務,反而立即對這些侵犯行為表示認可,并決定長期維持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為對美國施加壓力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襲擊者的行為轉化為伊朗國家的行為,襲擊者成為伊朗的國家機關,伊朗國家應對他們的行為負擔國際責任.法院并不認為存在著可使伊朗政府的行為成為正當的“特殊情況”.在法院看來,即使伊朗政府對美國政府的指控屬實,它也應用外交法所規定的正背手段來追究美國及其外交代表的責任,而不應對其使館及其人員采取強制措施.法院據此作出以下判決:(1)法院以13票對2票判定,伊朗由于實施了法院在本判決中所確認的行為而在某些方面違反了(且仍在違反)它根據美、伊兩國間有效的國際條約和長期公認的一般國際法規則對美國所負擔的國際義務.(2)法院以13票對2票判定,伊朗因違反這些義務的行為而對美國負有國際法上的責任.(3)法院以15票對0票判定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步驟以對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所導致的局勢進行補救,為此目的,必須①立即終止對正在伊朗被扣作人質的美國代辦、其他外交和領事人員以及其他美國國民的非法扣押,而且必須立即釋放所有這些人員,并將其委托給第三國保護;②保證所有上述人員取得離開伊朗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包括運輸工具;③立即將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及其駐伊領館的館舍、財產、檔案和文件交由保管國保管.(4)法院以15票對0票判定,不得將任何美國外交或領事人員扣留在伊朗,以對其實施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或使其在這些司法程序中作證3(5)法院以12票對3票判定,伊朗政府有義務賠償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給美國造成的損害.(6)法院以14票對1票判定如當事國不能這成協議|此種賠償的形式和數額應留待法院在本案隨后的程序中予以確定.丨

＊法院上述實質判決作出之后,美、伊雙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之下進行了緊張談判,并于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次日,美國人質全部獲釋.美國隨后請求法院中止關于賠償要求的訴訟,法院據此將本案從其案件總表上注銷.案例十二 庇 護 案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起叛亂,同時宣布通過國內法院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勞爾?哈雅、德?拉?托雷及其他同盟成員進行追訴.自該日起至次年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向托雷頒發他離開秘魯所需要的通行許可證.同年1月14日,該大使宣布托雷已被確定為政治避難者.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哥、秘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同年8月31日簽訂《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同年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出訴訟請求書,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定》、1928年2月2o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該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在隨后進行的書面和口頭程序中,秘魯政府請求法院駁回哥倫比亞政府的上述訴訟請求,判決并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罪犯〉、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有關條款的規定.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則》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內.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判決.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逐一進行了分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罪行發生地國境內.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有損領土國的主權,它使犯罪者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項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而且,在沒有相反規則的情況下,必須承認庇護國和領土國享有同等的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的權利.就本案而言,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對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單方面作出決定性的確定.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的權利(以下簡稱“單方確定權”).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國享有這種權利,但這一條款對當時尚未批準該公約的秘魯并不適用.此外,哥倫比亞政府未能證明存在一項承認庇護國的“單方確定權”的、專門適用于拉美國家之間的區域習慣,囡為它未能證明它所主張的這項“權利”已得到這些國家長期、一致的實踐的確認.在法院看來,哥倫比亞政府為證明存在這一區域習慣所引證的條約或者與本案問題無關,或者對“單方確定權”未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出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它所提及的實踐中的庇護情況也是變化無常、彼此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權益考慮的影響,因此均不能作為存在一項它所主張的區域習慣的證據.即使在少數拉美國家之間存在這么一項規則,對于通過拒絕批準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來表示反對這一規則的秘魯來說,這種規則也沒有拘束力.關于哥倫比亞政府提出的第二項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只有在庇護國合法地給予和繼續庇護且領土國首先要求避難者離開本國的情況下,庇護國才能要求領土國頒發避難者離開該國所需要的通行許可證.本案中,秘魯并未對托雷提出離境要求,因而沒有義務為他頒發通行許可證.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請求,認為秘魯政府未能證明托雷參與軍事叛亂這種行為本身構成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l條第1款所稱的“普通罪行”,與此同時,哥倫比亞政府也未能證明其使館對托雷給予庇護之時存在著該公約第2條第2款所要求的“緊迫危險”(緊急情況),這主要是因為托雷請求避難之時距叛亂發生之日已有3月之久.此外,該款所稱的“緊急情況”也并不包括遭受正常的法律追訴的危險.法院指出, 除非在法治被專橫行為所取代的情況下,原則上不能用庇護(即使是對政治犯的庇護)來對抗司法.庇護可以保證避難者的安全,但不能認為因此可以反對法律的正背適用和依法設立的法庭的管轄,否則將使外交代表違反其所負有尊重接受國法律的義務,也將違反拉美國家奉行的禮讓、睦鄰、不干涉等古老傳統。據此,法院分別以14票對2票和15票對1票駁回哥倫比亞政府提出的兩項訴訟請求,以15票對1票判決對托雷的庇護行為沒有違反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的規定,以10票對6票判決這一庇護行為違反了該公約第2條第2款的規定.案例十三 英伊石油公司案

1933年4月,伊朗政府(當時稱波斯)與英國一家私有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簽訂一項協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內開采石油的特許權.1951年3月至5月間,伊朗議會頒布若干法律,宣布對其境內的石油工業實行國有化的原則,并規定了有關程序.這些法律的實施引起了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間的爭端.英國政府支持該英國公司的主張，并以行使外交保護權的名義,于1951年5月26日以單方申請的形式在國際法院對伊朗提起訴訟

英國政府主張國際法院對該爭端有管轄權的主要依據是英、伊雙方曾發表的接受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和屬于聲明范圍的伊朗與第三國及與英國締結的若干協定.伊朗政府對國際法院對該爭端的管轄權提出反對意見,其主要理由是,根據伊朗接受法院強制管轄權聲明的文本,法院的管轄權限于有關在該聲明發表后伊朗締結的條約的爭端.1951年7月5日,在法院對爭端是否有管轄權的問題還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應英國政府的請求,法院發布臨時保全措施.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9票贊成,5票反對,作出法院對該案沒有管轄權的最終判決.同時宣布終止此前發布的保全措施.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能建立在爭端當事國同意的基礎上.在本案中,為各當事國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6條第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即英國1940年2月28目的聲明和伊朗1930年10月所作、1932年9月19目所批準的聲明.由于法院只能在雙方聲明相吻合的范圍內具有管轄權,因此法院管轄權必須由接受管轄范圍更具有限制性的聲明來決定.在此為伊朗的聲明.根據伊朗政府接受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法院僅對有關伊朗所接受的條約或協定的適用問題的爭端具有管轄權.伊朗聲稱,根據聲明的措辭,法院的管轄權限于聲明批準之后伊朗所締結的條約,而英國主張伊朗在聲明之前所締結的條約也屬法院管轄權的范圍.法院認為,它的管轄權不能建立在對伊朗聲明純語法性的解釋上古它的解釋只能來自于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閱讀聲明文本,并充分考慮伊朗聲明時的意圖這樣做的結果是法院得出結論:只有伊朗聲明批準后伊朗所締結的條約屬于法院管轄權的范圍.因為,伊朗有特別的理由可以表明!它是以一種非常限制性的方式起草它的聲明的,它排除聲明前的一切條約.事實上,在伊朗發表接受法院管轄權的聲明之前,它剛剛單方宣布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有關治外法權制度的所有條約.在這種背景下,它不可能主動提出把有關這些條約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裁決.此外,伊朗政府的此等意圖亦為伊朗國會批準聲明的法律證明.該法律申明,它指的是聲明批準以后政府將締結的條約和協定.英國方面提出,即使法院的上述解釋可以接受,法院仍可以根據英、伊兩國1857年條約第9條中的與1903年貿易條約第2條中的最惠國條款對本爭端具有管轄權.英國認為,該條款使它能夠援引伊朗在其接受法院管轄權聲明之后與第三國締結的若干條約作為法院管轄權的依據.法院拒絕接受英國的觀點.法院指出,伊朗與第三國締結的條約對英國來說僅僅是與本案無關的第三者的行為,它們不可能在不依賴包含最惠國條款的基礎性條約的前提下,在伊朗與英國之間產生任何法律效力.在本案中,這些基礎性條約的締結追溯到1857年與1903年,即先于伊朗聲明,因此,英國不能以此等條約為依據,援引伊朗后來與第三國締結的條約.英國政府亦提出,伊朗于1933年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權協議可以提供法院管轄權的根據.因為該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它不僅是伊朗與該公司的一項特許合同,也是伊朗聲明中所指的兩國政府間的一項條約.法院同樣駁回了英國的這個觀點.法院指出,該特許權協定絕不構成伊朗聲明之后的一項條約;事實上,它僅僅是一國政府與一個外國公司之間的一項協議,英國政府不是協議的當事人.因此,它不能構成英、伊兩國政府間的聯系,亦不能調整它們之間的關系,不論伊朗政府,還是英國政府,都不能以此合同為依據向對方主張任何法律權利或義務.鑒于上述理由, 法院得出它對該案無管轄權的結論.案例十四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紐倫堡審判是由歐洲國際軍事法庭進行的.該法庭是按照1945年《關于控訴及懲處歐洲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而設立的.它由蘇、!美、英、法四國各指派一名法官組成.截至1945年末,加人上述協定的國家除蘇、美、英、法外,還有澳大利亞、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埃塞俄比亞、希臘、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新西蘭、挪威、巴拿馬、巴拉圭、波蘭、烏拉圭、委內瑞拉和南斯拉夫.這些國家就是法庭的原告,并且這些國家各指派了1名檢察官,組成偵查和起訴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45年10月18日向法庭提起控訴的被告有6個犯罪組織和22名德國首要戰犯.6個犯罪組織是:(1)納粹黨的領導團.是以元首希特勒為首的國社黨的正式組織,其目的是幫助納粹黨取得和保持對德國的控制.被控使被吞并的地區同化于德國,迫害猶太人,虐待戰俘等罪行.(2)秘密警察隊和保安勤務處.前者是元首的警衛隊,后者自1936年與前者結合在一起.被控罪行主要有迫害猶太人,殘暴殺人,推行奴隸性勞動計劃,虐待和殺害戰俘.(3)黨衛軍.是元首的警衛隊,被控積極參加導致侵略戰爭的行動,迫害和消滅猶太人,濫施暴行和殺害,實施奴隸性勞動計劃,虐待和殺害戰俘等罪行.(4)突擊隊.是個政治性的組織,是德國國社黨的堅強臂膀.對宣傳國家社會主義,反猶太人,建立納粹恐怖統治起了重要作用.被控參與對猶太人的暴行,野蠻虐待集中營的被囚者.(5)德國內閣.包括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普通內閣成員、德國內閣國防委員會成員以及秘密內閣會議成員.被控犯有侵略戰爭陰謀,犯有被《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的罪行.(6)參謀本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是以希特勒為統帥的最高軍事權力機關,居于支配地位.被控犯罪的組織成員130人,罪行是積極參與和進行希特勒的所有犯罪(國際罪行活動).被控告的德國首要戰犯者:赫門?威廉?戈林,魯道爾夫?赫斯,喬西姆?馮?里賓特洛普,威廉?凱特爾,恩斯特?卡登勃倫納,阿爾弗來特?羅森堡,漢斯?佛蘭克,威廉?佛利克,茹留斯?斯特萊徹,瓦爾特?馮克,卡爾?杜尼茲,艾利區?萊德爾,巴爾多?馮?舒拉赫,弗立茲?索克爾,阿爾弗來特?約德爾,阿都爾?賽斯——殷奎特,阿爾伯特?確比爾,康士坦丁?馮?牛賴特,馬丁?鮑爾曼,沙赫特,巴本和弗立茨.這22名被告均被控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并參與制定或執行犯有這些罪的共同計劃和陰謀.法庭依據《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確立了它對罪犯和罪行的管轄權.據《歐洲圉際軍事法庭憲章》第6條規定:“依本憲章第1條所稱的協定,為審訊并懲罰歐洲軸心國家的首要戰犯而設立的法庭對于為歐洲軸心國家的利益而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不論其為個人或為組織的成員,均有審訊及懲罰之權：本法庭對于下列各行為,或其中任何一種行為,有管轄權.犯有此種行為者應負個人責任:(1)破壞和平罪:指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或保證之戰爭,或參與實施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計劃或陰謀.(2)戰爭罪:指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此種罪行包括,但不限于:殺害或虐待屬于占領區或在任何占領區的平民,或為從事奴隸性勞動或為其他圍的而將平民劫持、殺害或虐待戰俘或海上人員,殺害人質,掠奪公私財產,恣意破壞城市鄉鎮,或非為軍事需要而進行毀壞.(3)反人類罪:指戰爭發生前或戰爭期間對于任何平民的殺害、滅種、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為,或基于政治、人種,或宗教之理由而目的在于進行屬于本法庭管轄之任何犯罪活動或與此有關的迫害行為,至于其是否違反罪犯所在地圄的法律在所不問.參與制定或實施旨在犯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計劃或陰謀的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與同謀者,對于任何人為實現這種計劃而作出的一切行為都要負責.”第9條規定:“在審判任何團體或組織的任何個別成員時,法庭可以宣告該個人的所屬的團體或組織(在和該個人得被判處罪行的任何行為有關的情形下)為犯罪組織??”另外,憲章第1o條還規定:“在團體或組織經法庭宣告為犯罪組織的情形下,任何憲章簽字國的國內主管機關均有權參加該組織的個人交付其國內的、軍事的或占領當局的法庭審判.在這種情形下,團體或組織的犯罪性質應認為己經確定,而不應有所疑問.”

法庭自1945年11月20日開始審訊,共舉行了403次公審庭,訊問了94名證人并收到了143名證人的書面證言.法庭還指派了若干委員聽取有關各個組織的證據.聽取辯護方的101名證人的證言,收到其他證人提供的1809份宣誓證書.收到了為各政治領導人提出的38000萬份宣誓證書,為黨衛軍提出的136230宣誓證書,為突擊隊提出的10000份宣誓證書,為保安勤務處提出的70000份宣誓證書,為參謀本部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提出的3000份宣誓證書,為秘密警察隊提出的2000份宣誓證書.還聽取了22名證人為各個組織提供的證言.法庭的審訊活動于1946年8月31日結束,于9月作出判決,并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宣布了判決書.判決書宣布:(1)納粹黨的領導團是犯罪組織.因為它是以元首為首的國社黨的正式組織,它的首要目的和活動是幫助納粹黨取得和保持對德國的控制.為此而使吞并的跑區同化于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奴隸性勞動計劃的實施和對戰俘的虐待等.依憲章規定這些行為均屬犯罪的.(2)秘密警察隊和保安勤務處是犯罪組織.因為它被用以迫害和消滅猶太人,在集中營實行殘暴和殺人行為;管理在占領區實行不法行為:實行奴隸勞動計納,虐待和殺害戰俘等.依《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這些行為屬犯罪行為.(3)黨衛軍是犯罪組織.因為它被用以進行迫害和消滅猶太人,在集中營里濫施暴行和殺害,在管理占領區中進行非法活動,實行奴隸性勞動計劃,以及虐待和殺害戰俘.憲章規定這種行為為犯罪行為.判決書另稱:突擊隊、德國內閣、參謀本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不是犯罪組織.判決書宣布了以下被告人的罪行和處罰:戈林、赫斯、里賓特洛普、凱特爾、卡登勃倫納、羅森堡、佛蘭克、佛利克、斯特萊徹戈馮克、杜尼茲、萊德爾、舒拉赫、索克爾、約德爾、賽斯——殷奎特、鮑爾曼等人有罪并處以絞刑.馮克、萊德爾有罪并處以無期徒刑.判處舒拉赫和斯比爾有罪并處以20年徒刑.判處牛賴特有罪并處以15年徒刑.判處柱尼茲有罪并處以10年徒刑.因為上述被告人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有《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的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或犯有這三種罪刑之一兩種罪行.判決書宣布沙赫特、巴本和弗立茨無罪并予以釋放.案例十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依據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以及同年的莫斯科會議的宗旨,為審判日本戰犯,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按照該憲章規定由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法國、荷蘭、印度、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等11國各派1名法官(其中印度和菲律賓指派法官是根據19+6年4月26日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修正案》)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述11個國家系本法庭的原告.代表原告起訴的機構是國際檢察處(也是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憲章第8條規定,由盟軍最高統帥指派檢察長對屬本法庭管轄內之戰爭罪犯的控告負調查及起訴之責.任何曾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之聯合國家得指派陪席檢察官1人,以協助檢察長.法庭憲章公布的同時,季楠就被正式任命為檢察長,負對法庭審訊的各個被告執行檢察的全責.國際檢察處經過調查、逮捕和審訊等大量的工作后向法庭提交了起訴書.提出將日本甲級戰犯列為被告,他們是:荒木貞夫|土肥原賢

二、橋本欣五郎、煙俊

六、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板埴征山郎∶贄詿興苴、術戶幸

一、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松井石根、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者、永野修身、岡敬純、大川周明、大島浩、佐藤賢了、重光葵、島田繁太郎、白島敏夫、鈴木貞

一、東鄉茂德、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等28人。

檢察處控訴他們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并在起訴書中列明了他們的55項罪狀。其中有些是對全體被告提出的,有些是對部分被告提出的.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接受了國際檢察處的起訴.并依法庭憲章規定確定了它的管轄權.憲章第3條規定:本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被控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各種罪狀包括破壞和平罪之遠東戰爭罪犯.下列行為,或其中任何一項,均構成犯罪行為,本法庭有管轄之權,犯罪者個人并應單獨負其責任:(1)破壞和平罪:指策劃、準備、發動或執行一種經宣戰或不經宣戰之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或保證之戰爭,或參與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計劃或陰謀.(2)戰爭犯罪:指違反戰爭法規及戰爭慣例之犯罪行為.(3)反人類罪:指戰爭發生前或戰爭進行中對任何和平人口之殺害、滅種、奴役、借暴力強迫遷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為,或基于政治上或種族上之理由之虐害行為,此種虐害行為系于執行或共謀歸本法庭管轄之任何罪狀時所施行者,至其是否違反犯罪斫在地之國內法,則在所不問.凡參與規劃或實行旨在完成上述罪行之共同計劃或陰謀之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與共謀者,對于任何人為實現此種計劃而作出之一切行為,均應負責.第6條規定:被告在任何時期所曾任之官職,以及被告系遵從其政府或上級長官之命令而行動之事實,均不足以免除其被告所犯罪行之責任.法庭根據憲章規定的管轄權,確定檢察處所控訴的被告為本法庭的被告,并于1946年5月日開始對他們進行審理,期間還傳訊了419名證人出庭作證,受理了包括779件書面證詞在內的4336件書面證據.法庭進行了兩年半的審理之后于1918年11月4日作出判決.被告中除松岡洋右和永野修身在審訊中死亡,大川周明因得精神病而中止受審外,其余被告全部被宣判為有罪.因為他們在日本是軍政要員,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居于領導地位,對日本國內起著支配,對外從事侵略起著重要作用.他們或參加了陰謀主張實行侵略戰爭或實行了這種戰爭。企圖使日本對東亞、太平洋、印度洋及其附近各國取得支配地位.為此他們參與侵華戰爭,參與對美國實行侵略戰爭,或對英聯邦各國(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及其他英聯邦領土和屬地實行侵略,或對荷蘭或對法國或對蘇聯實行侵略或對蒙古侵略.∶他們當中一些人命令、授權及準許他們的各戰場的″崽司令、陸軍省官員、戰區或占領區內戰俘及平民集中營管理人員、日本軍事和民事警察,以及他們的下屬,從事對同盟國部隊、戰俘及平民作出違反國際條約與國際法規定的各種暴行.或對俘虜及平民作出藐視國際條約及戰爭法規的規定,不采取他們職務上應采取的措施,以確保這些條約和法規之被遵守.法庭根據上述被告的犯罪行為,按照憲章第16條規定(即本法庭對被告為有罪之判決者,有權處以死刑或處以本法庭認為適當之其他刑罰)于1948年11月12日宣布了對各罪犯的課刑: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坡垣征四郎、土肥原賢

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七人處絞刑,并于1948年12月22日夜間在東京巢鴨監獄內執行.對東鄉茂德處20年徒刑,對重光葵處7年徒刑.對其余16名罪犯均判處無期徒刑.案例十六 國際法院關于核武囂的威脅或使用是否合法的咨詢

1994年12月1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國際法是否允許在任何情況下威脅和使用核武器”的問題發表咨詢意見.國際法院認為威脅和使用核武器的問題雖帶有政治性,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拒絕承認它的法律性質,法院因此可以提供咨詢意見.就該問題所適用的法律方面,法院認為首先是聯合國憲章關于禁止使用威脅或武力的規定和人道主義法的原則和規則,以及有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條約.但適用這些法律時還必須考慮到核武器的特殊性,尤其是它的破壞性,因為它的殺傷力巨大并且可以造成危害幾代人的嚴重后果.在《聯合國憲章》有關使用威脅或武力的條款中,有關于一般禁止使用威脅或武力的第2條,承認每個國家有權實行單獨或集體自衛權的第51條,授權安理會采取軍事措施的第42條,但法院稱這些規定都沒有提及特定的武器,它們適用于任何武力的使用,無論使用的是什么武器.《聯合國憲章》并沒有明確地禁止或允許任何特定武器的使用,包括核武器.但一種武器使用的本身若是非法的,也不能以它是用《聯合國憲章》所述的合法目的為由,使它的使用成為合法的自衛中不論使用什么武器,“軍事必需”和“對稱性”的習慣法原則和武裝沖突中所適用的法律都是必須適用的.核武器的特殊性質和使用它的嚴重后果是必須考慮的。

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2(4)條所指的“威脅或使用武力Ⅱ的概念,是與非法使用武力相并列的提法,威脅使用武力也是非法的.但擁有核武器,不構成第2條所說的非法使用武力,除非這種做法已指向他圍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如果為聯合國的目的而使用,或為自衛而使用,這種使用就可能違背“軍事必需”和“對稱性”的原則了

法院對適用于武裝沖突的法律提出兩個問題:(1)國際法是否有特別的規則規定使用核武器是合法還是不合法?(2)適用武裝沖突的人道主義法的原則和規則具有什么含義?法院指出:習慣國際法和條約國際法都沒有包含任何允許在一般場合、特殊場合,特別是在合法自衛的場合可以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的說明.不過國際法也不會有任何原則或規則規定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的合法性取決于特別的允許。國家實踐表明,使用某種武器的非法不是由于沒有允許,相反,它是由于受到禁止而屬非法的.法院認為,在條約法上,無任何明確禁止使用某種大規模殺傷武器的規定,也無關于禁止核武器像禁止細菌武器、化學武器那樣的條約.在習慣國際法上,不使用核武器是否已成了習慣法的禁止規則?有些國家從戰后的國家實踐中看到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使用過這個用語,但另一些國家則認為,在為了自衛和反對武裝攻擊時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權利.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國家實踐還沒有使不使用核武器成為“法律確信”(Opinio juris)。聯合國大會的許多有關核武器的決議中,雖對核武器問題表示了深切關注,但還不存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習慣法規則.對使用核武器根據適用武裝沖突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中立法是否為非法問題,法院認為,人道主義法的基本原則“首先是為了保護平民和民用物體,并明確區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各國不得把平民作為攻擊的目標,因而也不能使用無法分清民用和軍事目標的武器.根據人道主義法的第二項原則,不得使戰斗員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因而禁止使用使他們遭受這種傷害和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在適用于武裝沖突的人道主義法規上,所有國家都應遵守, 無論它是否批準了載有這些規則的條約.在武裝沖突中的人道主義法規則和原則,可以適用于可能出現的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場合.雖然那些原則或規則遠在核武器發明之前很久就已出現。法院說：”這些法律原則的人道主義性,已滲透整個武裝沖突法里,適用于一切戰爭形式,適用于所有各種武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武器.”

法院也認為,中立法的原則也可以適用于國際武裝沖突,不論它使用什么武器.雖然人道主義法和中立法的原則和規則無疑可以適用核武器,但看法還是不一致的,一種看法認為使用核武器應受人道主義法約束,不等于說禁止使用核武器,另一種看法認為,使用核武器是與人道主義原則不相符的,不論在什么場合,都是要被禁止的,雖然條約上沒有明文禁止.法院承認,鑒于核武器的特殊性,使用它與適用武裝沖突的法律是難以相容的,但使用核武器是否與適用武裝沖突的法律相一致,還沒有是夠的根據得出肯定的結論,即使是在一國絕對處于自衛的場合或受難者處于危急存亡之際.法院根據上述分析而得出結論: 1.無論習慣國際法還是條約國際法都沒有特別允許威脅或使用核武器.2.無論習慣國際法還是條約國際法都沒有全面的和普遍的禁止威脅或使用核武器.3.利用核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武力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的,是不符合第51條的要求的,因而是非法的.4.威脅或使用核武器必須符合武裝沖突中所適用的國際法的要求(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要求并須符合國際條約或公約關于核武器規定的明示義務.5.威脅或使用核武器,一般是違反適用于武裝沖突的國際法規則,特別是人道主義法的原則和規則,鑒于當前的國際法的狀況和法院面對的事實,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說在自己的極端情況下和在受害國處于危急存亡之際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6.各國有義務一秉善意,締結協議,促使核裁軍,使核武器在各個方面處于國際控制之下.第一篇 總論

一、國際法的一般問題

（一）西伊福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二）巴西聯邦債券案

（三）美國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四）西南非洲案

（五）納米比亞案

（六）藍寶石——伊朗國家石油案

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一）德奧關稅同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

（二）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聯合國的求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國際法上的承認和繼承

（一）路德訴薩戈爾案

（二）美國訴平克案

（三）渥爾夫索赫訴蘇俄政府案

（四）阿波里特訴水銀業機械公司案

（五）蒂諾科案

（六）海爾.塞拉西訴電報公司案

（七）民用航空公司訴中央航空公司案

（八）杰克遜案（湖廣鐵路債券案）

（九）光華寮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

四、管轄權

（一）荷花號案

（二）艾茨曼案

（三）佐斯案

（四）國際工商業投資案

（五）安巴蒂洛斯案

（六）芬蘭輪船主求償案

（七）交易號訴麥克法德恩案

（八）勝利運輸公司案

（九）德雷利訴捷克斯洛伐克案

（十）某些挪威公債案

五、國家主權豁免

（一）交易號案

（二）比利時議會號案

（三）阿蘭札珠·曼底號案

（四）菲律賓海軍上將號案

（五）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案

六、國家責任

（一）查特求償案

（二）羅伯特求償案

（三）詹姆斯求償案

（四）韋爾求償案

（五）尼爾求償案

（六）西華奇求償案

（七）安德勒求償案

（八）奧里諾科輪船公司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九）古斯道夫·阿道爾夫皇太子號和太平洋號案（常設仲裁法院）

（十）默茲河改道案（國際常設法院）(十一)拉努湖仲裁案（仲裁法庭）

（十二）古特水壩索賠案（國際法庭）

（十三）溫勃勒頓號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四）霍如夫工廠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五）帕涅韋茲斯---薩爾杜提斯基鐵路案（國際常設法院）（十六）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和領事人員案（國際法院）（十七）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國際法院）

第二篇 國家領土

一、領土主權

（一）安娜號案

（二）溫勃登號案

（三）通行權案

（四）帕爾馬斯島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五）克利柏敦島仲裁案（仲裁法院）

（六）東格陵蘭案（國際常設法院）

（七）敏基埃島和艾克利荷斯島案

二、邊界問題

（一）帝汶島仲裁案

（二）阿根廷一智利邊界仲裁案

（三）印度一巴基斯坦西部（卡奇沼澤地）邊界仲裁案

（四）隆端寺案

（五）邊界爭端案

（六）陸地、島嶼、海上邊界爭端案

第三篇 海洋法

一、海洋法律制度

（一）北大西洋海岸漁業仲裁案

（二）孤獨號案

（三）紅十字軍號事件

（四）科孚海峽案

（五）英挪漁業案

（六）漁業管轄權案

二、海洋劃界

（一）比格爾海峽仲裁案

（二）英法大陸架仲裁案

（三）揚馬延島海域劃界爭端

（四）北海大陸架案

（五）突尼斯一利比亞大陸架劃界案

（六）利比亞一馬耳他大陸架劃界案

（七）緬因灣區域海上邊界劃界案

（八）格陵蘭—揚馬延海域劃界案

（九）愛琴海大陸架案

（十）丘奇訴休伯特案

（十一）霍夫求償案

（十二）威爾頓赫斯案

第四篇 航空法

（一）1963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二）1978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三）意大利-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四）韓國客機事件

（五）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第五篇 國際環境法

（一）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

（二）托列峽谷號事件

（三）阿莫科·卡迪茲號事件

（四）核試驗案

第六篇 國際法上的個人

一、國籍

（一）突尼斯——摩洛哥國籍命令案

（二）取得波蘭國籍案

（三）奧本海默訴卡特莫爾案

（四）沙勒姆案

（五）梅蓋夫人訴意大利案

（六）阿波斯托利第斯訴土耳其政府案

（七）勒姆貝爾特訴蓬勿爾案

（八）卡涅瓦羅求償仲裁案

（九）弗萊澤海姆求償案

（十）諾特波姆案

二、外國人的待遇

（一）許佛羅求償案

（二）馬弗羅馬提斯案

（三）阿姆巴提耶洛斯案

三、引渡與庇護

（一）斯密斯引渡案

（二）魏涅吉亞案

（三）朗德引渡案

（四）阿穆爾案

（五）難民申訴案

（六）洛克比空難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爾公約》解釋和適用問題案

（七）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第七篇 外交法

（一）安普生訴斯密斯案

第八篇 條約法

（一）英伊石油公司案

（二）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

（三）美國訴科丕斯公司案

（四）阿沙庫若訴西雅圖市案

（五）上薩瓦及節克斯自由區案

（六）亞當斯求償案

（七）尼爾森訴約翰生案

（八）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

（九）滅種罪公約保留案

（十）對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管轄權的上訴案

（十一）泰克特訴休斯案

（十二）卡奴斯案

（十三）《聯合國所協定》第21條的適用問題

（十四）《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第6條第22節的適用問題

第九篇 國際人權法

（一）皮爾蒙特案

（二）奧斯特拉案

（三）維拉奎斯案

（四）古巴、海地難民權利案

（五）塔蒂克案

（六）《防止及懲治滅種罪公約》適用案

第十篇 國際組織法

（一）接納一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案

（二）聯合國大會接納會員國權限案

（三）損害賠償案

（四）某些經費案

（五）聯合國行政法庭所作補償裁決效力案

第十一篇 國際爭端及其解決

（一）東卡累利案

（二）和平條約解釋案

（三）多革堤案

（四）西班牙國王的仲裁裁決報告

第十二篇 戰爭與中立法

（一）加洛林號案

（二）古巴海底電報公司訴美國案

（三）阿姆斯特朗將軍號案

（四）阿帕姆號案

（五）紐倫堡審判

（六）東京審判

（七）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問題

（八）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九）露西坦尼亞號案

第五篇：案例二分析

案例分析

案例二分析

案例分析：

此案是一起一方有配偶的同居類案件。本案的爭點有以下幾點：（1）韓敬東是否向王芳隱瞞了他已婚的事實。（2）孩子撫養問題的糾紛。（3）房屋是韓敬東一人購買還是雙方共同出資購買。其中雙方主要在房屋的首付款由誰支付，以及誰償還的房屋貸款產生嚴重分歧。針對第一點，經查明韓敬東開始確實向王芳隱瞞了他已婚的事實。而第三點韓敬東對將王芳二輛車售出，并另行為其購買新車，及房屋首付款系其個人支付均未提供相應證明。而韓敬東及王芳雙方各對對方就銀行貸款償還問題所提供的證據提出異議，對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查明。

這個案件主要就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問題進行處理。一般來說，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按一般共同財產處理。由于非法同居關系自始無效，同居期間財產分割與離婚時是不同的。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議不成的，對于有配偶的非法同居，人民法院應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按照《關于人民法院審理&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十條其中規定了解除非法同居關系時，同居生活期間雙方所得的收入和購置的財產，按一般共有財產處理。

關于子女撫養，非法同居的雙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撫養，雙方協商；協商不成時，應根據子女的利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子女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征求子女本人的同意。對于本案，我認為在子女利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方面雙方各有利弊，應該征求孩子韓久霖的意見，在權衡利弊進行判決。沒有扶養孩子一方應支付撫養費，撫養費一般是一方收入的20-30%，同時結合當地實際生活水平來確定。撫養費包括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等。一直支付到小孩年滿18周歲。

關于財產問題，關鍵在于查證房屋首付款及之后的房屋銀行貸款究竟是誰付的，再按照比例進行分割，由于房屋不可分，取得房屋的一方應給另一方補償，這里還要考慮韓敬東向王芳隱瞞其結婚一事，照顧無過錯方，應該讓韓某給予王芳相應的賠償。

案例評述：/

3此案主要是一方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在財產分割及非婚生子女的撫養問題的糾紛問題。

這里的財產分割按一般共有財產處理。對于一般共有財產的處理是否應適用婚姻法規定，按照顧女方進行平均分配呢，關于這一問題，經過查閱資料，婚姻法系調整夫妻身份及其財產關系的專門法律，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應適用婚姻法的規定處理。但因同居雙方辦理婚姻登記，雙方有形成法律上的夫妻身份關系，對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就不能適用婚姻法的規定處理，而是應適用《民法通則》等法律有關共有財產處理的規定。

我國目前的婚姻法至今未對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概念給出一個法律上的準確定義，這就使得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在不同的法律語境中有了不同的定義，比如在一本書中對非婚生子女的定義是指婚生子女的對稱，即沒有婚姻關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而在另一本書中對非婚生子女的定義是非婚姻關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包括已婚男女與人通奸所生的子女，未婚男女所生的子女，未婚子女被奸所生的子女。所以說我們可以從其概念的不統一看出我國法律對非婚生子女的保護還是不全面的，其保護的力度和重視的程度還是不夠的，也就使得非婚生子女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一個很好的有效保護，從而也使非婚生子女的一些問題在保護的時候無從下手，這樣也會使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得不到一個明確保護的地位，使其某些權利和利益得不到法律的確認和確定，所以說只有在給非婚生子女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的情況和環境的前提下才可能談到對非婚生子女的保護，否則我們所談的任何一種保護都是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和缺乏依據的。因此我們只有在給非婚生子女一個能夠反映其自身的真實情況和符合自身特點，并跟當今社會環境相吻合的概念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對非婚生子女的權利和利益有一個更好的保護，只有這樣非婚生子女的保護才可能在今后的立法和法律的修改中慢慢的變的系統化和完整化起來，使其非婚生子女的權利和利益得到真正的保護。這樣也便于非婚生子女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同時也有助于非婚生子女履行自己對社會和對親生父母或繼父母、養父母在年老后所因盡的贍養扶助的義務。

規范依據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第一條規定：“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請求解除的同居關系，屬于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當事人因同居期間財產分割或者子女撫養糾紛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10條規定，解除同居關系時，同居生活期間雙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購置的財產，按一般共有財產處理。

【3】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90條“在共同共有關系終止時，對共有財產的分割，有協議的，按協議處理;沒有協議的，應當根據等分原則處理，并且考慮共有人對共有財產的貢獻大小，適當照顧共有人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等情況。

【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8條規定，分割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時，應照顧婦女、兒童的利益，考慮財產的實際情況和雙方的過錯程度，妥善分割;第11條規定，同居期間為共同生產、生活而形成的債權、債務，可按共同債權、債務處理;第12條規定，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間患有嚴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財產時，應予適當照顧，或者由另一方給予一次性經濟幫助。

【5】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

【6】婚姻法解釋

（一）第十五條

被宣告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當事人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按共同共有處理。但有證據證明為當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