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紀檢監察案例二

一個行動擊碎了一打宣言

——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懺悔錄

我對所犯錯誤的認識

我所犯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損害了黨的形象，破壞了黨的純 潔，影響了黨在群眾中的威望。一個人犯錯誤，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自身。自己政治上的不堅定，思想上的不純正，作風上的不過硬，行為上的不檢點，品質上的不健康，修養上的不自覺。

領導干部既是反腐倡廉的中堅力量，更是反腐倡廉的對象。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我作為黨委書記，的確表現得十分幼稚，從來都是把自已當做反腐倡廉的力量，而沒有將自己放在反腐倡廉對象的位臵上來思考問題。在學校，我是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每年要召開多次會議，簽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任命干部要進行廉政談話，布臵和總結工作必須有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容，各級干部述職也要述廉。但這些似乎都不包括自己在內，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反腐倡廉的指揮者，是力量，而不是對象，常常疏之漏之，游離于反腐倡廉之外。拿著鏡子照別人，而自己則躲在鏡子背后，永遠照不到自己。

一個行動擊碎了一打宣言，沒有行動的理論是虛偽的。我多年從事理論工作，說教的多，理論上是一套，而行動上則另搞一套。研究理論、講解理論而沒有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成為虛偽的多重人格的空話大話“理論家”。有人講，一個行動勝過一打宣言，而在我這里，則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一個行動擊碎了一打宣言。全校中層

干部、博士、教授大會，由我作黨風廉政建設報告，我講起來談古論今，頭頭是道，受到與會者的一致好評。全校干部觀看警示教育片，我主動要求講話，作歸納，談感想，提要求，莊重而又嚴肅，具體而又細致，事例鮮活，教訓深刻，而就在講完話以后，自己就可能邀人吃飯去了。每年和各單位簽訂責任書，報紙有文，電臺有聲，網絡有影，唯有自己責任不明。校領導年度考核測評，年年獲優秀。表面上看，我十分優秀，而實際行動上又是另外一套，只不過大家不知道而已。

居功自傲飄飄然，必然犯錯。三峽大學經過五年多的組建取得了一些成績。我個人常常居功自傲飄飄然，自以為是，忘乎所以。殊不知，這些成績是師生員工共同創造的．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我則自以為學校沒有我就沒有今天的進步和成績。更沒有去想即使有功勞、有成績，也要戒驕戒躁，防微杜漸，不能躺在功勞簿上。正是由于過高地估價了自己，常常以目空一切的神態企圖去指揮一切。建筑工程招投標去跟相關人員介紹建筑隊，工程中標后要求中標單位去分包，能辦的事要求別人辦，不能辦的事也要求別人想辦法去辦，似乎沒有什么事我在學校說了不算的。因而，違規的事就時有出現。比如學校收取點招費，我的確說過：別人收了我們也收，錯了我檢討。還堂而皇之地籠絡人心為了學校的利益我檢討也值。這些話、這樣的行為與一個黨員領導干部，特剮是“一把手”多么不相稱。

朋友交往應如清風淡水，相互利用決不是真正的朋友。冤仇愛恨，皆有緣故。自從我1993年初擔任湖北大學副校長，特別是2000年6

月擔任三峽大學黨委書記以來，就面臨著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的所謂朋友交往。君子之交應如清風淡水，無需所求，而我所交往的朋友中，就有一些變成了一種庸俗的相互利用的關系。他們以我為朋友，是因為他們需要我，因為我手上有一定的權力，權力可以為他們謀取一定的利益。我似乎也需要他們，需要他們圍著、捧著，走到哪里，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有人送錢打牌，有人年節送禮，虛榮心得到滿足。久而久之，相互利用變成了相互勾結，蒼蠅只叮有縫的臭蛋，他們叮我，是因為我有空子可鉆。幾年下來，壞了形象，變了作風，害人又害己。

我所犯錯誤的沉痛教訓

認識反腐倡廉意義的高度不夠。自己是一個教授，又是研究黨建理論的，自認為應該認識上有一定高度。其實，經過反思才深知自己認識膚淺。現在，我才懂得，腐敗行為不但組織反對、社會厭惡、群眾痛恨，而且無藏身之地，任何腐敗分子都不應有僥幸心理。

主動接受監督不夠。“一把手”在監督別人的同時也要主動接受監督。而我自己接受監督的積極性、主動性不夠。征求上級黨委、紀委負責同志及部門領導對自已廉潔自律方面的意見缺乏自覺性。在主動接受群眾監督方面，我做得也相當不夠、不好。

防微杜漸，自律不夠。我在湖北大學時，要求自已是比較嚴格的。直到1997年以后，才偶爾被拉去打打牌，此時防線就逐步突破了，要求放松了。到宜昌工作后的2003年至2004年發展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以為職位到了頂，學術地位也可以了，因此，更是思想滑

坡，防范松懈。萬事怕突破，有了第一次就難以防范第二次。我的防線就是在1997年第一次打牌收錢后被突破的。

功過是非，區分不夠。有不少同事、朋友、學生曾提醒、告誡我要注意。我則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認為自己工作也是竭盡全力，讓組織上放心，讓群眾滿意，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但黨的政策歷來是功過分明，有功不能頂過，有過不能抹功。對我來說，這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訓，以為領導很了解自己，會原諒自己的過失。其實，這是十分錯誤的想法。

交朋結友，純度不夠。我的性格是“寧與千人為友，不與一人為敵”。因而，人緣關系好，朋友也相對較多。人家托你辦事是瞧得起你，為了人家更加瞧得起，就盡可能地多為別人辦事。所以，朋友越交越多，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成為朋友，而且基本不設防。我的隨緣性格，使自己交友的純度不夠，交上了一些想利用自己的所謂“朋友”，而正是這些“朋友”的利用，才使自己在錯誤的路上越滑越遠，成為人民的罪人，真是追悔莫及。

背景資料：

陳少嵐，1997年至2005年，在擔任湖北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三峽大學黨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承攬工程、子女轉學等方面謀取利，先后收受賄賂36萬元，構成受賄罪。2006年7月，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

第二篇：紀檢監察基礎知識匯總(二)

紀檢監察基礎知識匯總

（二）16.經濟案件查賬的要點A.查清違紀違法事實B.查證受害客體的經濟損失

C.查證違紀違法者的非法所得D.查證贓款贓物的去向

17×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干股。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違紀數額按案件發生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違紀孳息處理。股份未實際轉讓，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實際獲利數額應當認定為違紀數額。（）

18《行政監察法》中所稱的“重要、復雜案件”是指A、本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或者下一級人民政府違法違紀的B、需要給予本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領導人員或者下一級人民政府領導人員撤職以上處分的C、社會影響較大的D、涉及境外的19、信訪監督主要方式方法有A、信訪談話B、信訪函詢C、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D、信訪情況通報

20、河北省影響機關效能行為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中效能責任追究的形式有：口頭告誡、書面告誡、離崗培訓、調離崗位、免職、辭退。

21、“三重一大”指的是A、決定重大問題B、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

C、重大項目投資E、大額度資金使用

22、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包括：因公辭職、自愿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

23、被免予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的行政人員，應給予行政撤職直至開除公職處分。

24、被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對問責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決定書》之日起15天內，向問責決定機關提出書面申訴。

25、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受到免職處理的，二年內不得擔任國有企業的領導職務。

26、根據中紀發[2009]9號文件規定，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內設室的主任配備副科長級領導職務。

27、2010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的文件，這是中央發布的第7個一號文件

28、中紀委十七屆五次全會上指出要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認真解決群眾反映強烈哪些方面突出的問題：征地拆遷、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專項基金監管、專項資金監管。

29、案件檢查的組織措施有使用“兩規”、“兩指”；暫停執行公務活動。

30、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違反《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所列行為規范的，視情節輕重，由有關機構按照管理權限分別給予A、警示談話B、調離崗位C、降職D、免職處理處理。

第三篇：紀檢監察案例分析之二

紀檢監察案例分析

如何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

基本案情

案例1.某鎮副鎮長兼村黨支部書記，利用管理村集體資產的職務便利，侵吞村集體資產100萬元。

案例2.某街道辦事處主任兼某居委會黨委書記，利用管理集體資產的職務便利，收受他人所送的財物計5萬元。

案例3.某村委會主任在任職期間，累計收受他人所送的財物計15萬元。其中，在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收受10萬元；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

案例4.某村會計在受縣民政部門委托經手發放救濟款的過程中，截留克扣4000元。

分析意見

在現階段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實踐中，常常會遇到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適用的困惑，同樣一個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貪污、受賄，還是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往往引起案件定性過程中的爭議。紀檢監察機關在討論案件定性的過程中，上述四個案件均有激烈的爭議。其焦點集中在對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的適用上，或者說是對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把握上。

概括起來，基本有三種情況：

一是唯身份論者，簡單地將具體違紀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模板式比對，通常容易發生認識上偏差。他們依賴于慣性思維，機械地從行為人簡歷或任職文件中找到行為人是否構成國家工作人員的依據后，就斷然認定其行為的性質。比如將案例1定性為貪污；將案例2定性為受賄；將案例3的15萬元都定性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將案例4定性為非法占有。持有這種主張的是以身份來論證公務，認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所從事的就是公務，反之則不是從事公務。同樣的行為要看誰來實施才能判定是不是從事公務。

二是廣義公務論者，持有這種主張者，把刑法意義上的“從事公務”的外延作擴大的理解，將管理國家公共事務和管理村委會、居委會集體事務的情形混為一談，不加區分，認為即便是管理集體事務也應當視為從事公務，判斷案件性質的眼光只盯在行為人是否從事公務上。于是，就將案例3中行為人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的情形放大，將管理村集體事務等同于“公務”，主張通統以受賄定性，忽視了行為人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應定性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情況。

三是雙重標準論者，持有這種主張者提出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應當采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因此，案例1中行為人雖然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其利用的卻是村黨支部書記管理村集體事務的權力，侵吞的是村集體資產，應當以職務侵占定性(本案經二審法院審理，撤銷一審法院以貪污罪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以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同理，案例2中行為人的行為應當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定性。案例3中行為人在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收受10萬元，應當以受賄定性；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應當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定性。案例4中的村會計雖然是農民身份，但其符合受縣民政部門委托經手管理國有財產的人員，從這一點上看是從事公務，救濟款在沒有發放到救濟戶手里之前仍然是公款，其行為應定性為貪污。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即以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認定的標準，在認定案件性質的具體實務中，適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

首先，行為人的身份是案件定性的基礎因素。無論是刑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還是黨紀政紀規定，無一例外地將某一具體行為對應的主體條件作出規定。而其設計者都將特定身份的人利用特定的手段侵害特定的社會關系作為統一體加以規范。以貪污為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害公共財產的所有權。行為人的身份應當是國家工作人員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因此，一個案件的定性，要先確認行為人的身份是否符合某一具體行為對應的主體條件。

其次，身份不是案件定性的唯一標準。上述四個案例足以說明這一點。標準的國家工作人員侵吞財產構成的不是貪污而是職務侵占；地道的農民截留救濟款構成的不是非法占有而是貪污；同一個人同樣的收受財物卻有兩種不同的性質。因此，在認定案件性質的具體實務中，把行為人的身份作為定性的唯一標準，機械簡單地用構成要件生搬硬套，顧其一點，不及其余，是容易走入誤區的。

第三，是否依法從事公務才是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重要依據。按照刑法總則第93條、有關立法解釋及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關于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的規定精神，都是以是否“從事公務”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判斷標準，不論行為人之前身份如何，即便是案例4中的農民，只要受委托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也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即使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必須是“從事公務”的才能滿足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要求。綜觀現行刑法，其總則性規定層面是以“唯公務論”為要領的，即國家工作人員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都以要求其從事公務，要以是否從事公務來論證是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從刑法分則一些具體條文規定來看，實際采取的是“身份”、“公務”雙重標準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如刑法第163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271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其主體限定為非國有性質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從事公務的人員。事實上，刑事立法已經將上述組織中工作人員從事的經營管理活動排除在“公務”之外。如何看待上述不一致，筆者認為，鑒于總則與分則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總則指導分則，分則是總則所規定的原理原則的具體體現。在認定具體行為性質時，適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來認定行為人是否具備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以準確定性、恰當處理。（作者為江蘇省徐州市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如何認識受賄行為的主觀故意

基本案情：

錢某，中共黨員，系某鎮鎮長，2006年春節前，其擅自以賒賬的方式購買了價值30余萬元的物品和禮券用于向縣政府有關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人送禮打招呼。事后，錢某找到鎮里一家企業的老板馬某說，春節前有一筆費用在鎮里不好走賬，能不能在你們企業走一下。數日后馬某幫錢某結清了賬款，共計30余萬元，并讓企業財務科以招待費的名義將這筆費用列支，隨后馬某將上述情況告知了錢某。紀檢監察機關在調查時，錢某辯解稱，這30余萬元的費用是用于代表鎮里向有關領導和部門送禮，而非給自己，不應當構成違紀，更不構成受賄罪。

如何認識受賄行為的主觀故意

分歧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錢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屬于違紀行為。另一種意見認為，錢某的行為不僅違紀，并且已構成受賄罪，還具有索賄的法定從重情節，應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分析意見

受賄行為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行為的主觀要件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取得賄賂的主觀心理態度，是追究行為人責任的基礎，正確把握受賄的主觀要件，就可以正確區分是否違紀，是否構成犯罪，做到定性準確，量紀量刑適當。本案關鍵是錢某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根據違紀構成理論和犯罪構成理論，受賄主體在主觀上都是出于故意，其故意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接受賄賂，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意思。二是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索取、收受的不正當報酬是通過職務行為取得，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侵害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三是行為人對上述結果持積極追求和希望的態度。依據上述標準，本案中錢某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

錢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受賄行為人的特定目的是非法占有。本案中錢某沒有個人所有或占有的意思，但無論這30余萬元的用途如何，都包含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之中，因為受賄行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為人本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包括以第三者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所謂第三者，并不限于自然人，還包括了單位或其他組織。因此，本案中，錢某無論如何辯解，也不論其是否實際占有這30余萬元，都改變不了非法占有馬某幫助其報支的這30余萬元的事實。

錢某主觀上具有受賄的認識因素。在受賄構成的主觀要件中，認識因素是指行為人不但要認識到自己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且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出賣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或者說，認識到收受他人財物是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價。本案中錢某當然認識到這樣做會侵害其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內心也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不是鎮長，不可能也不會主動去向馬某提出要求幫助報支這筆費用。

錢某對權錢交易的實現持有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受賄行為主觀方面還包括一個重要方面即意志因素，就是行為人必須對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持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明知受賄行為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出賣性而逆行。本案中錢某對這種以權謀利非法交易的實現，主觀上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十分明顯。

綜上，我們認為本案中錢某的行為符合受賄的違紀構成要件，已構成受賄違紀，并且應當以受賄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實際辦案過程中，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一方面可以通過與行為人的談話，讓其主動交待受賄的動機、目的和原因，查清行為人行為發生時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另一方面辦案人員應當通過行為人客觀方面的具體行為、表現，分析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使查辦案件順利進行。

（江蘇省泰州市海陵區紀委）

加強案件審理報告的證據分析論證

案件審理報告，是紀檢監察機關案件審理部門就移送審理或呈報審批案件的事實、證據、定性、處理及辦案程序等提出審理意見時制作并使用的文書。作為審理部門意見的綜合反映，就形式而言，審理報告是審理過程的客觀記載；就功能而言，審理報告是紀委常委會議和監察機關領導辦公會議審定案件的主要依據；就價值而言，審理報告是審理部門履行審核把關、監督制約職責的重要載體。不管是形式層面還是功能、價 3 值層面，在審理報告中對證據審核分析進而提出認定意見都十分必要且重要，應予重視和加強。

當前審理報告證據部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只寫事實，不寫證據。一些審理報告在違紀事實部分只寫調查報告及審理部門認定的事實，而不寫證據狀況。這樣的事實敘述再清楚、再具體，也難免讓人對于是否客觀產生疑慮。二是對證據情況一筆帶過，未作必要介紹和說明。這與中央紀委近年來一直強調的加強對辦案程序特別是取證方式和途徑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的要求不符。三是重視有錯證據和錯重證據，忽視無錯證據和錯輕證據。這反映出保障黨員和監察對象合法權利認識不到位和證據審查不全面的問題，不符合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辦案原則。四是只寫證據認定結果，不寫清證據認定過程。主要表現是：對證據事實的關聯性缺乏判斷，對證據間的矛盾分析不夠，沒有對主要證據的采信與否進行分析說理，對分歧較大證據的認定未置可否并說明，沒有對瑕疵證據和非法證據提出明確意見。這種缺乏證據分析認定過程的審理報告既不利于紀委常委會議和監察機關領導辦公會議審定案件，也不利于克服審理人員的主觀隨意性。

加強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路徑選擇

切實轉變觀念，提高對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重要性的認識。要破除“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樹立“實體程序并重”的觀念;破除“重辦案，輕文書”的思想，樹立“審理報告是案件質量的重要保障和體現”的觀念;破除“審理報告寫得越簡單越好，寫多了怕出錯”的思想，樹立“審理報告應充分論證說理”的觀念。通過轉變觀念，使紀檢監察機關領導和審理人員充分認識到加強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對于開展內部執紀監督、提高辦案質量、維護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逐漸形成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良好氛圍和風氣。真正把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作為審理人員履行職責的基本要求，進而將之內化為自覺的審案理念。

解決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相當一些審理人員在審理報告中對證據分析論證不充分的原因是不知道“說什么”和“怎么說”。證據分析論證說什么？首先，應在審理報告中將證據的形式、來源、內容等情況予以客觀、全面體現。證據內容的摘錄和概括要圍繞以下事實進行：被調查人的身份；時間、地點、方法、手段、原因、經過、結果等違紀事實的要素;共同違紀案件中各被調查人的作用和應負的責任;被調查人違紀時的主觀狀態;從輕、從重或者減輕、加重以及免于處分的情節;與違紀有關的財物的來源、數量以及去向。其后，便是對證據的分析論證，應主要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一是證據能力問題，二是證據證明力問題。證據能力解決的是證據材料有沒有資格作為證據使用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問題。證據證明力解決的是證據材料對于案件事實是否有證明作用和證明程度的問題。通過分析論證，應明確以下問題的結論：證據是否合法取得？可能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證據之間、證據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如何？違紀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達到“確鑿”的標準？定案的證據體系是否足以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結論？

明確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要求。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應體現以下兩項要求。一是要客觀全面，既要如實反映案卷中有錯、無錯、錯重、錯輕的全部證據的情況，達到“一報告在手如同案卷在手”的效果；也要全面反映對證據審核采信的過程和理由，達到“審理報告作出的結論和意見均有根據和說服力”的目標。二是要突出重點，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應抓住可能影響案件質量的關鍵點來進行，比如：被調查人（或助辯人）的辯解；證據取得是否合法；存在矛盾或疑點的主要證據；存在較大爭議的證據；審理部門內部抗辯的焦點及分歧解決方法，等等。為明確要求，增強實效，有必要對審理報告制作格式和要求予以完善和細化，比如：增加專門部分針對被調查人（或助辯人）的辯解進行分析論證；明確對存在矛盾或疑點證據的分析論 證要求，等等。

加強審理人員證據審查認定能力培養。強化審理報告對證據的分析論證對審理人員的業務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種方式加強審理人員證據審查認定能力的培養。培養可以通過專項培訓、抽查、評比以及匯編優秀審理報告集等多種方式。

注重效率，繁簡分流。加強審理報告的證據分析論證要講求實效，注重效率。不能片面追求形式而忽略內容和效率，應根據個案的不同情況，該繁則繁，該簡則簡，繁簡得當。對于案情簡單、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審理報告將據以認定事實的證據及其證明情況概括說明即可。（作者單位：河北省紀委案件審理室）

正確區分農村基層干部的貪污和挪用公款

基本案情：

案例一：某村黨支部書記王某，利用代為發放村民糧補款、五保戶補助款之機，四年內私自多次從銀行支取村民李某、張某糧補款、五保戶補助款共計16000元，占為己有。法院審理后認為王某行為構成貪污罪。

案例二：某村黨支部書記戴某，利用其幫助發放村民征地補償款之機，三年期間私自從銀行支取23戶村民占地補償款共計108萬元，用于個人經商辦企業。法院審理后認為戴某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

分析意見

如何區分貪污和挪用公款犯罪，在刑法上有著很明確的界限。一般來說，判斷當事人行為是貪污還是挪用，主要是判斷當事人存在哪個方面的主觀故意心理，其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永久性占有還是暫時的挪用。通常主要從以下方面判斷當事人的主觀故意心理：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賬、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非法占有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

這些區分標準對于財務制度健全的單位來說相對是容易做到的，通過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在財務上的反映，可以相對明確地推斷其主觀心理。但是對于許多農村基層組織來說，因其往往存在賬務不健全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區分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往往存在很多困難。

現階段基層農村組織財務制度不健全現象普遍存在。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村級財務工作涉及千家萬戶，數額小，頭緒多，收支往往無從查證。二是村級會計業務不熟，有些賬務看上去是很明顯的貪污挪用的行為，事實上卻大相徑庭，往往僅僅是會計做賬的失誤。三是缺乏常態化的有效監督。

因為這些原因的存在，農村基層組織的賬務會出現幾種具體問題：一是應入賬的收支沒有入賬，不應入賬的收支如代收款反而入賬；二是因為村債務多，村集體賬戶無法存款，公款私存普遍，甚至將該公款存在個人家庭存折上也時有發生；三是村干部任職辭職沒有嚴格程序，干部隨意卸任外出打工，賬務幾年之內也未結清；四是個別部門利用村干部財務知識缺乏問題，在與村發生財務關系時采用欺騙等手段貪污竊取財產，但從賬面上看責任卻在村干部。

由于村集體地位決定了其工作的特殊性和村級財務制度的不健全，如果單純的通過刑法上列舉的方法認定村干部的貪污、挪用、侵占等經濟問題難以遵循刑法上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歸罪原則。例如公款私存個人家庭存折上算不算挪用？村干部未結清賬外出打工算不算攜款潛逃？在這種情況下，注意結合個案情況，根據 5 具體環境綜合考慮當事人的客觀行為對確定當事人的行為性質十分重要。

案例一中，王某在長達四年的時間里多次私自支取國家給予村民的補助款，且每次支取數額均不大，其個人家庭又相對富裕，不能證明其有暫時借用的主觀故意。同時，王某明知村民李某、張某兩家村民長期在外省打工，不了解補助款發放的情況，王某在平時沒有積極聯系二位村民，也沒有聯系其親屬盡到告知義務，在二位村民回家期間王某也沒有告知其真相。在這種情況下，將二人補助款占為己有，其行為應被認定為貪污行為。

案例二中，戴某同樣是利用職務之便支取了村民的土地補償款，用于個人經營牟利。貌似同樣的行為卻被認定為挪用公款。原因就在于兩個當事人在主觀方面存在不同的故意，這種故意不是一種簡單的表象，而是綜合分析的結果。戴某所在的村土地補償款發放時存在兩種情況，一是部分村民不同意補償方案，拒絕領取補償款，二是該村村民對如何發放補償款存在異議，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土地補償款實際處于一種懸置狀態，最終權屬并不確定。戴某就是利用這樣一種機會挪用了這些款項，雖然其挪用時間較長，本人也沒有準備歸還的舉措。但是綜合分析來看，我們無法從戴某的主觀上判斷他是想永久性占有該款還是暫時借用。在這種情況下，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應該認定其主觀上是存在挪用的故意。（作者為安徽省阜南縣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特定關系人受賄的認定

基本案情

某公司經理張某因急需大筆資金引進一套新型生產設備，找到了某市原市委書記王某的妻子李某，許諾如果項目搞上去，就請李某做總代理，并保證每年有500萬至1000萬元的好處。為了幫張某弄到貸款，李某一邊多方奔走，一邊在王某面前多次推薦這家公司。幾年間，在王某和李某的幫助下，該公司先后獲得貸款和借款數億元，李某則收取張某好處費400多萬元。可最終，該公司因經營不善，全部虧空。案發后王某在法庭上供述，他為該公司辦事，但不知道李某收了其巨額財物；其妻李某也供述，確實收了該公司巨額財物，但沒有告訴王某。上述證詞有相關證據予以證明并被法院采信。另法院經審理查明，王某因徇私情多次濫用職權，致使某單位資產損失和經營虧損總額達人民幣11億多元。對于該案如何定性出現了分歧意見。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受賄罪，李某構成受賄罪的幫助犯；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濫用職權罪，李某構成斡旋受賄罪；第三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濫用職權罪，李某構成特定關系人受賄罪。

評析意見

本文贊同第三種意見。

上述案例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辦事，特定關系人收錢”的一種典型情形，對于此類行為的定性應分為如下兩種情況：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如果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知情，此時國家工作人員和特定關系人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較為明顯的分工，則構成共同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如果有證據證明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并不知情，則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有可能構成其他犯罪或違紀行為）。而特定關系人如果對該國家工作人員就請托人的請托事項施加了某種影響，致使該國家工作人員通過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了 6 不正當利益，作為對價，特定關系人收受了請托人財物的，則構成了由《刑法修正案

（七）》新增設的罪名———特定關系人受賄罪。

《刑法修正案

（七）》出臺之前，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近親屬、秘書、司機以及其他關系密切的人，打著國家工作人員的各種旗號，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案件不斷涌現，但對此類行為如何定性并追究其刑事責任，卻成了我國刑事法領域懲治腐敗的“盲區”。正基于此，《刑法修正案

（七）》在借鑒國際反腐敗立法例的基礎上，對《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十八條第（二）項“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關獲得任何不正當好處的條件”進行改造后，以“特定關系人受賄罪”增設在我國刑法典中第388條之中。

特定關系人受賄罪的主體是特定關系人，根據2007年7月8日“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解釋，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在司法實踐中多表現為基于血緣、地緣以及學習、工作等產生的具有共同利益關系的人；主觀方面是故意；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公正性；客觀方面則表現為特定關系人基于同國家工作人員的共同利益關系，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

特定關系人受賄罪類似于刑法理論中的間接正犯。所謂間接正犯是指本人并不直接實行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而是利用他人作為工具以實現其犯罪。就一般受賄犯罪而言，其由“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和“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兩個行為復合而成。由于特定關系人并不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條件，只能假借國家工作人員來實現“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這一行為，而自己則單獨完成“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這一行為，兩行為復合后形成受賄罪的完整構成要件。

回溯本案，可以看出：由于王某在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并沒有和李某進行共謀，對李某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事實也并不知情，因而缺乏共同受賄的故意，造成王某受賄罪構成要件的瑕疵，阻卻了其受賄罪的構成。同樣，由于李某并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因而致使其斡旋受賄構成要件的瑕疵。但王某的妻子李某作為其特定關系人，為了幫助請托人能夠迅速貸得大筆資金，“李某一邊多方奔走，一邊在王某面前多次推薦這家公司”，最終使得這家公司貸得數億元資金，而李某就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的巨額財物，完全符合特定關系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作者：江西省紀委監察廳 尹明燦）責任編輯：游以民

孳息孳息的原意是指：繁殖生息，出自晉江統《徙戎論》。法律詞條“孳息”的意義是：孳息與原物是彼此分離的，孳息是相對于原物而言的，孳息是原物派生的。應注意法定孳息的種類。《物權法》有明確解釋。

法律意義

孳息的法律意義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權法兩個方面：在物權法方面，在當事人沒有約定或法律沒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我國采母物主義；在債權法方面，應特別注意買賣合同中，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孳息與交付相聯系，而非與所有權相聯系。孳息指由原物所產生的收益。

在民法上，孳息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指因物的自然屬性而獲得的收益，如果樹結的果實、母畜生的幼畜，母雞與其所下的蛋。法定孳息指因法律關系所獲得的收益，如出租人根據租賃合同收取的租金、貸款人根據貸款合同取得的利息等。

《物權法》第116條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既有所有權人又有用益物權人的，由用益物權人取得。當事人另 7 有約定的，按照約定。而法定孳息，當事人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取得；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交易習慣取得。

編輯本段主要作用

物權法第116條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既有所有權人又有用益物權人的，由用益物權人取得。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法定孳息，當事人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取得；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交易習慣取得。

這是物權法對孳息的歸屬的規定。在物權法中，產生孳息的物或權利稱原物，而孳息分為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是指按照物質的自然生長規律而產生的果實與動物的出產物，法定孳息是指因法律關系而得到的利息、租金及其他收益。該法律關系，既可因法律行為而產生，如根據租賃合同而產生的租金，也可因法律規定而產生，如遲延履行的情況下，根據違約責任產生的對遲延利息的請求權。

區分原物與孳息意義在于確定孳息歸屬于何人所有。依據物權法的上述規定，對于天然孳息的收取權原則歸原物的所有人。但是，如果存在用益物權人，那么因用益物權本身就是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自然，該天然孳息應當歸用益物權人取得。此外，當事人還可以特別約定天然孳息的歸屬。至于法定孳息的收取人，在當事人有約定時，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時，按照交易習慣取得。

編輯本段種類區別

孳息分為法定孳息與天然孳息。法定孳息與天然孳息都有孳息之名，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現有的立法例看，多將其并列規定，但它們本質并不相同，而且分屬不同領域。兩者區分的基礎，在于法定孳息是交易之物。天然孳息是派生之物。

孳息率

（一）物質形式不同

法定孳息因為是用益（用益物權和用益債權）對價，因此原則上用一般等價物來衡量。即法定孳息的物質形式原則上是貨幣、是種類物。天然孳息可以是種類物，也可以是特定物。前者如收獲的小麥，后者如產下的一只熊貓。但天然孳息進入交易狀態后，才有區分種類物和特定物的法律意義。天然孳息都是動產，法定孳息因允許當事人自由約定，故在邏輯上也可以是不動產，但筆者并未發現實務中有這樣的例子。因為，不動產的價值一般較高，作為用益的對價，一般是得不償失的。

（二）“收取”的性質不同

“就一般言，天然孳息之收取，應依物權法之規定，法定孳息之收取，應依債法之規定。”法定孳息在取得前，是債權請求權；取得后（貨幣或其他動產占有后）是物權。對天然孳息的收取是（直接）取得物權。

天然孳息，是原始取得；法定孳息，是傳來取得。或者進一步說，天然孳息作為產出，是原始取得；法定孳息，作為對價是傳來取得。天然孳息的法律規范，主要是靜態歸屬規則；法定孳息的法律規范，都是動態的交易規則。

買賣合同買受人對交易物所有權的取得，一般認為是傳來取得。交易物為動產時，通過交付占有而傳來取得。即便從占有的角度看，買受人的占有亦為傳來取得。流行的“采摘”（買受人到出賣人的果園里自行采摘水果，過秤交費），是就未來物的交易。果實尚掛在枝頭，只為物的成分，并非獨立之物。出賣人對他們并無獨立的所有權和占有權，買受人摘下選擇的果實，其占有為原始取得，并非傳來取得，但應解釋為所有權保留買賣。在買受人付款后，才能取得所有權，就所有權而言，買受人是傳來取得。也就是說，果實采摘后，雖由買受人就占有原始取得，但由出賣人取得所有權。法定孳息從來都不是物之成分，因而就占有和所有權，都只能是傳來取得，不可能是原始取得。

有權收取天然孳息的主體，包括自物權人（所有權人）、他物權人以及債權人。將物供他人用益自物權人，其作為現實的法定孳息的收取人時，必同時兼有債權人的主體資格。所有權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項權能。其中的“收益”，包括對天然孳息的收益和法定孳息的收益。法定孳息是用益的對價，所有權人須將標的物交付給相對人用益，才能向相對人請求交付法定孳息。這種請求權，實為債權請求權。實際上，并不可能出現僅以物權人身份收取法定孳息的情況。

（三）是否轉移占有不同

用益權人對天然孳息的取得，以占有為條件。例如：某甲產子，但缺奶，從某乙處租一奶牛，每天擠奶喂養孩子。牛奶為天然孳息，此為典型的用益租賃。承租人的用益權是用益債權。物之所有人對法定孳息的收取權的成立，須交付占有，將自己改為間接占有。間接占有的最基本效力，是間接占有人有返還原物的物權請求權。法定孳息的傳來取得，也說明取得人對用益財產不是直接占有。

（四）與原物、原本的關系不同

天然孳息，被原物所孕育，因此天然孳息的原物，又稱為母物。孳息與原物，是產出關系，不是用益法律關系。法定孳息，是指以有體物或無形財產供他人用益而獲得的收入，產生于用益法律關系。法定孳息，是商品交易的表現，實際上是擬制的孳息。法定孳息與原本，是對價關系。

對法定孳息的對應概念，現在學界有的稱為“原物”，有的稱為“原本”，顯得有些混亂，有梳理的必要。筆者以為，法定孳息既然是有體物和無形財產用益的對價，它的對應概念還是稱為原本較好。這樣原物與原本就有了各自特定的意義，代表了不同的內涵。原物反映與天然孳息的關系；原本反映與法定孳息的關系。稱原本的理由有這樣幾個：

第一，在用益物是貨幣的情況下，由于貨幣具有“占有與所有同一”的特性，因此，貨幣的所有權隨占有的轉移而轉移，例如借款合同是轉移所有權的合同。把借款合同利息（法定孳息）的對應概念稱為原物，就有些不妥，因為原物早就不存在了。原物與新物是對應的“一對”。此時把貨幣稱為原本，則恰如其分。當使用期屆滿時，貨幣的原所有人享有要求返還貨幣的權利依據，不是所有物（原物）返還請求權，而是債權請求權。

如借款合同之類的用益法律關系，貨幣作為用益物在交付后雖然轉移了所有權，但收受貨幣的人在經濟本質上仍屬對他人財產的利用，借用人未脫離對他人財產用益的本質。因此仍認他是用益權人，利息等仍認為是法定孳息。即用益財產只是變換了財產形式的，對價還稱為法定孳息。

第二，貨幣消費后，是相對消滅；其他消費物消費后，是絕對消滅。其他消費物交付后，所有權也發生轉移。因此稱其他消費物為法定孳息的原物也是不妥的，稱原本倒是恰如其分。

第三，在用益物是非消費物的情況下，交付后使用后，除了有正常消耗外，到期是原壁歸趙的。例如租賃物就是如此。但用益物相對于法定孳息，本質上是原本。此處，用益物與原本是對同一非消費物不同角度的表述。在學界，一般是把租賃物稱為原物的，但這忽視了原物的對應意義（原物對應新物）。

第四，筆者還主張對有體物用益的對價和無形財產用益的對價，皆列入法定孳息。原本可以把無形財產包括進去。對無形財產的用益，是用益權能的讓渡，把供他人用益的無形財產稱為原本，在理論上是通暢的。如稿費、專利使用費、商標使用費等作為法定孳息均對應原本。如把無形財產作為原物，就會引起邏輯上的混亂。

孳息收取權的歸屬

第一，孳息的收取權屬于債權人，理由是債務人應以其財產清償債務；另，孳息的收取權歸屬我國法律沒有規定，但我國《擔保法》第47條規定：抵押物于人民法院依法扣押之日起，抵押權人有權收取由抵押物分離的孳息。依據該立法精神，債權人有權自債務人財產被法院查封之日起收取查封物的孳息。筆者認為此觀點值得商榷。首先，普通債權人之債權實現是由債務人的全部或一般財產擔保的，而非特定財產-查封物及孳息進行擔保。抵押權人就抵押物有擔保物權，享有優先受償效力，對抵押物所產生的孳息當然有優先收取權。此兩種權利（普通債權和抵押擔保債權）在性質上有本質的不同，因而須區別對待。其次，如果由債權人收取查封物的孳息并受償，那么在執行債務人的財產不足清償其全部債務，次后其他債務人又申請參與分配時，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損害，有違民法關于債權平等的原則。孳息的收取權不能由債權人（申請執行人）享有，而應由法院代人收取。執行法院在執行終結前，根據法律規定按照具體情況對執行債務人財產公平分配便能彌補上述缺陷。

第二，有關孳息收取權的范圍，抑或說，孳息收取權人得收取何種孳息。法院查封后，孳息收取權人僅能收取天然孳息，法定孳息因涉及到第三人的清償，因被執行財產由債務人所有，法院查封效力僅限于執行債務人的財產而不能拘束第三人。（參閱《中國強制執行制度概論》，孫加瑞著，中國法制出版社，99年版，P459，實際上強制執行法草案（第三稿）也采此種觀點）此乃主張查封物所有權歸屬執行債務人的人持有的看法。正如前述，查封物的所有權在查封期間由法院暫時持有。既然查封物的所有權并非歸屬于執行債務人而法院作為收取權人當然能夠收取查封物產生的一切孳息，包括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

第三，法院作為孳息收取權人既可以自行收取，如通知法定孳息支付義務人直接向法院履行，也可以委托執行債務人或其他人收取。法院在收取孳息時，如果不是唯一的孳息收取權人，也即在查封物上存在眾多孳息收取權人，那么便發生收取權的順序問題。從理論上講，孳息收取權人既可以是享有一定物權之人，如典權人、承包經營權人、質權人、留置權人；也可能是基于債權享有收取權之人，如承租人。在法院與其他人發生行使孳息收取權沖突時，應如何解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在解釋上，應以先占有原物的孳息收取權人優先。

串案，就是一系列不同的案件，但是通過對作案手段、痕跡、物證等分析，存在聯系，而將這些案件放在一起偵破。并案就是兩個不同的案件,但是通過作案手段、痕跡、物證，存在聯系，而將兩個案件放在一起偵破。

窩串案職務犯罪的特點

1、涉案人員多，涉案金額大，涉及面廣，影響惡劣，社會危害嚴重。窩串案多為3人以上作案，涉案金額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所涉及的部門和人員一般是有收費項目的單位部門。

2、涉案人員的職務較高，一般是單位中層以上領導干部，他們手中掌握著一定的實權和財經大權，具備作案的條件，在共同犯罪中，犯罪人員之間分工明確，主犯一般多為職務相對較高的人員，這類人員在案件中起著組織、指控作用，由其他職務較低的人員實施具體的犯罪行為。

3、單位財務人員參與作案是犯罪得逞的關鍵。由于財務人員掌管財務，又精通財經知識，所侵犯的對象——公款，必然要經過財務人員之手，因此，各涉案人員便拉攏財務人員，一方面利用財務管理漏洞，另一方面由財務人員在做帳時攪亂帳目，使犯罪得逞，從而掩蓋犯罪事實。

4、發案單位一般具有行政執法權，存在“三多”現象，即收費多，開支多，帳號多。一些單位領導往往就是以單位開支多又無其它經濟來源為由，違規套取使用資金，從中謀取私利，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5、案發前各涉案人員均要訂立功守同盟，以對抗司法機關的查處，給剛開始的偵查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但只要突破一人，全案將告破。

窩串案職務犯罪發生的原因

1、缺乏有效的領導監督機制，無制約權力濫用的體系，民主集中制原則不能體現，民主監督形同虛設。單位領導集行政、財政大權于一身，如果一旦將人民賦予的職權，當成自己手中謀取私利的私權，在工作中就會出現作風霸道，大小事情一個人說了算，從而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腐敗行為。

2、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財經制度不落實，嚴重違反收支兩條線規定，私設帳號，視規定和制度為擺設，既使被查出有違規行為，也沒有追究領導或者相關人員的責任，這樣就造成“你查你的，我干我的”現象，處罰力度不夠。

3、受利益的驅動，追求物質精神享受，私欲膨脹，把手中的權利當作撈取錢財的砝碼。耿某利用手中的權利，用公款成立了一個自己的私人苗圃公司，為今后的出路和經濟來源創造條件。

4、缺乏對行政執法人員的監督體制。由于行政收費標準和處罰標準有一定幅度，收取多少由執法人員決定，可多可少，甚至不收，加之沒有監督體制，就存在著隨意性。

預防串案職務犯罪發生的對策

為有效預防此類串案職務犯罪的發生，做到標本兼治，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職務犯罪，針對此類犯罪案件的特點，應有以下措施。

1、加強對領導干部

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對“一把手”的黨內監督。發展黨內民主，嚴格執行《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把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相結合，教育黨員領導干部自覺接受并正確對待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由于紀委所監督的對象包含各級領導班子和黨員干部，工作十分繁重，不可能做到每天到各單位部門了解情況，因此，應由紀委選派人員到各單位紀檢組任職，派駐紀檢人員的人事調動，工資、補助等經費保障由紀委實行統一管理。派駐紀檢人員只對紀委負責并匯報工作，對駐在部門的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民主集中制、廉潔自律和黨內廉政建設等方面進行黨內監督，每月或每季度以書面形式向紀委匯報監督情況，不參與駐在部門的具體行政管理事務，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監督的專門性和有效性。同時，鼓勵、支持、保護黨員領導干部和黨員在黨內監督中發揮積極作用，對檢舉、控告嚴重違法違紀問題經查證屬實的，給予表揚和獎勵并為其保密。

2、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教育

一方面，以“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組織領導干部參加各種形式的學習，提高思想道德、職業道德素質，增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意識，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關系，做一個勤政為民的領導干部，另一方面，主動與有關部門聯系，組織司法機關有豐富經驗和法律知識的人員，以案說法，宣傳法律，提供法律咨詢，使之權衡利弊，也能震懾犯罪分子。

3、建立單位財務公開制度

建立單位財務公開制度，每季度將單位的資金收入、支出，特別是對接待開支情況在單位內部實行公開，接受干部群眾的監督，并將公開的收支情況交由財政部門備查，繼續完善開支費用統一由財政部門審核報銷制度，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定。由紀委、審計、財政部門組織人員對有關部門的財務管理制度以及資金收入、使用等情況進行抽查，嚴格遵照票據管理規定，對發放的票據如實登記，查驗已開出的發票金額與上繳財政的金額是否相符，及時收回未使用完的票據，從源頭上鏟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4、加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教育和管理

加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將執法人員納入民主評議范圍，公布評議結果，對不合格的執法人員，及時調換。公開收費標準和處罰標準，接受群眾監督，嚴格執行處罰審批制度，不定期將同類性質的收費和處罰行為進行互相對照檢查，對差額大的要說明其理由，防止亂收費，亂罰款，以杜絕腐敗行為的發生。

5、加大責任追究力度

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提高執行力，對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違反財經管理制度私設帳目等違法違紀行為，依照《紀律處分條例》和《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給予相關人員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串案的調解方法

串案指的是一方當事人相同，案由相同，案情相似，為節約司法資源，審判員會將所有的一批案件都統一審理的系列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串案的當事人有其特別之處——觀望、跟風的當事人所占比例不小，這些當事人的調解條件非常容易受到其他案件當事人的影響。因此串案的調解方法與一般案件也不盡相同。

串案有一方是所有案件的共同訴訟主體，要做好串案的調解工作，必須先落實這一方當事人的調解條件。審判員應盡量做好這一方當事人的工作，使得這方當事人敲定一個易為訴訟雙方接受的調解方案。為了提高調解條件對訴訟雙方的吸引力，審判員可以建議串案共同的訴訟主體敲定這樣一個調解的框架：

一、有給付義務的一方當事人能立即履行給付義務，最好能當庭 履行。

二、接受給付的一方當事人在對方給付的數額上作出讓步。這樣一個調解框架總的來說是雙贏的。給付義務方能在給付的數額上得到一定的實惠，接受給付方能節省很多的時間，避免執行難。然后在此框架下，針對另一方當事人的不同情況，做好調判工作。一方當事人敲定調解方案以后，審判員或書記員要根據和另一方當事人的溝通情況，按照達成調解協議的難度將另一方當事人分為不同的組別，對不同的組別分配相應的精力做調解工作。隨后，依做調解工作的情況，分撥分批通知當事人到庭調解。最后，依據達成調解協議難度的大小，先后向串案各個當事人送達裁判文書。首先是根據溝通情況做好當事人的分組，按照組別分配精力和時間來做調解工作。在和當事人進行溝通時，要記錄下具體各個當事人之間的情緒對立情況。將雙方矛盾不大，純屬跟風的當事人分為一組；將雙方雖有矛盾，但有調解余地的當事人分為一組；將雙方矛盾尖銳，很難達成調解協議的當事人分為一組。對于矛盾尖銳組，因為調解難度太大，可以少費或不費精力。對于雙方矛盾不大，純屬跟風的當事人，在做好雙方的勸解工作前提下，調解難度相對較小，花費適當精力即可。重點將精力花費在雙方雖有矛盾，但有調解余地的當事人這一組上。這個過程需要法官和當事人溝通多個回合，不斷向雙方當事人傳達彼此的意見，引導雙方在保障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作出合理讓步，進而達成調解協議。其次，對于雙方對抗態度激烈的盡快審理，盡快判決。當事人的激烈對抗情緒源于對方對自身合法權利的嚴重侵害。這些當事人拿到判決書后，勢必會立即找對方當事人索要判決款，因為雙方情緒對抗激烈，對方當事人一般寧愿走上執行程序也不愿意當時就將款項結清。由于串案的當事人之間一般來說都有串聯，這部分拿到判決書的當事人就會將自己勝訴卻拿不到錢的困境向其他案件的當事人說明，這樣會對其他當事人產生示范效應，使得他們更加慎重的考慮對方的調解條件。一般來說，串案的當事人之間存在跟風情況，看到勝訴當事人的困境，重新考慮一下對方的調解條件，衡量一下自身的利益之后，達成調解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第三，通知有達成調解協議希望的當事人都到庭參加調解工作，但要根據和各個當事人的溝通情況，通知當事人按照先后順序進行調解，避免出現串案當事人一窩蜂一起調解的現象。對于調解難度較小，雙方容易達成調解協議的當事人，首先安排他們進行調解，安排其余當事人在休息區等候本批的調解結果。這一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可能性很大。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后，對在休息區等待的當事人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會引導其他當事人也比照先例，達成調解協議。對于當事人差異不大，但雙方還沒就整個調解條件達成協議的，可以安排他們緊隨著第一批當事人到庭進行調解。由于跟風效應，本批的部分當事人也能最終達成調解協議。

窩案

目前一般指一群由掌了權的腐敗分子組成的腐敗團伙，依靠權力非法獲得利益的“利益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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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紀檢監察案例分析

紀檢監察案例分析

如何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

基本案情

案例1.某鎮副鎮長兼村黨支部書記，利用管理村集體資產的職務便利，侵吞村集體資產100萬元。案例2.某街道辦事處主任兼某居委會黨委書記，利用管理集體資產的職務便利，收受他人所送的財物計5萬元。

案例3.某村委會主任在任職期間，累計收受他人所送的財物計15萬元。其中，在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收受10萬元；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

案例4.某村會計在受縣民政部門委托經手發放救濟款的過程中，截留克扣4000元。分析意見

在現階段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實踐中，常常會遇到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適用的困惑，同樣一個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貪污、受賄，還是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往往引起案件定性過程中的爭議。紀檢監察機關在討論案件定性的過程中，上述四個案件均有激烈的爭議。其焦點集中在對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的適用上，或者說是對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把握上。

概括起來，基本有三種情況：

一是唯身份論者，簡單地將具體違紀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模板式比對，通常容易發生認識上偏差。他們依賴于慣性思維，機械地從行為人簡歷或任職文件中找到行為人是否構成國家工作人員的依據后，就斷然認定其行為的性質。比如將案例1定性為貪污；將案例2定性為受賄；將案例3的15萬元都定性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將案例4定性為非法占有。持有這種主張的是以身份來論證公務，認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所從事的就是公務，反之則不是從事公務。同樣的行為要看誰來實施才能判定是不是從事公務。二是廣義公務論者，持有這種主張者，把刑法意義上的“從事公務”的外延作擴大的理解，將管理國家公共事務和管理村委會、居委會集體事務的情形混為一談，不加區分，認為即便是管理集體事務也應當視為從事公務，判斷案件性質的眼光只盯在行為人是否從事公務上。于是，就將案例3中行為人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的情形放大，將管理村集體事務等同于“公務”，主張通統以受賄定 性，忽視了行為人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應定性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情況。三是雙重標準論者，持有這種主張者提出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應當采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因此，案例1中行為人雖然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其利用的卻是村黨支部書記管理村集體事務的權力，侵吞的是村集體資產，應當以職務侵占定性(本案經二審法院審理，撤銷一審法院以貪污罪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以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同理，案例2中行為人的行為應當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定性。案例3中行為人在協助鎮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收受10萬元，應當以受賄定性；在從事村集體事務管理過程中收受5萬元，應當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定性。案例4中的村會計雖然是農民身份，但其符合受縣民政部門委托經手管理國有財產的人員，從這一點上看是從事公務，救濟款在沒有發放到救濟戶手里之前仍然是公款，其行為應定性為貪污。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即以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認定的標準，在認定案件性質的具體實務中，適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

首先，行為人的身份是案件定性的基礎因素。無論是刑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還是黨紀政紀規定，無一例外地將某一具體行為對應的主體條件作出規定。而其設計者都將特定身份的人利用特定的手段侵害特定的社會關系作為統一體加以規范。以貪污為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害公共財產的所有權。行為人的身份應當是國家工作人員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因此，一個案件的定性，要先確認行為人的身份是否符合某一具體行為對應的主體條件。

其次，身份不是案件定性的唯一標準。上述四個案例足以說明這一點。標準的國家工作人員侵吞 2 財產構成的不是貪污而是職務侵占；地道的農民截留救濟款構成的不是非法占有而是貪污；同一個人同樣的收受財物卻有兩種不同的性質。因此，在認定案件性質的具體實務中，把行為人的身份作為定性的唯一標準，機械簡單地用構成要件生搬硬套，顧其一點，不及其余，是容易走入誤區的。第三，是否依法從事公務才是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重要依據。按照刑法總則第93條、有關立法解釋及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關于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標準的規定精神，都是以是否“從事公務”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判斷標準，不論行為人之前身份如何，即便是案例4中的農民，只要受委托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也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即使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必須是“從事公務”的才能滿足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要求。綜觀現行刑法，其總則性規定層面是以“唯公務論”為要領的，即國家工作人員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都以要求其從事公務，要以是否從事公務來論證是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從刑法分則一些具體條文規定來看，實際采取的是“身份”、“公務”雙重標準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如刑法第163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271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其主體限定為非國有性質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從事公務的人員。事實上，刑事立法已經將上述組織中工作人員從事的經營管理活動排除在“公務”之外。如何看待上述不一致，筆者認為，鑒于總則與分則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總則指導分則，分則是總則所規定的原理原則的具體體現。在認定具體行為性質時，適用“看身份，不唯身份，重在考量是否從事公務”的雙重標準，來認定行為人是否具備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以準確定性、恰當處理。（作者為江蘇省徐州市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如何認識受賄行為的主觀故意

基本案情：

錢某，中共黨員，系某鎮鎮長，2006年春節前，其擅自以賒賬的方式購買了價值30余萬元的物品和禮券用于向縣政府有關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人送禮打招呼。事后，錢某找到鎮里一家 3 企業的老板馬某說，春節前有一筆費用在鎮里不好走賬，能不能在你們企業走一下。數日后馬某幫錢某結清了賬款，共計30余萬元，并讓企業財務科以招待費的名義將這筆費用列支，隨后馬某將上述情況告知了錢某。紀檢監察機關在調查時，錢某辯解稱，這30余萬元的費用是用于代表鎮里向有關領導和部門送禮，而非給自己，不應當構成違紀，更不構成受賄罪。如何認識受賄行為的主觀故意

分歧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錢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屬于違紀行為。另一種意見認為，錢某的行為不僅違紀，并且已構成受賄罪，還具有索賄的法定從重情節，應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分析意見

受賄行為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行為的主觀要件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取得賄賂的主觀心理態度，是追究行為人責任的基礎，正確把握受賄的主觀要件，就可以正確區分是否違紀，是否構成犯罪，做到定性準確，量紀量刑適當。本案關鍵是錢某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根據違紀構成理論和犯罪構成理論，受賄主體在主觀上都是出于故意，其故意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接受賄賂，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意思。二是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索取、收受的不正當報酬是通過職務行為取得，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侵害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三是行為人對上述結果持積極追求和希望的態度。依據上述標準，本案中錢某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

錢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受賄行為人的特定目的是非法占有。本案中錢某沒有個人所有或占有的意思，但無論這30余萬元的用途如何，都包含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之中，因為受賄行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為人本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包括以第三者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所謂第三者，并不限于自然人，還包括了單位或其他組織。因此，本案中，錢某無論如何辯解，也不論其是否實際占有這30余萬元，都改變不了非法占有馬某幫助其報支的這30余萬元的事實。

錢某主觀上具有受賄的認識因素。在受賄構成的主觀要件中，認識因素是指行為人不但要認識到自己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且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出賣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或者說，認識到收受他人財物是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價。本案中錢某當然認識到這樣做會侵害其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內心也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不是鎮長，不可能也不會主動去向馬某提出要求幫助報支這筆費用。

錢某對權錢交易的實現持有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受賄行為主觀方面還包括一個重要方面即意志因素，就是行為人必須對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持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明知受賄行為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出賣性而逆行。本案中錢某對這種以權謀利非法交易的實現，主觀上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十分明顯。

綜上，我們認為本案中錢某的行為符合受賄的違紀構成要件，已構成受賄違紀，并且應當以受賄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實際辦案過程中，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一方面可以通過與行為人的談話，讓其主動交待受賄的動機、目的和原因，查清行為人行為發生時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另一方面辦案人員應當通過行為人客觀方面的具體行為、表現，分析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使查辦案件順利進行。

（江蘇省泰州市海陵區紀委）

加強案件審理報告的證據分析論證

案件審理報告，是紀檢監察機關案件審理部門就移送審理或呈報審批案件的事實、證據、定性、處理及辦案程序等提出審理意見時制作并使用的文書。作為審理部門意見的綜合反映，就形式而言，審理報告是審理過程的客觀記載；就功能而言，審理報告是紀委常委會議和監察機關領導辦公會議審定案件的主要依據；就價值而言，審理報告是審理部門履行審核把關、監督制約職責的重要載體。不管是形式層面還是功能、價值層面，在審理報告中對證據審核分析進而提出認定意見都十分必要且重要，應予重視和加強。

當前審理報告證據部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只寫事實，不寫證據。一些審理報告在違紀事實部分只寫調查報告及審理部門認定的事實，而不寫證據狀況。這樣的事實敘述再清楚、再具體，也難免讓人對于是否客觀產生疑慮。二是對證據情況一筆帶過，未作必要介紹和說明。這與中央紀委近年來一直強調的加強對辦案程序特別是取證方式和途徑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的要求不符。三是重視有錯證據和錯重證據，忽視無錯證據和錯輕證據。這反映出保障黨員和監察對象合法權利認識不到位和證據審查不全面的問題，不符合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辦案原則。四是只寫證據認定結果，不寫清證據認定過程。主要表現是：對證據事實的關聯性缺乏判斷，對證據間的矛盾分析不夠，沒有對主要證據的采信與否進行分析說理，對分歧較大證據的認定未置可否并說明，沒有對瑕疵證據和非法證據提出明確意見。這種缺乏證據分析認定過程的審理報告既不利于紀委常委會議和監察機關領導辦公會議審定案件，也不利于克服審理人員的主觀隨意性。

加強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路徑選擇

切實轉變觀念，提高對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重要性的認識。要破除“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樹立“實體程序并重”的觀念;破除“重辦案，輕文書”的思想，樹立“審理報告是案件質量的重要保障和體現”的觀念;破除“審理報告寫得越簡單越好，寫多了怕出錯”的思想，樹立“審理報告應充分論證說理”的觀念。通過轉變觀念，使紀檢監察機關領導和審理人員充分認識到加強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對于開展內部執紀監督、提高辦案質量、維護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逐漸形成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良好氛圍和風氣。真正把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作為審理人員履行職責的基本要求，進而將之內化為自覺的審案理念。

解決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相當一些審理人員在審理報告中對證據分析論證不充分的原因是不知道“說什么”和“怎么說”。證據分析論證說什么？首先，應在審理 報告中將證據的形式、來源、內容等情況予以客觀、全面體現。證據內容的摘錄和概括要圍繞以下事實進行：被調查人的身份；時間、地點、方法、手段、原因、經過、結果等違紀事實的要素;共同違紀案件中各被調查人的作用和應負的責任;被調查人違紀時的主觀狀態;從輕、從重或者減輕、加重以及免于處分的情節;與違紀有關的財物的來源、數量以及去向。其后，便是對證據的分析論證，應主要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一是證據能力問題，二是證據證明力問題。證據能力解決的是證據材料有沒有資格作為證據使用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問題。證據證明力解決的是證據材料對于案件事實是否有證明作用和證明程度的問題。通過分析論證，應明確以下問題的結論：證據是否合法取得？可能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證據之間、證據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如何？違紀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達到“確鑿”的標準？定案的證據體系是否足以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結論？

明確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的要求。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應體現以下兩項要求。一是要客觀全面，既要如實反映案卷中有錯、無錯、錯重、錯輕的全部證據的情況，達到“一報告在手如同案卷在手”的效果；也要全面反映對證據審核采信的過程和理由，達到“審理報告作出的結論和意見均有根據和說服力”的目標。二是要突出重點，審理報告證據分析論證應抓住可能影響案件質量的關鍵點來進行，比如：被調查人（或助辯人）的辯解；證據取得是否合法；存在矛盾或疑點的主要證據；存在較大爭議的證據；審理部門內部抗辯的焦點及分歧解決方法，等等。為明確要求，增強實效，有必要對審理報告制作格式和要求予以完善和細化，比如：增加專門部分針對被調查人（或助辯人）的辯解進行分析論證；明確對存在矛盾或疑點證據的分析論證要求，等等。

加強審理人員證據審查認定能力培養。強化審理報告對證據的分析論證對審理人員的業務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種方式加強審理人員證據審查認定能力的培養。培養可以通過專項培訓、抽查、評比以及匯編優秀審理報告集等多種方式。

注重效率，繁簡分流。加強審理報告的證據分析論證要講求實效，注重效率。不能片面追求形式而忽略內容和效率，應根據個案的不同情況，該繁則繁，該簡則簡，繁簡得當。對于案情簡單、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審理報告將據以認定事實的證據及其證明情況概括說明即可。（作者單位：河北省紀委案件審理室）

正確區分農村基層干部的貪污和挪用公款

基本案情：

案例一：某村黨支部書記王某，利用代為發放村民糧補款、五保戶補助款之機，四年內私自多次從銀行支取村民李某、張某糧補款、五保戶補助款共計16000元，占為己有。法院審理后認為王某行為構成貪污罪。

案例二：某村黨支部書記戴某，利用其幫助發放村民征地補償款之機，三年期間私自從銀行支取23戶村民占地補償款共計108萬元，用于個人經商辦企業。法院審理后認為戴某行為構 成挪用公款罪。

分析意見

如何區分貪污和挪用公款犯罪，在刑法上有著很明確的界限。一般來說，判斷當事人行為是貪污還是挪用，主要是判斷當事人存在哪個方面的主觀故意心理，其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永久性占有還是暫時的挪用。通常主要從以下方面判斷當事人的主觀故意心理：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賬、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非法占有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

這些區分標準對于財務制度健全的單位來說相對是容易做到的，通過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在財務上的反映，可以相對明確地推斷其主觀心理。但是對于許多農村基層組織來說，因其往往存在賬務不健全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區分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往往存在很多困難。

現階段基層農村組織財務制度不健全現象普遍存在。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村級財務工作涉及千家萬戶，數額小，頭緒多，收支往往無從查證。二是村級會計業務不熟，有些賬務看上去是很明顯的貪污挪用的行為，事實上卻大相徑庭，往往僅僅是會計做賬的失誤。三是缺乏常態化的有效監督。

因為這些原因的存在，農村基層組織的賬務會出現幾種具體問題：一是應入賬的收支沒有入賬，不應入賬的收支如代收款反而入賬；二是因為村債務多，村集體賬戶無法存款，公款私存普遍，甚至將該公款存在個人家庭存折上也時有發生；三是村干部任職辭職沒有嚴格程序，干部隨意卸任外出打工，賬務幾年之內也未結清；四是個別部門利用村干部財務知識缺乏問題，在與村發生財務關系時采用欺騙等手段貪污竊取財產，但從賬面上看責任卻在村干部。

由于村集體地位決定了其工作的特殊性和村級財務制度的不健全，如果單純的通過刑法上列舉的方法認定村干部的貪污、挪用、侵占等經濟問題難以遵循刑法上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歸罪原則。例如公款私存個人家庭存折上算不算挪用？村干部未結清賬外出打工算不算攜款潛逃？在這種情況下，注意結合個案情況，根據具體環境綜合考慮當事人的客觀行為對確定當事人的行為性質十分重要。

案例一中，王某在長達四年的時間里多次私自支取國家給予村民的補助款，且每次支取數額均不大，其個人家庭又相對富裕，不能證明其有暫時借用的主觀故意。同時，王某明知村民李某、張某兩家村民長期在外省打工，不了解補助款發放的情況，王某在平時沒有積極聯系二位村民，也沒有聯系其親屬盡到告知義務，在二位村民回家期間王某也沒有告知其真相。在這種情況下，將二人補助款占為己有，其行為應被認定為貪污行為。

案例二中，戴某同樣是利用職務之便支取了村民的土地補償款，用于個人經營牟利。貌似同樣的行為卻被認定為挪用公款。原因就在于兩個當事人在主觀方面存在不同的故意，這種故意不是一種簡單的表象，而是綜合分析的結果。戴某所在的村土地補償款發放時存在兩種情況，7 一是部分村民不同意補償方案，拒絕領取補償款，二是該村村民對如何發放補償款存在異議，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土地補償款實際處于一種懸置狀態，最終權屬并不確定。戴某就是利用這樣一種機會挪用了這些款項，雖然其挪用時間較長，本人也沒有準備歸還的舉措。但是綜合分析來看，我們無法從戴某的主觀上判斷他是想永久性占有該款還是暫時借用。在這種情況下，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應該認定其主觀上是存在挪用的故意。（作者為安徽省阜南縣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特定關系人受賄的認定

基本案情

某公司經理張某因急需大筆資金引進一套新型生產設備，找到了某市原市委書記王某的妻子李某，許諾如果項目搞上去，就請李某做總代理，并保證每年有500萬至1000萬元的好處。為了幫張某弄到貸款，李某一邊多方奔走，一邊在王某面前多次推薦這家公司。幾年間，在王某和李某的幫助下，該公司先后獲得貸款和借款數億元，李某則收取張某好處費400多萬元。可最終，該公司因經營不善，全部虧空。案發后王某在法庭上供述，他為該公司辦事，但不知道李某收了其巨額財物；其妻李某也供述，確實收了該公司巨額財物，但沒有告訴王某。上述證詞有相關證據予以證明并被法院采信。另法院經審理查明，王某因徇私情多次濫用職權，致使某單位資產損失和經營虧損總額達人民幣11億多元。對于該案如何定性出現了分歧意見。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受賄罪，李某構成受賄罪的幫助犯；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濫用職權罪，李某構成斡旋受賄罪；第三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濫用職權罪，李某構成特定關系人受賄罪。

評析意見

本文贊同第三種意見。

上述案例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辦事，特定關系人收錢”的一種典型情形，對于此類行為的定性應分為如下兩種情況：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如果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知情，此時國家工作人員和特定關系人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較為明顯的分工，則構成共同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如果有證據證明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并不知情，則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有可能構成其他犯罪或違紀行為）。而特定關系人如果對該國家工作人員就請托人的請托事項施加了某種影響，致使該國家工作人員通過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作為對價，特定關系人收受了請托人財物的，則構成了由《刑法修正案

（七）》新增設的罪名———特定關系人受賄罪。

《刑法修正案

（七）》出臺之前，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近親屬、秘書、司機以及其他關系密切的人，打著國家工作人員的各種旗號，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案件不斷涌現，但對此類行為如何定性并追究其刑事責任，卻成了我國刑事法領域懲治腐敗的“盲區”。正基于此，《刑法修正案

（七）》在借鑒國際反腐敗立法例的基礎上，對《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十八條第（二）項“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關獲得任何不正當好處的條件”進行改造后，以“特定關系人受賄罪”增設在我國刑法典中第388條之中。

特定關系人受賄罪的主體是特定關系人，根據2007年7月8日“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解釋，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在司法實踐中多表現為基于血緣、地緣以及學習、工作等產生的具有共同利益關系的人；主觀方面是故意；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公正性；客觀方面則表現為特定關系人基于同國家工作人員的共同利益關系，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

特定關系人受賄罪類似于刑法理論中的間接正犯。所謂間接正犯是指本人并不直接實行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而是利用他人作為工具以實現其犯罪。就一般受賄犯罪而言，其由“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和“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兩個行為復合而成。由于特定關系人并不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條件，只能假借國家工作人員來實現“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這一行為，而自己則單獨完成“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這一行為，兩行為復合后形成受賄罪的完整構成要件。

回溯本案，可以看出：由于王某在為請托人謀利之前或之后，并沒有和李某進行共謀，對李某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事實也并不知情，因而缺乏共同受賄的故意，造成王某受賄罪構成要件的瑕疵，阻卻了其受賄罪的構成。同樣，由于李某并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因而致使其斡旋受賄構成要件的瑕疵。但王某的妻子李某作為其特定關系人，為了幫助請托人能夠迅速貸得大筆資金，“李某一邊多方奔走，一邊在王某面前多次推薦這家公司”，最終使得這家公司貸得數億元資金，而李某就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的巨額財物，完全符合特定關系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作者：江西省紀委監察廳 尹明燦）責任編輯：游以民

第五篇：案例二

案例二：仔細閱讀下列案例，根據公共關系學理論，分析鐵道部的應對措施，并提出自己的處理方案。

中鐵九局鐵路項目被指騙子承包廚子施工

來源：新華網 作者：舒靜

一個總投資23億的重要鐵路項目，竟被層層轉包、違規分包給一家“冒牌”公司和幾個“完全不懂建橋”的包工頭；本應澆筑混凝土的橋墩，竟在工程監理的眼皮底下，被偷工減料投入大量石塊，形成巨大的安全隱患。

記者調查東北的一項在建鐵路工程時發現，工程中潛藏的管理漏洞與質量問題令人驚心。一條連施工者都直言“通車后我可不敢坐”的鐵路線，究竟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又在滋生怎樣的灰色鏈條？ 施工隊負責人稱“不懂建橋”

曾做過廚師、開過飯店、修過路的農民工呂天博對建橋一竅不通，然而，2010年7月，呂天博卻簽訂了一份“施工合同”，帶著幾十名農民工開始修建一項重要鐵路工程的一座特大橋。

呂天博參與修建的鐵路名為“靖宇至松江河線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山市的靖宇縣和撫松縣境內，線路全長74.1公里，2009年由鐵道部批準建設，項目業主單位為沈陽鐵路局。

2009年6月，沈陽鐵路局對該項目進行公開招標，中國中鐵九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九局)中標，隨后將這一工程分割為多個標段，分包給多家建設公司，而其中一家江西昌廈建設工程集團公司(以下簡稱江西昌廈)又將工程包給幾個并無資質的農民工隊伍。呂天博向記者介紹說，江西昌廈承包的工程內容包括頭道松花江二號特大橋、三號特大橋與勝利村隧道等，呂天博自己負責二號特大橋的施工，而三號橋及隧道工程的施工負責人和他一樣，都是沒有路橋建設經驗的農民工，簽訂施工合同前，沒人對他們進行過資質審查。更蹊蹺的是，記者在調查此事時，又得到一個匪夷所思的消息：負責承包該項目的江西昌廈突然于2011年9月發表聲明，稱該公司從未與中鐵九局簽訂過靖宇至松江河新建鐵路項目的合同，并稱被犯罪分子偽造該公司印章承接了該項工程。

為證明此事，江西昌廈一名姓黃的法律顧問還向記者出示了由南昌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幾份公司印章鑒定文書，黃律師稱，與中鐵九局和施工隊簽合同的并非江西昌廈的人員，而是一伙詐騙分子。

于是，一條投資數十億的鐵路工程，竟出現了被“騙子承包、廚子施工”的荒唐局面。

更為嚴重的是，在幾座特大橋的施工過程中，還普遍存在偷工減料問題，由此帶來的質量與安全隱患難以預測。

據呂天博、鄭偉等施工人員反映，幾座特大橋在修建過程中，一些原本應全部由混凝土澆灌的橋墩基座，都被填放了大量碎石、砂石等混合物，給橋墩留下極大的安全隱患，而項目經理部卻照樣簽字驗收。

通過多方取證和現場調查，記者找到了3號特大橋12、13號橋墩被投放石塊的多份相關證據。

記者搜集到了3號特大橋的設計圖紙，按照圖紙，所有橋墩基座必須全部由混凝土澆灌。那么，在混凝土中摻雜石塊，會有怎樣的質量問題？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鐵路規劃設計院橋梁設計研究所的一名趙姓研究員。他表示，這種偷工減料的行為會帶來巨大隱患。“基座就好比是鞋，混凝土澆筑的橋墩是腳，鞋里如果有大量碎石子，能站得穩嗎？”他介紹稱，在橋墩低部投放石料會使橋墩底部出現斜坡或嚴重的受力不均。一旦鐵路建成，長期遭受到各種力作用，就可能出現橋墩傾斜甚至斷裂的后果。

對于這樣的工程質量，一位叫麗明的施工人員更是直言：“他們扔石頭，我說千萬別這么整。將來這趟火車通了，我可不敢坐。”

帶著對違規分包和工程質量的種種疑問，記者先后兩次來到工程承包單位中鐵九局和業主單位沈陽市鐵路局。

按照合同法和建筑法的相關規定，承包人不得將工程轉包給第三人或將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義分別轉包給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相應資質條件的單位；建設工程主體結構的施工必須由承包人自行完成。然而，中鐵九局的轉包行為恰恰違反了這三條規定。在違規分包中，最令人不解的便是為何會出現“騙子承包、廚子施工”的荒誕局面。對此，記者先是從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于2011年1月26日的一份文件中看到這樣的說法：“由于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在勞務分包資質審查時把關不嚴，導致江西昌廈建筑工程集團公司在無隧道施工資質的情況下，承攬了隧道施工任務。”

項目部的一名負責人聶喜峰稱：“負責資質審查的是公司的成本管理部，審查時只是直接看的原件，上面都蓋了公章，并沒有用別的方法進行審查，證件全了就行了。”而中鐵九局三公司的一名王姓負責人則不經意透露了事情真相：“江西昌廈是沈陽鐵路局的一個高層領導介紹進來的，你說我們怎么審查。”

對于分包問題，聶喜峰先是稱，他們與江西昌廈簽訂的合同并非包工包料的分包合同，而是“勞務分包合同”。而記者指出，中鐵九局與江西昌廈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專業分包合同》明確顯示是包工包料；而且，如果只是包勞務，施工隊就沒必要偷工減料來獲取利益。聶總最終承認，九局沒有偷工減料，但的確存在工程分包的問題。隨后，記者出示多份證據指出工程質量的問題，聶喜峰先是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此事，記者隨即拿出一份項目部在2010年7月印發的《處罰決定》，文件稱，“江西昌廈公司，由你公司負責施工的頭道松花江3號特大橋工程，在灌注C35混凝土時野蠻施工，擅自用吊車掛吊斗向澆筑的混凝土中添加塊石，嚴重影響基礎混凝土強度??情節惡劣，后果嚴重”，并在最后作出處罰一萬元的決定。

對此聶總又表示，當時是現場監控發現存在問題，公司讓他們清理，并下發了文件。然而，記者調查發現，項目部在2010年7月后并未就此進行徹底調查，這樣的行為也并未停止。

記者向沈陽鐵路局和中鐵九局相關負責人詳細反映了宇松工程的問題后，引起其重視。中鐵九局副局長趙鐵軍向記者表示，中鐵九局已就此成立專門調查組，將對相關橋墩進行鉆芯取樣，絕不容許存在工程質量問題；對于暴露出的管理缺失，則應充分總結教訓，避免再次出現此類問題。沈陽鐵路局副局長王凡也向記者表示，已成立專門調查組梳理問題、實地檢測，并將按照規定對暴露出的問題進行嚴肅處理。

鐵道部13日對媒體反映的宇松鐵路嚴重質量問題公布了查處結果。涉及單位和人員做了相應處罰，不合格工程全部返工處理。

鐵道部有關負責人稱，10月20日，有媒體報道在建靖宇至松江河鐵路存在“騙子承包、廚子施工”和工程質量隱患等問題。鐵道部高度重視，當日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

經查，媒體反映的合同詐騙、工程違法分包轉包、工程質量問題等屬實，是一起典型的工程質量重大責任事故；媒體反映的沈陽鐵路局一高層領導介紹施工隊伍問題，事實是宇松鐵路建設指揮部一副指揮長所為，沒有發現沈陽局領導班子成員介紹江西昌廈公司進場施工的問題。

為加強鐵路工程建設管理，嚴肅法紀政紀，確保鐵路工程安全質量，鐵道部對在建宇松鐵路相關責任單位和人員做出嚴肅處理：

1.中鐵九局作為宇松鐵路項目的施工總承包單位，對這起質量事故和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主要責任，責成其對事故涉及的16個墩臺全部返工并承擔直接經濟損失的90%；對其在全路范圍內承建的在建工程停工整頓；取消其一年鐵路建設工程投標資格；將中鐵九局宇松項目部原項目經理清除出鐵路建設市場；對宇松鐵路項目涉及的其他違法分包合同徹底調查清理，對涉及的包工隊清除出場，發現腐敗問題徹底追查。根據隸屬和管理權限，對中鐵九局相關領導及相關責任人，交由其上級主管部門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依紀嚴肅處理。

2.沈陽鐵路建設監理有限公司作為宇松鐵路的監理單位，對這起質量事故負重要責任，對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次要責任，責成其對事故涉及的16個墩臺承擔直接經濟損失的10%，取消一年鐵路建設工程投標資格，將該項目總監、副總監及有關現場監理人員清除出鐵路建設市場。

3.沈陽鐵路局宇松鐵路建設指揮部作為宇松鐵路建設項目的建設管理機構，對這起質量事故負重要責任，對嚴重的違法分包、轉包問題負主要責任；沈陽鐵路局負有監管責任，給予沈陽鐵路局全路通報批評，2011建設單位考核直接定為不合格；鐵道部、沈陽鐵路局對相關責任人予以撤職、免職、降級等處分。

鐵道部要求，中鐵九局對質量問題嚴重的頭道松花江2號、3號特大橋全部返工處理，對宇松鐵路全線安全質量進行排查整改；沈陽鐵路局派出工作組進駐宇松鐵路項目，對全線所有路基、橋梁、隧道進行全面檢測，對所有合同進行檢查梳理，對發現的工程質量和違法違規問題徹底整改；沈陽鐵路局所管鐵路建設項目立即停工整頓；對

宇松鐵路項目涉嫌合同詐騙人員，交公安機關依法處置。

同時，為深刻吸取教訓，舉一反三，鐵道部將制定措施，切實加強鐵路工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