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構英語課堂

重構英語課堂

—學習《英語課程標準》有感

旅順大華小學邵艷

課堂是學校中最為平常、最為常見、最為細小的細胞，教師每天都在課堂中生活，學生的學習時光大多在課堂上度過，這種“貌不驚人”和“見多不怪”常使得我們經意或不經意地忽視課堂，忽視對課堂內涵的深刻挖掘。然而，任何教育教學改革如果沒有真正觸動課堂的話，那么這種改革就不能說是徹底的，不能說是真正改變了學生和教師行為的。那么課堂究竟是什么？在課程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通過學習《英語課程標準》，并結合教學實踐，我找到了答案：英語課堂不是教師表演的舞臺，而是師生之間交往、互動的舞臺；不是對學生進行訓練的場所，而是引導學生發展的場所；不是傳授知識的場所，而是探究知識的場所；不是教師行為模式化運作的場所，而是教師教育智慧充分展現的場所。在個性化教學觀的支配下，我們的英語課堂應該逐漸體現這樣一些變化：

一、面向全體，關注每個學生的情感，建立民主、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 學習不是毫無表情地把知識從一個頭腦裝進另一個頭腦，而是師生之間每時每刻都在進行心靈的接觸、情感的交流、知識的溝通。《英語課程標準》特別強調要關注每個學生的情感，幫助他們建立學習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培養創新精神。由此可見，情感與性格是啟動認知技能發生作用不必不可少的發動機。輕松、愉快的學習氣氛和環境對學習者的精神面貌、學習動機、自我形象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因為，教學過程不單純是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同時也是師生雙方感情和思想的交流。師生關系直接制約著學生的認知活動效率。所以，在英語課堂上，教師應該拆除與學生之間的壁壘森嚴的藩籬，用平等、民主來取代專斷與師道尊嚴。只有寬松、和諧的氛圍和沒有等級之分的空間，學生才能暢所欲言，個性才能得到張揚，才能對自己充滿信心，創新也能應運而生。

在我的課堂上，非常重視感情的投資，我會把微笑與鼓勵帶進課堂，面向全

體把真摯的愛傳遞給學生，讓每位學生都能享受到同一片藍天下的歡樂，以此喚起學生積極的情感，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另外，我還注重用親切、信任、尊重的情感信息，使學生產生不怕錯誤，敢指錯誤，勇于求異的良好的學習心理，融洽師生關系，營造良好的氛圍，點燃學生創新思維的星星之火。例如，開學初，學生之間不是很熟悉，學了“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等句子之后，我請學生把自己的有關情況寫在一張紙上，我自己也把有關情況寫好，一起放在瓶子里。每次隨機抽到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朋友，彼此問候、介紹和握手。特別是與老師交朋友，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更高了。這樣的活動會使學生體會到師生共享同一片陽光的平等。同時在這自由的學習空間里，學生思維的獨立性、主動性、創造性，會得到充分的發揮，運用語言的能力也會有所增強。

二、教師啟動、師生互動、學生主動，充分發揮學習主體的積極性

英語課堂教學要體現在“動”字上，“動”則“活”、則“靈”、則“成”，課堂要盡量做到教師啟動、師生互動、學生主動。要實現這三“動”，就要求我們在思想觀念上，從重視語言知識的傳授向語言知識與語言技能并重轉變；在教學方法上，從單純的機械訓練向學生交際能力多層次訓練轉變；在教學模式上，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轉變。《英語課程標準》提出“英語課程在目標設定、教學過程、課程評價和教學資源的開發等方面都突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這就告訴我們，在英語課上，教師應該認識到，教學中“教”是為了學生“學”，而“學”才是主體。學生不主動去接納，缺乏創造性地“學”，教師是沒辦法包辦的。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學習，不要怕學生出錯，要相信學生是在不斷“摔跤”的過程中學會“走路”的。使英語學習成為學生在教師指導下，而不是支配下，構建知識、提高技能、磨礪意志、活躍思維，發展個性和拓展視野。

在平日的教學中，我會把自己放在引導者、幫助者的位置上，鼓勵學生通過

體驗、實踐、合作等方式，發展聽、說、讀、寫的綜合語言技能。我經常設計一些富有啟發性、趣味性，內容豐富的教學活動，給學生自主支配的時間和空間，使學生主動積極的動手、動腦、動口，以便他們在活動中能充分發揮所學知識，既鍛煉語言交際能力，又復習鞏固、靈活、創造性地運用新舊知識，從而激勵學生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外語知識，并在用的過程中認識語言，領悟語言，激發興趣，啟迪思維。

三、倡導“任務型”的教學途徑，給學生實踐、交流的機會，發展綜合語言運用能力

我想大多教師都會同意這種觀點：在語言的學習中，聽來的忘得快，看來的忘得慢，聽說做得來的記得牢。可見，教師應該鼓勵并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整個教學過程，讓他們在課堂教學中動起來，通過自己親身的實踐與感受，加深對語言的理解、掌握與運用，從而使他們樂學、和諧、主動的發展。《英語課程標準》的基本理念也指出：“采用活動途徑，倡導體驗參與。”英語課程倡導“任務型”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感知、體驗、實踐、參與和合作等方式，實現任務的目標，感受成功。那么，在英語課堂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教師不僅要求學生掌握新的語言知識，而且更應該注重新的語言技能的形成和擴展過程。因此，設計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交際情景更加重要，讓學生置身于貼近自己生活的語境中，產生親切感，積極主動地參與活動。這種設計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培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并將英語語言知識和自己的生活實際聯系起來，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在三年級的英語教學中，每一個模塊我都會根據教學內容，從學生“學”的角度來設計貼近學生實際的教學活動。如教動物時，我會與學生一起“參觀動物園”；在教顏色的時候，我會把學生引到五彩繽紛的生活當中，說說自己身邊的顏色；學水果的時候，我與學生們一邊吃一邊選擇自己喜歡的水果。在教師所設計的各種“任務”中，學生能夠不斷獲取知識，體驗成功的喜悅；在生活化的交際情景中，學生學會用英語與他人交流，發展用英語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隨著“任務”的不斷深化，整個語言學習的過程會越來越自動化和自主化，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

第二篇：重構績效管理

重構績效管理

德勤正在重塑績效管理系統，和很多公司一樣，我們意識到德勤目前的員工評估、培訓、晉升和薪酬流程與我們的期待相距甚遠。

在德勤最近進行的公眾調查中，超過一半（58%）的受訪高管認為，他們目前的績效管理方式既無法激發員工積極性，也無法提高員工的業績。對此我們也深有同感：績效管理方式應該更靈活多變、實時和個性化，應該把重點放在促進今后表現上，而非評估過去。

德勤重構后的績效評估系統令人耳目一新：沒有一連串的目標，沒有一年一度的總結，也沒有360度評估方法。該系統更適合那些人才密集型的企業，其設計的目的來源于我們獲得的三大證據：對工作時間的統計、對等級評分的科學研究，以及對德勤自身進行嚴格的對照組研究。

耗時巨大的績效管理

長期以來，德勤使用的績效系統很可能與你目前的系統較為相似。每年年初，6.5萬多名德勤員工都會定下個人目標。一個項目結束后，每位員工的主管會根據目標完成情況給他們打分。主管還會就員工的表現程度進行點評。這些評估被納入年終考評，在冗長的“共識會議”上，“顧問組”會將員工與同儕相比，討論他們一年來的表現。

根據內部反饋，德勤員工認同這種方式的穩定性，因為每名員工都有指導顧問，所以每個人的意見在共識會議上都能得到反映。德勤的絕大多數員工覺得這一過程公平合理。但我們依然意識到，隨著新需求的出現，這不是德勤最佳的績效管理方式。在隨時變動的世界中，一年一度的目標過于“批量化”。關鍵是，對員工表現的實時評價比指導顧問的年終打分更有價值。

當統計德勤花在績效管理上的時間后，我們發現必須變革。德勤每年有200萬工時用于績效管理，具體花費在填表、開會和設計打分標準。在研究所耗費時間的具體去向時，我們發現管理者對績效評估進行的閉門討論時間占了很大比例。我們開始思索：能否把管理者花在評分上的時間轉到員工提升業績和職業發展上，即從回首過去變為放眼未來。

評分導致偏差

另一新發現是，評估同一員工技能的數據標準不一。比如，主管想評估員工的戰略目標，以下因素都會大幅影響得分高低：主管自己的戰略思維、對戰略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評分寬嚴度等。

評估差異到底有多大？2000年，邁克爾?蒙特、斯蒂芬?斯卡倫和梅納德?果夫在《應用心理學》月刊中，全面地研究了打分的詳細標準。調查中，兩位老板、兩位同事和兩位下屬為4492名管理者打分。結果顯示，因打分者個人偏好和意見不同，分數相差62%，而實際上管理者的表現差異僅為21%。

因此研究者得出結論：“打分針對的是被評者的工作表現，這似乎顯而易見；但實際上，與被評者相比，打分更能揭示評分者的信息。”研究者將這一現象定義為“特殊評分者效應”，這讓我們陷入了思考。我們希望從個人層面了解員工的表現，而最適合進行這項評估的莫過于員工直接領導。但應如何保證評估不會因特殊評分者效應產生偏差？

來自績優團隊的證據

我們還了解到，德勤最優秀團隊無一例外具有“發揮自身優勢”的特點。這些團隊的成員富有使命感，力求將每天工作做到最好。這一發現并非出于臆斷或道聽途說，而是來自對表現最優秀團隊進行的實證研究。

先前的研究成果也為我們的調研提供了基礎。從20世紀末開始，蓋洛普對團隊績效進行了為期數年的大面積調研，超過140萬員工、5萬多團隊和192家組織參與調查。從薪資、職業發展機會等方面，蓋洛普向績效優秀和績效一般的團隊提出同樣問題，研究他們的答案。重點考察那些績優團隊回答“強烈同意”、而其他團隊有不同答案的問題。

研究之初，績優團隊和其他團隊只在極少數問題上有差異。差異最大的一項是：“我在工作中，每天都有機會做自己最擅長的事。”與員工選擇其他答案的部門相比，那些員工選擇了“強烈同意”的部門，有高出44%的幾率獲得顧客滿意度高分；有高出50%的幾率是員工流動率低的團隊；有高出38%的幾率是高效團隊。

仿效此法，我們想看看德勤內部的情況如何。首先我們篩選出60支績優團隊，包括來自公司各部門的1287名員工。我們選擇了1954名員工作為對照。為了解每一團隊內的情況，我們采取了含有6項內容的調查問卷。計算結果時，三項內容與優秀團隊密切相關：“我的同事責任感強，工作質量高”，“我們公司的使命能夠激勵我”，“我每天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而在這三項內容中，第三項反響最強烈。

在設計新的績效工具時，所有這些證據都幫助我們更好地解決問題。我們希望投入更多時間幫助員工發揮優勢，讓他們所在的團隊具有清晰的目標和期望。因此，我們需要一種能快速收集不同績效表現可靠數據的方法，于是著手工作。

再造績效管理

首先，我們盡可能表述清楚績效管理的目的，即對德勤而言績效管理意味著什么。德勤新績效系統有三大目標，第一個目標很明確，也是大多現有績效系統所作的：新系統讓公司能夠肯定員工績效，尤其需要能夠通過不同的獎金來實現。

為了衡量每名員工的表現，必須對其有清晰的認知，這是新系統的第二大目標。實現這個目標面臨兩大挑戰：一是特殊評分者效應；二是如何精簡傳統評估、項目打分、共識會議和最終評分流程。第一個挑戰需要我們在評判方式上進行微調。以前我們會向很多人征求他們對組員的意見，比如通過360度測評或直接反饋調查問卷等方式。現在我們發現，只要問直接組長就夠了，關鍵是，問的問題發生了變化。在評價別人技能時，人們可能會標準不一，但如果讓他們為自己的感覺和意愿打分，就不容易出現偏差。為了解員工個人績效，我們沒有讓組長為組員的技能打分，而是讓他們為自己將對組員采取的行動打分。

除了這些連貫的、可計算數據外，評判薪酬時，我們也將一些無法計算的因素納入考量，比如所在年份項目任務的難易程度，以及對組織在項目之外所作的貢獻。這些數據是評判薪酬的基礎，而非最終標準。薪酬的最終意見由員工的直接領導達成，或者由總覽全部績效流程以及橫向比對多組數據的幾位領導決定。

這種新的評估方法也是評分，但無論是分數的生成還是使用，都和傳統意義的評分截然不同。因為新方法能快速捕捉到員工每時每刻的表現，我們稱之為“績效快照”。

關鍵是提升員工業績

新系統的前兩個目標已經清楚了：首先我們希望認可員工表現，其次我們可以明確他們的表現如何。但所有的研究、所有與領導就績效管理的交流，以及來自員工的反饋都表明，這兩個目標還不夠。因此我們的第三個目標是，有效激勵員工的表現。如果“績效快照”是供組織使用的工具，我們還需為組長設計一款工具作為進一步支持。

新的績效系統要求每名組長每周至少與組員溝通一次。這些溝通并非組長額外的工作，而是他們的分內事。如果組長一周不能做到溝通一次，就不能明確組員的優先事項，或對組員的優先事項理解過于空泛。如此一來，管理者就無法有效幫助組員；而溝通也會從指導近期工作變為對過去表現的反饋。

我們在測試中發現，溝通頻率和組員積極性之間，具有直接和可量化的聯系。可以說，頻繁地和組員溝通是組長提高員工積極性的王牌。而頻繁溝通會占用組長很多時間，我們了解到，保證溝通頻率的最佳辦法是，由組員發起溝通。因為和組長相比，組員通常更急迫地渴望得到指導和關注。

為使溝通有益于雙方，我們的系統讓每個組員都能利用自我測評工具，理解和探索他們的強項，然后把所得結果與同事和組長以及公司中其他人交流。我們有雙重考慮。一是如我們所見，員工現在的最佳表現和未來的長足進步均源于他們具有的優勢。二是如果我們希望績效系統被頻繁使用，就必須將其視為一種讓人上癮的消費技術。

過去幾年中，尤其在社交媒體上，很多成功的消費技術，都是分享型技術。因為無論是自己的想法、成績還是影響，絕大多數人都會對和自己相關的動向格外關注。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新系統能為人們提供一個平臺，探索、分享他們的所長。

透明度是個難題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定義了績效管理最本質的三大目標：肯定、認清和有效激勵員工的表現。我們有三個相互關聯的例行舉措來支持這三大目標：每年的薪酬調整決策、季度或項目績效快照，以及以周為單位的上下級溝通。而且通過定期測評和頻繁溝通，我們從過去“批量化”地關注過去績效，轉變為關注未來。

我們在德勤規模更大的工作組中實驗這一工具的每一元素，發現隨著時間延續它們會產生變化：不同的業務部門可以先介紹優勢分析，然后進行更頻繁的溝通，再采取新的測評方法，最終用新軟件監督績效。

但在實踐過程中，同一個問題不斷浮出水面――透明度。當組織掌握了關于我們的一些信息，而這些信息被數字捕捉下來，我們通常會覺得自己有知情權，能夠了解自己的境遇。這一問題需要一個清晰的答案。

目前透明度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我們已經在反思和嘗試：哪些員工的評估細節可以收集和共享？我們如何才能使領導的溝通更具意義？現在的問題并不是如何對員工進行一句話判斷，而是如何全方位、具體地評估他們。

我們希望績效快照能顯示實時“真相”，比如組長的想法。而經驗告訴我們，如果組長得知組員能夠看到所有數據點，就容易美化組員評估結果，以免后續溝通過于尷尬。我們會將員工的快照分數匯聚成年終評價，但年終總結到底應該分享什么？我們寧可公開過多數據，也不能失之于不透明。不僅為了客戶，也是為了內部項目，我們需要根據團隊同儕表現，匯總快照分數、工時、銷量等績效標準的相對數據，然后提供給員工最詳盡清晰的反饋。時間能夠檢驗我們離理想預期有多近。

第三篇：技校生自信心重構

三位技校生自信心重構的歷程

廣東省電子商務技師學院尹鳳霞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自信心來自其過往的成功經驗和受鼓勵、受關愛的體驗，相反，其自卑心理往往源于不被重視、關愛缺失，或者某些不成功的經歷等。我們的技校生，年齡大都在15-22歲之間，這個年齡階段的年輕人智力迅速發展，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非常強。不少學生雖然文化理論基礎欠缺，但其動手能力很強，比如很多學生在入學之前就已經能夠熟練地掌握計算機技術，計算機操作水平甚至遠遠高于自己的老師。然而，由于總體成績不是很理想，他們從家人那里得到的贊賞和鼓勵并不太多，在初中或者高中階段，受教師和學校積極關注的程度也不太高，有的人甚至常常受到指責和貶損，因此，他們可能存在自卑心理，他們更渴望得到尊重和理解。但這種渴望也可能被他們自己小心翼翼地掩蓋著，他們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感、自由感和逆反心理。如何重構技校生自信心呢？我們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談談這方面的感悟。

激發斗志，他重燃希望

1997年，小周初中畢業，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父母希望他去技校，掌握一技之長后可以早日自食其力。當年9月，小周來到我們學校，看到學校跟他理想中的好學校差距那么大，他無比失望、沮喪，“天哪，我要在這里待三年，多么可怕、多么痛苦啊！”這是他當時的心情。一個月以后，小周的心情更加糟糕，他所專業是電子通訊，但他個人的興趣在市場營銷方面，所學專業課程他一點提不起興趣，學習興趣一落千丈，自信心也跌入深淵：“這么下去，我將一無所獲、一無是處！”

兩個月過去了，迷茫的小周終于鼓起勇氣找到我們心理輔導老師，談了自己的煩惱。

實際上，小周是個上進心非常強的男孩，但他缺乏明確具體的目標，缺乏信心。于是，我們指導小周為自己制定了一個行動計劃，這也算是最早的職業生涯規劃。他所學的電子通訊專業對應的市場就是手機銷售行業，需要具備較強的專業基礎知識。我們建議小周先利用節假日進行細致的市場調查。如何做好通訊設備售后服務？通訊設備市場是否具有開發潛力？手機市場中的主要競爭者有哪些？

通過了解和社會實踐，小周很快找到了行動的方向，并確立職業發展的具體目標：

職業前期（21-26歲）：經過奮斗，成為手機銷售主任，供妹妹讀書，在廣州供樓房。

立業期（26-35歲）：完成大學本科學業，考取高級營銷員證書，進入國際性的手機廠家工作或是成為一名手機行業的銷售總監。

中期（35-50歲）：嘗試開發經營自己的企業，以高科技產品為主要方向。

后期（50-60歲）：主要從事人才培養，企業策劃等工作。

目前，小周30歲，可謂碩果累累，獲得大學本科證書，讀完香港大學的研究生課程，成為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運營商經理，完成了從技校生到碩士，從店員到世界500強公司經理的飛躍。

可以說，是理想之光，重燃小周心中的希望。其實，有多少技校生，他們像小周一樣，渴望成功，渴望得到尊重，也有千千萬萬個技校生像小周一樣比別人更努力，更踏實地學習和工作。因此，在技工 1

院校大力開展職業教育，引導學生樹立遠大的職業理想，激發學生斗志，對重構技校生的自信心尤為重大。

接納自我，她重拾信心

2003年9月，中山市的阿玲來到我們學校，就讀會計專業。聽她的班主任反映，阿玲從五歲開始得了個非常奇怪的病：情緒緊張、生氣的時候會突然倒地，不停抽搐、氣喘不已。中山市人民醫院一直按照哮喘病進行治療，但療效并不顯著。根據我們觀察和心理測評結果顯示，阿玲的病主要在心里，而且埋藏了十多年。

“老師，您知道嗎？我是一個棄嬰，從小被人收養，雖然養父母和哥哥都算是疼愛我，但我受不了別人異樣的目光。記得五歲那年，我犯了一點小錯誤，我的姨媽大聲斥責我：‘你是撿來的孩子，如果不聽話，就把你扔到大街上！’我很害怕，我覺得自己很可憐、很孤獨，我居然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就在那一年，我發病，一遇到不開心的事情，就痛苦得要窒息。養父養母帶我去醫院治病，我其實知道自己的病用藥根本治不好。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身邊的人都在回避我，甚至他們都在虛偽地對我好，這讓我受不了。我有時覺得自己就是個多余的人，留在這個世界上毫無意義。”

由于從小被父母拋棄，阿玲所感覺到的“無助感”是非常強烈的，她覺得自己很另類，但她并不沒有表現出回避與怯懦，她常常表現出自私的、不可理喻的行為。我們知道，如果她身體上有病，大家不但不會遠離她，還會精心地照料她。但她無法正確估價社會環境的形勢對自己的要求，難于正確評價自己的行為，難于正確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難于對周圍環境的刺激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應，或者說，她常常做出不適當的反應。在別人眼里，她是個自私、不講道理、不可理喻的人。漸漸地，同學、老師，甚至家里人都不太理睬她了，阿玲的“無助感”更加強烈。

然而，她又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懷、需要溫暖的人，家庭和學校，父母、老師以及同學們應該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心理支持系統，給予她及時有效的幫助，使她的“無助感”逐漸消失。為了更有效地幫助阿玲，我們跟她共同商議，達成心理輔導的目標：

1.轉介進行專業的心理治療，輔助藥物治療；

2.通過合理認知法，引導阿玲接納自我，建立自信心；

3.學會感恩，幫助別人；

4.掌握情緒放松技術和情緒調控的方法。

阿玲的班主任、養父母和同伴們都參與了這個輔導活動，在大家的關愛、鼓舞下，阿玲積極參與集體活動，漸漸學會關心同學，關心家人。2004年5月，阿玲參加了青年志愿者協會，她要在關心別人、幫助別人的過程中獲得自信心。當年10月，學校舉辦校運會，為了考驗自己的意志，阿玲報名參加了女子1500米長跑項目，她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朝前跑去，她在全校師生的吶喊、加油聲中堅持跑完全程。她很累、很累，但她笑了，那自信的笑容是那么燦爛可愛！

阿玲重構自信心是從接納自我開始的，當她能夠坦然面對現實，當她接納自己不一樣的出生和身份的時候，她的情緒開始好轉，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緩解焦慮，他重構自信

2009年10月，學校安保中心調查發現，從當年9月到10月，新生阿文連續在男生宿舍樓偷竊十多次，偷得十多部手機，并把偷來的手機全部放在他宿舍閣樓上的一個手提包里。

當我們問他為什么偷手機時，他說：“我不知道，我其實并不想這么做。可一旦想去偷就控制不了，煩躁不安，通宵不能入眠，等到凌晨三、四點，實在熬不住了，我就動手了。” 阿文高高的個子，英俊的臉龐，如果不是他自己承認，我們誰都無法相信他居然連續十幾年，常常無法控制自己，偷拿別人的東西，幾乎什么都偷拿過。別人的鑰匙、同學的各種文具、同學的手機和一些貴重物品，他都偷拿過。到了我們學校，他的偷竊行為更為嚴重，幾乎隔一天就要做一次案。

學校安保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致認為阿文是個慣偷，應該把阿文送到派出所，然后開除。可我們認為阿文的行為依然符合病理性偷竊的特征，應該首先接受心理治療。最后，學校領導開會決定，先進行一個月的心理治療，觀察效果后再做處理。

對阿文的治療和輔導整整持續兩年半，我們認為整個過程是較為專業的，治療的效果是顯著的。首先，采用認知領悟療法，引導阿文回憶敘述幼年的生活條件和癥狀產生發展的原因、過程及具體內容，分析發病根源。

阿文在第二次接受咨詢時提交了一份作業，他詳細地記錄童年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和心理體驗：“我小時候，媽媽工作忙，常常把我關在屋子里。我一個人很害怕，在屋里走來走去，就拿著鉗子之類的東西到處敲，把家里的柜子打開，翻柜子里的東西，如果覺得不錯，就藏起來。我看見媽媽找東西，就很開心。后來，爸爸經常打我，有時候把我吊起來。很奇怪，他們越打罵我，我就越想去偷，我真沒用。”

阿文的偷竊行為最初是為了緩解內心因為與父母分離、孤獨而產生的焦慮，這種焦慮常常令他坐立不安，唯有實施偷竊行為才能令他獲得快感并暫時安靜下來，偷竊行為漸漸固化、成癮了。長大后，雖然他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可取，但在阿文內心深處，他依然固執地認為自己還是那個幾歲的小男孩，他依然固執地認為唯有偷竊（這個十分幼稚無知的行為）才能令自己獲得快感，其次，疏導阿文的情緒，幫助他緩解焦慮。

對阿文的心理治療始終圍繞著緩解其焦慮情緒而進行。進入心理治療以后，阿文每周兩次到心理咨詢室，在治療進行過程中，他有時候會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他們都不認可我，不喜歡我，他們干嘛要生下我？”

經過與阿文父母溝通，我們了解到，阿文父母親都是小學教師，工作非常忙，父親對阿文要求非常嚴格，經常打罵。因為阿文從小多動，無法安靜下來，附近的幼兒園都不愿接收。阿文的母親不得不常常把自己的兒子關在家里，父親不得不常常對兒子棍棒相加。但阿文越來越糟糕，上一年級開始，常常偷拿別人的東西，曾多次被父親吊在樹上抽打。

在治療中，我們發現阿文常常焦躁不安，每當這個時候，我們就引導他進行合理宣泄。他用竹條抽

打我們自制的枕頭，大聲哭泣，我們安靜地陪伴著他，有時撫摸他的背部，對他進行指導和安慰。

安靜下來的阿文依然顯得那樣斯文、俊朗。

再次，采用行為療法，引導阿文掌握自我控制的方法。

第一、第二次咨詢，我們側重了解阿文的成長經歷，指導阿文掌握情緒放松技術。

第三、第四次咨詢，我們指導阿文掌握厭惡療法，一再提醒阿文，每當產生“偷拿”意念時，就盡可能地去回想過去由于這個行為所受到的責備、唾罵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聯想將來對個人前途、家庭及后代的影響，引導阿文逐步掌握橡皮圈治療法。

接下來，阿文開始進行系統的脫敏訓練，我們指導阿文經常到其他學生宿舍周邊轉一轉，每周三次，以使他能逐步在面對誘惑時有效控制住自己的意念，漸漸戰勝自我，重構自信心。

2010年春節，阿文的母親打電話說，家里的錢到處亂放，但阿文沒有動手拿過。

2011年春節過后，阿文參加工作，工作表現良好。

2011年10月，阿文報名參軍，他想到部隊里鍛煉自己、完善自我。

阿文的成長令人欣慰，更讓我們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我們愿意為促進廣大技校生身心健康發展而努力工作。

第四篇：采集重構教案

一）、色彩的再創造

1、采集

——色彩構成 ·采集重構

藝術大師畢加索曾在他的創作理論中談道：“藝術家是為著從四面八方來的感動而存在的倉庫，從天空。大地，從紙中，從走過的物體姿態、蜘蛛網??我們在發現它們的時候，對我們來說，必須把有用的東西拿出來，從我們的作品直到他人的作品中。”可見，對于一個藝術工作者來說，敏銳的觀察能力。獨特的思維方式、豐富的文化修養是多么的重要。“萬物靜觀皆得”，只有對世界充滿熱愛、專注和探索精神，才能從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美，逐步去認識客觀色彩中美妙的色彩關系和美好的形式，從而揭示美的色彩規律。

a、寫生

寫生是收集色彩素材、積極地咀嚼和充分地消化色彩對象的最好方法。它在采集自然色彩時用得較多。作為寫生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作深人細致地觀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感知對象，分辨各種色彩的復雜變化。寫生的過程，是深人理解、認識色彩關系和概括、提煉色彩要素的過程。因為寫生的目的不能只滿足于視覺的直觀再現，而應是通過采集者的審美情趣對對象加以改造和變化，從而發現美。b、攝影

彩色攝影是現代藝術家常用的采集手法。它簡便、快速、完整、真實、準確，能把瞬息萬變的自然現象凝固于瞬間。從藝術史看，整個藝術史也是視覺方式的歷史。變換一種觀察方法，就會革新一種觀念，宏觀與微觀所獲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具有現代科學手段的攝影技術，對色彩的敏感程度大大超過了人的肉眼和觀察能力，特別是相機上可以更換的鏡頭，使同一個物象可獲得多種截然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說，攝影采集需要的是敏銳的感覺和相機鏡頭二者完美的結合。旅加畫家、攝影家程子然說過：“相機不是幫助我去拍作品照抄（我最瞧不起沒有創作能力用相機拍了回來照抄的‘所謂畫家’，我只是用相機去拍攝自然的色回來作參考而已”。在某些方面，攝影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寫生概念，使收集素材的范圍大大地擴大了。《國際色彩權威》、《啟隆》等發布的流行色，多是通過攝影資料為依據來預測和發布的。另外，利用特技攝影，如顯微攝影、旋轉、微動攝影、疊影、罩影等手法加以再創造，其色彩的變化更是奇幻無比。c、臨摹

臨摹是學習和采集傳統色彩、民間色彩、少數民族色彩時多用的手法。這種臨摹應算是記錄性臨摹，即根據需要有重點地做局部色彩和圖形的臨摹，從具體的調色中、顏色的對比中、圖形的變化中。用筆的力度中去體會該作品的特征與風貌，從而準確地把握對象的原始色彩風格。d、剪貼

剪貼指收集圖片和標本。看雜志或畫報時，我們經常會被里面精彩圖片的美妙色組所打動，這時，不妨將它們剪貼收集起來，作為自己未來配色設計的依據。像火花泅票、各種繪畫和攝影作品等。藝術院校的學生經常愛買過了期的舊畫報，其目的也是想從普通的圖片中尋找靈感，取得意想不到的美的啟示。采集標本是指采集那些力所能及的小的實物，如紅葉、杏葉、樹皮、貝殼、鵝卵石、蝴蝶等。標本給人的感覺總是那樣真切、動人，猶如身臨其境。當然，標本的收集非常不易，也很有限，但只要我們細心觀察，不要錯過機會，就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獲。

重構

重構的意義是將原物象美的、新鮮的色彩元素注人到新的結構體、新的環境中，使之產生新的生命。這里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講重構：一是畫面中的重構，指根據采集對象的形色特征，經抽象過程，在畫面中進行重新組織的構成。色彩構成課中的練習多用這種方法，作業名稱叫“采集重構”，在正方形或長方形構圖中完成。此練習考慮更多的是原物象與畫面，以及畫面自身的完善程度。二是按不同門類的設計需要去重構，它多在專業色彩學習中出現。此時關注更多的應是抽象出來的色彩怎樣與設計形式達成和諧，也就是說，重構時不但要考慮和體現原物象的色彩特征，更重要的是要看其設計作品的形態、結構、材質、風格、功能等是否與采集來的色彩相協調。a、整體色按比例重構

將色彩對象較完整地采集下來，抽出幾種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色彩，按原色彩關系和色面積比例，做出相應的色標，整體地運用在作品中。特點是能充分體現和保持原物象的色彩面貌。b、整體色不按比例重構

將抽象出的幾種主要色彩等比例地做出色標，根據畫面要求有選擇地應用。特點是運用靈活。由于不受原色面積比例的限制，所以就有可能進行多種色調的變化。重構的結果仍能保留原物象的色彩感覺。c、部分色的重構

從抽象后的色彩中任意選擇所需的色，可以是一組色，也可以是一個色。特點是運用更加自由，更加主動，原物象只給我們以色彩啟示，并不受原配色關系的約束。d、形、色同時重構

在重構過程中，有時會發現如果與原物象的形同時進行考慮，效果可能會更好，更能充分顯示其美的實質，突出整體特征。因為許多物象色的表現是建立在特定形和形式之上的，尤其是自然色彩。反過來，原物象的色和色關系往往還能給畫面的結構、產品形態等帶來啟示。e、色彩情調的重構

依據原物象的色彩感情、色彩風格做‘神似”的重構。重構后的色彩和色彩關系可能與原物象很接近，也可能有所出人，但始終保持其原色彩意境、情趣的方向不變。此方法較之以上幾種有一定的難度，它需要創作者擁有對色彩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不然，重構色彩就會缺乏感染 2.色彩的搭配 在同一空間中使用多種顏色,就必須注意色調的變化。

（二）、色彩的源泉

1、自然色

2、傳統色

3、民間色

4、繪畫色

第五篇：(推薦)價值重構

價值重構，中國道路的歷史性提升

——“五四講話”學習心得（上）

文明發展的道路問題實際上就是精神價值的追求問題。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取決于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價值究竟是什么，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是西方現代價值，還是中國古典傳統？正是圍繞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形成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選擇最終通向不同的核心價值。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政治領袖與未來精英的促膝談心

今年五月四日，習近平主席到訪北京大學并發表重要講話。“五四講話”內容不長，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無論是官方媒體報道，還是大學回應，都是“踐行核心價值觀”、“實現中國夢”之類標語口號式的官方表態，似乎沒有認真閱讀講話內容，更不用說解讀其中傳達的重要信息。以至于習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沒有傳達出來，引起知識界和公眾的關注、討論和深化，反而在標語口號式的宣傳中被庸俗化和淺薄化。

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

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固然與官方宣傳長期形成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有關，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習慣于過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話語體系，一時間還不習慣，也跟不上習近平的治國思路。以至于我們看到，習近平在黨內高層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所表達的思想內涵與官方媒體公開的宣傳報道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脫節。由此，官方媒體雖然大幅報道習近平到訪北大的新聞，卻很少關注“五四講話”的內容，甚至連評論員文章都沒配發。而與此同時，日益嚴重的大學官僚化也習慣于雷厲風行地組織學文件、聽報告，“扎扎實實走過場”，而忘了習近平所強調的“大學乃是探究學問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從思想、學問、知識和真理的角度來解讀“五四講話”。

目前文化教育領域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作風與習近平執政理念之間的明顯脫節，恰恰讓我們看出習近平試圖繼承并超越于鄧小平時代的努力及其面臨的困難。本文試圖將“五四講話”置于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大背景下，從“五四講話”的內容入手，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討論：第一，為什么選擇這個時候在北京大學討論核心價值觀問題？第二，核心價值觀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為什么特別強調中國古典文明的傳統？第三，中國大學在核心價值觀的重建中應當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需要注意這次講話采取的形式，透過這些形式來把握講話的內容，更可以看出其深遠意義。

首先，這次講話面對的主體是青年學生，是政治領袖與未來精英之間的促膝談心，具有代際政治教育的意味。習近平顯然希望將其政治理念播種在青年學子的心中，等到幾十年后他們治國理政時才真正開花結果。這個政治理念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國夢”的關鍵在于確立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如果這個夢想在新中國成立百年時實現，這一代青年學子正是國家棟梁。因此，“五四講話”是對一代青年學子的政治召喚，需要他們在未來的實踐中踐行，完成政治代際之間的使命傳承。所以，這次講話所傳達的政治理念絕非關注一時一事，必然涉及國家和民族的長遠未來。

其次，這次講話采取座談會形式，是一種共同面向國家民族未來的對話，通過座談對話引導青年學生探索“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究竟應當追求怎樣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談講話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統闡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啟發性的教導。這些內容也許正是習近平構想中的理論創新，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終變成全黨集體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別注意這次講話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在“中國夢”基礎上系統提出其政治理論的萌芽或準備。而他選擇在大學來提出這些思想，不僅因為這些思想的實現有賴于青年一代的成長和踐行，而且由于這些思想的實現與中國大學的歷史使命有關。

理解“中國夢”要有世界眼光和歷史眼光

“五四講話”集中在核心價值觀問題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講話中旗幟鮮明地論及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問題，明確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觀點。他以“中國夢”來概括核心價值觀，并以此統領各項工作。由此，不僅在美國、俄國、歐洲和非洲等許多重大國際場合的講話中，而且在學習三中全會決定和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國內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始終圍繞“中國夢”這個核心價值觀問題，來統領內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五四講話”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對完整地闡述核心價值觀問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道路始終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習近平似乎在努力開辟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發展道路正邁向“價值重構”的階段。中國崛起將人類歷史推進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歷史時代。超越左右之爭，“以價值重構為中心”是這個時代對中國發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國夢”，不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國文明秩序重建的歷史眼光。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升到“價值重構”，無疑是對鄧小平時代的超越，但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是重返毛澤東時代。事實上，以建國以來各種左右意識形態來概括或理解習近平的治國思路，不僅過于膚淺，而且過于短視。目前，黨內外不少人之所以無法跟上習近平的治國思路，往往是由于他們依然將毛澤東的建國三十年與鄧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潛在地對立起來，習慣于從“左派”或“右派”的立場看問題。

事實上，習近平提出“中國夢”這個概念，就是試圖從歷史的連續性來超越左右之分，在現代中國的基礎上重建傳統中國文明，以中國古典文明傳統來整合目前意識形態中的左右之分。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的這種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應中國崛起給中國道路提出的新挑戰和新要求。

從國際局勢看，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現實，并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在政治經濟硬實力和文化價值軟實力方面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秩序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在全球秩序變化的歷史性關頭，中國必須明確自己的歷史定位：繼續以西方文明的尾隨者身份，加入這個“歷史終結”的既定秩序中，從而最終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納和認可，還是以中國文明的獨特身份參與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從而致力于締造“后美國世界”的一個更為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然而，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國家，而是一個文明。以如此龐大的體量和漫長的文明傳統，即使中國愿意改變自身以適應西方世界秩序，與所謂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接軌，中國也不可能獲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蘇聯解體曾經是我們的老師，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羅斯再次成為我們的老師。這就意味著，中國以自己獨立的文明身份參與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構中，是歷史賦予中國人的不得不承擔的天命。

從國內局勢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中國人必然開始從物質轉向更高的精神追求，從而追問什么樣的生活是有意義的生活，人生的價值目標是什么？如果我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缺乏價值層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國人要么由于價值虛無而圍繞物質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爭奪之中，要么由于價值對立而導致不可調和的沖突之中。前者體現在社會分化所引發的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的激烈沖突，而后者就體現在新疆、西藏、臺灣和香港所出現的文化價值的沖突。如果說此前階層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現在文化價值的沖突已逐漸變成了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消弭階層矛盾，還是緩和文化價值沖突，都必須回到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問題上來。而中國崛起無疑在激勵著中國人對自身文明傳統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價值觀首先要重新審視中國人的生存意義與古老文明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

上述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政治和文明兩個維度始終交織在一起，迫使中國人回答我們想要并能夠去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我們想要并能夠去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這些問題，必然聚焦于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因此，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僅試圖回應全球化時代中國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試圖回應中國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構依然是處理西方文明、俄羅斯文明、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間的關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

中國的根本問題乃文明秩序問題，“中國夢”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樣的道路，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理想。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始終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只有明確核心價值，才能圍繞核心價值吸納其他文明的優點，不斷豐富、擴展和提升中國文明。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中國是擁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國，中國是擁有廣闊疆域、區域發展差異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樣化的復雜大國。這些特征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首先是一個文明體，或者用西方學者的話說是“佯裝成國家的文明”。中國不是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在中國文明意義上多元一體的天下秩序。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雖然是西方現代國際法秩序中的國家關系，但始終面臨著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張力。

因此，中國發展固然要處理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國防軍事等具體的治理問題，但這些問題始終要圍繞文明的根本問題展開，即中國究竟要走什么樣的道路，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理想。正如習近平在“五四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始終面臨“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養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始終圍繞“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展開。“路線是綱，綱舉目張”，習近平之所以緊緊抓住核心價值觀這個問題，并試圖用“中國夢”來回答這個問題，就在于只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豐富并拓展中國的文明品格及其影響力，才能最終將中國建設成文明大國和文明強國，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

從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看，中國文明秩序的治亂循環往往是這個根本問題受到了挑戰，從而迫使中國人重新思索并回答這個問題，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動中國文明的不斷繁榮、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國以禮樂封建為政治理想，形成了獨特的華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戰國之際，技術進步、經濟和社會秩序變化、周邊秩序沖擊等一系列要素開始瓦解傳統禮樂封建秩序，迫使中國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諸子百家圍繞中國道路展開了辯論，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諸侯邦國進行地方實踐。諸子百家的辯論不僅包含了空間意義上的東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時間意義上的古今之辨，這種辯論始終要回答“義”與“利”這兩種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

隨著秦漢帝國的形成，這些不同的道路嘗試和理論主張最終融為一體，中國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為體、道法為用，外儒內法，寓封建于郡縣的新的天下秩序，從而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華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國文明秩序雖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層面的挑戰，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納了佛教思想，從而形成精神層面儒釋道互補，促使中國文明秩序進行第二次提升和擴張，使中國文明秩序擴展到整個東亞，不僅形成了多元帝國的格局，而且天下體系發展為獨特的東亞朝貢秩序。而中國文明秩序的兩次重建、提升和擴張，始終圍繞儒家的文明意識展開，在儒家確立的核心價值基礎上，不斷吸納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秩序。對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挑戰給出的最終答案

近代以來，為了回應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挑戰，中國人采取了激烈的反傳統立場，放棄中華文明傳統，轉向學習西方文明。如今，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重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的“中國夢”。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者，面對西方文明挑戰所提交的答卷。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乃是軸心時代以來在華夏地區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的沖擊雖然可以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摧毀國家政權，但不可能動搖中國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傳入雖然在精神層面對中華文明構成挑戰，但佛教并沒有形成與其相配的強大政治社會力量的挑戰，以至于中華文明有充分的時間來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華。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挑戰，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啟蒙精神的挑戰。面對這雙重挑戰，我們可以理解1840年以來中國文明面臨著亡天下、亡國乃至滅種的巨大壓力。中華文明面臨的第三次挑戰所帶來的文明困境，遠遠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戰和魏晉以來的第二次文明挑戰。

面對西方文明的巨大壓力，中國人且退且戰，被迫放棄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國、保種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開辟的現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現代化努力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背景下，在技術、制度這些器用層面上學習西方文明，那么發源于北京大學的五四運動是在精神層面的核心價值問題上與中國傳統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斷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維系中國文明傳統的核心價值發生了根本性斷裂。今天，我們往往站在五四啟蒙的立場上，未能充分認識到這場精神革命引發的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核心價值的系統性毀滅，以至于我們對當代中國面臨的價值斷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層困境缺乏深切的體認。

1840年以來，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面對更為嚴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戰，不斷探索文明發展的道路，調試并構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由此陷入不斷革命（包括改革）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歷史敘事中，近代以來從洋務派、變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敗告終，而只有中國共產黨找到的社會主義道路能夠有效地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試圖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理想對中國文明進行系統的構想，那么鄧小平時代基本上懸置了對文明價值理想的探索，而轉向了最低的生存發展與經濟強國的目標。為此他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即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中葉，以經濟增長為標志，達到中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從共產黨的歷史敘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夠有效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主要著眼于文明最低理想，著眼于單純的經濟增長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戰略變成更為宏觀的“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其目標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包括更為全面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十八大進一步充實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際上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是面對西方文明挑戰而交上的一份歷史答卷。在這份答卷中，如果說第一個百年要著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個百年實際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兩個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錯，也就意味著中國道路要始終兼顧文明的最低理想與最高理想之間的平衡，并在兩者之間形成動態平衡。

在“五四講話”中，習近平把“兩個一百年”的發展戰略明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這個概念雖然包含了上述兩個目標，但重心毫無疑問是回應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價值觀問題。而習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學子共同討論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就在于到“第二個一百年”時，今天的大學生“很多人還不到60歲”，他們正是未來探索并踐行中國文明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一代，從而也是最終實現“中國夢”的一代。因此，習近平在“五四講話”中殷切希望他們“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創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過“中國夢”來重構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乃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對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挑戰給出的最終答案。

中國文明傳統的斷裂引發核心價值難題

五四運動是中國文明的斷裂與核心價值觀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傳統中兩條不同道路和兩種核心價值。當代中國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兩條道路的分歧和斗爭。中國共產黨要作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來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就必須在核心價值層面上處理這兩條道路及其核心價值的關系，處理中國傳統文明的核心價值與五四運動以來引入兩種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的關系。

五四運動是一場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價值上通過徹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價值，而擁抱現代西方文明的科學與民主等核心價值，從而在精神和價值層面上開啟了中國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學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傳統的發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傳統的發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適為代表，后者以李大釗和陳獨秀為代表。由此，北京大學為中國人在精神價值上開辟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條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態否定傳統文明的核心價值。

五四運動雖然造成了中國文明的革命性斷裂，但這個斷裂是中國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的一部分，即如此激進地反傳統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毀滅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來實現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現代中國“為救亡而啟蒙”的雙重變奏。救亡是目的，啟蒙是手段。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使得面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條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時，選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成為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必然。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正是由于中國走向了馬克思主義所開辟的共產主義道路，才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領袖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

當中國的共產主義道路陷入困境時，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又積極吸收資本主義道路中的市場自由、人權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價值選擇也從共產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而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部始終面臨著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分歧和張力。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入，市場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憲政等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越來越強大，而國家主導、集體主義、共同富裕、民主集中、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和群眾路線等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不斷受到侵蝕。特別是在后冷戰背景下，共產主義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資本主義正以“歷史終結”的姿態被看作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導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也變成了普世價值。由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始終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道路以及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這種內在的挑戰和沖突，直接導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劇。

中國的發展道路取決于中國人的精神價值追求

面對兩條道路的分歧，鄧小平采取了“不爭論”策略，致力于在技術層面上發展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然而，資本主義要素的強化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治價值形態上形成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的激烈爭論。與此同時，道路選擇與核心價值的分歧不僅加劇了黨內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國際關系、社會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類的敏感問題上。由此，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歷史矛盾、“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與右派的矛盾、國家統一與分裂的矛盾、中國道路與西方普世價值的矛盾、中國崛起與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交織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些矛盾最終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中國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

這個根本問題始終困擾著鄧小平時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開化。右派將過往十年看作是“錯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事實上，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銳和沖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兩條道理之間維持平衡的“艱難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資本主義這條“改旗易幟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條社會主義的“封閉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極被動的立場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積極主導的方式來闡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道路是什么？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政權能否穩固，也涉及國家能否保持統一；不僅涉及對內能否凝聚人心實現中國崛起，也涉及對外能否保持中國文明主體性從而發揮文明軟實力，實現中國文明的偉大復興。

文明發展的道路問題實際上就是精神價值的追求問題。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取決于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價值究竟是什么，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是西方現代價值，還是中國古典傳統？正是圍繞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形成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選擇最終通向不同的核心價值。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執政之后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專門選擇在五四這一天來北京大學，與青年一代共同探討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和兩種核心價值觀的分歧，就源于五四運動，源于北京大學。然而，如果仔細閱讀“五四講話”，就會發現在北京大學這個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源地，習近平雖然討論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將重點放在闡述“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所形成的“獨特的價值體系”上，從而明確主張“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是作為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出現在中國文明歷史的發展中，而如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卻變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那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的關系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決這些根本的理論問題，才能真正回答中國發展道路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