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構多元智能》讀書心得

《重構多元智能》讀書心得

古今中外，人們獲取知識的途徑多種多樣，而讀書作為其中一種既普通又直接，但卻非常有效的求知方法沿用至今。人類創造的知識財富，如同浩瀚的海洋，博大精深。作為教師，需要加強各方面的修養來提高自己，更何況讀書是一種享受，在書中我們即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以使自己不斷進步，又能品味人生，尋找自己的價值。

這次黃校長推薦的霍華德.加德納這本《重構多元智能》，是他研究出來的“多元智能理論”之后寫的一系列著述中的一部。主要講到：智能與人的個性、多元智能理論誕生之前、多元智能理論、是否存在其他智能、是否存在道德智能、對多元智能理論的誤解、澄清和評論、關于多元智能的問題和答復、創造者和領導者的智能、學校里的多元智能、促進理解的多種途徑、多元智能理論更廣泛的應用、誰擁有智能等。

讀完這本書，我自己有些關于對道德的思考，道德代表了是一種文化價值觀系統的子系統，這組子系統里的價值觀念關注那些維護生命尊嚴的法則、行為和態度，這也就是道德范疇。社會已經為道德思考建立了規范的標準，而且絕大多數社會指定某些人，比如法官、宗教領袖和智慧的長者為道德范疇內有特別權威的代表。人在童年初期就形成了有關是與非的概念，其后在成長期，這種類似的認知會與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相生相伴。人通過學習掌握他們文化里的價值觀系統，這當然也包括屬于道德范疇的子系統。其后，是繼續堅持還是修改這個系統由個人決定。人的觀念會慢慢形成并固化，并且這組價值觀與社會公認一致或有部分偏差。但這不是絕對穩定的，觀念可能隨著閱歷慢慢變化，也會在遇到某些特定的對自身造成嚴重沖突的事件后改變。但有少部分人則擁有一套與社會規范相當不同的價值觀念，他們受自身思想指導的行為，即便在外人看來簡直道德淪喪，卻可能是嚴格符合其個人原則的，這大概是他們不受外界影響，自己建立價值系統的結果。這種能力可能來自對有限空間和不可返回時間的意識，或與這種空間和時間斗爭的動力。更概括地講，意義上更全面的人類意識，可能預示了對存在的關注。從《重構多元智能理論》中，我知道了學生是有個性差異的，但沒有智能高低之分，教師要遵循教育規律因勢利導，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反觀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學生調皮搗蛋，上課不遵守紀律，下課不做作業，總該跟老師對著“干”。我們應該如何去保護和激勵學生的多樣性呢？激勵學生奮發向上在終身教育的時代，人需要有一種奮發向上，永不停歇的學習心理品質。如何使學生養成這種心理品質呢？

一、理想教育使其胸懷寬廣。青少年時期是富于幻想的時期，引導他們樹立遠大的理想會使他們變得胸懷寬廣，產生巨大的學習動力，激發他們的自豪感和消除煩惱、克服困難的勇氣。“理想能使人勇敢而無所畏懼。”

二、時事、科技使其目光遠大。天天看新聞可以培養學生關心國內外大事、學習新知識接受新觀念的良好習慣，使他們有一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豪邁感，從而產生一種學習的內驅力。了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使他們有一種學習的渴望和緊迫感，培養他們強烈的學習自覺性和競爭意識。

三、創新課堂教學使其興趣盎然。應該努力創新課堂模式，革新教學方法，以使學生學得興味盎然。這是使他們熱愛學習，努力走向自己理想的根本方法。

四、贊揚鼓勵使其自信自尊。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杰絲〃雷耳說：“稱贊對溫暖人類的靈魂而言，就像陽光一樣。”對學生任何一點值得鼓勵的地方，我們都應該加以肯定、贊揚，激起他們的自尊和自信，并通過持續不斷的鼓勵，使其持久地保存下去。

五、體育鍛煉使健康快樂。前奧林匹克輕重量級拳王艾迪.伊甘上校說：“當你煩惱時，多用肌肉，少用腦筋，其結果將會令你驚訝不已。”據心理學家測試，體育運動可以使人體產生一種快樂素。堅持體育鍛煉可以使學生身體健康、精神煥發。健康的身體是良好心理素質的物質載體。希望他們能夠通過鍛煉來放松心情找到自己的興趣。

六、音樂藝術使詩意滿懷。一位醫生博士說：“最能使你輕松愉快的是，健全的信仰、睡眠、音樂和歡笑。”音樂能陶冶人的情操，催人興奮。因此，我們應該更多地讓音樂陪伴學生。

七、走進自然使其身心愉悅。遼闊的原野，淙淙的小溪，蔥郁的森林，奇異的花草，都會給學生以豐富的美的享受。陶冶他們的性情，愉悅他們的身心，可以使他們熱愛美好的事物，向往美好的生活，從而產生一種奮發向上的心態。

八、讓學生“多角度考慮”，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所謂發散思維，就是以某一問題為中心，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不同層次，去觀察、去思考，尋求解決問題的一種思維方式。他能突破墨守成規的思維定勢，能使學生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理解得深透準確。如在講“文明”這個概念時，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從形態上看，文明是指社會進步與開化的狀態；從實質上看，文明是指人類改造世界的積極成果；從構成上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從要求上看，應該三個文明一起抓，才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通過這種多角度分析，不僅能使學生把握文明的概念，而且能使學生由此及彼，實現知識的轉化和推斷，并能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教師只掌握自己所教的書本上的有限的知識已不能適應現在的教育，和現在的教育改革也是背道而馳，更何況現在是信息時代，知識不斷更新的時代，教師已不是學生唯一獲取信息的紐帶，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學習求知。因此，教師要博覽群書，多讀教材以外的東西，這樣課堂才會充滿生機。做一名教師其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也并不是如“蜀道之難”。只要我們不斷地加強理論學習，不斷積累經驗，長期地保持一顆好奇心，想一想今天學生又將演出一幕怎樣的好戲？我今天又將看到孩子們的什么新花樣？我自己又該為他們做些什么事？處處為孩子們著想，在為學生做些你力所能及的事時，你也必然在一步一步地接近成功！我很慶幸自己是一名教師，也很幸福自己在讀書中不斷提高，不斷地走近學生的心靈，不斷地享受教育給我帶來的回味無窮的快樂！

第二篇：多元智能理論心得

聽“多元智能理論”講座有感

大橋九年制學校孟滿俠

盧河學區校長王小平同志于2010年7月9日下午，在我校開展了名為“多元智能理論多新課程改革的幾點啟示”的講座。在坐的老師對這個講座都有很高的評價。它給我們呈現了關于智能的一個新的天地，讓我收獲頗多。這個講座在新課程改革浪潮中起到很重的作用。它把人文的愛生理念穿插到新課程理念中，對經后的教育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多元智能理論”認為，人類的智能是多元、多角度、多領域的。霍德華·力德納的《智能的結構》一書向我們介紹了人類的八種智能理論。霍德華·力德納認為人的智能分為“語言智能”.、“音樂智能”、“數學—邏輯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交往智能”、“自我認識智能”和“自然智能”八種智能領域。而對每一個人來說，不同的智能領域的發展程度是不等的。因此，也就有了有時只能和弱勢智能的區別。

“多元智能理論”思想精髓是：以人為本、尊重人、重視人、發展人。那么在我們的學校教學生活中。“多元智能理論”又有何意義呢？對我們的教學和管理工作有是么樣的啟示呢？下面我就簡單的談幾點心得。

一、學校應以學生為主體，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傳統的教育方法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而忽略了學生在其他方面的潛在智慧。例如有些同學雖然學校的課業成績一般，但她可能在音樂、舞蹈方面有一定的天賦。那么，在學校教育工程中，我們老師不應該將這些學生以學業成績差而一棒子打死，給他（她）貼上差生的標簽。而是應該根據因材施教的原則，對這類學生應采取不同于一般人的教育措施。讓其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來相應的提高她的優勢智能。

二、合理公平的評價學生

學生的智能是多元化的；社會與學校提供給學生的學習機會應該是多元化的；教師對學生的學習評價也應該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學生的各種潛能才能

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尊重個體差異、尊重學生個體的發展。充分認識到不同學生的不同智能特點，對學生的多種智能一視同仁，強調使每一個學生的智能強項得到充分發展。

傳統的教育評價用分數一把尺子來衡量每個學生，這只能評價每個學生的語言智能、邏輯-數理智能，而其他智能，如人際關系智能、自我認知智能、自然觀察智能等，則被學校教育評價忽視了。這樣只能培養出一批“通才”。多元智能理論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是好學生，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優勢智能，如果給予相應的教育，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很好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評價學生的時候，不要僅憑分數的高低這一把尺子評價學生的好與壞。傳統觀念中的所謂差生，可能只是由于其語言智能、邏輯-數理智能不行，導致其文化課成績較差，但他們的其他智能可能比成績最優秀的學生還要好。多幾把尺子評價學生我們會多出一大批好學生。比如：我們不只評三好學生，我們還要評學習標兵、運動健將、繪畫能手、小發明家、數學小博士等等。從而使評價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智能優勢，讓每一個學生尤其是差生感到自己身上有許多的閃光的地方，從而增強自信，相信自己。所謂“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社會要發展，需要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我們需要科學家、作家，但我們也需要歌唱家、優秀運動員、優秀的公關人才等等。這些人才都要靠我們學校來培養。比如，同樣的學習語文，對語文課文的理解，擅長繪畫的學生可能喜歡用自己畫畫的形式表達自己對課文的理解，而語言智能發展的好的學生可能擅長用語言去描述。這就要求我們教師在教學工作中充分照顧每個學生的特點、學習方法，創設多樣化的學習情境，盡量發揮每個

學生的優勢智能，同時帶動其弱勢智能的發展，以達到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目的。多方評價學生。

第三篇：《重構》讀后感

～-7-11　字數：168

1網上對于這本書的評論很熱鬧，在讀《Java編程思想》感覺有點疲倦的時候，我拿起了這本書。這本書作者是MartinFowler，而且封面上印著＂與《設計模式》齊名的經典巨著＂，＂《設計模式》作者為本書作序＂，＂超過70種行之有效的重構方法＂等宣傳語。對于這些宣傳語我第一個感覺是宣傳的噱頭，Martin沒有必要通過本書與《設計模式》的比較顯示自己的身價。另外由于文中常常有交叉引用，可能侯捷／熊節采用頁頁對譯，顯得每頁留白很多。

開篇作者并沒有像常見的那樣為＂重構＂正名溯源，而是操刀剖析了一個出租影片程序的案例。原來的代碼能夠滿足當前需求的功能，但是面臨著眼前需要增加新功能打印HTML格式，日后可能變更影片分類的長遠需求。在變更前，作者對于最初的程序畫出了問號。然后按照每次謹慎地移動一小步，頻繁地測試的原則，對原來的代碼實施重構。小步挪動以后，擦亮了窗戶，對于程序的結構看得更遠了，繼續微調。終于在最后解決了該程序面臨的問題，增加了程序的靈活性，但是也使得代碼變得更加復雜了，減小了函數的功能粒度。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量變，產生了質變。代碼在沒有改頭換面的前提下進行了脫胎換骨。

第二章作者開始步入常規，解釋關于Refactoring有關的What（重構是什么），Why（為什么要重構），When（什么時候進行重構），How（如何提出重溝）問題。作者也解釋了重構面臨的難題。我感興趣的是重構和設計，性能比較的兩節。通過對OOp的學習，我逐漸理解和接受了項目逐步培養，成長的觀念。原來我一直按照瀑布式開發，在項目后期總出現一些當初設計想象不到的情況，開始我總歸結于自己經驗不足，需求分析做的不夠深入細致。接觸到Xp和重構以后，心中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但是我想重構與瀑布式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項目開發過程中兩個側面。在我所參與的動輒上百人參與，軟硬同吃的項目中完全采用Xp是不可思議的，兩者必須結合使用。作者對于程序性能的問題的觀點也讓我耳目一新，他提出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著眼性能，而且通過測試而不是事前分析的方式尋找性能問題的瓶頸在那里。

接著作者用22種代碼中的壞味道描繪了需要重構的種種征兆。這一章和第6章一樣，我讀得很＂流＂，感覺內容很容易理解，但是讀完以后腦海中印象卻不深刻。尤其是具體的重構方法，有時候感覺作者挪動的步伐太小了，太謹慎了。也許像侯捷在序言中所說的，是日后計算機自動完成的步驟；也許是我看別人做事自己站著說話不腰疼，以后跌了大跟頭才能知道其中的真意吧。

UMLClassDiagram和JUnit是順利進行重構的左右雙翼。在第1章中的那些UNL類圖，我認為只是對代碼進行重構結果的解釋，并不是通過分析UNL類圖發現需要重構的跡象。如果從項目整體或者多個類的關系入手進行重構的話，UML類圖可能能夠負擔行軍路線圖的重擔。（但是你為什么要等到這時候才進行重構呢？）。而JUnit是進行頻繁測試的依仗，只有實現測試的自動化，才可能隨時的重構。作者用第4章一章的篇幅詳細介紹了測試的觀點，JUnit測試構架。

從名為“重新組織你的函數”的第6章開始，作者詳細介紹了每一種重構方法。對于每種方法，按照名稱(Name)、概要(Summary)、動機（Motivation）、做法(Mechanics)、范例(Examples)的格式進行。這么多模式，很難記憶完全，也沒有必要。我想如果理解了重構的概念和原理，具體的模式可以像字典一樣平時多翻翻，多琢磨。具體做的時候沒有必要非要搞清楚自己使用的是哪一種模式，然后嚴格按照書上的步驟照貓畫虎。無招勝有招，把重構融入到自己平時的編程過程中才是真正掌握了。

這本書翻譯得很流暢，我在不知不覺中被文中生動自然的語言帶到桃源深處，領略別樣風景。至于網友常常爭論的翻譯，用詞等問題，我并不在意，也絲毫沒有構成我閱讀的障礙。我關注的是原理，技術本身，而不是某個詞的譯法、用法，因為我知道“個別代碼的優化調整，對整個系統毫無意義”。

第四篇：(推薦)價值重構

價值重構，中國道路的歷史性提升

——“五四講話”學習心得（上）

文明發展的道路問題實際上就是精神價值的追求問題。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取決于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價值究竟是什么，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是西方現代價值，還是中國古典傳統？正是圍繞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形成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選擇最終通向不同的核心價值。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政治領袖與未來精英的促膝談心

今年五月四日，習近平主席到訪北京大學并發表重要講話。“五四講話”內容不長，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無論是官方媒體報道，還是大學回應，都是“踐行核心價值觀”、“實現中國夢”之類標語口號式的官方表態，似乎沒有認真閱讀講話內容，更不用說解讀其中傳達的重要信息。以至于習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沒有傳達出來，引起知識界和公眾的關注、討論和深化，反而在標語口號式的宣傳中被庸俗化和淺薄化。

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

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固然與官方宣傳長期形成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有關，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習慣于過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話語體系，一時間還不習慣，也跟不上習近平的治國思路。以至于我們看到，習近平在黨內高層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所表達的思想內涵與官方媒體公開的宣傳報道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脫節。由此，官方媒體雖然大幅報道習近平到訪北大的新聞，卻很少關注“五四講話”的內容，甚至連評論員文章都沒配發。而與此同時，日益嚴重的大學官僚化也習慣于雷厲風行地組織學文件、聽報告，“扎扎實實走過場”，而忘了習近平所強調的“大學乃是探究學問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從思想、學問、知識和真理的角度來解讀“五四講話”。

目前文化教育領域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作風與習近平執政理念之間的明顯脫節，恰恰讓我們看出習近平試圖繼承并超越于鄧小平時代的努力及其面臨的困難。本文試圖將“五四講話”置于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大背景下，從“五四講話”的內容入手，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討論：第一，為什么選擇這個時候在北京大學討論核心價值觀問題？第二，核心價值觀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為什么特別強調中國古典文明的傳統？第三，中國大學在核心價值觀的重建中應當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需要注意這次講話采取的形式，透過這些形式來把握講話的內容，更可以看出其深遠意義。

首先，這次講話面對的主體是青年學生，是政治領袖與未來精英之間的促膝談心，具有代際政治教育的意味。習近平顯然希望將其政治理念播種在青年學子的心中，等到幾十年后他們治國理政時才真正開花結果。這個政治理念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國夢”的關鍵在于確立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如果這個夢想在新中國成立百年時實現，這一代青年學子正是國家棟梁。因此，“五四講話”是對一代青年學子的政治召喚，需要他們在未來的實踐中踐行，完成政治代際之間的使命傳承。所以，這次講話所傳達的政治理念絕非關注一時一事，必然涉及國家和民族的長遠未來。

其次，這次講話采取座談會形式，是一種共同面向國家民族未來的對話，通過座談對話引導青年學生探索“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究竟應當追求怎樣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談講話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統闡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啟發性的教導。這些內容也許正是習近平構想中的理論創新，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終變成全黨集體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別注意這次講話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在“中國夢”基礎上系統提出其政治理論的萌芽或準備。而他選擇在大學來提出這些思想，不僅因為這些思想的實現有賴于青年一代的成長和踐行，而且由于這些思想的實現與中國大學的歷史使命有關。

理解“中國夢”要有世界眼光和歷史眼光

“五四講話”集中在核心價值觀問題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講話中旗幟鮮明地論及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問題，明確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觀點。他以“中國夢”來概括核心價值觀，并以此統領各項工作。由此，不僅在美國、俄國、歐洲和非洲等許多重大國際場合的講話中，而且在學習三中全會決定和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國內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始終圍繞“中國夢”這個核心價值觀問題，來統領內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五四講話”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對完整地闡述核心價值觀問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道路始終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習近平似乎在努力開辟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發展道路正邁向“價值重構”的階段。中國崛起將人類歷史推進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歷史時代。超越左右之爭，“以價值重構為中心”是這個時代對中國發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國夢”，不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國文明秩序重建的歷史眼光。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升到“價值重構”，無疑是對鄧小平時代的超越，但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是重返毛澤東時代。事實上，以建國以來各種左右意識形態來概括或理解習近平的治國思路，不僅過于膚淺，而且過于短視。目前，黨內外不少人之所以無法跟上習近平的治國思路，往往是由于他們依然將毛澤東的建國三十年與鄧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潛在地對立起來，習慣于從“左派”或“右派”的立場看問題。

事實上，習近平提出“中國夢”這個概念，就是試圖從歷史的連續性來超越左右之分，在現代中國的基礎上重建傳統中國文明，以中國古典文明傳統來整合目前意識形態中的左右之分。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的這種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應中國崛起給中國道路提出的新挑戰和新要求。

從國際局勢看，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現實，并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在政治經濟硬實力和文化價值軟實力方面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秩序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在全球秩序變化的歷史性關頭，中國必須明確自己的歷史定位：繼續以西方文明的尾隨者身份，加入這個“歷史終結”的既定秩序中，從而最終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納和認可，還是以中國文明的獨特身份參與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從而致力于締造“后美國世界”的一個更為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然而，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國家，而是一個文明。以如此龐大的體量和漫長的文明傳統，即使中國愿意改變自身以適應西方世界秩序，與所謂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接軌，中國也不可能獲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蘇聯解體曾經是我們的老師，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羅斯再次成為我們的老師。這就意味著，中國以自己獨立的文明身份參與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構中，是歷史賦予中國人的不得不承擔的天命。

從國內局勢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中國人必然開始從物質轉向更高的精神追求，從而追問什么樣的生活是有意義的生活，人生的價值目標是什么？如果我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缺乏價值層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國人要么由于價值虛無而圍繞物質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爭奪之中，要么由于價值對立而導致不可調和的沖突之中。前者體現在社會分化所引發的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的激烈沖突，而后者就體現在新疆、西藏、臺灣和香港所出現的文化價值的沖突。如果說此前階層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現在文化價值的沖突已逐漸變成了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消弭階層矛盾，還是緩和文化價值沖突，都必須回到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問題上來。而中國崛起無疑在激勵著中國人對自身文明傳統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價值觀首先要重新審視中國人的生存意義與古老文明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

上述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政治和文明兩個維度始終交織在一起，迫使中國人回答我們想要并能夠去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我們想要并能夠去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這些問題，必然聚焦于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因此，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僅試圖回應全球化時代中國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試圖回應中國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構依然是處理西方文明、俄羅斯文明、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間的關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

中國的根本問題乃文明秩序問題，“中國夢”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樣的道路，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理想。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始終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只有明確核心價值，才能圍繞核心價值吸納其他文明的優點，不斷豐富、擴展和提升中國文明。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中國是擁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國，中國是擁有廣闊疆域、區域發展差異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樣化的復雜大國。這些特征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首先是一個文明體，或者用西方學者的話說是“佯裝成國家的文明”。中國不是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在中國文明意義上多元一體的天下秩序。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雖然是西方現代國際法秩序中的國家關系，但始終面臨著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張力。

因此，中國發展固然要處理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國防軍事等具體的治理問題，但這些問題始終要圍繞文明的根本問題展開，即中國究竟要走什么樣的道路，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理想。正如習近平在“五四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始終面臨“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養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始終圍繞“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展開。“路線是綱，綱舉目張”，習近平之所以緊緊抓住核心價值觀這個問題，并試圖用“中國夢”來回答這個問題，就在于只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豐富并拓展中國的文明品格及其影響力，才能最終將中國建設成文明大國和文明強國，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

從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看，中國文明秩序的治亂循環往往是這個根本問題受到了挑戰，從而迫使中國人重新思索并回答這個問題，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動中國文明的不斷繁榮、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國以禮樂封建為政治理想，形成了獨特的華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戰國之際，技術進步、經濟和社會秩序變化、周邊秩序沖擊等一系列要素開始瓦解傳統禮樂封建秩序，迫使中國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諸子百家圍繞中國道路展開了辯論，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諸侯邦國進行地方實踐。諸子百家的辯論不僅包含了空間意義上的東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時間意義上的古今之辨，這種辯論始終要回答“義”與“利”這兩種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

隨著秦漢帝國的形成，這些不同的道路嘗試和理論主張最終融為一體，中國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為體、道法為用，外儒內法，寓封建于郡縣的新的天下秩序，從而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華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國文明秩序雖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層面的挑戰，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納了佛教思想，從而形成精神層面儒釋道互補，促使中國文明秩序進行第二次提升和擴張，使中國文明秩序擴展到整個東亞，不僅形成了多元帝國的格局，而且天下體系發展為獨特的東亞朝貢秩序。而中國文明秩序的兩次重建、提升和擴張，始終圍繞儒家的文明意識展開，在儒家確立的核心價值基礎上，不斷吸納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秩序。對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挑戰給出的最終答案

近代以來，為了回應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挑戰，中國人采取了激烈的反傳統立場，放棄中華文明傳統，轉向學習西方文明。如今，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重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的“中國夢”。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者，面對西方文明挑戰所提交的答卷。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乃是軸心時代以來在華夏地區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的沖擊雖然可以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摧毀國家政權，但不可能動搖中國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傳入雖然在精神層面對中華文明構成挑戰，但佛教并沒有形成與其相配的強大政治社會力量的挑戰，以至于中華文明有充分的時間來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華。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挑戰，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啟蒙精神的挑戰。面對這雙重挑戰，我們可以理解1840年以來中國文明面臨著亡天下、亡國乃至滅種的巨大壓力。中華文明面臨的第三次挑戰所帶來的文明困境，遠遠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戰和魏晉以來的第二次文明挑戰。

面對西方文明的巨大壓力，中國人且退且戰，被迫放棄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國、保種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開辟的現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現代化努力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背景下，在技術、制度這些器用層面上學習西方文明，那么發源于北京大學的五四運動是在精神層面的核心價值問題上與中國傳統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斷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維系中國文明傳統的核心價值發生了根本性斷裂。今天，我們往往站在五四啟蒙的立場上，未能充分認識到這場精神革命引發的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核心價值的系統性毀滅，以至于我們對當代中國面臨的價值斷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層困境缺乏深切的體認。

1840年以來，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面對更為嚴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戰，不斷探索文明發展的道路，調試并構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由此陷入不斷革命（包括改革）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歷史敘事中，近代以來從洋務派、變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敗告終，而只有中國共產黨找到的社會主義道路能夠有效地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試圖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理想對中國文明進行系統的構想，那么鄧小平時代基本上懸置了對文明價值理想的探索，而轉向了最低的生存發展與經濟強國的目標。為此他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即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中葉，以經濟增長為標志，達到中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從共產黨的歷史敘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夠有效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主要著眼于文明最低理想，著眼于單純的經濟增長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戰略變成更為宏觀的“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其目標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包括更為全面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十八大進一步充實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際上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是面對西方文明挑戰而交上的一份歷史答卷。在這份答卷中，如果說第一個百年要著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個百年實際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兩個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錯，也就意味著中國道路要始終兼顧文明的最低理想與最高理想之間的平衡，并在兩者之間形成動態平衡。

在“五四講話”中，習近平把“兩個一百年”的發展戰略明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這個概念雖然包含了上述兩個目標，但重心毫無疑問是回應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價值觀問題。而習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學子共同討論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就在于到“第二個一百年”時，今天的大學生“很多人還不到60歲”，他們正是未來探索并踐行中國文明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一代，從而也是最終實現“中國夢”的一代。因此，習近平在“五四講話”中殷切希望他們“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創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過“中國夢”來重構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乃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對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挑戰給出的最終答案。

中國文明傳統的斷裂引發核心價值難題

五四運動是中國文明的斷裂與核心價值觀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傳統中兩條不同道路和兩種核心價值。當代中國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兩條道路的分歧和斗爭。中國共產黨要作為中國文明的傳承者來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就必須在核心價值層面上處理這兩條道路及其核心價值的關系，處理中國傳統文明的核心價值與五四運動以來引入兩種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的關系。

五四運動是一場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價值上通過徹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價值，而擁抱現代西方文明的科學與民主等核心價值，從而在精神和價值層面上開啟了中國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學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傳統的發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傳統的發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適為代表，后者以李大釗和陳獨秀為代表。由此，北京大學為中國人在精神價值上開辟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條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態否定傳統文明的核心價值。

五四運動雖然造成了中國文明的革命性斷裂，但這個斷裂是中國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的一部分，即如此激進地反傳統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毀滅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來實現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現代中國“為救亡而啟蒙”的雙重變奏。救亡是目的，啟蒙是手段。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使得面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條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時，選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成為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必然。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正是由于中國走向了馬克思主義所開辟的共產主義道路，才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領袖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

當中國的共產主義道路陷入困境時，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又積極吸收資本主義道路中的市場自由、人權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價值選擇也從共產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而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部始終面臨著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分歧和張力。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入，市場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憲政等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越來越強大，而國家主導、集體主義、共同富裕、民主集中、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和群眾路線等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不斷受到侵蝕。特別是在后冷戰背景下，共產主義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資本主義正以“歷史終結”的姿態被看作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導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也變成了普世價值。由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始終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道路以及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這種內在的挑戰和沖突，直接導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劇。

中國的發展道路取決于中國人的精神價值追求

面對兩條道路的分歧，鄧小平采取了“不爭論”策略，致力于在技術層面上發展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然而，資本主義要素的強化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治價值形態上形成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的激烈爭論。與此同時，道路選擇與核心價值的分歧不僅加劇了黨內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國際關系、社會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類的敏感問題上。由此，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歷史矛盾、“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與右派的矛盾、國家統一與分裂的矛盾、中國道路與西方普世價值的矛盾、中國崛起與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交織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些矛盾最終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中國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

這個根本問題始終困擾著鄧小平時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開化。右派將過往十年看作是“錯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事實上，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銳和沖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兩條道理之間維持平衡的“艱難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資本主義這條“改旗易幟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條社會主義的“封閉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極被動的立場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積極主導的方式來闡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道路是什么？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政權能否穩固，也涉及國家能否保持統一；不僅涉及對內能否凝聚人心實現中國崛起，也涉及對外能否保持中國文明主體性從而發揮文明軟實力，實現中國文明的偉大復興。

文明發展的道路問題實際上就是精神價值的追求問題。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取決于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價值究竟是什么，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是西方現代價值，還是中國古典傳統？正是圍繞不同的核心價值選擇，形成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選擇最終通向不同的核心價值。面對不同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挑戰，習近平執政之后提出“中國夢”，并以此為契機開始系統地回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價值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專門選擇在五四這一天來北京大學，與青年一代共同探討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和兩種核心價值觀的分歧，就源于五四運動，源于北京大學。然而，如果仔細閱讀“五四講話”，就會發現在北京大學這個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源地，習近平雖然討論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將重點放在闡述“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所形成的“獨特的價值體系”上，從而明確主張“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是作為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出現在中國文明歷史的發展中，而如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卻變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那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的關系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決這些根本的理論問題，才能真正回答中國發展道路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

第五篇：重構英語課堂

重構英語課堂

—學習《英語課程標準》有感

旅順大華小學邵艷

課堂是學校中最為平常、最為常見、最為細小的細胞，教師每天都在課堂中生活，學生的學習時光大多在課堂上度過，這種“貌不驚人”和“見多不怪”常使得我們經意或不經意地忽視課堂，忽視對課堂內涵的深刻挖掘。然而，任何教育教學改革如果沒有真正觸動課堂的話，那么這種改革就不能說是徹底的，不能說是真正改變了學生和教師行為的。那么課堂究竟是什么？在課程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通過學習《英語課程標準》，并結合教學實踐，我找到了答案：英語課堂不是教師表演的舞臺，而是師生之間交往、互動的舞臺；不是對學生進行訓練的場所，而是引導學生發展的場所；不是傳授知識的場所，而是探究知識的場所；不是教師行為模式化運作的場所，而是教師教育智慧充分展現的場所。在個性化教學觀的支配下，我們的英語課堂應該逐漸體現這樣一些變化：

一、面向全體，關注每個學生的情感，建立民主、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 學習不是毫無表情地把知識從一個頭腦裝進另一個頭腦，而是師生之間每時每刻都在進行心靈的接觸、情感的交流、知識的溝通。《英語課程標準》特別強調要關注每個學生的情感，幫助他們建立學習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培養創新精神。由此可見，情感與性格是啟動認知技能發生作用不必不可少的發動機。輕松、愉快的學習氣氛和環境對學習者的精神面貌、學習動機、自我形象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因為，教學過程不單純是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同時也是師生雙方感情和思想的交流。師生關系直接制約著學生的認知活動效率。所以，在英語課堂上，教師應該拆除與學生之間的壁壘森嚴的藩籬，用平等、民主來取代專斷與師道尊嚴。只有寬松、和諧的氛圍和沒有等級之分的空間，學生才能暢所欲言，個性才能得到張揚，才能對自己充滿信心，創新也能應運而生。

在我的課堂上，非常重視感情的投資，我會把微笑與鼓勵帶進課堂，面向全

體把真摯的愛傳遞給學生，讓每位學生都能享受到同一片藍天下的歡樂，以此喚起學生積極的情感，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另外，我還注重用親切、信任、尊重的情感信息，使學生產生不怕錯誤，敢指錯誤，勇于求異的良好的學習心理，融洽師生關系，營造良好的氛圍，點燃學生創新思維的星星之火。例如，開學初，學生之間不是很熟悉，學了“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等句子之后，我請學生把自己的有關情況寫在一張紙上，我自己也把有關情況寫好，一起放在瓶子里。每次隨機抽到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朋友，彼此問候、介紹和握手。特別是與老師交朋友，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更高了。這樣的活動會使學生體會到師生共享同一片陽光的平等。同時在這自由的學習空間里，學生思維的獨立性、主動性、創造性，會得到充分的發揮，運用語言的能力也會有所增強。

二、教師啟動、師生互動、學生主動，充分發揮學習主體的積極性

英語課堂教學要體現在“動”字上，“動”則“活”、則“靈”、則“成”，課堂要盡量做到教師啟動、師生互動、學生主動。要實現這三“動”，就要求我們在思想觀念上，從重視語言知識的傳授向語言知識與語言技能并重轉變；在教學方法上，從單純的機械訓練向學生交際能力多層次訓練轉變；在教學模式上，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轉變。《英語課程標準》提出“英語課程在目標設定、教學過程、課程評價和教學資源的開發等方面都突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這就告訴我們，在英語課上，教師應該認識到，教學中“教”是為了學生“學”，而“學”才是主體。學生不主動去接納，缺乏創造性地“學”，教師是沒辦法包辦的。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學習，不要怕學生出錯，要相信學生是在不斷“摔跤”的過程中學會“走路”的。使英語學習成為學生在教師指導下，而不是支配下，構建知識、提高技能、磨礪意志、活躍思維，發展個性和拓展視野。

在平日的教學中，我會把自己放在引導者、幫助者的位置上，鼓勵學生通過

體驗、實踐、合作等方式，發展聽、說、讀、寫的綜合語言技能。我經常設計一些富有啟發性、趣味性，內容豐富的教學活動，給學生自主支配的時間和空間，使學生主動積極的動手、動腦、動口，以便他們在活動中能充分發揮所學知識，既鍛煉語言交際能力，又復習鞏固、靈活、創造性地運用新舊知識，從而激勵學生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外語知識，并在用的過程中認識語言，領悟語言，激發興趣，啟迪思維。

三、倡導“任務型”的教學途徑，給學生實踐、交流的機會，發展綜合語言運用能力

我想大多教師都會同意這種觀點：在語言的學習中，聽來的忘得快，看來的忘得慢，聽說做得來的記得牢。可見，教師應該鼓勵并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整個教學過程，讓他們在課堂教學中動起來，通過自己親身的實踐與感受，加深對語言的理解、掌握與運用，從而使他們樂學、和諧、主動的發展。《英語課程標準》的基本理念也指出：“采用活動途徑，倡導體驗參與。”英語課程倡導“任務型”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感知、體驗、實踐、參與和合作等方式，實現任務的目標，感受成功。那么，在英語課堂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教師不僅要求學生掌握新的語言知識，而且更應該注重新的語言技能的形成和擴展過程。因此，設計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交際情景更加重要，讓學生置身于貼近自己生活的語境中，產生親切感，積極主動地參與活動。這種設計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培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并將英語語言知識和自己的生活實際聯系起來，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在三年級的英語教學中，每一個模塊我都會根據教學內容，從學生“學”的角度來設計貼近學生實際的教學活動。如教動物時，我會與學生一起“參觀動物園”；在教顏色的時候，我會把學生引到五彩繽紛的生活當中，說說自己身邊的顏色；學水果的時候，我與學生們一邊吃一邊選擇自己喜歡的水果。在教師所設計的各種“任務”中，學生能夠不斷獲取知識，體驗成功的喜悅；在生活化的交際情景中，學生學會用英語與他人交流，發展用英語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隨著“任務”的不斷深化，整個語言學習的過程會越來越自動化和自主化，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