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我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近年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 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第三，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某項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有關部門通過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關于國債資金使用的效益

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關系著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問題，以及擴大舉債規模的風險控制問題。國債資金使用效益越高，擴張性政策的效果將越趨于“高乘數效應’的一端，同時政府擴大舉債規模的安全空間越大。

要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我認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幾個層次或環節上的事項：

1.資金投入項目的合理選擇和較充分的可行性論證。

2.項目建設與相關方面協調銜接關系的處理，應符合科學規劃和施工合理規范的要求。

3.保證已確立的項目資金不被挪用和按進度撥付到位。

4.切實保證工程質量。

幾年來，政府國債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國家綜合部門派出的檢查組對建設項目的稽查，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專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

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項目建議書還沒批，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現象往往比較嚴重；第七，少數地區還發生了國債項目建設資金被挪用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有關部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財政預算內專項資金項目工程質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對建設項目的勘察設計、招標投標、施工管理和竣工驗收等各個環節建立明確的責任人制度，對在監督稽查中發現有問題的項目，在沒有得到糾正之前停止撥付資金，發生挪用資金的項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撥資金和追回被挪用資金，追究責任，等等。這些稽查、監督、糾錯、懲處和加強管理的措施，對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近兩年，國債項目資金被挪用和工程質量低下方面的問題相對減少。今后，仍有必要對相關環節高度重視，常抓不懈，因為總體而言，我們相關管理經驗的不足、制度的不夠完善和施工監理、質量保證體系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的差距，畢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關于減稅問題的基本認識

關于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大爭議問題，是“為什么不實行減稅政策”。按照一般邏輯，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政府減稅和增支兩大方面。1998年后，中國的財稅政策卻是在擴張導向下增支而不減稅嚴格地說是不以減稅為重點，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過低，從宏觀稅負看，減稅已無空間。發展中國家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發達國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國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說總體上不具備減稅的空間。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企業負擔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和減輕負擔的強烈呼聲，但具體分析，其原因在于稅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集資，同時各部門與權力環節通過“四亂”征收的財力大都是放在預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叢生。所以我國現在急需對癥下藥加以解決的問題是清理“四亂”，整頓非稅收入，降低稅外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而不是減稅。

第二，中國現行稅制結構制約著減稅效應的發揮，使減稅事倍功半，得不償失。所謂稅收對經濟的“穩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稅即所得稅 的調控作用，而現階段我國的稅收主體是間接稅，1997年前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高達65%以上，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加也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業虧損經營，降低所得稅對他們毫無意義。減免間接稅，則不僅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刺激經濟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加之間接稅的減稅有向下拉動物價的作用，對通貨緊縮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場預期。

第三，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和稅收環境也不宜于以實行減稅為重點。目前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健全，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遠沒有走上規范化軌道，相當一部分企業對減稅信號的反應并不靈敏。特別是長期以來通過各種越權和隨意減免稅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慣性，這一類做法客觀上助長了各種偷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削弱了稅收的杠桿作用。管理部門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減稅，不僅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可能擾亂稅收秩序，妨礙稅收執法環境的形成與穩定。

應當指出，認為稅收增長絕對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長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只有在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成熟的時期，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會發生明顯的波動。而我國經濟發展尚處于轉型期，體制和稅制均處于轉軌過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劇烈變化，所以實事求是地說，不宜簡單地用稅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對穩定的框架來套中國的現實。

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稅收的持續增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前十年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過頭之后的正常回調。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分權改革和減

稅讓利安排，使我國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從國際經驗看，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大至為20%以上，發達國家更要高得多。經過近年來的回升調節，我國目前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也僅達到接近15%，所以說宏觀稅負并不高。1999年稅款征收總量超過萬億元，與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以前的欠稅大戶感到沖擊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應將彈性征收減少，加強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為依托的稅收約束。打擊走私而增加的稅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當然，作為具體案例，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蠻橫征收、“征過頭稅”的現象，所以提高征管隊伍執法水平，加強對其監督也是當務之急。此外，也發現有“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單純為保證稅收達標而弄虛作假的扭曲現象。一種建設性的建議是下一步在承認需要進一步健全法治、加強征管的前提下，創造配套條件，將稅收指標轉為像ＧＤＰ一樣的預測性、指導性指標。在依法納稅、依法征稅的基礎上，屆時可以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用短期國債調節稅收預測數與實征數的差額所可能形成的財政收支缺口。

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目前減稅空間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體項目上的稅收減免，如近年已出臺的加大出口退稅力度、固定資產方向調節稅暫停征收、企業投資抵免新增所得稅40%等政策，都會產生鼓勵投資、刺激消費的積極效應。

關于國債風險問題的探討

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國債規模隨赤字規模及其他變動因素而擴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適度區間內和是否能保證財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也與政策的總體效果的考察緊密相關。從名義指標看，我國財政雖然處于困難境況，但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1998年末債務余額占ＧＤＰ的比重約為10.3%，如果再加上當年用于補充國有獨資銀行資本金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這一比重也不過13.6%左右，明顯低于大多數國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未達到20%。我國的主要問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當年舉債額／當年支出額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義指標遠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對此，看來應至少考慮到如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首先，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我國在這一指標很低的情況下卻出現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與現時體制因素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等 和政府財力分散程度相當大量的預算外政府性資金不在債務依存度指標的分母中反映 關系很大。

第二，這幾年增發國債用于政府投資，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財政措施，并不意味著長期所持的控制債務規模、壓縮赤字的原則被放棄，換言之，這種反周期應急舉措決不可引為常例，放開手腳年年使用。

第三，舉債擴大投資規模的支出安排同樣具有支出剛性即“棘輪效應”，抬高了的支出基數和建設盤子，會形成要求后續年度有更多財力投入的壓力，也包括安排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因此必須精心協調銜接短期調節與中長期發展，合理運籌資金，避免形成過于陡峭的償債高峰以至出現政府債務危機和支出盤子難以為繼狀況。當前條件下增發國債，應當多發長期債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長，利用低通脹的時機降低國債籌資的總成本。第四，舉債籌得的資金如何合理運用，使之產生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一個關鍵問題。前已述及，應當承認這方面我們的管理水平還不高，經驗還相當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視、切實改進，探索專項國債形式，強化國債資金使用的通盤科學規劃、可行性研究與貫穿全過程的嚴格的責任制。

第五，現時中央財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關注，要通過必要的體制調整和加強管理措施，扭轉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重連年下降局面，增強中央財政的調控實力。最后，從更寬廣的范圍考慮，應當承認，我國名義上的赤字、國債指標遠遠未能反映現實情

況的全貌，所以名義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必須與隱性的赤字與國債同時考慮，或者說，名義規模擴大，實際上必然縮小在安全區內消化和彌補公共部門隱性赤字與隱性國債，如各級政府欠發工資、糧食系統虧損掛賬、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虧空，還有各部門、地方舉借的性質類同于主權債的債務等，及政府或有債務，如養老基金空賬、農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賬的可用空間和調節余地。對這方面的問題，必須予以充分重視，通過綜合治理、配套改革，來逐步化解風險，“標本兼治”地求得解決。如果僅看名義赤字、國債指標而得出的“我國發債空間還很大”的結論，極易把宏觀調控引入誤區，即把本應預留于“治本”操作如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發債空間，在治標時就消耗殆盡。

總之，在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適當擴大的同時，必須強化風險意識與防范機制，全面把握現實情況，精心和穩妥地把握赤字與舉債的合理數量界限，并在國債規模總量擴張的同時，對國債結構作合理調整，以及反周期應急舉措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銜接，通過反周期調節爭取贏得克服體制、結構等方面深層矛盾的時間和條件，以及財政經濟良性循環的綜合環境，這樣才有可能迎來國民經濟的新一輪高速增長。

第二篇：積極財政政策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增加中央基建投資，主要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及農村民生工程建設，保障性住房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

(二)促進擴大消費需求。加大對家電下鄉、農機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老舊汽車報廢更新的補貼力度，積極開拓農村消費市場。

(三)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調整小規模納稅人標準，降低征收率。

(四)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大力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實行有利于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的財稅政策，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支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二、大力支持農村改革發展

(五)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

(六)加強和完善促進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

(七)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推動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加大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環境綜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加快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三、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動教育優先發展。

(十)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積極支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十一)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支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大財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進文化事業發展。(十五)積極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十六)維護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十八)推進節能減排。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十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落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各項財稅政策。

(二十)深化預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財政體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稅收制度。(二十四)加強財政法制建設。(二十五)嚴格預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節支。(二十七)嚴格財政監督。(二十九)加快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

(三十一)嚴格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三十二)深入開展雙邊、多邊財經交流與合作。

積極財政政策凸顯四大特點。

首先是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結構。

其次是推進稅制改革，實行減稅政策，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積極財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積極財政政策還釋放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信號。

第三篇：2008年以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2008年以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自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開始，由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而導致的金融風暴，造成美國近30家金融企業倒閉，4000多家金融企業陷入財政危機，并且很快影響到了實體經濟領域[1]。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高度關聯性使得在美國這一世界經濟大國爆發的次貸危機迅速蔓延到歐盟、日本、英國等國家和地區，最終引發了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已經達到了70%的高水平，面對危機也在劫難逃。受金融危機影響不斷加深，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宏觀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各項宏觀數據急轉直下，其中，進出口總值下降，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持續回落，股市財富大幅縮水，失業人數大幅增加，CPI和PPI雙雙進入負值，一系列最有代表性的指標足以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國內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沖擊。

一、應對危機：我國的財政政策由穩健走向積極

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市場機制自動熨平經濟波動的功能失靈，而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公共風險的最后承擔者，對金融危機負有兜底責任。于是市場把應對融危機的期望寄托在各國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時伸出“看得見的手”有效地穩定市場并刺激經濟。于是世界各國紛紛出臺配套的救助性措施來應對脆弱的經濟系統，政府的財政政策再次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我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0%，其中一季度增長10.6%，二季度增長10.1%，三季度增長9.0%，四季度增長6.8%。而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長率僅為6.1%（增長主要是靠國家興建基礎設施拉動）。從上可以看出，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我國經濟明顯進入了下滑通道，同時國家財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面對復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于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果斷啟動作為反周期逆風操作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并進一步提出了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新政”，其內容主要有：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等。為了實施“十項新政”，保證經濟較快的增長，政府史無前例的出臺了..30年來規模最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到2010年底投資總額約4萬億元。會議決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2009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歷來是為確保經濟穩定運行的短期性政策，“十項新政”的出臺預示著我國從2004年以來實施的穩健財政政策轉型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是自1998年以來我國又一次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

2008年12月8日—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了積極財政政策最權威的風向標。會議提出了2009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主要有：(1)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其中包括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實行結構性減稅，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三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節能減排、自主創新、先進裝備制造業、服務業、中小企業、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救助力度等。(2)鞏固和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好形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民持續增收。(3)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4)深化改革開放，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5)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難點熱點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最權威的風向標的定調，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為2009年工作的首要任務，同時為有效擴大內需促進增長、重振市場信心注入一支強心劑。

二、“四兩撥千斤”：新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預測

通過對比當前時期新積極財政政策與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發現，需求約束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財政政策無論如何轉型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需求調節政策，通過財政拉動內需的實質沒有改變。但更深一步的研究發現，這兩個階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卻存在著很大差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過投資拉動內需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而當前時期的財政政策則注重刺激消費需求的導向，同時在兩大著力點是增加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期望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消費這“雙重動力”的合力來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可見，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簡單的延續，因此發揮新財政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杠桿功能將會產生可以預見的積極效應。

(一)從綜合效應上看，新積極財政政策加強了宏觀經濟系統面對外部沖擊的穩定性，政府的財政收支及其變動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當今世界經濟雖有周期性的波動，但是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波動幅度大為減小，持續時間也大為縮短，這與財政制度與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節有很大關系[2]。財政政策作為經濟運行中的自動穩定器能有效的熨平經濟波動，而政府有意識的實行反周期的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將會加強宏觀經濟系統面對金融危機沖擊的穩定性。面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短期困難，黨中央、國務院準確把握經濟大勢，采取正確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出手之快、出拳之重、措施之準、工作之實，讓人驚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一攬子計劃的逐步落實，我國有效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穩定了經濟金融大局，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2009年一季度的統計數據顯示，重要的先行經濟指標——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4個月從低位回升，并在今 3月份一舉突破50點關口，達到52.4；同時，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同比達到8．3％，比1-2月份上升4．5個百分點，已經回到了2008年 10月份的增長水平。制造業進入擴張狀態表明工業的存貨調整正在逐步完成，正在產生新的增長動能，而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回升，則為整個經濟企穩回暖提供了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支撐。在新積極財政政策等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下，我國宏觀經濟系統抵擋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企穩回暖的態勢已初步形成。

(二)新積極財政政策將會形成新一輪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雖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3月中旬表示，他已經覺察到復蘇的“(reeshooot)初綠萌芽”。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問題遠未解決，至今未有見底的跡象，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全世界經濟將延續下行態勢。在外部經濟環境依舊嚴峻的形勢下，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極為有限，而新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投資計劃將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研究表明資本對于亞洲新興工業化學術探討經濟增長的貢獻為68%一85%，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部分來自有形資本的投入，有形資本的增長占中國經濟增長的90%以上[3]。隨著4萬億投資計劃的逐步落實，將會形成新一輪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況且地方政府在“軟預算約束”下申報了18萬億配套項目的投資計劃，這場投資拉動增長的局面將在地方政府的投資下得以延續。

(三)新積極財政政策將促進“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助”的民生工程，抑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背離。

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新積極財政政策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09年中央預算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達到7285億元，比上年增加1653億元，增長29.4%。“民生脈動最關睛”，中央財政在民生領域大幅度的增加支出，是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切實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提高生活水平，重點關心弱勢群體的體現。新積極財政政策在民生領域的作為，將有效的促進“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助”，使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抑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背離，既能夠改善群眾的生活和居住條件，同時也是拉動需求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四)新積極財政政策將夯實未來十年經濟發展的基礎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高投入、低產出、高污染的粗放經營模式付出了慘重的環境、資源和社會代價。而且伴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能源、基礎原材料、交通等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對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關系民生的公共服務產生了更加緊迫的需求[4]。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推動了一大批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上馬或加快建設，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學術探討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實現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既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又可以為未來10年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機遇期打下更為扎實的基礎。

三、避免矯枉過正：新財政政策實施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轉型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給危機中的我國經濟帶來了一線曙光，經濟企穩回暖的跡象也增加了戰勝危機、順利實現經濟“軟著陸”的信心。但是任何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應適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將會把經濟帶向相反的困境。當前確保經濟增長速度、擴大經濟規模固然重要，但是從長遠來看優化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的問題迫在眉睫。如今實施的逆周期財政政策使我國保增長、擴內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這無疑會拉動短期內經濟建設，抑制經濟下滑的趨勢。但如何避免矯枉過正，從而有效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增長方式的轉型，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充分尊重和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處于基礎性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市場力量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推動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做出各自的決策，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確保經濟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然而市場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特點使得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成為必要，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金融危機帶來的消極后果而懷疑甚至否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地位，不能因為宏觀調控的顯著效果而重走計劃經濟的路子，作為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需要、而且必須遵循這一原則。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資乘數效應

當前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低下一直是制約政府投資乘數發揮效用的重要因素，從而也限制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理論上，一元錢的政府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可以產生大于一元錢的國民收入，在不考慮稅率變動的情況下，凱恩斯主義政府購買乘數=1/(1-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看出，政府購買乘數的大小直接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失業等風險的存在，使得居民對于未來的收支預期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況且金融危機的出現造成了勞動收入減少甚至出現大量勞動力失業，增加了居民的預期性儲蓄傾向，也必然降低社會總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在于企業和消費者，要調動兩者的消費積極性，必須在增加財政投入的同時，合理運用一系列財政政策手段，如對企業減稅、對居民消費實行補貼等降低生產和消費成本的措施，增強投資和消費的信心，確保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發揮應有的效果。

(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正確處理“條條”與“塊塊”的關系

繼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后，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18億投資計劃已經出臺。據了解，這個數據目前還僅為地方政府的意向，最終是否能實施還決定于中央政府對具體項目的審批。然而，地方政府對民生需求的把握有著天然優勢，在財政投入項目的選擇和資金管理上，地方政府“塊塊”管理往往比中央部門“條條”管理更為有效。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與中央財政資金投入的方向往往并不一致，如何進行項目的取舍成為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嚴格科學的對項目進行評估，建立項目負責人制度，提高項目審批與運作的透明度，對投資項目進行嚴格監管，使財政資金的使用滿足本地區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避免造成嚴重的資金浪費。

(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容忽視“擠出效應”..“擠出效應”是指當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私人消費或投資減少的效果。對“擠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財政支出擴張會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會使私人儲蓄增加從而抑制私人消費，同時更重要的是，由于私人投資與利率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利率的上升還會抑制私人投資。另一種解釋是：政府向公眾借款引起政府和私人部門在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減少了對私人部門的資金供應。但是無論哪種解釋，財政擴張都引起收入和貨幣需求的增加，在貨幣供給不變的條件下，必然會造成利率上升，近而減少物品和勞務的需求’擠出投資。由于我國沒有完全實現利率市場化，所以一般認為財政擴張不會提升利率水平，進而也就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由積極財政政策產生的“擠出效應”逐漸呈現顯著化傾向，因此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擠出效應”不容忽視。

(五)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注意政策的時滯性

積極財政政策旨在熨平經濟波動，支持經濟增長，但由于政策時滯的存在，可能會造成經濟在更長時間內的不穩定，從而導致政府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比市場機制更嚴重的低效率。由穩健的財政政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轉型，面臨兩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積極財政政策下投資乘數大小難以準確的確定；第二，政策必須預測通過財政政策作用總需求水平達到預定目標需要多長時間。而在這一段時間里總需求特別是投資可能發生戲劇性變化從而導致決策失誤。因此我們不能學術探討苛求新一輪財政政策在短時間內就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相反，要根據危機爆發后經濟形勢的變化，相機抉擇和適時調整財政政策，促進經濟恢復。

四、小結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外患內憂”的嚴峻形勢，我國財政政策主動選擇從穩健向積極轉型，轉型后的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簡單的延續，而是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消費這“雙重動力”的合力來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新積極財政政策必將在加強宏觀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拉動經濟增長、改善民生工程、夯實未來經濟發展基礎等方面顯現出積極的效應，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發揮市場機制，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資乘數效應，要正確處理“條條”與“塊塊”的關系，要重視政策的“擠出效應”并考慮到政策時滯性的存在。當前我國經濟雖有企穩回暖跡象，但是在全球經濟形勢依舊嚴峻的情況下，我們不能過于樂觀，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還必須得到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其他綜合經濟政策的支持，只有打好宏觀調控的“組合拳”才會在世界經濟春色難覓時，發現中國經濟復蘇的曙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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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積極財政政策的影響（精選）

中文摘要：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已有幾年的時間,對抑制通貨滯脹,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引致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因此，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迫在眉睫。

關鍵字：積極財政政策經濟增長 影響

前言

2009年,積極財政政策已然成為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目前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發揮了此較好的效果,但在實施過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鑒于我國經濟增長回升的基礎尚不牢固,未來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切實落實中央制定的積極財政政策,而且宜將其向結構優化和發揮帶動效應方面偏移.短期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增長是財政政策的主要任務,長遠看,重點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核心是實行“均等化”的社會領域改革,從而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創造條件。

一． 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分析

(一)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

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二)“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后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們名義上采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二．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第1頁

（一）影響宏觀管理平衡

1998年第四季度,我國開始實施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至2003年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8000億元,主要用語基礎設施建設,這對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彌補了政府投資資金來源不足,建設了一大批多年想建設而沒有能力建設的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網等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為今后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了條件。,圍繞著工業超高速度增長和其他一系列宏觀失衡問題,宏觀控制的中心任務是抑制總需求,緊縮信貸和財政成為抑制總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去年年底,我們對經濟形勢作了綜合分析,得出全面緊縮過度導致貨幣供應不足和需求不足并進一步導致生產萎縮的結論。一些同志則持相反的看法,認為銀根抽而不緊,國民經濟仍處于低熱狀態,今年頭兩個月工業增長速度陡然下降主要是“資源短缺”造成的。對形勢判斷的這種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觀察形勢所依據的理論分歧。

（二）影響消費需求相對不足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且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國的消費水平低關鍵一是因為相當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錢少甚至因失業無錢可花；二是經濟負擔重，僅有的錢不敢花。今年以來，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態勢繼續擴大，當前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降到歷史最低水平。今年前3個季度，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51.1％，而在20世紀80年代曾達到62％。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國內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問題日益突顯。

（三）增加中央財政負擔

由于連續多年發行國債,國債余額已從1998年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快要達到國際公認的20%警戒線。不僅如此,我國的國債償還不像有些國家債務由中央和地方分級負擔,而是多集中在中央,債務由中央財政負擔。所以推行持續的財政政策,極不利于中央財政的收支平衡。

（四）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財政制度的改革

由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基本上偏重于第一、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使長期未解決好的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進一步擴大化,更影響國家財政體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國債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國有資本,這就削弱了民間資本的投入,從而使得擁有民間儲蓄達7萬多億元的資本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作為財政體制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充分發掘民有資本的發展空間,使投資主體多元化。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彈性，主要是減少一般經營性支出，擴張基礎設施、文教衛生、社會保障投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為了不加大財政需求與財政支付能力之間的溝壑，財政調整是必然。變現部分國有資產以充實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看上去是個不錯的選擇，但這個思路性的對策應當避免淪陷于純技術性的誤區，誰能保證社會保障資金在受益人兌取時毫發未損呢？財政制度的安排當然應賦予財政調整一個權能范圍。

（五）積極財政政策會導致“擠出效應”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決定于市場經濟中的多種因素，如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決定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場經濟中私人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資是利率水平的減函數，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十分敏感，通常所講的投資利率的彈性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大；投資利率的彈性小，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小。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如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于零。在一個完全由政府配置資源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不存在，因為政府支出的變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響。

（六）積極的財政政策通常是擴張性政策,是“赤字政策”,其結果會導致財政赤字上升和國家債務增加

為搞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多支出點,資金從哪兒來?我們可以從未來的收入中透支出點,這就要發國債,但是發行國債要還本付息,一年年未還清的債務累積成債務凈存量,債務凈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構成政府預算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為償還國債政府會增加稅收或用本國產品償還外債利息,這必然會導致下一代人負擔增加,特別是在充分就業時期,增加公債不能使資本形成,反而引起投資下降,也對公民造成負擔。戰后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干預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有很多過度依賴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教訓。赤字政策是一項短期政策,但他不能長期使用,長期使用國債投資手段還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效率也差,而且容易產生腐敗,而且國債的償還能力總是有限的。

三．關于我國經濟財政政策的走勢分析：

（一）“控物價、穩需求、防風險”是經濟工作的重點

控物價，就是要保證有效供給，特別是食品、煤、電、油、氣、運的供給，減緩輸入型通脹壓力，穩定通脹預期，防止出現全面通脹。一是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增加農業生產補貼，完善和落實對生活困難群眾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補貼。二是從緊貨幣政策必須堅持，遏制貨幣過快增長，提高資金使用成本，防止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轉變為需求拉動型通脹。三是適時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減輕輸入型通脹壓力。四是不失時機地推進資源和環境價格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增長方式粗放和資源消耗過大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

穩需求，就是要把握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和抑制物價過快上漲”的平衡點，穩定出口和投資需求，防止經濟過快慣性下滑。一是著力提高城鄉居民實際收入，降低儲蓄存款利息稅率。二是在嚴格控制貨幣投放的基礎上，適時適度靈活調整信貸政策，穩定投資。在信貸規模嚴格按季度、按地區控制下，信貸大多投向了大企業、大城市，而效益好就業多的中小企業難以得到貸款，抑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應靈活調整信貸政策，支持

支柱產業發展。三是穩定出口需求，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退稅率，對沖匯率升值對出口帶來的影響。

防風險，就是要穩定資本市場，加強外匯監管，積極應對熱錢大進大出。既要防熱錢加速流入，又要隨時防范在美元升值趨勢明朗以后，以中國高通脹、房地產價格泡沫等情況為由，引導人民幣貶值預期，從而促發資本的大規模流出。一要加強外匯監管，尤其是加強對短期國際資本跨境流動的監測與管理，加快構建金融危機預警體系，提早研究應對熱錢流出的預案，提升對資本沖擊型危機的預警和應對能力。二要通過人民幣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三要在熱錢大規模流動時，采取征收外匯兌換“托賓稅”、外匯存款準備金零利率等政策加以控制。

（二）進一步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全國人大財經委在其分析文章中指出，面對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仍然要堅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同時要根據情況變化，在具體執行中進行調整。在繼續收緊銀根、控制銀行信貸的情況下，應積極發展直接融資，拓寬融資渠道，緩解目前企業資金偏緊的問題。建議加速發展債券市場，進一步擴大公司債券、企業債券發行規模，適時允許省級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債券和定向災后重建債券，加快發展非銀行金融業務。出臺新的貨幣政策需要充分考慮市場預期的因素，應做好解釋工作，把握好出臺時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引起金融市場大的波動。為防止經濟出現大幅下滑，可以發揮財政政策穩定消費需求的作用，建議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儲蓄存款利息稅稅率，增加居民實際收入。為緩解企業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可以降低收費公路通行費等稅費標準，對通過技術創新降低成本的企業加大稅收減免和抵扣。在全國范圍內盡快推廣增值稅轉型改革。

四．糾正上述不利因素的對策探討

（一）提高認識

在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自1998年以來已快五年,盡管成績顯著,但帶來的問題不少,應當引起重視,一定要看到我國連續數年發行的國債,占ＧＤＰ總額比重已逼近國際警戒線;還債的任務主要是靠中央財政。這就要求我國的財政政策,從積極的財政政策框架中跳出來,變成適度的穩健的財政政策。所謂適度,就是要通過綜合性的財政決策實現既不增加中央財政負擔又能拉動經濟增長,擴大消費需求的目標。只有這樣去認識和處理問題,才不會把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長期實施的政策。

（二）要充實提高

根據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今后在繼續實施這一政策時:一是在國債投資的方向上要充實提高,既要在適度擴大發行國債籌集資金用于拉動投資需求、拉動整個經濟增長的同時,又要使投資最大可能提高城鄉弱勢群體的收入水平,千方百計增加就業,使消費占ＧＤＰ的比重得到提高,以擴大消費需求,抑制通貨滯脹。二是在發揮財政政策

功能上,進行結構性調整。有人認為減稅是調整財政政策功能的一個方向,應當抓住時機進行。我們認為:當前按照我國的國情,不適宜采取全面減稅的措施。這是因為我國稅制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小;再加上我國的稅收水平并不很高,只達到國際中等水平,尤其是在我國經濟結構還極不合理、投資機制不完善、通貨緊縮仍然存在的形勢下,如果全面減稅,不僅會加速企業盲目投資,帶來經濟結構更加失衡,而且一旦在價格競爭的市場上商品出現更多的積壓,將會帶來更為嚴重的通貨滯脹,但這并不等于說稅制不應該進行適當調整。我們認為,一旦時機成熟,就應當盡快改革和完善增殖稅、企業所得稅。

五．結論與建議

積極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有利也有弊。我們不應期待一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的呼聲不斷,但是根據我國具體情況,這一目標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所以我國在使用國債投資手段的同時,我們應該把非國債手段逐步使用起來,強化起來,進一步啟動非政府的社會投資、居民消費,使其經過一個過程形成停發國債后仍能有擴張下去的勢頭,并最終形成消費與投資自主擴張的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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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第五篇：積極財政政策再發力

積極財政政策再發力

2013年3月7日 來源：經濟日報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適當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二是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三是著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四是繼續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

——摘自政府工作報告

財政政策在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促進和諧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先后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財政政策和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積極財政政策作為一種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操作，主要表現為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以及擴大財政赤字來刺激社會總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及時調整政策取向，通過擴大和優化政府公共投資結構，實施結構性減稅，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貫徹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

基調——積極而為“組合拳”

在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宏觀調控背景下，為了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負、激發經濟發展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施

盡管受到財政收入增長回落的不利影響，2012年，我國財政政策繼續延續積極基調，加大了支出力度和結構性減稅力度，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多舉措促進投資及外貿穩定增長。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2012年呈現出更加積極、更有重點、更注重結構調整等特點。

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2012年的財政政策更加突出重點支持和結構調整。一方面，政府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文化、中心區域城市建設等領域的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結構性減稅步伐也有所邁進。

財政宏觀調控作用在2012年得以有效發揮。堅持統籌兼顧，注重綜合平衡，將擴大內需特別是刺激消費需求，與擴大出口、增加有效供給相結合；將短期調控與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民生持續改善相結合。進而加強了財政的科學化管理，合理把握住政策的實施力度與節奏，將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保持了財政穩健運行和可持續性。

2013年，在財政收支矛盾將十分突出的背景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再發力，通過適當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繼續為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保駕護航。

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大，以營改增為著力點的稅制改革將逐步完善，包括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費項目，降低收費標準；適當降低部分能源資源和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產品的進口關稅等。

財政支出結構將進一步優化，按照“突出重點，積極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增加對教育、衛生、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節約行政經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

亮點——支出重在“惠民生”

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不斷加大

近年來，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堅持民生優先，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

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間，中央公共財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計16.89萬億元，年均增長21.1%，占中央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穩定在三分之二以上。

具體來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2007年的3.12%提高到2012年的4%，有力地促進了教育改革發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學問題在制度上基本得到解決。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5年累計2.52萬億元，年均增長29.3%，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全民醫保基本實現。加強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5年基本建成1800多萬套，覆蓋面提高到12.5%；農村危房改造竣工900萬戶。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覆蓋，1.3億60歲以上老人按月領取養老金。支持就業和創業力度不斷加大，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初步形成。穩步推進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明顯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文化事業產業健康發展。

今年的財政預算報告顯示，2013年，對民生領域傾斜力度將繼續擴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重點支出領域的財政保障力度將不斷加大。2013年，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計15712.5億元，比上年預算數增長13.5%，比上年執行數增長9.6%；用在公共交通運輸、節能環保、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支出安排合計17150.03億元。

縱深——管好用好“錢袋子”

只有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管好用好“錢袋子”，才能更好地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如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財政管理，更好地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財政體制方面，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主體功能區建設。包括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結合營改增進程研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等。

在預算制度方面，完善預算收支管理制度，進一步增強預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包括健全政府預算體系，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繼續完善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推進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加快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等。

在稅制改革方面，推進稅收制度改革，促進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包括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進一步優化增值稅制度；推進資源稅改革，擴大資源稅從價計征范圍；完善消費稅制度，研究將部分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產品納入征稅范圍；積極構建地方稅體系；積極發揮財稅政策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此外，還將繼續加強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如加強重大民生支出項目績效評價，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堅決制止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融資和擔保承諾行為，逐步將地方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厲行勤儉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加強監督檢查，保障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重大財稅政策有效落實，建設穩固、可持續的國家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