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四大難點

4萬億元的投資、9500億元的赤字、8%的經濟增長率，這一連串令人瞠目的數字深深地觸動了中國人的心。在當今發達國家連經濟增長為正都不敢輕言、一些新興經濟體（如俄羅斯、韓國）前幾年還超常增長如今卻陷入通脹和低增長并存境地的形勢下，中國的目標值確實也震驚了世界，這一回中國人民真的又站起來了。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世界各國的經

濟刺激計劃都是政府主導型的，人們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政府身上，中國更為突出。那么，政府靠什么兌現誓言呢？

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財政手段來拉動經濟增長、強力推動社會發展，國家財政猛然從收支相對平衡轉到高度不平衡狀態，這實際上意味著外在壓力將迫使國家財政再度進行深層次制度變革并尋求財政政策與其他各類政策新的協調機制。初步歸納，今后中國財政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四大難題：

其一，支出壓力加速增大。2009年之后，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步伐加快，保民生、保環境、保資源成為政府職能的重點。為此，政府不僅償還公共產品供給歷史欠賬，而且從制度創新入手擴大公共產品供給范圍，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標準，突出的表現是穩步實施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近年來，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加速擴張，不斷出臺相關改革方案，如建立農村低保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建立義務教育全免費制度等。接續前期改革，2009年我國又推出了新的保障民生制度，如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社會保障項目補助標準。2008年下半年國際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危機四伏并顯性化，中國經濟同樣步入下滑通道。為此，政府制定了龐大的投資規劃。國家財政支出是落實政府大政方針的物質保障，必須依國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而定。當前乃至未來幾年，中國財政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既要保證13億人享用的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增長、質量提高，又要為保增長而大幅度擴張投資性支出，可以說要解決的問題史無前例。從這種現實壓力看，2009年9500億元的高赤字只是一個開端，赤字固有的慣性特征將會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未來幾年內突破3%。為此，我國必須在財政失衡度方面尋找可控點，然而這需要重新確立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度。

其二，高赤字難免引發通貨膨脹。高赤字要靠高舉債為支撐，高舉債難免誘發通貨膨脹。2009年發行的9500億元國債，要靠今后連續增發債務來償還，從現在的政府投資規劃和經濟周期規律來看，未來幾年依然要打高赤字，而這又要靠發債來彌補，如此循環，我國的國債余額占

gdp比重未來幾年突破40%可說已成定勢。國債發行歸根到底是擠占儲蓄，從而迫使基礎貨幣供給持續高擴張，也就是造成通貨膨脹。特別是當前我國國債發行收入立項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關企業配套資金，這種投資引致大部分還要靠銀行貸款來解決。也就是說，國債項目的放大效應也要擠占儲蓄。可見，綜合起來看，至少2萬億元的儲蓄要由政府來直接配置，而其他類型投資主體的投資需求銀行也要滿足，這勢必倒逼銀行通過降低存款標準備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來增發貨幣。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刺激經濟增長時走的是同一條路，但他們的貨幣是國際化貨幣，通貨膨脹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國貨幣只是國內自由流通的貨幣，因而通貨膨脹只能在國內消化。顯然，我們從現在起就應該考慮如何妥善處理高舉債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穩健之策似應是條件允許隨即減少國債發行額。

其三，支出急劇擴張客觀要求調整財政體制。2008年的預算執行情況和2009年的預算事實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財政的支出擴張度超過地方財政支出擴張度，這里邊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隨著中央政府出臺的保民生、擴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范圍，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標準，中央財政介入的領域越來越寬，現在的格局是原來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的支出責任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中央政府承擔的部分越來越多，其中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中央已占大頭。2009年高赤字、高舉債，中央財政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責任又加大了，特別是如果養老保險在全國推行統一規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財政的支出壓力會驟然再度加大。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經驗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意味著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制度要全國統一，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關事權和支出責任擔下來，中國不可能例外。然而現行的財政體制與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現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權，如果硬要辦，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發更多的債，但這要積累更大的財政風險。怎么辦呢？從現在起，我們確實要認真分析調整財政體制的可行性，似應在細化事權劃分的前提下，調整收入劃分制度體系。

其四，財政支出管理難度加大。2009年

第二篇：積極財政政策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增加中央基建投資，主要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及農村民生工程建設，保障性住房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

(二)促進擴大消費需求。加大對家電下鄉、農機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老舊汽車報廢更新的補貼力度，積極開拓農村消費市場。

(三)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調整小規模納稅人標準，降低征收率。

(四)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大力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實行有利于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的財稅政策，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支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二、大力支持農村改革發展

(五)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

(六)加強和完善促進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

(七)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推動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加大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環境綜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加快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三、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動教育優先發展。

(十)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積極支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十一)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支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大財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進文化事業發展。(十五)積極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十六)維護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十八)推進節能減排。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十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落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各項財稅政策。

(二十)深化預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財政體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稅收制度。(二十四)加強財政法制建設。(二十五)嚴格預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節支。(二十七)嚴格財政監督。(二十九)加快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

(三十一)嚴格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三十二)深入開展雙邊、多邊財經交流與合作。

積極財政政策凸顯四大特點。

首先是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結構。

其次是推進稅制改革，實行減稅政策，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積極財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積極財政政策還釋放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信號。

第三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促進縣域經濟社會發展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促進縣域經濟社會發展

長寧縣委常委、副縣長賈利華

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黨中央國務院適時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強政策和項目對接，化危為機、搶抓機遇、乘勢而上，實現縣域經濟社會事業發展新突破是我們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搭建好一個平臺，在擴大投資上實現新突破

項目是投資拉動的有效載體，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堅持以項目為重點，樹立抓項目就是抓發展，抓大項目就是抓突破的理念，深入研究項目、充分準備項目、精心包裝項目，建立重大基礎設施、產業和民生等項目庫，搭建好項目平臺。一是加強項目創意論證，充實項目儲備。圍繞長寧縣“生態、資源、區位”優勢，突出行業特色、產業特色，在新型材料產業、精細化工產業、竹類加工產業、食品加工產業、旅游資源開發和企業技改擴能等方面，創意策劃一批、論證包裝一批、審核備案一批可行、可信、可投、可賺的重點項目充實項目儲備，盡可能多地選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長寧需要的成熟項目報主管部門審批，為對上爭取和項目招商奠定堅實基礎。二是搞好項目對接，強化對上爭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投資目錄及資金投向，強化對上銜接和工作匯報，爭取長寧有更多、更大的項目擠入國家政策支持的籠子，為縣域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爭取更多的資金支持。三是狠抓項目實施，提升項目對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的拉動作用。加快推進項目建設，切實做到開工一批、加快建設一批、竣工投產一批，不斷提高投資效率，切實使項目建設成為拉動縣域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引擎，將政策機遇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

二、搞好三個結合，在增強發展活力上實現新突破

（一）與優化發展環境相結合。良好的發展環境是有效利用政策的保障，必須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為我縣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提供保障。一是以通道建設

為重點，積極配合，全力推動成貴鐵路建設、宜賓港長寧香爐灘碼頭建設，斷頭路、連接線建設，暢通對外通道；進一步完善縣域以通鄉水泥路、油路為骨架，以通村通暢和通達工程為脈絡的公路交通網；繼續加大力度完善通訊、水、電、氣、能源等基礎設施，不斷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生態經濟強縣，優化發展硬環境。二是進一步深化政務公開，切實推進依法行政，進一步加強行政效能建設，加大機關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辦事效率，優化發展軟環境。

（二）與改善民生相結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統籌城鄉發展，不斷加強公共財政建設，不斷增加財政對民生的投入，切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增強消費能力，讓廣大群眾更多地享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推進經濟發展的主體作用，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作用和促進文化繁榮的主角作用。

（三）與抓創業促發展相結合。一是狠抓創業促就業。大力弘揚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干部創事業的“三創”精神，推進創業富民，積極鼓勵和引導高校畢業生、城鎮下崗待業人員、外出務工人員、農村富余勞動力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努力為創業者提供創業平臺，建立創業扶持基金，造就成千上萬優秀中小企業。二是加強政策對接，做大做強現有企業。利用好增值稅轉型的有利政策，降低企業成本，鼓勵企業擴大投資，支持企業技改擴模，爭創品牌。三是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支持力度，建立中小企業貸款貼息和風險補償機制，擴大貼息規模，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重點項目的扶持力度，促進我縣中小企業又好又快的發展。四是創新觀念，放寬政策，牢固樹立“非禁即入”的理念，清除發展民營經濟的各種障礙，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聚集民資，依靠民力，發揮民智，實現民富，著力營造民間創業與外來投資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

三、抓住三個關鍵環節，在增強發展動力上實現新突破

（一）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發，健全促進發展的長效機制。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抓住時機推出有利于實現保增長、擴內需、促消費、調結構的改革措施，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不斷提高各級干部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大力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精簡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向民間放經濟自由之權，按照“權責對等”、“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向基層下放行政審批權，不斷降低行政運行成本，充分調動每個社會成員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著力構建服務型、法制型、廉潔型政府，健全促進發展的長效機制。秉承“縣外就是外”的大開放理念，堅持激活內力與借助外力相結合，引導社會投資，大力招商引資，放大財政資金效益。以生態、資源、區位優勢吸引大企業、大項目入駐長寧，努力形成市場運作、企業主體、政府推動的大企業入駐，大項目帶動的招商引資新格局。綜合運用財政貼息等經濟手段，引導社會投資，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積極探索財政項目投資與招商項目投資、社會投資捆綁使用的新路子，發揮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

（二）不斷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科學發展能力。優化經濟結構，切實轉變發展方式，不斷提高經濟社會運行質量和效益，不斷增強科學發展能力，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是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的不竭動力。對長寧縣而言：一是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強力推進工業強縣戰略，大力實施“百億”工程，依托工業集中區優化工業布局、做強優勢產業，壯大骨干企業，發展產業集群，培育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二是加快推進旅游國際化，打造特色產業。以打造中國最美的竹生態旅游名城為著力點，以創建農業旅游示范縣、鄉、村旅游為重要抓手，以中國最美的十大森林蜀南竹海為依托，大手筆、高前瞻規劃旅游要素功能布局；大氣魄、高標準建設重點旅游設施；大力度、高質量推進旅游管理服務，不斷做強做大特色產業。三是加快推進農業現

代化，夯實基礎產業。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現代農業園區建設、“一村一品”為重點，積極發展集約節約型農業、生態農業、觀光農業和特色效益農業，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提高農業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加農民收入。四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國最美的竹生態旅游名城。以城鄉建設統一規劃為先導，打造高品質生態、安全人居，圍繞縣城游完善城市功能，積聚商氣、人氣，展現竹景觀城、竹休閑城、竹美食城、竹人居城的鮮明個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小城鎮和中心村建設，引導農村人口和各類要素向城鎮積聚，不斷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高度重視科技人才，增強綜合競爭實力。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競爭。縣域經濟社會事業要實現科學發展，加快發展，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增加科教投入，改善教學條件，提高教育教學質量，變人力資源為人才資源；必須強化教育培養人才的作用，深入開展素質教育，培養適用人才；必須不斷創新和完善人才引進、人才開發、人才評估、人才激勵機制，吸引和留住方方面面的人才，為縣域經濟社會事業的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第四篇：積極財政政策再發力

積極財政政策再發力

2013年3月7日 來源：經濟日報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適當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二是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三是著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四是繼續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

——摘自政府工作報告

財政政策在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促進和諧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先后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財政政策和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積極財政政策作為一種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操作，主要表現為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以及擴大財政赤字來刺激社會總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及時調整政策取向，通過擴大和優化政府公共投資結構，實施結構性減稅，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貫徹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

基調——積極而為“組合拳”

在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宏觀調控背景下，為了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負、激發經濟發展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施

盡管受到財政收入增長回落的不利影響，2012年，我國財政政策繼續延續積極基調，加大了支出力度和結構性減稅力度，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多舉措促進投資及外貿穩定增長。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2012年呈現出更加積極、更有重點、更注重結構調整等特點。

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2012年的財政政策更加突出重點支持和結構調整。一方面，政府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文化、中心區域城市建設等領域的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結構性減稅步伐也有所邁進。

財政宏觀調控作用在2012年得以有效發揮。堅持統籌兼顧，注重綜合平衡，將擴大內需特別是刺激消費需求，與擴大出口、增加有效供給相結合；將短期調控與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民生持續改善相結合。進而加強了財政的科學化管理，合理把握住政策的實施力度與節奏，將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保持了財政穩健運行和可持續性。

2013年，在財政收支矛盾將十分突出的背景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再發力，通過適當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繼續為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保駕護航。

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大，以營改增為著力點的稅制改革將逐步完善，包括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費項目，降低收費標準；適當降低部分能源資源和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產品的進口關稅等。

財政支出結構將進一步優化，按照“突出重點，積極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增加對教育、衛生、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節約行政經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

亮點——支出重在“惠民生”

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不斷加大

近年來，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堅持民生優先，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

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間，中央公共財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計16.89萬億元，年均增長21.1%，占中央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穩定在三分之二以上。

具體來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2007年的3.12%提高到2012年的4%，有力地促進了教育改革發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學問題在制度上基本得到解決。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5年累計2.52萬億元，年均增長29.3%，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全民醫保基本實現。加強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5年基本建成1800多萬套，覆蓋面提高到12.5%；農村危房改造竣工900萬戶。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全覆蓋，1.3億60歲以上老人按月領取養老金。支持就業和創業力度不斷加大，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初步形成。穩步推進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明顯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文化事業產業健康發展。

今年的財政預算報告顯示，2013年，對民生領域傾斜力度將繼續擴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重點支出領域的財政保障力度將不斷加大。2013年，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計15712.5億元，比上年預算數增長13.5%，比上年執行數增長9.6%；用在公共交通運輸、節能環保、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支出安排合計17150.03億元。

縱深——管好用好“錢袋子”

只有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管好用好“錢袋子”，才能更好地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如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財政管理，更好地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財政體制方面，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主體功能區建設。包括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結合營改增進程研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等。

在預算制度方面，完善預算收支管理制度，進一步增強預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包括健全政府預算體系，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繼續完善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推進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加快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等。

在稅制改革方面，推進稅收制度改革，促進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包括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進一步優化增值稅制度；推進資源稅改革，擴大資源稅從價計征范圍；完善消費稅制度，研究將部分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產品納入征稅范圍；積極構建地方稅體系；積極發揮財稅政策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此外，還將繼續加強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如加強重大民生支出項目績效評價，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堅決制止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融資和擔保承諾行為，逐步將地方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厲行勤儉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加強監督檢查，保障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重大財稅政策有效落實，建設穩固、可持續的國家財政。

第五篇：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我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近年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 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第三，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某項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有關部門通過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關于國債資金使用的效益

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關系著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問題，以及擴大舉債規模的風險控制問題。國債資金使用效益越高，擴張性政策的效果將越趨于“高乘數效應’的一端，同時政府擴大舉債規模的安全空間越大。

要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我認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幾個層次或環節上的事項：

1.資金投入項目的合理選擇和較充分的可行性論證。

2.項目建設與相關方面協調銜接關系的處理，應符合科學規劃和施工合理規范的要求。

3.保證已確立的項目資金不被挪用和按進度撥付到位。

4.切實保證工程質量。

幾年來，政府國債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國家綜合部門派出的檢查組對建設項目的稽查，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專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

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項目建議書還沒批，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現象往往比較嚴重；第七，少數地區還發生了國債項目建設資金被挪用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有關部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財政預算內專項資金項目工程質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對建設項目的勘察設計、招標投標、施工管理和竣工驗收等各個環節建立明確的責任人制度，對在監督稽查中發現有問題的項目，在沒有得到糾正之前停止撥付資金，發生挪用資金的項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撥資金和追回被挪用資金，追究責任，等等。這些稽查、監督、糾錯、懲處和加強管理的措施，對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近兩年，國債項目資金被挪用和工程質量低下方面的問題相對減少。今后，仍有必要對相關環節高度重視，常抓不懈，因為總體而言，我們相關管理經驗的不足、制度的不夠完善和施工監理、質量保證體系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的差距，畢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關于減稅問題的基本認識

關于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大爭議問題，是“為什么不實行減稅政策”。按照一般邏輯，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政府減稅和增支兩大方面。1998年后，中國的財稅政策卻是在擴張導向下增支而不減稅嚴格地說是不以減稅為重點，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過低，從宏觀稅負看，減稅已無空間。發展中國家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發達國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國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說總體上不具備減稅的空間。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企業負擔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和減輕負擔的強烈呼聲，但具體分析，其原因在于稅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集資，同時各部門與權力環節通過“四亂”征收的財力大都是放在預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叢生。所以我國現在急需對癥下藥加以解決的問題是清理“四亂”，整頓非稅收入，降低稅外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而不是減稅。

第二，中國現行稅制結構制約著減稅效應的發揮，使減稅事倍功半，得不償失。所謂稅收對經濟的“穩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稅即所得稅 的調控作用，而現階段我國的稅收主體是間接稅，1997年前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高達65%以上，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加也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業虧損經營，降低所得稅對他們毫無意義。減免間接稅，則不僅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刺激經濟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加之間接稅的減稅有向下拉動物價的作用，對通貨緊縮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場預期。

第三，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和稅收環境也不宜于以實行減稅為重點。目前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健全，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遠沒有走上規范化軌道，相當一部分企業對減稅信號的反應并不靈敏。特別是長期以來通過各種越權和隨意減免稅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慣性，這一類做法客觀上助長了各種偷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削弱了稅收的杠桿作用。管理部門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減稅，不僅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可能擾亂稅收秩序，妨礙稅收執法環境的形成與穩定。

應當指出，認為稅收增長絕對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長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只有在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成熟的時期，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會發生明顯的波動。而我國經濟發展尚處于轉型期，體制和稅制均處于轉軌過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劇烈變化，所以實事求是地說，不宜簡單地用稅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對穩定的框架來套中國的現實。

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稅收的持續增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前十年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過頭之后的正常回調。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分權改革和減

稅讓利安排，使我國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從國際經驗看，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大至為20%以上，發達國家更要高得多。經過近年來的回升調節，我國目前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也僅達到接近15%，所以說宏觀稅負并不高。1999年稅款征收總量超過萬億元，與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以前的欠稅大戶感到沖擊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應將彈性征收減少，加強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為依托的稅收約束。打擊走私而增加的稅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當然，作為具體案例，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蠻橫征收、“征過頭稅”的現象，所以提高征管隊伍執法水平，加強對其監督也是當務之急。此外，也發現有“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單純為保證稅收達標而弄虛作假的扭曲現象。一種建設性的建議是下一步在承認需要進一步健全法治、加強征管的前提下，創造配套條件，將稅收指標轉為像ＧＤＰ一樣的預測性、指導性指標。在依法納稅、依法征稅的基礎上，屆時可以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用短期國債調節稅收預測數與實征數的差額所可能形成的財政收支缺口。

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目前減稅空間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體項目上的稅收減免，如近年已出臺的加大出口退稅力度、固定資產方向調節稅暫停征收、企業投資抵免新增所得稅40%等政策，都會產生鼓勵投資、刺激消費的積極效應。

關于國債風險問題的探討

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國債規模隨赤字規模及其他變動因素而擴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適度區間內和是否能保證財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也與政策的總體效果的考察緊密相關。從名義指標看，我國財政雖然處于困難境況，但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1998年末債務余額占ＧＤＰ的比重約為10.3%，如果再加上當年用于補充國有獨資銀行資本金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這一比重也不過13.6%左右，明顯低于大多數國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未達到20%。我國的主要問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當年舉債額／當年支出額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義指標遠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對此，看來應至少考慮到如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首先，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我國在這一指標很低的情況下卻出現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與現時體制因素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等 和政府財力分散程度相當大量的預算外政府性資金不在債務依存度指標的分母中反映 關系很大。

第二，這幾年增發國債用于政府投資，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財政措施，并不意味著長期所持的控制債務規模、壓縮赤字的原則被放棄，換言之，這種反周期應急舉措決不可引為常例，放開手腳年年使用。

第三，舉債擴大投資規模的支出安排同樣具有支出剛性即“棘輪效應”，抬高了的支出基數和建設盤子，會形成要求后續有更多財力投入的壓力，也包括安排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因此必須精心協調銜接短期調節與中長期發展，合理運籌資金，避免形成過于陡峭的償債高峰以至出現政府債務危機和支出盤子難以為繼狀況。當前條件下增發國債，應當多發長期債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長，利用低通脹的時機降低國債籌資的總成本。第四，舉債籌得的資金如何合理運用，使之產生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一個關鍵問題。前已述及，應當承認這方面我們的管理水平還不高，經驗還相當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視、切實改進，探索專項國債形式，強化國債資金使用的通盤科學規劃、可行性研究與貫穿全過程的嚴格的責任制。

第五，現時中央財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關注，要通過必要的體制調整和加強管理措施，扭轉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重連年下降局面，增強中央財政的調控實力。最后，從更寬廣的范圍考慮，應當承認，我國名義上的赤字、國債指標遠遠未能反映現實情

況的全貌，所以名義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必須與隱性的赤字與國債同時考慮，或者說，名義規模擴大，實際上必然縮小在安全區內消化和彌補公共部門隱性赤字與隱性國債，如各級政府欠發工資、糧食系統虧損掛賬、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虧空，還有各部門、地方舉借的性質類同于主權債的債務等，及政府或有債務，如養老基金空賬、農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賬的可用空間和調節余地。對這方面的問題，必須予以充分重視，通過綜合治理、配套改革，來逐步化解風險，“標本兼治”地求得解決。如果僅看名義赤字、國債指標而得出的“我國發債空間還很大”的結論，極易把宏觀調控引入誤區，即把本應預留于“治本”操作如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發債空間，在治標時就消耗殆盡。

總之，在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適當擴大的同時，必須強化風險意識與防范機制，全面把握現實情況，精心和穩妥地把握赤字與舉債的合理數量界限，并在國債規模總量擴張的同時，對國債結構作合理調整，以及反周期應急舉措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銜接，通過反周期調節爭取贏得克服體制、結構等方面深層矛盾的時間和條件，以及財政經濟良性循環的綜合環境，這樣才有可能迎來國民經濟的新一輪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