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08年以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2008年以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自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開始，由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而導致的金融風暴，造成美國近30家金融企業倒閉，4000多家金融企業陷入財政危機，并且很快影響到了實體經濟領域[1]。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高度關聯性使得在美國這一世界經濟大國爆發的次貸危機迅速蔓延到歐盟、日本、英國等國家和地區，最終引發了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已經達到了70%的高水平，面對危機也在劫難逃。受金融危機影響不斷加深，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宏觀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各項宏觀數據急轉直下，其中，進出口總值下降，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持續回落，股市財富大幅縮水，失業人數大幅增加，CPI和PPI雙雙進入負值，一系列最有代表性的指標足以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國內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沖擊。

一、應對危機：我國的財政政策由穩健走向積極

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市場機制自動熨平經濟波動的功能失靈，而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公共風險的最后承擔者，對金融危機負有兜底責任。于是市場把應對融危機的期望寄托在各國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時伸出“看得見的手”有效地穩定市場并刺激經濟。于是世界各國紛紛出臺配套的救助性措施來應對脆弱的經濟系統，政府的財政政策再次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我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0%，其中一季度增長10.6%，二季度增長10.1%，三季度增長9.0%，四季度增長6.8%。而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長率僅為6.1%（增長主要是靠國家興建基礎設施拉動）。從上可以看出，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我國經濟明顯進入了下滑通道，同時國家財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面對復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于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果斷啟動作為反周期逆風操作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并進一步提出了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新政”，其內容主要有：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等。為了實施“十項新政”，保證經濟較快的增長，政府史無前例的出臺了..30年來規模最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到2010年底投資總額約4萬億元。會議決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2009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歷來是為確保經濟穩定運行的短期性政策，“十項新政”的出臺預示著我國從2004年以來實施的穩健財政政策轉型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是自1998年以來我國又一次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

2008年12月8日—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了積極財政政策最權威的風向標。會議提出了2009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主要有：(1)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其中包括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實行結構性減稅，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三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節能減排、自主創新、先進裝備制造業、服務業、中小企業、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救助力度等。(2)鞏固和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好形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民持續增收。(3)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4)深化改革開放，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5)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難點熱點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最權威的風向標的定調，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為2009年工作的首要任務，同時為有效擴大內需促進增長、重振市場信心注入一支強心劑。

二、“四兩撥千斤”：新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預測

通過對比當前時期新積極財政政策與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發現，需求約束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財政政策無論如何轉型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需求調節政策，通過財政拉動內需的實質沒有改變。但更深一步的研究發現，這兩個階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卻存在著很大差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過投資拉動內需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而當前時期的財政政策則注重刺激消費需求的導向，同時在兩大著力點是增加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期望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消費這“雙重動力”的合力來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可見，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簡單的延續，因此發揮新財政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杠桿功能將會產生可以預見的積極效應。

(一)從綜合效應上看，新積極財政政策加強了宏觀經濟系統面對外部沖擊的穩定性，政府的財政收支及其變動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當今世界經濟雖有周期性的波動，但是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波動幅度大為減小，持續時間也大為縮短，這與財政制度與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節有很大關系[2]。財政政策作為經濟運行中的自動穩定器能有效的熨平經濟波動，而政府有意識的實行反周期的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將會加強宏觀經濟系統面對金融危機沖擊的穩定性。面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短期困難，黨中央、國務院準確把握經濟大勢，采取正確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出手之快、出拳之重、措施之準、工作之實，讓人驚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一攬子計劃的逐步落實，我國有效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穩定了經濟金融大局，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2009年一季度的統計數據顯示，重要的先行經濟指標——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4個月從低位回升，并在今 3月份一舉突破50點關口，達到52.4；同時，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同比達到8．3％，比1-2月份上升4．5個百分點，已經回到了2008年 10月份的增長水平。制造業進入擴張狀態表明工業的存貨調整正在逐步完成，正在產生新的增長動能，而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回升，則為整個經濟企穩回暖提供了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支撐。在新積極財政政策等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下，我國宏觀經濟系統抵擋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企穩回暖的態勢已初步形成。

(二)新積極財政政策將會形成新一輪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雖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3月中旬表示，他已經覺察到復蘇的“(reeshooot)初綠萌芽”。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問題遠未解決，至今未有見底的跡象，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全世界經濟將延續下行態勢。在外部經濟環境依舊嚴峻的形勢下，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極為有限，而新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投資計劃將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研究表明資本對于亞洲新興工業化學術探討經濟增長的貢獻為68%一85%，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部分來自有形資本的投入，有形資本的增長占中國經濟增長的90%以上[3]。隨著4萬億投資計劃的逐步落實，將會形成新一輪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況且地方政府在“軟預算約束”下申報了18萬億配套項目的投資計劃，這場投資拉動增長的局面將在地方政府的投資下得以延續。

(三)新積極財政政策將促進“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助”的民生工程，抑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背離。

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新積極財政政策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09年中央預算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達到7285億元，比上年增加1653億元，增長29.4%。“民生脈動最關睛”，中央財政在民生領域大幅度的增加支出，是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切實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提高生活水平，重點關心弱勢群體的體現。新積極財政政策在民生領域的作為，將有效的促進“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助”，使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抑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背離，既能夠改善群眾的生活和居住條件，同時也是拉動需求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四)新積極財政政策將夯實未來十年經濟發展的基礎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高投入、低產出、高污染的粗放經營模式付出了慘重的環境、資源和社會代價。而且伴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能源、基礎原材料、交通等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對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關系民生的公共服務產生了更加緊迫的需求[4]。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推動了一大批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上馬或加快建設，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學術探討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實現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既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又可以為未來10年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機遇期打下更為扎實的基礎。

三、避免矯枉過正：新財政政策實施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轉型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給危機中的我國經濟帶來了一線曙光，經濟企穩回暖的跡象也增加了戰勝危機、順利實現經濟“軟著陸”的信心。但是任何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應適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將會把經濟帶向相反的困境。當前確保經濟增長速度、擴大經濟規模固然重要，但是從長遠來看優化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的問題迫在眉睫。如今實施的逆周期財政政策使我國保增長、擴內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這無疑會拉動短期內經濟建設，抑制經濟下滑的趨勢。但如何避免矯枉過正，從而有效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增長方式的轉型，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充分尊重和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處于基礎性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市場力量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推動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做出各自的決策，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確保經濟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然而市場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特點使得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成為必要，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金融危機帶來的消極后果而懷疑甚至否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地位，不能因為宏觀調控的顯著效果而重走計劃經濟的路子，作為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需要、而且必須遵循這一原則。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資乘數效應

當前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低下一直是制約政府投資乘數發揮效用的重要因素，從而也限制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理論上，一元錢的政府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可以產生大于一元錢的國民收入，在不考慮稅率變動的情況下，凱恩斯主義政府購買乘數=1/(1-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看出，政府購買乘數的大小直接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失業等風險的存在，使得居民對于未來的收支預期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況且金融危機的出現造成了勞動收入減少甚至出現大量勞動力失業，增加了居民的預期性儲蓄傾向，也必然降低社會總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在于企業和消費者，要調動兩者的消費積極性，必須在增加財政投入的同時，合理運用一系列財政政策手段，如對企業減稅、對居民消費實行補貼等降低生產和消費成本的措施，增強投資和消費的信心，確保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發揮應有的效果。

(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正確處理“條條”與“塊塊”的關系

繼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后，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18億投資計劃已經出臺。據了解，這個數據目前還僅為地方政府的意向，最終是否能實施還決定于中央政府對具體項目的審批。然而，地方政府對民生需求的把握有著天然優勢，在財政投入項目的選擇和資金管理上，地方政府“塊塊”管理往往比中央部門“條條”管理更為有效。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與中央財政資金投入的方向往往并不一致，如何進行項目的取舍成為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嚴格科學的對項目進行評估，建立項目負責人制度，提高項目審批與運作的透明度，對投資項目進行嚴格監管，使財政資金的使用滿足本地區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避免造成嚴重的資金浪費。

(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容忽視“擠出效應”..“擠出效應”是指當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私人消費或投資減少的效果。對“擠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財政支出擴張會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會使私人儲蓄增加從而抑制私人消費，同時更重要的是，由于私人投資與利率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利率的上升還會抑制私人投資。另一種解釋是：政府向公眾借款引起政府和私人部門在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減少了對私人部門的資金供應。但是無論哪種解釋，財政擴張都引起收入和貨幣需求的增加，在貨幣供給不變的條件下，必然會造成利率上升，近而減少物品和勞務的需求’擠出投資。由于我國沒有完全實現利率市場化，所以一般認為財政擴張不會提升利率水平，進而也就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由積極財政政策產生的“擠出效應”逐漸呈現顯著化傾向，因此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擠出效應”不容忽視。

(五)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注意政策的時滯性

積極財政政策旨在熨平經濟波動，支持經濟增長，但由于政策時滯的存在，可能會造成經濟在更長時間內的不穩定，從而導致政府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比市場機制更嚴重的低效率。由穩健的財政政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轉型，面臨兩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積極財政政策下投資乘數大小難以準確的確定；第二，政策必須預測通過財政政策作用總需求水平達到預定目標需要多長時間。而在這一段時間里總需求特別是投資可能發生戲劇性變化從而導致決策失誤。因此我們不能學術探討苛求新一輪財政政策在短時間內就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相反，要根據危機爆發后經濟形勢的變化，相機抉擇和適時調整財政政策，促進經濟恢復。

四、小結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外患內憂”的嚴峻形勢，我國財政政策主動選擇從穩健向積極轉型，轉型后的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簡單的延續，而是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消費這“雙重動力”的合力來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新積極財政政策必將在加強宏觀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拉動經濟增長、改善民生工程、夯實未來經濟發展基礎等方面顯現出積極的效應，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發揮市場機制，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資乘數效應，要正確處理“條條”與“塊塊”的關系，要重視政策的“擠出效應”并考慮到政策時滯性的存在。當前我國經濟雖有企穩回暖跡象，但是在全球經濟形勢依舊嚴峻的情況下，我們不能過于樂觀，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還必須得到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其他綜合經濟政策的支持，只有打好宏觀調控的“組合拳”才會在世界經濟春色難覓時，發現中國經濟復蘇的曙光。

參考文獻：

[1]川何偉．中、東歐危機成亞洲金融危機“翻版”[N]。東亞經貿新聞，2009-03-04（18）.[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劉遵義，汪同三．東亞經濟增長的源泉與展望[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7,(10):88-96． [4]劉立峰．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淺析[J]．宏觀經濟管理,2009,(1):19-21

第二篇：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積極財政政策效應評析

我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近年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 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第三，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某項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有關部門通過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關于國債資金使用的效益

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關系著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問題，以及擴大舉債規模的風險控制問題。國債資金使用效益越高，擴張性政策的效果將越趨于“高乘數效應’的一端，同時政府擴大舉債規模的安全空間越大。

要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我認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幾個層次或環節上的事項：

1.資金投入項目的合理選擇和較充分的可行性論證。

2.項目建設與相關方面協調銜接關系的處理，應符合科學規劃和施工合理規范的要求。

3.保證已確立的項目資金不被挪用和按進度撥付到位。

4.切實保證工程質量。

幾年來，政府國債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國家綜合部門派出的檢查組對建設項目的稽查，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專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

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項目建議書還沒批，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現象往往比較嚴重；第七，少數地區還發生了國債項目建設資金被挪用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有關部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財政預算內專項資金項目工程質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對建設項目的勘察設計、招標投標、施工管理和竣工驗收等各個環節建立明確的責任人制度，對在監督稽查中發現有問題的項目，在沒有得到糾正之前停止撥付資金，發生挪用資金的項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撥資金和追回被挪用資金，追究責任，等等。這些稽查、監督、糾錯、懲處和加強管理的措施，對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近兩年，國債項目資金被挪用和工程質量低下方面的問題相對減少。今后，仍有必要對相關環節高度重視，常抓不懈，因為總體而言，我們相關管理經驗的不足、制度的不夠完善和施工監理、質量保證體系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的差距，畢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關于減稅問題的基本認識

關于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大爭議問題，是“為什么不實行減稅政策”。按照一般邏輯，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政府減稅和增支兩大方面。1998年后，中國的財稅政策卻是在擴張導向下增支而不減稅嚴格地說是不以減稅為重點，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過低，從宏觀稅負看，減稅已無空間。發展中國家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發達國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國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說總體上不具備減稅的空間。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企業負擔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和減輕負擔的強烈呼聲，但具體分析，其原因在于稅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集資，同時各部門與權力環節通過“四亂”征收的財力大都是放在預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叢生。所以我國現在急需對癥下藥加以解決的問題是清理“四亂”，整頓非稅收入，降低稅外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而不是減稅。

第二，中國現行稅制結構制約著減稅效應的發揮，使減稅事倍功半，得不償失。所謂稅收對經濟的“穩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稅即所得稅 的調控作用，而現階段我國的稅收主體是間接稅，1997年前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高達65%以上，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加也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業虧損經營，降低所得稅對他們毫無意義。減免間接稅，則不僅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刺激經濟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加之間接稅的減稅有向下拉動物價的作用，對通貨緊縮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場預期。

第三，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和稅收環境也不宜于以實行減稅為重點。目前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健全，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遠沒有走上規范化軌道，相當一部分企業對減稅信號的反應并不靈敏。特別是長期以來通過各種越權和隨意減免稅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慣性，這一類做法客觀上助長了各種偷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削弱了稅收的杠桿作用。管理部門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減稅，不僅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可能擾亂稅收秩序，妨礙稅收執法環境的形成與穩定。

應當指出，認為稅收增長絕對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長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只有在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成熟的時期，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會發生明顯的波動。而我國經濟發展尚處于轉型期，體制和稅制均處于轉軌過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劇烈變化，所以實事求是地說，不宜簡單地用稅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對穩定的框架來套中國的現實。

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稅收的持續增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前十年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過頭之后的正常回調。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分權改革和減

稅讓利安排，使我國稅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從國際經驗看，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大至為20%以上，發達國家更要高得多。經過近年來的回升調節，我國目前稅收占ＧＤＰ比重也僅達到接近15%，所以說宏觀稅負并不高。1999年稅款征收總量超過萬億元，與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以前的欠稅大戶感到沖擊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應將彈性征收減少，加強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為依托的稅收約束。打擊走私而增加的稅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當然，作為具體案例，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蠻橫征收、“征過頭稅”的現象，所以提高征管隊伍執法水平，加強對其監督也是當務之急。此外，也發現有“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單純為保證稅收達標而弄虛作假的扭曲現象。一種建設性的建議是下一步在承認需要進一步健全法治、加強征管的前提下，創造配套條件，將稅收指標轉為像ＧＤＰ一樣的預測性、指導性指標。在依法納稅、依法征稅的基礎上，屆時可以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用短期國債調節稅收預測數與實征數的差額所可能形成的財政收支缺口。

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目前減稅空間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體項目上的稅收減免，如近年已出臺的加大出口退稅力度、固定資產方向調節稅暫停征收、企業投資抵免新增所得稅40%等政策，都會產生鼓勵投資、刺激消費的積極效應。

關于國債風險問題的探討

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國債規模隨赤字規模及其他變動因素而擴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適度區間內和是否能保證財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也與政策的總體效果的考察緊密相關。從名義指標看，我國財政雖然處于困難境況，但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1998年末債務余額占ＧＤＰ的比重約為10.3%，如果再加上當年用于補充國有獨資銀行資本金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這一比重也不過13.6%左右，明顯低于大多數國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未達到20%。我國的主要問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當年舉債額／當年支出額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義指標遠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對此，看來應至少考慮到如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首先，國債余額／ＧＤＰ比重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我國在這一指標很低的情況下卻出現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與現時體制因素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等 和政府財力分散程度相當大量的預算外政府性資金不在債務依存度指標的分母中反映 關系很大。

第二，這幾年增發國債用于政府投資，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財政措施，并不意味著長期所持的控制債務規模、壓縮赤字的原則被放棄，換言之，這種反周期應急舉措決不可引為常例，放開手腳年年使用。

第三，舉債擴大投資規模的支出安排同樣具有支出剛性即“棘輪效應”，抬高了的支出基數和建設盤子，會形成要求后續有更多財力投入的壓力，也包括安排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因此必須精心協調銜接短期調節與中長期發展，合理運籌資金，避免形成過于陡峭的償債高峰以至出現政府債務危機和支出盤子難以為繼狀況。當前條件下增發國債，應當多發長期債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長，利用低通脹的時機降低國債籌資的總成本。第四，舉債籌得的資金如何合理運用，使之產生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一個關鍵問題。前已述及，應當承認這方面我們的管理水平還不高，經驗還相當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視、切實改進，探索專項國債形式，強化國債資金使用的通盤科學規劃、可行性研究與貫穿全過程的嚴格的責任制。

第五，現時中央財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關注，要通過必要的體制調整和加強管理措施，扭轉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比重連年下降局面，增強中央財政的調控實力。最后，從更寬廣的范圍考慮，應當承認，我國名義上的赤字、國債指標遠遠未能反映現實情

況的全貌，所以名義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必須與隱性的赤字與國債同時考慮，或者說，名義規模擴大，實際上必然縮小在安全區內消化和彌補公共部門隱性赤字與隱性國債，如各級政府欠發工資、糧食系統虧損掛賬、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虧空，還有各部門、地方舉借的性質類同于主權債的債務等，及政府或有債務，如養老基金空賬、農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賬的可用空間和調節余地。對這方面的問題，必須予以充分重視，通過綜合治理、配套改革，來逐步化解風險，“標本兼治”地求得解決。如果僅看名義赤字、國債指標而得出的“我國發債空間還很大”的結論，極易把宏觀調控引入誤區，即把本應預留于“治本”操作如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發債空間，在治標時就消耗殆盡。

總之，在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適當擴大的同時，必須強化風險意識與防范機制，全面把握現實情況，精心和穩妥地把握赤字與舉債的合理數量界限，并在國債規模總量擴張的同時，對國債結構作合理調整，以及反周期應急舉措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銜接，通過反周期調節爭取贏得克服體制、結構等方面深層矛盾的時間和條件，以及財政經濟良性循環的綜合環境，這樣才有可能迎來國民經濟的新一輪高速增長。

第三篇：1998年以來實施財政政策的背景及效應分析

1998年以來實施財政政策的背景及效應分析

1997年中國面臨著國內外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增速下滑的嚴峻局面，1998年中國政府果斷提出并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并持續到2004年。7年間，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拉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帶動了投資的快速增加，夯實了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了西部大開發步伐。“200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加速發展態勢，部分行業和地區投資出現增長過快的苗頭，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越來越明顯，煤電油運供求緊張。糧食連續多年減產，糧價攀升帶動居民消費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重。”[1]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于2005年將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向穩健，至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正式淡出。從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從擴大需求和拉動經濟增長轉為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和結構調整，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良好。但是，從2007年起我國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大，之后需求與供給兩方面因素混合推動物價明顯上漲。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經濟劇烈波動并深度調整，國內連續出現特大自然災害，三季度以后外部沖擊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相當明顯，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呈下行趨勢。為此，2009年中央決定再次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防止經濟過快下滑和出現大的波動。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深重的債務負擔。”[2]這一點上,與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的情況相似(在我國現有的對政府官員考核機制不真正改變下,恐怕各級部門都偏向以不斷擴大公共支出為手段的財政政策)。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第四篇：積極財政政策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增加中央基建投資，主要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及農村民生工程建設，保障性住房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

(二)促進擴大消費需求。加大對家電下鄉、農機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老舊汽車報廢更新的補貼力度，積極開拓農村消費市場。

(三)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調整小規模納稅人標準，降低征收率。

(四)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大力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實行有利于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的財稅政策，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支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二、大力支持農村改革發展

(五)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

(六)加強和完善促進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

(七)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推動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加大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環境綜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加快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三、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動教育優先發展。

(十)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積極支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十一)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支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大財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進文化事業發展。(十五)積極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十六)維護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十八)推進節能減排。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十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落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各項財稅政策。

(二十)深化預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財政體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稅收制度。(二十四)加強財政法制建設。(二十五)嚴格預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節支。(二十七)嚴格財政監督。(二十九)加快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

(三十一)嚴格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三十二)深入開展雙邊、多邊財經交流與合作。

積極財政政策凸顯四大特點。

首先是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結構。

其次是推進稅制改革，實行減稅政策，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積極財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積極財政政策還釋放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信號。

第五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四大難點

4萬億元的投資、9500億元的赤字、8%的經濟增長率，這一連串令人瞠目的數字深深地觸動了中國人的心。在當今發達國家連經濟增長為正都不敢輕言、一些新興經濟體（如俄羅斯、韓國）前幾年還超常增長如今卻陷入通脹和低增長并存境地的形勢下，中國的目標值確實也震驚了世界，這一回中國人民真的又站起來了。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世界各國的經

濟刺激計劃都是政府主導型的，人們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政府身上，中國更為突出。那么，政府靠什么兌現誓言呢？

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財政手段來拉動經濟增長、強力推動社會發展，國家財政猛然從收支相對平衡轉到高度不平衡狀態，這實際上意味著外在壓力將迫使國家財政再度進行深層次制度變革并尋求財政政策與其他各類政策新的協調機制。初步歸納，今后中國財政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四大難題：

其一，支出壓力加速增大。2009年之后，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步伐加快，保民生、保環境、保資源成為政府職能的重點。為此，政府不僅償還公共產品供給歷史欠賬，而且從制度創新入手擴大公共產品供給范圍，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標準，突出的表現是穩步實施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近年來，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加速擴張，不斷出臺相關改革方案，如建立農村低保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建立義務教育全免費制度等。接續前期改革，2009年我國又推出了新的保障民生制度，如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社會保障項目補助標準。2008年下半年國際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危機四伏并顯性化，中國經濟同樣步入下滑通道。為此，政府制定了龐大的投資規劃。國家財政支出是落實政府大政方針的物質保障，必須依國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而定。當前乃至未來幾年，中國財政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既要保證13億人享用的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增長、質量提高，又要為保增長而大幅度擴張投資性支出，可以說要解決的問題史無前例。從這種現實壓力看，2009年9500億元的高赤字只是一個開端，赤字固有的慣性特征將會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未來幾年內突破3%。為此，我國必須在財政失衡度方面尋找可控點，然而這需要重新確立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度。

其二，高赤字難免引發通貨膨脹。高赤字要靠高舉債為支撐，高舉債難免誘發通貨膨脹。2009年發行的9500億元國債，要靠今后連續增發債務來償還，從現在的政府投資規劃和經濟周期規律來看，未來幾年依然要打高赤字，而這又要靠發債來彌補，如此循環，我國的國債余額占

gdp比重未來幾年突破40%可說已成定勢。國債發行歸根到底是擠占儲蓄，從而迫使基礎貨幣供給持續高擴張，也就是造成通貨膨脹。特別是當前我國國債發行收入立項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關企業配套資金，這種投資引致大部分還要靠銀行貸款來解決。也就是說，國債項目的放大效應也要擠占儲蓄。可見，綜合起來看，至少2萬億元的儲蓄要由政府來直接配置，而其他類型投資主體的投資需求銀行也要滿足，這勢必倒逼銀行通過降低存款標準備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來增發貨幣。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刺激經濟增長時走的是同一條路，但他們的貨幣是國際化貨幣，通貨膨脹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國貨幣只是國內自由流通的貨幣，因而通貨膨脹只能在國內消化。顯然，我們從現在起就應該考慮如何妥善處理高舉債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穩健之策似應是條件允許隨即減少國債發行額。

其三，支出急劇擴張客觀要求調整財政體制。2008年的預算執行情況和2009年的預算事實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財政的支出擴張度超過地方財政支出擴張度，這里邊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隨著中央政府出臺的保民生、擴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范圍，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標準，中央財政介入的領域越來越寬，現在的格局是原來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的支出責任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中央政府承擔的部分越來越多，其中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中央已占大頭。2009年高赤字、高舉債，中央財政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責任又加大了，特別是如果養老保險在全國推行統一規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財政的支出壓力會驟然再度加大。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經驗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意味著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制度要全國統一，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關事權和支出責任擔下來，中國不可能例外。然而現行的財政體制與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現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權，如果硬要辦，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發更多的債，但這要積累更大的財政風險。怎么辦呢？從現在起，我們確實要認真分析調整財政體制的可行性，似應在細化事權劃分的前提下，調整收入劃分制度體系。

其四，財政支出管理難度加大。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