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

我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

短短幾年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便已經歷了一個從熱愛肯定到批判否定的過程。幾年以來，由儒及道，由道及佛，在傳統三家的領域里多少看過一些重要文獻，偶爾也會涉及法墨諸家。后來開始接觸西方哲學后，兩方在我的腦子里并行不悖。隨著對西方哲學的慢慢深入，開始有了偏向。不用說，自然是偏向西方。

會發生這個變化的主要原因，現在想來，應該是出于自己越來越在以西方哲學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中發現的“普世價值”。這些“普世價值”，便是支撐起近現代歐洲社會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民主”、“理性”、“尊嚴”、“人權”等等。這些概念初看起來，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或多或少也都有所體現，但兩者的精神實質卻可謂天差地別。這里當然不想進行具體的辨析，這是博客中其余文章的任務。

這里想說的是，再偉大的思想家都有自身的歷史局限，遠在上古的中國圣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不可能有幾千年之后的近代社會的價值取向。問題出在后人身上。我們太喜歡把先哲描述成十全十美、高瞻遠矚、功德圓滿的“大成至圣”，臆想所謂的古老智慧可以永遠為后人亮起明燈，乃至解決現時代的一切問題。這碗對個人而言的“心靈雞湯”，這副對天下而言的“治世良方”，仿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要做的，只是學習學習再學習。這樣的一種夸張，不是“神化”，倒更像是“妖魔化”。因而，我在文章中常常所持的敵對態度，與其說是針對這些古圣先賢的，遠不如說是指向作為后人的我們的。

中國學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是自卑，或是自大，又或許兩者本是一回事，總是將一些完全不相干的東西說成“古已有之”，似乎幾千年以來我們一直實踐著西方人從近代起才樹立起來的一些基本原則，甚至比人家眼下實踐得更好，此其一。其二，一看到西方人自己也批判自己的文明，我們就開心得不得了，急著大喊自家的“心靈雞湯”、“治世良方”可以拯救世界。其實，自我反思一直是西方文明得以進步發展的內在動力。無論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德里達，都大

有把西方文明一鍋端的架勢。不像我們，對“經典-圣人”碰不得摸不得。“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連小朋友也知道的那么簡單的道理，不知為何，我們的一些學者、大學者似乎未曾聽聞。

或謂“戀古”現象不獨見于中國，西方大哲如尼采、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列維納斯等人也都有這個傾向。不錯，就曾有一個美國學者批評伽達默爾平日里讀書非兩千年以上的不讀。乍一看，似乎是這樣，尼采要回到前柏拉圖，海德格爾要回到前蘇格拉底，莫不是以古為尊。同其余價值概念表面雷同、暗里懸殊一樣，這里也有實質性的差異。人家是“主-主關系”，是“自由（者）關系”，我們是“主-奴關系”。“自由（者）關系”體現為“我”與“他者”間“平等”的“對話”關系，而“主-奴關系”則取消了“我”的“主動權”，“被動”地以“他者”之是非為是非。前者“講道理”，后者“蠻不講理”。于是，前者開拓創新，后者固步自封。這其間的差異，想來還是明顯的。一些西方學者對東方文明表現出來的興趣，也應作如是觀。我們老把“他者”的“對話”看成是向“我”的“學習”，乃至“俯首稱臣”，豈不愚蠢？

由“戀古”而“返祖”，這些看似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實則才是真正阻礙我們的文化進一步發展的罪魁禍首，而不是那些批評者。反之，真正有助于把我們的文化傳統發揚光大，使之與時俱進的，反倒是那些批評者，而不是“國學大師”。

在這個各種思潮風云際會、各種文化交流碰撞的時代，還是單獨地在某一個話語體系中自言自語，已經沒有什么意義。如果我們可以把世界文化簡單地分為東、西方文化的話，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各自閉門造車的可能性都不大了。對話，是我們的出路，也是他們的出路。而且，只有對話，才是出路。

在這場“不得不”的對話中，我們理應更為積極，更為主動，乃至充當“發起者”。之所以有這個觀點，并不是全然出于我們在經濟發展上相對落后因而要主動搭訕的考慮，更有學理上的原因。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或者按海德格爾的說法，“語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不僅僅是我們用來表達“觀念-思想-想法”的“外在”“工具”。如果我們認可海氏這一“存在論”語言觀的話，我們就有理由認為，東西方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形同陌路的癥結正是在于“語言不通”。限于題目，也限于能力，下面單說我們國家。

眾所周知，我們的語言在上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經歷過一次“嬗變”，即由傳統的文言文轉向白話文，由古代漢語轉向現代漢語。在這個工作中，陳獨秀、魯迅、胡適諸位先生功勞最大。正是這一“轉向”，讓我們看到了語言上“通”的可能性。漢語的嬗變本是個極深的哲學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既非本文的任務，更非我所能，我們只能姑且滿足于直接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便是傳統的漢語是“非對象性”的，而現代漢語由于在創始之初吸收了大量西文的結構，故接近西文“對象性”的特點。所謂“非對象性”，即文言文的“所指-對象”不似西文中那般“現成-在場”，可以進行明確的概念規定，而只能對之“烘托”式的“描述”、“暗示”、“提示”。古漢語的這一思維特點，社科院的王樹人教授謂之“象思維”，清華大學的黃裕生教授謂之“本源思維”。現代漢語正是突破了這一特點。我們借此突破，與處于西方文化深層次的西方哲學有了可對話性。但是相反，對西方人而言，要實現語言上的突破，從而深入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就要困難很多了。除了這個“對象性-非對象性”差異外，還有拼音文字與表意文字之間的隔閡等。正是出于這些原因，從學理上說，我們更有積極主動的責任去“邀請-發起”彼此間的“對話”。

應該說，西學東漸的這百余年來，我們的學者一直未曾忽視對異域文化的介紹和研究，但這其中還有一個層次上的問題。

最低層次的所謂研究，是我們常見的那種“比較研究”。通過“比較”，這種研究往往得出一些類似的結論，諸如“中國文化重感性，西方文化重理性”、“中國哲學重道德，西方哲學重知識”、“中國哲學重綜合，西方哲學重分析”、“中國哲學重天人合一（主客融合），西方哲學重天人相分（主客對立）”等等。不能說這些結論都錯了，但停留于“一眼看穿”的水平，跟學術研究的要求未免相差太遠。更何況就“一眼看穿”來說，也還有不少看錯了的。類似的“成果”多出于從事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的“學者”之手。他們提出這些似是似非的成果，往往是為了說明還是自己的老祖宗們“棋高一招-技勝一籌”。我們老祖宗們的智慧可以解決西方人現如今棘手的環境問題、生態問題、科技問題等等。

當然，在中西文化會通和合的道路上，肯定不止產生這樣一些東西。我們的一些前輩學者還是進行過深入探討的。只要這些努力是“深層次”的，即使并不成功，也能讓我們更加看清中西方文化、哲學之間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比如王國

維先生憑他對叔本華哲學的理解來解讀《紅樓夢》、賀麟先生早年把朱子理學和新黑格爾主義結合起來考慮、宗白華先生以德國浪漫主義精神來闡述中國詩畫意趣、牟宗三先生以康德“智的直覺”這一概念來開發中國傳統哲學等，都不是徒勞無功的，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反面，都給我們以很多的經驗和啟示。

不過，真正結出正面成果的研究，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我沒有做過專門統計，只能就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容來說。首先就是北京大學的張祥龍教授，長年致力于以現象學-海德格爾哲學來開顯“中華古學”。按說海氏學說自八十年代起便成為國內學界的寵兒，結合老莊哲學進行研究更是毫不稀罕、隨處可見。但張祥龍教授對老莊道家哲學、早期儒學、以佛學為代表的印度哲學等都有細致而執著的深入，讓人不管同意與否，都不禁正襟危坐，而不可等閑視之。其次是北大現年耄耋的張世英老先生，以縱橫開闊的視野構筑起自己“后主客分離-萬物一體”的“境界之學-希望的哲學”。從論文網上看到，張先生最近又在撰寫一系列的“中華精神現象學”的大綱，論述中國文化中“自我”的“覺醒”歷程，使人不禁感佩老先生果然不愧是沉浸古典哲學數十年的專家。再說中山大學的倪梁康教授。倪梁康教授對我國的胡塞爾研究可謂功莫大焉，從德文直接翻譯了很多的胡塞爾著作，且著有《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一書，為理清胡塞爾哲學的有關概念做了大量工作。與我們這里有關的是，倪梁康教授還積極開掘當年由唐玄奘帶到中土的佛學“唯識學”中的現象學因素。我們知道，玄奘的法相宗一派所宣講的“唯識學”不同于中土原有的華嚴宗、法華宗、凈土宗和禪宗諸派，講究第八識即“阿賴耶識”，已然涉及了“自我”的“統一性”問題。這其中的具體問題我當然不懂，但僅就表面來看，也可以想見“阿賴耶識”與胡塞爾所說的“先驗主體”有可互相發明之處。當然我們還不能不提對中國傳統文化劍拔弩張的華中科技大學的鄧曉芒教授。鄧老師緊緊抓住西方哲學中的以“努斯精神”和“邏各斯精神”為核心的“理性”，來反觀我們的傳統文化，對此作出了堅實有力、鋒芒畢露的批判，對我影響極大。

之所以拉拉雜雜繞了那么多，無非是想說，從西學東漸、中西文化會通和合的歷程來看，我們唯有不斷加深對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的研究和理解，才真正能夠使中國文化這棵“老樹”開出“新花”，結出“新果”。

同樣是重視“實踐理性-倫理”的問題，我們不能僅看表面就認為康德哲學

與儒家學說所差無幾，更應該看到康德所大力強調的、又是儒家學說恰恰不具備的“自由意志”的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的“超越性”特點，而不單單是“后天-經驗”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們不能停留于因為海德格爾晚年對老子哲學的興趣，就隨意地把海氏解釋成一個中國思想家，我們更應該對海氏學說與東方思想的不同處著眼，維持住陌生化的張力，比如因為缺乏“Da”這個維度，老子肯定說不出“語言是存在的家”這種話來；我們要更用心體會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的內涵，不要急于用人家的新瓶來裝自己的舊酒，覺得人家只不過是把我們早就意識到的“我注六經”、“六經注我”之類展開得更詳細而已，甚至覺得還沒我們言簡意賅。

雖說西方一些大學者對我們文化傳統的批評很多是出于誤解，但大家作為大家，一定有其格外深刻的地方，他們的意見也不是我們隨隨便便可以忽略乃至嘲笑的，譬如孟德斯鳩、黑格爾、尼采等人的觀點。

當然，我們也不是“為異而異”，真正的“同”也不必諱言，因而我們對晚近的法國大哲列維納斯的學說就要格外注意。列維納斯把“自我”貶抑到比“被動”更“被動”的地步而無限地抬高“他者”，由此把“責任”、“服從”等概念提到哲學的核心地位，確實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突破，而與儒家學說相當接近。如此，對列維納斯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傳統。至于列維納斯認為他這一思路遠追柏拉圖、近取康德，而無需借助于東方思想，我們也可以對之“真誠”“相邀”。就像文章開頭所言，我們在這場“對話”中，理應更加“主動”。

第二篇：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

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

材料加工工程 201370786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其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它在較長的歷史時期為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世界各地人民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是連接古代，現代，未來的一個橋梁。學習傳統文化，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是為了獲得一些可有可無的歷史知識，而是要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自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建設和發展現代的新型文化。

而我們所講的傳統文化，簡要的說，以兩種形態存在。一種是客體化的文化形態，如歷史典籍，文物古跡，文藝作品等，另一種是主體化的文化形態，這主要是指價值觀念，審美趣味，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這兩種形態的傳統文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由于廣大人民群眾社會實踐的推動和思想家們的概括提煉，形成了一系列優秀的成果。這些優秀文化必然有文明和文化的一般共性，但是由于其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孕育發展，而具有了及其鮮明的中國特質，他對于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及中華民族的成長壯大，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和認識，才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并且讓傳統文化有益于各族人民，有益于現代新型文化的建設，有益于社會和諧。

我們應該科學合理的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科學合理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實質上就是說要從整體上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辯證發展做一規律性的探尋，從而不是主觀隨意的而是客觀理性的中國傳統文化作一整體評價。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特點。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對立統一。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秦漢時期開始形成大一統的封建文化，其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將統一性推向極致，但是傳統文化一直以來并不是單一的內容。在內容上，傳統文化中既有對自然界的認知，又有關于社會人文的，政治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探討，其中包含很多合理和深刻的認識。從時間上看，中國文化既有古代傳統，又有近代傳統，而在學術派別上，不僅有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在其后漫長的歷史是其中，各家學說相互借鑒，融合和演化，形成了許多新的派別和思想。我們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對立統一，才能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瑰寶，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服務。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也是連續性和變革性的對立統一。中國文明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連續性在世界歷史和世界文化發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從遠古時代到夏商周三代文化，再到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秦漢時期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儒道法三家互補的思想體系，再到后來歷朝歷代對文化體系的繼承和發展，雖然歷經戰亂，社會動蕩，王朝更替，但中國文化始終延續下來，獲得了極大發展。不僅如此，中國傳統文化在延續的基礎上不斷變革和創新。這不僅來自于對前人成果的總結與重新思考，還伴隨著民族融合的潮流，不斷吸收外來的優秀成果。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生命力所在。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還是獨立性和通融性的統一。中國人自己獨立在特有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創造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僅有獨特的漢字和漢語體系，還在漢字基礎上，獨創了自己的哲學，道德，文藝，宗教和學術思想體系，形成了特有的禮儀典章制度，同時隨著中國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對外來文化的非凡的吸納力和交融貫通性，促進了其在保持自己特色和核心優秀部分的同時，不斷向前發展。認識到這一點，使我們既要反對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偏頗，又不能因此拒絕吸納世界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

傳統文化盡管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卻歷經坎坷，有過輝煌榮耀的時期，也有過暗淡轉衰的黑夜。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到1919年“五四”運動這段時間，中國傳統文化伴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面臨了空前嚴峻的挑戰，由于有了其他先進的文化體系作為參照，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了大膽的反思和猛烈地抨擊。鴉片戰爭以后，在社會歷史急劇動蕩變革的背景下，文化發展出現了這樣的基本趨勢，在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和演變的代表權威封建文化形態的漢學和宋學走向沒落，陷入窘境，資產階級新文化和新思潮代之而起。新文化向封建主義正統文化舉起批判旗幟，所謂新學的特點就是盡力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以及社會學，哲學的新知識，用以批評封建傳統意識，突破舊的思維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意義。但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生長于封建主義的土壤中，且他生吞活剝于西學，害怕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缺乏群眾基礎，顯得軟弱無力。經歷了這個充滿危機與痛苦的過程，人們對待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產生了諸多偏激的情緒。那時的全盤西化輪和中國文化本位論的爭論正反應了這種情緒。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他指出：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絕不能無限制無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區分開來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絕不能割裂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正是在這樣的基本原則下，我們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正確的認識。

首先，對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應持徹底的批判和摒棄的態度。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伴隨著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發展，興盛和衰敗，必然殘存著各種各樣的封建文化性質的觀念形態，以及反映這些觀念形態的一切“物化”了的種種事物，我們必須持徹底的批判態度。不可否認，在道德倫理，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的方方面面，封建主義影響的痕跡幾乎隨處可見，有些甚至對封建社會的穩定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和現在民主科學的潮流和主流價值觀念不相吻合，必須堅決摒棄。

第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精華與糟粕并存的部分，我們要善于辯證的篩選，要以是否符合時代發展，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內在依據批判的繼承。如對于傳統文化中的“忠孝”觀念。我們要將舊式的忠君，轉化為新式的愛國愛鄉愛人民，將舊式的以單方面單方面絕對服從為基礎的孝道轉化成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為本質的新“孝道”。建立新式的榮辱觀，道德觀等。

第三，對于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遺產，我們必須繼承并且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不為封建社會形態所特有的，而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寶貴沉淀。比如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美德，比如詩詞歌賦，小說雜文，又比如科技發展，中醫中藥。這些傳統不僅僅伴隨了農業文明的發展，代表著我們民族過去的輝煌，不與近代工業文明相沖突，更將在未來民族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方面，我們尤其應該發揚光大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體現和表達民族精神的內容，二是揚善抑惡注重人格和道德修養的倫理精神和人生價值觀念。

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些認識和理解，我認為在當前中華民族團結追求中國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的過程中，一定要旗幟鮮明的反對全盤西化論，儒學復興論和徹底重建倫的錯誤理論和主張。

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先輩創造、歷代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繁衍的精神食糧。中國文化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二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思考，為什么那樣燦爛的文化會突然間落后于人？我們必須清醒的看到，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是在繼承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創新的。正因如此，我們不但不能對傳統文化拋之腦后甚至棄如敝履，相反，我們應該認真學習，研究傳統文化，從中繼承和發展那些閃光的部分，在其基礎上，學習世界上各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建設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而這，正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從現在做起。

第三篇：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我叫伊爾凡，是來自巴基斯坦的一名留學生。來中國留學，一方面是因為媽媽最大的心愿，她希望她的孩子能到中國這個地大物博，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的國家來感受東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好奇心，從接受科學文化知識的那一刻起，中國這個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中，懷著對一顆好奇心，我立志要來中國留學。如今，通過自己的努力及在巴基斯坦和中國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已在中國學習了兩年。在這兩年期間，通過課堂上的學習，還有在不同的場合與不同的人交流的過程當中，我對中國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現就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簡單地談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一、餐桌文化

“民以食為天”，因此，自古以來，餐桌文化是都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傳統的文化當中，受儒家道德禮儀至上的觀念的影響，餐桌文化有一套嚴謹的程序。

例如，邀請客人就有一套程序：主人要折諫相邀，臨時迎客于門外，賓客到時互致問候，引入客廳小坐，敬以茶點。客齊后導客入席，以左為上，視為首席，相對首座為二座，首席之下為三座，二座之下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讓菜，客人以禮相謝。席間斟酒上菜也有一定講究，先敬長者和主賓，最后是主人。宴飲結束引導人客人入客廳小坐、上茶，直到辭別。

現在，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中西方文化的不斷交流，中國的餐桌文化中也融入了一些西方的因素。例如，借西方右為上的法則，第一主賓坐于主人右側，第二主賓在主人左側或第一主賓的右側，而且根據具體情況變通處理。斟酒上菜由賓客右側進行，先主賓后主人，先女賓后男賓，而且酒斟八分，不可過滿??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餐桌文化中有許多因素已經悄悄地發生著變化，但是仍然以傳統的禮儀為主。

二、語言交流文化

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在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的禮儀道德影響下，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流形成了獨有的風格,故而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

中國人說話非常含蓄，很委婉。例如，在兩個人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通常不會直接向對方表達自己內心強烈的感情，不會直接說出“我喜歡你”“我愛你”之類非常直白的話，而是主動的一方會一次一次地邀請對方去吃飯，看電影，去公園游玩等等，借此創造兩個人單獨相處的機會，并且細心地照顧對方，讓其感受到自己的真誠，并依賴自己，進而增進感情。而且會想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和借口來創造這樣的機會，比如去看電影，本來就是自己買的票，但總會故意說是朋友送的，或者是中獎得來的等貌似合理的理由，總之不會直接表達出我請你之類的話。不過，這些也無形中為談戀愛增添了一種浪漫的氣息。談戀愛的含蓄還表現在，如果是男生先追女生，女生即使很喜歡這個男孩也不會立即答應他，而是會說要多溝通，多了解。如果她對這個男孩有好感的話，就會答應他的各種邀請，其實這就暗示著他們彼此情投意合。

中國的語言交流的文化還體現在談話的順序，一般在比較正式談話當中，談話的雙方首先會互相問好，寒暄一陣，拉拉家常話之后才會進入主題，之后會圍繞著主題說說其他次要的話，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后的部分來壓軸，這就是所謂的繞著圈子說，沒有西方人那么直率。對于這一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就很討厭。

三、性格特點

來中國的這兩年當中，我在不同的場合認識了不同類型的中國朋友，在于這些朋友的交往過程中，我的口語表達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并且對中國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與貫徹。當然，也學會了與不同性格的人的交往之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這是必然的，但是，我仍然發現了一些中國人獨有的比較突出的性格特征，這應該也算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我發現，中國人特別能忍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忍字當頭”“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小不忍則亂大謀”“好漢不吃眼前虧”等等這些古語，都是一些很真摯的勸告，是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積淀下來的處事之道，我們應該多學習，多領悟。

還有一點是，中國人特別謙虛，這是世界公認的。但是，在這個新興的時代，現在的年輕人大多表現出非常自信的一面，有很多人總是自以為比別人聰明，而且不習慣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或建議，這都是現在一些中國人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我想這應該和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日趨舉足輕重有關系吧。

中國這個地大物博、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的禮儀之邦，有著永遠也探究不完的話題，我僅以自己這兩年的切身經歷簡單的談了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今后，我會繼續學習，繼續研究，繼續努力，融入到中國的文化當中，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第四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國文化不僅豐姿多彩，而且有著迷人的氣質和豐富的內涵。這迷人的氣質和豐富的內涵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關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張岱年說：“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即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見，所謂文化精神，就是推動和指導著人們實踐的思想，亦即世界觀和人生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從自然規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諧調。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人生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這一思想特征貫穿了“天人合一”觀念源起與演變的基本過程，貫穿于古代的哲學、科學和藝術中。

“剛健有為”，《周易.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周易大傳》強調“剛健”，主張“自強不息”，這是有深刻意義的精粹思想。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為人處世方面的具體準則，它在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作一種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標面對現實人生很多具體的兩極選擇，人們試圖有效地在對立的兩極之間找到了一個均衡的支點，并使對立雙方歸于統一。在生活實踐中，守中、不走極端，成為古代中國人固守的人生信條。

“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指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說，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始終圍繞著人生價值目標的揭示，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實踐而展開。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間人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貴和尚中”，貴和諧，尚中道，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中國文化重和諧與統一，西方文化重分別和對抗，由此形成了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

“崇德利用”，春秋時代有“三事”之說。《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晉國貴族郤缺的言論說：“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豐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質生活。

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著巨大的思想統攝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階級、種族、時代的界限，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哺育每一個中華兒女，使其凝為一體，同心同德地為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不懈地奮斗。

第五篇：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提起中國文化，我腦中首先涌出的詞匯就是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這是初高中教科書上對我國悠久文化的特點總結。但隨著知識的不斷積累，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早已不再停留在這兩個抽象的詞匯上，下面我將從中國文化的形成和主要特點兩個方面來談談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

首先關于中國文化的形成。文化的本質內蘊是自然的人化，所以我認為中國文化的形成與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中國人對自然條件的“人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中國地理環境可以大致概括為：東南沿海，西北內陸毗鄰茫茫沙漠、戈壁，而西南地區則聳立著世界屋脊。海洋、高山、沙漠這些自然屏障為中國文化的獨立發生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而這一點對于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是極為關鍵的，它關系到了文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中國獨特的自然環境也為其獨特的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礎，比如其大片平原和充沛的雨水、適宜的氣候使得中國農業文明及其發達，而海洋文明則不如西方臨海國家那樣強大。但文化形成的關鍵還是在于人類對自然的“人化”過程，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基礎、中央集權統治、宗法制社會結構、禮樂教化制度、不同地域間的文化融合、宗教的傳入等等，這些都是人類在進行社會生產活動中逐漸確立起來的或者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著的“人化”過程，它們是形成中國文化的基礎，也是中國悠久文化的不竭源泉。

其次關于中國文化的特點。中國文化特點數不勝數，這里我想列舉幾點我認為比較明顯重要的。第一就是具有濃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不同于古印度和古希臘的奴隸制，中國社會是由氏族血緣紐帶聯系起來的宗法社會。在這樣的制度下，家族觀念深入人心，“大世家”、“家長制作風”等等詞匯都有所反映。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因此，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這樣又可以引申出對君臣、夫妻、長幼、朋友等關系的一整套處理原則，三綱五常也可以看成是宗法制家族的產物。在宗法制家族觀念的影響下，中國人的倫理觀也逐步形成，所以我認為濃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是中國文化一大顯著特點。其次我認為相對于海洋文明那種競爭開放的文化特點，中國文化絕對具有本分保守的特點。的確，小農經濟基礎下的人們安于勞作，安土重遷，并且古代國家政策主張重農抑商，人們大都固守一片土地過一輩子，并不四處走動開拓視野。這種生活模式形成了中國人較保守的思想觀念，中國文化便也隨之打上了保守的烙印，如中國人的性觀念就不如西方國家開放，對于一些新鮮事物中國人也不愿主動嘗試。這種保守本分的觀念也容易滋長一種自大的情緒，清朝皇帝“天朝之大無所不有”的落后觀念就是一個證明。最后我認為中國文化較之其他文化還有一個重大特點，那就是綿延不絕。試比較中國文明與同時期發軔的瑪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等古文明，你就會發現大多古文明都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沒落甚至完全消失，但中國文明浩浩蕩蕩上下五千年卻在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等磨難中綿延不絕。這當然同中國文化的認同力和適應力密不可分，例如中國歷史上因戰爭而引起的民族融合，就使得漢族文化和外族文化在磨合中互補長短，這大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使得中國文化更具生命力，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證。當然除了上述我所例舉的三個特點之外，中國文化還有諸多特點，如課本上所說的人文傳統、尊君重民、中庸協和等等，這些特點我也十分認同，因課本有所講解故不再贅述。

作為一個青年人，我或許還沒有很厚重的文化積淀，但我一直以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為驕傲。平時看到日劇、韓劇里頻繁出現的漢字，甚至是韓國首都漢城的改名，我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極大影響力，至少在東亞文化圈絕對是最有底蘊的一位。希望今后的中國文化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當然堅持原有特色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