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雷摩托案例分析作業

哈雷摩托案例分析作業

哈雷用于選擇企業軟件供應商的標準，是否包括你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你傾向于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哪個？

答：哈雷公司的企業文化比較特殊,產品設計也是個性鮮明，屬于小眾客戶最愛，因此他的ERP系統不能套用一般的模式,只有能夠深刻理解公司文化和業務，能按公司要求進行流程調整才是最重要,供應商的資質、業績固然重要，但并不應該作為最重要的因素。

1、你以本案例的信息為基礎，你會選擇哪家供應商，為什么？如果你必須做一個兩分鐘的陳述，向上級領導概括你的選擇，你會說些什么？

答：選擇供應商1,原因如下:

1)供應商1的團隊與眾不同，他們有熱情,可以并愿意按哈雷公司的要求來設計軟件產品,哈雷是一家特點鮮明的公司,項目實施意味著軟件公司要了解哈雷內部這些組織的個性，并且要盡量透徹地了解其個性形成的原因。

2)供應商1服務質量高，在實際工作開始之后，軟件公司必須跟那些相關的人合作融洽,所以選擇一家有熱情且服務意識強的公司很重要 ,在之前的調研中,他們的精力充沛, 有禮貌, 誠實,對我們業務的理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們沒有讓人有絲毫的不悅、委曲求全或者盛氣凌人等感覺,并且愿意按我們的要求來對軟件進行調整。

2、你對哈雷公司選擇企業軟件的方法的總體評價是什么？如果可能，你會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法？

答：我認為總體方法比較合理, 哈雷公司了解自己企業的特點是什么, 也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使選擇供應商時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另外通過讓直接接觸業務的人來梳理流程并對軟件選擇做出決策,確保了能讓軟件商開發真正適合自己企業的產品,從而使業務需求能夠迅速得到滿足,如果可能,應當有一個被授予相關權利的人在企業內部進行協調,能夠在各部門間合理調配和安排資源來支持軟件項目,這樣也許可以適當加快軟件實施的進度。

第二篇：案例3哈雷—戴維遜：被超越的摩托王者（寫寫幫整理）

哈雷—戴維遜：被超越的摩托王者

哈雷—戴維遜生產摩托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當時哈雷與戴維遜兩家在戴維遜家后院150平方英尺的木欄小院內開始制造摩托車。由于很忙，他們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干這行當。參加者主要是兩家的家庭成員及幾個外面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歐勒·伊文羅德，他后來成為著名的拖斗摩托生產商。第一年他們只賣出了4輛摩托，第二年賣出8輛。由于作為運輸工具的馬車逐漸被摩托車所代替，摩托車的需求日益增加，哈雷—戴維遜的產量也迅速增至18，000輛。此時，另外一個牌號印地安摩托車也進入市場，二者共同壟斷著美國雙輪摩托車市場。當美國加入一戰之后，哈里—戴維遜的摩托車也開始為軍隊服務。

戰爭結束后，摩托車市場冷淡下來。非畜力運輸工具，尤其是福特公司的T型汽車，成為它強勁的市場競爭對手。摩托車遠遠趕不上T型汽車的舒適和方便，而且福特將價格降得很低，一輛T型汽車比一輛摩托車貴不了多少，有時甚至更便宜。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30年代經濟蕭條時期。然而哈雷—戴維遜以及印地安、亨德遜等生產商此時非但不降低產品成本，以適應消費者收入減少的現狀，反而生產更加豪華、馬力更大、價格更高的摩托車。一輛高級拖斗摩托車在1930年的售價是2000美元，超過了大部分汽車的售價。

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刺激了摩托車工業，僅哈雷—戴維遜就賣出了9萬輛。不過摩托車在這場戰爭中只扮演了一個小角色，真正唱主角的是其它現代化設備。一到和平時期摩托車又再次被擠到一旁。和汽車銷量的增長速度相比，摩托車的發展很慢。此時購買摩托車的只是一些并不十分需要它們的人，如流浪漢、地痞流氓等。

多年以來，美國公眾往往把摩托車與黑皮夾克、甚至暴力聯系起來。這主要是因為在20年代和30年代經濟危機而引發的高失業率時期，一些沒有工作的人，衣著不整、酒氣熏天地開著摩托車四處游蕩，追求所謂吉普賽人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不管這種人是否很多，但公眾對這類人的不良看法卻與摩托車聯系在一起了。

二戰后，摩托車的消極形象更加突出。1947年，在加州的霍利斯特鎮，一伙騎著黑色哈雷一戴維遜摩托車的流氓涌入當地的小酒店，到傍晚時這伙伴人幾乎把小鎮弄了個底朝天。當地為數不多的警察集中了一些有正義感的市民與流氓們進行了激烈戰斗，共有50多人受傷。這一事件被拍成電視劇《瘋狂者》，主要講述一伙無視法律的流氓騎著摩托車占據了一個小鎮。在以后的8年內，摩托幫派的荒誕行動引起了人們的公憤，從而也增加了公眾對摩托車的反感。1966年佛羅里達警察局的官員這樣評述道：那些騎著摩托車的流氓以及他們的納粹行為使所有的人感到不安，他們對社會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而且這種威脅每年都在增長。

50年代全美摩托車年銷售量平均為5萬輛，市場主要被美國的哈雷。戴維遜，英國的諾頓以及德國的寶馬瓜分。到60年代，日本的本田摩托車開始打入美國市場。到1960年全美摩托車大約有40萬輛，其中大部分是戰后15年中購買的。和汽車類運輸工具相比，摩托車的發展相對緩慢。然而到了1964年，摩托車增加到96萬輛，兩年以后增加到140萬輛，到1971年時幾乎達到400萬輛。

當穩定的市場受到威脅時，哈雷—戴維遜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哈雷利潤—戴維遜認為自己在大型摩托車市場上正處于主導地位，雖然由于產品多為黑皮夾克青年使用，公司的形象多少難堪一些，但值得寬慰的是全美國的警察部門都使用他們的產品。因為哈雷·戴維遜的頭頭們并沒有認識到本田發展輕型摩托車。市場對自已有何威脅。

直到哈雷—戴維遜公司終于認識到本田現象并非只是曇花一現時，他們才采取措施。公司于6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意大利制造的輕型摩托車，但已為時過晚，因為本田已壟斷了整個市場，消費者普遍認為意大利摩托車質量比不上日本。就這樣，本田以及其它一些日本生產商在60年代中后期占據了比人們預想的大得多的市場。

哈雷—戴維遜的錯誤在于疏忽大意。它沒有采取措施，沒有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它的問題不在于錯誤的投資擴展方向，而在于反應遲鈍，缺乏生機，不愿意作任何改變。

1965年哈雷—戴維遜第一次公開發行了公司的股票。但這很快就面臨著一個控制問題。當時，購買公司股票的競爭主要在一個亞洲公司班戈爾一潘塔與一家美國公司AMF之間進行。在這場競標戰中，哈雷—戴維遜的股東最后選擇了AMF，盡管其標額比班戈爾的每股23美元少了1美元。股東們主要是對班戈爾接管一個公司的信譽有些謹慎，而且AMF提出的哈雷—戴維遜擴張計劃似乎更為可行。

但這樁“婚姻”有些麻煩：哈雷—戴維遜的陳舊設備對AMF的擴張計劃沒有多大用處。而這時，本田以及日本其他公司都帶著高品質的摩托車產品蜂涌而至，哈雷—戴維遜敗在質量問題上。公司的一位高級官員說：“隨著公司生產加快，產品的質量快速下降。”哈雷—戴維遜生產的產品中，質量控制指標下降了50％至60％。在質量檢查中，只有5％的日本摩托車出現質量控制問題。

11年來，AMF每年承受著平均480萬美元的經營損失，1981年，AMF宣布退出，并且將部門轉售。負責摩托車銷售的副總裁V．比爾斯，對公司仍充滿信心，他從花旗銀行籌集了815萬美元的資金，組成了一個新的班子，繼續完成大業，但與AMF的所有關系也變得十分嚴峻。

比爾斯是一位重型摩托車迷。他畢業于MIT航空工程學院，被人們公認為一名生產專家。不僅僅如此，不論從個人愛好還是從職業上來講，他都是一名真正的摩托車喜愛者。對AMF的質量下降問題，他深表憂慮，而且成功地將這個部門從AMF公司中接管下來。

公司的前景十分暗淡。在本田進入美國以前，它一直主導著美國的這一行業，但現在其市場份額只有3％。1983年，哈雷—戴維遜慶祝其成立80周年紀念日，有人懷疑公司是否還能運轉。哈雷的唯一希望是尋求關稅保護，他四處游說。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對日本摩托車增加關稅的條例，進口稅額由4％提高到45％。關稅保護給公司帶來了新的希望，其市場份額開始重新建立，獲得新生的關鍵是重新樹立對產品質量的信心。比爾斯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1986年12月，哈雷—戴維遜要求國會廢除關稅障礙，這比原計劃早了一年。公司的信心已經得到了恢復，他們相信可以與日本同行展開肩并肩的競爭了。

公司的另一項舉措是向日本人學習。接管后不久，比爾斯與其他經理參觀了日本的工廠，并且還特意參觀了位于美國俄亥俄州的馬里斯咸爾的集中工廠。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之所以被擊敗，并不是因為日本企業的“機器人，文化、早間訓導、公司歌曲等，而是因為日本企業擁有懂得商業、并且能夠明察秋毫的職業經理們。”僅這一項，日本公司的經營成本比哈雷要低30％。

比爾斯與經理們盡力實施一些日本的管理技術，他們將每個工廠劃分為利潤中心，各經理都指定負責特定的職責和工作范圍，建立了即時所需存貨的急需物資制度以控制內外的成本并使之最小化。他們建立了質量循環制度以提高員工對質量目標的參與程度，促進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的交流。公司還制定了一個新的規劃——統計操作控制，讓職員承擔自我檢驗質量并改進調整的責任。比爾斯與其他經理則努力改善勞資關系，他們更加關心雇員，提供更好的幫助與福利待遇以解決員工的問題。同時，他們還引進了某些新的產品技術?如全新的發動機，并附加橡皮墊以減少震動。在摩托車頭盔里裝置立體聲系統和微處理器，這些設施的革新讓用戶廣為接受。1981年至1988年生產變革產生了顯著的效果：存貨減少了67％，生產力提高了50％，浪費和返工率降低66％，每單位錯誤率減少70％。

第三項措施是進行市場開拓。盡管由于不良時機以及質量問題，導致公司市場丟失，但哈雷仍擁有空前的消費者，公司進行的一份調查表明，92％的消費者仍對哈雷情有獨衷。盡管有這些忠實的顧客，但哈雷公司仍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公眾形象問題。摩托車仍然使人們聯想起那些騎著摩托車，刁著煙、喝得醉醺醺、調戲女人、身穿皮夾克的流氓形象。

哈雷的另一問題在于，一些私自經營者將新產品的名稱和商標貼到了那些沒有檢驗合格的劣質產品上，這對公司的聲譽造成了極大影響。公司得通過警告和聯邦法律來打擊這種不經授權溫用公司名稱和商標的行為。并且在許多產品上打出公司自己的名稱和商標，如皮夾克、衣服、鞋子、毛巾等。一時間，零售商們發現，這些檢驗的商品深受歡迎，甚至一些新顧客到現在也開始購買：如銀行家、醫生、律師等。這些新的顧客群體還將他們的購買對象擴大到哈雷公司生產的自行車上。

比爾斯很快投資大筆資金擴大了重型車生產線，以充斥這一新的市場，1989年，最大的摩托車“胖仔”推出，80立方英寸的雙V型發動機，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150公里，1991年哈雷已生產出20種型號，價格從4500美元至15000美元不等。

1989年，哈雷忠實的消費者將它推入本行業的頂尖地位，幾乎占了重型摩托車市場的60％，1993年的第一季度達到63％，顧客對哈雷的重新青睞可以從1990年《華爾街雜志》的統計描述中看出：“哈雷—戴維遜今天1／3的買主都是職業人士或經理，60％為大學生，而1984年只有45％，平均年齡35歲，平均每戶的收入從5年前的36000美元增長到45000美元。”

1989年，比爾斯退居為公司總經理，將大權交給了理查德·泰爾林克。泰爾林克曾經負責摩托車分部辦公室的工作。但比爾斯仍保留著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他對哈雷的復興功不可沒。

1993年，哈雷—戴維遜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這一問題伴隨成功而生。公司生產的產品供不應求，顧客們看到的只是空蕩的展廳。如果顧客看到一些雜志上的廣告后愿意支付10％或更高的訂金，那也要等上6個月之久才能得到一部新車。美國600多家經銷商中，有些人擔心這些空空的展廳和長久的等候會迫使他們源源不斷的客戶轉向美國以外的進口產品，正如幾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那樣。另一些經銷商則認為比爾斯及其公司已在本行業中樹立了一個獨特的無可替代的品牌。由于很久沒能供貨，經銷商只得尋找其他收入來源。哈雷品牌的系列商品只有哈雷的經銷點才能買到。哈雷黑皮夾克俏銷到500美元一件，射擊眼鏡12美元一副。顧客看中的似乎只有帶有哈雷名稱和品牌的商品。因此，1992年，哈雷公司的非摩托車產品收入大大增加，銷售額為1．557億美元(1991年為1．303億美元)。

從某種程度上說，哈雷的生產形勢喜人，其產品供不應求。不僅如此，它擁有一大批忠實的顧客，他們不可能轉移到其他競爭者手中。當然其中存在的問題就是生產的潛能還沒有充分發揮。理查德·泰爾林克表明了公司在增加數量滿足顧客需求這一問題上的想法：“數量問題不是本質上的，質量才是真正的問題。”

不久，公司產量增加了。1992年，每天可以生產280輛摩托車，1993年提高到每天345輛，由于增加資本投資，到1996年公司的生產目標為每天420輛。

一些經理表示他們對泰爾林克保守的國際經營擴張計劃極為關注，歐洲出口市場召喚著哈雷，哈雷產品風行歐洲。公司向國內經銷商承諾，在北美市場沒有充分滿足之前，出口量不超過總量的30％。1990—1992年問，當歐洲巨大的摩托車市場增加33％時，生產制約成為了哈雷的一個重大問題。由于生產受到限制，哈雷的市場份額只能占到9—10％，換句話說，它把這大好的市場又送給了國外競爭者。

1982年，哈雷—戴維遜的營業收入為2．1億美元，純收入虧損2510萬美元，10年之后的1992年，營業收入為11億美元，純收入5400萬美元，銷售和利潤的增長給投資者也帶來了極大的好處。1990年，哈雷—戴維遜的股票價格為7美元，1993年1月高達39美元，其重型摩托車的市場份額從1983年的12．5％升到1993年的63％。日本擁有了輕型車的市場，哈雷則主導著重型車的未來。

1986年，哈雷—戴維遜收購了假日漫游者公司，公司希望這一行動能給哈雷的經營帶來一些起色，并解決銷售高峰時供應不足的問題。事實證明，這一公司表現平平，1992年其銷售額占總公司的26％，而利潤只有2％。由美國制造商自己生產的大型摩托車車在美國市場仍然暢銷。1993年6月12日，大約10萬人，其中有18000名哈雷車迷在密爾沃基慶祝了哈雷誕生90周年紀念日，96．54公里以內的賓館飯店全都訂滿，哈雷—戴維遜繼續穩健前行。

討論：

1）60年代，美國摩托車市場比過去增長了數倍，但美國公司的占有率卻下降了35%，哈雷—戴維遜為主的美國摩托車業是如何被“本田”擊敗的？有時如何進行反擊的？

2）日本占領了輕型車市場，哈雷—戴維遜卻主導重型車市場，美國摩托車已把以“本田”為首的日本公司視為頭號敵人，而且，在美國消費者心目中“本田”已成為輕型車的代名詞，這種形象無疑對“本田”進入重型車市場造成很大困難，如何克服上述困難，使“本田”順利打入重型車市場？

3）“哈雷”系列非摩托車產品走俏市場，面對這種情況，“哈雷”在保護其重型車市場時應繼續進攻輕型車市場，還是另辟蹊徑將戰略重點放在開發非摩托車產品上？

第三篇：案例分析作業

案例分析作業

案情：

被告人張晉奉，男，45歲，漢族，成都電視設備廠駐重慶片區銷售人員。被告人在任職期間，于1997年和1998年兩年期間，先后3次收取重慶市北培區澄江鎮廣播站、天府鎮廣播站購買成都電視設備廠有線電視設備的貨款，共計六萬九千余元。張向購買單位打了收條，但并未將這些貨款交回工廠。并于1998年3月在未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離開該廠，到附近某公司工作，并在半年后派駐安徽做銷售業務。工廠將張以曠工除名。2000年，該廠清查貨款，派人到上述客戶單位催收貨款時，發現貨款早以被張拿走。張辯稱在重慶開展業務時請客和其他一些開銷已經將該款花光，離開工廠是為了到某公司掙更多的錢還款。

被告人張晉奉構成貪污罪VS被告人張晉奉不構成貪污罪，只是挪用公款行為。請你選擇控方或者辯方協一份辯護詞。

【案情介紹】

被告人李嘉廷，男，59歲，原系中共云南省委副書記、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長，住云南省昆明市西昌路。2001年10月10日被逮捕。

1994年年初至2000年7月，被告人李嘉廷在擔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省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伙同其子李勃（另案處理）先后30次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1038萬元、港幣649萬元、美元9.1萬元、日元20萬元，折合人民幣共計1810.532375萬元。被告人李嘉廷受賄案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于2003年3月6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公訴機關指控李嘉廷犯受賄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嘉廷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于李嘉廷有揭發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現，且認罪悔罪，贓款已全部追繳，于2003年5月9日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李嘉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一審宣判后，李嘉廷不服，提出上訴。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于2003年6月20日依法裁定駁回李嘉廷上訴，維持原判。

請你按照上課時的步驟寫一案例分析。主要寫明罪名及其構成，以及與其他相關罪名的比較及其法律適用。

第四篇：案例分析作業（定稿）

淺析法和輿論習俗的關系

學院班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法學0902班

姓名：吳云秀學號： 200933402022

3聯系方式：1523122658

2案例回顧：婚禮惡搞引發悲劇“浴火新郎”狀告是十一位朋友和加油站

2010年11月在貴州某縣曾凡旺的婚禮當天，一幫朋友對新郎曾進行了惡搞：扒光他的衣服，用不同顏色的油漆噴了他一身，過了朋友的“惡搞關”，曾回到家中清洗身體，但由于普通洗滌用品根本無法清洗油漆，必須使用香蕉水或汽油。為了抓緊時間，他的朋友肖長武就近在中石化湄江加油站用開水壺給曾凡旺買了壺汽油。但在清洗過程中，汽油突然發生燃燒，曾凡旺全身著火，全身燒傷面積高達95%以上，被鑒定為三級殘疾。曾將11位朋友的故意的惡搞行為和湄江加油站對易燃危險的三危物品之一—汽油管理不善的行為告上法庭。

朋友們卻稱惡搞是當地習俗，為了烘托婚禮氣氛。而加油站稱自己沒有權利拒絕向購買者銷售汽油及詢問消費者買汽油的用途以及用什么容器裝。

最后法院判決：應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分擔原告損失50%。

到底該不該賠：

十位朋友在婚禮上的惡搞行為無主觀惡意，而且未明顯超出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但與曾凡旺的損害后果有一定關聯，應當承擔一定民事責任；肖長武未經原告曾凡旺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主動的購買汽油讓原告清洗身體上的油漆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危險性，應承擔一定的責任；而原告曾凡旺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自身明知汽油是易燃物品，在未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用汽油清洗身體，未盡到應有的注意和謹慎義務，應當承擔主要責任。最后，加油站疏于對汽油管理，是導致結果發生的間接原因，也應承擔一定責任。

當法律遇到習俗

面對上述審判結果有網友曾評論到曾凡旺身體大面積殺傷的確讓人同情，而當地風俗也應該杜絕嗎？這是法院和稀泥的表現。而單從被告本身的處境考慮，不僅遭受身體心理的重大創傷，朋友之間也因為此事不歡而散。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更好的處理法律和習俗的關系，應該怎樣減少或杜絕此類事情的發生呢。

“習俗移性”，習俗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從飲食起居到養老哺幼，無時無刻地鑄就改造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逐漸成為人們的認知判斷和信念的基礎。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擁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傳統文明，它在中國老百姓的眼里是無比神圣不可逾越的。習俗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都已是刺入脊骨的了，老百姓極其缺乏法律意識，你若拿法律知識或法律規定給他們講，他們會既聽不進去又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會把問題越鬧越大。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它的積極作用。

首先，當立法出現空白和漏洞時，我們可以參照善良風俗，把它作為法律的補充性原則。法律是立法者根據對現在的認識、把握和對未來的預測而制定的，當然由于立法者的認識水平和時代的不斷發展，同時，由于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以及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這使得法律在任何時候都不可

能覆蓋所有問題，法律不可比避免的會出現漏洞。此時，善良風俗對法律時有彌補作用的，填補法律空白；同時，是有利于法律本土化進程的。我國法律對善良風俗沒有明確的規定，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的第七條不得違背社會公德以及《合同法》尊重社會公德中稍有所體現。

其次，在司法過程中，我們可以利用民俗舉證質證，以樹立司法的威信，得

到當事人的信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借助習俗背后存在的實際邏輯對案情進行解釋，或對當事人未明確的意思進行解釋，都有助于司法的行進。

司法困惑：

借用一句話，到底是法律“強奸”了習俗，還是習俗“強奸”了法律？

倘若法律和惡習俗發生沖突，當然這是最容易解決的，我們應當毫不猶豫的對它進行取締，比如，“配陰婚”等蒙昧無知的東西。就如上述案例中的婚禮惡搞也應當適度調整。而人們在民俗指導下，對司法公正產生負面作用，使得法律扭曲偏離正常軌道時怎么辦或者人們在習俗的影響下，利用輿論給司法者以強大的壓力，影響處理的結果，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不獨立，此時，司法者會不會只顧迎合民意，而忘記手中操持的是司法的權柄。比如，“我爸是李剛”的案件，李一帆醉酒駕車，違反交通規則的相關規定，肇事逃逸，觸犯刑法有關條款，法官為迎合民意，在賠償被害者46萬的情況下，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其實冷靜下來思考，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自古以來，我國官與民的關系中“官老爺凌駕于百姓之上”“官員一手遮天貪墨腐化”的形象根深蒂固于老百姓的感情和習俗中的影響。再例如，在某次感動中國節目中，我們為一救助洪水中的孩子而拋棄了自己的女兒時，我們在為這位“英雄”鼓掌的時候，贊同優良的社會習俗成功的鑄造人的行為時，是不是通過法律的視角來看這件事呢。這位父親是不是屬于不作為犯罪，沒有擔負基于父女關系的救助義務；而這位父親對其他孩子卻沒有這項義務。是不是讓我們更清醒的意識到：有時習俗會覆蓋住法律對人們的指導，直接指導人的行動，致使人們忽視或踐踏法律。

尋找最佳契合點

面對上面所述的法律和習俗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現實的司法實踐過程中合情合理不合法的情景時，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對待風俗和法律之間的沖突呢。

第一，我們不能忘記成文法是從習慣法衍生而來的，我們不能忘記司法為民的宗

旨和目的。不能單純的把法律作為立法者的主觀意志和純粹的國家力量，法律的運作還是要靠人民的，避免“案結事不了”的情況，讓法律神得民

心和社會的普遍認可，因此，我們不能完全摒除習俗對司法的影響完全盲

目的推行國家法，而應處分考慮各個地方的習俗，擴大審判的影響，提高

法律的公信力。若法律完全摒棄人間情欲，隔絕世俗情感，成為超然與中

立的位置，讓人們盡情想象它的嚴肅性時，就會增加法律的運行成本或法

律結果得不到執行，最終結果適得其反。法律也就成為機械化的代名詞。

第二，我們要通過在立法司法執法過程中，逐步深化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踐行，提高我國公民的法制素養。加強法律知識的宣傳力度。培養基層調解員等

其他基層法律人員，基層人員在解決具體法律事務時，既注重當地風俗習

慣又依據法律處理民間糾紛。當然國家要給予制度保障，讓法官或基層調

解員在自由裁量時不拘泥于法律制度。基層法官應當根據日常生活經驗，自覺將與案件有關的風俗習慣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在法無明文規定

時，可將善良風俗作為評判當事人過錯責任的標準之一。當雙方當事人對

案件某個事實有爭議時，在雙方都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基層調解

員可以根據雙方當事人都確認的有關風俗習慣來認定案件的具體事實，把

握其中的技巧和恰當方式。

第三，由于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和偏遠的內陸地區，歷史延續下來的風俗習慣作

為鄉土文化根深蒂固地在鄉村民眾的觀念中扎根，短時間內完全改變習俗

對人們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必須暫時妥協，對善良風俗進行統一

匯編或統一標準，甄別分析，盡量避免“一事不兩判”。

第四，加強立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國家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那

么對于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顯然是句空話，一要通過立法健全做到有法可

依；二是自覺守法護法，依法辦事。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倘若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把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

究，分別好壞，立存廢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

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我們可以以此為指導或借鑒，不

斷推進我們司法體制的改革與進步。

第五篇：票據法案例分析作業

第3—7講作業：案例分析

案例一：（票據無因性與票據責任）

2001年7月20日，B公司與C食品廠簽訂一份購銷合同，向該食品廠購買貨物一批，合計貨款22080元。同年8月12日，B公司向C食品廠簽發相同金額的商業匯票一張，到期日為同年11月12日，匯票付款人為B公司的債務人A公司。同年9月15日，C食品廠持該商業匯票向A公司提示承兌，A公司對該商業匯票作了承兌。同年9月20日，C食品廠因經營急需資金而向C縣農行申請貼現，C縣農行經審核后同意貼現。當日，C縣農行為其辦理了貼現手續，扣除貼現利息1766.4元，向C食品廠實付貼現金額20313.6元。

匯票到期后，C縣農行持匯票提示付款，因A公司無款支付而遭退票。C縣農行遂直接與A公司交涉支付票款，未果；又向C食品廠追索票款，仍未果。于是，C縣農行訴至法院，要求A公司償付票據金額及利息，B公司和C食品廠承擔連帶責任。

B公司辯稱，是C食品廠未履行購銷合同，應由C食品廠承擔票據責任；C食品廠辯稱，A公司是承兌人，應由A公司支付票款。（未提及情節視為無）

分析：1.B公司的答辯理由依法是否成立？為什么？

案例二：（票據權利）

A市洪山商場、光華塑料制品廠和四海化工原料公司是相互經濟往來比較密切的單位。到1999年底，洪山商場結欠光華塑料制品廠貨款53.6萬元；光華塑料制品廠結欠四海原料公司貨款53萬元。按照合同，債務履行期均剩6個月。光華塑料制品廠在征得洪山商場和四海化工原料公司同意的前提下決定以商業匯票清結3方之間的債權債務。于是，光華塑料制品廠簽發商業匯票一張。匯票上載明四海化工原料公司為收款人，洪山商場為付款人，票據金額為53萬元，出票日期為1999年12月26日，付款期為6個月。洪山商場與光華塑料制品廠之間結算尾數差額用現金清結。

四海化工原料公司拿到商業匯票后，為了保證獲得支付并便于票據流通，便找到洪山商場，由洪山商場作了承兌，并由洪山商場的開戶銀行D銀行為洪山商場作了票據付款保證。

2000年3月24日，四海化工原料公司因進貨將該商業承兌匯票背書轉讓給振華化工廠。2000年3月27日，振華化工廠因采購設備，將該商業承兌匯票作了背書簽章交采購員持往C市采購設備，不幸，該匯票連同手提包一起被竊。采購員即速回廠，由振華化工廠于2000年3月28日向A市西區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公示催告。

2000年3月28日，外地來C市從事個體經營的張明在回家路上拾到被小偷扔棄在支票夾內的本案商業承兌匯票，發現該匯票尚在有效期內，且最后一次背書只有背書簽章，卻無背書記載。張明喜出望外，遂將被背書人填為C市家電批發中心，背書日期寫為3月29日，并于當天從該家電批發中心購走高檔彩電、冰箱和洗衣機一批，總價值53萬元，然后低價很快脫手，攜款逃離C市。

C市家電批發中心取得本案商業承兌匯票后，于2000年4月14日向C市B銀行申請質押貸款，C市B銀行通過K類電報向A市D銀行查詢，確認本案匯 票真實、確由A市D銀行作票據保證，遂收質并向家電批發中心發放為期2個月的周轉貸款45萬元。

本案商業承兌匯票到期，由于家電批發中心無力還貸，C市B銀行遂依法行使質權，以持票人身份向A市洪山商場請求付款。洪山商場以本案商業承兌匯票已經公示催告為由拒絕支付。

C市B銀行遂向A市西區基層法院申報權利，但被告知公示催告程序已經終結，振華化工廠已申請作除權判決。情急之下，C市B銀行遂以振華化工廠為被告，提起票據權利糾紛的訴訟。

分析：

1、分析各當事人對票據權利取得的合法性。

2、分析D銀行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

3、本案票據權利應當歸論證享有？

案例三：（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

1999年8月16日，中國××銀行S市支行（以下簡稱S市銀行）受理開戶企業清泉飲料廠的貼現申請，貼現取得該企業的0056516號銀行承兌匯票一張。該匯票載明：出票人為D市新科保溫瓶廠（以下簡稱D市保溫瓶廠），承兌人為中國××銀行D市支行（以下簡稱D銀行），收款人為D市保溫材料廠（以下簡稱D市材料廠），金額為20萬元，到期日為1999年12月21日。該匯票后經D市材料廠背書轉讓給D市清泉飲料廠。

由于S市銀行工作人員張三忘記將該匯票放在何處，致使該匯票到期后S市銀行未能在提示付款期內提示付款，而張三一直在賬務上采用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予以掩蓋。2001年12月2日，張三終于找到了失蹤一年多的銀行承兌匯票，遂電話與承兌人D銀行聯系要求付款，但被D銀行以超過提示付款期限為由予以拒絕。由于害怕支行處分，張三一直掩藏不報。

2002年10月，該銀行員工輪換崗位，方才發現本案匯票票款尚未到位，且已超過了票據追索權的期限。S市銀行向D銀行請求支付票款，D銀行以超過票據時效為由予以拒絕。S市銀行遂向D市基層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利益償還請求權。要求D銀行返還票款20萬元及其逾期利息。

分析：

1、分析本案票據的基礎關系，S市銀行應當要求誰向其返還利益？為什么？

2、分析S市銀行在2001年12月2日和2002年10月的票據權利狀況。

3、分析S市銀行在票據關系中的法律地位。

案例四：（票據背書與時效）

1991年6月21日，某省匯豐工貿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豐公司）為了償還C銀行江東分行營業部（以下簡稱C銀行）的債務與其約定：匯豐公司背書轉讓給C銀行一張由B銀行江北分行營業部（以下簡稱B銀行）承兌的金額為2000萬元的商業匯票。當晚，匯豐公司總經理朱一兵將這張號碼為X16078477的銀行承兌匯票背書交付給C銀行。該匯票載明：金額2000萬元，承兌申請人為江口市農墾公司（以下簡稱農墾公司），收款人為匯豐公司，簽發日為1991年6月30日，匯票到期日為1992年3月30日。

1991年6月25日，C銀行致電B銀行稱：“你行于6月30日是否簽發 X16078477號、金額為20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到期是否承兌，速復。”B銀行收電后未予回復。同年7月17日，C銀行再次致電催問。7月19日，B銀行復電稱：“維護銀行信譽，保障結算渠道暢通，經研究，對我行原簽發使用的舊式銀行承兌匯票一律更換新憑證，你行受理的舊式銀行承兌匯票請退原持票人于8月20日前到我行更換新憑證??”同日，B銀行又致電C銀行稱：“貴行來電我行上午已復，請把承兌匯票退回原持票人換新憑證。”同年9月13日，C銀行派人到B銀行換新匯票。因B銀行當時無新版銀行承兌匯票，經該行負責人羅小平、農墾公司負責人曾明、C銀行副行長張杰協商，由農墾公司將X16078477號匯票交給B銀行，換取B銀行開出的一份整存整取定期儲蓄存單。該存單金額為2000萬元，戶名是農墾公司，期限為1991年6月30日至1992年3月30日。曾明在存單背面簽注“我公司同意將此存單轉讓給C銀行，到期在B銀行支取有關存款”，并加蓋其公章。B銀行亦在存單背面簽注“同意轉讓，到期兌付，但不能提前支取”，也加蓋了公章。C銀行向農墾公司出具了收條，收執了該存單。同時B銀行又應C銀行要求，出具了一份承諾書：“我行于1991年9月13日開出中國××銀行××省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單一份，金額2000萬元整，存單號為2103125，待新銀行承兌匯票到后及時更換，如新銀行承兌匯票到1992年3月30日仍不能換回，則你行可持存單到我行兌付。”該營業部負責人羅小平在承諾書上加蓋了公章及其個人名章。

1992年2月18日，公安部以匯豐公司朱一兵涉嫌詐騙立案，對涉及有關匯豐公司的所有銀行承兌匯票、定期存單均采取了凍結措施。因此，C銀行未能在B銀行換取新式銀行承兌匯票，也未支取2000萬元票款。

1994年11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聯合通知，涉案的銀行承兌匯票、定期存單的清理工作，涉及金融系統內部的，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各專業銀行總行參加組成“218”專案金融系統清理領導小組（以下簡稱218清理小組）負責進行。1995年2月，C銀行參加了在海口召開的、由中國人民銀行主持的“218”專案資金清理會，在該會議上申報了債權。1997年10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通知各商業銀行，對已提出申請但尚未審批的與“218”專案有關的各筆債權債務，清理組不再審批，由各債權人自行向有關的債務人協商解決或依法追索。據此，C銀行向中國人民銀行江東分行申請協調未果，遂向該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B銀行兌付2000萬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B銀行以本案票據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為由進行答辯，主張不應承擔支付責任。

分析：

1、1991年6月21日，C銀行取得的X16078477號票據的效力應如何認定？

2、如何認定本案票據背書日期？ 3、1997年10月22日之后，C銀行因其權利受到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的案由如何認定？其權利請求是否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案例五：（瑕疵票據）

2000年11月14日，A市達利辦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利公司”）與B市東海貿易商行（以下簡稱“東海商行”）訂立傳真機等辦公用品購銷合同1份。合同約定由東海商行供貨，達利公司提貨時付款11.7萬元人民幣。次日，達利公司向A銀行申請簽發同額銀行匯票1張，該銀行匯票載明達利公司為申 請人，A銀行為出票人，東海商行為收款人。達利公司向東海商行交付票據，從B市將所購辦公用品運回A市。

東海商行取得票據后，因向香港匯豐公司進貨便將該票據背書轉讓給香港匯豐公司。背書時按匯豐公司駐穗辦事處的要求在該匯票背面第三欄內將被背書人載明為匯豐公司，背書人東海商行作背書簽章并填明背書日期。

香港匯豐公司駐穗辦事處剛取得本案匯票，債權人新華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簡稱新華公司）即登門“造訪”，要求清償已經拖欠了1年之久的500多萬元的工程款。迫于無奈，匯豐公司總經理授意財務部經理將東海商行交付的11.7萬元的銀行匯票用退色靈將票據金額涂改成511.7萬元，然后背書交付給新華公司的討債人，索回債務憑證。匯豐公司在該票據背面第二背書欄上載明被背書人為新華公司，并在背書人簽章處作背書簽章。

新華公司持回這張銀行匯票后，因急于購買鋼材，遂將該匯票背書轉讓給內地C市中原鋼材貿易公司。新華公司在該匯票背面的第一背書欄里載明被背書人為C市中原鋼材貿易公司，并作背書簽章。由于中原公司鋼材質量不合要求未能成交，便將其已作的背書用“×”涂銷，然后在粘單上將匯票背書轉讓給D市江南鋼材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鋼材公司）。

2000年11月13日，D市鋼材公司持票委托D銀行進賬，D銀行通過同城票據交換將本案匯票交給A銀行在D市的分理處。A銀行D市分理處經核對發現本案匯票金額被涂改、票據背書不連續，于是拒絕付款。

D市鋼材公司遭到退票后遂向前手東海商行行使追索權。東海商行聲稱該票據金額只有11.7萬元，只愿承擔11.7萬元的責任。D市鋼材公司欲向香港新華公司追索，新華公司稱匯豐公司交付的票據金額確為511.7萬元，但此時匯豐公司已去向不明，新華公司拒絕接受追索。D市鋼材公司走投無路，遂向A市中級人民法院對A銀行及全部前手提起民事訴訟。

分析：

1、評價本案銀行匯票背書連續性。

2、如何界定本案匯豐公司的行為性質？

3、D銀行在本案中處于何種法律地位？

4、假設江南公司向東海商行行使追索權，東海商行返還票款的金額應為多少？

案例六：（空白票據）

2002年4月23日，A市力源培訓公司向新世紀書店購買一批培訓教材，價款3600元。力源公司將一張已作出票簽章、用途注明為“購貨”的空白轉賬支票交付給新世紀書店。因一時找不到填寫支票的碳素墨水筆，力源公司采購人員未在支票上記載收款人名稱和票據金額，囑咐新世紀書店收銀人員按實際教材價款補記。

力源公司提書離去半小時后，一自稱力源公司員工的年輕小伙來到新世紀書店，稱其公司購買教材的轉賬支票上的簽章有誤，領導要其取回。新世紀書店收銀員收取了年輕小伙現金3600元，將尚未補記的空白支票退交給年輕小伙。

年輕小伙騙取空白轉賬支票后，將該支票的金額補填為8.9萬元，收款人填為洪發鋼材公司，從洪發鋼材公司購買各種型號鋼材合計20余噸，然后逃之夭夭。洪發公司取得該轉賬支票后，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三冶鋼廠，購回鋼板一批。

2002年5月2日，三冶鋼廠出納員持轉賬支票及其進賬單到開戶銀行辦理 進賬，途中手提包被盜，轉賬支票丟失。三冶鋼廠遂與出票人力源公司聯系，要求補簽相同金額的支票，力源公司獲悉轉賬支票金額被填為8.9萬元后拒絕補簽支票。三冶鋼廠請求力源公司的開戶銀行A銀行支付票款，因不能提示支票亦被A銀行拒絕。無奈之下，三冶鋼廠遂以A銀行和力源公司為共同被告，向A市江北區基層人民法院提起票據權利糾紛訴訟。

分析：

1、如何界定力源培訓公司交付新世紀書店的支票性質？

2、本案新世紀書店收受的欠缺收款人名稱和票據金額的支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三冶鋼廠遺失支票后應當采用什么方法對自己的票據權利加以補救？

4、三冶鋼廠的票據權利依法應當實現？

案例七：（票據質押與抗辯）

1998年5月4日，A公司以其與B公司有鋼材交易為由向A銀行申請承兌匯票1500萬元。A銀行經審查其與B公司的購銷合同和其他相關條件后，同意承兌。誰知A公司騙得A銀行承兌后并未與B公司進行鋼材交易，而是將收款人為B公司的1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交給B公司，請求B公司幫其套取銀行資金。

1998年5月7日，B公司向開戶銀行申請貸款1490萬元，并以其所持的1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設定質押。B公司取得貸款后將三張合計金額15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交付給B銀行，但未在匯票上作成質押背書。B公司取得貸款1490萬元，扣除幫助套取資金的手續費2萬元后，將余款1488萬元交付給A公司。

匯票到期前，A公司因經營被騙損失慘重，依法申請破產。破產時各債權人僅按5%獲得清償。但A銀行因未接到申報債權的通知，也未注意報紙上的申報債權公告，因而A銀行沒有得到任何清償。

1998年11月2日，因B公司不能償還所借的1490萬元貸款，B銀行便依法實現質權。雙方商定由B公司在匯票背面的第一背書欄加蓋背書章，寫明“委托收款”字樣，并以B公司名義填寫委托收款憑證，將匯票及委托收款憑證一并寄A銀行提示付款。

A銀行收到匯票后即與A公司聯系交存票款，這時才發現A公司已于1月前被人民法院宣告破產。A銀行立即找到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方知該匯票系其財務科出納員冒用A公司名義申請承兌所為，該票款已被出納員用于個人炒股而虧得一干二凈。承兌時提交給銀行審查的購銷合同系B公司將加蓋了公章的空白合同書復印傳真給A公司的出納員，A公司出納員在傳真件上填寫虛假合同內容后再復印而偽造的。于是，A銀行以B公司欺詐取得票據不能享有票據權利為由，依法向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請求確認A銀行對B公司享有抗辯權。

分析：

1、分析B銀行對本案票據依法是否享有票據權利？

2、B銀行因收受本案票據質押而蒙受的貸款本息損失應由誰承擔責任？

3、A銀行作為本案票據的承兌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