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馮友蘭讀后感

讀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有感

《中國哲學簡史》以20萬字的文字講述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是史與思的結晶，充滿了人生的睿智與哲人的洞見。馮先生認為，哲學的功能在于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人們沒有智慧與不智慧之分，而哲學家們研究哲學的目的也從來不是為了提高智慧，僅僅是為了哲學本身。哲學并不是生存的工具或手段，確實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理想。它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人生的意義。

在書中，馮先生著重于用淺顯易懂的言語對哲學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梳理了中國哲學史上的幾個重要的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陰陽家、法家，及各派在各個時期的發展、演變、更新。馮友蘭自己認為，就《中國哲學簡史》的內容來講有兩點可以引以自豪的：一是把先秦名家的辯者區分成兩派；另一點是分辨出宋代程顥程頤兄弟思想的差異和各自特點。此二點均發前人所未發，為中國哲學史界普遍接受。

中國之所以缺少嚴謹的系統的哲學體系，可能和中國人思想方式有關。每個民族都會在其文明發展的同時對人和世界的各種本體性問題發問，于是則產生了哲人。不同民族的哲人思考的終極問題往往相同，但思考的方法，思想的表述則大相徑庭，是以各民族的哲學之面貌多有不同。區別于西方注重邏輯，思維縝密，中國的哲學更注重于現象而輕規律，邏輯的成分自然較少，如各個名家思想，常常是以其日常的“零碎語錄”編輯而成的哲學，因而中國的哲學也就具有直觀性、隨意性及非專業性了。但事實上，在中國，哲學如宗教之于西方世界一樣深深滲入社會、為常人所持。是以一些哲人并不以自己為哲人，只于日常行事中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求構筑體系，這是以有別于西方的。而此書的作用，便是系統地講解了中國哲學史從古至今的發展演變，讓人充分了解中國的哲學發展。

一、王朝興衰

為什么經歷了千百年的封建制度的古中國，每朝每代都循環著興盛衰敗，且盛極必衰呢？馮先生認為，首先，中國封建社會走不出盛衰怪圈的重要原因是平等制約的缺失。例如在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發展成的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強調了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絕對服從，滋生了歷朝歷代下層人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習慣性的反抗。

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雖然博大精深，如儒家，道家，法家，但是卻被統治階級非

常功利地拿來運用，需要時宣揚，不需要時一腳踢開，缺乏“政策的連貫性”。比如，儒家重人倫，法家重賞罰分明，道家重無為。每個朝代之處，百廢待興，統治者大都想要勵精圖治，此時道家“清虛自守”、“無為而治”的思想就被其用來作為恢復國力，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的主導思想。而到了統治中期，社會秩序成了首要問題，于是統治者又采用儒家思想中子女孝順父母，臣民忠于君主來教化子民。然而盛極必衰，隨著百姓生活越來越富裕，對制度的監管也隨之松懈，絕對的權利導致了絕對的腐敗。王朝的末期，官吏貪污腐敗，魚肉百姓，此時對君主的怨道越來越多，統治階級又不得不用法家重刑罰來維護搖擺的統治。由于一個統治階級沒有一套能夠“自始至終保持說服力，自始至終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哲學工具或者說是統治方針，一個封建王朝必然會走向衰敗。

二、入世出世

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的精神之一，便是哲學背負著平衡入世與出世，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入世出世之對立，正如現實與理想主義的對立，而哲學的使命正是要在這兩極對立中尋求它們的綜合或許我們該在世俗中陶冶我們的性情。中國的哲學，以其所稱的“直覺的概念”出發，所以很多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道德。

如今的我們似乎忘了原本的性情，在大流中隨波逐流，每天除了工作掙錢，抱怨這抱怨 那的，卻不舍得騰出一點時間看一本好書。是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不可能做到出世，我們也應該明白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人類一直在追求那能看到卻不能到達的彼岸，那是人耐以生活的根本。由此而言，人們把生存看成是一種負擔，一種難言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在中國哲學體系中，各時代的哲學家亦將此思想融入自己的生存之道之中。儒家推崇“仁義”之道，也表現出神似歐陸浪漫主義詩哲追求的“暮春而游”之境，便是在其現實與抱負無法統一時，用他的哲學思想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在世俗之中修養身心。對于我們而言，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情形，因此，更應該學習哲學，體驗超乎現實的道德修養。吸取其精髓，在入世與出世之間修行：在喧鬧的現實生活中創造自己的生活，在寧靜的理想氛圍建立強大的內心世界。

三、“內圣外王” 書中說道“哲學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實踐這一哲學”。中國的哲學注重人事，注重內圣之道，注重修養。人往往會應為內心的矛盾而無法在行動上統一，人生中這樣的矛盾產生往往是因為無法區分什么是該堅持的和什么是該放棄的。哲學就是能夠幫助我們做到“內圣

外王”。內心的修養并不是一日可得，也非一世難得。

在平日生活中，我們都希望樣樣兼得，名利雙收，但有些東西集中在一起了，超越了你所能承受的范圍，這個時候，選擇就不可避免了。拿我們學生為例，特別是大學生，總是希望有好成績，獲得很多獎項，但又不肯花時間，想要參加各種各樣的社團活動，出去旅游。雖然，這樣的矛盾并不是很激烈，但同樣考驗著我們該如何取舍，分清什么是該堅持，什么是該放棄。因此，生活只有在哲學的操練中，超越自私與自我，將倫理、哲學、反思和知識融合在一起。好的內心修養能讓我們時刻看清自己，明確人生的目標，理解生活的意義。而做到這一點還不夠，最重要的是用生命去實踐。果斷決絕地選擇，這樣才能使人生得以前進。

四、哲學人生 馮先生在書中說到“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實上已經不同程度上在做的事做完全。一個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雖然我們大部分人并不追求所謂的圣人，但是這句話卻讓我們頓時領悟了我們生活中之所以有的遺憾。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凝聚了古往今來君子的修身之道。如果我們把最平常的事做完全了，也便是至善，那么在我們心中便不會有遺憾。不要把哲學看成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其實，它就藏在我們生活之中，滲透在每個細小的地方。所以，人應該哲學化，應該去追求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

馮友蘭認為人們常把形而上學看成是概念的抒情詩，然而當哲學真去謀求提供正面知識的時候，它將陷于荒謬。這其實可以看成是一個假設句，在我們生活或者我們思維中常常存在的一種假設，即“如果……那么……”。我們很習慣地這樣說，但是我們都忘了很多事情沒有如果，正如生命不可能重來。要是世上有那么多的如果可以重來，那么生命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認為的輪回就意味著輕，也就沒有意義了。因此，當我們麻木地穿梭在擁擠的人群中時，在面對期望與現實的強烈沖擊時，我們很多人無法在疲憊與焦躁中尋找到內心的安靜，這時，我們應該停下腳步，思考什么是我們想要去做的有意義的事，而不是事后“如果…”地懊悔。

對我而言，讀了這本《中國哲學簡史》不僅讓我對中國的哲學體系發展和演變有了個

大體的認識，還讓我明白了許多人生道理，受益匪淺。

金融0801陳波（19）包小敏（41）

第二篇：馮友蘭哲學簡史讀后感

看完了馮友蘭先生的書：《中國哲學簡史》，使我對中國哲學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讓我了解了中國哲學的博大精深，在我為古代中國哲學家智慧的思考而驚嘆不已時，它同時又給了我頗多感悟，一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潛入意識中，對于孔子孟子的仁和義；墨子的兼愛；楊朱的隱忍；道家的“道無名論”，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深邃高深，它們點燃了我對哲學的好奇，對人生的思考，對生活的反省。但在這兒我不想單論某一家，或某一學派給我的感想，我的感受很大一部分來自它們的整體，來自它們組合起來的中國哲學。

在這本書中提到了儒家并非宗教，孔子只是一個圣人，而非神。這使我想到了西方的中世紀，使我想到了基督教，使我想到了被神性化的耶穌。再深入思考，我發現中國宗教構成模式和西方存在著很大的不同，而這種不同似乎又直接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即中國本土文化的流逝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我試圖以探本求源的方法來找出解決這一問題的線索，思考解決之道。基于這一想法，我在這兒甘冒離題的危險將它寫出來，也算是我對時局的關注。

中國和西方宗教的起源以及它們構成的不同

西方“宗教”一詞（Religion）來源于拉丁文，這個詞在拉丁文中有不同的意思。羅馬修辭學家拉克湯提烏斯在《神圣制度》中和奧古斯丁在《論靈魂的數量》中將它理解為Religare，意為“結合，合并”指神、人的結合，其動詞形式是Religere，原意為：“重復讀，反復讀”（指重視、小心翼翼地崇拜神靈）。而中國原先是沒有“宗教”一說的，古代中國“教”為教化，教育，學說之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宗”有祖先，宗族，本源，派別之意。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從一開始對宗教就有不同的理解。西方“宗教”從一開始就已有了現在宗教的一般意義，即是神與人的結合，重視、小心翼翼地崇拜神靈。而在中國，佛教傳入之前（即東漢以前），中國的各個教派，不論是儒家還是墨家，道家，他們都不存在什么神與人的關系，比如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但是道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它們都是對人與社會，人自身的修養的探索。這一階段與古希臘時期很像，但是兩者最根本的區別是對神的態度。我們都知道古希臘是西方文化的源頭，而古希臘文學，藝術的源頭卻是神話。古希臘最早的著作均帶有神話色彩，從《荷馬史詩》到《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均成就于神話所帶來的無限靈感。而這種情況在中國是不多見的，中國古代的文化深受出世和入世的影響，可以說它是中國哲學，文化的主線之一。中國有神，但是并不強調神，因為描寫神的書籍不多。不談后來佛教中傳入的菩薩，羅漢等神祗，我所能記得的中國的神僅是伏羲、女媧之類，比起西方名目眾多的神這已算是少得可憐了。

曾經在學西方文化史時，聽老師講，西方文化的歷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發展的歷史。西方社會長期受基督教的統制，強調政教合一，教皇的權利甚至比國王還大。基督教深入人們的生活，思想，政治的方方面面，成為一種神圣不能侵犯的圣地，特別是中世紀的一千多年，基督教更是達到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

中國的宗教除了道教外都是外來的。而中國的道教也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它似乎淡化了所謂的絕對的皈依，它更接近于一種“修身”，強調個人的修煉能達到得道成仙的境地。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在內涵上是有相同點的，道教來源于道家思想這一點是無庸質疑的，而我認為兩者的區別在于道教借用了更多其它宗教的東西，將那種哲學思想隱藏在宗教的外衣下，它給它加了更多的內容，更容易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宣揚了鬼神，成仙等外在的東西，其實我認為這些表面都是為了讓老百姓理解接受，老百姓在信道教的得道成仙那一套時并不會思考，也無從思考哲學層面的問題。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超脫今生的方法，當道教告訴他們如何如何可以成仙，他們便會堅信不移去做。關于其起源，馮友蘭先生講得很透徹：“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②因此我在想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中國會形成道教嗎？或者說中國會形成宗教嗎？

傳入中國以后，及至發展延續至今，佛教儼然已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但即使如此，在古代它的地位也不過是與儒、道二家并立，甚至是從屬于儒家的。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但它并沒有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樣獲得獨尊的地位，因為中國固有的各家的哲學思想已深入人心，融入社會和一般認知，中國人無法拋開他們古已有之的思想。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習慣于用他們自身的理論去解釋佛學的經典。因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個被同化的過程，它適應著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的思想，不斷地被中國的哲學家解釋補充，發展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他的發展并沒有動搖儒家在中國哲學文化的地位，它就像中國固有的“百家”一樣豐富了中國的哲學，和文化。正如馮友蘭先生說的：“中國的佛學”和“在中國的佛學”是不同的，前者是另一種形式的佛學，它已經與中國的思想結合，它是聯系著中國的哲學傳統發展起來的。

兩大不同世界中宗教對哲學的影響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和西方宗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多元和單一。中國的道教是在外來的佛教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結合了道家，陰陽家的一些觀點，以及佛教的儀式。它與佛教相抗衡著，形成了中國的多元性。而西方基督教，特別是在中世紀時期，是毫無疑問的“獨裁者”。它強調耶穌的神性，和上帝的權威。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是無法調和的。比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矛盾來源于它們共同有一個圣地——耶路撒冷，他們誰都無法忍受異教的東西出現在他們的圣地，因而在12世紀的時候相繼發動了七次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意為保護圣地。③又如，在中世紀，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統一信仰，讓被征服者信仰基督教。像是查理曼大帝征服日耳曼人中的薩克森人時就頒布法令迫使薩克森人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禮。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基督教統治下的思想統一是靠血腥和戰爭達成的，它為其它民族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中國以一向的“百家爭鳴”的傳統來接納了宗教的介入。不管是什么教派，在中國總能找到其適于生長的土壤，中國的哲學家也慣于從不同的學派去“借鑒”出不同的東西。這就是中國哲學家的折中主義，他們試圖通過融合各家的優點來找到一個真理。在此過程中他們會批判，會提出不同的觀點。因而中國的思想領域總是處于一種“百家爭鳴”的狀態，這種狀態下文明的傳承并沒有停滯不前，不像西方的中世界，整個被籠罩于宗教的陰影下，科學，哲學，文化的發展幾乎停滯，而中國雖然董仲叔也罷免百家，但是百家從不曾“銷聲匿跡”，它們仍有其追隨者將其發展、提高，仍時時可以聽到對儒家的批判。但這種批判到后期更多的是求同存異似的學術交流，并不是一味地說什么不好，就這家的思想最好，而是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看法。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會提出來，而你又不同意，便拿出理由反駁。正是這種交流模式避免了儒家成為一個絕對的權威，避免了儒家成為一個像基督教那樣的宗教，也避免了孔子的神化。孔子不是神，他只是一個圣人，也只是一個圣人，這和西方將耶穌的神化大不相同，如西方的中世紀所示，當耶穌變成一個神時，他原本的對人生的哲學，對生存的看法統統被拋棄，而將其和上帝連在一起，成為宗教的一部分，并且這種宗教是排外的，不允許存在不同的信仰，不允許有不同的看法，一旦你有了懷疑，并有“叛逆”的行為就被認為是異教，甚至還

要處以死刑，這點我們可以從中世紀的“獵巫”運動對所謂“巫婆和巫師”的屠戮窺其一斑。在西方的中世紀，科學文化基本上停滯不前，人們在解釋自然現象時處處受教會的約束，教會成了“唯一”來源，教會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故而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被活活燒死，教會說神創造萬物，因此第一推動力的學說橫行。中世紀被稱作是黑暗的時期，神的光芒吞噬了科學，文化，以及人性的美好。慶幸的是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如此大范圍的漫長的中斷，科學文化以穩定的速度向前發展，從而成就了如四大發明，地動儀，圓周率等一系列的重大發明以及創造。

得到的幾點啟示

雖然西方的思想領域被基督教統制了將近一千年，文學，藝術領域被神性籠罩了近千年，但我們看到了基督教對文藝，科學的摧殘時，也同時應看到它給歐洲社會的深遠的正面作用。正是它，給予了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向上的凝聚力。它是全歐洲社會的精神支柱。一旦文藝復興的春風吹來，科學，藝術都曾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就像冰封多時的大地，在一瞬間到處春意盎然。西方人的思想在基督教這個大前提下留同存異，迅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相比中國，雖然從古到今，科學文化都以一定的速度穩步發展，但卻缺乏了一種凝聚力，為什么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推崇西方文化，而對中國古代優秀文化棄若草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社中需要反復思考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其實我也發現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從最近頒布的《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重視中國的“七夕”情人節，重視中國傳統美德等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和努力。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團結”，這是毛主席一向強調的一點。可是放到現在，似乎中國人已忘了這一點了。常聽西方人說，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兩個中國人是條蟲，講的就是這一點。同時我還想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現在的不團結的根源在哪兒？在馮友蘭先生的書中我認為我找到了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答案。馮友蘭先生聯系了中國與西方地理環境，自然環境，及經濟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來解釋中國哲學的變與不變的問題，他說由于中國是大陸國家，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上農”的思想，發展出一個建全完備的國家機器，而古希臘是一個海洋國家，不具備發展農業的條件，從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區繁榮的商業貿易。而我認為正是因為這種區別，使中國人局限在他的一方土地，往往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處極少地搬遷，也較少地與外界聯系，從而使得信息的傳播緩慢，鄰與鄰之間甚至還出現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久而久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獨立”思考的情況，這種形式便導致了中國哲學的一種普遍趨勢，那就是個人的“修身”，這種思想反映在大部分中國哲學中，比如道家，陰陽家，都強調的是個人。因此我們可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由于這種“獨立”使中國人淡化了對別人的關注，就像魯迅先生批判的中國人“淡漠的劣根性”。這樣想著，中國人的不團結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如此，但歷史上也不乏中國人團結的典范，它們告訴我們：中國人團結起來的力量是無窮的！比如在抗戰中統一戰線的形成直接導致了抗戰的勝利，在新中國建立前期，百廢待新，眾志成誠地建立新中國。分析這些時期，都是國家動蕩不安，民族危機四伏的時刻，因此我覺得要使當今中國人團結起來關鍵之一是，要使每個中國人心中都存在危機感而不是優越感，必須讓他們了解到雖然中國現在經濟穩步發展，社會保障機制慢慢健全，國家正逐步興旺，但中國要實現偉大復興的道路仍是非常艱巨的。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強化他們的“民族危機感”，同時開展團結統一的工作。

就整個民族來說，我們或許應該借鑒一下西方，樹立一個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我們不一定要拘泥于是用儒家思想，還是用法家思想，或是道家思想來引導這個社會。將這一切融合在一

起建立一個有法制有道德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是一條明智的選擇。

第三篇：馮友蘭追問人生讀后感

馮友蘭追問人生讀后感

看著《馮友蘭追問人生》一書，隨著文字，跟隨馮友蘭先生的目光探尋人生四部曲。本書45篇文章，從人生真相起筆，到人生境界等，最后落筆于人生的漫談，四部曲層層遞進，演繹人生之旅。

書中幫助人們在欲望和迷茫的世界中，構筑精神的理想境界，在受到過不公平的批判，他從不垂頭喪氣，也未影響他的生活節奏。把哲學境界貫徹到日常生活中，賦予他的學問長久的生命力，具有垂范當世稀缺的人格精神。有關人生的哲學，是每個人在每一天都會有所滲透和應用。

本書讓人回歸內心的寧靜。在一遍又一遍的解讀中，攀升人生的新境界；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中，歷久彌新。人生是一個宏觀的理論，馮友蘭先生從微觀的角度，闡述這個宏觀概念，我喜歡聽他娓娓道來，講授一個個哲學命題，傳授哲思，人生成功之因素，他講解只有才力命三種因素結合，才可以成功，《傷仲永》中講述的神童仲永，天姿聰穎，后來自己不要學習，淪落為一個普通人，就是沒有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學習。所以古人云：業精于勤，而荒于嬉。只有努力才能在某個專業取得成功，但是要想有大的作為，就像詩人能成為大家，或名家，就要靠他的才來決定。正如愛迪生所說“天才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但那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

“人人體內都藏著一個天才”，他指出天才不是靠天資，而是訓練出來的，莫扎特、貝多芬都是小小年紀開始訓練，堅持不懈，才獲得成功。“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恒心和毅力是制勝的法寶，戴維.申克先生在書中強調后天的重要性，認為只要努力，就會成功，我不完全贊同戴維.申克先生的觀點，我贊同馮友蘭先生和愛迪生的觀點，沒有天資，你即使再努力，也不一定能成為大家、名家。

馮友蘭先生提出自然、功力、道德、天地的 “人生四境界”說，從低到高，幫助人們在欲望和迷茫的世界中，構筑精神的理想境界。靜心想想，我們都只有一個人生，一定要活出自己而不是成為別人。讀著這句話，我想起周國平先生所言，活得簡單才活得自由。只有一個人生，我們是渾渾噩噩還是清清楚楚，每人的基調不一，正如一千個人眼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如何去感受人生、體味人生，做真實的自己，活出真性情，活出自我，這也是我們該思考的內容？

第四篇：馮友蘭中國哲學哲學讀后感

看完了馮友蘭先生的書：《中國哲學簡史》，使我對中國哲學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讓我了解了中國哲學的博大精深，在我為古代中國哲學家智慧的思考而驚嘆不已時，它同時又給了我頗多感悟，一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潛入意識中，對于孔子孟子的仁和義；墨子的兼愛；楊朱的隱忍；道家的“道無名論”，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深邃高深，它們點燃了我對哲學的好奇，對人生的思考，對生活的反省。但在這兒我不想單論某一家，或某一學派給我的感想，我的感受很大一部分來自它們的整體，來自它們組合起來的中國哲學。

中西方從一開始對宗教就有不同的理解。西方“宗教”從一開始就已有了現在宗教的一般意義，即是神與人的結合，重視、小心翼翼地崇拜神靈。而在中國，佛教傳入之前（即東漢以前），中國的各個教派，不論是儒家還是墨家，道家，他們都不存在什么神與人的關系，比如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但是道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它們都是對人與社會，人自身的修養的探索。這一階段與古希臘時期很像，但是兩者最根本的區別是對神的態度。

中國的宗教除了道教外都是外來的。而中國的道教也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它似乎淡化了所謂的絕對的皈依，它更接近于一種“修身”，強調個人的修煉能達到得道成仙的境地。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在內涵上是有相同點的，道教來源于道家思想這一點是無庸質疑的，而我認為兩者的區別在于道教借用了更多其它宗教的東西，將那種哲學思想隱藏在宗教的外衣下，它給它加了更多的內容，更容易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宣揚了鬼神，成仙等外在的東西，其實我認為這些表面都是為了讓老百姓理解接受，老百姓在信道教的得道成仙那一套時并不會思考，也無從思考哲學層面的問題。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超脫今生的方法，當道教告訴他們如何如何可以成仙，他們便會堅信不移去做。關于其起源，馮友蘭先生講得很透徹：“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②因此我在想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中國會形成道教嗎？或者說中國會形成宗教嗎？

傳入中國以后，及至發展延續至今，佛教儼然已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但即使如此，在古代它的地位也不過是與儒、道二家并立，甚至是從屬于儒家的。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但它并沒有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樣獲得獨尊的地位，因為中國固有的各家的哲學思想已深入人心，融入社會和一般認知，中國人無法拋開他們古已有之的思想。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習慣于用他們自身的理論去解釋佛學的經典。因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個被同化的過程，它適應著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的思想，不斷地被中國的哲學家解釋補充，發展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他的發展并沒有動搖儒家在中國哲學文化的地位，它就像中國固有的“百家”一樣豐富了中國的哲學，和文化。正如馮友蘭先生說的：“中國的佛學”和“在中國的佛學”是不同的，前者是另一種形式的佛學，它已經與中國的思想結合，它是聯系著中國的哲學傳統發展起來的。

雖然西方的思想領域被基督教統制了將近一千年，文學，藝術領域被神性籠罩了近千年，但我們看到了基督教對文藝，科學的摧殘時，也同時應看到它給歐洲社會的深遠的正面作用。正是它，給予了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向上的凝聚力。它是全歐洲社會的精神支柱。一旦文藝復興的春風吹來，科學，藝術都曾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就像冰封多時的大地，在一瞬間到處春意盎然。西方人的思想在基督教這個大前提下留同存異，迅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相比中國，雖然從古到今，科學文化都以一定的速度穩步發展，但卻缺乏了一種凝聚力，為什么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推崇西方文化，而對中國古代優秀文化棄若草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社中需要反復思考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其實我也發現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從最近頒布的《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重視中國的“七夕”情人節，重視中國傳統美德等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和努力。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團結”，這是毛主席一向強調的一點。可是放到現在，似乎中國人已忘了這一點了。常聽西方人說，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兩個中國人是條蟲，講的就是這一點。同時我還想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現在的不團結的根源在哪兒？在馮友蘭先生的書中我認為我找到了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答案。馮友蘭先生聯系了中國與西方地理環境，自然環境，及經濟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來解釋中國哲學的變與不變的問題，他說由于中國是大陸國家，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上農”的思想，發展出一個建全完備的國家機器，而古希臘是一個海洋國家，不具備發展農業的條件，從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區繁榮的商業貿易。而我認為正是因為這種區別，使中國人局限在他的一方土地，往往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處極少地搬遷，也較少地與外界聯系，從而使得信息的傳播緩慢，鄰與鄰之間甚至還出現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久而久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獨立”思考的情況，這種形式便導致了中國哲學的一種普遍趨勢，那就是個人的“修身”，這種思想反映在大部分中國哲學中，比如道家，陰陽家，都強調的是個人。因此我們可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由于這種“獨立”使中國人淡化了對別人的關注，就像魯迅先生批判的中國人“淡漠的劣根性”。這樣想著，中國人的不團結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五篇：《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讀后感——兼論莊子思想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讀后感——兼論莊子思想

摘要 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但由于中西哲學方法論和出發點不同，中國哲學自成體系，百家林立，在哲學思想的繼承上沒有西方哲學明確。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采用西方哲學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哲學思想，并做出深刻見解。本文在簡略閱讀《中國哲學史》的基礎上，對該書內容進行簡單概述和評論。并就自身感想與書中描述，對自己感興趣的莊子思想進行詳述。關鍵字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莊子

1.引言

2012年12月20日，樸槿惠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樸槿惠愛好閱讀、書法，很喜歡中國哲學。她曾在多種場合說過:“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心平靜的生命燈塔，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一本能對韓國總統產生深刻影響的哲學史著作，無疑存在他的獨特之處。《中國哲學史》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還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中國哲學史。陳寅恪曾評此書以為“取材謹嚴，持論精確，……今欲求一中國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盡管中國哲學界對馮友蘭的評價呈兩極化，但對《中國哲學史》的評價存在驚人的一致：在目前所有中國哲學史著作中，還未能有任何著作能在整體上勝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該書在中國哲學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2.內容概述

以諸子為核心，相比之前諸人，能系統的有意識的利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如黑格爾的矛盾三段論，邊沁的功利主義等等無疑是一種推進，從中可見比較哲學的雛形，可惜后來的發展多拘泥于簡單的比較。同時很多注也都體現了作者的獨到見解，如對梁啟超評價先秦思想繁榮原因，人民生活空前痛苦，作者即認為中國歷史根本無時無刻人民均水深火熱，此理由無法成立。

下半冊自董仲舒開創獨尊儒術之時代始，歷數兩漢之古今文經學之爭，魏晉南北朝之玄學佛學，唐朝之佛學以至宋明理學，最終以康有為等人為中古時代之結束。中間各種圖表，各種解釋固無一一細論之必要，其實我很懷疑為什么要對諸如董仲舒的天地觀，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之類的東西詳加描寫。但是魏晉以至唐朝的佛學確實是能展示作者深厚學術功力之處。對佛學的一點淺薄理解多半來自古龍武俠小說的“手中無環，心中有環”至于阿賴耶識就只能想起沙加和婆羅雙樹園，這里對玄奘、天臺宗、華嚴宗等的介紹讓我第一次觸及了這個思想系統。同樣還有整個宋代的理學心學之爭，對理學和古希臘哲學的對比正符合了作者在緒論中討論的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思路。我之前一直以為形而上是根據書名譯來的神作，現在才知道和理念一詞一樣，都有深刻的中國思想基礎。朱子之理和柏拉圖之理念似乎差別極為有限。

三篇審查報告，分別由陳寅恪和金岳霖先生執筆，討論中間大師風采展露無遺。談到人生理想方面的話題更是親切。尤其是大家特別就馮先生導論中的“中國”與“哲學”兩者間關系問題展開討論，陳先生對文化輸入與吸收方面的見解遠在川端康成之前，而金先生對論理的討論無疑和他深厚的邏輯學基礎密不可分。3.書評

面對西洋哲學思潮在中國的興起，中國哲學家關注一個現代中國哲學所必將面臨的問題：面對西方哲學知識方法論與哲學體系，中國哲學自身未來該如何建立起自身的知識方法論與系統的中國哲學體系。所以熊十力從佛學的《唯識宗》出發來思考和解決這個問題，十力搞佛學其用意部分也是在此；其高足牟宗三與唐君毅晚年則分別從陸王與康德黑格爾來回應了這個問題；賀麟也是從宋明理學與黑格爾出發；而馮友蘭則是從宋明理學出發，并結合西方的新實在論來思考和解決這個問題。

馮友蘭在書中有言，“敘述一時代一民族之歷史而不研究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馮友蘭按照西方完善的哲學理論把中國歷代哲學思想梳理了一遍。從本質上理解，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是一種新實在論。然而，諸多學者對馮的思想有所批評。“接著講”是馮友蘭《新理學》中的路數，對此當時提出深刻而嚴厲批評的就有洪謙與王恩洋。兩位意見非常很值得重視，洪謙正是從自身的新實在論的邏輯哲學來批判馮友蘭的方法論，并最終站在維也納哲學立場上，認為馮友蘭的這種哲學的方法論也是立不住的，洪謙相反卻把馮友蘭看作沒用的魏晉玄學在傳統中國哲學與詩歌的玄學上抬高，認為有其自身的一定意義。因此，馮友蘭的學說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但在中西融合的路途上仍顯得生硬。對我等初讀者而言，已然是一本值得再三品讀的大作。莊子思想評述

馮友蘭在書中莊子放入道家哲學中作整體的綜觀，以簡潔明快的方式抽象、歸納出莊子哲學的幾個重要范疇，從而將莊子思想中的哲學內容整理出一個初步的框架。在他看來，莊子哲學中的“道”即是“天地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而“德”便是“各物個體所以生之原理”。這一說法形式上固然是原于道家思想的本義，但在原始道家那里，它們不僅是“理”性的，同時也是“氣性”的，將“道貌岸然”、“德”理解為“原理”，要經過魏晉玄學的抽象才得以表現出這種傾向。這一點，是馮友蘭取自西方哲學對莊子的詮釋。

莊子這本書流傳到今天，還剩下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大部分人認為只要內七篇是莊子本人所作，其余都是莊子后學所托。我自己沒看出來風格上的區別，因為整本書給我的感受，用《莊子·天下》篇里的一句話可以很好的形容-----“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戃”。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生死？什么是自我？其實我認為說來說去，莊子都是在說一個人和自然的關系。

可能也正是這一點，莊子在經過無數年的爭議后，依然和老子一起劃入了道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懸而不解，就是道。

莊子自認為懷大才，但是他不在乎懷才不遇，因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他說以為天地沉濁，不可與莊語。我最喜歡的是《齊物論》里那句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個應該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最高境界了，與自然融為一體，也正是在這篇《齊物論》里，提到了莊周夢蝶的話題。莊周夢蝶，不知周之為蝶乎，抑或蝶之為周乎？我一直很困惑，莊子用夢蝶之說作為《齊物論》的結尾，大概是他也認為天地廣闊，命運難言，短短的人生，就像陣風，與蝴蝶乃至眾生的生命糾結在一起，微小迷茫。夢蝶之語有如兩個世界，超脫世外，遨游天地。可記得莊子的那番話：“生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然而，鼓盆而歌的莊子又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他說，“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死觀，來自于天地，回歸于天地，我們都是自然地一部分。其實，如果能看來這一點，也是好的，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就像一首歌，再長的高潮也有結束的那一刻，看開點，少了一點痛苦，自然而然地走下去。可是從另一個觀點看，我欲乘風歸去，卻不恐高處不勝寒，以大鵬之心看萬物，人生固然灑脫，卻也少了幾分體驗。如果我的至親有朝一日歸去，我必當大哭一場，那一刻當隔絕自然，體會作為一個獨立自我的人的情感。因此，我們有時需要在這二者之間找一個立足點，保持中庸之道。

在人離去之前，怎樣的活著，也是世人一直探討的，辛棄疾的那首破陣子說道，“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辛棄疾的這個人生觀是我們大部分人的觀點，這是踐行之道，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也是社會所提倡的。但是，這里出現了一個問題，怎樣才算是發揮自身的價值？價值是由誰來決定的？如果按莊子的說法，這世間萬物都是一樣的，本無貴賤之分，誰有資格評價別人的價值呢？江蘇省那年的高考作文題，拒絕平庸我是覺得很莫名其妙的，雖然我不是江蘇考生，但是我還是很不可理解，可能有的考生在平庸這個詞義上做文章，就是說平庸不同于平凡，如果說這個解釋行得通的話，莊子先賢的理論是在是不值一提，中華民族的中庸之道完全被否定么？一句話：“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好一句曳尾于涂中！人有的時候還是要遵循自身的愿望。

一位哲人曾經這樣說人生：人生，就是一個靈魂，來到這個世界受苦，生活，然后死去。但是，由于這個人所做過的努力，他所受過的苦，后人永遠不必再受……這個說法，我是不認同的，但是，我很喜歡。每個人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亂世之中，有些人選擇登極望遠，引吭高歌，問三尺長劍，看萬里江河；也有的人把憂愁淺唱，在漫漫的歷史長河里，演奏一曲清貧樂。

莊子中提到了很多自我的定位，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如果我們一直追著別人的路走下去又有何意義呢，做第一個自己吧，不要做第二個別人，活在當下，做好自己該做的。人生就像一灘水，不沿著江河，不沿著溝壑，向著四面八方肆意流淌，不知去往何方，不知何方可去。然而，我們一直活在當下，銘記一切都會過去，帶著大鵬的翅膀超越自我，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于江湖。

我一直很喜歡蘇軾的一首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這首《和子由澠池懷舊》其實頗有莊子的韻味，但愿我們的人生都能自由而快樂，追求自己小小的夢想，走過一段美好的旅途，也算不負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