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員工訴求管理

公司員工訴求管理

為及時發現和接收員工訴求，掌握員工思想動態，及時診斷分析員工反映的情況和問題，快速解決員工的合理訴求，建立并形成一個系統化、常態化、規范化的員工信任、有效溝通的訴求處理機制，我公司特制訂本訴求管理。

一、堅持以人為本

我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是維持企業長久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證。以人為本是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的本質思想也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道德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道德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管理方式，真正地樹立起了人才第一的科學理念。

二、尊重員工訴求

我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道德強調對員工訴求的尊重，積極探求公司各層次員工的不同需求，并結合公司實際努力滿足員工需求，實現員工與公司的良性互動，增強員工工作的主動性與主人翁意識，從而提高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效率和效果。

三、他律與自律的有機統一

人力資源管理的他律是指管理行為受到國家法律法規以及企業內部制度的限制與約束；自律則是指管理者道德的自覺與約束。我公司將員工訴求和管理者的廉政教育作為日常工作來抓，努力實現他律與自律的統一。

四、強化同心工程

我公司為多方面對員工進行愛護與關心，專門建立“員工訴求中心”。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員工會遇到很多問題，如工作中的困難、生活中的煩惱及對公司的合理化建議等?！皢T工訴求中心”為公司員工提供“訴說”平臺，讓公司員工敞開心扉。公司員工如有問題，可通過電話訴求、面對面或轉達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情及對公司合理建議告知中心負責人，如符合公司受理范圍，則會組織人員進行討論并提出解決措施，最終使員工感受到公司對其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篇：XX公司員工訴求制度

XX公司員工訴求管理制度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強化XX公司人文關懷和員工權益保障，暢通職工合法、有序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建立健全職工、工會與企業行政溝通對話機制，規范員工訴求工作，保證職工的心聲和訴求得到落實，及時有效的解決員工困難，促進員工隊伍穩定，和諧勞動關系，結合我公司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訴求人是指我單位所有員工。

第三條 員工訴求工作堅持維護員工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和諧發展的原則。

第四條 XX公司設立員工訴求辦公室，負責員工訴求的受理、確認、轉辦、跟蹤、督辦、反饋、定期匯報等各項工作。

第五條 XX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受理的訴求事項，要在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的工作范圍之內。

第二章 工作機構

第六條 公司成立兩級員工訴求工作機構，即本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及領導班子成員。員工訴求辦公室設在工會，由工會負責員工訴求辦公室的日常工作。

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主任由黨政主要負責人擔任，成員由各部室相關人員擔任?；鶎訂挝还撠熂皶r反饋員工思想動態及需要公司幫助解決的問題。

員工訴求事項實行分級負責制，本級解決不了的員工訴求或應該由上一級組織解決的員工訴求可逐級報送。

第三章 訴求渠道 第七條員工可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向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提出訴求。

（一）是員工向所在單位（部門）的職工代表提出訴求，由職工代表將員工訴求反映給公司工會；

（二）是員工可以通過信件、公司OA網或電子郵件方式直接向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反映訴求；

（三）是員工通過公司設立員工訴求渠道咨詢熱線、面對面談話等形式向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反映訴求；

（四）是職工代表不定期收集本單位、部門員工對企業發展、改革、經營生產及涉及員工切身利益的事項或規章制度等的意見和建議。

（五）是公司員工訴求領導小組不定期到發放征集調查問卷，以及到各單位、部門直接了解和聽取員工意見、建議。

第三章

申請與接待

第八條 員工申請訴求，要如實向訴求辦公室提交有關材料，反映真實情況，并對其申請材料的真實性或反映情況的真實性負責。

第九條 訴求辦公室在收到員工訴求申請后，于3個工作日內進行核查確認，緊急或對個人、企業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當即確認。

第十條 訴求辦公室按照合法、合規、合理、合情的原則，對確認后的員工訴求予以受理并及時告知訴求人。

第十一條 本級解決不了或應由上一級解決的員工訴求，由基層工會匯集后于每月3日前報送到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對于影響員工隊伍穩定的員工重大訴求要即時報送。

第十二條 訴求辦公室工作人員在接待工作中，要堅持“六個一”（一張笑臉、一聲問候、一杯熱茶、一心傾聽、一份耐心、一句貼心話）工作標準。遵守如下規定：

（一）文明接待，尊重訴求人的人格，不刁難和歧視訴求人；

（二）按照訴求工作程序處理訴求事項，不扣壓訴求材料，不置之不理，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三）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嚴禁徇私舞弊，不接受訴求人請客送禮，不收受賄賂；

（四）遵守保密規則，不擴散訴求人的隱私和要求保密的其他內容；

（五）對訴求人相關訴求事項辦理結果的查詢，應當如實答復，不得拒絕；

（六）健全訴求檔案，妥善保管訴求材料，不得丟失、隱匿或者擅自銷毀。

第十三條 訴求工作人員在處理訴求事項時，與訴求人或者訴求事項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應當回避。

訴求工作人員的回避，由訴求工作機構負責人決定；訴求工作機構負責人的回避，由公司領導決定。

第四章

受理與辦理

第十四條 受理和辦理員工訴求事項，遵循議事原則，按照“統一受理、集中議事，責任歸口、跟蹤督辦、受理反饋、定期匯報”的工作機制運行。

第十五條 員工訴求辦公室受理范圍：

（一）對公司生產經營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二）對本職工作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三）需要公司各職能部門按職責處理的有關事宜；

（四）對有關政策、法規和業務的咨詢；

（五）對公司所屬各科室和相關工作人員的辦事效率、工作作風、廉政行為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六）公司有關事項的辦理或審批程序，有關法律、政策、規定、各項制度等的咨詢；

（七）公司有關科室損害員工合法利益；

（八）公司公共設施受損或環境被污染等,影響員工的日常工作、學習、生活，要求維護恢復的事項;

（九）改善員工生活、文化、學習、休息條件、為員工謀求利益的意見和建議；

（十）勞動保護、生活福利、工資待遇等屬于《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女員工權益保護保障法》保護范圍內的事項。第十六條 員工訴求辦公室不受理范圍:

（一）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訴求；

（二）損害企業及群眾利益，與公司及公司制度發生沖突的訴求；

（三）依法應當通過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途徑解決的訴求；

（四）訴求人不能保證訴求內容真實性，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證據的訴求；

（五）以盈利或逃避問題和責任為目的訴求；

（六）各種惡意攻擊性訴求事件；

（七）內容涉密暫不能公開的訴求；

（八）其他不屬于受理范圍的訴求。

第十七條 員工訴求事項受理：

（一）員工訴求辦公室根據受理的訴求事項，在訴求記錄本上進行記錄或保存網絡資料，同時要與訴求人確認訴求內容的準確性，做到當日受理、即時記錄、訴求人簽字按手印，做到現場確認。

（二）訴求辦公室對所受理的訴求事項，經確認后進行辦理，須進行分類。

（三）按規定網絡或手工填寫《員工訴求辦公室記錄》，并告知訴求人事項受理情況；不屬于員工訴求辦公室受理的事項，即時告知或網絡通知訴求人。

第十八條 訴求事項辦理：

（一）由訴求辦公室工作人員在專用記錄本上，對訴求受理時間、訴求人信息、聯系方式、訴求內容、訴求分類等進行詳實記錄，并告知訴求事項辦理終結預計時間。

（二）訴求信息確認后，員工訴求辦公室在5日內，將訴求事項匯報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工作委員會，并將訴求內容進行掃描，填寫《員工訴求辦公室電子記錄》。

（三）員工訴求辦公室針對訴求內容，組織召開相關職能部門會議，針對員工訴求事項進行議事，做出會議決定。相關職能部門針對訴求事項，按責任歸口辦理，提出明確意見或切實可行的解決措施。

（四）相關職能部門按照議事后的決定，應及時辦理訴求事項，并在5個工作日內，將處理意見或解決措施以郵件形式返回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

（五）對于無法達成處理意見、涉及企業重大問題的訴求，由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匯總相關情況，召開訴求辦公室辦公會議審定。

第十九條 一般訴求事項應當自受理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辦結，并將辦理結果以面談、電話或網絡方式告知訴求人。無法按時辦結的，訴求辦公室要定期跟蹤，督促和監督承辦單位負責人，盡快辦結，同時應告知訴求人事項辦理進展情況。單一事項辦結原則不超過30日。

第二十條 重大及特殊訴求事項辦理期限為自受理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結，并將辦理結果回復告知訴求人。情況復雜無法按時辦結的，本級 5 員工訴求辦公室通過詢問承辦部門，經負責人同意，可申請延時一次，延長期限不得超過30日，同時做好解釋說明。

第二十一條 訴求事項辦結后，承辦部門應將辦理結果及時反饋給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做好辦結記錄工作。

第二十二條 訴求事項辦結后，員工訴求辦公室做好歸檔工作。

第五章

跟蹤與督辦

第二十三條 員工訴求辦公室要及時跟蹤訴求事項辦理的全部處理過程，認真按照規定期限進行定期跟蹤，登記跟蹤時間，確認該事件是“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中”或“不具備條件無法執行”狀態，并在《員工訴求辦公室電子記錄》上記錄事件辦理進展。

第二十四條 超時未辦結的訴求事項，由相關職能部門提供書面無法辦結的原因材料，由員工訴求辦公室工作委員會召開辦公會審定。

第二十五條 各相關責任部門須按訴求辦公室辦理意見及解決該訴求的具體措施，在規定時限內完成訴求事項，若因客觀原因無法按時完成的相關事項，應及時將具體情況告知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同時承諾新的辦理時限。

第二十六條 員工訴求辦公室跟蹤和督辦訴求事項全過程，督辦人帶領1名員工代表進行不定期抽查和檢查。并通過員工代表聯席會議等形式，定期通報員工訴求事項辦理情況。

第二十七條 對應由公司相關責任辦理的訴求事項，有關部門或個人不按規定辦理的，員工訴求辦公室將進行通報。

第六章

反饋與回復

第二十八條 訴求事項辦結后，員工訴求辦公室應在辦結之日內，以電話、網絡或當面告知的形式將受理、辦理、跟蹤、督辦、結果的全過程，反饋訴求人。第二十九條 對于特殊訴求事項，涉及到社會其他層面、其他單位或歷史遺留問題無法解決或短時期內無法解決的訴求，要詳細向訴求人做好說明及解釋工作。

第七章

定期匯報

第三十四條 員工訴求辦公室定期向公司匯報工作情況，內容包括：訴求事項受理內容、訴求辦理意見、職能部門解決措施、督辦跟蹤情況、事件結果反饋等，并請公司領導對員工訴求辦理情況進行審閱簽字。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由XX公司員工訴求辦公室負責解釋。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第三篇：大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員工訴求中心工作職責

大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員工訴求中心工作職責

1、負責辦理員工來信、來訪、來電，承辦公司交辦的員工利益訴求事宜。

2、及時向公司領導報告員工反映的問題和重要信息情況，提出解決的意見和建議。

3、負責協調、安排、跟蹤落實員工利益訴求事件的處理情況，按工作流程和管理權限做好辦理、答復、轉辦、督辦、反饋和資料的保管建檔工作。

4、協調公司其他部門辦理員工利益訴求事項，并進行跟蹤檢查和督辦。

5、及時掌握公司員工利益訴求信息，化解矛盾，協同有關部門處理影響穩定的群體性訴求。

6、負責向開發區總工會報告無法解決的員工訴求事項等工作情況，接受開發區總工會的工作指導。

7、宣傳員工利益訴求工作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維護員工訴求工作的正常秩序。

第四篇：利益訴求與社會管理

利益訴求與社會管理

2011-07-21 17:04:59 來源: 南方網

時間：2011年7月2日上午

地點：中山圖書館

主講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教授 蔡禾

陳實：各位街坊、各位聽眾、親愛的朋友們，“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第八十七講現在開始！今天的主講嘉賓是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利益訴求與社會管理》。

“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這兩個詞已經成為整個社會都非常關注的一個詞匯，而且很快就會成為一個熱詞。從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我們黨就高度關注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問題。今年2月中央黨校省部級專題研討會上，9個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被稱為有關黨和國家問題的最高級別的研討班。在這個研討班上胡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我總結一下：

一、要把社會管理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管理體系；

二、要全面提高社會管理的科學化水平，要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統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

中央已經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放在了與樹立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同樣重要的位置?；蛘哒f科學發展轉變方式、社會建設、人們幸福很可能將成為“十二五”期間，或者十八大前后最重要的四個觀念。

今天蔡禾教授將告訴我們，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矛盾凸顯期，群眾性事件不斷增多，信訪規模居高不下，勞動糾紛逐步升級，人們的利益訴求呈現著不同的表現。面對著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利益表達，我們應當恰當地認識當前的利益矛盾。不但要恰當的認識，而且要打好社會的基礎，來保證社會管理的實現與創新。

蔡禾教授是廣東省社會學學會副會長，也是中國社會學學會副主席，教育部社會學科學科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審組成員。蔡禾教授的學術路子叫做從冥想，也就是書房走進田野，理論結合實際。我把他總結為四點，第一扎實，第二嚴謹，第三端正，第四是在學術上非常富有激情。所以他的學生在網上寫道：嚴重推薦蔡禾老師的家庭社會學，不是一般好。有請蔡禾教授！

回顧三十年改革開放，1978年黨和國家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戰略，三十年來的發展戰略，其內涵實際是在變化的。1982年提出精神文明建設，強調了物質和精神文明；2002年提出政治文明，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2005年中央在六中全會上，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這個時候基本上形成了“四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戰略。前段時間胡錦濤同志在領導干部的研討班上，專門講了要扎扎實實的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從1978年到現在大概經歷了30年，我們提出了社會建設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在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回歸到以人為本的目標的表現。之所以現在提出來，我以為是跟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凸顯的現實有關。國際上有學者認為，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以后，社會矛盾會出現一個凸顯期，這在統計學上可以明顯看到。但是不是說這是必然的呢？或者說只是和GDP相關呢？我想可能在不同國家，這種社會矛盾的凸顯，與不同國家體制的安排、制度的安排是聯系在一起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想談談自己對中國當前社會現象的一些考慮。

一、當今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利益矛盾凸顯時期

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各種經濟的發展非?？?，經歷過文化革命時代的人，都會知道當年的日子跟今天是沒法比的，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面，當經濟迅速發展的時候，社會矛盾也在滋生。這并不是說過去沒有矛盾，其實在任何時代都有矛盾，改革就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利益關系的調整就一定會有矛盾。但我以為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的社會矛盾在表現形式上有趨于激烈的特征、趨勢，有以下三個特點：

1．群體性事件頻發。

有一類的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特別頻繁，我們將其稱作泄憤性的群體事件。所謂泄憤性的群體事件，就是卷入這個群體事件的人，他們本身與這個事件根本沒有關系。就以最近增城的事件來看，事由是一個孕婦與一個保安之間的沖突，肢體的沖突引起的，但卷入這個沖突的人絕大部分跟當事人是沒有關系的，甚至連他們的親戚都不是。這種事件最大的特點，事件本身的卷入者跟事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而且這種事件的瞬間的人群集聚性強、規模大、嚴重的無序且破壞性強，而且他們直接沖突的目標往往是國家機關。

貴州的甕安事件，是一個14歲的女孩溺水死亡，驗尸是公開進行的，驗了三次，但仍然沒有化解群眾的疑慮。最后這個事件發展到2萬多人圍觀，導致整個縣政府、縣公安局、縣民政局和縣財政局被毀。

湖北的石首事件，是一個廚師非正常死亡。事件最后導致數萬群眾圍堵道路，酒樓被焚燒，群眾和武警發生沖突，多部消防車輛和警車被砸壞。

安徽的池州事件，一起交通事故導致的結果是整個超市被哄搶，警車、消防車被燒，警察受傷。

我們把這類事件叫做“泄憤性的群體事件”。為什么我們國家經營了60年，人們的教育水平、法制觀念在提高，經濟在高速的發展，人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卻仍然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而且那么多事件的利益無相關者為什么要卷入其中？這是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2．信訪規模居高不下

信訪是中國特色的一個社會救助體系，在很多國家是沒有的。在50年代中央政府設計信訪制度是有兩個功能，一個是聽取廣大群眾意見，為發展國家建言獻策；一個是反映群眾的利益需求。然而信訪制度發展到今天，第一個功能基本消失，只是一個利益訴求的基本渠道。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說市場經濟要法制化，因為信訪是行政訴求的渠道，但市場經濟需要法律訴求的渠道。事實上在法律日益健全的今天，信訪仍然作為一個主渠道還在發揮作用，而且信訪規模一直居高不下。最近中央信訪局從北京城遷了出去，信訪量有所下降，奧運和亞運之后國家也采取了大量的辦法來解決信訪問題，目前在規模的增長上有所控制，但是整個規模還是居高不下。我們來看幾組數字，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登記接待的進京來訪總量達67000余人次，比2008年上升24.8%，2007年最多的一天來訪群眾多達近2000人。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趨勢，一項調查顯示，國家信訪局受理信訪量上升比例最高，省級信訪機構受理信訪量上升比例其次，地級信訪機構受理信訪量上升比例第三，而縣級信訪機構受理信訪量則下降，信訪呈現越級向上的趨勢。其次，人們對信訪的信任度，也是越往上信任度越高。但是，如果是到過北京信訪的，信任度就往下走了，沒到過北京的，對中央信訪的信任度也最高。這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在很多國家假如出現勞資糾紛，勞方一般是把工廠圍起來，但在中國勞方是去堵政府的大門。因此信訪對于各級政府的壓力來講是巨大的，對于基層政府來講，基層工作者本身工作就很辛苦，而且又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因此各個地方不得不采取一些方法去對付信訪者。（PPT）這是一條標語；非法上訪，一次拘留、二次勞教、三次判刑。我是站在一個很無奈的角度來理解基層政府的。這也提出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套法律體制，盡管不敢說已經很完善，但畢竟是建立了。我們有“問官”的行政訴訟，“問民”的民事訴訟，“問罪”的刑事訴訟，但為什么人們還是信“訪”不信“法”？我覺得這是我們討論利益訴求和社會管理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

3．勞動糾紛升級

以南海本田工人罷工為標志。其實老百姓的利益訴求，尤其勞資糾紛的訴訟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把利益訴求分為底線型利益訴求和增長型利益訴求?！暗拙€型”利益訴求是指勞動者在工資收入、工作時間、社會保險、勞動保護等方面為達到國家法規明文確定的標準而展開的利益訴求。

比如最低工資標準，加班工資、節日加班和正常的加班工資也不一樣，工商保險、勞動環境保護等等，這是法律明確規定的，你必須達到。在21世紀以前，應該說大部分的勞動糾紛都是圍繞著底線利益的，比如老板欠薪、工商賠償、加班工資。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有一個變化，增長型利益訴求增加了?！霸鲩L型”利益訴求則是指勞動者不滿足底線利益的獲取，要求自身利益的增長與企業利益增長或社會發展保持同步。

以本田工人的例子來看，去年他們罷工的時候工資是1144元，而佛山最低工資是990元。假如不去考慮加班費以及實習工（本田工廠有很多實習工，實習工的待遇在我們國家是一個法律的盲點）的待遇，本田工人的工資是高于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但是工人提出要增長，他們認為本田產業、本田汽車的利潤這么高，但是工人的工資這么多年來沒有增長。工人訴求背后，就是希望個人的利益增長跟企業利益增長同步。

幾年之前，深圳鹽田港的門吊工人罷工，當時他們的平均工資已經有3000多了。但是工人們算了了一下賬，鹽田港建港10多年里來，港口收益有多少，但工人收益又有多少，他們要求增長工資。本田工人罷工以后，后來在珠三角引起了罷工潮，《南方都市報》在不到一個月內報道了40起罷工事件。記者去采訪罷工工人，問他們希望達到什么標準？這些工人并不是說自己的工廠盈利了多少多少，而是說本田工廠的工人漲了500元工資，那么我們至少也要漲500元。他們認為，這個社會在發展，勞動力的價格在增長，那么他們也應該漲工資，他們是把一個社會發展的尺度放進去了。這給我們提出了第三個問題，今天的利益訴求已不再是停留在底線型的利益訴求上了，已經向增長型的利益訴求轉變，在這種條件下，一個社會由此引發的矛盾特征是什么？社會管理或者說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又該怎么建立？

二、恰當認識當前的利益矛盾

1．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社會矛盾

面對這些矛盾，我們政府還是高度關注的。我們提出了一些口號，比如“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反過來講，我們提穩定、提和諧社會的目標是什么？我的觀點是，我們在面對矛盾的時候要確立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沒有一個社會是沒有矛盾的。如果我們把和諧社會看作是一個無差別、無沖突、無矛盾的社會，這是烏托邦，根本不可能。任何一個社會，只要資源不是無限供給的，你的分配就一定有差異，資源的分配有差異矛盾就一定會產生，沖突也會由此而產生，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在任何社會都存在。我們更要看到，當一個社會經濟發展之后，隨之帶來的是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而這種發展導致的結果是多元化的。這個多元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緯度上都在分化，文化領域、價值領域會出現變化。

舉一個例子，前段時間網上熱炒一個事件，一個愛狗之人在高速公路上攔住了一輛載滿狗只的車。這輛車上的狗要拉到東北去賣，而且是要進餐廳的，但是這車狗所有的手續都是合法的。寵物愛好者就認為他們太殘忍了，在高速公路上攔了大概大半天，最后寵物愛好者們在網上瞬間募捐了11萬塊錢，把這車狗買下來了。把這個事情放在現有的制度上來講，運狗人以及這一車狗的買賣基本上沒有大的原則錯誤，寵物愛好者在公路上攔截了一輛合法交易的車，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才是違法。這件事情出來以后跟貼的人很多，有一個人認為愛寵物沒有問題，但是中國有這么多窮人寵物愛好者為什么不去捐助，而且他還提出，如果寵物愛好者不拿出同樣的錢去捐給窮人，那他就一天殺一條狗。結果網民對此人進行人肉搜索，搞得這個小伙子被迫辭職，還出來道歉。這就是一種分化，分化跟有錢沒錢沒關系，寵物愛好者有窮人也有富人，與小伙子持同樣觀點的人相信也有窮人也有富人。這體現了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人們會在價值觀、文化理念上產生差異。比如綠色環保理念，和窮富沒有嚴格的關系，環保運動者有窮人也有富人。事實上當一個社會發展以后，人們不僅會在經濟上產生分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文化追求、價值追求，乃至政治追求也在發生變化。而這個變化同樣會產生變化，由此引出的矛盾也是我們當今社會所看到的。而且我們看到，經濟上的分化在某種意義上政府可以拿錢來縮小這個差別，但是人們在文化、價值、政治領域產生的分化是很難用錢來解決。我們對社會要有一個根本的判斷，隨著社會的發展水平越高，社會會越趨向多元化，由此這個社會的矛盾會更加復雜、差異性更大。我們對一個社會要有一個正確的判斷，有矛盾這不是一個問題，不是一個讓人覺得很恐懼的問題，只有這樣判斷，我們在面對矛盾的時候才不會做出錯誤的根本判斷。譬如說，我們不能有矛盾，我們要穩定?！胺€定”這個詞壓制了所有的利益表達。

世界上沒有一個社會沒有矛盾，如果是以罷工、游行、示威來衡量社會穩不穩定的話，我相信在中國的量是非常低的。五一期間我在瑞典的哥德堡，那幾天據說是一年里最熱鬧的，大家都出來游行，全部喊著一個口號“革命、革命”，在廣場上演講、集會，唱《馬賽曲》、《國際歌》。這些事情在很多國家經常發生，但是這些國家的社會根本制度幾百年不變，基本憲法幾百年不變，并不是說社會有了矛盾有了沖突，社會的根本性就受到了挑戰。只有有了這個判斷，才能讓我們很理性地面對社會矛盾?，F在是一個事情出來以后“擺平就是水平”，但“擺平”往往是臨時性的東西，被擺平的事情未來產生的模仿效應我們卻無法知道。而對于一個國家管理來講，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是應該建立在制度的建設上。這是我們認識當前的社會矛盾應該確立的第一個觀點。

2．當前的利益矛盾基本上都是基于經濟利益上的矛盾

第二個觀點是，當前的利益矛盾基本上都是基于經濟利益上的矛盾。利益沖突提出的目標指向是經濟，這是一個客觀的判斷。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利益矛盾有兩個變化，一個是前面說過的勞資沖突、勞資糾紛是從底線型利益向增長型利益轉變。同時我們要看到還有一個利益矛盾在發生，除了勞動的利益訴求，人們還有一個產權利益訴求產生了。這是過去沒有的，過去沒有私有產權，今天我們有了房子。產權利益訴求與勞動利益訴求最大的差異在于有連帶性的利益要求。勞資糾紛，只要老板支付了欠薪，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如果你居住在一個小區，小區的產權只在圍墻里面，圍墻外跟你的產權沒有關系，但是政府要在小區院墻外開一條馬路業主們肯定不干，因為噪音上來了，房子貶值了。但是如果政府要在旁邊建一個大公園業主肯定高興，因為房子增值了。住在小區里的人都希望方便地處理垃圾，但誰也不想垃圾站建在門口。這是一個連帶性利益訴求的問題，而且這個訴求往往具有群體性，這是我們必須要看到的一點。今天基本上是經濟利益訴求，它的內涵和形式在發生變化。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經濟矛盾的解決和社會的穩定、政治的穩定聯系在一起，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社會穩定，更會影響政治統治的合法性。

3．當前利益矛盾的產生并不意味著說我們的社會沒有利益訴求的制度化渠道

一個社會有利益矛盾沒問題，重要的是這個社會能不能建立一個通暢的渠道，讓利益得到表達。在社會學科里有一個“減壓閥”的理論，這來自于一個形象的物理學的概念。譬如說每一個鍋爐的耐壓是有限的，蒸氣壓力太大，鍋爐就爆炸了。鍋爐要減少爆炸的幾率就要裝一個閥門，當壓力差不多的時候就往外排氣，鍋爐就安全了。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矛盾，每一個社會也有一個面對矛盾怎樣去化解的問題。所謂“減壓閥”，就是這個社會要有一條渠道，讓人們的利益能夠在體制內得到表達，或者說它能夠把各種矛盾納入到體制內來。沒有一個社會沒有矛盾，我認為和諧的社會本質上是有序的。什么是有序？就是各種社會矛盾能夠納入到體制內來加以表達和化解，這個社會就是和諧的。

譬如這個社會常常有罷工，社會制度給了你合理的表達，你可以罷工，但是也有一個邊界，在什么條件下的罷工是合法的，什么條件下是不合法的，政府有權利干預。你什么時候可以去圍工廠的大門，什么時候又不能去圍工廠的大門。社會有一套相應的完整體制允許你去表達，它是有序的。我個人認為，不能說今天的社會沒有利益訴求的渠道，這個結論論下得太簡單了。勞資糾紛可以仲裁，仲裁不服可以上法庭。我們還有行政復議，還有上訪渠道，我個人認為，今天中國社會利益訴求的問題，當然渠道要改善的，但本質上還不是一個有沒有渠道的問題。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今天中國社會的利益訴求是以“原子化”的方式來實現的。而一個社會用“原子化”來表達利益訴求，即使有公平的制度也不一定能導致公平的后果。

為什么這樣講呢？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在利益訴求上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從一個縱向的利益討價還價變成一個橫向的利益討價還價。什么含義呢？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個人都是一個“單位人”，所有的資源壟斷在國家手上，國家是按照行政級別給每個單位來配置資源。那時候誰都想進央企，央企比省里的企業好，省里的企業比市里的企業好，最差的是街道企業，不同的企業福利完全不一樣。所以，每個單位的福利好不好，職工的工資增長比例有沒有差別，取決于單位跟其上級的討價還價。那時候跟要干什么工作不是人的第一位選擇，第一位的選擇是能不能進央企，或者一個好的企業。那個時候的資源分配是用行政力量，按照一個權利的等級來分配的，利益的討價還價是縱向的上下討價。在一個上下討價的體制里，什么對利益訴求起決定作用呢？行政機制在起作用。所以，那個社會我們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調解的機制基本依賴的是一個行政制度。我進了工廠，跟我同時進工廠的人漲工資，我沒有漲工資，我不滿。領導說我就40個漲工資的名額，你這個也有道理，我跟領導反映，上面領導再撥你一個工資標準，工資標準來了，工資也就到位了。當時的社會是用一個行政的系統來化解、調解這樣的問題。

進入市場經濟，國家不再壟斷資源，或者說不是所有的資源都在國家手里。大量的資源開始進入市場，由市場來分配。市場是按照勞動要素來分配的，勞動者擁有勞動力，雇主擁有資本，管理者、技術人員擁有技術和人力資本、管理知識。換句話說，他們在市場上的利益獲得是他們之間的討價還價。這是一個橫向的分化，它是根據你的生產要素的占有來分配經濟的剩余、生產剩余，這是一個橫向的分化。在市場經濟下，社會討價還價的機制不是建立在和領導行政和政府之間的上下，而是一個橫向的利益談判和博弈的機制。從理論上來講，哪個階層能在財富的增長里面獲得更多的份額，取決于他在市場上的談判能力。這是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變化。它變成一個橫向的，根據你的生產要素的占有來討價還價。

當進入這個機制的時候，剩余的分割公不公平，它還取決于第二點：不僅要有談判的舞臺，而且進入談判機制的雙方必須具備同等的博弈能力。假如雙方沒有平等的博弈能力，哪怕你有一個好的法律也不一定有好的結果。舉一個拳擊的例子，拳擊比賽的時候，誰把誰打倒了，倒在地上的人裁判數了10下之后還站不起來，站著的人就贏了。這個規則對所有的選手都一樣，很公平。但是假如把一個重量級的人放進去與一個輕量級的人較量的話，恐怕不打都知道誰贏。因為進入拳臺的這兩個人的博弈能力根本不對等，然而規則好像是很公平。我們把這個概念放在今天的利益博弈的場面去看是同樣的道理。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不同，它的國情不同，進入利益博弈機制中的人的博弈能力不一樣。

在珠三角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工人要是主動辭職，最后一個月的工資是拿不回來的。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曾經遇到過一個例子，某個工廠有4個女工，老板扣了她們40天的工資，女工說老板違反《勞動法》。老板就說你們去告我啊，勞動仲裁的結果當然是老板輸。老板說不服，要打官司，然后就是一審、二審。去做社會研究的學生就跟老板說你肯定輸的，干嗎還讓女工們去告？老板回答了一句話：“我拖也拖死她們”。為什么呢？從仲裁到二審打完，沒有三個月、半年是搞不完的。而且我們知道，打官司本質是一個市場，律師是一個職業，你找律師要花錢，而且打官司就要花時間，你就不能穩定地再去找工作，另外打官司是要舉證的，有時候需要你自己舉證。幾年前報紙上報道過一個事例，一個工人為了拿到老板加班不給工資的證據而在工廠“臥底”了半年。所有的農民工都沒有工資單，農民工打卡的記錄他們自己也拿不到。農民工跟法官說加班沒拿到工資，法院就要你拿出證據，根據什么說你加了班，工資單在哪里，但所有這些農民工都沒有，沒有就永遠告不倒老板。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在今天的發展情況下，中國是從一個計劃體制，就是政府比較強勢向市場經濟轉移，政府在很多領域里面還起著利益分配的關鍵作用。當個體去面對政府的權力的時候，我相信個體永遠是弱者。中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在培育市場的時候，資本也是強勢，當弱勢的勞動者去面對資本的時候，個體同樣是弱的。所以，當你去面對權力和資本的時候，弱勢群體的個體要想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實現公平的后果，我們不能說不可能，但這個概率是非常低的。有很多工人去打官司，去告，成功的很少。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結果，實際上大量的弱者根本不去打官司，他們會去尋求其他的途徑。我們后面會回答這個問題。

本質上來講，30年來我們制度的建立非常快，我們今天法律的文本已經相當多。問題是這個制度，我們的利益訴求制度的效率如何，這恐怕是一個關鍵。我們的社會為什么會變成一個“原子化”的利益訴求呢？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對計劃經濟有很多批評。計劃經濟最典型的是單位制，單位制最大的問題就是限制了人的自由。你到了一個單位，你想換工作也不行，你想調工作也不行。在那個時代你會發現，單位對你有很多約束。你想出門住招待所，單位不開證明不行，你想結婚，單位不開證明不行，你想到外地去，你廣州的糧票換成省的糧票要領導簽字，不簽字就換不成省的糧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單位滿足了你的所有的利益訴求，它保障了你的所有基本利益訴求。而你如果你有什么樣的利益訴求，你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去建立呢？通過單位。所以，那時候也有一句話，叫做“有問題找單位”。那個時候的利益表達是通過單位組織和你的利益上級去發生聯系。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對于企業來講，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單位消失了。這里講的“單位”不是說你沒有工作單位了，而是給你全能庇護的單位沒有了。你和單位就是勞資關系，你的利益沖突就是產生在單位內部。那么，誰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組織去代表你的利益，去進入這個博弈場呢？我們今天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機制，或者說已有的機制如何在新的條件下發揮作用的方法還沒有，嚴格來講應該不會。工會體制是在單位體制下建立的，當一個單位包攬了你所有需求的時候，其實工會在代表工人表達利益上的空間并不大，它更多的是輔助單位的領導，是一個助手。但是當今天發生變化了，單位本身就是一個利益博弈場的時候，作為單位的助手如何在這個利益博弈中扮演角色呢？這是今天工會的困境。工會叫職工組織，但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的人都叫職工，拿1000萬的總經理也是職工，拿1000塊錢的工人也是職工。當1000萬的總經理和1000塊錢的個人發生沖突的時候，工會究竟代表誰呢？我們今天在制度上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大家想想，當一個利益組織連代表誰都沒法回答的時候，你怎么在利益博弈場里面去代表利益呢？我們今天的工會更多的是勞資雙方的中介，它起的是一個中介調和的機制作用。所以，早年我們提出工會要有兩個代表，既要代表企業利益，又要代表工會利益。

我們不是沒有一套機制，但這套機制怎么能夠發揮作用，在這套機制中間，原本應該發揮作用的組織，在一個變化的體制面前怎么去行動？這個必須考慮，如果沒有這個考慮，我想很多的問題即使是有一套制度，但是未必能解決。

4．政府解決利益沖突的能力在發生變化。

面對如此多的矛盾，毫無疑問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但是客觀地講，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政府解決沖突的能力和計劃體制下是不一樣的。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壟斷所有資源，這就給它化解所有利益差異帶來的矛盾，提供了資源供給的能力。前面講過，一個工人沒漲工資不合理，向上級領導要，領導說我給你一個指標，給一個指標的含義是什么呢？政府撥款下去。可是今天一個工人說我要漲工資，政府不能說我來漲你的工資。

前段時間政府提出工資倍增計劃，這個計劃恐怕只能在公務員里實現，因為公務員是財政開支工資。在企業里面怎么下一個規定說企業必須工資倍漲，做不到，因為企業是一個市場化的組織。其實在很多的問題上，政府化解矛盾的資源供給能力和過去已經不一樣了，因為在政府已經不是所有資源的壟斷者。第二，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可以用一套行政手段去干預化解社會的矛盾沖突。因為所有的資源在政府，所有的人依附于組織。而在今天市場條件下，市場經濟是經濟自由，資金是自由流動的，每一個勞動者在市場上是自由流動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和雇主之間是契約關系，沒有辦法再像計劃體制下那樣去壟斷性地控制他的社會行為。在這個時候，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制性地干預社會的一些利益沖突的能力是下降的。

比如本田公司的工人工資最近又漲了611元，本田現在是2100多元。當時罷工發生后，政府介入了，但沒有辦法用行政手段去強迫企業漲工資，也沒有辦法用行政手段去強迫工人不要求漲工資。最后工人把人民大學的常凱教授請來了，政府讓廣本的老總出面。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是讓資本和勞工面對面，政府用行政能力是沒法強制性地介入的。就是說，政府沒有用行政手段強制介入的合法性，更不用說專制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可以用專制的方法去解決，而今天就做不到。如果說在計劃體制下，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政府，我們可以以一種父愛主義的精神推動和發展這個社會。那么，在今天的條件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成為一個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用一種父愛主義的精神去處理所有的問題。這樣說不是說政府沒有責任，政府的責任是制定法規、搭建平臺，監控、培育市場公平的博弈能力。

政府要承擔這樣一個責任，就必須把利益沖突的解決從單一的行政機制的依賴朝著行政和法制機制的方向發展，在現階段兩者是共存的。我相信將來應該過渡到以法制為主的機制，這是政府面對矛盾時要意識到的一個問題。舉一個例子，金融危機的時候有很多的企業破產逃了，工人被欠薪。最后的解決辦法是政府墊錢把工人的錢先發了，然后再寄希望把老板找回來，把其資產拍賣來填政府的窟窿。我們仔細想想，這里面的問題很大，第一個填一個工廠可以，但你能填多少個工廠？政府沒有能力填所有工廠的窟窿。第二，政府該不該簽這個字，憑什么用納稅人的錢去填企業的窟窿，這個合理性又在哪里。也就是說，面對今天這么多的沖突，我們不能建立在一個全能主義的理念上。在市場經濟下政府怎么樣確定政府的角色，這是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以上所說的四個方面的問題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當前的沖突是很重要的。

三、實現社會管理的三個基礎

在當下利益訴求矛盾變化下，我們怎么實現社會的管理？胡錦濤最近的講話對社會管理有一個很清晰的界定。什么叫社會管理？他說是“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說到底就是怎么建立一個合理的訴求機制和矛盾的化解機制。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個基礎要夯實。

1．要夯實民生基礎

民生這個概念可大可小，我限定的范圍是：民生就是講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生的改善非常巨大，我覺得這一點不用說都可以體會到，但是出現的問題同樣非常嚴重。

（1）失業

按照國家的統計，我國的城市登記失業率是4.1%，登記失業率首先講是有城市戶口的人，第二個是去登記的人，一直維持在4.1%。但是在學界最近有大規模的調查，以北京大學牽頭，中山大學也參與了，在全國范圍跟蹤了1.6萬個家庭，對1.6萬個家庭中的所有人，從0歲的孩子到N歲的老人，每個人都做調查。這個調查的結果是16-60歲之間，幾萬人的調查里面，失業率有9.8%。這個失業的定義是什么呢？不是你登記不登記，你去問他，你有沒有工作？沒工作，那你在不在找工作，所謂找工作是他有意工作，我意愿工作但又沒工作的，那才叫失業。這個比例是9.8%。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接近兩位數。這個統計里面，當然把農民算進去了。農民工沒有工作也是失業，因為他滯留在城市里。我們可以想象這是多龐大的群體，也就是說10%的勞動人口，如果我們按一個家庭有2個勞動力年齡的成人，每5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面臨失業。

（2）貧困

國際上對貧困標準的劃定有兩個標準，一般在發達國家是以平均的家庭收入的百分比來算，比如說我這個城市平均家庭收入是3萬，你達不到40%就算貧困。還有一種是菜籃子算法，一個人要保持一個健康的體魄，得攝入多少大卡的熱量，多少蛋白質，多少脂肪，算下來以后他要吃多少肉，多少糧食最后折算成貨幣來算。

我們國家目前對貧困標準的劃定基本上是一個菜籃子算法。我國農村貧困標準為人均1196元（占農村人均純收入19.1％），農村貧困人口為4007萬人，占農村人口5.6％。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計算標準，采用人均支出作為貧困指標，2008年城市貧困人口3710萬，占城市人口的6％。按聯合國2008年8月前頒布的每天購買力低于1美元（目前是1.25美元）為貧困人口，2009年中國約有2億。如果用這樣的標準去算的話，中國貧困人口實際上超過了10%，這個數字也不小。

（3）居住

居住原本我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解決最好的，尤其在城市。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是4平米，不足5平米，比解放初期還少了將近1平米。到現在是多少呢？城市人均城市住房面積超過22平米，解決的非常好，但是現在對住房的怨氣也是最大的。我們換個角度來講，我們對住房的評價是以面積來評價的，國家的標準是人均低于8平米就算住房困難，廣州市人均低于10平米算住房困難。但是學術的研究是這樣去考慮：12歲以上的孩子還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有7%；老少三代還在一個房子里住的有4.5%；12歲以上的異性子女住在一起的有2.5%；家里白天拆床，晚上搭床的有1.3%；客廳里也架床的有3.9%。我們把這些看作住房困難的話，比例是17%，沒有這一類困難的是83%。

我們對貧困的認識要改變，民生的標準不是以生理需求來衡量的，不是說一個人睡2平米就夠了?，F在人們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高了，但是人們對住房的滿足感不是以生理需求來衡量的，而是以社會文明發展的尺度來衡量。馬克思講過一段很精彩的話，他說“一個人住在一個茅草屋里，哪怕四壁空空，只要周邊的人跟他住的沒有大的差別，他不會有剝奪感和貧困感”。但是他講“無論這個茅房怎么改造，怎么變化，只要旁邊的摩登大樓拔地而起，他就會有強烈的剝奪感和不滿足感”。也就是說，其實民生是建立在一個文明發展水平上。人們對民生方面產生的不滿，尤其在今天，更多的不是來自于絕對貧困和絕對剝奪，而是相對貧困和相對剝奪。換句話講，在今天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講，不是沒有吃，沒有穿不能活下去的狀況，而是在一個迅速發展的社會面前，他跟不上這個發展而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和貧困感。

譬如10年前居委會到每個社區定誰是貧困戶的時候，他就看你家里有沒有冰箱，如果有冰箱肯定不是貧困戶。然后會看你家里吃什么，有時候怕家里人說假話，還會跑到學校問他的孩子，問小朋友“這幾天你們家做什么吃了”？小朋友回答：“吃肉。”“一個星期吃了幾次？”“三次”。你一個星期能吃三次肉還貧困嗎？然而在今天，如果一個家庭一個星期吃了3次肉就叫不貧困嗎？他家里沒有冰箱就叫貧困了嗎？恐怕很難講?，F在有些菜比肉還貴，有錢人只吃菜，不吃肉。

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民生領域人們的追求滿足感是以文明發展為基礎的。低下階層的社會需求滿足的速度能不能和社會發展保持一個相應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這個相對貧困感的差距有多大，非常重要，我們今天不會接受絕對平均主義，但也不意味著這個差距越大，人們越滿意。

舉一個例子，原來我國農村的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192元，“十二五”定了一個新標準，要大力提高農村貧困標準，到2015年農民人均年收入要達到1500塊。而我國的鄰居越南，設定到2015年農村貧困標準折合成人民幣是1511元，跟我們國家差不多。但是越南在定這個標準的時候，越南人均GDP是1162美元，中國定這個標準的時候人均GDP是4500美元。換句話說，中國是在越南經濟水平4倍的基礎上定了跟它一樣的貧困標準線。我們想一想，一個同樣拿1500塊錢的人，他在越南生活和在中國生活，他在哪國社會的相對貧困感和相對剝奪感要強？結論很明顯。也就是說，同樣的實際所得，但在兩個社會貧困的差距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標準在中國可能導致的由貧困引發的不滿和矛盾，概率遠遠高于越南。

我覺得民生對于政策的制訂者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當然不是說我把貧困線提的越高越好。失業救濟金太高人們的就業動力就會下來，一定要和市場的工資價格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鼓勵就業。

那么，夯實民生的基礎要做什么呢？我覺得在今天應該提出來的第一點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常常講民生是政府，是社會的事。但我覺得當改革開放30年之后，必須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30年來用了很多方法去推動經濟發展，嚴格來講，我們對資本有所關照。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個選擇有它必要性和合理性。當我們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當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看到為經濟發展政府和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我們今天很多的問題，無論是環境的問題，社會矛盾的問題，其實是企業成本的外溢。原本是企業應該做的，它把問題外溢給了社會。一個工人工傷，本來企業要承擔責任，可是它沒有承擔責任，最后由政府買單，由社會的有心人士買單。企業把環境污染了，政府買單來治，企業逃薪、欠薪，最后政府來買單墊薪。

所以，改革開放30年發展到今天，我覺得談民生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企業如何在民生發展里面發揮作用。長期以來大家感覺企業就是發展經濟的，民生是政府和老百姓的事，跟企業無關，這種理念是錯的，在今天的發展面前，企業社會責任是評價一個企業非常重要的標準?，F在很多跨國企業在中國下單的時候都要求中國的接單企業簽一個《企業社會責任保證書》，假如中國企業違反了這個東西，跨國企業就可以撤單而不違約。這個《社會責任保證書》里面就有用不用童工，超不超時加班，遵不遵守當地法定，虐待不虐待，有沒有歧視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當然，有的說法是這些跨國企業為了逃脫國際壓力，實際上還是為了資本，但不管背后的壓力是什么，這種行為客觀上約束了接單的加工企業。

企業社會責任是什么呢？其實企業社會責任有很清晰的概念，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如何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它要求企業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一個好的企業一定是一個有良好的社會責任形象的企業。在很多國家，像在日本，一個企業怎么贏得民心，在簫條的時候企業盡量不要解雇員工，少解雇一個員工，就讓一個家庭在危機面前能夠生存。當危機過了以后，這個家庭對企業會有強烈的認同感。很多企業不解雇員工，但對員工說明企業面對的困難，然后全體員工降薪，這都表現出一種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很多國家，考核一個企業或者一所大學都有一個指標，那就是他們對社區的貢獻。我們所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都生存在社區，社區為你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那么你也要去回報社區。今天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必須要把企業的社會責任提出來，我們有些企業喜歡做慈善，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首先要做的是對你的消費者、對你的員工、對你所生存的環境、對社區如何回報要有一個考慮。企業把周邊的環境污染了，即使拿出一個億去捐款，意義何在呢？

第二，是政府真正轉變角色，大力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我們過去有句話“要把蛋糕做大才行，發展是硬道理，蛋糕不做大不行”。這句話是對的，問題是蛋糕做大了，所有多的錢都拿來建各種各樣漂亮的建筑，老百姓還是窮的，這個意義有多大呢？蛋糕做大了，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蛋糕怎么分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1993年-2007年，大概14年時間，政府的收入在GDP的比重里增加了3個百分點，企業的資本收益增長了6.6個百分點，而居民的勞動報酬在GDP的比重降低了9個百分點。換句話說，蛋糕是大了，可是分給老百姓的塊小了。當然，政府會說我們拿的這些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們建了漂亮的馬路，建了一個很好的音樂廳，建了一個小蠻腰，這都是市民去享受的。但是政府要考慮老百姓的民生是不是也在發展，這里講的民生是老百姓的生存狀態。我們知道歌劇院有5%的人買得起票進去就不錯了，95%的人買不起票，它當然也是民生，但對95%的人是望塵莫及。政府的錢是優先安排老百姓生活的問題，還是優先安排建一個漂亮無比的建筑？我想講的是，政府首先要不與民爭利，第二要轉變角色。

其實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里面，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社會建設，其中有一點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在現代社會里，教育、醫療、住房、救助等領域的公共產品供給是勞動力再生產必需的消費品，沒有這些供給，社會就沒有足夠多的合格的勞動力，社會也將難以正常運行；沒有這些供給，市場競爭必然產生的利益分化就得不到調整，社會矛盾就得不到緩解，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存在巨大分化的社會里，這點顯得尤為重要。我們要意識到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再生產。要有衣食住行，我們才有精力工作，我得養孩子才有下一代的勞動力。

當今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的變化在哪？就是勞動力再生產不再是一個私人供給的問題，而是由社會供給。在農業社會里面孩子不需要上學，7歲就跟著父親下田，他就會勞動了。可是今天一個一字不識的人，根本沒有辦法在這個社會生存。所以，教育是義務，因為你沒有教育社會無法運作。義務的含義是什么？義務的含義首先是你這個人必須受教育，不受教育你就違法了。所以，在很多國家孩子不受教育父母會坐牢。但問題是國家要求孩子受教育，誰給教育買單呢？按道理說我可以選擇不接受教育，是國家規定孩子要接受9年教育。那誰為我買單呢？如果我私人買單，老板就得付我高工資，可是老板是企業，他不會付這個工資。如果老板去投資教育，他沒有回報，他不愿意投資公共教育。所以，一個社會的運作一定要由政府來辦教育。我們講公辦教育、公共交通、公共衛生是現在社會勞動力再生產的必需品，而市場經濟下，私人資本是不會投資這個領域的，因此這些就變成國家供給的公共產品。

我要表達的一個觀念是，公共產品不是一種福利，而是工業社會要培養一個合格的勞動力，社會、政府必須供給的公共產品，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個觀念，我們把這個東西完全看作是福利，用市場化的方法，或者其它方法去解決，社會恐怕是有問題的。政府真正要轉變觀念，政府的職能最主要的是社會建設。在當今的中國政府是在加大一些基本民生保障領域的作出貢獻。當然我們也要意識到政府的能力總是有限的，政府對基本的民生保障只能在底線的標準上，同時這個底線標準的供給應該隨著文明的發展不斷增長。

第三，夯實民生的基礎必須要培育社會。對于社會來講，要創造一個機制來激活民間的資源。在民生領域里面政府的供給是有限的，在這個時候社會是很重要的，因為社會中醞釀著大量民間資本。我們看一看汶川地震就很清楚，在汶川災難中民間所投入的財力、人力，讓我們看到了民間的資源有多大。我們今天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一些窮人、孩子因為貧困而面臨死亡，社會給他們伸出了幫助，很多的東西是政府沒法復制，沒法照做的。也就是說，大量的社會組織和具有公民意識和公益精神的民眾，是一個社會民生領域里的重要力量。問題在于社會有沒有一個機制去激活他們，如果你能激活他們，他們就成為解決民生領域最重要的力量。你要激活它就要有一套制度，比如我們講的社會組織的發育制度，慈善事業的發展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制度，還包括志愿者等等很多的制度。在這一方面我們國家今天仍然很缺乏。

2．以保障民權為基礎

要實現社會管理，第二個方面是要以保障民權為基礎。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講，沒有民權就沒有民生，或者只能是有限的民生。我這里講的民生不是一個大概念，我講的是每個公民都有獲取公共產品、追求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的權利，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權利在法律允許的范圍里，用群體化和組織化的形式去實現自己的利益。

當一個社會是“原子化”的時候，個體在面對資本和權利的時候，即使有公平的法律，他成功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因為進入博弈的雙方是不對等的。而對一個社會來講，對一個開明、公正的政府來講，是要培育博弈雙方平等的能力。而對于弱者來講，增強能力的方法就是利益訴求的群體化和組織化。我們常常講要有工會，因為工會是一個組織化的表達，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前面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這么多利益無相關者卷入到激烈的群體性事件中？我的解釋是，在人們的利益表達處在“原子化”的社會狀態里面，“原子化”的個體在面對資本和權力的時候，他不具備平等博弈的能力。所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是難以實現的。訴求沒有實現，但引起訴求的不滿和怨恨是不會消失的。這些怨恨和不滿只會因為壓抑而積累，而這種積累和不滿常常會因為某種誘發的因素而加以宣泄，從而使得泄憤式的群體事件極容易被誘發。換句話說，很多人在他的生活經歷里面有很多的不滿，或者說他對社會有很多的不滿，而這種不滿在他的日常經歷中有挫折的感覺，或者說他有挫折的認識。其結果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會引發他們卷入進去。說句不好聽的話，很多人就是借題發揮。我不是說他在搞事，只是覺得假如我們沒有一套好的制度，會造就很多的人無法表達，那他一定會借題發揮。

比如在增城事件里，一個人認為他曾經受到過城管，或者公安的不公平待遇，而且沒有成功得到表達的話，他看見這個孕婦被推到，他的第一印象一定是你城管的壞。當信息通過網絡傳播，他寧愿相信是城管的問題，也不愿意相信是這個商販的問題，因為他有過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今天這個結果是什么呢？這個社會的沸點的非常低，很小的一件事情會引發一個很巨大影響的事情。社會上在個人層面上集聚的，沒有辦法表達和實現的利益訴求越多，引發群體性泄憤的沖突沸點就越低。這是它的一個必然結果。

前面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人人信訪而不信“法”？大多數的人只能用個體化的方法去表達利益訴求，而大多數的人又沒有辦法表達成功。制度化的利益訴求效率很低，效率越低，民怨就越多，人們就越不相信法律，而改為訴諸于上級的行政干預。

我們知道超過5個人上訪就違反治安條例了，公安就要去抓了。我們碰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有工人說我們50個人，分10撥去，5個人去就沒違法，5個人去10次，一上午就把信訪辦公室給堵了，本來1個案件幾乎就成了10個案件了。當以群體化或組織化方式表達利益訴求不被政府允許時，群體的共同利益往往化解成了無數的個體利益訴求，大量的上訪事件與政府有限的信訪處理能力之間必然形成“瓶頸”，政府不得不有選擇的處理若干上訪信息。這種選擇往往依據兩個理由：第一理由是根據科層制的管理原則，下級服從上級，優先辦理領導交辦的上訪案件；第二個理由是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但是大部分上訪案件都被打回“原籍”，其結果往往是“泥牛入海”。雖然那些受到重視的上訪事件大多數得到解決，政府真的為老百姓辦了實事，但他給老百姓傳遞出來的信息卻可能是，“不認識大官辦不成事情”，“不把事情鬧大辦不成事情”，政府公正形象的“合法性”在實踐公正的過程中被異化了，甚至還誘發了越來越多討薪不成的農民工上演“跳樓秀”，越來越多的利益訴求者在“只有把事情搞大才能解決”的誤導下把利益矛盾一步一步推向極端。海珠橋上老有人跳橋，其實一個都沒跳下來。為什么呢？無非就是想把事情鬧大。

廣州市有很多小區的業主跟開發商、物業管理商鬧矛盾，他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劃怎么讓媒體介入到這件事情中來。有媒體進來事情就好辦了，為什么呢？媒體介入了事情就能做大，能做大領導就要干預，領導干預了，這事情解決的概率就大了。按目前的法律，業主委員會不是一個法人機構，業主沒有政治化的組織來訴求利益。業主可以集體訴訟，但是業主委員會是沒有辦法代表業主去訴諸法庭的。所以，當“原子化”的方式展開訴求的成功率低的時候，人們一定會訴求行政的干預，或者說尋找其它。這樣的結果是什么呢？上級行政干預越大，法律權威越低，人們就越選擇信訪而不“信法”。我們的上訪有一個原則，涉法、涉訴的不受理，但是往往有很多涉法、涉訴的東西存在。一旦一個領導把一個法律已經裁決的東西打回去做行政解決的時候，法律是沒有任何權威的。

我們在前面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利益訴求從“底線型”向“增長型”轉變對社會矛盾的產生和化解意味著什么？底線利益意味著每個人至少可以通過正式化的仲裁和訴訟來爭取自己的利益，至少你欠我薪我還可以打官司。政府可以強制性的介入，老板不給工人工資，政府強制執行把欠薪發出去。但是增長型利益是沒法打官司的。你說我要求增長30%的工資，因為你企業漲了30%的利潤，工人告企業，法院會受理嗎？不會。這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這是一個市場談判的問題。當初本田的工人提出要漲800元，政府能說本田公司必須要漲嗎？沒辦法這樣講。對于增長型的利益，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沒有辦法通過法律的政治訴訟渠道去表達利益，政府也沒有權利用行政和專制的力量去強制某一方執行，或者說去滿足另一方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說，利益增長型的利益訴求實現，歸根到底是取決于利益雙方的對話、談判和博弈。對于弱者來講，他要取得成功只有通過群體的力量?？梢哉f今天的中國在勞資領域進入了一個集體博弈的時代。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一點。

集體博弈就帶來一個問題，用什么樣的制度形式來實現集體博弈？本田工人罷工時間其實就有很多值得提出的問題。廣東省在草擬集體談判的時候，大家就提了一個問題，談不成怎么辦？集體談判有談不成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給不給工人集體行動的權利？比如罷工，他們有沒有罷工的權利？如果有罷工的權利，誰來號召工人罷工？什么樣的罷工才是合理的？在一個工會擁有合法罷工權利的國家里，法律也會界定這一權利的邊界，比如罷工必須以談判破裂為前提，罷工必須以提前告知為前提，罷工者不得阻礙非罷工者的勞動行為，工會有責任約束工人在罷工期間的行為和對談判結果的執行，而企業有權利在罷工期間尋找短期替工等等。目前我們國家這套法律仍然是欠缺的，我們要夯實民權的基礎，沒有民權民生是很難保障的。

3．實現社會管理要以培育社會群體的自組織能力為基礎

第三，我覺得要培育社會組織的自我組織能力。之所以要培育社會組織的能力，我想其實道理很簡單，社會建設需要動員社會的力量，政府的職能轉移也需要有轉移的組織載體，必須要有一個載體來實現組織的轉移。而政府要激發民間的資源也需要有這些民間活躍的社會力量，社會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社會組織能夠使我們的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變得專業化。

不可否認，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里，相對獨立的、多樣化的社會組織對國家治理帶來的壓力是客觀存在的，正因為這一點，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有諸多限制，對社會組織的“政治質疑”今天仍然存在。但問題是，當資源已經不再被國家壟斷而能自由流動時，當個人不再依附單位而擁有自我實現的權利和機會時，當因市場局限和政府局限而產生的需求客觀存在時，社會組織必然會產生，政府限制越多，只會導致非正式的社會組織越發展。中山大學朱建剛教授一項關于110家社會組織的調查發現，真正完成社團登記的只有24.55%，約13.64％的社會組織采取商業注冊，接近4％的是境外注冊，未作任何獨立登記或掛靠其他單位的達到25.45%。我們必須承認到，在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組織在需求滿足、利益表達方面確實扮演著政府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一點，反而把社會組織看作不穩定因素加以打壓，在政治上付出的代價將是巨大的。因為社會組織的活動往往與基本民生保障息息相關，深得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歡迎，對社會組織一味的打壓和禁止，實際上是在“制造敵人”。其實，面對社會組織的發展，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社會組織，而是如何發展我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如何培育社會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發展的能力。

從某種意義上講，工青婦是執政黨政治上最為可靠，資源最為龐大，觸角最為廣泛的社會組織。但是長期以來的官僚化機制使這些組織難以適應轉型社會的要求，尤其是在大量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面前難以發揮與其地位相應的作用，這些組織正處在困境中。例如，在我國正蓬勃發展的社會工作事業中，工青婦似乎處在邊緣化的地位；在大量涌現的社會組織面前，工青婦似乎與他們是兩個世界，而他們從社會得到的合法性認同正在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在當下中國，工青婦要在社會管理中發揮出作用，就必須改變工青婦的組織體制，使其脫離官僚化體制，朝著社團化的體制轉變，成為社會組織發展的中堅力量，并借助他們已有的地位和資源，在各種社會組織中扮演協調者和引領者的角色。也只有當工青婦在各種社會組織中扮演協調者和引領者的角色時，有助于社會組織發展的政治環境才可能形成。陳實：非常感謝蔡教授，我剛剛在介紹的時候就說了，蔡教授的課深刻、嚴謹、端正，而且有激情。我覺得蔡教授講的非常深刻，為什么呢？第一，他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正確的知識，就是什么是社會管理，怎么樣進行社會管理。他也給了我們一些很正確的認識，比如怎么認識我們的制度，怎么認識我們的體制，怎么認識當前的矛盾，怎么樣去恰當的認識我們現在的這種民生。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他在這個課里面也給我們解惑析疑。尤其是在講社會，講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給了我們很深的啟發。我覺得整個這堂課，第一是對我們提高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的認識，第二是怎么提高社會的沸點，怎么提高我們制度的效率。我覺得有非常深刻的啟發。

下面按照論壇的慣例大家可以互動提問。

提問1：謝謝蔡老師。廣州有城中村、像瀝窖、新塘這些地方，這種專業化、集約化程度很高的專業鎮上，因為它長期的社會關系，可能會形成類似于黑社會的非法組織。我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城市規劃，或者是類似的政治規劃，我們從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空間，或者他的人口密度來講，人口的同質性是不是要進行控制，從而來提高我們的社會沸點？謝謝。

蔡禾：你說的有些問題我也回答不了。你講到目前在廣東有很多的聚居區，聚居區以同質性人口高密度聚居，可能會引發很多的問題。其實你看全球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會發現城市很有趣，它有一個生態格局，就是城市有一個生態。發達國家工業比較發展，你會發現窮人往往是在工業區繁華的地區聚居。為什么呢？他一定會形成聚居，就像植物一樣一步一步的總在某個地方聚居。那么它通過市場一定會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有富人區，窮人區這樣的狀況。那么，為什么窮人會高度聚居在一些相對繁華的地區呢？按照學理上來解釋，這些地區他的生活機會最多。我們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一個討飯的他住在城里才能討到飯。北京當年搞拆遷拆到五環了，有人說你這個破房子值幾個錢，搬出去有那么好的房子，你有什么不愿意。可是這個人跟他算了一賬，他說我在這兒不需要上下班的交通費，我到那每天來回的交通費就是4塊，甚至是8塊，一個月下來200塊，200塊對一個拿2000塊的人來講不是一個小數字。所以，他寧愿在這里面住的可能差一點，但他的生活基本無憂。

第二，我認為城中村的生活成本最低，因為城中村所有士多店，一樓的店都是無牌照的，他賣的貨都是假冒偽劣的。但問題是，我們想一想今天的農民靠什么生活？靠地租收入和靠房租收入。他要吸引租客，能租這個房子的都是底下階層，他希望他的生活既方便，成本又低。房租低是第一個。第二，他要方便，而且東西要便宜，士多店滿足了他這個要求。所以，城中村實際上是一個利益鏈，農民要靠農民工來租，保持他的收入。而要吸引農民工租，他必須方便，還要生活成本低。而只有村民得到滿意，村干部才能選的上。我們在城中村做了很多調查，工商只要一來人檢查，提前都有人告訴你的。其實它的形成，第一個是城市化過程中市場經濟下一定會導致不同階級像生態一樣的隔離，這當然要去研究怎么打破隔離，因為隔離對一個社會不好。但一個純自然的過程，它一直會隔離。

我們假如把外來工看成移民，移民到一個新地方，他一定追求一個進入新地方的便利性和社會支持，這個社會支持不是說生活上，當然也是一方面。我來到廣州我如果找到老鄉至有一個地方落腳，我只帶了100塊錢生活10天，我還能找人借點錢，更重要的是由于社會的支持，他認為社會有安全感，他生活在同鄉里面，他會覺得比較安全。所以，這就導致這種聚集往往朝同類、同鄉聚居。就像中國人出去有唐人街，有意大利街，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這個現象的產生是跟這個社會的高流動，和市場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你沒有任何外來力量介入的時候，它一定會聚居，在很多國家都叫“貧民區”，但是貧民區跟咱們國家不一樣。西方的貧民區是什么呢？他在工地上自己搭棚屋，像孟買有很大一片的貧民區在工地上搭房子。政府也會參與，但是政府沒法參與。因為這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在城市里面離不開的人，他必須要找地方住，最后貧民區就形成了，這已經成了很多國家的必然。咱們國家因為對工地的管理很嚴，你要建，我就硬參與。中國還有一批人就是農民，他沒有土地了，他怎么辦？他不能種地了，他就種樓，你不能不讓我種樓，我得活下去。所以，他在居住空間上，他或多或少擔當了一個類似工業化國家的角色。

我認為這一現象的產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在沒有任何外力的過程下，一定是這樣的。你剛才講的這個現象很嚴重，我能有什么辦法不讓他們聚居，這樣他們相互感染就小了。群體性事件最重要的就是感染，感染是很容易在親近的人中間相互傳遞信息的。但對這個問題，我自己覺得執行起來的難度非常大，就是說這很容易把政府直接卷入到原本并不屬于政府的領域。比如說你必須讓農民能居住，你怎么做。我至少想不出這樣的東西。現在城中村都拆了，拆了，那這幾百萬農民工住哪，其實我是在想這個問題。

提問1：郊區化。

蔡禾：你讓他郊區化以后，他的成本會增加，而且他是城市群體。你說我建農民工，你只是換了一種方法讓他聚居。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種聚居在現階段我很悲觀，可能沒有辦法用行政的辦法去改變。恰恰相反，我們怎么在這個領域里面去給他們提供公共服務。你到城中村去看，他們基本上跟城市的公共供給是分離的，他一定是分離的。村委會只保障我村民的利益，農民工他是不管的。我們今天的社區建設基本的服務對象是城市里的人，你現在要解決的是怎么給他提供公共產品，使他的貧困有所改變，使他的需求能夠更快的得到傳輸和表達。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首先要去做的。

因為你用行政方法想去把他打散是一個很理想的想法，但是我覺得在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上幾乎不可行。你不能說我規定一個地方住了多少湖南人，這個地方就只能再住江蘇人了。因為這一部分人是飄浮的一代，你去看這些卷入群體事件的，絕大部分是這些人。這大部分人，幾乎很多人白天就是在社會上游蕩，他沒有穩定的職業。一旦有了這種事件，他會觀望，人有時候有點喜歡圍觀這種事情。

他原本對社會的不滿和他的角色使他很容易去輕信一些不真實的語言，卷入到這個里面。今天當你有了手機，有了短信，這個信息動員的能力超越了任何時代。你過去可以用行政的方法，比如說你把同學封在教學樓里面，把門一關，不讓他出來，可是你沒辦法讓這個信息在各個學校傳遞。所以，我覺得對城中村聚居的治理，第一不是說用行政的方法怎么把它在空間上隔離起來，你政府不能把你自己放在差不多和600萬人、700萬人對立起來，而是怎么給他們創造一個更好民生生活環境。

提問1：類似黑社會的社會關系怎么去調整，怎么去稀釋？

蔡禾：我沒有研究過黑社會，在廣州我相信會有黑社會。我個人認為，服務和管理應該并行，當你在提供服務的時候，你要有管理加強的問題。我們早年做過吸毒的研究，其實在城中村里面吸毒的現象跟當地人也有很強的聯系，我們不能完全歸結于外來人才是犯罪者，我想也不應該有這樣一個標簽的概念在里面。對于怎么解決黑社會，我確實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提問2：蔡先生你好，我知道您是學哲學和社會學的。我問您一個解決的方法，您剛才說到底線型轉向增長型，其實原來的概念是由規則轉向權利。1936年意大利搞反貪主義，國家去收攏社會上面的所有人員，把他們的利益訴求都納入到了議會。我想問一下，如果要建立一個利益訴求渠道，我們的政府真的能置身事外嗎？

蔡禾：很好的問題，也是很尖銳的問題。我想首先當我們在提利益表達的組織化和社會組織的時候，毫無疑問，在一個威權體制下，他對威權體制是提出挑戰的，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倒不贊成很多的學者只是講怎么怎么的好。任何一個組織形成都是一個利益的表達，利益的壓力有可能會存在。

其實我想講的問題是，當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的時候，無論你允不允許它存在，這些組織都已經活躍在我們今天。我們學校一位老師專門做過廣東NGO組織調查，50%任何登記都沒有，真正在民政登記的只有25%。但是這些組織為什么會存在？當一個社會的利益文化價值高度多元化以后，其實就意味著群體的分化，這種群體的分化它一定有它的利益。至于它用什么渠道來表達？它一定會形成它的組織來表達它的利益，或者有人會去追求反映它的利益。我覺得，NGO組織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也就是說，你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因為你擔心這種組織的存在會對一個政體產生壓力，你不讓這些組織存在，不讓它們合法的登記存在。這個社會沒有這種機制，那么結果會是什么樣呢？這些組織反而是非法存在。換句話說，當它非法存在的時候，它需要資源。所以，我們今天常常講這些NGO是拿著國外的資源，國外給你錢總是有目的的。

這也有兩個困境：第一，他沒有違法的時候，不能說他拿國外的錢就是違法，你沒有取締的合法性。第二，當這些組織在社會上活動的時候，他做的都是最貼近百姓的。比如有一些組織他就是為勞工服務。他講的是什么？他就告訴勞工今天中國的法律是什么，你作為工人有什么法權。他告訴你哪里有律師愿意為工人提供法律救助，他給工人提供很多的服務，包括一些很生活化的服務。你把他取締了，我們想一想，一個受他服務的工人，他們怎么想，你政府不幫我，有人幫我，你還把它取締了。他對這個政府的認同又會是什么樣的。

我跟政府也講過這個觀點，我說現在不是說他們怎么樣，而是說今天的社會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時代，就是說集體利益的表達，社會組織它在生長的這個時代，你怎么把他納入到你的體制來，而不是像過去一樣不讓他們進入到這個體制。這樣的結果，實際上是你在流失你的合法性。文化革命有一個觀念，叫做思想領域社會主義不占領，資本主義占領。我常常講一句話，社會主義社會不占領，資本主義去占領。既然你認為這些組織有影響，你為什么不培育你自己的組織。我常常講我們工會為什么不能在公民區里面有自己的勞工站呢，我們工會為什么要像衙門一樣，讓人家登門才去干預。我為什么最后強調在中國人民團體不能實現改革，這個領域走不出來，當你工會這樣去做的時候，他的政治合法性是不會受到質疑的。

我想講的觀點，就是說他一定對我們原有的制度體制和管理體制產生挑戰，所以，我們必須改革我們前面的東西。我覺得廣東做的很好，廣州和深圳現在民間組織的登記已經不需要找一個國有單位掛靠，自己就可以登記，當然它限定在一些社會工作領域，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進步。我有心想做單親家庭的關懷，我有心想做外來工女工的關懷，我可以去政府登記。我服務什么，我提出我的目標，我可以購買你政府服務，我可以獲得社會支持。我覺得跟10年前比已經在進步了。

你講的第二個問題是組織表達我們的體制下怎么做。我有一篇文章發表在《開放時代》的，就寫了這個觀點，就是從底線利益到增長利益，講社會秩序的問題。我專門就中國的工會問題，工會罷工的利益方和工會組織的問題有一個觀點。我的基本觀點，就是說當進入到集體利益博弈時代，必須要用法制化來確定集體表達的組織形勢和法律基礎。如果沒有這塊的話，中國在集體博弈時代很可能很難有序化。當然我們現在廣東出臺的是“企業、勞工、政府”三方談。

換句話說，我們是希望通過政府的影響力，或者政府的強制力來調控雙方。這當然是一個中國特點的東西，但是實行效果如何我不敢做判斷，也許需要實踐一段時間。從現實來看，其實我們政府早就在參與談判了。當一個地方想保護資本的時候，他會去壓制勞工，當一個地方想穩定為主的時候，你比如說你在亞運會前鬧事一定是壓制的，但亞運會過了，肯定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每件事一事一辦的話，法律沒有權威，政府也沒有權威。所以，當我們進入到這個時代的時候，一定要在法律上走出一條路。

陳實：換言之，這件事情肯定要逐漸來解決，“一萬年太久，不必著急”。

提問3：蔡教授你好，今天聽了你的演講受益匪淺。今天你講的題目是“利益訴求與社會管理”，在講的過程中重點談到經濟利益訴求，其實這個是不言而喻的，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但事實上，還有一個群體很關注政治利益的訴求。很多人參與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我就想問一個問題，經濟利益造成了很多的社會群體事件，在有限的將來會不會因為政治訴求問題會有一部分人，當然這部分人不會涉及到一些很底層的人，可能會是一些實業家。前段時間也有很多民間人士也是高調的宣布要參加基層人大代表選拔，我想請您簡單談一下這一個問題。

蔡禾：其實今天的利益分化隨著經濟的增長會在文化、政治、價值領域出現，而且這些領域的矛盾遠比前者在解決起來的時候面臨的挑戰更大。前者可以花錢買來解決，而后者是花錢解決不了的，它在某種意義上跟窮富沒有像前者那么強的聯系。

中國現在不否認要民主化，溫家寶最近訪問歐洲時表示中國一定要民主。但中國的路徑選擇我們可以看到是兩頭，一個是基層民主，基層民主在中國叫城市居民，農村的村民，企業的職工。在上面一端是執政黨內的民主，我們叫通過執政黨的民主來促進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這是我們黨在目前階段上對政府是民主改革發展的一個選擇。

我自己覺得，首先從歷史來看，畢竟是一個進步，我覺得這一點是要肯定的。但是這兩點都沒有觸及到實質。因為基層的民主，政治學語的概念叫非政府形態的民主，就是它根本不屬于政府領域，原本的民主是一個政治架構，嚴格來講它跟政府有關。但無論是居委會、村委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都跟政府無關。所以，它叫非政府形態的民主。

這個民主是有必要的，從哪個角度上來講呢？就是說對基層社會的民主本身和透過這個民主來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來學習民主，它是有效果的。尤其在村莊，因為村落的民主和城市企業不一樣，它是一個實實在在有一定空間，有各種職能的共同體。所以，村莊的民主，它在民主實踐上的意義，我自己認為遠遠大過居民委員會和工廠領域，因為居委會的民主不等于社區民主。我首先想講它仍然是一個進步，尤其是在村委會民主上面。

第二，我想講，執政黨的民主不是在國家政治體制領域的民主。因為在中國執政黨是唯一的，是不受挑戰的。實際上是執政黨在建構一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執政黨的民主化程度高，我們可以想他在執政的過程里面，政府的效能和公正性要好，是這樣一個邏輯，所以，都具有漸進性。

第三，總的來講，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在政治領域，或者在政府領域遲早是要走動的。這個走動一定是從人大代表這個領域開始。盡管這次叫停了，但事實上在有些地區，據我們了解是有實踐的。從法律的角度來講，自己參選從來不違法。所以，我相信這個過程一定會有，而且我覺得人大代表的選舉變得越來越公開不應該太遠。因為從現在整個國家面對的問題，基層領域的民主和政治領域民主的發展來看，我個人覺得這一步肯定會走。至于說在其它領域，恐怕就像陳老師講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陳實：除了剛剛蔡教授講的，他是研究社會學的，他在這方面比我講的更深。但是我需要告訴我們聽眾們的是，我們的黨其實一直在關注這些問題，這次談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其實他已經關注著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內容。我就講我自己，我們社科院2007年就開始了，省委要求我們來研究社會管理問題，在“十七大”之前就要求我們來研究社會管理問題。給我們的課題里邊社會管理有哪些內容呢？第一，政黨政治；第二，競選政治；第三，媒體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研究題目里面它所包含的社會管理內容。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講社會管理，社會建設只不過是黨和政府要管好，安定團結、安定有序就完了，不是一樣的。它也是瞄準了中國社會未來的社會發展，瞄準了中國社會未來的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我們黨，或者說我們這次這么高調的來談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問題。

開始我說了，省部級會議最高級別的專題研討班上9個常委都出席了這個會議，說明了我們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正在一步一步走。當然不可能明天就變了樣子，要一步一步來。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可是我們心里上要有一個準備，一萬年太久，不要著急。

蔡禾：其實社會組織本身的發展也是民主發展的一個方面，當一個社會沒有相對獨立的，活躍的，能動的社會組織，一定不會有民主。全世界分析它的發展都是這樣的。

陳實：下面輪到我來提一個問題，蔡教授請你用兩三句話告訴我們什么是文化？

蔡禾：從學理上來說，所有由人類所創造的大概念，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可以歸到文化這個概念上。文化是一個價值的生產和價值傳播的領域，社會是一個人的生產和人的關系領域，政治是一個權利的生產和支配和服從關系的領域，經濟是物質生產和交換的領域。文化是價值的生產和價值的傳播領域。

陳實：非常感謝蔡教授關于什么是文化的第87種解釋。今天的論壇到此結束，祝大家身體健康，身心愉快！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僅供學術參

第五篇：大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員工訴求中心工作制度

大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員工訴求中心

工作制度

1、文明接待，尊重訴求人的人格，不得刁難和歧視訴求人；

2、按照訴求工作的處理程序，做到當日受理、即時記錄、現場確認，及時依法公正地處理訴求事項，不得扣壓訴求材料，不得置之不理，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3、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嚴禁徇私舞弊，不得收受賄賂；

4、不得擴散訴求人的隱私和要求保密的其他內容；

5、對訴求人相關訴求事項辦理結果的查詢，應當如實答復，不得拒絕；訴求事項辦結后，訴求中心應在辦結之日內，將受理、辦理、跟蹤、督辦、結果的全過程，反饋或回復訴求人。

6、建立健全訴求檔案，妥善保管訴求材料，不得丟失、隱匿或者擅自銷毀。

7對于特殊訴求事項，無法解決或短時期內無法解決的訴求，要詳細向訴求人做好說明及解釋工作。

8訴求事項辦結后，要對訴求人時行滿意度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