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知識產權法律保障制度研究

名牌戰略與知識產權法律保障制度研究（楊軍著）

知識為社會發展的核心生產力已經成為共識，從這個意思上講，人類的發展史就是知識的發展史。特別是在當今社會，創新性知識更是社會發展的加速器。知識產權是基于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識依法產生的權利總稱。

第一章：實施自主創新戰略與知識產權制度

一、自主創新戰略與知識產權制度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知識產權制度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基本動力。科技創新是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特征。知識產權制度能夠有效解決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內在動力問題。通過法律的設置于實施，發明創造的單位和個人可以依法在一定時間內享有其專利權，禁止其他人或單位使用，確保了發明者的特殊市場地位，而且通過出售或者授權專利，發明者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這就更加激發了發明人或單位的創新熱情，為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動力。

2、知識產權制度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了法律環境。知識產權制度能夠有效建構、協調各相關制度，通過有力的法律環境的創建，促進科技創新工作的順利開展與自主創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3、知識產權制度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知識產權制度要求創造者在申請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向社會公開自己的創造成果，而研究中如能得到充分的信息，會節約一半以上的時間和財力。

二、創新性省份建設和知識產權制度

江蘇省于2006年4月決定率先將江蘇建成創新性省份，于是江蘇在最近幾年無論從高新技術企業的數量和產值上還是專利申請數量上都遙遙領先中國其他省份，并且在GDP的增長上也處于全國領先的位置。

三、外國制造業知識產權保護及對我國的啟示

1、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定一系列配套制度

我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的制造業大國，并且還再飛速前進，我們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我們的制造業長期處于產業鏈的最底層，而像設計、專利這些高附加值的技術卻被外國壟斷。所以我們急需完善我們的法律保護制度。

2、政府加大對制造業知識產權的行政指導與扶植力度。

日本，韓國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崛起過程中，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加強對知識產權的開發與管理。

第二章：實施名牌戰略與知識產權制度

一、名牌戰略的繼續實施與目標實現

1、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加強企業對名牌建設的重視，促進企業主動而全面地落實名牌戰略。企業品牌建設之路永遠沒有終點。我國的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個誤區，認為自己目前的主要問題是生存問題，品牌是發展大之后的事情。實施上品牌與一切企業都有關，并不一定非得是大企業，只有重視品牌才能迅速壯大。現在的大企業在10年前也都是一些小企業！

2、進一步重視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

3、社會公眾要提高品牌與質量認識，重視品牌，支持名牌戰略的實施

二、實施名牌戰略與知識產權制度

1、實施名牌戰略必然需要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保障

2、實施名牌戰略與相關法律制度概述。包括《商標法》《專利法》及其他法律法規。

第三章：名牌戰略與商譽法律保護制度

一、名牌的實質性法律內涵---商譽。為什么？

二、商譽與商譽權

1、商譽權的法律屬性。商譽權理解為知識產權（腦力智力產物，這是知識產權的固有產物），但不排除一定情況下歸入人格權（去也法人的名譽權）。

2、商譽權的法律特征（與知識產權比較）

（1）沒有法定時間限制

（2）非確定的地域性

（3）非恒定的專有性

三、我國有關商譽的法律保護現狀，一句話，很不完善。

四、從商譽角度看名牌的法律保護制度建設與完善

1、順應國情

2、與知識產權法的法律相協調

3、把握知識產權完善的時機

4、加強國際交流

第四章：名牌戰略與商業標識法律制度

一、論我國商標標識法律制度的完善

1、名牌戰略與商業標識法律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品牌已經成為商品發展必須具備的市場競爭要素，已經成為國際競爭中一個國家實力的象征。“2008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國無疑上榜，是典型的制造大國，品牌小國，而這已經影響到了我們參與的國際分工、獲取國際貿易利益的能力。所以國家于90年代開始重視品牌戰略。

2、相關法律現狀：立法分散，系統性不夠;失衡嚴重，存在法律漏洞：內容滯后，沒適應商業標識發展需要；存在嚴重地區差異。

3、實施品牌戰略下我國商業標識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考

二、完善我國商號法律制度若干問題的思考

第五章：名牌戰略與專利法律制度

品牌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標志。是自主創新成果最有效的載體。沒有技術創新的內核，就沒有產品的公信力，品牌更無從建立。

一、名牌戰略與專利制度的關系

1、品牌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標志，因為品牌的競爭力歸根到底是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競爭，沒有技術創新的內核，就沒有產品的公信力，品牌更無從建立。

2、專利制度是名牌戰略的保障

專利技術是決定品牌壽命的重要因素，品牌沒有終身制，名牌的價值取決于它的市場信譽和公眾認可度，也就是說名牌取決于市場而不是法律。當今社會科技日新月異，市場瞬息萬變，只有領先市場的產品才能產生更大的利潤，也才可以產生品牌效應。

專利權是名牌區的市區的市場份額的保證，因為專利權是一種合法的壟斷權。

3、專利申請是維護品牌競爭優勢的手段

由于專利天生具有的壟斷性和排他性的特點，專利技術的擁有者可以在法定期間和地域范圍內禁止他人生產制造其專利或使用其專利方法，從而維護其市場壟斷地位。

二、修改后的專利法對名牌戰略的促進作用

1、明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立法宗旨，自主創新被提到新的高度。

2．提高專利授權標準，提升品牌的技術含金量：相對新穎改絕對新穎，提高外觀設計的創新要求

3、規范促進技術推廣應用的具體措施。共同許可變為普通許可

三、老字號企業的專利戰略

1、自主創新戰略

2、引進型創新

3、通過專利許可獲得技術

第六章：名牌戰略與標準化戰略

一、標準化概述

一種標準的建立與統一會使社會經濟的運作更加高效化，實際上這在我們現代化社會的成功企業中可見一斑，這些企業制度規定讓別人去追隨、去遵循，使規則成為成功駕馭技術發展方向的籌碼(高通)。

當前特點

1、不平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

2、目標和手段現代化

3、標準增加速度越來越快，涉及范圍越來越廣（國際標準組織ISO）

二、標準化戰略在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趨向，一句話：各國都很重視

三、我國名牌戰略背景下標準化戰略剖析

1、對標準化戰略的定位：掌握核心技術;用知識產權為技術護航

2、對標準化戰略的一體建設

前期：宏觀把握，預測前景

初期：科研的力度，對專利的及時申請

中期：進行專利評估

后期：標準建立后的管理維護戰略

3、對標準化戰略的綜合使用

雖然我們正在努力向標準化邁進，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于我們的國情決定我們還長期處于“用標準”階段。

熟練掌握技術，熟悉制度，為以后做準備。

四、名牌戰略下標準化戰略的推進

1、立足國情

2、強化自主創新

3、制定明確目標，積極應對國際標準壁壘，從而參與國際競爭

4、完善標準化法律政策環境，重視人才培養

第七章：名牌戰略與其他知識產權法律問題

一、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機構的現狀及其影響

1、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知識產權糾紛頻發。

2、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存在缺陷，知識產權保護能力低下（景泰藍）

3、企業知識產權使用效率低下，影響企業的整體發展

二、馳名商標的反淡化問題研究（賓利）

第二篇：關于住房保障制度研究

年初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價持續攀升。按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房價調查數據，4月至10月的房價漲幅分別為：5．4％、6．4％、7．1％、7．5％、8．2％、8．9％、9．5％。這種持續上升的走勢，與近年相比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中國樓市的國際性背景日益明顯。

房價的外部因素

今年，國家與地方通過戶型結構調整、供求比例調整、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設、金融與稅收等一系列手段，對房地產行業不斷進行調控，但房價沒有停下上漲的腳步。其中原因復雜，而一個重要因素，是流動性過剩加劇房地產的供求緊張。

在這方面，導致房價上行的外部因素不可不察。

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情況下，中國的資產價格膨脹帶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首先，全球經濟失衡嚴重，特別是前些年，主要經濟體的低利率政策及外匯儲備的增加等因素，導致流動性全球過剩。其次，今年以來，能源、礦產等資源性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供需矛盾加大，價格不斷走高，傳導到國內，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預期增強。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錢逢勝分析，土地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過多的資金追逐較少的土地，必然造成土地價格上漲。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此前公布的《2007年3季度中國房地產市場報告》顯示，70個大中城市土地交易價格上漲15％，環比增加1．5％，其中居民住宅用地交易價格上漲16．2％。

在相同的國際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成為眾多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韓國為地價的“一飛沖天”而發愁，日本地價走出16年來的低谷開始上行，而英國、美國的地價盡管今年開始下滑，但在2006年以前已上漲多時，都對經濟保持穩定發展帶來威脅。

對于中國，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境外資金流入逐利，更是攪動了并不平靜的樓市，給房地產市場發展帶來新的復雜性。

顯然，國際投行、海外基金投資中國房地產的熱情高漲。知名外資中介行世邦魏理仕的研究報告顯示，僅2007年第一季度，外資收購上海物業總成交金額達38億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份，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外資371億元，同比增長65．9％，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0．1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占同期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達到24．1％，比2006年提高近11個百分點。

德意志銀行（亞洲）董事總經理王仲何分析，進入中國內地樓市的外資已涌現三波：第一波主要是來自香港、日本等地的亞洲資金，第二波是歐洲資金，第三波是美國、中東等地的資金，由傳統的專注于一線城市，正向二、三線城市擴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不久前完成的《境外熱錢在國內非正常流動調查報告》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外熱錢投資到國內樓市，博弈人民幣升值，刺激房價過快增長。

在流動性過剩背景下，通脹預期導致手有余錢者首選買房置業，住房保障缺位使得購買力不足者也被裹挾提前入市。中國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解釋說，一方面，資本市場發展為居民調整資產組合提供了條件，居民對持有儲蓄存款的偏好降低；另一方面，隨著物價水平上升，實際負利率情況越發嚴重，存款搬家，資金加速涌入資產市場。

次貸危機的警示

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重要信息：已實施十年之久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將調整為“從緊的貨幣政策”。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莊健分析：“貨幣政策從‘穩健’轉為‘從緊’，而不是‘適度從緊’，這在中國近年來比較少見，說明宏觀調控的政策分量加重。”專家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形勢總體比較平穩，但是房地產等一些領域仍存在信貸投放過多等問題。

2007年對中國樓市產生深刻和潛在影響的外部事件莫過于美國次貸危機。從2002年起，美國房價每年漲幅逾10％，2005年暴漲17％。隨后，美聯儲不斷加息，利率達5．25％后，房價開始“跌跌不休”，次級房貸難以償還、債券信用危機爆發。一大批貸款機構和抵押貸款經紀公司破產，投資銀行的高管們紛紛離職，危機至今仍在擴散。

專家認為，盡管我國情況與美國大不相同，但次貸危機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有關專家稱，房價快速上漲有可能帶來兩方面后果：

一是大量的資金和其他資源過度追逐房地產，將使制造業升級缺乏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妨礙經濟結構升級，影響長期競爭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指出，房地產市場投資資本的活躍，將提高當地工商業成本，打破資本平均利潤率規律，抑制資金對企業創新的支持。

二是銀行房貸規模急速擴張，風險可能向金融機構轉移。央行在《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首次對房貸違約風險發出警示，“住房抵押消費貸款增長很快，違約風險已有抬頭趨勢”。

“但對于樓市泡沫，現在只能一點點擠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指出，高房價問題不僅僅是房地產行業的問題，上關乎數萬億元的商業貸款和個人貸款，下涉及幾十個相關行業，中間還夾雜著千家萬戶。這決定了任何過速的“休克療法”都是危險的，樓市調控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只能采用“漸進療法”，在發展中“以時間換空間”。即邊通過不斷釋放調控信號來干預市場預期，邊切實增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房的有效供給，以舒緩供求關系；同時，收緊房貸，讓銀行緩釋風險。

事實上，中國新時期的住房保障體系正在建立：

——“二元管理”，界定了政府和市場邊界，住房保障與市場分離。政府責任在提供保障性住房，市場化商品房則由市場配置。

——“三分需求”，即對于低收入人群，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搞好廉租房，讓買不起房的居民或者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房、住得上房。為此，中央今年在財政超收中將安排49億元，加上地方財政共近幾百億元用于廉租房建設。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2008年將加快面向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廉租住房建設。對于中等收入人群，政府則加大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力度，使經濟適用房大多數面向中等收入者。對于高檔住房，主要靠市場調節。

——“四管齊下”，國土資源部已出臺文件，規定開發商不付清全部地價不得分期發放土地證，這是“促供給”；央行、銀監會出臺政策，要求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這是“抑需求”；擴大廉租房政策的覆蓋面，這是“補保障”；經濟適用房大多數也要面向中等人群，這是在“調預期”，讓中等收入者別再追漲。

第三篇：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內容摘要：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引領人類逐步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智力成果的消費開始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從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額的增長中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在追逐利潤的驅使下，尤其是隨著社會分工和傳播技術的發展，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也日益增多并日趨復雜。如何科學認定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準確界定侵權責任成為立法和司法急需解決的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基礎上，對于知識產權侵犯行為認定和責任確定的制度設計這一適用問題的研究其為重要。

關鍵詞：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侵權責任制度設計

一、制度設計的前提：關于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若干問題的澄清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闡述一下有關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幾個問題，作為本文研究的前提。

1．侵權行為與侵權責任互為依存，確定侵權責任的前提是侵權行為的成立，認定侵權行為的目的是追究侵權責任。因此，只要侵權行為得到認定，侵權人就要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行為得不到認定，即行為人的行為被認定不構成侵權行為，行為人就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無須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人，其行為也不是侵權行為；只要承擔了侵權責任，行為人的行為必是侵權行為。認清此關系，我們就會發現有的文章和法律文書中存在顯而易見的錯誤判斷和表達。如，“有的時候侵權不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再如，在原告英特萊格公司訴告可高玩具有限公司、北京市復興商業城侵犯實用藝術作品著作權糾紛一案中，法官在判決書的法院認為部分中認定被告北京復興商業城的行為不構成侵權，在判決主文中判令被告北京復興商業城停止銷售被告可高玩具有限公司生產的、含有侵犯原告著作權的積木塊的系列玩具產品，這實際上是要求北京復興商業城承擔侵權責任。進一步研究該問題，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侵權行為的認定與歸責原則的適用指向的是同一種活動，即，對某行為是否屬于侵權行為的認定過程同時也必然是歸責原則的適用過程，而歸責原則適用的結果——該行為是否承擔侵權責任——同時也必然得出該行為是否屬于侵權行為的認定。因此，侵權行為與侵權責任是否緊密結合、不可分離的。需要注意的是，歸責原則一詞中的“責”是指抽象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它并不表示某種具體的侵權責任方式甚至是所有的責任方式。也就是說，侵權行為必然引發侵權責任，但有的侵權行為可能不會引發某種侵權責任方式。

2．侵權責任方式的構成要件不同于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不同侵權責任方式的構成要件不同。我國《民法通則》列舉了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謙、賠償損失等侵權責任方式。對每一種具體的侵權責任方式來說，其構成要件是不同的。侵權人是否存在主觀過錯、侵權行為侵害的權利種類、侵權行為發生的時間及是否造成損害后果都會影響到侵權責任方式的確定。如，對已經停止的侵權行為的起訴，判決停止侵權就屬于多余，有違法律適用的科學和精確。再如，判令侵權人停止侵權無須要求侵權人具有主觀過錯；而判令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就要求侵權人有主觀過錯。正是由于未認清上述問題，有人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等同于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確定等同于侵權行為的認定。

3．侵權行為侵害的權利種類和性質不同，決定了具體侵權責任方式的實現方法不一樣。如，出版社發行盜版書，權利人訴請停止侵權，法院應當在判決出版社停止發行的同時，還必須要求出版社收回并銷毀給書店的盜版書，否則就不能實現侵權行為的真正停止。這是

由于知識產權載體的可復制性和在最終消費者之前的流轉的多環節性決定的。而對于物權侵權人，停止侵權的要求就比較簡單。

二、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劃分

在我國修改后的三大《知識產權法》中，除《著作權法》根據侵權行為是否承擔公當責任對侵權行為作了分類外，《專利法》和《商標法》都沒有對侵權行為作出分類。我國有些學者借鑒他國理論和立法例將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分為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但他們都沒有明確指出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的劃分標準，沒有提示二者的實際內涵和本質區別。

我認為，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分類有其合理性，根據學者關于這兩類侵權行為的列舉和學者所認為的他國立法例關于這兩類侵權行為的內容，應從法律所賦予的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內容和侵權人的行為所直接指向的對象相結合來界定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所謂直接侵權是指無違法陰卻事由未經知識產權權利人授權行使法律明文賦予知識產權權利人專有權利的行為，該行為直接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客體。與此相應，所謂間接侵權是指，行為雖然沒有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客體，但該行為為直接侵權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促使了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侵犯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

根據上述定義，對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所作的劃分不同于目前學術界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發行明知是侵權復制物的行為，即直接侵權行為的繼續，屬于間接侵權。根據該觀點，在我國不知作品系抄襲的出版社對該作品的出版、發行行為和書店對該作品的銷售行為構成間接侵權。上述行為構成直接侵權，因為從行為的內容獨立地進行判斷可以看出，其侵犯了版權人依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六項所享有的發行權。實際上，國外專利法領域關于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的劃分標準備與筆者的觀點是一致的。

之所以將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劃分為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是因為二者作為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不同，適用不同的侵權歸責原則。對于無違法阻卻事由未經權利人授權行使了權利人的專有權的行為人來說，其行為構成直接侵權行為，無論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侵權責任，即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對于為直接侵權行為提供了客觀便利條件的行為人來說，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并承擔侵權責任，還需要判斷行為人在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即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歸現原則。

三、從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角度出發的制度設計：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的無過錯歸責和間接侵權行為的過錯歸責

（一）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的無過錯歸責

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從對外的客觀表現看，是行為人無違法阻卻事由行使了法律明確賦予權利人專有權的行為；從內部關系看，行為人未經權利人授權就從事了該行為。權利人的專有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是否存在行使專有權的行為也是容易判斷的；而由于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所有人的主定相對于作為有形物的知識產權載體的所有人的認定存在較多困難，加上知識產權載體流轉的多環節，對是否得到知識產權人的授權的判斷雖然可以實現，卻成本高昂，仔細分析，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的認定不要求行為人有主觀過錯的法理原因在于：

1． 知識產權保護客體的特殊性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形式的特殊性

知識產權保護客體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文化繁榮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它屬于民法的新領域，與傳統民法領域所保護的別一對世權——物權具有根本區別：前者的保護客體是無形財產，肯有無形性和可復制性；后者的保護客體是有形財產，具有有形性和可特定性。知識產權保護客本的特殊性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一是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體現

為對法律賦予權利人的專有權的侵犯，與知識產權的載體無關。而對于物權的侵犯則往往直接作用于客體物本身，與客體物直接、緊密相聯，因此，知識產權權利人不能像物權所有人一樣通過占有來保護其知識產權。二是對知識產權及其侵權行為的判斷相對于對物權及其侵權行為的判斷要困難的多。對他人來說，面對一含有智力成果在內的產品，通過物權的公示能夠相對容易地判斷出該產品作為物的所有人，進而與之進行物權交易；但對該產品所含有的智力成果是否受知識產權保護特別是誰是真正的權利主體的判斷并不那么容易，加上知識產權本身及其許多可和轉讓的內涵豐富，更增加了判斷難度。因此，在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中，無過錯而闖入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專有權范圍行為人不在少數，因難以判斷傳播鏈條中上一環節的有意侵權而繼續侵權的下一環節的行為人更是多見。這些行為顯然嚴重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如果僅僅因為行為人無過錯就對其網開一面，勢必挫傷知識產權利人進行智力創作和積極性，而且也容易為惡意侵權人利用以作為免責的合法理由。

2.知識產權保護客體的特殊性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多發性和損害后果的嚴重性 知識產權保護客體作為智力成果，尤其是其中的優秀智力創作成果，飽含了創作者的心血與汗水，物化載體的價值與其價值是無法相提并論的。正是由于創作者的精心投入，其智力成果受到了社會和消費者的歡迎，物化于有形載體中的無形產品成為暢銷品，其辛勤勞動得到了社會的回報和認可。而在這背后所蘊涵的巨大利益空間，也為眾多人所覬覦從而積極進行相關商業性經營活動，總之，經營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商品，尤其是在未經授權不支付費用的情況下，要比經營一般商品獲利多得多。這就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多發性。而知識產權保護客體的特殊性還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損害后果的嚴重性。

為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根據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應采取不同于侵犯物權等一般民事權利行為的歸責原則。只要行為人無違法阻卻事由未經授權行使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專有權，從事了只有權利人或經其允許才能從事的行為，權利人無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就有權請求司法機關判令行為人承擔停止侵權的侵權責任。也就是說，對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的認定應適用無過錯責任。

（二）對主張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兩點原因的分析

在知識產權領域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的主張受到了有些人的反對，他們認為，侵害知識產權的歸責原則仍應當是過錯責任原則。其論據主要有二：（1）適用無過錯責任應有法律的明文規定；（2）TRUPs協議第45條確定的侵權歸責原則仍然是過錯責任原則。筆者認為上述二點無法支持其主張。

1.我國侵權行為法立法體例的不當致使我國現行法律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沒有明確規定，這是我國很多學者主張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應適用過錯責任的原因。對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在我國知識產權特別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與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關于無過錯責任需要法律的特別規定的要求不相符合。但不能因此說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不合法理，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我國民法侵權行為法設計不當才是真正應解決的問題。

2.對TRIPs協議第45條錯誤理解，是我國有些學者主張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的另一原因。TRIPs協議第45條的標題為損害賠償，該條分為兩款，第1款規定：“對已知或有充分理由應知自已從事活動系侵權的侵權人，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其向權利人支付足以彌補因侵犯知識產權而給權利持有人造成之損失的損害賠償費。”第2款規定：“司法當局還有應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利持有人支付其開支，其中可包括適當的律師費。在適當場合即使侵權人不知或無充分理由應知自已從事之活動系侵權，成員仍可以授權司法當局責令其返還所得利潤或令其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并處。

（三）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行為的過錯歸責

間接侵權行為沒有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客體，但由于行為人應作為而不作為或行為人的作為為直接侵權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促使了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一般認為，間接侵權行為包括輔助侵權和替代侵權。單獨從間接侵權行為的外觀看，看不出其與知識產權保護客體有直接聯系。間接侵權行為人是侵權行為的直接行為人與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與直接侵權行為人相比，其行為離侵權為更遠，是為直接侵權行為提供便利條件或促使了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因此讓間接侵權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的標準就應高于直接侵權人，不應該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而應當適用過錯歸責原則。這是由間接侵權行為的法律性質決定的。因為間接侵權行為并沒有直接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如果行為人不具有主觀過錯，就很難認定間接侵權行為與直接侵權行為具有某種關系。中外立法和理論界對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歸責原則是無爭議的。

在我國，實踐中有不少關于專利間接侵權的案例，理論上關于專利間接侵權的探討也較多，但關于版權和商標間接侵權的研究則不多見。為入世而修改后的我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對間接侵權行為仍然未作規定，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僅在第四十六條規定了網絡環境下的兩種間接侵犯版權行為，修改后的《商標法實施條例》仍然只有第五十條保留了關于“故意為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倉儲、運輸、郵寄等便利的”間接侵犯商標權行為的規定。可見，我國立法關于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行為的規定并不完善。但在審判實踐中有關間接侵權行為的糾紛并沒有因為法律的滯后而畏縮不前。在法律不完善的情況下，法官也必須對訴至法院的糾紛作出判決。判決是否成間間接侵權行為，關鍵要把握兩點：一是該行為是否引起了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二是行為人是否存在的侵犯知識產權的主觀過錯。其中的難點是在主觀過錯的認定上。在這方面，國外豐富的實踐和完善的立法值得借鑒。

四、從減輕無過錯侵權人的侵權責任角度出發的制度設計：無過錯侵權人的返還不當得利責任和過錯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讓沒有過錯的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這是在考慮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及其侵權行為的特殊性的前提下，為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所必須堅持的首要原則。同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設計也不應不適當地擴大侵權人的范圍或侵權人的責任范圍，否則，將會阻礙知識產權的傳播，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最終不利于社會的進步。實際上，TRIPs協議中的有關規定尤其是第45條關于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承擔的規定已經反映了上述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要求侵權人必須存在主觀過錯，無過錯侵權人一般只承擔停止侵權等侵權責任，最嚴重的是承擔返還還不當得利的財產責任。根據我國三大知識關權法，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是計算權利人因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的方法之一，但從性質和計算方法上的比較，返還不當得利的責任比損害賠償責任的程度還要輕得多。

（1）不當得利責任與連帶責任無關。承擔不當得利責任要求侵權人不存在主觀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要求侵權人存在主觀過錯，因此，以共同過錯為要件的共同侵權就不會與前者有關，而與后者有關，無過錯侵權人的返還不當得利責任作為一種財產責任就不會存在連帶關系。

對共同侵權課以連帶責任是因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間有意思聯絡即共同故意。共同侵權人之間的意思聯絡既包括明示方式也包括基于默契而達成一致的默示方式。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的數人侵害的對象一般是特定的，此外，數人同心協力，不但主觀惡性大，而且所造成的損害也較單一的行為重，故要求侵害人承擔連帶責任于情甚合。在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中，無過錯侵權人與過錯侵權人的行為相關聯造成共同損害的情形比較多見，但由于無過錯責任人需承擔返還不當得利的財產責任，但無須對全部損害承擔連帶責任。而過錯侵權人就存在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能。

（2）不當得利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法中計算結果最小。世界各國包括我國立法對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提供了三種方法：被侵權人因侵權受到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得到的利益即不當得利，法定賠償金。知識產權權利人因侵權受到的實際損害往往不是侵權人因侵權而獲得的不當得利所能彌補的，前者普遍要比后者大得多；至于法定賠償金，其本身就含有對侵權的懲罰意圖，肯定高于侵權人的不當得利。同時，知識產權權利人請求過錯侵權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應當允許其對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進行自由選擇，因此，在請求過錯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中，知識產權權利人為實現更多賠償，一般會選擇不當得利之外的其它兩種計算方法。但是對無過錯侵權人，知識產權權利人只能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這就意味著無過錯侵權人相對于過錯侵權人在財產責任上要輕。

2.無過錯侵權人的返還不當得利的責任承擔也不是TRIPs協議要求的最低保護義務。因為TRIPs協議第45條在這方面僅僅要求“成員可以授權”，而不是應當授權；即使是要求其承擔返還不當得利的責任，也只是在“適當場合”下，而不是一概而論。

在這里，要強調的是，返還不當得利的責任是由于無過錯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引起的，是其應當承擔的侵權責任。也就是說，返還不當得利本質上是侵權責任的一種，但與同作為財產責任的損害賠償責任有上述不同。實際上，作為債發生的原因來說，不當得利就是一種侵權。因此，實踐中，權利人起訴要求無過錯銷售侵權復制品者侵權賠償，法院判決返還不當得利并違背不訴不理的原則，因為返還不當得利是侵權財產責任的一種。

至于TRIPs協議所要求的承擔返還還不當利利責任的“適當場合”，我國學者普遍認識到其重要性，但尚未進行深入研究，立法更未作出具體規定。法官可以對大量的復雜的案例進行類型化整理，從而歸納總結出哪種場合下無過錯侵權人應返還不當得利，哪種場合下無過錯侵權人無須返還不當得利。如，無過錯侵權人因為銷售侵權復制品獲得了競爭優勢，取得了額外利潤，此時，應返還不當得利。再如，在有過錯的出版社已全部賠償版權人損失后，版權人發現書店銷售該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侵權出版物，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出版社實際上沒有完全履行判決所確定的停止侵權的義務，因此停止侵權要求出版社必須收回侵權出版物。在這種情況下，版權人可申請法院強制要求出版社履行停止侵權的義務，也可以訴請書店停止侵權，法院應該判決書店停止侵權，但由于出版社已賠償了版權人的全部損失，書店在能夠證明該事實的情況下無須返還不當得利。

綜上所述，在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認定和責任確定的制度設計中，一方面，為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利益，根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特殊性及其決定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特殊性，應對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對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歸責原則；另一方面，為避免過分擴大侵權行為人及其責任，應適當減輕無過錯侵權人的侵權責任，主要表現在，對于侵權責任形式中最為嚴厲的制裁措施損害賠償僅僅要求過錯侵權人承擔，無過錯侵權人僅在適當場合下承擔相對于損害賠償責任的返還不當得利責任。

參考文獻：《民商法理論》、《侵權行為兩論》、《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知識產權保護論》、《TRIPs協議中的知識產權民事救濟機制》

第四篇：知識產權的法律特征

知識產權的法律特征：

(一)知識產權具有時間性。知識產權都有法定的保護期限，有效期限一旦屆滿，權利就自行終止或消滅，相關智力成果即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財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

(二)知識產權具有地域性。地域性指依據一國法律所取得知識產權僅在該國范圍內有效，在其他國家不發生效力。就此而言，知識產權有別于有別于財產權。

(三)知識產權具有專有性。智力成果可以同時為多個主體所使用，因此大多數的知識產權具有法律授予的獨占權，它的排他性使對同一項智力成果不能同時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所有權人。

(四)知識產權須經法律直接確認。知識產權沒有形體，不占有空間，難以實際控制。因此，雖然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并不意味著每個公民對自己頭腦中的知識和聰明才智享有民事權利。法律僅承認該種民事權利的客體是智力成果，而非智力本身。因而，知識產權的承認與保護通常需要法律上的直接具體的規定。

(五)知識產權的客體屬無形財產。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和特征，也是該項權利與有形財產所有權相區別的最根本的標志。

與所有權的區別：

知識產權法是指因調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知識產權法的綜合性和技術性特征十分明顯，在知識產權法中，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既有實體法規范，也有程序法規范。但從法律部門的歸屬上講，知識產權法仍屬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法律規范大多適用于知識產權，并且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占主導地位。

第五篇：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

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

摘要：知識產權領域存在法律沖突，源于一國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認，而這種直接承認在目前看來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識產權領域內的法律沖突也只在有限的范圍內存在。

知識產權領域存不存在法律沖突？這對傳統國際私法來講并不是一個問題，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根據一國法律獲得承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發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被外國所承認和保護，因此在傳統國際私法上，知識產權被認為與法律沖突無緣。但19世紀末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要求締約國對其他締約國的知識產權也通過內國法予以保護，從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了國際性。有學者認為“對知識產權的國際性保護必然導致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并從一些國家對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規定，推斷出知識產權領域是存在法律沖突的。事實是否如此？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探討。

一、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國際性

知識產權是個人或組織對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領域里創造的精神財富或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知識產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業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另一類是著作權，亦稱版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體財產權，具有專有性、地域性和時間性的特點，這也是知識產權與有體財產權的顯著區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雛形，是封建社會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國家通過特別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種特權。一定的敕令當時只可能在發出敕令的官員、君主或國家權力所及的地域內有效，超出這個地域就無效了。所以，由此而產生的特權也只能在相應的地域內有效，超出這個地域也就無效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即是對封建時代特權這一特性的保留。與此同時，這也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需要所決定的。在一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業價值，其他國家的出版商就會想方設法地加以復制銷售，以便從中獲利。為了盡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資本家當然最愿意“無償”地利用外國的智力成果，因此，他們也就不愿意承認其他國創造者依其本國法而取得的對其智力成果的專有權。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承認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在內國的效力，不僅不利于吸取外國文化、科技的新成果，而且也不利于內國的社會經濟進步和文化發展。所以，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各國都不愿承認根據外國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當然也不會要求外國承認根據內國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這樣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便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得以強化。這種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指的就是在一國境內依該國法律獲得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境內有效和受到保護，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國家法律當然的承認和保護，當一知識產品跨越國界進入到另外一國而沒有獲得此國的知識產權時，該國就可以隨意使用該知識產品而不負法律責任并不受知識產品來源國法律的約束。

當資本主義進入到壟斷階段后，資本家不再滿足于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和掠奪，他們把目光投向國際市場，希望在國外尋找商品（包括圖書）銷路、向國外輸出技術及產品，以便獲更大利潤，而這一目標最直接和最現實的障礙便是外國知識產權法對他們的知識產品并不進行保護，這樣，知識產權的嚴格地域性同壟斷資本家擴張國際市場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這種矛盾的發展結果便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區域性的保護知識產權條約的訂立，如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樂尼公約》、1952年《世界版權公約》和1994年《TRIPS協議》。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由此得以某種方式獲得許多國家的保護，具有了“國際性”。這里所謂的國際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過國際條約規定的方式，在各個締約國依各該締約國的國內法取得知識產權，從而在這些國家都獲得保護。

然而，知識產權的國際性并沒有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識產權地域性基礎之上的，甚至可以說，起到了進一步強化和確認知識產權地域性特征的作用，這可以從《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等公約確立的“國民待遇原則”、“獨立性原則”中得到說明。如《伯爾尼公約》第5條就規 定，國民待遇是指“就享有本公約保護的作品而言，作者在作品起源國以外的本同盟成員國中享有各該國法律給予其國民的待遇”，獨立性原則是指“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不論作品起源國是否存在保護，保護程度以及補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給予保護的國家的法律規定”。這兩項原則要求在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的取得和保護方面，締約國間應互相給予對方國家的公民和法人以同內國國民相同的待遇；而且各締約國都是依據其內國法的規定來決定對其他締約國國民的發明創造、商標和作品是否給予保護和給予怎樣的保護。國民待遇原則是前提，獨立性原則是一種具體安排，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對于外國的知識產權人同內國的國民一樣，適用內國知識產權法的有關規定。上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意義只是為一國國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國取得知識產權提供便利，創造條件或者說是為締約各國相互保護對方國民的智力成果規定了義務，而各締約國在履行這種義務、實施這種保護的時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據仍然是各締約國的國內法，發明創造者和作者由此而取得的知識產權仍然是各締約國國內法意義上的知識產權，而不是“國際知識產權”。簡言之，根據條約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對符合其國內法規定條件的來自其他締約國的智力成果給予知識產權，使之在內國得到保護，對于不符合內國法而在其他締約國已獲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內國依然沒有保護的義務。也就是說，即使存在著上述條約，外國的知識產權法在內國依然是沒有法律效力，是不被承認的，內國只依照本國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條件對來自外國的智力成果決定是否給予保護，外國知識法在內國無域外效力，不能成為內國判斷是否給予知識產權的根據。條約施加給締約國的義務僅僅是承認和保護符合內國法規定的外國智力成果，而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內國對于即使符合內國法規定的外國智力成果也是可以不予承認和保護的。條約并沒有施加給締約國以義務，要求其必然承認和保護已在其他締約國取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可見，其他締約國的知識產權法在內國沒有效力。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國際性是并行不悖的，各國的知識產權法依然只在本國地域范圍內有效，并不因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這恰恰與有的學者的觀點相左，他們認為“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一般都要求締約國承認對方國家知識產權的域外效力，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由可能轉化為現實”

二、知識產權的國際性與法律沖突

法律沖突，是指在涉外民事關系中，由于其涉外因素導致有關國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觸。關于涉外民事關系法律沖突產生的原因，眾說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第一，在同一個涉外民事關系中,有關國家的法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不同；第二，一個國家法律的域內效力與另一個國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時出現在一個涉外民事關系中，便產生不同國家法律的域內效力與域外效力的沖突；第三，涉案法院在一定條件下承認外國法律的域外效力。知識產權領域究竟存不存在法律沖突，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條件來判斷。對于涉外知識產權關系，第一個條件的滿足自不待言，關鍵是看后兩個條件是否成立。

法律的域內效力，亦稱屬地效力，是指法律的空間效力，即國內立法對本國境內的所有人、物和行為有效。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稱屬人效力，是指一國法律對于本國的一切人，不論該人是在境內還是境外都有效，都應適用。任何國家在制定法律時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權確定自己的法律只具有域內效力或既具有域內效力，又具有域外效力，但這些域外效力只是一種虛擬的或自設的域外效力，只有當別的國家根據主權原則和平等互利原則承認其域外效力時，這種虛擬的域外效力才變成現實的域外效力。當內國承認外國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時，位于內國的外國人便要受內國法律的屬地效力和該外國法律屬人效力的雙重約束，法律沖突便自此產生。當內國不承認外國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時，外國法即使規定了域外效力也只是一種虛擬的域外效力，位于內國的外國人便只受內國法的支配，法律沖突無從產生。

就知識產權領域來說，知識產權法的屬人效力表現在根據一國知識產權法獲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在進入某外國 后是否還受到被該外國所承認的來自來源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如果智力成果來源國規定其知識產權法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內國承認這種域外效力，那么法律沖突也就會隨之產生。無疑，來源國可以規定其知識產權法具有域外效力，這是其主權的正當行使。如我國《著作權法》第2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事實上是說我國國民的作品無論在何國都受我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然而這只是一種虛擬的域外效力，外國有權決定是否承認這種域外效力，除非外國自動承認，便不會產生我國著作權法域外效力與該國知識產權法域內效力之間的沖突。然而依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即使是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也沒有施加給締約國以義務要求其承認其他締約國知識產權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各國的知識產權法依然只在本國地域范圍內有效，并不因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性而具有了現實的、被外國所承認的域外效力，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的國際性并不會導致法律沖突，不會象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知識產權由國內保護發展為國際保護，逐步取得了在權利獨立原則之下間接的域外效力，從而引發了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既然不存在法律沖突，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公約中的‘國民待遇原則’可以看作是統一指向法院地法的單邊沖突規則”的觀點也就根本無從談起。

三、知識產權地域性突破與法律沖突

應該承認，知識產權領域是可能產生法律沖突的，關鍵條件在于一國承認外國知識產權立法在內國具有域外效力，亦即要求突破知識產權的地域性限制，要求一國對待依外國法成立的知識產權猶如對待依外國法成立的物權、債權一樣，予以自動承認和保護。這種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可以見于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的法律中，表現為對知識產權適用來源國法律，即專利權應適用最初取得地法，商標權應適用最初登記地法，著作權應適用最初發表地法。例如，1961年修改和補充的《法國民法典》第2305條規定：“文化及藝 術產品由作品的首次發表地法規定”；1974年《阿根廷國際私法》（草案）第21條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受作品首次發表國的法律支配。外國文學藝術作品保護期依照其原始國的規定，但不得超過阿根廷準許的期限。”該條還規定“外國國家賦予任何人的商標、廠商標牌、專利的專用權或其他產生于工業產權的權利，在阿根廷具有同樣的效力，但要符合阿根廷共和國規定的條件。保護期不能超過阿根廷立法規定的期限”。對知識產權適用來源國法律的學說和立法可以保證知識產權在不同的國家有相同待遇，尊重和保護既得權利，讓智力成果的創造者有權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適用，避免侵權人有機會選擇知識產權的準據法，防止因各國法規定不同，給當事人造成利益損害。然而一國如在沒有對等和互惠情況下單方面承認外國的知識產權在本國也能獲得保護，將要大大增加本國的經濟負擔，并對本國科技文化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知識產權是一種具有排他性的對世權，這種方法對其他保護此權的其他國家的相對人極為不利，他們難以查找到該權利的來源國或者為了利用某一知識產權而必須費力查找外國法，這種方法的實質是將有關源于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交易費用轉嫁于內國人身上。此外，這種方法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是將智力成果吸引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加劇精神產品分布不平衡，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對知識產品的利用。最后，更重要的是，適用來源國法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體制所要求的“獨立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以作品來源國法來解決著作權的法律沖突在實踐中將難以實行”。因此，適用來源國法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具有很大局限性，這就決定了這種做法不會被太多國家所接受，即使被接受也往往要采納阿根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疊適用內國的知識產權法。因此可以說，這種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無論在范圍上還是程度上都是極其有限的，這同時也就決定了知識產權法律沖突存在的范圍和程度的有限性。

另外一種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予以承認從而突破 知識產權地域性的表現形式是一些國家關于知識產權適用保護國法的規定。而在筆者看來，這種規定是否是對外國知識產權域外效力的承認都還是很值得懷疑的。所謂適用保護國法是指適用實施權利行為地或侵權行為發生地的法律，如某人在甲國依法取得了一項專利權，如果乙國有人使用了該項專利，專利權人可否在乙國請求法律保護，乙國的使用人是否構成了侵權行為，這些問題均依乙國法規定。如《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34條規定：“無形財產權的創立、內容和消滅，依使用行為或侵權行為發生地國家的法律”。筆者認為適用保護國法實際上是一種知識產權法屬地主義的主張，因為它堅持實施權利行為和侵權行為受該行為發生地所在國家知識產權法的調整。而知識產權法地域性所指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只有屬地效力，只能調整其所屬國地域范圍內的智力成果。反言之，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行為只受該行為地國知識產權法的調整。當然適用保護國法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沖突規范，它似乎隱含的一層意思是內國承認知識產權來源國法律的域外效力，并且也存在著保護國法律域內效力與來源國法律域外效力之間的沖突，但前者的效力優先。然而，適用保護國法也可以理解為不承認來源國法律的域外效力，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實施行為和侵權行為只受該行為發生地所在國家知識產權法的調整。不管如何理解，在效果上，適用保護國法都承認了知識產權法屬地效力，而沒有突破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另外，保護國法說來源于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公約中有關“獨立性原則”的規定，有的學者把公約中這種規定的內容概括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依權利賦予國的法律”，即保護國法，因而認為這是屬于沖突法意義上的“法律適用規范”。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如前所述，地域性的存在決定了法律沖突無從產生，公約所帶來的知識產權的國際性并沒有產生法律沖突，因而保護國法的提法不應被看成是一種沖突規范。總之，我們認為知識產權適用保護國法的規定與其說是知識產權的沖突規范，毋寧說是在變相地堅持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只是礙于知識產權及其立法國際化的大趨勢，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種靈活安排而已。

四、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與法律沖突

對于涉外民事糾紛的管轄權，各國一般均采取積極爭取的態度，以便在由本國法院審理時，盡可能保護本國及國民的利益。如英國在對“對人訴訟”中，只要被告身體出現在本國并可以送達傳票，哪怕只是路過，英國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轄權。美國則采取了“長臂管轄原則”，只要被告在經濟上與本國具有“最低限度的聯系”，就將被視為在本國營業，本國即具有管轄權。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管轄權問題上，各國的態度卻截然不同，除了保護依本國法產生的內國知識產權，一國法院很少受理依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案件，即使被告的依據在本國或被告為本國人。大陸法系，更多的國家固守絕對地域性原則，由案件發生的國家專屬管轄，幾乎沒有司法管轄權的合作。而在英美法系，對知識產權跨國案件雖基本沿用一般民事案件的處理方法，但更多地引用公共政策或不方便法院規則，限制對域外發生的案件的受理。在這種傳統的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下，由于法院只受理依本國法產生的內國知識產權案件，法院也是就當然適用法院地法，根本不承認也不用考慮外國知識產權法在內國的效力，因此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

由于傳統知識產權管轄制度很難適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形勢，變革傳統制度的要求也就越來越強烈，主要表現在要求擴大法院對涉外知識產權的管轄權，以便對外國知識產權糾紛實行有效的司法管轄。德國、法國、荷蘭、英國等國也先后采納了這種主張，即可以受理依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所涉及的案件。例如，1997年，英國高等法院就一在英國與荷蘭的版權分別受到侵害的案件中，予以管轄并合并審理，創造了英國對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域外管轄的先河。在此案中，原告建筑設計圖的版權分別在英國與荷蘭遭到侵犯，原告向英國法院起訴，并要求將該案中的所有侵權行為合并審理。法院同意了的原告的請求，認為英國法院有權受理侵犯荷蘭版權的案件，只要被告在英國有住所，最后法院對在荷蘭的侵權行為適用了保護國法，即荷蘭法。有的學者就此認為，“由于法院審理案件時適用了荷蘭法，使得荷蘭法具 有了域外效力，很明顯，知識產權法的地域性的的確確是被打破了??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創新致使法律沖突大量產生”。我們不同意這種觀點，并認為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不是導致法律沖突產生的原因，法院適用了外國法也不必然意味著法院地國承認了外國法的域外效力。正如案例所述，英國法院適用荷蘭法是用來調整在荷蘭發生的侵權行為的，而不是用來荷蘭法調整在英國領域內發生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的。英國法院采納荷蘭法恰恰是對荷蘭法域內效力——即荷蘭法約束本國領域內的一切人、物、行為的效力的承認，而不是對荷蘭法域外效力的承認。如果說英國法院承認了荷蘭法在英國的域外效力，那么英國法院就應該承認依荷蘭法成立的知識產權在英國也必然受到保護，然而英國實際上只用本國法來判斷一個發生在英國的行為是否構成了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所以，英國法院實際上實行的是保護國法的主張，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保護國法說事實上堅持的是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知識產權法的屬地主義，它不構成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不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因而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認為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帶來了法律沖突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另外，在該案中，英國法院確實是適用了保護國法這樣一種規范，但這種規范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沖突規范，因為沖突規范是在效力相互沖突的兩個或幾個法律體系中進行選擇的規范。然而對于在荷蘭發生的侵犯版權的案件，只有荷蘭法可以支配，英國版權法不存在支配在荷蘭發生的侵權行為的任何正當理由，英國與荷蘭的版權法在此案中是不沖突的，或者說英國與荷蘭知識產權法間的沖突，根據英美學者對法律沖突的理解，只是“法官頭腦中的一個矛盾的反映，這個矛盾就是法官應該選擇哪一個國家的法律”，這并不代表英國與荷蘭法之間存在真實的、效力上的沖突。

總之，一國法院適用外國法處理涉外民事案件即意味著承認了外國法的域外效力，這在物權、債權家庭婚姻等民事領域是行得通的，但在知識產權領域卻沒有這種必然的因果關系。究其原因，實乃由于知識產權存在嚴格屬地性限制，其他民事權利則不存在這種地域性限制，各國對依一國法律產生的其他民事權利是普遍給予自動承認的，這符合“既得權”的思想。

五、結語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知識產權領域是存在法律沖突的，但這種法律沖突既不來源于國際條約對知識產權提供保護的國際性，也不來源于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它只源于一國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認。這種直接承認要以犧牲承認國巨大經濟利益為代價，并且與現行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制度相背，這就決定了無論是承認國的數量還是承認的范圍和程度都是極其有限的，進而決定了知識產權法律領域內的法律沖突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嚴重。就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現狀而言，大多數國家尚未在立法中作出規定——這意味著，大多數國家還沒有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它們在司法實踐中也僅僅實施內國的知識產權法，根本不考慮外國的知識產權法。盡管各國知識產權法各不相同，但它們之間相互產生沖突的機會卻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