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當前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幾點思考

試論當前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聽證制度的淵源及在我國的形成過程

聽證（hearing）來自于英國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由兩個程序原則所組成：一是任何人不能成為與自己有關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的辯護必須被公正地聽取，亦即“聽取另一方意見”原則。其第二個程序規則就是現在構成行政聽證制度最早的法理基礎。而從法律意義上說，聽證制度最早是英國1215年的《自山人憲章》中有關公民“法律保護權”的觀念和制度。后來，這種制度傳到美國，美國受其影響將它應用到立法和行政實踐當中，成為增加立法和加強行政民主化以及獲取資源的主要方法。隨著民主觀念的提高，聽證制度成為司法、立法和行政領域中一種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在我國，1996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基本確立。1999年9月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條例（草案）》聽證會，成功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立法中的應用。2000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立法法》，其中第三十四條規定，列入議程的法律案，立法機關“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我國聽證制度正式進入立法領域。

二、從具體案例分析我國的聽證制度的主要弊端

（一）案例回顧：“出租車**”

2004年7月28日，銀川市政府在《銀川晚報》上刊登了“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準備自2004年8月1日起，對銀川市客運出租車的經營權實行有償轉讓。這一新管理辦法顯然讓原有的城市客運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受到很大損

害，他們普遍對市政府收取有償使用金的做法不滿，7月30日開始，出租車司機們開始群體性上訪，并以集體罷運來表達抗議。他們分別組織起來，到市政府、自治區政府和新聞單位進行上訪，并組織一部分人圍堵道路、阻塞交通，并對堅持營運的出租車和中巴車實施打砸行動，導致40多輛機動車被毀。銀川市政府面對危機首先采取強硬手段，出動公安警察把4名涉嫌違法阻塞交通組織者刑事拘留，然后組織23個工作小組，深入全市各出租公司進行調查研究，宣布停止執行引發爭議的新管理《辦法》，銀川市長發表電視講話，首先對由于出租車停運給全市人民所帶來的不便表示道歉，再宣布《辦法》停止執行后，市政府在堅持依法、充分調研聽證的基礎上，吸取外地經驗，盡快制定出新的，讓各方都能夠接受的《辦法》來。8月3日，**終于平息，出租車全部恢復營運。

（二）案例分析：聽證，聽而不證

這件事情的發生，我認為是由于部分出租車經營者和營運者，對市政府印發的《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和《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更新管理規定》有一些誤解和意見引起的。但是事關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規定出臺為何會招致這么多的誤解和意見呢？究其原因，銀川市政府在公共政策出臺的決策過程中沒有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沒有做到決策為民，民主行政。

在我國，國務院規定，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一般應通過社會公示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意見和建議，而銀川市卻從未向社會公示，也沒有召開聽證會。行政許可法規定，實施時必須有30天的準備期，而銀川市從公布到實施只有四五天的時間。對于依法行政，國務院有要求，其中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等等，銀川市的做法恰恰與這些要求相悖。如果銀川政府在做出決策前能通過各種公開透明的渠道向社會公示，收集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充分權衡利弊再做出決策，那么這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聽證”成為近年來我國公共生活的一個關鍵詞。通過聽證，使

處于博弈雙方的利益主體達成妥協與認同，能夠消解公共管理的初始風險，更容易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

而在另一方面，銀川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聽證制度的尷尬。銀川市政府相關部門最終放棄了聽證這一點上，顯示出，聽證并沒有成為公共生活的一種必由路徑，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對“我說了算”的“自信”仍遠遠大過對民意的尊重。這種尷尬也讓我們看出，聽證制度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形同虛設的原因。

套用一句話就是：聽證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在公共管理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聽證的形式，更需要聽證的效力。與其說銀川事件凸顯出了聽證是不可或缺的，不如說，只有真正發揮聽證的效力，才能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如何減少決策失誤，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實現決策的科學性、正確性一直是我國政府和學界對決策問題討論的核心和關注焦點。

（三）總結我國聽證制度的幾點弊端

通過對“銀川市出租車**”這一案例的透徹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當前我國聽證制度的主要弊端。

第一，體制規范缺陷。盡管聽證制度在我國的推行還是有些成果的。但是仍然還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所在：什么樣的公共事務需要舉行公眾聽證會以及什么樣的人有資格參加聽證會等等的現實問題。根據我國現有法律的規定，這些還不是很明確。諸如案例中的銀川市，并沒有把出臺的《辦法》作為要采取聽證的公共事務，這勢必會引起相關利益者的不滿，引發騷亂，既影響了《辦法》的執行，又擾亂了公共秩序。

第二，體制主體缺陷。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才是召開聽證會的發動者。可是，這些制定政策的人往往把聽證會所搜集到的信息和材料置之一旁，所召開的聽證會也只是向社會和公眾下達政策，并不是通過召開聽證會來得到的公眾信息，從而進一步的來改善意

見。使得在政策發布之后，無法收到公眾的支持，導致政府形象受損。而銀川推行的《辦法》就沒有考慮采取聽證的形式，對于放棄聽證這一舉動可以看出，我國的聽證會多半還是形同虛設的，沒有發揮其真正的功能。

第三，體制客體缺陷。與政策利益相關的公民或團體被稱為聽證會的客體。但由于我國在選取聽證代表的制度上還不完善，一些與政策無關的公民，或是與政府聯系緊密的機構常常被選為聽證代表。甚至這些代表會站在政府的立場，為政策宣傳，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失去了公共性和合法性，公民們參與聽證會的積極性受挫，從而導致政治的冷漠。從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銀川市政府在出臺政策時，并沒有顧及城市客運出租車司機的利益，也沒有在出臺前爭取他們的意見，這直接導致了出租車司機們的強烈抗議，最終是的政策夭折。

三、對于完善我國聽證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規范、完善現行聽證制度的具體程序

目前，在我國不管是價格法、還是許可法，雖然這些法律都確立了與之對應的公眾聽證制度，但是卻沒有明確的規定聽證會的具體內容和程序，這就使得聽證會的公平、公正的價值無法得到有效的體現，所以，明確規定公眾聽證會的具體內容和程序，是為了使得聽證制度更加的完善和規范。

（二）提高聽證的透明度，確保聽證制度作用的體現

眾所周知，公眾聽證制度的具體要求就是公開、透明。聽證制度是否能做到透明也是最為突出、嚴重的問題。任何級別、任何性質的聽證會，都應該在召開聽證會之前，經過一段時間通過新聞媒體和記者來向社會大眾公布相關材料和方案。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大眾第一時間內通過不同的渠道或間接或直接的表達出自己的相關見解。如此之

外，聽證會還應該有一定數量的聽眾作為旁聽，一些涉及社會重大熱點問題的聽證會還可以通過電視、網絡的形式進行現場直播，來確保聽證制度的實施作用。

（三）公開聽證結果和決策結果，建立對聽證會意見的反饋機制

由于我國的聽證制度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領域中只是扮演者咨詢的角色，所以，聽證制度能否有效的實現它的意義就是要看最終的決策結果是否可以得到采用。為了使得聽證的效果對于重大決策的影響力，向社會和公眾公布聽證結果和最終決策還是十分的必要的。最后，還應該建立對聽證會意見的反饋機制，及時吸收反饋意見，不斷做出調整和努力，對于已經采納和未經采納的意見都要附有詳細的原因說明。

（四）廣泛的征求聽證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并從法律角度上進行大力宣傳要想聽證制度能有良好的效果，最重要的輔助手段就是應該向各個聽證代表們廣泛的爭取意見，再對這些看似毫無關系的意見進行細致的分析，得出重要的結論。具體征求意見的的方式可以是通過召開專家講座和專題會議、無記名的投票方式，讓公眾了解即將做出的行政決策的內容，從而提出各種可行的意見，能否舉行聽證制度以及如何舉行聽證會的重要依據就在于這些寶貴的意見中。同時，在社會宣傳方面，我們還要進行大量的法制宣傳，充分利用新聞媒體、互聯網絡等現代化的傳播手段，積極倡導公民參與到各種聽證中來，逐步形成“先聽證后許可”的社會聽證狀況，也使得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加得透明與科學，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篇：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論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

一、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界定

（一）行政聽證的概述

作為制度，聽證是指聽取利害關系意見的法律程序。[1]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當事人的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從而體現公正。聽證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則”，這個原則包含兩項基本內容：一是聽取對方的意見；二是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2]它最初適用于司法領域，作為司法審判活動的必經程序，謂之“司法聽證”（Judicial Hearing），聽證的本質-聽取對方意見，可以追溯到上帝懲罰亞當之前給予其辯護的機會。[3]后來逐漸為立法吸收，適用于立法領域，稱之為“立法聽證”（Legislative Hearing），正如迪普洛克勛爵所說，人們獲得“聽取針對他的指控并提出自己理由的公平機會”的權利對文明法律制度來說如此重要，以致可以假定議會的宗旨是：“任何違背這一要求而作出的決定無效”。[4]到20世紀晚些時候，才正式運用于行政領域并獲得巨大發展。目前我國學界所謂的聽證主要是指“行政聽證”（Administrative Hearing）。[5]所以，我國學者一般將聽證作如下定義：聽證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有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6]聽證制度運用于行政領域并得到較大發展，一方面是行政權擴張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對行政權擴張的擔心而導致的對權力約束和對公民權益加強保護的結果。

聽證程序是指國家機關作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其實質是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本文研究的“行政聽證”是專門適用于行政機關的程序制度。在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決定前，有義務告知相對人決定的理由和獲得聽證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有權就事實和適用法律表達意見、提供證據，行政機關有義務聽取和接納，通過公開、民主的方式達到正確實施行政行為的目的。

（二）行政聽證的分類

《聽證規則》將聽證分為兩大類：一是依申請聽證，包括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聽證；二是依職權聽證，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決策聽證。從啟動方式上講，行 第3頁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論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 政許可、行政處罰聽證具有相似性，均由依法享有要求聽證權利的當事人（行政許可還包括利害關系人）提出申請，行政機關依申請舉行聽證；行政立法、行政決策聽證具有相似性，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立法、行政決策中依職權主動舉行聽證會征求意見、調查研究。從功能上講，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聽證都是聽取當事人（行政許可還包括利害關系人）申辯與陳述，從而有利于查明具體案件事實，弄清個案的是非曲直；行政立法、行政決策聽證都是廣泛、充分征求意見，從而為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依據。[7]

（三）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概念

“行政決策”是指：行政機關、管制性機構以及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或者機構做出的可能對特定多數人或者團體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的行為；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規劃、大型建筑工程建設、資源配置、價格調整、公共資源使用費率設定、公共設施管理等的決定。行政決策是集權的傳統領域和最后陣地。

行政決策聽證則是對集權的最后洗滌,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概念界說“行政決策聽證”指行政主體作出決策前允許相對人對擬作出的行政決策提供證據發表意見進行論證的制度。[8]

（四）行政決策聽證的應有特性

行政決策聽證應有以下特性：廣泛性、正義性、效率性、公開性。作為行政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行政決策聽證充滿著民主的價值內涵和精神意蘊，它是是公眾參與的有效渠道，人民主權的直接表現，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權利平等的生動體現，是行政公開的重要內核。[9]

（一）確立行政決策聽證是我國推行行政決策公眾參與的要求；

“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是指：在行政立法和決策過程中，政府相關主體通過允許、鼓勵利害相關人和一般社會公眾，就立法和決策所涉及第4頁

第三篇：試論當前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幾點思考

試論當前我國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幾點思考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莫培培 陳東編輯：studa1211

論文摘要 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包括健全行政決策機制，完善行政決策程序，健全決策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制度三部分內容。行政決策聽證制度是完善決策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從實際具體案例入手，通過透徹的分析案例，總結出我國當前行政決策聽證制度的幾點弊端，從而提出合理性建議，完善聽證制度。

論文關鍵詞 聽證 困境 行政決策

一、聽證制度的淵源及在我國的形成過程

聽證（hearing）來自于英國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由兩個程序原則所組成：一是任何人不能成為與自己有關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的辯護必須被公正地聽取，亦即“聽取另一方意見”原則。其第二個程序規則就是現在構成行政聽證制度最早的法理基礎。而從法律意義上說，聽證制度最早是英國1215年的《自山人憲章》中有關公民“法律保護權”的觀念和制度。后來，這種制度傳到美國，美國受其影響將它應用到立法和行政實踐當中，成為增加立法和加強行政民主化以及獲取資源的主要方法。隨著民主觀念的提高，聽證制度成為司法、立法和行政領域中一種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在我國，1996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基本確立。1999年9月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條例（草案）》聽證會，成功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立法中的應用。2000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立法法》，其中第三十四條規定，列入議程的法律案，立法機關“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我國聽證制度正式進入立法領域。

二、從具體案例分析我國的聽證制度的主要弊端

（一）案例回顧：“出租車**”

2004年7月28日，銀川市政府在《銀川晚報》上刊登了“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準備自2004年8月1日起，對銀川市客運出租車的經營權實行有償轉讓。這一新管理辦法顯然讓原有的城市客運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害，他們普遍對市政府收取有償使用金的做法不滿，7月30日開始，出租車司機們開始群體性上訪，并以集體罷運來表達抗議。他們分別組織起來，到市政府、自治區政府和新聞單位進行上訪，并組織一部分人圍堵道路、阻塞交通，并對堅持營運的出租車和中巴車實施打砸行動，導致40多輛機動車被毀。銀川市政府面對危機首先采取強硬手段，出動公安警察把4名涉嫌違法阻塞交通組織者刑事拘留，然后組織23個工作小組，深入全市各出租公司進行調查研究，宣布停止執行引發爭議的新管理《辦法》，銀川市長發表電視講話，首先對由于出租車停運給全市人民所帶來的不便表示道歉，再宣布《辦法》停止執行后，市政府在堅持依法、充分調研聽證的基礎上，吸取外地經驗，盡快制定出新的，讓各方都能夠接受的《辦法》來。8

月3日，**終于平息，出租車全部恢復營運。

（二）案例分析：聽證，聽而不證

這件事情的發生，我認為是由于部分出租車經營者和營運者，對市政府印發的《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和《銀川市城市客運出租汽車更新管理規定》有一些誤解和意見引起的。但是事關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規定出臺為何會招致這么多的誤解和意見呢？究其原因，銀川市政府在公共政策出臺的決策過程中沒有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沒有做到決策為民，民主行政。

在我國，國務院規定，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一般應通過社會公示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意見和建議，而銀川市卻從未向社會公示，也沒有召開聽證會。行政許可法規定，實施時必須有30天的準備期，而銀川市從公布到實施只有四五天的時間。對于依法行政，國務院有要求，其中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等等，銀川市的做法恰恰與這些要求相悖。如果銀川政府在做出決策前能通過各種公開透明的渠道向社會公示，收集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充分權衡利弊再做出決策，那么這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聽證”成為近年來我國公共生活的一個關鍵詞。通過聽證，使處于博弈雙方的利益主體達成妥協與認同，能夠消解公共管理的初始風險，更容易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

而在另一方面，銀川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聽證制度的尷尬。銀川市政府相關部門最終放棄了聽證這一點上，顯示出，聽證并沒有成為公共生活的一種必由路徑，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對“我說了算”的“自信”仍遠遠大過對民意的尊重。這種尷尬也讓我們看出，聽證制度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形同虛設的原因。

套用一句話就是：聽證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在公共管理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聽證的形式，更需要聽證的效力。與其說銀川事件凸顯出了聽證是不可或缺的，不如說，只有真正發揮聽證的效力，才能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如何減少決策失誤，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實現決策的科學性、正確性一直是我國政府和學界對決策問題討論的核心和關注焦點。

（三）總結我國聽證制度的幾點弊端

通過對“銀川市出租車**”這一案例的透徹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當前我國聽證制度的主要弊端。

第一，體制規范缺陷。盡管聽證制度在我國的推行還是有些成果的。但是仍然還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所在：什么樣的公共事務需要舉行公眾聽證會以及什么樣的人有資格參加聽證會等等的現實問題。根據我國現有法律的規定，這些還不是很明確。諸如案例中的銀川市，并沒有把出臺的《辦法》作為要采取聽證的公共事務，這勢必會引起相關利益者的不滿，引發騷亂，既影響了《辦法》的執行，又擾亂了公共秩序。

第二，體制主體缺陷。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才是召開聽證會的發動者。可是，這些制定政策的人往往把聽證會所搜集到的信息和材料置之一旁，所召開的聽證會也只是向社會和公眾下達政策，并不是通過召開聽證會來得到的公眾信息，從而進一步的來改善意見。使得在政策發布之后，無法收到公眾的支持，導致政府形象受損。而銀川推行的《辦法》就沒有考慮采取聽證的形式，對于放棄聽證這一舉動可以看出，我國的聽證會多半還是形同虛設的，沒有發揮其真正的功能。

第三，體制客體缺陷。與政策利益相關的公民或團體被稱為聽證會的客體。但由于我國在選取聽證代表的制度上還不完善，一些與政策無關的公民，或是與政府聯系緊密的機構常常被選為聽證代表。甚至這些代表會站在政府的立場，為政策宣傳，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失去了公共性和合法性，公民們參與聽證會的積極性受挫，從而導致政治的冷漠。從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銀川市政府在出臺政策時，并沒有顧及城市客運出租車司機的利益，也沒有在出

臺前爭取他們的意見，這直接導致了出租車司機們的強烈抗議，最終是的政策夭折。

三、對于完善我國聽證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規范、完善現行聽證制度的具體程序

目前，在我國不管是價格法、還是許可法，雖然這些法律都確立了與之對應的公眾聽證制度，但是卻沒有明確的規定聽證會的具體內容和程序，這就使得聽證會的公平、公正的價值無法得到有效的體現，所以，明確規定公眾聽證會的具體內容和程序，是為了使得聽證制度更加的完善和規范。

（二）提高聽證的透明度，確保聽證制度作用的體現

眾所周知，公眾聽證制度的具體要求就是公開、透明。聽證制度是否能做到透明也是最為突出、嚴重的問題。任何級別、任何性質的聽證會，都應該在召開聽證會之前，經過一段時間通過新聞媒體和記者來向社會大眾公布相關材料和方案。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大眾第一時間內通過不同的渠道或間接或直接的表達出自己的相關見解。如此之外，聽證會還應該有一定數量的聽眾作為旁聽，一些涉及社會重大熱點問題的聽證會還可以通過電視、網絡的形式進行現場直播，來確保聽證制度的實施作用。

（三）公開聽證結果和決策結果，建立對聽證會意見的反饋機制

由于我國的聽證制度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領域中只是扮演者咨詢的角色，所以，聽證制度能否有效的實現它的意義就是要看最終的決策結果是否可以得到采用。為了使得聽證的效果對于重大決策的影響力，向社會和公眾公布聽證結果和最終決策還是十分的必要的。最后，還應該建立對聽證會意見的反饋機制，及時吸收反饋意見，不斷做出調整和努力，對于已經采納和未經采納的意見都要附有詳細的原因說明。

（四）廣泛的征求聽證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并從法律角度上進行大力宣傳要想聽證制度能有良好的效果，最重要的輔助手段就是應該向各個聽證代表們廣泛的爭取意見，再對這些看似毫無關系的意見進行細致的分析，得出重要的結論。具體征求意見的的方式可以是通過召開專家講座和專題會議、無記名的投票方式，讓公眾了解即將做出的行政決策的內容，從而提出各種可行的意見，能否舉行聽證制度以及如何舉行聽證會的重要依據就在于這些寶貴的意見中。同時，在社會宣傳方面，我們還要進行大量的法制宣傳，充分利用新聞媒體、互聯網絡等現代化的傳播手段，積極倡導公民參與到各種聽證中來，逐步形成“先聽證后許可”的社會聽證狀況，也使得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加得透明與科學，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參考文獻：

[1] 張公諸。質量管理學[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http:///，1992.[2] 林志航。計算機輔助質量系統[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http://，1996.[3] 栗偉。白酒品評方法的改革與創新[J].釀酒，2002（5）：11-12.[4] 宋書玉。白酒計算機品評技術的發展[J].釀酒科技，http://.cn2011（8）：125-126.

第四篇：重大行政決策聽證制度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決策聽證制度

第一條 為進一步規范重大行政決策行為，增強決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行政決策事項是指涉及重要的政府規范向文件草案，重大的政策措施和各部門作出的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行政決策等事項。

第三條 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應在新聞媒體、政府網站、政府公告欄上進行公示后舉行聽證。公示、聽證應當遵循公正、透明、規范和效率的原則。

第四條重大行政決策事項公示，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基本情況；

(二)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可行性說明；

(三)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有關統計數據、調查分析資料；

(四)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論證經過，即聽取意見的范圍、人數，尤其是利害關系人、專家所占的比例及意見；

(五)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法律分析意見書；

(六)擬作出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利害關系、行政成本；

(七)收集反饋信息的渠道；

(八)決策機關認為需要公示的內容。

第五條公示的時間一般不少于十個工作日。

第六條公示中收集的信息，應如實、全面、及時形成公示報告，公示報告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公示的基本情況；

(二)收集的主要意見、建議及理由；

(三)對主要意見、建議的處理意見。

第七條擬作出重大行政決策事項的聽證決定，應在公示結束后五個工作日內作出，并向社會公告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參加方式、參加人數等。

第八條舉行聽證會，設聽證主持人，負責組織聽證會。聽證主持人由政府辦負責人擔任。聽證參加人的范圍、條件、數量，根據聽證事項的內容確定，在公示時一并公示。

第九條聽證會后，應如實、全面、及時形成聽證報告。公示、聽證報告應當作為決策機關決策的重要依據。公示、聽證報告中提出的重要意見，決策中未采納的，應說明理由，并及時向社會公告。對應當公示、聽證而沒有公示、聽證的重大行政決策事項，不得提交決策機關討論。

第十條本制度由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法制辦負責解釋。第十一條本制度自發布起施行。

第五篇：重大決策聽證制度

吉木薩爾縣質量技術監督局重大決策

聽證制度 實施辦法

第一條 為貫徹落實《云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在全省縣級以上行政機關推行重大決策聽證重要事項公示重點工作通報 政務信息查詢四項制度的決定》精神，進一步完善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機制，規范重大決策（以下簡稱決策）行為，提高質量技術監督決策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使質量技術監督決策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結合我局工作實際，制定本實施辦法。

第二條 決策聽證遵循公開、公正、客觀、全面、高效、便民的原則。大理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組織的聽證，應當依照本實施辦法進行，法律、法規、規章另有規定的，按照其規定實施。

第三條 應當舉行聽證的重大決策事項。

（一）質量技術監督規范性文件的制定；

（二）需要舉行聽證的其他重大決策事項。

第四條 本單位擬作出的決策在舉行聽證前，須報政府法制部門進行法律審查，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決策事項必須經過專家論證。

第五條 在聽證會舉行的10個工作日前，通過媒體向社會公告聽證事項、聽證代表名額及其產生方式等相關內容。第六條 在聽證會舉行的7個工作日前，確定聽證代表，并向社會公布聽證舉行的時間、地點、聽證會參加人員名單及聽證代表名單。

第七條 根據聽證代表應當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的要求，從以下人員中產生聽證代表：

（1）重大決策事項涉及到的利害關系人代表；（2）社會普通公眾代表；（3）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4）熟悉聽證事項的行業專家學者、專業技術人員、相關企業和技術部門的代表；

（5）法律工作者；

（6）其他應當參加的代表。聽證代表人數根據聽證事項確定，但不得少于15人，其中重大決策事項涉及到的利害關系人和社會普通公眾代表人數不得少于聽證代表人數的1/3（其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人數要多于社會普通公眾代表人數）。聽證會在有2/3以上聽證代表出席時舉行，實際出席人數不足應出席人數2/3的，將延期舉行聽證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要求旁聽聽證會的，可以向我局提出申請，由辦公室確定。

第八條 確定聽證會參加人員，包括聽證主持人、聽證記錄人、決策發言人、聽證代表、聽證監察人、旁聽人等。聽證主持人由我局的主要領導或者分管領導擔任；聽證記錄人由決策聽證事項的相關股室指派；決策發言人由決策的相關股室負責人擔任；聽證監察人由辦公室邀請政府法制部門、監察部門和政府督查機構派員參加；旁聽人由社會公眾自愿報名按相關規定確定；邀請新聞媒體參加聽證會，會議全程接受新聞媒體監督。

第九條 在聽證會舉行的3個工作日前，將相關聽證資料送達聽證代表。

第十條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應當聽證而未組織聽證的，可以向我局提出舉行聽證申請，由辦公室負責接待并詳細告知聽證申請采取書面形式，寫明申請聽證的事項、理由、申請人、行政管理人等內容。辦公室在收到聽證申請后，及時組織相關股室研究，對于符合聽證條件的，將在5個工作日內決定予以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組織聽證；對于不符合聽證條件的，將在5個工作日內書面告知并說明理由。

第十一 條舉行重大決策聽證會程序：

（一）主持人宣讀聽證事項和聽證會紀律；

（二）核實聽證會代表身份；

（三）告知參加人的權利義務；

（四）決策發言人如實說明決策方案的內容、依據、理由和有關背景資料；

（五）聽證代表質詢、提問和發表意見；

（六）決策發言人答辯；

（七）聽證代表作最后陳述；

（八）主持人總結和歸納各方代表的主要觀點和理由；

（九）聽證代表和決策發言人、聽證監察人對聽證會筆錄進行審閱并簽名。

第十二條 聽證記錄人如實記錄聽證會全過程，并根據聽證筆錄形成書面聽證報告，包括以下內容：

（一）聽證事由；

（二）聽證會舉行的時間、地點、聽證主持人、記錄人、監察人；

（三）各方聽證代表提出的主要觀點、理由、意見和建議；

（四）決策發言人的陳述和答辯；

（五）聽證機關對聽證情況的評說，包括對擬作出決策的贊同意見、反對意見、其他意見及其主要理由作出的客觀歸納和總結；

（六）其他有關情況。

第十三條 聽證會嚴格按照規定程序進行，聽證會結束后的5個工作日內將聽證報告報市政府法制部門審查，并由市政府法制部門在接到聽證報告后的5個工作日內提出審查意見；同時，在聽證會的10個工作日內將經審查的聽證報告送交聽證代表并通過媒體向社會公布聽證情況。第十四條 經審查的聽證報告將作為政府決策機關作出決策的依據。

第十五條 本實施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