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相關

合同詐騙罪

一、概念及其構成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秩序。合同亦稱契約，是指當事人之間為實現一定目的，明確相互權利義務的協議。合同是商品交換關系化法律上的表現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則集中體現和反映了商品經濟關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一般規則，為商品交換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模式。因此，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基本保證。但近年來，一些不法之徒無視國家的法律，利用各種經濟合同進行詐騙，表現出極大的欺騙性、貪婪性和危害性，國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資料表明，我國合同簽汀的規范程度和履約率不容樂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將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合同的鑒證工作，嚴厲打擊合同詐騙。據介紹，去年各級工商行政機關對499657個企業的85973I2份合同的簽訂履行情況進行了檢查，發現不合格的合同有429024份；到期未履行的合同有285690份；違約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l944份。據了解，目前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情況仍較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去年共查處1.4萬起，涉及金額70多億元。利用經濟合同欺詐的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無合法經營資格的一方當事人與另一方當事人簽訂買賣或承攬合同，騙取定金、預付款或材料費；利用中介機構簽訂轉包合同騙取定金或預付款；虛構建筑工程或轉包建筑工程合同，騙取工程預付款；雙方當事人串通利用合同將國有或集體財產轉移或據為己有；本無履約能力，弄虛作假，蒙騙他人簽訂合同，或是約定難以完成的條款，當對方違約后向其追償違約金。

合同詐騙，直接使他方當事人的財產減少，侵害了他方當事人的所有權，同時，合同詐騙對于社會主義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造成了極大的妨害，本條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明定合同詐騙罪，對打擊合同詐騙活動，意義深遠。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且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以簽訂合同的方法騙取財物的行為，認定行為人是否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關鍵在于查清行為人在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也就是說，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或者擔保，故意制造假象使與之簽訂合同的人產生錯覺，“自愿”地與行騙人簽訂合同，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這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在客觀方面的主要特征。具體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1.行為人根本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應當以簽訂合同時行為人的資信或貨源清況作依據。比如簽訂購銷合同時，供貨方既沒有實物儲備，也沒有貨物來源，利用一些單位急于購買緊俏或便宜物資的心理，虛構貨源，騙取信任，接受合同預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認定為沒有實際履約能力。要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行為人簽約時雖無實際履約能力，但簽約之前與他人有購買同一標的物的要約或合同，簽約后因原訂合同的一方毀約，致使后一個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視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種是行為人簽約時根本沒有履約能力，僅僅是在簽約后才去與第三方簽訂相同內容的購銷合同，事實上又未兌現，這種情況就不能認定行為人具備履約能力。如果不看簽約時的實際履約能力，僅僅根據簽約后的履行表現來作判斷，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蒙混過關。當然，還要注意區別根本無履行合同能力與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沒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才能以詐騙罪論處。

2.采取欺騙手段。欺騙手段絕大多數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欺騙手段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虛構事實，是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現形式主要是：假冒訂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盜竊、騙取、偽造、變造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書、制造合法身份、履約能力的假象；虛構不存在的基本事實；虛構不存在的合同標的；等等。隱瞞事實真相是指行為人對被害人掩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其表現形式主要是：隱瞞自己實際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隱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隱瞞合同中自己有義務告知對方的其他事實。

3.使與之簽訂合同的人產生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是指對能夠引起處分財產的事實情況的錯誤認識，而不是泛指受騙者對案件的一切事實情況的錯誤認識，在合同詐騙犯罪中，受騙者的錯誤認識是由于行騙者的行騙行為所引起的，在時間順序上，欺騙在先，是受騙者產生錯誤認識的原因。受騙人產生錯誤認識在后，是欺騙的結果。如果他人錯誤認識在先，行為人利用他人的錯誤認識取得財物，只能作為民事糾紛而不能作為詐騙犯罪處理。如果行為人雖然采取了欺騙手段，他人認識上也存在錯誤，并基于這種錯誤認識錯誤地處分了財產，但欺騙手段與錯誤認識之間缺乏因果聯系，也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被騙人自愿地與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履行合同義務，交付財物或者行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約而交付的財物。

作為行騙者詐騙手段的經濟合同，就其種類講，通常有三種：（1）簽訂買賣合同，騙取現金或實物。有五種情況：一是利用盜竊、偽造或騙取的空白合同和介紹信與他人簽訂合同；二是用已作廢、失效的合同書、介紹信，冒充有效的合同書、介紹信與他人簽訂合同；三是利用已撤銷單位的名義及其印章、介紹信、合同書與他人簽訂合同；四是在條款上做手腳，使合同無法按期履行；五是在標的物上設陷井，使對方違約而不履行合同。（2）利用承包合同進行詐騙。行為人無承包能力，以騙取錢財為目的，承包工廠或某項工程，騙取大量錢財供自己揮霍或一溜了之。（3）利用聯營合同騙取錢財。行為人根本無生產經營能力，利用與他人簽訂聯營合同，騙取聯營單位的錢財。

就合同詐欺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內容看，有兩種情形：（1）以假面目簽訂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為人的姓名和身份、簽訂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紹信等

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導致合同內容的虛假性，即客觀上無法履行合同的內容。行為人向他人簽訂這種合同，欺詐故意明顯，只要所騙人財物到手，即可認定合同詐騙既遂。（2）以真面目簽訂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為人的姓名和身份、簽訂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紹信都是真的，即實際上存在這一單位或個人。以真面目簽訂的合同的內容有真有假，其間還存在三種情況：一是內容真實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有實際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簽訂的合同。這種合同的簽訂，至少表明了行為人在簽訂時有通過合同進行經濟往來的真實意思，而非詐騙錢財，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即使合同簽訂后沒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屬于詐騙犯罪。但是，應當注意，有的行為人以有限的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大大超過此履約能力的合同，如僅有供應一百噸煤的合同，卻相繼與多家客戶簽訂各供應一百噸煤的合同，如果簽訂后，行為人積極落實貨源，設法履行合同，雖然最終沒有完全履約，也不認定為詐騙罪。但若行為人在多個合同簽訂后，并沒有設法履行合同，其詐騙犯意明顯，自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赴。二是內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種行為人已初步聯系過貨源，但其貨源并未完全確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合同，其內容帶有半真半假的性質。這類合同客觀上已經具備部分履約的可能性，行為人主觀上以及實際行為中是否為履行合同作努力成為確定其行為性質的關鍵。如果行為人有履約意圖，客觀上也為履行合同作積極努力，最后因種種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認定為詐騙犯罪。相反，如果客觀上盡管有履約的可能，但行為人收取他人的預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觀上無履行合間的意圖，這實際上借有部分履約能力之名行詐騙之實，當然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三是內容假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完全沒有履約能力情況下簽訂的合同。行為人主觀上意圖無償占有他人錢財，且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客觀方面表現為將所騙之錢財用于揮霍或作其他用途，這種作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雖然客觀上非法占有他人的錢財，但主觀上并不想長期占有，而是想臨時取得該財物的占有權、使用權，甚至收益權，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歸還。這實際上是一種套用他人資金的行為，一般不宜以詐騙罪論處。

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對象主要有：（1）簽訂虛假購銷合同，騙取貨物。有的偽造證件、合同書與對方簽訂合同；有的偽造銀行或其他部門的擔保書，以合法身份與對方簽訂合同；有的偽造銀行匯票，盜竊單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頭支票誘惑對方訂合同；有的以洽談業務、訂貨、幫助他人推銷產品為由，與對方簽訂合同，等等。行為人行騙時大都隱瞞真實身份，以先提貨、后付款為由，利用對方急于推銷自已產品的心理，騙取貨物。然后將貨物低價銷售，私吞貨款，或者將貨物用于還債、作抵押等。（2）虛構貨源，簽訂空頭合同，詐騙貨款。有的偽造上級主管部門的假批文作貨源；有的以偽造的提貨單作貨源；有的抓住對方急需某種緊俏物資和商品的心理，口頭虛構貨源；有的故意讓對方看不屬于自己卻謊稱是自已的貨，或根本無貨可看，蒙騙對方；有的則以偽造的買賣合同作貨源；等等。（3）偽造身份簽訂虛假合同，騙取他人預付款或定金。利用這種方式進行詐騙的行為人有兩種心理：一是只要將預付款或定金騙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騙得預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騙到貨款就繼續騙取貨款，沒有可能就一走了之。（4）以誘餌開路騙取他人錢物。有的犯罪分子為了達到騙取對方巨額財物的目的，以給付部分預付款為誘餌，一旦把對方的錢物置于白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還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騙取對方信任，誘使對方進一步按合同交付財物，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欺詐手段

騙錢騙物。（5）簽汀假合同，騙取他人的活動費、好處費或提成費等，這些人同對方簽訂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騙取貨物、貨款，也不是為了騙取定金或預付款，而是為了一次性地騙取各種名義的費用，只要將這筆財物騙到手就遠走高飛。這些人一般都偽造身份、證件，自稱能買到急需緊俏物資或以幫助對方推銷產品為誘餌，寫對方簽訂虛假買賣合同。（6）以聯合經商、投資、協作等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進行詐騙。運用這種方式進行詐騙的，行為人往往是在合法的身份掩蓋下，以某公司、簡場等的名義，偽造營業執照和注冊資金等，欺騙他人與之簽訂聯合經營協議，騙取他人的錢財。

騙取財物無論出現在簽訂階段，還是出現在履行過程中均屬合同詐騙行為。根據本法第224條的規定，這類行為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情形：（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即以這些票據或證明作為自己能夠履行合同的證據，以騙得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主要包括：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還，或者沒有用作履行合同而無法返還；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抵償債務，而沒有實際履約；用于進行違法活動；用于揮霍，致使無法返還；等等。

按照法律規定，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才構成犯罪。至于何謂數額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解決。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依本節第23l條之規定，單位亦能成為本罪主體。本罪是在合同的簽訂和履行過程中發生的，主體是合同的當事人一方。

（四）主觀要件

本罪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行為人主觀上沒有上述詐騙故意，只是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債務無法償還的，不能以本罪論處。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為人意圖本人對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圖為單位或第三人對非法所得的占有。

詐騙故意產生的時間既可能是行為人實施行為的最初，也可能產生在其他合法行為進行的過程中。例如，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行為人詐騙的故意既可以是在簽訂合同之前，即行為人在簽訂虛假合同之前就已經具有非法占有對方錢財的故意，其簽訂合同的目的不是為了騙取對方錢財的手段，詐騙故意也可以產生在簽訂合同之后，即行為人在簽訂合同的最初，并無騙取對方錢財的故意，但是，合同簽訂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如貨源、銷路、市場行情變化等，致使合同無法履行，從而產生詐騙的故意，行為人有歸還能力而不愿歸還已經到手的對方的錢財，并進而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手段，欺騙對方，以達到侵吞對方錢財的目的。

二、認定

（一）本罪與一般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第二，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對合同所規定的義務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合同詐騙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合同糾紛中的當事人有時也伴有欺騙行為；第四，兩者都是非法占有特定物。盡管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也有本質的區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是區別兩者的關鍵。

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

1.考察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只根據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區分詐騙與合同糾紛的標準。但是，也不能否認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某種情況下對于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又有著重要意義。例如，某人在沒有落實貨源的情況下，為了營利即與人訂立了供貨合同。在收到預付款之后，多方查找貨源，仍未落實，但表示愿意償還貨款，并承擔違約責任。此案中，行為人作不具備履行合同的條件下與他人簽訂了供貨合同，但從他的整個活動看，主觀上并沒有詐騙的目的，因此，不能認定為詐騙，而應當按合同糾紛處理。相反地，有些人明知自已沒有能力履行合同，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款到手，便大事告成，或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如此等等，不言而明，這些人簽訂合同是假，騙取財物是真，當然應以詐騙論處。

2.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欺騙行為。從司法實踐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騙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也只能作合同糾紛處理，不能定詐騙罪。沒有欺騙，不能定詐騙罪。但是，有欺騙也不一定構成詐騙罪。為了分清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需要對欺騙作具體分析。一般來說，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虛假成分，但是并非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事實，而且實際上也并未影響對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詐騙罪處理。然而，對于那些偽造證件，使用假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力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當以詐騙罪論處。

3.看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司法實踐表明，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簽訂合同后，必然設法創造條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如果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也會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對方損失。無疑，這屬合同糾紛。但是，有些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往往是貨款一到手，便大肆揮霍，造成無力償還。這種行動足以證明他根本無意履行合同，完全是出

于騙取財物的目的。因此，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看行為人在違約以后是否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司法實踐告訴我們，在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誠意，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種種辯解，以減輕責任。但是，一般會采用事在事有的態度，當無可辯駁自已違約時，會承擔違約責任。然而有些人在明知自已違約，不可能履行合同時，往往采取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追回自己的經濟損失，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騙取財物的故意。對于這種人，一般就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應當指出，對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中百般辯解，否認自己違約的，一般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應當按合同糾紛處理。

5.考察行為人本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不外乎主客觀兩種情況。查明合同末履行的原因，對于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根據我國民法通則之規定，合同當事人均享有合同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一旦取得權利，就必須相對地承擔相應的義務，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是對等的，如果合同當事人一方面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不主動去承擔義務，那么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后，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然而，由于發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事實，致使合同無法履行。對此，應當以合同糾紛處理，不能定合同詐騙罪，因為這種情況行為人不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

（二）本罪與詐騙罪及其他詐騙犯罪的界限

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及其他詐騙犯罪的界限關鍵在于詐騙行為是否是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產生的，是，則構成合同詐騙罪，否，則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三、處罰

1.自然人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2.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本條之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作者：蘇榮 閱讀114次 更新時間：2006-6-27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來說，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僅僅是詐騙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在對行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種主客觀因素全面考察的情況下予以認定。

一、事前的履約能力

1、行為人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行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或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也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2、行為人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其亦積極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就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3、行為人無履約能力，而且之后仍無此種能力，卻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二、事中的履行行為

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一般來說，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積極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畢時，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當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況下，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觀心理態度，即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

三、違約后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第三篇：淺論合同詐騙罪

開封電大畢業論文

學校：開封電大 專業：法律本科 學號：041030003 姓名：趙志宏

目 錄

一、內容摘要………………………………………..1

二、關鍵詞………………….……..…………………..1

三、正文……………………………………….………1

1、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2

2、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3

3、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8

四、引用文獻……………………………….………….10

淺論合同詐騙罪

[內容提要]

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也包括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違禁品、非法取得財產等。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觀方面以非法占用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這也是與民事欺詐的最主要的區別。客觀方面，行為實施了一系列的欺詐行為。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

單位合同詐騙罪

民事欺詐

合同詐騙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取各種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罪是伴隨著合同制度的產生而發展出現的一種新型詐騙犯罪,它除了具有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其特有的性質,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合同詐騙犯罪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它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3）本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4）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詐騙犯罪是合同制度的產生、發展而出現的，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合同作為經濟交往的手段，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重要，與此同時，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現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數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對合同詐騙罪的一些問題進行簡單的論述，以供司法實踐予以參考。

一、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

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復雜客體，它侵犯的客體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則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財物的種類多種多樣，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不動產、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非法取得的財產等能否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

對于不動產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刑法理論爭議的問題，但從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將此納入了財產犯罪的對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條規定了侵奪不動產，《意大利法典》第631條將“意圖占有他人不動產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動或變動境界者”規定為犯罪，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的學者也提出了將不動產納入詐騙罪的對象。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騙取不動產案件極為少見，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為了對此類案件的發生，彌補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論上《刑法》也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合同詐騙罪對象之外。所以，我們應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對象應包括不安動產。

對于無形財產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行為人騙取這些知識產權給權利人的權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識產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通過簽訂、履行合同而騙取此類知識產權的載體較大拒不退還的，也可以以合同詐騙罪處罰，但這時的犯罪對象已變為作為有形物品的載體。至于專有技術，過去有關司法解釋曾一度將其規定為財產犯罪的侵犯對象。但我國現行《刑法》第219條專門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該條規定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論處。可見，立法將專有技術納入了商業秘密罪的對

-2-象范疇。因此，再將其視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已極為不合適。

對于由于走私、詐騙或者其他非法活動所得的財物是否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公民個人的財物僅限于合法財物，即公民的非法財物１不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公民個人的非法財物就公民個人對財物的實際占有而言，為非法占用，構成對所有權的侵犯，不受法律保護。但是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其背后仍存在權力義務關系，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因此，后一觀點更為妥當。但是這不是對財物持有人非法行為的保護，而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非法收入應當沒收歸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財物，實質是對國家財產的侵犯，對此，國家當然要進行刑事追究。

對于違禁品，我國法律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非法擁有，也禁止自由流通。違禁品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我國的司法實踐大都持肯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５條第８項關于“盜竊違禁品按盜竊罪處理，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違禁品雖然屬于違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為了保護合法所有人的財產權，利用合同騙取違禁品和利用合同騙取其他物品一樣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權關系，因此應將違禁品納入合同詐騙罪的對象范疇。

二、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就自然人而言，為一般主體對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問，但是如何從總體上確定單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范圍，以及怎樣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值得研究。

單位合同詐騙罪是指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的名義，為了單位的利益，經單位決策機關或決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單位作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必須具備倆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默許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歸本單位基本所有。如何確定具體案件中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們應該做更具體的分析。首先，應當確定哪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的主體，毫無疑問，任何類型的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都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是，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些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甚至機關，其機構設置比較混亂，對于單位下設的分支機構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能否以單位犯罪處理，實踐爭議很大，有的學者認為單位合同詐騙罪作為實行雙罪制的單位犯罪，確立單位能否構成該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直接實施合同詐騙的單位是否具有承擔刑罰即罰金刑的刑事責任能力。從以下３種情況進行分析，（１）如果這些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不具有相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則其所屬單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２）如果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其所屬單位違法設立的，則其所屬單位也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３）如果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合法設立的，又獨立進行經濟核算，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相對地承擔民事責任，則應進一步區別情況，如果其下屬部門或分支機構以其責任能力能夠承擔相應的責任，則應直接將該部門或分支機構定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否則，應將其所屬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如果部門或分支機構的詐騙行為是其所屬單位授權或在明知放任的情況下實施的，則其所屬單位應作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其次，在確知那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的基礎上，還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挖掘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對此，應從以下三種情況去認定：（１）法人或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

-4-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單位合同詐騙。假冒法人或單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2）法人或單位組織內的自然人在職務范圍內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非職務行為、非授權行為，法人或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3）自然人經法人或單位授權在授權范圍內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后經法人或單位追認，且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所有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行為。盜用、冒用、偽造法人、單位公文、證件、印章或以終止后的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屬個人合同詐騙。

在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時，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必需引起重視。我們如何區分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實施的個人犯罪與私營企業實施的單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和做法，認為私營企業財產屬于私營企業主所有，其盈利和風險均有個人承擔，實施合同詐騙所得也是歸個人。因此這種企業實施的合同詐騙犯罪，不論是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還是以私營企業名義實施的，都是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但是，這種說法是極為不妥當的,他嚴重違背刑法總則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及刑法分則關于個罪規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實際上,私營企業財產與私營企業主的個人財產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營企業已經發展為現代企業,成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項的決策往往都有集體和決策機構作出,把私營企業單位犯罪當成私營企業主個人犯罪,必然錯誤地追究私營企業主個人的刑事責任和放縱私營企業。同樣,把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當成私營企業單位犯罪,必然錯誤地使私營企業蒙受損失。那么區分二者的標準是什么呢?關鍵仍是看個人從事合同詐騙行

-5-為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單位名義,違法所得是歸個人所有還是歸單位所有,也即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還應注意個人承包問題。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承包方式、承包性質及承包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于定額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數額外其于收益都歸承包個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一般作為個人詐騙處理。對于責任制承包，資產、場地、流動資金等都歸單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據企業效益提成，按比例拿獎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單位詐騙處理。但是如果發現發包方只派人掛承包單位的名，并不直接參與管理經營的，或者贓款全部或大部分歸承包經營者的，則應認定為個人合同詐騙。

三、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條也明確規定了行為人須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反映了合同詐騙犯罪分子的真實目的。也是合同詐騙犯罪于經濟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的一個重要區分標準，何為非法占有目的？傳統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非法地改變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即依法對財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種觀點強調的是行為人具有非法謀取公私財產所有權的意圖；另一種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的含義應是廣義的。他的側重點應是對合法財產所有權的破壞，至少應包含倆方面的含義，一是行為人意圖永久剝奪所有權人不能行使所有權各項權能的權利；二是行為人追求使所有權人處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項所有權權能的狀態，包括用占有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財物的高風險性經營。因此，綜合上述觀點，我們認為，以非法占有目

-6-的，應包含以下倆方面的內涵：（1）行為人意圖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全部權能，（2）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他人無法行使財產所有權的權能。

對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問題,刑法學存在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即犯罪主體無履行合同的誠意,而只是想通過合同騙取他人的財物;第二,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內心是不確定的,是否履行合同義務對行為人來說尚處于朦朧的狀態,如果后來行為人通過合同約定取得了對方財物,但是沒有機會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也沒有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這時可以認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第三,行為人與他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雙方簽訂合同時希望通過履行實現利益的意圖是確定的,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主觀條件的變化,促成了行為人主觀意圖的轉變,行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物。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目的，只有產生在簽訂之前或之時，不存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轉化形式。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應采取司法推定，應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實際行動，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為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方面的客觀因素。因此，筆者同意另一種觀點，對于第二種觀點嚴重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這就給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機之乘，鉆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履行；（2）起初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

-7-獲得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3）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4)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進行高風險性投資活動的,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種方式逃避債務的;(6)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合同獲得的貨物、貨款等歸還前次款項等。

實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認為行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簽訂合同后無履行的實際行動或者沒有返對方當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獨立的客觀因素為依據，來輕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沒有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約能力簽訂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履約能力的有無及大小，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四、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

所謂欺詐行為，最常見的是隱瞞真相與虛構事實二種。刑法第224條規定了五種具體的合同詐騙方法。

1、虛構合同主體，即從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這是合同詐騙分子最慣用、最常用的詐騙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主體真實、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虛構合同主體的方式有以下幾種：（1）盜用合法主體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如行為人盜用合法主體的空白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與他人簽訂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體與他人簽訂合同，這是指私刻公章、偽造證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體”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與他人簽訂合同。對此，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而需從內容上把握其虛構主體的實質；（3）利用已被撤銷的單位與他人簽訂合同，在市場競爭中，一些企業因種種原因而虧損、破產、倒閉，原有的一些介紹信、業務專用章、合同書等未及時收回妥善處理，一些人就利用這些繼續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貨物款項；（4）一些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的承辦者、租賃者，明知其承辦的企業沒有履約能力或清償能力，以承辦企業或租賃企業的名義訂立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歸還個人債務或個人揮霍，將合同義務轉嫁給企業或者取得財物后溜之大吉。

2、虛設擔保，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擔保的行為，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減少合同的風險，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據法律或對方當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擔保，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作擔保，是指行為人提供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支付定金或作為抵押品。而以虛假的產權證明作為擔保，則是指行為人以虛假的證明證明行為人對房屋等不動產和車輛等動產具有所有權的證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作為抵押品。

3、設置陷阱，即設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業產品積壓、滯銷，廠家急于尋求銷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為誘餌上門定貨，或以推銷代購為名，把貨物拉走，使企業上當受騙，占有他人財物后無意歸還。

4、卷款逃跑，即收受對方當事人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的財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這是立法上的一種“兜底性”規定，即上述四種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詐騙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除了以上四種較典型的合同詐

-9-騙行為外，還有其他一些利用簽訂合同的詐騙行為。如虛構合同標的；利用合同制裁條款騙取定金、違約金，取得財物后大蕼揮霍的；拆東墻補西墻，邊騙邊還式的詐騙等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必須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詐騙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觀方面有實施詐騙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司法實踐中，會不斷出現新的合同詐騙，尤其是在合同詐騙行為方面，需要我們不斷的去研究，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以維護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發展。【引用文獻】

歐陽清世：《經濟犯罪的定罪量型》，蘇 惠 魚：《刑法學》

李 衛 紅：《論利用經濟合同詐騙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梁 華 仁：《略論合同詐騙的幾個問題》 王 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型》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經濟與法

作者簡介：葉萍 ,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

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 , 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 , 不能體現市場交易 性質 , 不是合同詐騙罪的 “ 合同 ”, 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 , 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 , 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 , 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 , 同時伴有抵押 , 質押等特殊的 擔保形式 , 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 “ 借條 ”, 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 特征 , 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 , 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 , 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 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 , 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 合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 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 , 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

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 , 主要理由如下 :

首先 , 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

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 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

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 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 , 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

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 即將個體工商戶

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 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 , 同一個行為 , 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

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 , 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 , 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 , 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 : 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 , 合同詐騙罪 中的 “ 合同 ” 似乎僅指原 《經濟合同法》 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因為 1997 年的 《刑法》 頒布前 , 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 , 修訂后的 《刑法》 第 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 , 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 , 而只用了 “ 合同 ” 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 , 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 濟合同一詞 , 而是使用 “ 民事合同 ”.《合同法》第 2 條規定 :“ 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 主體的自然人 , 法人 , 其他組織之間設立 , 變更 , 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 , 收養 , 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 , 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 , 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 , 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

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 “ 合同 ” 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

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 “ 社會經濟 ” 指的實際上就是 “ 市場經濟 ”.全國

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 的說明中提到 ,“ 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 ”.由此一來 , 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

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 , 恐怕

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 , 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 , 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 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 , 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 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

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 “ 擾亂市 場秩序罪 ” 中 , 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 , 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 , 破壞了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 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

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 , 對各種 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 , 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不應再以典型 的 “ 經濟合同 ” 為限 , 同時 , 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 騙罪的 , 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 , 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 “ 合 同 ”,“ 協議 ”, 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 , 以及婚姻 , 監護 , 收養 , 扶養等有關身份 關系的協議 , 主要受勞動法 , 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 , 行政合同等 , 一般不應視為合 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構成犯罪的 , 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 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 , 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 , 法院認為 , 此類民間借

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 , 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 , 不能體現市場經濟 秩序 , 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 , 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 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

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也要審查合同在該犯罪行為中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實踐中司法機關也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利用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其他事實或隱瞞其他真相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在很多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虛構了開礦辦事等各種虛假事由已經騙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間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罪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 而非合同詐騙罪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

目錄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1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1

（二）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1

二、目前我國合同詐騙罪呈現的特點??????????????????2

（一）簽約手續齊備，內容虛假??????????????????2

（二）簽訂合同的標的大?????????????????????2

（三）預先設置圈套???????????????????????2

（四）詐騙行為傾向性大，投機性強????????????????2

（五）公開冒用高知名度單位的名義????????????????2

三、預防與控制合同詐騙罪的對策???????????????????3

（一）完善有關合同詐騙罪的立法?????????????????3

（二）加強監督制約機制，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3

（三）嚴格黨風黨紀，防控腐敗分子成為合同詐騙分子的保護傘????4

（四）加強企業內部合同管理，提高經濟組織和個人的防范能力????4

（五）通過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懾力????4

（六）加大改革力度，為合法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4

（七）提高商業道德，重建市場信用????????????????5

（八）增強國際司法合作與交流，懲治和預防跨國合同詐騙犯罪????5

（九）加強宣傳力度，不斷給企業“上課”?????????????5

（十）加強經偵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和實戰能力是偵破經濟案件 的根本保障????????????????????????5 參考文獻??????????????????????????????6

I

論合同詐騙罪

摘要：合同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經濟水平已呈蒸蒸日上的勢態。與此同時，經濟領域里的犯罪也日益增多，特別是合同詐騙犯罪近年來越演愈烈，且作案方法、手段不斷翻新，案值也呈上升趨勢，這必將對我市的經濟發展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因此，為了更好地預防和打擊合同詐騙犯罪，對其作案的手段、特點及時進行認真分析，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減少犯罪尤為重要。本文對合同詐騙罪的概念、特點及預防作了探討。

關鍵詞：合同；合同詐騙；預防

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合同在經濟領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而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并利用合同詐騙的現象越來越多。合同詐騙犯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而且隨著經濟步伐的加快，經濟領域的拓寬，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給這種犯罪方式提供新的空間和犯罪手段。故我們必須加大對合同詐騙犯罪的防范和打擊力度，以有效地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擬對合同詐騙罪的概念、特點及預防作一探討。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定義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詐騙的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的手段具體包括：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應當包括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四要件即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和將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主觀目的。即犯罪嫌 疑人的行為即使滿足四個基本要件的要求，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具有將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主觀目的，亦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目前我國合同詐騙罪呈現的特點

利用合同詐騙是當前國內最嚴重的經濟犯罪之一，并且手段較以前“高明”，方式較以前復雜。概括起來，具有以下特點：

（一）簽約手續齊備，內容虛假

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案件，常常與偽造、盜竊證件、印章，招搖撞騙、貪污行賄等違法犯罪行為交織、牽連在一起。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詐騙分子偽造的證件及公章可謂品種齊全，從營業執照、經營許可證，到委托書、身份證明、銀行票據，甚至“重合同、守信用”的企業牌匾證書等等，一應俱全，這就是很容易將詐騙的真實目的隱蓋起來。

（二）簽訂合同的標的大

傳統的詐騙犯罪多發生在民間，一般是犯罪者的個人活動，詐騙數額都不太大。而利用合同詐騙，簽約金額一般都是十幾萬、幾十萬元，有的甚至上百萬元、上千萬元，現在上億元的大案也不罕見。一旦上當受騙，將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

（三）預先設置圈套

預先設置圈套，誘人簽訂無法履行的合同，再以對方違約為借口，拒不退還對方的“保證金”、“定金”。這類詐騙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往往許以各種優惠條件，先誘使對方簽訂合同，并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或“定金”，然后百般刁難，故意使對方違約，掉入其預設的“陷阱”，騙取保證金、定金。

（四）詐騙行為傾向性大，投機性強

詐騙分子大多利用行騙對象生產困難，產品積壓，急于推銷的心理，把眼睛盯在特困企業和滯銷產品上，采取投其所好的手段行騙。有的詐騙分子以緊缺或暢銷商品為誘餌，先履行部分合同以騙取對方信任，誘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的預付款或定金；或者采用行賄、回扣、先付部分貨款等手段，騙取對方貨物；或者利用虛假廣告、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培訓費、中介費等。

（五）公開冒用高知名度單位的名義

近年來許多詐騙犯罪分子，公開冒用較大、較知名單位的名義招搖撞騙。因為較大、較知名的單位業內同行或公眾對他們都很信任。打著他們的旗號，使受騙者心理會產生確信無疑的效果，可大為提高騙局的成功率。采用這種方式詐騙分子可節省大量的資金投入，別人投入的資金和長年積累下來的聲譽，自己信手拈來，從而使犯罪成本降低。他們一般 采取私刻假公章、私開虛假證明信、虛構個人身份等手段招搖過市，圖謀達到其犯罪目的。

三、預防與控制合同詐騙罪的對策

筆者認為，針對合同詐騙罪呈現出來的新態勢、新特點，我們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嚴加治理，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和減少合同詐騙犯罪的發生。

（一）完善有關合同詐騙罪的立法

1、建議在刑法第224條基礎上，根據合同詐騙犯罪出現的新特點，增加合同詐騙行為方式的列項。例如，利用現代傳媒發布虛假信息或進行虛假承諾，誘使他人與之簽訂合同的；內外勾結簽訂顯失公平，使國家或集體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等等。

2、建議增加有關牽連犯和數罪并罰的法律規定，以避免罰不當罪和執法失衡的現象發生。合同詐騙罪往往與涉稅犯罪、與走私犯罪、與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有關犯罪、與貪污、賄賂犯罪等相伴而生，特別復雜。在何種情況下適用牽連犯，從一重罪論處；在何種情況下分別定罪，實行數罪并罰，建議通過立法進一步作出規定。

3、建議增加有關共同犯罪的法律規定，以利于打擊內外勾結的合同詐騙犯罪。目前這種形式的犯罪成功率很高，但單位的內部勾結者經常借口合同合法，逃脫罪責，故應完善立法。筆者認為只要單位內部簽訂合同的直接責任人員明知合同明顯對本單位嚴重不利或有虛假內容，而在簽訂合同時未經單位主管機關或主管負責人批準，給單位造成重大損失的發即可認定為共同犯罪。

4、對于合同詐騙罪，建議加大罰金刑的適用力度。刑法第224條對合同詐騙犯罪雖然規定了罰金這一刑種，但目前對合同詐騙犯罪罰金刑適用不力。尚不能對犯罪分子在經濟上起到懲罰作用，故建議應當加大罰金的處罰力度。

（二）加強監督制約機制，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

充分發揮各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作用，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例如，工商管理機關應嚴格執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規，對于企業的營業登記申請、注冊資金的查驗、發照、年檢等環節嚴格把關，嚴防弄虛作假，騙取合法證照。對于過期的、注銷的執照、印章、發票要及時處理，防止被他人利用。對于利用假證進行違法經營的，要堅決查處。審計機關應當嚴格執行《審計法》、《會計法》的規定，檢查會計制度是否完善，會計記錄、憑證、出帳入帳手續是否真實、合法，防止作弊。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盡可能把違法犯罪消滅在萌芽之中。銀行等金融部門要堅決貫徹《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以及其他金融管理法律法規，保證現金合理投放和使用，防止騙子利用銀行洗錢、轉移贓款，利用假手續或手續不全提取款項。對于違反金融規定，大量套取現金或者大量套取外匯的，要堅決制止。報紙、電臺、電視臺、對其廣告發布者資格進行嚴格審查，保證廣告信息的真 實性，還應建立輿論宣傳代言人的責任追究制度。防止知名人士作虛假的宣傳、廣告。

（三）嚴格黨風黨紀，防控腐敗分子成為合同詐騙分子的保護傘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黨內一些干部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一些被拉下水的腐敗分子甚至成為合同詐騙等犯罪分子的黑后臺和保護傘。對違法犯罪的黨員干部，不能姑息遷就，不能以黨內處分代替刑罰處罰。

（四）加強企業內部合同管理，提高經濟組織和個人的防范能力

加強經濟組織內部工作人員和從事經濟活動個人的素質培養。詐騙行為的成功，從某種意見上講，乃是行騙者和被騙者“合作”的結果。大多數被騙者都是由于市場風險意識淡薄，急功近利，缺乏法律知識。因此要努力提高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員的個人素質，增強其防范意識。建立、健全經濟組織內部的合同管理機制。當前受騙單位多于個人，公有資產受騙多于私人資產。究其原因這與單位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有很大關系。為了提高單位的防范能力，應當在經濟組織內部設立專門的管理合同的制度。要建立合同簽訂前的資信調查制度。單位要建立合同檔案和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合同檔案應包括從簽訂到合同履行的全過程。要注意保存合同所有各種資料。如合同簽訂和履行中發生問題，對內部工作人員及工作情況，具有自我約束作用，為責任追究提供依據；如需進行訴訟解決，則可提交充分、確鑿的證據，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五）通過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懾力

在刑法嚴厲性既定的情況下，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刑法的威懾力至關重要。就合同詐騙而言，發現犯罪和確定犯罪分子并不難，難點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潛逃而使刑法難以實施，而當刑法最終確定實施的時候，法罪分子通常已將贓款藏匿或揮霍，致使受害人的損失無法彌補。正因為如此，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合同詐騙罪的懲治和預防而言，意義尤為重大。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的關鍵在于提高司法隊伍的素質，提高工作效率，嚴格執法。否則，受害人將由于追究犯罪曠日持久，費用高昂，而喪失對公力救濟的信賴，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擊犯罪更加難。因此，公安、檢察機關不斷提高偵查破案的效率，提高調查取證能力，審判機關及時作出判決，各地司法部門應克服地方保護主義，配合協作，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使犯罪盡可能地受到法律的制裁。

（六）加大改革力度，為合法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腐敗和吃拿卡要及工作效率低，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不但給合法經營者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而且使其他負擔加重，合法經營的預期收益大大下降，從而激發了一些人鋌而走險，進行經濟犯罪活動。這是經濟犯罪較為深刻的社會根源之一，是靠刑法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當前 政府機構改革中，要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規范約束政府管理行為，加強廉正建設。另外，由于公權力的介入形成的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及行政壟斷等，都不利于企業的合法經營。總之，要通過改善投資環境，使合法經營者有利可圖。

（七）提高商業道德，重建市場信用

預防犯罪的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優良道德對于預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詐騙不僅是信用危機，也是道德危機。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良好道德的優秀民族，然而在經濟轉機、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想觀念、道德規范正在激烈地斗爭和較量。我們既不能不切實際地鼓吹小農經濟條件下“恥于言利”的道德標準，也不能提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新型的社會主義商業道德，其基本目標是促使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尋求義與利的平衡，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的協調，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符合全社會每個人利益的誠實信用原則，其確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護，也需要長期的市場碰撞、摩檫、沖突、選擇和積淀。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進行精神文明教育，確保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正確引導社會文化變革，實現社會價值的重整，對于預防合同詐騙犯罪具有深遠的意義。

（八）增強國際司法合作與交流，懲治和預防跨國合同詐騙犯罪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對外貿易、海外投資等國際經濟活動日益增加，跨國合同詐騙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與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國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過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以締結雙邊、多邊條約的形式確立或引渡或審判的原則，十分重要。積極開展跨國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來新形勢下控制和打擊跨國合同詐騙犯罪的有效對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

（九）加強宣傳力度，不斷給企業“上課”

隨著社會的不斷前進，人們的法律知識也在增加，被騙意識普遍增強，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舊的觀念與體制根深蒂固，有的企業特別是老企業仍然依據傳統觀念辦事，他們的思想，經商意識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其法律觀念淡漠，而犯罪分子越來越狡猾，作案手段更加高明，欺詐性更強、常常使人防不勝防。因此，有必要對企業單位進行法制宣傳和上課，使他們盡快轉變觀念。提高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能力，揭穿詐騙犯罪分子的伎倆，及時了解犯罪分子新的行騙手段，在經濟交往和活動中才能有效地防范各種騙局，減少詐騙案件的發生。

（十）加強經偵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和實戰能力是偵破經濟案件的根本保障 一是加強政治建警，用鄧小平同志理論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武裝廣大經偵干警的頭腦，嚴格執行公安部五條禁令，使經偵隊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的政治方向，確保政令、警令暢通。在加強廉政建設的同時要加強民警抵制各種腐敗和誘惑的能力。二是要加強教育培訓，包括短期培訓班、脫產學習或請專家授課，把有關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講授，做到簡明易懂，學以致用，盡快培養出一批經偵工作的專家。三是要建立健全管理機制，提高執法水平，防止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真正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依法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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