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尊敬的合議庭各位法官：

根據法律規定，我們受被告人A的委托，擔任其辯護人。我們在庭前查閱了本案證據材料并會見了被告人，今天又參加了法庭調查。我們認為：起訴書對被告人A的指控，事實不清，定性不準，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A構成合同詐騙罪、詐騙罪。現在我們發表如下幾點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壹、關于A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刑法》第24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或者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起訴書指控“被告人A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騙取對方貨物，在收受對方貨物后逃匿，數額特別巨大”，構成了上述《刑法》第242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的合同詐騙犯罪。辯護人認為上述指控證據不充分，A公司所從事的經營活動是正常的民事經營活動，并不觸犯刑法；A并無詐騙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實際也未占有任何財物。

一、關于A公司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貨款。

1、A公司經營不善發生虧損，屬民事經營風險。

A公司所欠貨款主要是做生意期間累積產生：

①A公司與甲自2004年初開始有業務往來，其間，A公司幾乎每天拿貨十幾萬，多的時候將近三十萬元，所欠甲的貨款239.94萬元系該期間累積產生。

②B于1997年、A于1998年與乙認識，雙方自2003年初就有業務往來，A公司每次拿貨量約200條到300條內存，幾乎每隔一天拿一次，每個月的業務流水就有100多萬。在2003年底A公司已經欠乙80余萬元。A公司所欠乙合計140余萬元也是累積產生。

③A與丙于2003年認識，自2004年開始有業務往來，截至2004年7月份左右，累積欠丙貨款67萬余元。

④A欠丁、戊的貨款有100余萬元，絕大部分均已償還完畢，僅有5萬元左右。

A公司與上述供貨方開展業務均是采用先提貨后付款的方式進行，一旦發生業務往來，A公司就已經欠款。現有證據表明，A公司前期資金能夠正常周轉，欠款能夠在短期內償還。2004年3月至2004年8月，A公司為了拿到X公司銷售希捷硬盤的代理經營權，使用中關村供貨單位甲、乙等人的貨款作為周轉，將現金貨款用于支付X公司硬盤貨款，因X公司的代理權被希捷硬盤廠商取消，造成A公司應得的利潤返點二百多萬元，直接變成了公司虧損；而A希望取得的X公司對A公司的約330萬元（40萬美元，當時美元兌人民幣是1：8.3左右）的放帳額度，也已不可能。因虧損嚴重，A公司資金周轉不開，支付中關村供貨單位的貨款發生拖欠現象，主要表現為使用延期支票拖延支付甚至在承諾的付款期限支票仍然無法入帳，發生空頭。

從以上事實來看，A公司在2004年8月發生X代理銷售業務的巨大虧損以前是具備履行能力的。公訴方對此也當庭表示：A公司前期業務是正常的民事活動。而在2004年8月以后，A公司開展業務所得貨款，基本用于支付以前的老帳，A并未占有任何貨款。因此，我們認為本案實際情況是：A公司經營不善，發生巨額虧損后資金鏈緊張，造成無力償還債務。這顯然屬于正常的民事經營風險，而非刑事詐騙犯罪。

2、A的行為證實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

A與甲業務量每月有500萬到600萬元，與乙的業務量每月有100

多萬元，與丙、丁等人也有一定的業務量。乙、甲的證言以及A的供述均能證實，在中關村電子配件出貨很快，且付款可以拖延一定時間。如果A有詐騙的主觀故意，其在短期內可以毫不費力的從上述幾家供貨單位拿貨幾百萬元，立即套現后潛逃。A后期苦心經營，盡力償還甲、乙、丁等人欠款，足以證實其不具有詐騙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為了公司資金周轉，不惜在2004年8月從某地借入高利貸，更說明A具有還款的意愿。而且，即便從北京去了深圳以后，A仍然發貨給甲，并將兩輛車抵給甲。因此，A公司最終不能償還供貨單位的欠款，并非不愿償還，而是后期客觀上無力償還。

二、關于“使用空頭支票拖延付款”。

A公司給供貨單位的支票確實多次出現空頭，A也曾以空頭支票的方式拖延付款，但這不足以認定A具有“誘騙”他人財物的故意。理由有三：其一，A并未掩蓋真相。A公司給供貨單位支票時，已經明確告訴債主，帳上沒有錢，要過一段時間有錢了才能入帳。債主也知道A的帳上沒有錢。乙、甲、戊的證言均能證實這一點。其二，拖延付款并非拒不付款。公訴方提供了C公司在北京農村信用社的銀行帳戶使用空頭支票付款的多筆記錄，該等空頭支票的收款單位沒有繼續找A要貨款，也沒有到公安機關舉報A公司，能夠證明收款單位后續均已收到貨款，而A自己也已明確供述，其公司所欠一些小戶的貨款，都結清了。其三，當事人拖欠民事債務，不足以證實構成刑事詐騙犯罪。實際生活當中，當事人欠民事債務也可能以種種借口而拖延付款甚至拒不歸還。因此，拖欠貨款，并不能作為構成刑事犯罪的依據。

三、關于“高價進貨、低價出貨”。

A2008年5月1日21時訊問筆錄記載：“問：你是怎么出的貨？答：有的時候趕上提價，能夠適當掙些，但電腦配件的利潤很低，一個件幾塊到十幾塊就不錯了，也有平出的時候，很多是低價出的，趕上行情不好降價，而且我出貨也著急。一般也是一件兒得低幾塊到十幾塊

才行。”可見，A出貨并未刻意“低價出貨”，而是“行情不好降價”。B當庭辯解：“低價出貨是因為價格跌了，不馬上低價出貨，可能會虧得更多”；這與A供述的“行情不好”是一致的。A當庭辯解，其所說的低價出貨是指X代理銷售期間，為了拿到代理權將利潤返點直接扣除后的售貨方式。沒有證據表明，A是為了騙取貨款而故意“低價出貨”。根據A當庭供述，A所謂“我出貨比較急”，應該是為了能倒開帳而要盡快回籠資金，而不是A要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要盡快拿錢后挾款潛逃。

四、關于“逃匿”。

據A供述，其為了能倒開帳，經其小學同學庚介紹，向某地辛借入40萬元高息借款。辛曾在借款前，專門派人來北京考察情況，去過A公司辦公室、庫房，還去過A、B家里。后來，A還了43萬元，但辛還要其歸還本息60多萬元。A沒再繼續還款，并遭到辛的威脅。2004年11月份，A、B不敢到公司正常上班、不敢正常回家，公司業務難以為繼。2004年12月初，A為躲避高利貸的追債，離開北京去了深圳。以上事實，有壬、癸、子、丑等人的證言證實。該等證人證言是辯護律師遵循《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調取，公訴方據以否認證據效力的《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不能對抗法律規定，且辯護律師已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該等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應當得到合議庭的認可。B、A當庭供述了借入高利貸的真實情況。因此，A離開北京，并非“騙取對方貨物，在收受對方貨物后逃匿”，而是為了躲避高利貸的威脅。A離開北京后，與甲、丙等人聯系，并給甲、丙打欠條的事實也能證明其不是逃匿。B在大連期間，給乙打電話、發短信問候，也能證實A、B不是逃匿。

五、甲有意以民事糾紛騙取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偵查。

其一，據A供述，其離開北京去了深圳以后，甲曾于2005年1月威脅A，要她從壬那里騙30萬元的貨物，2005年春節前償還30萬元的帳款，否則，其就拿著空白支票到銀行去入帳，空頭以后就到海淀公安局舉報她和B。A不愿騙貨，但她知道用空頭支票是違規的，并害怕甲舉報，不敢和甲繼續聯系。甲明知V公司帳上沒錢，卻拿著其老公卯填入了大額資金168.3萬元的空白支票，故意到銀行入帳，在支票空頭后去海淀公安局報案。

其二，甲舉報材料、詢問筆錄均有虛構、夸大事實的證言。甲對公安機關聲稱：“直到春節以前，A說外地客戶要備大量的貨，準備節日的時候去賣，怕節日期間漲價，想多備點貨，就從我這里大量的采購，主要是CPU、內存和硬盤，都是A和我聯系，寅取貨，A給我開支票，有的時候和我聯系，寅取貨，A給我開支票，有的時候是寅自己帶支票過來，寅在柜臺上填寫支票交給我們。加上以前欠我們的貨款，總共欠我們239.94萬元。”事實上，該239.94萬元欠款是長期累積形成，但甲卻故意說成是A“要備大量的貨”所形成，騙取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據A供述，其后期由于資金鏈緊張，進貨量已經減少很多，而且，其付款總是不及時，供貨單位已經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貨。乙后期供貨極少，丁、戊則是不供貨并將欠款100萬元幾乎全部收回。寅2007年8月27日9時《訊問筆錄》也能證實這一點：“問：你公司在04年底時是否有大量用空頭支票抵貨？答：感覺與平時差不多，而且A欠的債是累積下來的，應該不是一次形成的。”

貳、關于A不構成詐騙罪

一、丙舉報材料不足采信。

丙提供的三張支票，是其自己提供給A使用的。據A供述，北京Z公司、Y公司、W不是其開設的。工商查詢資料能夠證實這一點。丙于2004年8月以后到A公司任會計，一直到公司停業，該三個公司的支票是丙自己提供給A公司使用的。該三個公司的財物章、人名章、銀行帳戶，丙都給了A。丙為了舉報A，竟然將其自己公司的空頭支票提供給偵查機關。因此，丙的證言不足采信。

二、關于30萬元借款。

據A供述，為了從深圳壬的公司進貨硬盤，并取得代理銷售權，前幾筆貨款要在訂貨時以現金方式支付。為此，其與丙商量一起作這項業務，由丙作會計。由丙籌集30萬元啟動資金，算是A借款，虧錢算是A的，賺得利潤二人分成。該項事實能夠得到丙證言的佐證。該30萬元款項實際用途也支付了壬的貨款，A公司自此開始與壬發生業務往來；A并未將該款項用于別處，丙在A公司任會計，其對此是十分清楚的。因此，A對丙所述均系實情，借款用途也是真實的，A并未欺騙丙。起訴書指控A構成詐騙犯罪，不能成立。

叁、關于單位犯罪

A、B開辦了北京V公司、北京C公司，是兩個公司的實際負責人。

A、B從甲、乙等人開辦的單位進貨，是兩個公司的經營活動，不是A、B的個人行為。起訴書將本案定性為單位犯罪，我們并不能認同有關犯罪的指控，但我們認可A、B的經營行為屬單位行為。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本案中A公司對相關債權人的欠款，是典型的民事債務，而非刑事犯罪詐騙金額。A公司因經營不善而無力還款，A沒有非法詐騙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除去償還舊帳，實際也沒有取得任何財物。

上述意見，希望能夠得到合議庭的重視和采納。謝謝！

辯護人：

XXX年XX月XX日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湖北典恒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XX的委托，指派我作為其被控

合同詐騙罪的一審辯護人，參加本次訴訟。通過庭前調查，查閱案卷，會見被告XX以及今天的開庭審理，我對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首先，我認為公訴機關認定被告XX犯有合同詐騙罪，認定的事實是清楚的，同時我認為，經過法庭的調查的案件事實，針對被告的犯罪構成及具體情節，可以對被告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現發表如下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合議時予以采納：

一、從主現上看,被告XX主觀惡性不大

案發前，未受過任何形式的處分，表現一貫良好。從庭審查明的事實可以證明，案發前鑫翔公司運營情況一直良好，只是苦于資金周轉不靈，在他人的授意下，鑫翔公司才開始重復使用客戶資料套取銀行的錢，套來的錢主要用于公司日常開支及打發關系戶。究其犯罪根源，XX本意是借助銀行的力量，急于把公司做大做強，從前期鑫翔公司前期與其它銀行合作的情況來看，鑫翔公司都是按貸款合同規定還本付息，未出現違規的情況。鑫翔公司的犯罪行為相比其它惡性犯罪而言，主觀惡性不大。

二、被告XX具有自首情節，應予從輕或減輕處罰

被告XX案發后，能夠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如實交待自己的罪行，配合公安機關的工作，根據我國刑法第六七條的規定，XX 1的行為系自首，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三、被告具有立功表現，應予從輕或減輕處罰

被告XX主動投案后，不僅如實的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還積極揭發楊楷、羅森的犯罪行為，并經公安機關查證屬實，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是立功行為，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四、被告XX案發后認罪態度良好，有誠懇的悔罪表現

本案相關證據顯示，被告XX案發前表現一貫良好，沒有任何違法違紀行為。在案發后，XX認識到自已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主動投案后，如實的交待自己的罪行，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工作，揭發他人的犯罪行為。同時，XX在庭審中認罪態度是端正的，對自己的行為后悔不已，并對造成的后果深表愧疚。

綜上所述，被告人XX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銀行的貸款，后果較為嚴重，理應受到刑罰處罰。但考慮本案的具體情況，XX主觀惡性不大，具有自首和立功情節，可以從輕或減輕的情節，認罪態度良好，并有誠懇的悔罪表現，請求法庭給予被告一個機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謝謝！

湖北典恒律師事務所

律師：占建

二 OO六年六月五日

第三篇：張某合同詐騙罪辯護詞

張某合同詐騙罪一案

辯護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我受本案被告人張某親屬的委托，受山東舜元事務所指派，擔任被告人張某的辯護人，依法出庭為被告人張某辯護。根據法律規定辯護人的責任：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被告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在開庭前本辯護人為履行辯護職責，認真閱讀了起訴書和本案的卷宗材料，會見了被告人張某，今天又認真聽取了法庭調查、法庭的舉證質證，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構成合同詐騙罪罪名沒有異議。下面辯護人就被告張某涉案金額及具有法定和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發表辯護意見，供法庭在合議時參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納。

一、公訴機關指控“張某詐騙累計騙取了褚四軍7380585元。”詐騙數額認定錯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

1、本案公訴機關計算的被告人詐騙數額主要是以褚四軍支付給張某、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等人的貨款減去張某供給褚四軍的諾基亞手機市場價格的七五折的總合計算的。在本案中將張某供給褚四軍的全部諾基亞手機市場價格的按七五折計算不合理，不公平，該價格遠遠低于諾基亞手機市場批發價格或出廠價格，更低于諾基亞市場零售價格。如果不是手機價格遠遠低于諾基亞手機市場批發價格或出 1

廠價格，那么被害人褚四軍就不會通過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徑從不認識的張某這里購買手機，他完全可以通過正規途徑從正規手機批發企業，批發到手機。就是因為張某供給褚四軍的全部諾基亞手機市場價格的按七五折計算遠遠低于諾基亞手機市場批發價格或出廠價格，所以受害人褚四軍才從被告人張某這里進貨。同樣如果按諾基亞手機市場價格按七五折計算就擾亂了的諾基亞手機市場經濟秩序，而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一切應當以經濟規律，市場價值計算，而不是以雙方約定的價格計算張某的詐騙數額。舉個例子：在盜竊罪中盜竊的物品不是以銷贓價格來認定盜竊數額的，而是以市場評估價格認定盜竊物品的價值。而且如果全部諾基亞手機市場批發價格無法全部查清，那么就應當以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式計算，市場零售價格以本案證據材料可以查清，故應當按市場零售價計算詐騙數額。

2、公訴機關指控“張某詐騙累計騙取了褚四軍7380585元。”公訴機關指控的詐騙數額沒有減掉中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三人在該合同履行中獲得的利益，因該三人起的積極推動作用才導致本案合同的履行和實施，并且彭蕓蕓等人在本案中獲得了巨額利益，因本案是張某涉嫌合同詐騙罪案件，故雙方口頭訂立的合同無效。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等人在該案中獲得的利益也就沒有事實法律依據。，屬于非法所得，且彭蕓蕓于2008年11月4日供述：其獲得了100萬元的報酬，返還了受害人褚四軍30萬元，目前還有70萬左右。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在本案中獲得的利潤沒有查明，屬事實不清，所

以不能將三人在本案中獲得的報酬計入張某的詐騙金額。

3、辯護人認為張某實際騙取的金額應當這樣計算：張某實際騙取的數額應當以褚四軍支付給張某、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等人的全部貨款減去張某供給褚四軍的全部諾基亞手機市場零售價格，市場批發價格或出廠價格減去彭蕓蕓、張陳偉、洪曉賢三人在本案中的獲得的報酬計算張某騙取的數額，該計算數額估計計算一下大約不超過80萬元，這與張某購買物品和消費掉的金額相當。

二、張某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1、本案被告人張某具有自首的情節，2008年09月24日張某到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刑警一中隊投案自首，如實向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公安分局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因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刑警一中隊，認為是經濟糾紛沒有對此進行刑事立案偵查。而鄭州市公安局二七區分局2008年11月10日立案后，上網通緝，濟南市公安歷下區分局治安警察大隊將其抓獲，辯護人認為不妨礙被告人自首情節的認定，因為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刑警一中隊，認為是經濟糾紛沒有對此進行刑事立案偵查，不是被告人的原因，鄭州市公安局二七區分局立案后，并進行了上網通緝，被告人對此也不知情，被告人也沒有潛逃的想法，被抓捕后也如實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同在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刑警一中隊的供述基本一致，故其行為符合《刑法》第67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應當認定為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被告人張某認罪悔罪態度較好。被告人張某到案后，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詳細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機關對被告人的多次訊問中，對整個作案過程從一開始就主動做了詳細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由于被告人張某法律意識淡薄，因貪圖虛榮、愛慕虛榮、愛面子思想的指導下才觸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如實交代事情經過，認罪態度較好，確有悔改之意。特別是在法庭上的誠懇的認罪悔罪態度是有目共睹的，希望法庭對其酌情從輕處罰。

3、被告人張某沒有前科，沒有受過刑事處罰，平時表現良好，品行端正，工作積極，且已經盡最大的能力將財務東返還給各位受害人。并且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感到后悔萬分，悔罪表現好。

4、被告人張某自愿認罪，被告人張某已經充分認識到自己違法行為的危害性，并表示自愿認罪，愿意接受與自己罪行相適應的刑事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的相關規定第九條，人民法院應當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合同詐騙罪罪名成立，但其詐騙數額應當以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計算方式為被害人褚四軍支付的貨款總金額減去被告人總供貨的市場批發價格減去彭蕓蕓等三人的報酬計算。辯護人認為根據張某的犯罪后的法定和酌定從輕情節或減輕及其悔罪表現，以及他在犯罪時的主觀惡性程度，對被告人張某從輕或減輕處罰，并且能達到教育挽救被告人的目的，根據我國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綜觀本案事實和情節，希望貴院本著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張某給予從輕或減輕處罰，以給她一條人生新路，也送去一縷法律的光芒！

以上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望予采納

2010

山東舜元律師事務所辯護人：宋甲俊 律師 年2月5日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作者：蘇榮 閱讀114次 更新時間：2006-6-27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來說，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僅僅是詐騙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在對行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種主客觀因素全面考察的情況下予以認定。

一、事前的履約能力

1、行為人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行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或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也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2、行為人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其亦積極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就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3、行為人無履約能力，而且之后仍無此種能力，卻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二、事中的履行行為

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一般來說，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積極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畢時，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當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況下，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觀心理態度，即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

三、違約后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第五篇：淺論合同詐騙罪

開封電大畢業論文

學校：開封電大 專業：法律本科 學號：041030003 姓名：趙志宏

目 錄

一、內容摘要………………………………………..1

二、關鍵詞………………….……..…………………..1

三、正文……………………………………….………1

1、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2

2、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3

3、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8

四、引用文獻……………………………….………….10

淺論合同詐騙罪

[內容提要]

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也包括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違禁品、非法取得財產等。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觀方面以非法占用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這也是與民事欺詐的最主要的區別。客觀方面，行為實施了一系列的欺詐行為。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

單位合同詐騙罪

民事欺詐

合同詐騙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取各種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罪是伴隨著合同制度的產生而發展出現的一種新型詐騙犯罪,它除了具有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其特有的性質,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合同詐騙犯罪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它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3）本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4）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詐騙犯罪是合同制度的產生、發展而出現的，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合同作為經濟交往的手段，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重要，與此同時，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現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數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對合同詐騙罪的一些問題進行簡單的論述，以供司法實踐予以參考。

一、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

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復雜客體，它侵犯的客體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則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財物的種類多種多樣，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不動產、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非法取得的財產等能否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

對于不動產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刑法理論爭議的問題，但從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將此納入了財產犯罪的對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條規定了侵奪不動產，《意大利法典》第631條將“意圖占有他人不動產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動或變動境界者”規定為犯罪，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的學者也提出了將不動產納入詐騙罪的對象。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騙取不動產案件極為少見，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為了對此類案件的發生，彌補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論上《刑法》也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合同詐騙罪對象之外。所以，我們應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對象應包括不安動產。

對于無形財產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行為人騙取這些知識產權給權利人的權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識產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通過簽訂、履行合同而騙取此類知識產權的載體較大拒不退還的，也可以以合同詐騙罪處罰，但這時的犯罪對象已變為作為有形物品的載體。至于專有技術，過去有關司法解釋曾一度將其規定為財產犯罪的侵犯對象。但我國現行《刑法》第219條專門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該條規定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論處。可見，立法將專有技術納入了商業秘密罪的對

-2-象范疇。因此，再將其視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已極為不合適。

對于由于走私、詐騙或者其他非法活動所得的財物是否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公民個人的財物僅限于合法財物，即公民的非法財物１不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公民個人的非法財物就公民個人對財物的實際占有而言，為非法占用，構成對所有權的侵犯，不受法律保護。但是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其背后仍存在權力義務關系，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因此，后一觀點更為妥當。但是這不是對財物持有人非法行為的保護，而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非法收入應當沒收歸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財物，實質是對國家財產的侵犯，對此，國家當然要進行刑事追究。

對于違禁品，我國法律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非法擁有，也禁止自由流通。違禁品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我國的司法實踐大都持肯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５條第８項關于“盜竊違禁品按盜竊罪處理，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違禁品雖然屬于違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為了保護合法所有人的財產權，利用合同騙取違禁品和利用合同騙取其他物品一樣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權關系，因此應將違禁品納入合同詐騙罪的對象范疇。

二、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就自然人而言，為一般主體對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問，但是如何從總體上確定單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范圍，以及怎樣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值得研究。

單位合同詐騙罪是指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的名義，為了單位的利益，經單位決策機關或決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單位作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必須具備倆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默許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歸本單位基本所有。如何確定具體案件中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們應該做更具體的分析。首先，應當確定哪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的主體，毫無疑問，任何類型的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都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是，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些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甚至機關，其機構設置比較混亂，對于單位下設的分支機構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能否以單位犯罪處理，實踐爭議很大，有的學者認為單位合同詐騙罪作為實行雙罪制的單位犯罪，確立單位能否構成該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直接實施合同詐騙的單位是否具有承擔刑罰即罰金刑的刑事責任能力。從以下３種情況進行分析，（１）如果這些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不具有相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則其所屬單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２）如果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其所屬單位違法設立的，則其所屬單位也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３）如果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合法設立的，又獨立進行經濟核算，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相對地承擔民事責任，則應進一步區別情況，如果其下屬部門或分支機構以其責任能力能夠承擔相應的責任，則應直接將該部門或分支機構定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否則，應將其所屬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如果部門或分支機構的詐騙行為是其所屬單位授權或在明知放任的情況下實施的，則其所屬單位應作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其次，在確知那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的基礎上，還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挖掘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對此，應從以下三種情況去認定：（１）法人或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

-4-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單位合同詐騙。假冒法人或單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2）法人或單位組織內的自然人在職務范圍內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非職務行為、非授權行為，法人或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3）自然人經法人或單位授權在授權范圍內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后經法人或單位追認，且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所有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行為。盜用、冒用、偽造法人、單位公文、證件、印章或以終止后的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屬個人合同詐騙。

在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時，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必需引起重視。我們如何區分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實施的個人犯罪與私營企業實施的單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和做法，認為私營企業財產屬于私營企業主所有，其盈利和風險均有個人承擔，實施合同詐騙所得也是歸個人。因此這種企業實施的合同詐騙犯罪，不論是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還是以私營企業名義實施的，都是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但是，這種說法是極為不妥當的,他嚴重違背刑法總則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及刑法分則關于個罪規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實際上,私營企業財產與私營企業主的個人財產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營企業已經發展為現代企業,成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項的決策往往都有集體和決策機構作出,把私營企業單位犯罪當成私營企業主個人犯罪,必然錯誤地追究私營企業主個人的刑事責任和放縱私營企業。同樣,把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當成私營企業單位犯罪,必然錯誤地使私營企業蒙受損失。那么區分二者的標準是什么呢?關鍵仍是看個人從事合同詐騙行

-5-為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單位名義,違法所得是歸個人所有還是歸單位所有,也即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還應注意個人承包問題。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承包方式、承包性質及承包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于定額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數額外其于收益都歸承包個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一般作為個人詐騙處理。對于責任制承包，資產、場地、流動資金等都歸單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據企業效益提成，按比例拿獎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單位詐騙處理。但是如果發現發包方只派人掛承包單位的名，并不直接參與管理經營的，或者贓款全部或大部分歸承包經營者的，則應認定為個人合同詐騙。

三、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條也明確規定了行為人須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反映了合同詐騙犯罪分子的真實目的。也是合同詐騙犯罪于經濟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的一個重要區分標準，何為非法占有目的？傳統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非法地改變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即依法對財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種觀點強調的是行為人具有非法謀取公私財產所有權的意圖；另一種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的含義應是廣義的。他的側重點應是對合法財產所有權的破壞，至少應包含倆方面的含義，一是行為人意圖永久剝奪所有權人不能行使所有權各項權能的權利；二是行為人追求使所有權人處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項所有權權能的狀態，包括用占有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財物的高風險性經營。因此，綜合上述觀點，我們認為，以非法占有目

-6-的，應包含以下倆方面的內涵：（1）行為人意圖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全部權能，（2）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他人無法行使財產所有權的權能。

對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問題,刑法學存在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即犯罪主體無履行合同的誠意,而只是想通過合同騙取他人的財物;第二,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內心是不確定的,是否履行合同義務對行為人來說尚處于朦朧的狀態,如果后來行為人通過合同約定取得了對方財物,但是沒有機會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也沒有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這時可以認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第三,行為人與他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雙方簽訂合同時希望通過履行實現利益的意圖是確定的,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主觀條件的變化,促成了行為人主觀意圖的轉變,行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物。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目的，只有產生在簽訂之前或之時，不存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轉化形式。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應采取司法推定，應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實際行動，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為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方面的客觀因素。因此，筆者同意另一種觀點，對于第二種觀點嚴重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這就給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機之乘，鉆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履行；（2）起初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

-7-獲得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3）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4)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進行高風險性投資活動的,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種方式逃避債務的;(6)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合同獲得的貨物、貨款等歸還前次款項等。

實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認為行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簽訂合同后無履行的實際行動或者沒有返對方當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獨立的客觀因素為依據，來輕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沒有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約能力簽訂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履約能力的有無及大小，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四、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

所謂欺詐行為，最常見的是隱瞞真相與虛構事實二種。刑法第224條規定了五種具體的合同詐騙方法。

1、虛構合同主體，即從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這是合同詐騙分子最慣用、最常用的詐騙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主體真實、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虛構合同主體的方式有以下幾種：（1）盜用合法主體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如行為人盜用合法主體的空白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與他人簽訂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體與他人簽訂合同，這是指私刻公章、偽造證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體”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與他人簽訂合同。對此，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而需從內容上把握其虛構主體的實質；（3）利用已被撤銷的單位與他人簽訂合同，在市場競爭中，一些企業因種種原因而虧損、破產、倒閉，原有的一些介紹信、業務專用章、合同書等未及時收回妥善處理，一些人就利用這些繼續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貨物款項；（4）一些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的承辦者、租賃者，明知其承辦的企業沒有履約能力或清償能力，以承辦企業或租賃企業的名義訂立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歸還個人債務或個人揮霍，將合同義務轉嫁給企業或者取得財物后溜之大吉。

2、虛設擔保，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擔保的行為，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減少合同的風險，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據法律或對方當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擔保，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作擔保，是指行為人提供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支付定金或作為抵押品。而以虛假的產權證明作為擔保，則是指行為人以虛假的證明證明行為人對房屋等不動產和車輛等動產具有所有權的證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作為抵押品。

3、設置陷阱，即設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業產品積壓、滯銷，廠家急于尋求銷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為誘餌上門定貨，或以推銷代購為名，把貨物拉走，使企業上當受騙，占有他人財物后無意歸還。

4、卷款逃跑，即收受對方當事人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的財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這是立法上的一種“兜底性”規定，即上述四種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詐騙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除了以上四種較典型的合同詐

-9-騙行為外，還有其他一些利用簽訂合同的詐騙行為。如虛構合同標的；利用合同制裁條款騙取定金、違約金，取得財物后大蕼揮霍的；拆東墻補西墻，邊騙邊還式的詐騙等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必須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詐騙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觀方面有實施詐騙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司法實踐中，會不斷出現新的合同詐騙，尤其是在合同詐騙行為方面，需要我們不斷的去研究，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以維護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發展。【引用文獻】

歐陽清世：《經濟犯罪的定罪量型》，蘇 惠 魚：《刑法學》

李 衛 紅：《論利用經濟合同詐騙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梁 華 仁：《略論合同詐騙的幾個問題》 王 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