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
【概念】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構成特征】
合同詐騙罪的基本特征是:
(一)客體特征
本罪侵犯的容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也侵犯社會主義市場秩序。本罪首先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將他人所有的財產非法占為已有,使財產所有人對其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無法行使,直接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將合同詐騙行為單獨設立罪名,而是按詐騙罪處罰,便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修訂后的刑法雖將合同詐騙罪歸人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但從合同詐騙行為本身來考察,并不否認該罪侵犯財產所有權的屬性。其次,本罪還侵犯了經濟合同制度所體現的社會主義市場秩序。例如,以購銷合同為期騙手段會破壞市場經濟和工商管理秩序;以借貸合同為期騙手段會破壞銀行的金融管理;以承包合同為期詐手段會破壞基本建設和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以保險合同為期騙手段會破壞國家保險制度;等等。凡利用經濟合同進行的種種欺詐行為,都直接危害著市場經濟和國家的經濟管理秩序,需要給予嚴厲打擊。
(二)客觀特征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對方當事人陷入錯誤,?自愿?簽訂經濟合同或承擔履約義務,從而騙取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客觀方面具體表現為以下要素:
1.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這些方法通常有:(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即虛構合同主體的情形。其中?虛構的單位?是指采用根本不存在的單位的名義訂立合同;?冒用他人名義?,是指未經他人允許或委托而采取他人的名義,即冒名訂立合同的行為。(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產權證明作擔保的,即虛構擔保。在簽訂合同時,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或者對方當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擔保,是減少合同風險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規做法。這里所說的?票據?主要指的是匯票、本票、支票等金融票據。?產權證明?包括土地使用證、房屋所有權證以及能證明動產、不動產權屬的各種有效證明文件。采用虛構的擔保文件的方式欺騙對方當事人而與其簽訂、履行合同,是合同詐騙中一種常見的方式。(3)沒有買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與其簽訂合同。這是通常講的?釣魚式合同?。即行為人先以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后,繼續與其簽訂合同,以騙取更多的財物的情況。(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這是指行為人一旦收受了對方當事人按合同約定給付的上述財產后,一逃了之的行為。這里的?逃匿?即指行為人采取使對方當事人無法尋找的任何逃跑、隱藏、躲避的方式。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通常指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還,或者沒有用作履行合同而無法返還;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抵償債務,而沒有實際履約;用于進行違法活動;用于揮霍,致使無法返還;等等。行為人不管是虛構事實,還是隱
瞞真相,其目的都是使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誤認識,本來他無履行合同的能力,而相信他能履行合同;本來他不打算履行合同,而相信他能實際履行合同。一句話,就是虛構履約能力和履約誠意,隱瞞不能履約的事實和不準備履約的惡意行為。
2.對方當事人陷入錯誤,?自愿?與行為人簽訂經濟合同,或者?自愿?承擔履約義務。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必須引起被騙人陷入錯誤。此處錯誤是指被騙人對事實真相的錯誤認識,或對于假的信以為真。有這個錯誤,被騙人才?自愿?與行為人簽訂經濟合同或承擔履約義務。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在簽訂合同之前、之后都可以發生。發生在簽訂合同之前,是用來欺騙受騙人與其簽訂合同;發生在之后,是使受騙人單方面履行合同義務,行為人則非法獲取財物。從法律上看,經濟合同是雙方相互權利、義務對等關系的協議,但是,在行為人實施欺騙手法,被騙人上當受騙的條件下所簽訂的合同,僅僅是掩蓋真實騙局的外部形式,這種合同的權利、義務關系,實際是不對等的,行為人只享有權利,不承擔義務,受騙人只承擔義務,不能實現權利。正因為如此,行為人得以獲取財產上的非法利益。各種經濟合同都可以被利用來實行詐騙,如購銷、借貸、技術轉讓、保險、承包、合伙,等等。其中購銷、借貸合同最為常見,購銷合同的買主或賣主都可能受騙,借貸合同的受騙者通常是國家銀行。
3.行為人騙取的財物數額較大。數額較大,是合同詐騙罪量的規定性,是區分合同詐騙罪與一般合同詐騙行為之間界限的重要標準。何謂?數額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
(三)主體特征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單位。根據1979年刑法的規定,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活動構成詐騙罪的只能是自然人。這是立法時的特定時代的客觀情況決定的。但是隨著形勢發展,在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利用經濟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實際情況。在刑法修訂過程中,立法機關充分考慮到了當前合同詐騙犯罪的實際情況,規定單位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單位作為本罪的主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或對該單位在簽訂、履行合同中的詐騙行為是明知、默許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由單位占有或基本歸單位占有,如用于發放工資、獎金、福利或進行其他經濟活動,或進行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劃清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界限。如果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為單位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騙手段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并被該單位占有、使用或處分的,應屆單位合同詐騙。如果個人在單位授權范圍內以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或者無代理權的自然人以單位的名義實施詐騙行為后經單位追認,且犯罪所得歸單位占有的,也屬單位合同詐騙。如果個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出借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的,屬個人合同詐騙。如果個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的,也屬個人合同詐騙。
(四)主觀特征
奉罪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所采用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會使對方當事人信以為真,?自愿?簽訂經濟合同或?自愿?承擔履約義務的結果發生。如果不是明知,則構不成本罪。
其次,行為人必須希望對方當事人對自己的欺騙行為信以為真,并?自愿?簽訂經濟合同或?自愿?承擔履約義務的結果發生。如果行為入對這一結果的發生不是抱著希望的態度,也不能認為行為人具備了騙取他人財物的直接故意,當然也就構不成本罪。
本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所希望達到的結果??非法占有公私財物。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以下幾個內容:(1)必須是為了占有。如果不是為了占有,而是為了其他目的,如毀壞等,則構不成本罪,但可能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至于行為人騙取財物是歸自己占有,還是轉讓第三人,對本罪的成立均無影響。這里所說的占有,則既包括作為所有權一種職能的占有權,也包括構成所有權其他要素的處分權、收益權、使用權,總之,是所有權的全部轉移而非部分轉移。(2)占有的必須是公私財物。如果占有的不是公私財物,而是無主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如名譽、職位等,也構不成本罪,但可能構成其他犯罪。我國刑法理論界通說認為,合同詐騙罪作為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其主要依據是,在合同詐騙犯罪中,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在實施詐騙行為,并且造成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后果。這種主觀故意的內容包括了?可能會?和?必然會?的兩種情況,但是只有行為人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公私財物,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倘若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履約能力,但合同簽訂后,經過爭取,使合同得以履行,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即使合同沒有履行,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只要不是行為人本人或與之惡意串通第三人非法占有了對方的財物,都不能以詐騙罪論處;此外,合同詐騙犯罪是一種智能型犯罪,行為人要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并與之簽訂經濟合同,進而交付財物,他首先必須采取有效的欺騙手段。在欺騙手段上采取漠不關心的放任態度,是不可能使人上當受騙的。
【罪與非罪界限】
要劃清合同詐騙罪與非罪界限,必須注意:
(一)劃清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他人陷入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它與合同詐騙罪的相同點是:(1)兩者都發生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并根據法律規定,都屬無效經濟合同;(2)兩者在客觀上都采用欺騙方法,包括捏造事實,歪曲事實真相和隱瞞事實真相等,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3)兩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狀態下行?騙?,不存在過失問題;(4)行為人都可對特定的財物取得不法占有狀態,即非法占有對方按合同規定能交付的?標的物?。
民事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別是:(1)這二種行為雖然主觀上都是故意,都是相對人陷入錯誤認識且希望或放任其結果發生,但故意內容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即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然后通過雙方履行這個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謀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罪犯本人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無償占有他人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則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2)兩者在客觀方面不同:首先在行為方式上,如前所述,合同詐騙罪都是作為,即法律禁止而行為人積極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而民事欺詐行為則不僅表現為作為,還有相當部分表現為不作為,即法律要求行為人積極實施的而其偏偏不去做的行為;其次,從欺騙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本質都是虛構履行合同能力,隱瞞無法履行合同的意愿,而民事欺詐行為中雖然也有夸大履約能力和過高估計自己履約能力的情況,但大多數只是在合同標的數量、質量、規格等方面行騙,因此,如果這種欺騙內容只是針對合同標的數量、質量等進行,則一般都當作經濟合同糾紛處理。(3)從行為的階段上看,合同詐騙罪有既遂、未遂之分,即只要行為人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采取了欺騙方法,則無論被害人有無意思表示,是否交付財物,都要按犯罪論處;而民事欺詐行為不發生未遂問題,他人即使陷入錯誤認識,但無意思表示仍不能構成民事欺詐。(4)兩者法律后果不同。民事欺詐行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關系,而且這種法律關系只要得到了相對人的認可,當事人之間無爭議,則形成的權利義務仍然有效,法律不予調整;而合同詐騙罪雖然能引起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雙重法律后果,但由于行為人根本無意履行這種虛假的無效的民事權利義務,因此,就其行為本身而言,根本不產生民事法律關系。
(二)劃清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糾紛,是指行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誠意,只是由于客觀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本來不難區分,但是,由于詐騙分子近年來常常利用簽訂經濟合同進行詐騙,因而使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交織在一起,不易區分。我們認為,要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是指合同當事人按照法律或合同的規定,在約定時間里,以約定的方式、標的完成約定民事法律行為的能力或擔保;在司法實踐中,一般是指當事人所擁有的資金、物質或技術情況。在司法實踐中,應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呢?下列情況應視為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1)行為人在簽訂經濟合同時即已具備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資金、物資或技術力量;(2)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雖不具備履約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內能夠合法地籌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資金和物品。這里包括:一是行為人自己有一定的生產能力和經營收入,能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生產出履行合同所需的貨物或經濟收入能夠達到合同所規定的付款數額;二是行為人在合同規定的履行期限內有可靠的貨物來源(包括供求信息)和資金來源。(3)即使行為人不能按照合同規定實際履行義務時,自己或他人能夠提供足夠擔保(包括代為履行和賠償損失)。
2.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手段。根據有關法律規定,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所簽訂的合同,如違反當事人的本意而與之簽訂的合同;有意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而簽訂的合同;在恐嚇、脅迫下簽訂的合同;在一方代理人與他人惡意通謀下簽訂的合同;利用他人急需或重大誤解而簽訂的顯失公平的合同等,都是無效合同。由此可見,欺騙手段往往與導致合同無效的原因分不開。但是,卻不能說凡是以欺騙手段造成的合同糾紛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其關鍵是要對欺騙手段及其在整個案件中的作用作具體分析。一般來說,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行為人在某種事實上有虛假的成分,但并非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事實,而且實際上也未能影響其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承擔違約責任的,足以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應按合同糾紛處理。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往往一無資金、二無場地、三無貨源,其結果必然要采取偽造證件,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編造謊言等手段,以掩蓋其根本無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騙取對方與自己簽訂合同,事實上則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礙,從而給對方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這種情況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實際履行原則是《合同法》規定的重要原則之一。合同簽訂之后,當事人必須按照合同規定的標的、數量和質量、期限、價格、地點、方法等,全面地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當事人是否為履行合同做出了積極努力,往往是認定行為入主觀上是否具備詐騙故意的依據之一。在司法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全部履行合同,則一般無爭議。但如果沒履行合同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則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為履行合同義務做出了積極努力呢?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一是看做出努力的時間,是在合同規定的履行期限之前,還是之后?如果行為人是在履行期滿之后才為履行合同做努力,則不能認定是為履行合同做了積極努力;二是要與行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聯系起來。如果當事人有較大的或
完全履行合同能力,但只履行一部分作為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條款,則不能認為是為履行合同做了積極努力;三是看行為人努力的態度,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為履行合同做積極努力與?有履行合同行為?兩者是有區別的。所謂履行合同行為,不管是直接履行合同行為,還是間接履行合同行為,都是指履行合同中規定的特定義務。固然這些履行合同行為可稱做是為履行合同做了積極努力,而為履行合同做積極努力的行為則不一定達到了?履行合同行為?的程度,它只有產生了效果,達到了交付標的的程度,才能杯為?有履行合同行為?。如果只是為履行合同標的作準備,則仍屬于為履行合同做積極努力?,但不能稱之為?履行合同行為?。因此,如果把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的標準僅限于?有履行行為,則可能擴大打擊面。
4.標的物的處置情況。財產處分是財產所有權的重要權能,非財物所有者,可依法控制、使用他人財物,但非法定情形不得行使財產處分權,因此,合同當事人對標的物的處置情況雖然不能作為判斷當事人具有詐騙故意的惟一標準,但卻是一個重要依據。在行為人已經履行了合同義務的情況下,行為人已經合法取得了依法轉移的財物的所有權,當事人對其處分固然無實際意義。但若當事人沒履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心理態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不同。合同詐騙犯罪由于具備?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因此,行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財物的控制權,則將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揮霍,或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有的則攜款潛逃,根本不打算歸還。
5.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一般來說,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人,在發現自己違約或經對方提出自己違約時,雖然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可能進行辯解,以減輕自己的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在自己違約確鑿無疑后,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并有一定的承擔責任的行為。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由于其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沒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糾紛發生以后,行為人往往會想方設法逃避承擔責任,使對方無法挽回遭受的損失。
【此罪與彼罪界限】
認定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犯罪的界限,必須掌握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界限。根據刑法第266條的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在刑法修訂以前,對合同詐騙行為是以詐騙罪來處理的。修訂后的刑法將合同詐騙行為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單設了合同詐騙罪。由于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合同詐騙罪是特別法,詐騙罪是普通法,對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應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未完成罪】
認定合同詐騙罪的未遂,關鍵是要正確理解?沒有得逞?的含義。我們認為,合同詐騙沒有得逞,應當理解行為人的詐騙行為沒有發生法律規定的犯罪結果,即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區分合同詐騙罪未遂與既遂的界限,也應當以行為人是否騙取了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為標準。凡是行為人已經騙取了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就是合同詐騙罪既遂;如果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這一結果沒有發生的,則為合同詐騙罪未遂。由于合同詐騙行為人是通過簽訂經濟合同來實現其目的的,而經濟合同種類很多,不同種類的合同往往采取的形式以及貨款支付的方式有很大差別。因此合同詐騙犯罪的完成階段也表現出多種形式。采取即時清結方式進行的合同詐騙,由于行為人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即合同訂立與履行是當場同步進行的,因此當被騙人將貨或者款交付給行為人并為行為人所實際支配的情況下即構成既遂。如果行為人采取書面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簽訂和履行是分步進行的,合同簽訂與履行的時間、地點都有所不同,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在合同簽訂后行為人從被騙人處取得貨款(往往是通過銀行轉賬取得),或收到被騙人的貨物后構成既遂。當然,由于采取書面合同時,不同的書面合同所采取的交貨及付款的時間、方式往往不同。因此,在認定合同詐騙既遂時應根據不同合同的本身特征來具體分析。但無論行為人采取何種合同進行詐騙活動,其既遂都應以行為人取得貨、款并實際支配為標準。
【共同犯罪】
單位參與合同詐騙,是當前合同詐騙罪的一個很重要特點。而且這些單位進行合同詐騙,往往都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現。對這些單位進行合同詐騙的,我們認為,就一些機關單位進行詐騙來說,其共同犯罪人一般只限于該單位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機關單位中的其他成員即使有某種輔助行為和參與分贓,也不應按詐騙罪共犯處理。其理由有二:一是打擊面不能過寬。如果機關單位的一般成員有某種程度的輔助行為和參與分贓,就認為是合同詐騙罪共犯,那么勢必會造成成千上百的罪犯,這不利于我們集中力量打擊主要犯罪分子;二是在機關單位中,其成員都有某種行政隸屬關系,下級要服從上級,一般成員必須執行機關單位領導人的行政命令。因此,一般成員依照機關單位領導人的命令而從事的行為,應由其上級領導人負責,可不追究一股成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如果該機關單位為詐騙集團則不在此限,對其一般成員應按合同詐騙罪共犯處理。
【罪數形態】
實踐中,行為人常常利用偽造、變造、買賣的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去實施合同詐騙犯罪,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一方面觸犯了合同詐騙罪,另一方面也觸犯了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屬于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應根據牽連犯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來處理,即按照行為人所觸犯的數罪名中最重之罪定罪,并從重量刑。具體分析如下:(1)行為人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情節一般,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前罪的法定刑重于后罪的法定刑。
(2)行為人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情節一般,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巨大、有其他嚴重情節或者數額特別巨大、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兩罪相比,顯然后罪法定刑重于前罪法定刑。(3)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情節嚴重,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前罪的法定刑重于后罪的法定刑。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情節嚴重,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巨大、有其他嚴重情節或者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前罪的量刑幅度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后罪的法定刑重于前罪的法定刑。
【處罰】
根據刑法第224條的規定,犯本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刑罰適用】
要準確適用刑法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處罰規定,必須理解?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含義。對此,刑法沒有規定,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在新的司法解釋作出前,各級司法機關可以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頒布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
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來指導辦案。根據該解釋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2000元以上的屬數額較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3萬元以上的屬數額巨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20萬元以上的,屬數額特別巨大。詐騙數額特別巨大是認定詐騙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一個重要內容,但不是惟一情節。
詐騙數額在10萬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利用合同詐騙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詐騙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詐騙他人急需的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或者造成其他嚴重損失;慣犯或者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救濟、醫療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揮霍詐騙的財物,致使詐騙的財物無法追還的;使用詐騙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曾因合同詐騙受過刑事處罰的;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此外,對合同詐騙犯罪要正確適用刑法第64條,及時、準確地追繳贓款、贓物。刑法第64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收繳或者責令退賠;對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或者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或自行處理。根據這一規定,對于同合同詐騙犯罪有關的財物在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應當一并判決,予以處理。對行為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活動,案發后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孳息,如果權屬明確的,應當發還給被害人;如果權屬不明確的,可按被害人被騙款物占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孽息數額的比例發還給被害人;如果能夠確定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孳息不屬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無法發還給未查明被害人的,應當依法上繳國庫。行為人將詐騙財物已用于歸還個人欠款、貨款或者經濟活動的,如果對方明知是詐騙財物而收取,屬惡意取得,應當一律予以追繳;如確屬善意取得,則不再追繳。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作者:蘇榮 閱讀114次 更新時間:2006-6-27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來說,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僅僅是詐騙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在對行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種主客觀因素全面考察的情況下予以認定。
一、事前的履約能力
1、行為人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行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或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也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2、行為人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其亦積極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就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3、行為人無履約能力,而且之后仍無此種能力,卻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二、事中的履行行為
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一般來說,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積極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畢時,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當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況下,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觀心理態度,即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
三、違約后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第三篇:淺論合同詐騙罪
開封電大畢業論文
學校:開封電大 專業:法律本科 學號:041030003 姓名:趙志宏
目 錄
一、內容摘要………………………………………..1
二、關鍵詞………………….……..…………………..1
三、正文……………………………………….………1
1、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2
2、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3
3、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8
四、引用文獻……………………………….………….10
淺論合同詐騙罪
[內容提要]
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也包括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違禁品、非法取得財產等。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觀方面以非法占用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這也是與民事欺詐的最主要的區別。客觀方面,行為實施了一系列的欺詐行為。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
單位合同詐騙罪
民事欺詐
合同詐騙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取各種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罪是伴隨著合同制度的產生而發展出現的一種新型詐騙犯罪,它除了具有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其特有的性質,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合同詐騙犯罪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它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3)本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4)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詐騙犯罪是合同制度的產生、發展而出現的,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合同作為經濟交往的手段,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重要,與此同時,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現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數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對合同詐騙罪的一些問題進行簡單的論述,以供司法實踐予以參考。
一、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
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復雜客體,它侵犯的客體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則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財物的種類多種多樣,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不動產、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非法取得的財產等能否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
對于不動產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刑法理論爭議的問題,但從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將此納入了財產犯罪的對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條規定了侵奪不動產,《意大利法典》第631條將“意圖占有他人不動產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動或變動境界者”規定為犯罪,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的學者也提出了將不動產納入詐騙罪的對象。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騙取不動產案件極為少見,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為了對此類案件的發生,彌補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論上《刑法》也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合同詐騙罪對象之外。所以,我們應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對象應包括不安動產。
對于無形財產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行為人騙取這些知識產權給權利人的權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識產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通過簽訂、履行合同而騙取此類知識產權的載體較大拒不退還的,也可以以合同詐騙罪處罰,但這時的犯罪對象已變為作為有形物品的載體。至于專有技術,過去有關司法解釋曾一度將其規定為財產犯罪的侵犯對象。但我國現行《刑法》第219條專門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該條規定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論處。可見,立法將專有技術納入了商業秘密罪的對
-2-象范疇。因此,再將其視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已極為不合適。
對于由于走私、詐騙或者其他非法活動所得的財物是否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公民個人的財物僅限于合法財物,即公民的非法財物1不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公民個人的非法財物就公民個人對財物的實際占有而言,為非法占用,構成對所有權的侵犯,不受法律保護。但是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其背后仍存在權力義務關系,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因此,后一觀點更為妥當。但是這不是對財物持有人非法行為的保護,而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非法收入應當沒收歸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財物,實質是對國家財產的侵犯,對此,國家當然要進行刑事追究。
對于違禁品,我國法律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非法擁有,也禁止自由流通。違禁品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我國的司法實踐大都持肯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8項關于“盜竊違禁品按盜竊罪處理,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違禁品雖然屬于違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為了保護合法所有人的財產權,利用合同騙取違禁品和利用合同騙取其他物品一樣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權關系,因此應將違禁品納入合同詐騙罪的對象范疇。
二、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就自然人而言,為一般主體對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問,但是如何從總體上確定單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范圍,以及怎樣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值得研究。
單位合同詐騙罪是指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的名義,為了單位的利益,經單位決策機關或決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單位作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必須具備倆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默許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歸本單位基本所有。如何確定具體案件中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們應該做更具體的分析。首先,應當確定哪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的主體,毫無疑問,任何類型的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都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是,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些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甚至機關,其機構設置比較混亂,對于單位下設的分支機構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能否以單位犯罪處理,實踐爭議很大,有的學者認為單位合同詐騙罪作為實行雙罪制的單位犯罪,確立單位能否構成該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直接實施合同詐騙的單位是否具有承擔刑罰即罰金刑的刑事責任能力。從以下3種情況進行分析,(1)如果這些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不具有相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則其所屬單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2)如果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其所屬單位違法設立的,則其所屬單位也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3)如果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合法設立的,又獨立進行經濟核算,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相對地承擔民事責任,則應進一步區別情況,如果其下屬部門或分支機構以其責任能力能夠承擔相應的責任,則應直接將該部門或分支機構定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否則,應將其所屬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如果部門或分支機構的詐騙行為是其所屬單位授權或在明知放任的情況下實施的,則其所屬單位應作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其次,在確知那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的基礎上,還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挖掘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對此,應從以下三種情況去認定:(1)法人或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
-4-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單位合同詐騙。假冒法人或單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2)法人或單位組織內的自然人在職務范圍內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非職務行為、非授權行為,法人或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3)自然人經法人或單位授權在授權范圍內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后經法人或單位追認,且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所有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行為。盜用、冒用、偽造法人、單位公文、證件、印章或以終止后的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屬個人合同詐騙。
在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時,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必需引起重視。我們如何區分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實施的個人犯罪與私營企業實施的單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和做法,認為私營企業財產屬于私營企業主所有,其盈利和風險均有個人承擔,實施合同詐騙所得也是歸個人。因此這種企業實施的合同詐騙犯罪,不論是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還是以私營企業名義實施的,都是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但是,這種說法是極為不妥當的,他嚴重違背刑法總則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及刑法分則關于個罪規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實際上,私營企業財產與私營企業主的個人財產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營企業已經發展為現代企業,成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項的決策往往都有集體和決策機構作出,把私營企業單位犯罪當成私營企業主個人犯罪,必然錯誤地追究私營企業主個人的刑事責任和放縱私營企業。同樣,把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當成私營企業單位犯罪,必然錯誤地使私營企業蒙受損失。那么區分二者的標準是什么呢?關鍵仍是看個人從事合同詐騙行
-5-為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單位名義,違法所得是歸個人所有還是歸單位所有,也即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還應注意個人承包問題。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承包方式、承包性質及承包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于定額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數額外其于收益都歸承包個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一般作為個人詐騙處理。對于責任制承包,資產、場地、流動資金等都歸單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據企業效益提成,按比例拿獎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單位詐騙處理。但是如果發現發包方只派人掛承包單位的名,并不直接參與管理經營的,或者贓款全部或大部分歸承包經營者的,則應認定為個人合同詐騙。
三、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條也明確規定了行為人須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反映了合同詐騙犯罪分子的真實目的。也是合同詐騙犯罪于經濟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的一個重要區分標準,何為非法占有目的?傳統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非法地改變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即依法對財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種觀點強調的是行為人具有非法謀取公私財產所有權的意圖;另一種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的含義應是廣義的。他的側重點應是對合法財產所有權的破壞,至少應包含倆方面的含義,一是行為人意圖永久剝奪所有權人不能行使所有權各項權能的權利;二是行為人追求使所有權人處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項所有權權能的狀態,包括用占有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財物的高風險性經營。因此,綜合上述觀點,我們認為,以非法占有目
-6-的,應包含以下倆方面的內涵:(1)行為人意圖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全部權能,(2)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他人無法行使財產所有權的權能。
對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問題,刑法學存在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即犯罪主體無履行合同的誠意,而只是想通過合同騙取他人的財物;第二,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內心是不確定的,是否履行合同義務對行為人來說尚處于朦朧的狀態,如果后來行為人通過合同約定取得了對方財物,但是沒有機會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也沒有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這時可以認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第三,行為人與他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雙方簽訂合同時希望通過履行實現利益的意圖是確定的,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主觀條件的變化,促成了行為人主觀意圖的轉變,行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物。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目的,只有產生在簽訂之前或之時,不存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轉化形式。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應采取司法推定,應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實際行動,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為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方面的客觀因素。因此,筆者同意另一種觀點,對于第二種觀點嚴重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這就給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機之乘,鉆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履行;(2)起初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
-7-獲得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3)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4)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進行高風險性投資活動的,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種方式逃避債務的;(6)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合同獲得的貨物、貨款等歸還前次款項等。
實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認為行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簽訂合同后無履行的實際行動或者沒有返對方當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獨立的客觀因素為依據,來輕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沒有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約能力簽訂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履約能力的有無及大小,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四、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
所謂欺詐行為,最常見的是隱瞞真相與虛構事實二種。刑法第224條規定了五種具體的合同詐騙方法。
1、虛構合同主體,即從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這是合同詐騙分子最慣用、最常用的詐騙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主體真實、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虛構合同主體的方式有以下幾種:(1)盜用合法主體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如行為人盜用合法主體的空白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與他人簽訂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體與他人簽訂合同,這是指私刻公章、偽造證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體”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與他人簽訂合同。對此,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而需從內容上把握其虛構主體的實質;(3)利用已被撤銷的單位與他人簽訂合同,在市場競爭中,一些企業因種種原因而虧損、破產、倒閉,原有的一些介紹信、業務專用章、合同書等未及時收回妥善處理,一些人就利用這些繼續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貨物款項;(4)一些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的承辦者、租賃者,明知其承辦的企業沒有履約能力或清償能力,以承辦企業或租賃企業的名義訂立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歸還個人債務或個人揮霍,將合同義務轉嫁給企業或者取得財物后溜之大吉。
2、虛設擔保,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擔保的行為,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減少合同的風險,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據法律或對方當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擔保,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作擔保,是指行為人提供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支付定金或作為抵押品。而以虛假的產權證明作為擔保,則是指行為人以虛假的證明證明行為人對房屋等不動產和車輛等動產具有所有權的證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作為抵押品。
3、設置陷阱,即設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業產品積壓、滯銷,廠家急于尋求銷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為誘餌上門定貨,或以推銷代購為名,把貨物拉走,使企業上當受騙,占有他人財物后無意歸還。
4、卷款逃跑,即收受對方當事人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的財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這是立法上的一種“兜底性”規定,即上述四種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詐騙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除了以上四種較典型的合同詐
-9-騙行為外,還有其他一些利用簽訂合同的詐騙行為。如虛構合同標的;利用合同制裁條款騙取定金、違約金,取得財物后大蕼揮霍的;拆東墻補西墻,邊騙邊還式的詐騙等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必須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詐騙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觀方面有實施詐騙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司法實踐中,會不斷出現新的合同詐騙,尤其是在合同詐騙行為方面,需要我們不斷的去研究,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以維護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發展。【引用文獻】
歐陽清世:《經濟犯罪的定罪量型》,蘇 惠 魚:《刑法學》
李 衛 紅:《論利用經濟合同詐騙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梁 華 仁:《略論合同詐騙的幾個問題》 王 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型》
第四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經濟與法
作者簡介:葉萍 ,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
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 , 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 , 不能體現市場交易 性質 , 不是合同詐騙罪的 “ 合同 ”, 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 , 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 , 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 , 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 , 同時伴有抵押 , 質押等特殊的 擔保形式 , 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 “ 借條 ”, 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 特征 , 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 , 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 , 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 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 , 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 合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 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 , 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
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 , 主要理由如下 :
首先 , 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
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 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
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 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 , 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
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 即將個體工商戶
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 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 , 同一個行為 , 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
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 , 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 , 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 , 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 : 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 , 合同詐騙罪 中的 “ 合同 ” 似乎僅指原 《經濟合同法》 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因為 1997 年的 《刑法》 頒布前 , 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 , 修訂后的 《刑法》 第 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 , 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 , 而只用了 “ 合同 ” 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 , 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 濟合同一詞 , 而是使用 “ 民事合同 ”.《合同法》第 2 條規定 :“ 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 主體的自然人 , 法人 , 其他組織之間設立 , 變更 , 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 , 收養 , 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 , 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 , 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 , 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
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 “ 合同 ” 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
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 “ 社會經濟 ” 指的實際上就是 “ 市場經濟 ”.全國
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 的說明中提到 ,“ 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 ”.由此一來 , 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
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 , 恐怕
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 , 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 , 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 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 , 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 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
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 “ 擾亂市 場秩序罪 ” 中 , 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 , 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 , 破壞了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 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
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 , 對各種 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 , 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不應再以典型 的 “ 經濟合同 ” 為限 , 同時 , 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 騙罪的 , 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 , 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 “ 合 同 ”,“ 協議 ”, 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 , 以及婚姻 , 監護 , 收養 , 扶養等有關身份 關系的協議 , 主要受勞動法 , 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 , 行政合同等 , 一般不應視為合 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構成犯罪的 , 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 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 , 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 , 法院認為 , 此類民間借
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 , 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 , 不能體現市場經濟 秩序 , 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 , 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 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
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也要審查合同在該犯罪行為中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實踐中司法機關也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利用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其他事實或隱瞞其他真相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在很多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虛構了開礦辦事等各種虛假事由已經騙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間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罪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 而非合同詐騙罪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
目錄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1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1
(二)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1
二、目前我國合同詐騙罪呈現的特點??????????????????2
(一)簽約手續齊備,內容虛假??????????????????2
(二)簽訂合同的標的大?????????????????????2
(三)預先設置圈套???????????????????????2
(四)詐騙行為傾向性大,投機性強????????????????2
(五)公開冒用高知名度單位的名義????????????????2
三、預防與控制合同詐騙罪的對策???????????????????3
(一)完善有關合同詐騙罪的立法?????????????????3
(二)加強監督制約機制,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3
(三)嚴格黨風黨紀,防控腐敗分子成為合同詐騙分子的保護傘????4
(四)加強企業內部合同管理,提高經濟組織和個人的防范能力????4
(五)通過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懾力????4
(六)加大改革力度,為合法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4
(七)提高商業道德,重建市場信用????????????????5
(八)增強國際司法合作與交流,懲治和預防跨國合同詐騙犯罪????5
(九)加強宣傳力度,不斷給企業“上課”?????????????5
(十)加強經偵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和實戰能力是偵破經濟案件 的根本保障????????????????????????5 參考文獻??????????????????????????????6
I
論合同詐騙罪
摘要:合同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經濟水平已呈蒸蒸日上的勢態。與此同時,經濟領域里的犯罪也日益增多,特別是合同詐騙犯罪近年來越演愈烈,且作案方法、手段不斷翻新,案值也呈上升趨勢,這必將對我市的經濟發展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因此,為了更好地預防和打擊合同詐騙犯罪,對其作案的手段、特點及時進行認真分析,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減少犯罪尤為重要。本文對合同詐騙罪的概念、特點及預防作了探討。
關鍵詞:合同;合同詐騙;預防
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合同在經濟領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而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并利用合同詐騙的現象越來越多。合同詐騙犯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而且隨著經濟步伐的加快,經濟領域的拓寬,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給這種犯罪方式提供新的空間和犯罪手段。故我們必須加大對合同詐騙犯罪的防范和打擊力度,以有效地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擬對合同詐騙罪的概念、特點及預防作一探討。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定義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詐騙的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的手段具體包括: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應當包括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四要件即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和將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主觀目的。即犯罪嫌 疑人的行為即使滿足四個基本要件的要求,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具有將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主觀目的,亦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目前我國合同詐騙罪呈現的特點
利用合同詐騙是當前國內最嚴重的經濟犯罪之一,并且手段較以前“高明”,方式較以前復雜。概括起來,具有以下特點:
(一)簽約手續齊備,內容虛假
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案件,常常與偽造、盜竊證件、印章,招搖撞騙、貪污行賄等違法犯罪行為交織、牽連在一起。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詐騙分子偽造的證件及公章可謂品種齊全,從營業執照、經營許可證,到委托書、身份證明、銀行票據,甚至“重合同、守信用”的企業牌匾證書等等,一應俱全,這就是很容易將詐騙的真實目的隱蓋起來。
(二)簽訂合同的標的大
傳統的詐騙犯罪多發生在民間,一般是犯罪者的個人活動,詐騙數額都不太大。而利用合同詐騙,簽約金額一般都是十幾萬、幾十萬元,有的甚至上百萬元、上千萬元,現在上億元的大案也不罕見。一旦上當受騙,將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
(三)預先設置圈套
預先設置圈套,誘人簽訂無法履行的合同,再以對方違約為借口,拒不退還對方的“保證金”、“定金”。這類詐騙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往往許以各種優惠條件,先誘使對方簽訂合同,并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或“定金”,然后百般刁難,故意使對方違約,掉入其預設的“陷阱”,騙取保證金、定金。
(四)詐騙行為傾向性大,投機性強
詐騙分子大多利用行騙對象生產困難,產品積壓,急于推銷的心理,把眼睛盯在特困企業和滯銷產品上,采取投其所好的手段行騙。有的詐騙分子以緊缺或暢銷商品為誘餌,先履行部分合同以騙取對方信任,誘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的預付款或定金;或者采用行賄、回扣、先付部分貨款等手段,騙取對方貨物;或者利用虛假廣告、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培訓費、中介費等。
(五)公開冒用高知名度單位的名義
近年來許多詐騙犯罪分子,公開冒用較大、較知名單位的名義招搖撞騙。因為較大、較知名的單位業內同行或公眾對他們都很信任。打著他們的旗號,使受騙者心理會產生確信無疑的效果,可大為提高騙局的成功率。采用這種方式詐騙分子可節省大量的資金投入,別人投入的資金和長年積累下來的聲譽,自己信手拈來,從而使犯罪成本降低。他們一般 采取私刻假公章、私開虛假證明信、虛構個人身份等手段招搖過市,圖謀達到其犯罪目的。
三、預防與控制合同詐騙罪的對策
筆者認為,針對合同詐騙罪呈現出來的新態勢、新特點,我們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嚴加治理,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和減少合同詐騙犯罪的發生。
(一)完善有關合同詐騙罪的立法
1、建議在刑法第224條基礎上,根據合同詐騙犯罪出現的新特點,增加合同詐騙行為方式的列項。例如,利用現代傳媒發布虛假信息或進行虛假承諾,誘使他人與之簽訂合同的;內外勾結簽訂顯失公平,使國家或集體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等等。
2、建議增加有關牽連犯和數罪并罰的法律規定,以避免罰不當罪和執法失衡的現象發生。合同詐騙罪往往與涉稅犯罪、與走私犯罪、與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有關犯罪、與貪污、賄賂犯罪等相伴而生,特別復雜。在何種情況下適用牽連犯,從一重罪論處;在何種情況下分別定罪,實行數罪并罰,建議通過立法進一步作出規定。
3、建議增加有關共同犯罪的法律規定,以利于打擊內外勾結的合同詐騙犯罪。目前這種形式的犯罪成功率很高,但單位的內部勾結者經常借口合同合法,逃脫罪責,故應完善立法。筆者認為只要單位內部簽訂合同的直接責任人員明知合同明顯對本單位嚴重不利或有虛假內容,而在簽訂合同時未經單位主管機關或主管負責人批準,給單位造成重大損失的發即可認定為共同犯罪。
4、對于合同詐騙罪,建議加大罰金刑的適用力度。刑法第224條對合同詐騙犯罪雖然規定了罰金這一刑種,但目前對合同詐騙犯罪罰金刑適用不力。尚不能對犯罪分子在經濟上起到懲罰作用,故建議應當加大罰金的處罰力度。
(二)加強監督制約機制,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
充分發揮各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作用,提升全社會的整體防控功能。例如,工商管理機關應嚴格執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規,對于企業的營業登記申請、注冊資金的查驗、發照、年檢等環節嚴格把關,嚴防弄虛作假,騙取合法證照。對于過期的、注銷的執照、印章、發票要及時處理,防止被他人利用。對于利用假證進行違法經營的,要堅決查處。審計機關應當嚴格執行《審計法》、《會計法》的規定,檢查會計制度是否完善,會計記錄、憑證、出帳入帳手續是否真實、合法,防止作弊。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盡可能把違法犯罪消滅在萌芽之中。銀行等金融部門要堅決貫徹《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以及其他金融管理法律法規,保證現金合理投放和使用,防止騙子利用銀行洗錢、轉移贓款,利用假手續或手續不全提取款項。對于違反金融規定,大量套取現金或者大量套取外匯的,要堅決制止。報紙、電臺、電視臺、對其廣告發布者資格進行嚴格審查,保證廣告信息的真 實性,還應建立輿論宣傳代言人的責任追究制度。防止知名人士作虛假的宣傳、廣告。
(三)嚴格黨風黨紀,防控腐敗分子成為合同詐騙分子的保護傘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黨內一些干部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一些被拉下水的腐敗分子甚至成為合同詐騙等犯罪分子的黑后臺和保護傘。對違法犯罪的黨員干部,不能姑息遷就,不能以黨內處分代替刑罰處罰。
(四)加強企業內部合同管理,提高經濟組織和個人的防范能力
加強經濟組織內部工作人員和從事經濟活動個人的素質培養。詐騙行為的成功,從某種意見上講,乃是行騙者和被騙者“合作”的結果。大多數被騙者都是由于市場風險意識淡薄,急功近利,缺乏法律知識。因此要努力提高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員的個人素質,增強其防范意識。建立、健全經濟組織內部的合同管理機制。當前受騙單位多于個人,公有資產受騙多于私人資產。究其原因這與單位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有很大關系。為了提高單位的防范能力,應當在經濟組織內部設立專門的管理合同的制度。要建立合同簽訂前的資信調查制度。單位要建立合同檔案和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合同檔案應包括從簽訂到合同履行的全過程。要注意保存合同所有各種資料。如合同簽訂和履行中發生問題,對內部工作人員及工作情況,具有自我約束作用,為責任追究提供依據;如需進行訴訟解決,則可提交充分、確鑿的證據,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五)通過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懾力
在刑法嚴厲性既定的情況下,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刑法的威懾力至關重要。就合同詐騙而言,發現犯罪和確定犯罪分子并不難,難點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潛逃而使刑法難以實施,而當刑法最終確定實施的時候,法罪分子通常已將贓款藏匿或揮霍,致使受害人的損失無法彌補。正因為如此,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合同詐騙罪的懲治和預防而言,意義尤為重大。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的關鍵在于提高司法隊伍的素質,提高工作效率,嚴格執法。否則,受害人將由于追究犯罪曠日持久,費用高昂,而喪失對公力救濟的信賴,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擊犯罪更加難。因此,公安、檢察機關不斷提高偵查破案的效率,提高調查取證能力,審判機關及時作出判決,各地司法部門應克服地方保護主義,配合協作,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使犯罪盡可能地受到法律的制裁。
(六)加大改革力度,為合法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腐敗和吃拿卡要及工作效率低,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不但給合法經營者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而且使其他負擔加重,合法經營的預期收益大大下降,從而激發了一些人鋌而走險,進行經濟犯罪活動。這是經濟犯罪較為深刻的社會根源之一,是靠刑法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當前 政府機構改革中,要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規范約束政府管理行為,加強廉正建設。另外,由于公權力的介入形成的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及行政壟斷等,都不利于企業的合法經營。總之,要通過改善投資環境,使合法經營者有利可圖。
(七)提高商業道德,重建市場信用
預防犯罪的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優良道德對于預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詐騙不僅是信用危機,也是道德危機。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良好道德的優秀民族,然而在經濟轉機、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想觀念、道德規范正在激烈地斗爭和較量。我們既不能不切實際地鼓吹小農經濟條件下“恥于言利”的道德標準,也不能提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新型的社會主義商業道德,其基本目標是促使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尋求義與利的平衡,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的協調,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符合全社會每個人利益的誠實信用原則,其確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護,也需要長期的市場碰撞、摩檫、沖突、選擇和積淀。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進行精神文明教育,確保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正確引導社會文化變革,實現社會價值的重整,對于預防合同詐騙犯罪具有深遠的意義。
(八)增強國際司法合作與交流,懲治和預防跨國合同詐騙犯罪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對外貿易、海外投資等國際經濟活動日益增加,跨國合同詐騙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與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國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過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以締結雙邊、多邊條約的形式確立或引渡或審判的原則,十分重要。積極開展跨國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來新形勢下控制和打擊跨國合同詐騙犯罪的有效對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
(九)加強宣傳力度,不斷給企業“上課”
隨著社會的不斷前進,人們的法律知識也在增加,被騙意識普遍增強,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舊的觀念與體制根深蒂固,有的企業特別是老企業仍然依據傳統觀念辦事,他們的思想,經商意識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其法律觀念淡漠,而犯罪分子越來越狡猾,作案手段更加高明,欺詐性更強、常常使人防不勝防。因此,有必要對企業單位進行法制宣傳和上課,使他們盡快轉變觀念。提高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能力,揭穿詐騙犯罪分子的伎倆,及時了解犯罪分子新的行騙手段,在經濟交往和活動中才能有效地防范各種騙局,減少詐騙案件的發生。
(十)加強經偵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和實戰能力是偵破經濟案件的根本保障 一是加強政治建警,用鄧小平同志理論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武裝廣大經偵干警的頭腦,嚴格執行公安部五條禁令,使經偵隊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的政治方向,確保政令、警令暢通。在加強廉政建設的同時要加強民警抵制各種腐敗和誘惑的能力。二是要加強教育培訓,包括短期培訓班、脫產學習或請專家授課,把有關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講授,做到簡明易懂,學以致用,盡快培養出一批經偵工作的專家。三是要建立健全管理機制,提高執法水平,防止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真正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依法辦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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