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詐騙罪相關規定

一、《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本罪的起刑點為2萬元，但不同地區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情況可能對這一標準進行調整。

三、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一）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

1、虛構主體；

2、冒用他人名義；

3、使用偽造、變造或者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

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6、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三）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四）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五）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返還的；

六）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另行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

第二篇：廣東省合同詐騙罪數額的規定

廣東省合同詐騙罪數額的規定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你院《關于詐騙罪數額標準的適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鑒于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訂之后一直未對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作出解釋的實際 情況，我省 各級人民法院在辦理詐騙案件時，對詐騙罪“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參照《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粵高法[2002]87號)第21條關于合同詐騙罪的標準執行。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2006年4月12日

附：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

第21條、關于個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

廣州、深圳、珠海、汕頭、佛山、中山、東莞、江門市及其所轄市、縣、區以5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為“數額巨大”，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陽、汕尾、梅州、河源、肇慶、韶關、清遠、陽江、云浮及其所轄市、縣、區以4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4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為“數額巨大”，4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廣州鐵路運輸各級法院審理犯罪地在廣東省內的合同詐騙案件，按照犯罪行為發生地的標準掌握;犯罪地在廣東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見》第21條第二款的標準掌握。

附《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二百二十四條 【合同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 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作者：蘇榮 閱讀114次 更新時間：2006-6-27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來說，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僅僅是詐騙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在對行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種主客觀因素全面考察的情況下予以認定。

一、事前的履約能力

1、行為人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行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或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也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2、行為人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是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其亦積極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的，就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3、行為人無履約能力，而且之后仍無此種能力，卻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二、事中的履行行為

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一般來說，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積極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畢時，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當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況下，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觀心理態度，即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

三、違約后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第四篇：淺論合同詐騙罪

開封電大畢業論文

學校：開封電大 專業：法律本科 學號：041030003 姓名：趙志宏

目 錄

一、內容摘要………………………………………..1

二、關鍵詞………………….……..…………………..1

三、正文……………………………………….………1

1、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2

2、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3

3、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8

四、引用文獻……………………………….………….10

淺論合同詐騙罪

[內容提要]

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也包括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違禁品、非法取得財產等。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觀方面以非法占用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這也是與民事欺詐的最主要的區別。客觀方面，行為實施了一系列的欺詐行為。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

單位合同詐騙罪

民事欺詐

合同詐騙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取各種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罪是伴隨著合同制度的產生而發展出現的一種新型詐騙犯罪,它除了具有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其特有的性質,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合同詐騙犯罪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它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2）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3）本罪的犯罪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4）主觀方面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詐騙犯罪是合同制度的產生、發展而出現的，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合同作為經濟交往的手段，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重要，與此同時，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現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數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對合同詐騙罪的一些問題進行簡單的論述，以供司法實踐予以參考。

一、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及對象

合同詐騙犯罪的客體是雙重客體、復雜客體，它侵犯的客體包括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財產所有權,對象則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財物的種類多種多樣，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不動產、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非法取得的財產等能否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

對于不動產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刑法理論爭議的問題，但從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將此納入了財產犯罪的對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條規定了侵奪不動產，《意大利法典》第631條將“意圖占有他人不動產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動或變動境界者”規定為犯罪，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的學者也提出了將不動產納入詐騙罪的對象。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騙取不動產案件極為少見，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為了對此類案件的發生，彌補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論上《刑法》也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合同詐騙罪對象之外。所以，我們應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對象應包括不安動產。

對于無形財產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行為人騙取這些知識產權給權利人的權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識產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通過簽訂、履行合同而騙取此類知識產權的載體較大拒不退還的，也可以以合同詐騙罪處罰，但這時的犯罪對象已變為作為有形物品的載體。至于專有技術，過去有關司法解釋曾一度將其規定為財產犯罪的侵犯對象。但我國現行《刑法》第219條專門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該條規定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論處。可見，立法將專有技術納入了商業秘密罪的對

-2-象范疇。因此，再將其視為合同詐騙罪的對象已極為不合適。

對于由于走私、詐騙或者其他非法活動所得的財物是否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公民個人的財物僅限于合法財物，即公民的非法財物１不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公民個人的非法財物就公民個人對財物的實際占有而言，為非法占用，構成對所有權的侵犯，不受法律保護。但是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其背后仍存在權力義務關系，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法律保護。因此，后一觀點更為妥當。但是這不是對財物持有人非法行為的保護，而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非法收入應當沒收歸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財物，實質是對國家財產的侵犯，對此，國家當然要進行刑事追究。

對于違禁品，我國法律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非法擁有，也禁止自由流通。違禁品能否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我國的司法實踐大都持肯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５條第８項關于“盜竊違禁品按盜竊罪處理，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違禁品雖然屬于違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為了保護合法所有人的財產權，利用合同騙取違禁品和利用合同騙取其他物品一樣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權關系，因此應將違禁品納入合同詐騙罪的對象范疇。

二、關于合同詐騙罪主體的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就自然人而言，為一般主體對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問，但是如何從總體上確定單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范圍，以及怎樣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值得研究。

單位合同詐騙罪是指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的名義，為了單位的利益，經單位決策機關或決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單位作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必須具備倆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默許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歸本單位基本所有。如何確定具體案件中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們應該做更具體的分析。首先，應當確定哪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的主體，毫無疑問，任何類型的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都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是，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些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團體甚至機關，其機構設置比較混亂，對于單位下設的分支機構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能否以單位犯罪處理，實踐爭議很大，有的學者認為單位合同詐騙罪作為實行雙罪制的單位犯罪，確立單位能否構成該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直接實施合同詐騙的單位是否具有承擔刑罰即罰金刑的刑事責任能力。從以下３種情況進行分析，（１）如果這些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不具有相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則其所屬單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２）如果單位的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其所屬單位違法設立的，則其所屬單位也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３）如果內部組織或分支機構是合法設立的，又獨立進行經濟核算，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相對地承擔民事責任，則應進一步區別情況，如果其下屬部門或分支機構以其責任能力能夠承擔相應的責任，則應直接將該部門或分支機構定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否則，應將其所屬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如果部門或分支機構的詐騙行為是其所屬單位授權或在明知放任的情況下實施的，則其所屬單位應作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其次，在確知那些單位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的基礎上，還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挖掘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對此，應從以下三種情況去認定：（１）法人或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

-4-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單位合同詐騙。假冒法人或單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2）法人或單位組織內的自然人在職務范圍內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以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非職務行為、非授權行為，法人或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合同詐騙。（3）自然人經法人或單位授權在授權范圍內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后經法人或單位追認，且非法所得歸法人或單位所有的，屬法人或單位合同詐騙行為。盜用、冒用、偽造法人、單位公文、證件、印章或以終止后的法人或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屬個人合同詐騙。

在區分個人實施和單位實施的合同詐騙罪時，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必需引起重視。我們如何區分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實施的個人犯罪與私營企業實施的單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和做法，認為私營企業財產屬于私營企業主所有，其盈利和風險均有個人承擔，實施合同詐騙所得也是歸個人。因此這種企業實施的合同詐騙犯罪，不論是私營企業主以自然人身份還是以私營企業名義實施的，都是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但是，這種說法是極為不妥當的,他嚴重違背刑法總則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及刑法分則關于個罪規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實際上,私營企業財產與私營企業主的個人財產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營企業已經發展為現代企業,成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項的決策往往都有集體和決策機構作出,把私營企業單位犯罪當成私營企業主個人犯罪,必然錯誤地追究私營企業主個人的刑事責任和放縱私營企業。同樣,把私營企業主個人的犯罪當成私營企業單位犯罪,必然錯誤地使私營企業蒙受損失。那么區分二者的標準是什么呢?關鍵仍是看個人從事合同詐騙行

-5-為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單位名義,違法所得是歸個人所有還是歸單位所有,也即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倆點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還應注意個人承包問題。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承包方式、承包性質及承包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于定額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數額外其于收益都歸承包個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一般作為個人詐騙處理。對于責任制承包，資產、場地、流動資金等都歸單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據企業效益提成，按比例拿獎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單位詐騙處理。但是如果發現發包方只派人掛承包單位的名，并不直接參與管理經營的，或者贓款全部或大部分歸承包經營者的，則應認定為個人合同詐騙。

三、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條也明確規定了行為人須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反映了合同詐騙犯罪分子的真實目的。也是合同詐騙犯罪于經濟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的一個重要區分標準，何為非法占有目的？傳統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非法地改變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即依法對財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種觀點強調的是行為人具有非法謀取公私財產所有權的意圖；另一種觀點認為，非法占有的含義應是廣義的。他的側重點應是對合法財產所有權的破壞，至少應包含倆方面的含義，一是行為人意圖永久剝奪所有權人不能行使所有權各項權能的權利；二是行為人追求使所有權人處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項所有權權能的狀態，包括用占有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財物的高風險性經營。因此，綜合上述觀點，我們認為，以非法占有目

-6-的，應包含以下倆方面的內涵：（1）行為人意圖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全部權能，（2）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他人無法行使財產所有權的權能。

對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問題,刑法學存在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即犯罪主體無履行合同的誠意,而只是想通過合同騙取他人的財物;第二,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內心是不確定的,是否履行合同義務對行為人來說尚處于朦朧的狀態,如果后來行為人通過合同約定取得了對方財物,但是沒有機會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也沒有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這時可以認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第三,行為人與他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雙方簽訂合同時希望通過履行實現利益的意圖是確定的,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主觀條件的變化,促成了行為人主觀意圖的轉變,行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物。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目的，只有產生在簽訂之前或之時，不存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轉化形式。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應采取司法推定，應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實際行動，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置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為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方面的客觀因素。因此，筆者同意另一種觀點，對于第二種觀點嚴重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這就給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機之乘，鉆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履行；（2）起初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

-7-獲得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3）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4)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進行高風險性投資活動的,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種方式逃避債務的;(6)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合同獲得的貨物、貨款等歸還前次款項等。

實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認為行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簽訂合同后無履行的實際行動或者沒有返對方當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獨立的客觀因素為依據，來輕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沒有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約能力簽訂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履約能力的有無及大小，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四、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

所謂欺詐行為，最常見的是隱瞞真相與虛構事實二種。刑法第224條規定了五種具體的合同詐騙方法。

1、虛構合同主體，即從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這是合同詐騙分子最慣用、最常用的詐騙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主體真實、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虛構合同主體的方式有以下幾種：（1）盜用合法主體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如行為人盜用合法主體的空白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與他人簽訂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體與他人簽訂合同，這是指私刻公章、偽造證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體”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與他人簽訂合同。對此，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而需從內容上把握其虛構主體的實質；（3）利用已被撤銷的單位與他人簽訂合同，在市場競爭中，一些企業因種種原因而虧損、破產、倒閉，原有的一些介紹信、業務專用章、合同書等未及時收回妥善處理，一些人就利用這些繼續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貨物款項；（4）一些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的承辦者、租賃者，明知其承辦的企業沒有履約能力或清償能力，以承辦企業或租賃企業的名義訂立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歸還個人債務或個人揮霍，將合同義務轉嫁給企業或者取得財物后溜之大吉。

2、虛設擔保，即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擔保的行為，在簽訂合同時，為了減少合同的風險，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據法律或對方當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擔保，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作擔保，是指行為人提供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支付定金或作為抵押品。而以虛假的產權證明作為擔保，則是指行為人以虛假的證明證明行為人對房屋等不動產和車輛等動產具有所有權的證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作為抵押品。

3、設置陷阱，即設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業產品積壓、滯銷，廠家急于尋求銷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為誘餌上門定貨，或以推銷代購為名，把貨物拉走，使企業上當受騙，占有他人財物后無意歸還。

4、卷款逃跑，即收受對方當事人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的財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這是立法上的一種“兜底性”規定，即上述四種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詐騙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除了以上四種較典型的合同詐

-9-騙行為外，還有其他一些利用簽訂合同的詐騙行為。如虛構合同標的；利用合同制裁條款騙取定金、違約金，取得財物后大蕼揮霍的；拆東墻補西墻，邊騙邊還式的詐騙等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必須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詐騙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包括國家對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觀方面有實施詐騙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司法實踐中，會不斷出現新的合同詐騙，尤其是在合同詐騙行為方面，需要我們不斷的去研究，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以維護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發展。【引用文獻】

歐陽清世：《經濟犯罪的定罪量型》，蘇 惠 魚：《刑法學》

李 衛 紅：《論利用經濟合同詐騙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梁 華 仁：《略論合同詐騙的幾個問題》 王 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型》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經濟與法

作者簡介：葉萍 ,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

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 , 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 , 不能體現市場交易 性質 , 不是合同詐騙罪的 “ 合同 ”, 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 , 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 , 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 , 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 , 同時伴有抵押 , 質押等特殊的 擔保形式 , 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 “ 借條 ”, 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 特征 , 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 , 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 , 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 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 , 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 合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 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 , 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

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 , 主要理由如下 :

首先 , 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

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 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

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 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 , 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

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 即將個體工商戶

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 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 , 同一個行為 , 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

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 , 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 , 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 , 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 : 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 , 合同詐騙罪 中的 “ 合同 ” 似乎僅指原 《經濟合同法》 規定的 “ 經濟合同 ”, 因為 1997 年的 《刑法》 頒布前 , 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 , 修訂后的 《刑法》 第 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 , 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 , 而只用了 “ 合同 ” 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 , 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 濟合同一詞 , 而是使用 “ 民事合同 ”.《合同法》第 2 條規定 :“ 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 主體的自然人 , 法人 , 其他組織之間設立 , 變更 , 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 , 收養 , 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 , 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 , 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 , 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

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 “ 合同 ” 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

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 “ 社會經濟 ” 指的實際上就是 “ 市場經濟 ”.全國

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 的說明中提到 ,“ 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 ”.由此一來 , 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

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 , 恐怕

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 , 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 , 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 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 , 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 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

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 “ 擾亂市 場秩序罪 ” 中 , 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 , 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 , 破壞了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 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

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 , 對各種 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 , 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 不應再以典型 的 “ 經濟合同 ” 為限 , 同時 , 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 騙罪的 , 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 , 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 “ 合 同 ”,“ 協議 ”, 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 , 以及婚姻 , 監護 , 收養 , 扶養等有關身份 關系的協議 , 主要受勞動法 , 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 , 行政合同等 , 一般不應視為合 同詐騙罪中的 “ 合同 ”.構成犯罪的 , 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 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 , 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 , 法院認為 , 此類民間借

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 , 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 , 不能體現市場經濟 秩序 , 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 , 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 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

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也要審查合同在該犯罪行為中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實踐中司法機關也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利用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其他事實或隱瞞其他真相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在很多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虛構了開礦辦事等各種虛假事由已經騙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間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罪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 而非合同詐騙罪